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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

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
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

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争端越来越频繁,有些事态的摩擦开始升级,我们过去的外交战略是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中能够看出我们外交思路的变化吗?

阎学通:目前我国总的外交思路仍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过去这几年间,我们有过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微调。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外政策的“四个力”目标: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在此之前,我们的提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只是强调经济利益,忽略了其他的国家利益。

“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提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这说明我们抛开过去单一看重经济利益的观念,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1998年你的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来后,却在当时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争论和批评。大家对你书中的哪些观点不太认同?

阎学通: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盛行“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是讨论“中国能否崛起”,而是说“如果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我和他们的研究方向相反,我是研究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如何实现崛起,以及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和贡献。

虽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做了这个研究,但是书出来后却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反对。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中国是崛起不了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第二,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崛起,会将美国的战略压力引到中国身上来,这样就违背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原则。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特别受欢迎,而第二本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却受到批评,效果相反。我第三本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中国实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由于这本书是英文的,因此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国内影响较小。这三本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联生活周刊: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度也用了你提出的“中国崛起”这个说法。

阎学通:政府是2003年开始引入“中国崛起”这一词语,但2004年起就不这么说了。因为这种提法引起了争论。根据我当时的研究,“和平崛起”的首要条件,一是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你和平崛起,即让别国不敢以战争方式来压制中国崛起。二是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

就能实现崛起目标。三是崛起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

后来学术界开始争论,“和平”和“崛起”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或者两者结合到一起才是目的?“和平”与“崛起”如果不能兼得,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在弄清楚“崛起”这个概念前,需要区分崛起和发展的性质。“发展”是一个绝对量扩大的概念,是自我提高。“崛起”是相对量的概念,指的是与他国差距的缩小。现在官方不再提“崛起”,我们学界仍旧可以做这个研究,官方的提法是“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对“崛起”这种说法有争议,是因为它会在外交政策上导向一个进攻型的策略吗?

阎学通:有两个原因:一是“崛起”意味着发展得很快,但是大家都说不可能那么快。因为我们的提法是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50年,现在还没到21世纪中叶呢,怎么能崛起呢?二是这种提法太引人注目,认为一说崛起就会增加崛起的国际压力。

在今天看来,中国崛起是个客观事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从哪一年开始得到了印证和正视?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阎学通:我感觉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应该是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仍旧是一个经济指标上的评价。

阎学通:对。1993年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时,国际社会只是害怕中国崛起。经过10年时间,到了2002、2003年他们才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我印象中,第一篇认为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的文章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从2002年起,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不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弱,认为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家看法越来越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说,经济指标是衡量中国实力变化的最重要标准呢?

阎学通:我觉得2002年的“东亚第一大进口国”仅仅是个标志。从根本上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中国仍然保持了6%的经济增速,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第二个重大变化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他大国的经济都是下滑,而中国仍保持11%的经济增速。所以说,全世界开始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了。世界认为中国崛起跟这两场金融危机起的作用分不开。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你之前提到的观点,“崛起”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有进有退之中看待国家实力。

阎学通: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别人“退”的结果。我不否认我们自己在进步,但如果别人不倒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是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外政策“四个力”的目标,出现这一外交政策微调,是因为国际环境上的哪些变化呢?

阎学通:当时最大的背景是“中国责任论”。上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流行“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中国责任论”。这使我们感觉到不一样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情况使得我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是在首次中美战略对话会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第一次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他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这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向平等的方向发展。从此以后,我们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点点变得比以前平等了,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基本上是平等的了。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也使得中国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自己正在成为新兴大国这个现实。

阎学通: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这样形容中国:“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用我的语言来说,当中国蹲着都比人家站着高时,你还能往哪里躲呢?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三联生活周刊:那从你研究“中国崛起”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们与上世纪末所面临的国际格局相比,有什么大的变化?

阎学通:有一个最大的变化——1998年那会儿是单极格局,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而到了2008、2009年,这种单极格局受到了质疑。咱们举办2008年奥运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印象是,今后哪国都无法组织一次超越北京的奥运会了。这两年,有一次我国一位领导人对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位非洲领导人说:只有在两个条件下中国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二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改变了。

当今国际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正在向美国之外的另一极发展,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弱化。一方面是中美实力持续增长,两国同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欧洲和日本在衰落。另外,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

今后10年,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会超越我国领导人的预期。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花100年的时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我看用不了。我们现在的看法是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种提法仍旧是保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自己的实力以及未来目标?对于中国是否崛起了,有具体的衡量指标吗?

阎学通:我们对自己的评估,从政治角度考虑,讲话留有余地是很正常的,计划不能做得太冒进了。但无论是我们的民众还是决策者,对于“崛起”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上百年,其实不一定。有的国家需要上百年,有的国家却只需要一代人——二三十年就能实现。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拥有核武器、航母编队,发射宇宙卫星、将人送入太空,苏联只花了20多年时间就成了超级大国。

三联生活周刊:但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阎学通:苏联模式有它的问题,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国崛起并不需要我们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如果观察美国,美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它从“一战”开始到“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也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有两场世界大战帮了它的忙。

阎学通:对啊,战争把别人打垮了,美国崛起了。崛起是个相对的概念,自己在前进,别人在退步,这样才能快速赶超。如果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速度前进,那就谈不上格局改变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十几年前提出“外交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当时属于比较大胆的想法。你也提出国家实力变化后,利益也自然发生变化。那么今天怎样看待我们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呢?

阎学通:我研究中国实力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变得很火。最开始是世界银行质疑中国的人均GDP,当时我们报的人均GDP是370多美元。人家不相信,说你们人均一天一美元的GDP,民众怎么买得起冰箱和电视啊?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与我们有分歧,因为中国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最大援助国,一年20多亿美元。人家说钱都给了中国,他们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出现的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有多大。

而说到“国家利益”,这个词在西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中国的争议很大。我们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讲国家利益的,我当时的研究就是探讨“为什么外交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今天你要是以全世界为利益为对外政策目标,一定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以全世界为自己的利益,别国就担心它要侵略别人了?当时我的研究解决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现在政府在这一点上很明确了,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界定国家利益?

阎学通:我认为“利益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超级大国就有主导世界的利益,小国家就没有;弱国有生存的利益,大国就不存在生存的担忧。所以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这本书里我专门讲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根据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研究出来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国力,和政府当时的说法差别明显吗?

阎学通: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中国政府也组织了几个团队在做关于中国实力问题研究,应对世界银行的质疑。我在中国实力的研究上,跟别人没有多大差别。我跟别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前景的判断——我认为中国能够崛起,政府当时也不认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有那样的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从学术上或者是老百姓的心理出发,当时要接受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障碍在哪里?

阎学通:我觉得这种障碍与我国30年来的教育有关。我们一直强调经济是基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基础,造成一个结果是,很多人认为我们百姓还都还没发财呢,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好像得每家都住上豪宅,每个人都开上奔驰,这才能成为超级大国。人们将个人生活水平与国家实力等同起来。你看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的民众生活水平比美国高得多,但它们能成为超级大国吗?不是说人民生活水平与超级大国地位无关,但这个关系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并不一定综合实力很强。

阎学通:一个只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单一实力国家与综合国力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小。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GDP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惶恐,鼓吹日本带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威胁。但是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多年了,却没有一天是超级大国,也从来没人认为日本崛起带来世界中心东移。这就说明日本作为一个单一实力的国家,是成不了超级大国的。

我们还能“韬光养晦”吗?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这次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激起了中国比以前更强硬的抗议。这背后中日关系的走向是什么?

阎学通:我觉得这次钓鱼岛事件,中国政府的处理是成功的,但好像是一次具体问题偶然性政策,还不能说外交战略大方向已经转变。今后,中国如果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中日关系会恶化得更严重,国内舆论也会有反弹。

老百姓对外交政策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网络上民意对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不太赞同,在我看来是因为“80后”、“90后”长大了,他们是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主体。“80后”、“90后”是在物质条件较好条件下长大的,他们更注重尊严和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价值观的转变与中国走向强大也有关系,一个逐渐走向崛起的国家,它会培育出更加自信的人民,人民反过来会要求政府在外交上更有作为。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经济历经了长期停滞,它们在这种情况下看中国,心态上会不同吧?

阎学通: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过雁行战略,也就是它作为东亚的头,带领大家往前走。但是中国现在取代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现。中国的崛起,日本自身又已出现了绝对衰落的趋势。日本现在还不适应中国的强大,一些日本人还觉得中国是依赖日本经济援助的国家,是日本倾销自己淘汰产品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腾飞,使日本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动摇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过,国家越强大,其实越没有安全感。就好像穷人不用雇保镖,家里有钱的人才需要解决安全问题。中国的安全问题需要怎样得以加强呢?

阎学通: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要加大国防建设力度。以体育比赛为例,永远是越到后面面对的竞争对手越强大。我们不可能等国家崛起完成了,再去发展国防。今后我们的国防建设速度只有比经济增速还要快,才能赶得上崛起的需要。另外政治建设要跟上,经济实力不解决政治影响力的问题。就好比有钱人家的孩子,他的群众关系不一定好。钱对于改善友好关系是有作用的,但作用是有限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近几年的国际格局看,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摩擦越来越多了,我们面临的外交压力来源于哪些因素?

阎学通:如果从主观上找原因,我认为有几条:

第一,咱们继续不结盟政策。当我们力量不断上升,周边的小国开始害怕中国,使我们陷入了“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指,你实力强于我,我就不安全,只有成为盟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边和西边为什么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们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有半结盟关系。

第二,“中国责任论”的压力,叙利亚、利比亚事件就摆在那儿,我们不能老投弃权票吧。

第三,以前我们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服务于经济利益。实际上,我们外交上还有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多种利益。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认为只有经济利益才是利益,这种观点需要改变。

第四,我们总说“弱国无外交”,可是我们还是弱国吗?如果不正视我们的大国地位,小矛盾就会积累成大的被动局面。

尝试与周边国家结盟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在外交政策的转变上,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阎学通:首先要放弃不结盟原则。今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争夺“友好关系”。我们要和美国比谁的朋友多。中国从来没有说我们想当世界第二,但美国说它绝不接受世界第二

的地位,因此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加剧。

之前我们与一个国家交往,主要是看经济上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今后应该以战略信誉为目标,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是可靠的、可依赖的。只要我们想结盟,我们周边有12个国家具有结盟的可能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结交的朋友质量不好,可是我们的航母不如美国、我们的太空站不如美国,我们就不造航母了吗,就不建太空站了吗?对于结交盟友,是有比没有强,所以我们先要解决“没有”的问题。盟友是国家间的最高等级关系。

建立盟友关系,跟在小区里改善邻里关系类似,看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还是外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认为国家声誉也是中国利益,只把经济利益作为外交目标,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能说,我们目前的发展已经遇到很大的体系压力了吗?

阎学通:如果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国现在崛起面对的国际环境,比历史上那些崛起大国曾面临的环境好太多了。苏联崛起的困难有多大啊,勃格日涅夫要是面对我们今天的环境,他肯定会说,“这也算困难呀?”美国刚开始崛起就得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纵观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崛起面临的环境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困难最小的。但是如果比较现在和今后,我认为今后10年崛起面临的外部困难会比现在多。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提出外交方面“美国为重中之重”,今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抗衡性会更强,我们还能一切以美国为重吗?

阎学通: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提出“美国为重中之重”,当时我们做出的抉择是,当美国与我们周边国家发生矛盾时,我们不站在周边国家一边反美。我们认为美国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超过了周边国家的总和,所以这些年我们也得罪了一些周边国家。

美国现在重回东南亚,是因为美国的国力开始衰弱,必须保东亚这个重点。这显然与中国的崛起直接相关。

未来10年,我认为中国会选择与周边国家结盟,我看不出有更好的选择。奥巴马连任后,第一次出访选择了泰国、缅甸、柬埔寨,这说明美国现在是不断地扩大它的统一战线,以期孤立中国。在他国间的冲突上,我们可以选择谁都不支持。但若这么做,以后遇到我国自身的问题时,谁都不会站在中国一边。

三联生活周刊:中美之间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吗?

阎学通:今后中美关系将继续不稳定,结构性矛盾会不断深化。中美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善,总体是摩擦增长,但双边关系会差到什么程度,这还不好说。这些年中美两国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两国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生产大飞机,今后我们也生产大飞机;它卖战斗机,我们也卖战斗机,摩擦自然会越来越多。

中美关系就像下棋一样,存在一个谁输谁赢的问题。现在国内不少人提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不要追求国际地位,只要改善生活就行了。他们说,“咱们不和美国下棋,这样没有输赢问题了”。然而,这种“把矛盾扔出去”的智慧没有意义。中国选择把自己变弱,不面对战略竞争,这可能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局面下,中日关系也不乐观吧?

阎学通:中日关系方面,今后10年会很困难。今天中国要考虑改变区域化政策,中日合作的可能性很小了。未来中国搞区域化的关键在于韩国。如果能把韩国和澳大利亚拉入地区合作,就能发展新的“10+3”。中国搞区域化并有所成就之后,日本会发现它不加入弊大于利,它就会加入进来了。

(实习记者林笛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 《亚洲的崛起》)。 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2019智慧树知到国际关系分析章末满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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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新动向;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抓紧调整内外政策,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金融危机引发思想领域大反思,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如此局势下,当前国际形势有如下5个特点。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 四,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_时殷弘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 战略形势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美关系的根本形势蕴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合时宜,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1996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的可能。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1)中国对美贸易持续的巨大出超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2)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 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3)中国外交影响的广泛扩张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全无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将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 —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少有可能。集体的民族意象甚或跨国意象愈益具有决定性。第三,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 专题 15 国际经济评论2007.7-8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由衰到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百年:1、百年衰落,是在18世纪中叶,康乾盛世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2、百年奋战,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3、百年复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左右。这百年复兴,我又把它分为三个30年,这是一个大略的思维。30年打基础,1949-1978年;30年崛起,1979-2009年;3.30年复兴,2010-2040年。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发展趋势 在这么一个可预测的背景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的发展,有四大趋势:第一是由初级发达的现代化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第二,中国的整个文明形态将由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第三,中国由发展中的大国走向发达的强国。第四,中国的人口结构将由低端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型)转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人口结构(纺锤型)。我估计中国在未来50年里面,将跨越两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将会基本上实现,可能还会延续和进入第三次现代化。 中国崛起的四大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在21世纪有千载难逢的四大机遇。第一,中国的崛起,刚好处在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跨越这个文明变革期,这种文明变革期有可能使中国不需要像发达国家一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实行跨越式的发展,为中国的跨越式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实际上,这种发展已经发生了,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在对接第二次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第二,全球化大趋势和亚太的崛起,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世界舞台。如果没有全球化这种格局的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度会更大。我们回望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发生。西方国家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世界的大门,让世界为它们的现代化服务呢?用强权、用侵略、用殖民主义。它用大炮,用军队打开它想要进入的国家的大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它都要依赖世界,西方国家先行的工业化是用大炮、用暴力、用殖民主义向世界拓展。但中国,非常可惜,不能用军事、暴力的手段,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在我们前面有更强大的国家,我们动用不了这些工具。其次,现在其他的国家也在文明崛起,你也不能动不动就用暴力的手段。我们只能用和平的手段,生产全球化、产业链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资源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正当的、非常灵活广泛的机制和手段。而亚太的崛起,本身对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助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世界舞台。第三,世界面临的三大危机,就是前面讲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冲突的社会危机(特别表现为在国际上,国家与国家冲突的国际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身冲突的精神危机。这三大危机给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超越西方国家进行文明理念与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迫使中国要转,走旧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国的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它可能是超越性的,它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范式。应该在两个世纪之交,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说法。“北京共识”是一个英国的学者提出来的,他把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面,采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而按照亚当斯密搞的自由市场经济叫做“华盛顿共识”。这两个体系、两种模式、两种理念的较量,受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检验。这次金融危机对“北京共识”,对中国的文明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销,大家看到这种模式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说,中国会崩溃,有人会说中国会负增长2%-4%,没想到,我们成功“保八”,而且是8.7%。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我们终究非常成功的化解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这是让全世界惊讶的。我相信中国崛起的文明范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会引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思。我们这种范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文明组织中的政治民主,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第四,世界国际政治版图走向多极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战略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多极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非常困难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会全力以

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挑战及影响

浅议中国之和平崛起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越来越被世人关注。同时,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景象背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 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六大挑战 挑战一: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 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首先,经济全球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我国的国家主权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其次,台湾问题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历来都有一些国际势力的幢幢怪影。再次,边界领土争端,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对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影响在增大。 挑战二:军事及周边地区安全 军事安全是一个国家受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力量制约的现实状态,是国家安全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目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军事安全的挑战。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已经赫然成型了。我国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既表现为有些国家政局与社会不稳定,也表现为有些国家关系复杂多变,同时,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变数增多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我国周边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我国周边地区是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地。 挑战三: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第一,经济全球化凸显政治因素。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益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把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政治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工具,企图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第二,美国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第三,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矛盾心态也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因素之一。许多国家对中国既想借助又充满疑虑,既想倚重又有防范牵制。 挑战四:文化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考研 国际关系分析 真题与答案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考研国际关系分析 真题与答案 《国际关系分析》期中考试试题(2011秋) (请把答案填涂于第二页的答题纸上)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 1、下列哪个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A.自由主义B.现实主义C.历史主义 D.建构主义 2、下列哪些不属于民族国家体系:A.维也纳体系B.雅尔塔体系C.东亚朝贡体系 D.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3、下列不属于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是:A.国际行为体B.国际规范C.国际格局D.国际秩序 4、在单极格局里,那类国家受到的约束最小:A.强国B.超级大国C.小国D.中等国家 5、影响国际格局基本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是:A.国际规范的变化B.行为体实力结构的变化C.国家形态的变化 D.国际法的变化 6、民族国家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形态的重要区别是:A.有固定的领土B.有一定的人口C.有中央政府 D.有主权 7、有评论称当前国际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转变。这句话的意思是:A.中、俄、日等强国的地位在上升 B.中、俄、日等强国的地位在下降 C.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下降 D.文字游戏,无实质意义 8、下列对国家利益的描述比较恰当的是:A.国家利益只包括经济利益B.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C.国家实力决定国家利益 D.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个人利益可以不必考虑 9、国家利益排序中那种利益是国家最首要的利益:A.政治利益B.经济利益C.文化利益D.安全利益 10、下列那个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A.韩国B.美国C.俄罗斯D.印度 11、下列国家利益需求排序那个正确:A.国家生存,政治承认,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世界贡献B.政治承认,国家生存,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世界贡献 C.国家生存,政治承认,经济发展,主导地位,世界贡献 D.国家生存,政治承认,经济发展,世界贡献,主导地位 12、下列哪一项不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A.军事实力B.经济实力C.社会实力 D.政治实力 13、下列那一项表述是正确的?A.绝对实力的增长必然提高国家的实力地位B.相对实力的增长与下降反映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 C.一国实力等级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之差D.一国相对实力上升不导致该国国际地位上升 14、下列哪一项不是软实力的衡量指标?A.文化吸引力B.国家模式吸引力C.战略友好关系D.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15、“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指:A.国家机会平等B.国家主权平等C.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D.国家有相同的发言权

当前国际形势分析——个人观点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谋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 但是,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环境污染、严重传染性疾病和重大自然灾害等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贸易纠纷和摩擦上升,资源能源问题突出。 面对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让世界少一些战火,多一些安宁;少一些贫困,多一些富足;少一些对立,多一些合作。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紧迫。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美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是国际斗争的主线。 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霸权主

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

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 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一)假设中投入股美国银行 按今天(2018-10-27)A股和H股的收市价运算, 建行的总市值不到6000亿人民币, 而建行2018年的净利润一定超过1000亿人民币,也确实是说, 建行的加权平均市赢率不到六倍. 作为建行的大股东, 汇金公司在那个价位增持绝对是专门合算的, 财务上一定会有不错的回报, 也有助于提振市场人气. 然而假如我们把眼光放远大一点, 从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角度来考虑, 由汇金的 母公司中投公司直截了当入股美国银行(Banke of Ameirica), 可能更合算, 一百亿美元的投资可能实现一千亿美元的价值, 还有可能大大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 众所周知, 美国银行是建行的战略投资者,同时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美国银行承诺不与建行在国内零售业务上竞争, 同时派出50人的专家团队长驻北京,关心建行提升业务水准. 建行上市三年来在服务质量和财务业绩上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这与美国银行的关心不无关系. 另一个案例确实是2006年8月,美国银行在有买家出价为净资产2-3倍的情形下,以净资产1.35倍的价格将美银亚洲出售予建行,关心建行快速搭建起在港澳进展零售业务的平台。美国银行还积极配合建行的海外战略,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和资料,从多种角度关心做工作. 象美国银行如此有力又有心关心中国的银行进展壮大的合作伙伴是不多的(大伙儿能够挨个数一数), 这是建行和中国金融业一 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假如美国银行因为短期现金流的问题而不得不沽售所持建行股份, 这不只是美国银行和建行的缺失, 也是 美国和中国的缺失. 而直截了当承担财务缺失的正是汇金公司和中国股民, 因为美国银行抛售建行H股, 必定压低建行A股, 当建行市盈率只有六倍或更低的时候, 其它银行股能值多少? 当业绩最好的银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如此之低时, 其它业绩不如银行 业的公司估值又能有多高? 假如在那个时候由中投公司出面入股美国银行,比如说投资一百亿美元, 条件与美国财政部入股美国银行的条件一样, 则不仅能够缓解美国银行的现金压力,也可大大提升美国银行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地位. 美国的银行业由于历史的缘故事实上是专门分散的,美国有好几千家银行,最大的几家银行在美国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与中国日本欧洲的大银行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相比,是专门小的. 在不久之前, 美国的银行甚至不能跨州开分行, 像花旗银行的成长壮大实际上要紧是依靠在海外扩张完成的,因此花旗银行即使在全盛时期,其资产规模也不如日本银行,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要比日本大两倍. 这次金融危机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保尔森实际上是在用最近授权的7000亿美元(通过入股和收购不良资产)扶助大银行, 让大银行去兼并中小银行, 因此美国专门快会显现几家巨无霸全能银行, 排在前两位的便是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因为收 购了美林,前景更看高一线, 美林尽管在次按危机中缺失惨重, 但它的几万名零售证券经纪人对美国银行是宝贵的财宝. 在投资银行业内, 美林在尖端金融技术(如兼并合并、衍生产品)和高端客户服务方面不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但在证券分析,基金治理与中端客户服务方面是一流的,而这些正是美国银行今后所需要的,投资银行的中端客户在商业银行是高端客户. 英国和欧洲央行的救市策略与美国是不同的, 他们是入股救助问题严峻的银行,使其有足够的现金流免于倒闭,同时修改会计准 则使银行的不良资产能够不按市价入帐(mark to market), 让帐面利润看起来不那么差以支持股价. 两种不同的策略所产生的

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的新崛起,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它自己历史上的几个盛世王朝也不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无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的,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和非正义。中国新崛起则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中国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决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强大了也决不威胁他人,永不称霸。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使五分之一人类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使世界局势更加稳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因为当今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中是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对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入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焕发青春,并与其他文明共存与交汇,必将有助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和取长补短,必将促进世界文明和谐时代的早日到来。为世界的减贫、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发展解决了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并视它们逐步走向了支付的道路。这不仅解决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也为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经济方面:中国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她的发展必定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多契机。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日趋重要,她也占领决定经济发展的一席之地。政治方面: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互通有无、互惠合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经济也会对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在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对世界经济的隐定作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发展的成果几乎在一夜间丧失了大半,经济恐慌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挺不住,人民币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一同贬值,那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就会大大加深,势必对亚洲经济,以至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良好态势,始终支撑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亚洲经济的尽快复苏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增加了大量价廉物美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使许多国家的人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惠。另外,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投资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中国投资而获利,世界经济也可以因此而受益。和平崛起战略有利于建立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一定差距,在世界历史逐步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因此,有必要更主动地融入世界,追赶历史潮流。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要么没有联系,要么在这种联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现在我们与世界历史之间形成了一定互动关系的时候,又有人担心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我们也担心世界对中国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应该承认,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既有可能出现世界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同时如果我们不注意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可能对世界产生消极影响,而和平崛起的提出就是为了扩大积极影响,遏制和消除消极影响,建立中国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还不充分的时候在薄弱环节的产物,更有必要通过主动参与全球化来促进世界历史的发展,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善创造更多的条件。

对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对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以新的"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义"严重损害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也给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犯罪、环境恶化等跨国问题远未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很多。但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缓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 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 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紧迫。比如最近的利比亚问题:美国对利比亚的采取“奥德赛”军事行动,法英美三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发动了利比亚战争。这几个月以来北约不断的派遣战斗机对利比亚进行轰炸,给利比亚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近几天发生的我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关于南沙群岛主权的冲突。这些局部性的战乱、动荡已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它破坏甚至摧毁了一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

中国崛起之路

中国的崛起之路 同世界上其他已经崛起和正在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的崛起之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但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敢于挑战艰险不断拼搏向前的民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它总能以崭新的姿态不断的向前发展,它的成长之路无可辩驳的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再加上三年内战,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工业发展水平极低、城市工业畸形、区域工业布局极不平衡、基础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粮价飞涨…..,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平均国民收入仅是印度的一半,世界上很多过国家都对中国逾越这个“烂摊子”的能力表示怀疑。但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屈服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为新中国的发展而不懈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政治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我国基本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从此计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其确定的基本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为中心,友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我国曾遇到过重大的挫折和挑战,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形成了一场包含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打54.8%,最低时至-32.8%。1960年非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的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了规定的指标之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接下来的“三五”计划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经济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中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政权被削弱,各级政府机关被夺了权,人民解放军被搞乱,公检法专政工具被破坏,本来就薄弱的民主和法制几乎荡然无存;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随意逮捕、违法关押、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由于经济建设遭到巨大破坏,文革十年间,人民生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加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开放。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

地缘政治下的中国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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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下的中国战略选择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国家,正处于地缘政治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不会违背和平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国坚持和平合作发展的道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地缘政治的概念地缘政治学兴起于19世纪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西方列强的政治利益需要而产生和演变的。由于时代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对地缘政治的涵义可以说是众所纷纭。我国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间内在联系的学问”。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或国家集团,研究的重点是国家安全、对外战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其理论核心是强调获取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本国在激烈的国际角逐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即地理因素对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在地缘政治中,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为标准来区分敌友关系。对国家利益有利的,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利益不利的,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敌人。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二、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 1.有利条件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南缘,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雄踞亚洲东海岸,位居远东的中间部分,具有漫长的属于中纬度的海岸线,辽阔的版图几乎占据了四分之一的亚洲面积,这种地理位置为中国提供了在亚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生长、发展和壮大的优越条件。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以和平方式同大多数邻国解决了领土和领海争端,建立了多元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周边和平稳定的局面。目前,在东北方向上,中国与韩国、日本明确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还构建了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在东南和西南方向上,中国和菲律宾、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还与东南亚地区最大国际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西北方向上,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达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战略伙伴关系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为中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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