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考刑法
刑法
第一章刑法概说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性质和体系
一、刑法的概念与分类
一般来说，刑法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该法典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此后，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20多个单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也有许多罪刑规范。经过17年的实践，总的来看，1979年制定的刑法所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许多具体规定也是可行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合法权益、惩罚犯罪行为的需要。1997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对旧的刑法典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的刑法典。这次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基于这一考虑，所有单行刑法均纳入新刑法；附属刑法的一些规定也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对一些新类型的犯罪也作了规定。
(2)注意保持刑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尽量不作修改。(3)对原来比较笼统的规定，尽量作出具体规定。制定新刑法典，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刑法典颁布后，出现了大量危害严重的骗购外汇、逃汇与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颁布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对新刑法作了补充规定。此后，立法机关多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了修改，其中既有新类型犯罪的增加，也有构成要件的修改和法定刑的调整。通过修正案(截至2006年年底共有六个刑法修正案)在刑法典中增加条文时，在相关的条文后采取第××条之一、之二的编号方式。
“刑法”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我国，狭义的刑法是指刑法典，即国家以刑法名称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现行刑法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广义的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犯罪及其后果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如上述《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附属刑法，是指附带规定于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不过，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一般只是重申刑法典的内容，没有特别内容。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典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也属于广义刑法的内容，但这种规定只在特定地域适用，没有普遍效力。
刑法典通常被称为普通刑法，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是特别刑法。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普通刑法条文与特别刑法条文时，应适用特别刑法优于普通刑法的原则；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特别刑法的条文时，则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二、刑法的性质与任务
刑法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有属性，这主要表现在：(1)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而其他法律规定的都是一般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2)一般部门法都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而刑法所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3)一般部门法对一般违法行为也适用强制方法，但其严厉程度轻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4)刑法具有补充性，即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5)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权益，也都借助于刑法的调整和保护。
根据刑法第2条的规定，刑法的任务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卫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三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四是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上述刑法的任务可概括为保护合法权益，保护的主要方法是禁止和惩罚侵犯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惩罚与保护密切联系：不使用惩罚手段抑制犯罪行为，就不可能保护合法权益；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必须有效地惩罚各种犯罪；惩罚是手段，保护是目的。我国刑法的任务是明确的、全面的。明确性表现在，它清楚地告诉人们，刑法的任务是保护各种合法权益；全面性表现在，它全面保护各种重要的合法权益，刑法任务的全面性，是由刑法调整和保护范围的广泛性决定的。
三、刑法的体系与解释
广义的刑法体系，是指刑法的各种渊源及其相互关系；狭义的刑法体系，是指刑法典的组成和结构。刑法典由两编组成，第1编为总则，第2编为分则，此外还有一条附则；总则为一般规定，分则为具体规定；总则规定不仅适用于分则，而且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编下为章。总则共5章，分则共10章。
刑法解释是指对刑法规定的真实意义的说明。刑法解释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刑法的统一正确实施；有利于克服刑法的某些缺陷；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和完善。刑法的解释对象是刑法规定，刑法又是以文字作出规定的，因此，刑法解释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否则便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刑法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所以，刑法解释不能违背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
刑法解释按其效力分为三种：(1)立法解释，即由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通常认为立法解释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在刑法或相关法律中所作的解释性规定；二是在“法律的起草说明”中所作的解释；三是在刑法施行过程中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解释是指第三种解释，这种立法解释不能采取类推解释的方法。(2)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解释，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司法解释必须遵守解释原理，不得进行类推解释。(3)学理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作的解释，它们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对于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刑法解释方法分为两大类，即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文理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的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者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因、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字面的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例如，将刑法第341条中的“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属于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作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例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就是缩小解释。(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例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4)
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例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对于一个条文的解释结论必须能够得到其他条文的印证；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不能使刑法条文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作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
任何解释结论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所谓目的解释，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中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目的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物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式来确定。
任何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在方法上就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故属禁止之列。采取其他解释方法时，其解释结论也必须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符合刑法目的。
第二节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就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思想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民能够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故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在事前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1)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的法律，行政规章不得规定刑罚，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应怍为刑法的渊源。(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3)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的不定刑与绝对的不定期刑。(5)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只能将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止将轻微危害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处罚程度必须适应现阶段一般人的价值观念。(6)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明确；对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7)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二、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了该原则。平等适用刑法，是维护合法权益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预防犯罪的要求，是实现价值追求的要求，是作为规范的刑法本身的要求，是法治的要求。
平等适用刑法的具体要求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实施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三、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刑法第5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们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要求是：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设计，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地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第三节刑法的适用范围
刑法的适用范围，也称刑法的效力，讨论的是刑法在什么空间、时间内具有适用效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概念
刑法的空间效力所解决的是一国刑法在什么地域、对什么人适用的问题。从各国刑法及国际条约的规定来看，一国刑法不仅能适用于本国领域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能适用于本
国领域外，但刑法在国外的适用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制约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的国际法原则，就是国家自己保护与国际协同。当行为与本国具有场所的、人的、物的关系，侵犯了本国国家或其公民的利益时，就有适用本国刑法的权力。防止犯罪和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代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各国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相互协力所追求的目标。
刑法在空间的适用范围，涉及对国内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与国外犯(发生在本国领域外的犯罪)的效力。
(二)对国内犯的适用原则
刑法对国内犯的基本适用原则是属地管辖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人，不管行为人是谁，都适用本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1款是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规定，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国境线以内的陆地以及陆地以下的底土)、领水(内水、领海及其领水的水床及底土)和领空(领陆、领水之上的空气空间)。
“法律有特别规定”包括以下几类情况：(1)不适用中国刑法(广义刑法)的情况，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适用我国刑法。(2)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的情况，即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适用其本地刑法，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但由于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的“刑法”属于我国的区域性刑法，故不能认为这些地区不适用“中国刑法”。(3)不适用刑法典的情况，即刑法典颁布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特别刑法，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适用刑法典，而适用特别刑法。(4)不适用刑法典的部分条文的情况，即民族自治地区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而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时，行为符合该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适用该变通或补充规定，而不适用刑法典条文。
作为属地管辖原则的补充原则是旗国主义，即挂有本国国旗的船舶或者航空器，不管其航行或停放在何处，对在船舶与航空器内的犯罪，都适用旗国的刑法。因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中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2款)。
犯罪行为具有多种因素，采取属地管辖原则与旗国主义，要求以一定的具体标准确定犯罪是否发生在本国领域、本国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地的确定)。我国刑法采取的标准是，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刑法第6条第3款)；基于同样的道理，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据此，行为与结果均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适用我国刑法；仅行为或者仅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也适用我国刑法；不仅如此，仅行为的一部分或仅结果的一部分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也适用我国刑法。在未遂犯的场合，行为地与行为人希望结果发生之地、可能发生结果之地，都是犯罪地；在共同犯罪场合，共同犯罪的行为或者共同犯罪的结果有一部分发生在本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
(三)对国外犯的适用原则
国外犯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犯罪；二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权益的犯罪；三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我国刑法针对这几种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原则。
1．属人管辖原则。这里的属人管辖原则，是指积极的属人管辖原则，即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也适用本国刑法。根据刑法第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我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原则上适用我国刑法，但是按照我国刑法规定
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2．保护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在国外的犯罪行为，只要侵犯了本国国家利益或者本国公民的权益，就适用本国刑法。其实质意义在于，保护本国国家利益与本国公民的权益。因侵犯本国国家利益而适用本国刑法的，称为国家保护原则；因侵犯本国公民权益而适甩本国刑法的，称为国民保护原则(消极的属人管辖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8条的规定，以保护管辖原则为根据适用我国刑法的，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所犯之罪必须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2)所犯之罪按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3)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也受处罚。
3．普遍管辖原则。普遍管辖原则以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认为凡是国际公约或者条约所规定的侵犯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管犯罪人的国籍与犯罪地的属性，缔约国或参加国发现犯罪人在其领域之内时便行使刑事管辖权。根据国际公约及各国刑法的规定，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受到一定限制：(1)适用该原则的犯罪必须是危害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2)管辖国应是有关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3)管辖国的国内刑法也规定该行为是犯罪；(4)犯罪人出现在管辖国的领域内。根据刑法第9条的规定，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我国刑法。因此，根据普遍管辖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定罪量刑的法律根据是国内刑法，而非国际条约，因为国际条约没有对罪行规定法定刑，而是要求缔约国或参加国将条约所列的罪行规定为国内刑法上的犯罪。
(四)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
不难发现，如果各国都同时采取上述管辖原则，必然产生刑事管辖的冲突：几个国家对同一犯罪都具有管辖权。于是产生了如下问题：本国具有刑事管辖权的行为，受到外国确定的有罪判决或无罪判决时，本国是否承认这一判决？
我国刑法第10条采取了消极承认的做法，即外国确定的刑事判决不制约本国刑罚权的实现。具体而言，不管外国确定的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对同一行为本国可行使审判权，但对外国判决及刑罚执行的事实给予考虑。换言之，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进行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刑法的时间效力的概念
刑法的时间效力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何时起至何时止具有适用效力，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效时间、失效时问与溯及既往的效力(溯及力)。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因此，对于行为时不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事后刑法定罪量刑；在刑法变更时，对行为时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比行为时更重的刑法；对行为时虽被禁止但法律没有规定法定刑的行为，事后不能判处刑罚。
(二)刑法的生效时间与失效时间
从我国的刑事立法实践来看，刑法的生效时间分为两种情况：(1)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公布后间隔一段时间才生效，如现行刑法典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形更有利于公民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结果。
刑法的失效时间，主要有两种情形：(1)由立法机关明文宣布原有法律效力终止或者废止，如现行刑法明文规定废止15个单行刑法。(2)新法的施行使原有法律自然失效。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它生效前未经审判、判决未确定或者未裁定的行为是否具有追溯适用效力，如果具有适用效力，则是有溯及力，否则就是没有溯及力。罪刑法
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但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
我国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1949年10月1日至1997年9月30日这段期间所发生的行为，如果未经法院审判或判决未确定，应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行为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而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即不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没有溯及力。(2)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现行刑法，即不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3)行为时的法律与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行为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即现行刑法没有溯及力，但是，如果现行刑法的处刑比行为时'的法律处刑轻，则应当适用现行刑法，即刑法具有溯及力。(4)现行刑法施行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根据刑法第12条的精神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适用1979年刑法(即行为时法，以下简称旧刑法)第77条的规定。(2)对于酌定减轻处罚、累犯的认定、自首的认定、立功的认定、缓刑的撤销、假释的适用与撤销等问题，应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进行处理。例如，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旧刑法第59条第2款的规定。(3)对于旧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根据旧刑法需要类推处理而没有处理的，不管现行刑法是否规定为犯罪，都不得以类推方式定罪量刑。(4)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而行为连续或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适用现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2月7日《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时起至何时止具有适用效力，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效时间、失效时问与溯及既往的效力(溯及力)。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因此，对于行为时不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事后刑法定罪量刑；在刑法变更时，对行为时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比行为时更重的刑法；对行为时虽被禁止但法律没有规定法定刑的行为，事后不能判处刑罚。
第二章犯罪概说
第一节犯罪的概念
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据此，犯罪具有三个特征。
一、社会危害性
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即刑法第13条所列举的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或者法益)的侵犯性。具体表现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侵犯其他合法权益。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由于社会危害性是对法益的侵犯性，所以，只有当某种行为对法益造成了侵害或者有造
成侵害的危险(威胁法益)时，该行为才具有社会危害性。例如，故意杀人行为之所以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因为该行为致人死亡(侵害了生命)或者具有致人死亡的危险性(有侵害生命的危险性)。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不管行为人的内心多么邪恶，也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例如，甲希望通过求神拜佛的方法“杀害”A，虽然其“杀A 的想法”是邪恶的，但由于其行为不可能致A死亡(不可能侵害生命)，所以，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可能成立犯罪。再如，乙在荒山野外狩猎时，误以为稻草人是自己的仇人B而开枪。尽管乙“想杀仇人”是错误的，但由于其行为不可能导致B死亡，也不可能导致其他人死亡，所以，乙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也不应以犯罪论处。
社会危害性是质与量的统一。并非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刑法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一个行为只有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由刑法的特点以及我国的刑事政策决定的。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表明，对于某种危害行为由其他法律处理便能有效地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就不应适用刑法。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一直注重扩大教育面、缩小惩罚面，故对轻微危害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认识这一点，有利于从本质上把握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相对稳定性”是指某些行为(如杀人、强奸等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较为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变易性”是指同一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在发展变化。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实施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总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加上我国地域辽阔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民族众多，而风俗、习惯、传统不相同，故同一行为在不同条件下所造成的危害会发生变化。承认这一点，不仅对刑事立法具有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和适用刑法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危害性是客观性与可知性的统一。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人们能够认识它。立法机关总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从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出发，通过考察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行为的手段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与社会发展的背离程度、行为与客观规律的背离程度、行为人本身的情况、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等因素，来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司法机关一方面要根据刑法的规定来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考察刑法不可能规定而又对社会危!言性有影响的因素。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正确评价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二、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或称刑法的禁止性，即犯罪行为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禁止，是通过罪刑规范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对某种行为规定刑罚后果来禁止该行为。因此，刑事违法性事实上是指行为符合罪刑规范所指明的假定条件，进一步而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与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统一的。违反刑法并不只是违反刑法分则，凡是违反广义刑法的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均具有刑事违法性。从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来看，刑事违法性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违反刑法规范，二是违反其他法律规范但因情节严重进而违反了刑法规范，故单纯违反其他法律而没有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统一性。刑法之所以禁止某种行为，是因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或基础，刑事违法性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内部结构是主客观统一的，故刑事违法性也是主客观统一的，即只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侵
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是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司法机关不能凭直觉认定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只能通过刑法所确定的具体标准来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能在刑事违法性之外附加其他标准。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指犯罪行为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如果某种行为只应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法律后果，则不可能成立犯罪；只有当该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时，才能成立犯罪。
应受刑罚处罚性，首先是从立法角度而言，即使刑法明文禁止某种行为，但只要刑法没有对其规定刑罚(法定刑)后果，该行为就不是犯罪。例如，《关于禁毒的决定》明文规定“禁止吸食、注射毒品”，但它并没有对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规定刑罚后果，故吸毒、注射毒品的行为不是犯罪。再如，当刑法分则条文仅对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规定了刑罚后果，没有对其他参加者规定刑罚后果时，表明其他参加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其次是从犯罪行为的一般性质而言，即构成犯罪的行为通常会受到刑罚处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犯罪都必然受到刑罚处罚。因为犯罪行为形形色色，同一种犯罪也，存在不同情节，故刑法规定了构成犯罪而免除刑罚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认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而不判处刑罚的情况。但免除刑罚处罚，也是以应受刑罚处罚为前提的；如果不应受刑罚处罚，则不成立犯罪。
明确犯罪的基本特征，对于理解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直接根据犯罪的基本特征认定犯罪。
第二节犯罪的分类
对犯罪进行分类，不仅有利于从总体上进一步认识犯罪的本质与特征，而且有利于正确认定具体的犯罪。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犯罪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理论分类
(一)重罪与轻罪
以法定刑为标准，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与违警罪，始于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迄今为止，仍有许多国家的刑法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或者还加上一类违警罪。我国刑法没有明文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但从理论上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是完全可能的。区分重罪与轻罪一般应以法定刑为标准，而不以现实犯罪的轻重为标准。一般主张，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重罪，其他犯罪为轻罪。
(二)自然犯与法定犯
自然犯(与刑事犯的概念大体相同)与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概念大体相同)的分类由来已久，但区分标准却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自然犯是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法定犯是，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正因为如此，自然犯的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较小，而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较大。当然，由于伦理道德规范内容的不断变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也具有相对性。
(三)隔隙犯与非隔隙犯
隔隙犯是指在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时间的、场所的间隔的犯罪。其中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时间间隔的犯罪称为隔时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场所间隔的犯罪称为隔地犯。就隔时犯而言，存在于如何确定犯罪时间的问题；就隔地犯而言，存在如何确定犯罪地的问题。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没有时间、场合间隔的犯罪，则是非隔隙犯。但、非隔隙犯与即成犯不是等同概念。后者是指随着犯罪结果的发生，犯罪即告完成而且终了的犯罪。
二、法定分类
(一)国事犯罪与普通犯罪
国事犯罪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普通犯罪是指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外的犯罪。我国刑法分则第1章规定的犯罪属于国事犯罪，第2～10章规定的犯罪属于普通犯罪。但其中第10章所规定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又属于普通犯罪中的一类特殊犯罪。从刑法理论上说，国事犯罪与普通犯罪相结合的犯罪，称为混合犯罪。
(二)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
自然人犯罪，是指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等，都是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是指以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我国，许多犯罪(如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既可以由自然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以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由单位实施时就是单位犯罪。
(三)身份犯与非身份犯
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或者刑罚加重、减轻的法定事由的犯罪，称为身份犯。身份犯包括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前者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因而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如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此时的身份称为构成身份；后者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如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一般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此时的身份称为加减身份。身份犯以外的犯罪则是非身份犯。
(四)亲告罪与非亲告罪
亲告罪是指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根据刑法第98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由刑法明文规定；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均属于非亲告罪。刑法将部分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主要是综合考虑了以下三个因素：首先，这种犯罪比较轻微，不属于严重犯罪；其次，这种犯罪往往发生在亲属、邻居、同事之间，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一般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最后，这种犯罪涉及被害人的名誉，任意提起诉讼可能损害被害人的名誉。
(五)基本犯、加重犯与减轻犯
基本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不具有法定加重或者减轻情节的犯罪。加重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以基本犯为基础规定了加重情节与较重法定刑的犯罪，其中又可以分为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实施基本犯罪因发生严重结果刑法加重了法定刑的犯罪，称为结果加重犯；实施基本犯罪因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而加重了法定刑的犯罪，称为情节加重犯。减轻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以基本犯为基础规定了减轻情节与较轻法定刑的犯罪。
第三章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犯罪概念从宏观上揭示犯罪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法律标准；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
(一)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尽管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犯罪构成”这一术语，但刑法确实规定了构成各种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刑法理论也正是将刑法的这种规定概括为犯罪构成，所以，刑法实际上规定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作为有机整体规定了犯罪构成，表现在总则规定了一切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分则只规定具体犯罪所特别需要具备的要件。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目的在于禁止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其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二)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形成，其中的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通说，这里的“客观”包括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主观”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件的有机统一；各个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没有内在联系，也不能形成为犯罪构成。例如，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与放火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告诉人们：如果某种行为只是符合某个或者某几个要件，而不符合全部要件，则该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成立犯罪。例如，不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害他人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
(三)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犯罪构成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认定犯罪的实质标准是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如果司法机关直接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犯罪，必然陷入罪刑擅断的局面。因此，必须由立法机关规定出犯罪的法律标准。犯罪构成要说明行为在何种条件下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成立犯罪，所以，必须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实质依据。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对说明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才会被刑法规定为构成要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该行为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构成的重要性
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任何行为，凡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就成立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就不成立犯罪。就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言，除了犯罪构成之外没有别的标准，也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所以，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因而与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称为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及其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明文、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犯罪构成正是犯罪成立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使罪刑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又是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所以，犯罪构成对实现法治、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犯罪构成具有针对犯罪人的恣意而保护社会、针对社会的恣意而保障犯罪人的双重保障机能。
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对刑事司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它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法律标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否则便不成立犯罪。
2．它为区分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法律标准。不同的犯罪存在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不同的犯罪。
3．它为区分一罪与数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区分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基本上是以犯罪构成为法律标准的：行为符合一个罪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一罪；行为符合数个罪的犯罪构成的便成立数罪。
4．它为区分重罪与轻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犯罪构成的内容不同，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就不同，人们从某种犯罪构成便可知道该罪的轻重。
二、犯罪构成的分类
对犯罪构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一般认为，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总则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就共犯、未遂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二)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
完结的犯罪构成，也称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犯罪构成，也称开放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当刑法规定了完结的犯罪构成时，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适用，不得附加或减少要件；当刑法规定了待补充的犯罪构成时，司法机关应依照刑法体系与相关规定补充构成要件。
(三)单一的犯罪构成与复杂的犯罪构成
单一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即当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中只含单一客体、单一行为、单一主体、单一罪过形式时，便是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要件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主要表现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行为、对象、主体等，只要具体事实符合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如刑法第305条；另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客体、行为等，具体事实同时符合刑法规定时，才成立犯罪。
三、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要素，即要件的总和形成犯罪构成。从从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具体要件与共同要件。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是指具体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构成要件；任何行为只有符合某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才能成立犯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是由具体构成要件决定的。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是指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件。共同要件是从具体要件中抽象出来的，即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但根据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原理，可以从各种犯罪的具体要件中，科学地概括出各种不同犯罪构成的共同组成要素，这便是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构成有四个方面的共同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
此外，我国刑法分则有许多条文规定，某种行为只有“情节严重”才成立犯罪。例如，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才成立诬告陷害罪。这表明，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当刑法未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一般情节的行为就表明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认定为犯罪。例如，抢劫、放火、故意杀人、强奸，等等，并非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而是只要实施该行为并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就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情节严重往往成为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在以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时，其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只要某一方面情节严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认定为犯罪。
四、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构成由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有机统一而组成，同样，各个要件也是由不同要素所组成，组成要件的要素，就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例如，行为、结果、行为对象等属于犯罪客观要件的要素；年龄、辨认控制能力、身份等属于犯罪主体要件的要素；故意、过失、目的等属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要素。对构成要件的认识与理解，有赖于对构成要件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如果对某个构成要件的要素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就必然导致对构成要件的认识产生偏差。所以，正确认识与理解构成要件要素，是正确认识构成要件乃至犯罪构成的前提。
对构成要件要素可以进行不同分类。
(一)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说明行为外部的、客观方面的要素即为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行为、结果、行为对象等；表明行为人内心的、主观方面的要素即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故意、过失、目的等。
(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在解释构成要件要素和认定是否存在符合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时，如果只需要法官的认识活动即可确定，这种构成要件要素便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需要法官的规范的、评价的价值判断才能认定，这种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刑法第320条所规定的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的客观要件为“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对这里的“提供”、“伪造、变造”、“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是否符合这些要素，都只需要一般的认识活动与基本的对比判断就可以得出结论，因而属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反之，例如，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猥亵”、“侮辱”，则需要司法者的规范的、评价的行为才能认定。
(三)积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通常的构成要件要素，是积极地、正面地表明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要素，这种要素就是积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例外地也存在否定犯罪性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便是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便是行贿罪的客观要件中的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四)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与非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
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中为任何犯罪的成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例如，行为是客观要件的要素，也是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素。非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部分犯罪的成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例如，身份与目的只是部分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的要素。
(五)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
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绝大多数构成要件要素都是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条文表面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刑法条文对相关要素的描述所确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就一些具体犯罪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或者其他原因，刑法并没有将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完整地规定下来，而是需要法官在适用过程中进行补充。例如，根据通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盗窃罪的不成文的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第二节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或法益)。首先，犯罪客体表现为社会关系，即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合法权益。其次，犯罪客体必须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果某种社会关系只是由道德规范或者其他社会规范调整与保护，而不是由刑法或者不需要由刑法调整与保护，则不可能成为犯罪客体。最后，犯罪客体必须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就不可能成为犯罪客体。所谓“侵犯”，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实际侵害事实，如杀人行为已经造成被害人死亡；二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威胁，或者说有侵害的危险，如杀人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他人死亡，但有导致他人死亡的危险性。
二、犯罪客体的分类
刑法理论通常将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与直接客体。
(一)一般客体
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一般客体反映着犯罪行为的共同本质，说明任何行为都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犯罪．一般客体的主要内容。
(二)同类客体
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某一类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部分。例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等罪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即公共安全是这类犯罪的同类客体。正确认识犯罪的同类客体，有利于对犯罪进行合理分类，有利于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我国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大类：(1)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2)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同类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同类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即国家通过法律对由市场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调节和实行管理所形成的正常、有序的状态。(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其他权利。(5)侵犯财产罪，按照通说，其同类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即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其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国家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活动与秩序。(7)危害国防利益，其同类客体是国防利益，包括国防物资利益、作战与军事行为、国防自身安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管理秩序等方面的利益。(8)贪污贿赂罪，其同类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9)渎职罪，其同类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其同类客体是军事利益。
(三)直接客体
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如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健康权，如此等等。任何犯罪行为，必然直接侵犯具体的社会关系，否则不可能成立犯罪。对于直接客体，还可以根据其内容数量进一步分为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前者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只侵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如盗窃罪；后者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两种以上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抢劫罪。
对具体犯罪直接客体的认识不同，对该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解释便不同。例如，如果认为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所有权，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罪人那里秘密取回自己财物的，不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认为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占有，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罪人那里秘密取回自己财物的行为，也侵害了盗窃犯罪人的占有，因而成立盗窃罪。显然，明确各种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对于解释该罪的其他构成要件具有重大意义。对直接客体的确定，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基本方法如下：
1．根据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各种具体的犯罪，总是隶属于某一类罪，而刑法对类罪的同类客体的内容都作了明确或提示性规定，明确了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便可以通过同类客体的内容，大体上明确分则具体条文所要保护的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分则第4章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故本章具体条文保护的直接客体，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中予以确定。例如，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故本罪的直接客体应是妇女性的自己决定权，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
当刑法规定某种犯罪是为了保护复杂客体时，应当根据其所属类罪的同类客体的内容，确定刑法条文的主要目的，而不能本末倒置。例如，规定在刑法分则第2章的犯罪，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因此，凡属于这一类罪中的具体犯罪，不仅其侵犯的客体都是特定领域的公共安全，而且在侵犯复杂客体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也是特定领域的公共安全。例如，
由于刑法第123条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故该条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飞行安全，其次才是航空器上的人员的人身权利。
由于具体犯罪隶属于类罪，因此，对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内容的确定，不应超出同类客体的范围。例如，刑法将盗窃、侮辱尸体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6章的第1节即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因此，不能超出同类客体范围，认为本罪的直接客体为死者的人格、名誉。
2．依据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的规定，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犯罪的直接客体，因此，要善于依据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以及各种规定之间的关系，确定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
(1)通过刑法条文对直按客体的明确规定确定直接客体。有的条文明确规定了直接客体，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明文规定确定客体内容。例如，刑法第252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条明文规定了直接客体为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我们不可擅自确定为其他内容。
(2)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特征确定直接客体。犯罪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行为，所以，通过行为特征可以明确直接客体。例如，刑法第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从行为特征就可以看出，本罪的直接客体平等竞争、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
(3)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结果特征确定直接客体。由于对客体的侵害表现为结果，故可以通过对结果内容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第309条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里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是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加以规定的，也说明规定本罪的直接客体是法庭秩序。
(4)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对象特征确定直接客体。一般来说，犯罪行为要通过作用于行为对象侵犯直接客体，行为对象本身又是体现客体的，故可以通过刑法对行为对象特征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第254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报复陷害的对象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与举报人，这说明本罪的直接客体是民主权利，即控告权、申诉权、批评建议权与举报权。
(5)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所违反的法规内容确定直接客体。任何法律、法令都以保护一定的客体为目的，刑法条文指明的某种犯罪所违反的法规，也以保护一定客体为目的，因此，通过该法规所保护的客体，可以确定分则条文所保护的客体。例如，刑法第322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国(边)境管理法规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因此，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出入国(边)境的正常管理活动。
(6)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孳生之物、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的性质确定直接客体。例如，对于制作、复制、出版淫秽物品的犯罪而言，淫秽物品为犯罪孳生之物；对于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而言，淫秽物品是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刑法第367条)；淫秽物品的危害在于破坏国家对文化市场和性道德风尚的管理秩序，故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文化市场和性风尚的管理秩序。
在确定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时，还必须善于使用各种解释方法，认真分析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刑法的协调性。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物质表现，如故意杀人罪的“人”，盗窃罪中的“公私财物”就是犯罪对象。特定的犯罪对象在某些犯罪中是构成要件，行为只有作用于特定的对象，才能构成犯罪。例如，只有当行为人拐骗了不满14周岁的儿童时，才可能成立拐骗儿童罪。特定的犯罪对象在某些犯罪中影响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例如，盗窃财物与盗窃枪支的，分别构成盗窃罪与盗窃枪支罪。
行为对象与组成犯罪行为之物有别。例如，贿赂是组成受贿罪、行贿罪之物，而不能认为是受贿罪、行贿罪的对象；再如，赌资是组成赌博罪之物，而不是赌博罪的对象。行为对象与行为孳生之物有别。行为孳生之物，是指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物。例如，行为人伪造的文书、制造的毒品等，它们不是行为对象。因此，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相对于走私、贩卖、运输而言，毒品可渭行为对象，但对于制造行为而言，行为人所制造的毒品属于行为孳生之物，不是行为对象。行为对象与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有别。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主要是指犯罪工具。例如，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时，伪造的信用卡不是行为对象，而是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行为对象与作为犯罪行为的报酬取得之物有别。例如，行为人杀人后从雇请者处得到的酬金或者物品，也不是行为对象。
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较为密切：犯罪对象反映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制约犯罪对象。但二者存在明显区别：(1)犯罪对象所呈现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它一般不能决定犯罪的性质；而犯罪客体所表现的是行为的内在本质，因而决定犯罪的性质。(2)特定的犯罪对象只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而犯罪客体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3)犯罪对象并非在任何犯罪中都受到侵害；而犯罪客体在一切犯罪中都受到了侵害或者威胁。(4)犯罪对象不是犯罪分类的根据，因为犯罪对象相同并不意味着犯罪性质相同；而犯罪客体则是犯罪分类的根据，因为犯罪客体要件相同意味着犯罪性质相同。
第三节犯罪客观要件
一、犯罪客观要件概述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它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什么后果。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其内容是客观事实特征，它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首先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除了危害行为以外，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但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只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此外，某些分则条文还要求行为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或特定的地点，或者以特定的方法实施某种危害行为，才能成立犯罪。
二、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活动。首先，危害行为是人的身体活动或者动作，包括积极活动与消极活动。由于危害行为是人的身体活动，是客观的、外在的现象，故思想被排除在危害行为之外，随之被排除在犯罪之外。言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但发表言论则是一种身体活动，因而也是行为。其次，危害行为是人的意识支配的产物，或者说是意识的外在表现，因此，无意识的举动被排除在危害行为之外。例如，人在睡梦中或者精神错乱下的举动，在不可抗力作用下的举动，在身体完全受强制下的举动等，就不属于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最后，危害行为必须是在客观上侵害或者威胁了社会关系的行为，故正当行为(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被排除在危害行为之外。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刑法理论将其概括为作为与不作为。
(一)作为
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从表现形式上看，作
为是积极的身体动作；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作为直接违反了禁止性的罪刑规范。例如，刑讯逼供行为，必须是以积极的身体动作，直接违反了严禁刑讯逼供的罪刑规范。作为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利用自己的四肢等实施的作为，利用物质性工具实施的作为，利用动物实施的作为，利用自然现象实施的作为，利用他人实施的行为，等等。
(二)不作为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从表现形式上看，不作为是消极的身体动作；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不作为不仅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范，而且直接违反了某种命令性规范。例如，遗弃罪中的不提供扶助的行为，表现为没有扶养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刑法第261条的禁止性规范，而且直接违反了婚姻法中的命令性规范。成立不作为犯在客观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义务。这种义务一方面要求是法律性质的义务，另一方面要求的内容是实施特定的积极行为。这种义务的来源主要有：(1)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拒不抚养、赡养的行为，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2)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履行相应职责的义务，值勤的消防人员有消除火灾的义务，等等。(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例如，合同行为、自愿接受行为等可能导致行为人负有实施一定积极行为的义务。(4)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这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的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积极义务。例如，成年人带着儿童游泳时，就负有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义务。先前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即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也能成为义务来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否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演变为数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就某种犯罪行为规定了结果加重犯，或者因发生严重结果而成立重罪时，由于可以将加重结果评价在相应的结果加重犯或者另一重罪中，先前的犯罪行为并不导致行为人具有防止严重结果发生的义务。在刑法没有就某种犯罪行为规定结果加重犯，也没有规定发生某种严重结果而成立其他严重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先前的犯罪行为导致另一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则宜认为该犯罪行为导致行为人具有防止另一法益受侵害的义务。
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法律规范与法律秩序只是要求能够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而不会强求不能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至于行为人能否履行义务，则应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判断。
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不作为的核心是行为人没有履行义务，行为人在应当履行义务而不履行义务的期间所实施的其他行为，不是该不作为的内容，也不影响不作为的成立。例如，锅炉工在当班时，故意不给锅炉加水，造成锅炉爆炸的事故，这就是不作为犯罪。至于锅炉工当班时实施了其他何种行为，则不是不作为的内容。不作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与作为相并列的行为，在于它与作为一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或者说它与作为一样，侵害或者威胁了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
符合上述条件的，就具备了不作为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在描述行为时所使用的动词能否包括不作为也不一定明确，特别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应与作为犯具有等价性，所以，在判断某种不作为是否成立犯罪时，需要慎重。第二，行为符合不作为犯罪的一般客观条件，并不直接成立犯罪，只有当某种不作为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才成立犯罪。不能以不作为的成立条件取代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即使存在某种“不作为”，但并不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也不能认定为犯罪。第三，不要将作为犯等同于故意犯，将不作为犯等同于过失犯。作为与不作为是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故意与过失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不作为既可能成立故意犯罪，也可能成立过失犯；过失犯既
可能表现为作为，也可能表现为不作为。
刑法理论一般将不作为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纯正不作为犯或真正不作为犯，即刑法明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二是不纯正不作为犯或不真正不作为犯，即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为作为形式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认为，许多犯罪既可能由作为构成，也可能由不作为构成。这种情况下的不作为犯，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例如，刑法第416条所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就是纯正不作为犯。再如，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故意导致他人死亡的，则是不纯正不作为犯。
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不作为概念的确立，有利于合理确定犯罪范围，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利于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
三、危害结果
(一)危害结果的特征
一般认为，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如杀人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事实、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事实，就是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具有以下特点：
1．因果性。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行为是因，危害结果是原因引起的后果；不是危害行为造成的结果，就不是危害结果；由于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故危害结果的性质取决于危害行为的性质。危害结果固然是危害行为引起的，但不能认为，任何危害行为都必然造成危害结果。
2．侵害性。危害结果是表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遭受侵害的事实特征，因而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当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时，它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起决定性作用；当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件时，它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起很大影响作用。如果某种事实现象并不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使它是危害行为造成的，也不能认为是危害结果。当然，危害结果与社会危害性不是等同的概念。
3．现实性。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已经实际造成的侵害事实。危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侵害社会关系的危险性，不是危害结果，而是行为的属性。但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则有可能属于危害结果。
4．多样性。危害结果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危害结果的多样性，是由危害行为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犯罪对象的多样性决定的。因此不同的危害结果在定罪量刑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危害结果的种类
由于危害结果具有多样性，故有必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以便深入理解危害结果的内涵与意义。
1．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这是以危害结果是否属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前者是指成立某一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危害结果，或者说，该危害结果是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如果行为没有造成这种结果，就不可能成立犯罪。例如，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只有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与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才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这里的“重大损失”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后者是指不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构成要件之外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及其轻重如何，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是在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对反映社会危害性程度起一定作用，因而影响法定刑是否升格以及同一法定刑内的量刑轻重。例如，抢劫罪的成立并不要求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故重伤、死亡不属于抢劫罪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即使抢劫行为造成了他人重伤或者死亡，该结果也不属于基本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但由于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比未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故刑法对此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
2．物质性危害结果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这是根据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所作的分类。前者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它往往是有形的，可以具体认定和测量的，如致人死亡、致人伤害、毁损财物等，都是物质性结果。后者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非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它往往是无形的，不能或者难以具体认定和测量，如对人格的损害、名誉的毁损等，属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
3．直接危害结果与问接危害结果。这是根据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的联系形式所作的分类。前者是危害行为直接造成的侵害事实，它与危害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二者之间没有独立的另一现象作为联系的中介。后者是指危害行为间接造成的侵害事实，在危害行为与间接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独立的另一现象作为联系的中介。
(三)危害结果的意义
危害结果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1．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当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时，如果行为没有造成法定的危害结果，就不成立犯罪，过失犯罪便是如此。但由于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故当危害结果不是构成要件要素时，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例如，抢劫行为没有取得财物、没有致人伤亡时，仍然成立抢劫罪，只不过是预备、未遂或中止罢了。
2．区分犯罪形态的标准之一。不管人们以什么标准区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时，才可能成立犯罪既遂。例如，在故意杀人罪呻，没有发生死亡结果的，不可能成立故意杀人既遂。
3．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之一。在一切犯罪中，危害结果对量刑都起影响作用。因为危害结果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现象，刑罚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所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轻重如何，必然影响量刑。危害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三种情况：(1)作为选择法定刑的根据。例如，刑法第234条根据伤害行为造成的结果不同，规定了三个幅度的法定刑。据此，故意伤害造成他人轻伤的，司法机关应选择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法定刑；造成重伤的，应选择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定刑，如此等等。(2)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例如，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减轻处罚。(3)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当刑法没有将危害结果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和法定量刑情节时，危害结果的情况便是酌定量刑情节。
四、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一)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发生了某种危害结果时，司法机关首先要确定谁的行为造成了该危害结果，然后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后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研究因果关系，显然不是研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本身，而是研究如何确定某种危害结果是由某种危害行为造成的。
(二)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点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具有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1)都具有客观性。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客观的，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果关系的有无，只能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进行判断。(2)都具有顺序性，即在客观事物不断更替的运动中，一般表现为原因在先，结果在后，结果不可能在原因之前就存在。(3)都具有相对性。一种现象相对于被它引起的结果而言是原因，而它本身又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结果。所以，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方面要善于从无数因果链条中抽出行为与结果这对现象；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割断事物之间的联系。(4)都具有规律性。不管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所指的都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
系。(5)都具有复杂性。哲学上所讲的一因一果、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果、同因异果、异因同果等现象，在刑法上同样存在。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故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1)范围的特定性。从哲学上讲，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现象，都是原因，但在刑法上，只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危害行为才是原因。(2)内容的特定性。在通常情况下，刑法上因果关系与哲学上因果关系在内容上是一致的，都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发展过程，但在一些情况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发展过程。例如，诈骗罪，必须是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从而造成财产损失。
(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如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我国刑法理论以前采取的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根据，并符合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只有这种必然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一学说认为，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作为某种原因的行为必须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这是该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必要前提。所谓某种行为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是指该行为中存在着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根据；如果该行为不具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根据，那它就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足能是结果发生的条件。(2)具有上述实在可能性还不能说明具有因果关系，只有当具有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的某一现象已经合乎规律地引起某一结果的发生时，才能确定某一现象与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某一现象虽然有发生结果的实在可能性，但在某发展过程中，偶然地与另一因果性的锁链联系在一起，以致由另一现象合乎规律地产生这一结果时，那么，前一现象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3)因果关系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某种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时，不能脱离该行为实施时的具体条件孤立地进行考察，而应联系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判断。
由于这种学说导致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过窄，后来出现了偶然因果关系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学说还认为，不能将条件与原因绝对分开，条件是相对于根据而言的，条件和根据都是原因，只是处于不同的等级和层次而已。从重要性来说，与根据相比，条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就必要性来说，条件与根据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根据和条件相互作用，才能产生结果。只有根据没有条件，结果就不会发生，也就谈不上原因。
近年来，又出现了国外审判实践中长期采用的条件说，即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条件说还认为：(1)作为条件的行为必须是有导致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行为，否则不能承认有条件关系。例如，甲劝说乙乘坐火车旅游，希望乙乘坐的火车倾覆而导致乙死亡。倘若果真如此，甲的劝说行为也不是乙死亡的条件，因为该行为不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2)条件关系中的“结果”是指具体的、特定形态、特定规模与特定时间发生的结果。(3)条件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与行为人预想的发展过程是否符合，并不影响条件关系的成立与否。(4)行为是结果发生的条件之一时便可认定条件关系，并非惟一条件时才肯定条件关系；在数个行为共同导致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例如，甲与乙没有意思联络，分别向丙的饮食中投放了100％致死量的毒药，而且毒药同时起作用，导致丙死亡。对此，应认为甲的行为与乙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5)与前“条件”无关的后条件直接导致结果发生，而且即使没有前“条件”也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