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关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和“五四”时代相提并论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思想启蒙与全面革新的时代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得到了更新，原有价值体系得到了震荡，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其中，人道主义思潮以其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声势之烈、影响之深为引人瞩目。

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围绕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课题形成的，是作为对该课题的解答而出现的。新时期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实质意蕴，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历史，开始是对“文革”中林、江集团违背马列主义，倒行逆施，丧失人性，惨无人道的罪行的揭露和批判，逐渐导致对马恩列斯毛的若干经典论著，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在理论上展开了各个层次的讨论。这次思潮与以往的运动相比具有显著的自发性和广泛性。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国性运动不同，不是由官方或领袖人物、理论权威发动的，而是自发兴起的。它从1978到1984年，持续时间长达六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著多达800篇，分散在国内的近200种杂志、60多种报纸、20多种文集中。这些文章和著作一方面呼唤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对外国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国外人道主义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和译介，并围绕着人性和

人道主义的问题展开规模空前的讨论。另一方面是重提启蒙，批判愚昧，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盛极一时。文学创作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领域迅速引起讨论和争鸣。到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形成波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广泛思潮，在文学、美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或学科，都有所表现。研究、宣传与分析、批判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受其影响的人物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层次和领域。下面我们就80年代人道主义争论的主要线索稍作梳理。

首先，思想界。当中国从“文革”的沉痛梦魇中清醒过来之后，思想界自动承担起了对“文革”历史反思的使命：“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契机下，有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文革的悲剧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马克斯中的人道主义导致的。对人的遮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极左的教条主义，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一文，在文中，汝信指出在建国后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历史错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而对“青年马克思”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阅读与重视，更是为“人道主义的支持者”提供了一种原典型的科学理论依据。于是纷纷呼吁要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资源进行重新解读和再认识，王若水发表文章，阐发自己观点，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

点”；周扬在1983年3月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以周扬的这次讲话展开的争论为标志，讨论达到了高潮。支持者的观点都有着一个明确的指向，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现象，而“高扬个体主体性”则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与此相关的是李泽厚等人对主体性的阐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李泽厚主张要“回到康德”-也就是回到康德所说的“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这个立场上来。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些人道主义论者是企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等同，使马克思主义消融于人道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代表这主流意识形态对这场争论的介入，他指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的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基本原则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也意味着间接否决了人道主义支持者的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历史环境中统一起来的主张。仔细阅读周扬和胡乔木的两篇讲话不难看出，周扬与胡乔木的观点有着巨大冲突，冲突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可以用“异化”来表达一种针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拒绝和揭露”，可以说是思想与政治的发生了冲突。经过胡乔木的权威文章的发表，喧嚣的人道主义争论逐渐平静下来，对于人道主义问题也有了

一个权威性的解释，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其次，文学界。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人道主义文学热”，延续了70年代后期的伤痕文学对文革的批判以及对人和人性挖掘的主题，俨然有形成一场新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态势。如果说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主要指向的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文学在完成政治控诉的同时，则提供了关于何为“人性”的具体书写。文学界表现人道主义主题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与理论界的讨论形成直接的呼应关系，如当时有一些争议的小说，比如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等。戴厚英198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曾被称为“人道主义宣言”，这篇小说涉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对比、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理论话题。

继1978-1984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之后，以后有关人道主义讨论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热潮，我们在这里不在详述。

有人说“80年代是皱着眉头进入历史的”。这既是说人们在重新思考历史与人生，也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进入了一个争论的年代。尽管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没有的到根本解决，但是它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作为这场思潮的最大成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创立，为我们启迪思想以及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