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傅莹说：美国人失望了吗？

评傅莹说：美国人失望了吗？

傅莹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当代中国外交领导，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她的刚强、果毅须眉不及。在这里评傅莹说，是在欣赏她对国家的忠诚，对形势客观深入的调查和判断，壶公评论想提出的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哲学性的思考。

傅莹说，“5月中旬，我刚访问了美国，见了几位参众议员和资深教授，接触了7家智库，还与一些媒体人座谈，先谈谈印象。总的感觉，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释放的信号相当复杂。观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综合以论，傅莹说，“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因为“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一、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望了呢？

傅莹说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这是合乎逻辑的，这个逻辑建立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上。分析东、西方文化，我们能够得出“合”与“分”两个不同的文化特性，政治哲学上也就体现为共和与民主二类价值观--是在相互依赖中求得共同的生存条件，还是在排它性的民主中求得个人的幸福，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但是，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即排它性的民主，我们当然能够明白美国人对中国的希望只能从它的角度看，从它的利益想，而绝对不会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和利益说。应该承认，美国人对中国的希望从属于两个基本的目的：

其一，借中国之助以破解西方利益与其它--如伊斯兰世界、东正教世界等等利益的纠结。这一点从16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东方战略中已经开始，壶公评论在【沁园春--亚投行记】中以“西霸窥窗”句说明；

其二、迫使中国成为美国利益的贡献者，如日本，事实上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类变种。中国近代史对现代的中国人并不陌生。

从上述两点看。美国人对中国应该是失望的，尤其是习时代，中国已经明白地背离美国的期望值，而且有分庭抗礼之势，例如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发展类同盟之势，在经济上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支承起亚投行，在政治上与美国的西方盟友有更深入的交融。美国人对中国怎么能不失望呢？

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望了呢？

壶公评论是以文化形态史学观评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于是常常能够看到美国人的“班门弄斧”，关于当前美国的“失望”至少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其一、以美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分析世界，这是行不通的。

近年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日裔美国人法兰西斯－福山和他的两本书《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把美国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来鼓吹，提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于是有了“历史的终结”。

在【汤因比与中华文化（前言）】一文中，笔者是把法兰西斯－福山作为文化形态史学论者看的，但是从他的这两本书看，他还很不成熟，因为既然以文化形态论史，文化形态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历史也不可能终结，如果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一个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失望也证明了这一点。

汤因比注意到福山型的人物，他写到：“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只能是徒劳的”，美国人曾经对中国变革寄以的希望及于现在的失望其实就是福山理论的实证。

其二、美国文明与中华文明并不在同一个层次：

汤因比写到：“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即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全人类，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因此他以文明的区别把人类分为五个社会。不过笔者认为，以人类社会主导性的文明说，人类应该分为两个社会即存在于亚欧大

陆两端的中华文明和西欧的基督教文明。而美国的新教文化与俄罗斯的东正教都只是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子文化，与中华文明并不在同一个层次。

为什么子文化的美国文化能够挑战父系文化的的中华文明？其原因即在于美国文化具有的变革性可以代表老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又在于各个文明发展过程的波折性。

对于近代世界而言，基督教文明有盛气凌人之势；但是对于更为长期的历史而言，各个文明的演变并不改变其自身的轨迹，正如汤因比所言：“具体说来，这一个品种的社会的面貌自从我们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以后就是稳定的。在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斗争里，西方社会把它同时代的社会逼到了墙角，而且它的经济和政治的上升过程中，把它层层绑缚起来，可是它还未能在它们的不同文化方面解除它们的武装。它们虽然被压抑得很苦，它们的灵魂却还可以说是它们自己的。”

汤因比又写到：“如果拿每一个个体的大小来讲，文明社会却比原始社会大得多。大多数原始社会的寿命是比较短的。地理面积是比较少的，包括的人数也比较少。”以此论，幼稚、原始的美国文化挑战长寿、人口众多的中华文化，当然很可笑。

汤因比把这一类笑话归因于：“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的世界性胜利而产生的假象。”但是假象终究是假象。美国当然会长大的，因为有中国这样的老大在示范，只是现在的美国还只是一个孩子。

其三、进入类晚清衰变周期的西欧基督教文明：

有意思的是，本年度6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张维为教授的采访，张教授指出：西方不少媒体和批评人士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歪曲，让他想起了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情景。在那时，清朝的乾隆皇帝在异国使节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展现着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如今，西方民主“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事情难道正在发生反转？这一命运似乎降临到了西方头上：西方正在变成傲慢的“乾隆”？

其实不仅仅是乾隆，深受西方崛起的侵扰和影响的晚清社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出现多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其核心只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坚持一旦崩溃，整个中国社会又陷入对西方文化盲目的模仿，这种盲目直到现代才有一些先觉者那里得到改变，中国社会逐渐回到中华文化自身。

把中国社会近代的演变作为一个参考系，西欧基督教文明很可能重复这样的路径，而最为保守的美国也将从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先进者转化为落伍者。这一点，从亚投行的响应上看，也能看出端倪--英、法、德的加入与美国的抵触是西方发展序列的一次重组。

二、两岸猿声啼不住：

傅莹说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这是不合乎逻辑的。中国没有出现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中国出现了“胡耀邦”；中国的

国家没有出现苏联式的分崩离析，但是中国文化已经走进功利主义的牛角尖，中国道德已经分崩离析。去了“戈尔巴乔夫”来了普京，文化不灭国家不亡；而文化沦落、道德崩析，国家又何以自立？观于此，美国人又何必失望？

考察中国文化，我们能够明白文化体现于“理”、“势”、“利”三个层面，或归结于缠绕中国四千年的“义利之辩”。传统中国重“义”，是“义”维系了共和性的中国社会。但是在汉民族逐渐成型、成熟的唐朝之后，对外族的排斥性也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敏感于外部的压力，相应，中国文化逐渐背离“义”的单极而走向“利”--功利者以利为功。这种演变事实上经过四个过程：

其一、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向东南移动，在东南兴起的浙东理学学派已经感受到“义”的危机，学人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

其二、明亡后，颜李学派对晚明仕子只谈气节的风气极其反感，提出实学理论。

其三、受尽西方凌辱的近代中国，读书人竭尽全力摆脱旧文化的影响，一心一意拥抱西方文明，从林则徐、曾国藩一代人“中学西用”到洪秀全的天父天兄；从孙中山的美国价值观到毛泽东的苏联影响。尽管有孙中山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尽管有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其政治哲学则在功利主义。

其四、但是孙中山被否定了，毛泽东也被否定了。

毛泽东没有否定孙中山，他只是从逐渐兴起的基督教影响转向了东正教影响，尽管毛泽东和孙中山一样都葆有中华道统的定力。可是胡耀邦否定了毛泽东，他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观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胡耀邦主义即是“不想主义”。

准确地说，胡耀邦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更否定不了中华文化，他只能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华文化庸俗化，如同明朝理学家把“理”的“冲膜无朕”的属性庸俗化为读书人的气节，如同魏玛时代的德国人把辩证法片面理解为“合理”而遗忘了“合度”，而胡耀邦“唯一标准”则否定了人类已经存在的所有的知识，一切只在他的脚下。

胡耀邦把“利”导入思维的牛角尖，于是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谬误的时期。普京说，“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但是戈氏被西方称为“俄罗斯民主之父”，苏联让俄罗斯人失望，却没有让美国人失望。大约同时期，中国文化的解体是不是20世纪最大的文明灾难？胡耀邦应该被称为什么之父呢？胡耀邦让中国人心慌，却没有让美国人兴奋，应该说，这与美国人同样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有关。

综合以论，胡耀邦的“功利”与美国人的功利主义殊途同归，如果美国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层面，他们应该为自己应变中国的成功欢呼雀跃。当然，这仍然是表层性的说法，中国或俄罗斯都行进在自己社会发展的轨迹之上，美国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评傅莹说，并非不同意傅莹之说，而是在响应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的“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水平比德国大约落后100年”的说法。应该说，胡耀邦的“不想主义”并没有错误，他不过是破除了此前论者的种种构想，他的“不想”让中国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因此从洋务运动重新开始。正是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尽管这一过程让有思想的那些中国人感到痛苦。

现代化研究中心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声不断，这种质疑与傅莹说是一致的。不过壶公评论认为，中国人还是应该真实地认识自己吧，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我们都只是处于一个人类新世纪的初级阶段。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正视存在，正视正在改变的存在。因为只有这样的正视，我们才能心情愉快，珍惜现在，走向未来。这样做比“不想主义”好。

三、轻舟已过万重山

也许我们应该能够记起马克思这样的两句话：

1、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2、“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

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其实，美国人失望也罢，不失望也罢，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重要，正如马克思有言：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壶公评论在这里说的是理，在人类大变局的当前，理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共产主义理论具有这样的两个属性，首先它是必然的--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必然的；但是就当代的中、俄两国的现实来说，共产主义又是超前的。

正因此，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俄变局仅仅只是超前之后向理性的回归，中国返回晚清洋务运动，并且以此为起点；俄罗斯返回资本主义的本初状态，有了叶利钦时代。这种演变在理本身，与美国人的期望本无关系。

其二、美国的衰变决定其文化本身，符合自身文化的兴衰周期；美国的衰变与人类寻求解放的基本性是一致的，作为殖民主义代表的美国价值观是不可能长期凌驾于人类头上，人类所有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天理，于理，美国的军事力量仅仅只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长矛。

其三、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变都在数中。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美之异数即在天道。美国智者基辛格有言：“宿命，宿命，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主持结束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的基辛格曾经慨叹，松散的自由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战胜严谨的集体主义的国家，这个宿命之叹不能为后来的美国人记取本身就是宿命。理在，势则必然，利在其中。美国人的失望仅仅只是证明其道孤矣，而与中国无关。

壶公评论2015/6/19于东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