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宁波保国寺大殿建筑的历史特征与地方特色分析
1.宁波保国寺大殿建筑的历史特征与地方特色分析
宁波保国寺大殿建筑的历史特征与地方特色分析
项隆元（浙江大学310028）[摘要]：
宁波保国寺大殿是保存完好的罕见古代木结构建筑。文章采取类比的方法，对大殿的建筑特征，主要是历史特征和地方特色作了详尽的剖析比较，一方面印证了《营造法式》的形制与构件，另一方面阐述了它对江浙地区的建筑手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宁波保国寺《营造法式》地方特征
自从1955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经专家确认其为宋代遗构以来，（1）宁波保国寺大殿受到文物界和建筑史界的广泛关注。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1957年中国建筑研究室（窦学智执笔）的《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涉及保国寺大殿结构特点和时代特征外。（2），之后系统研究保国寺大殿建筑特征的成果却不多见（3），尤其是有关保国寺大殿地方特色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
尽管现存的宁波保国寺大殿体量不算太大，但其结构和形制颇为独特，是国内尤其是
江南地区罕见的木结构建筑。保国寺大殿的斗栱材栔、柱梁、阑额、铺作、举折、檐出等许多做法不仅可与宋代《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的规定相印证，并且能为进一步说明《法式》中的某些制度源自南方建筑提供难得的佐证。同时，保国寺大殿所呈现出的进深大于面阔的平面布局、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构架方式、独具匠心的瓜楞柱拼合手法等，富有特点，不少作法留存并影响到元代建筑，成为江浙地区元代木结构建筑的惯用手法。因此，保国寺大殿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本文对宁波保国寺大殿建筑特征的分析，包括历史特征和地方特色两个方面，虽然建筑的历史特征与地方特色很难截然分开，但我们采取类比的方法，凡是与《法式》的规定相符的，或与同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结构与形制相近的，都归入历史特征的范畴，而把与保国寺大殿时代相近的南方建筑，尤其是江浙地区建筑的一些特殊作法，列入地方特色的范围。这应该是可行的。
一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历史特征分析
保国寺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4），比《法式》的颁布（1103）整整早90年，其基本形制和许多作法却可与《法式》的规定相印证（见表一）。有些作法虽然为《法式》所不载，但与同时期的宋、辽建筑相类似。
材与栔：《法式》大木作制度的开篇便是“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5）。这足以说明“材”在权衡建筑体量、度量构件尺度中的重要性。《法式》对“材”规定的要素有二：一是比例，二是分值。保国寺大殿斗栱用材为21.5×14.5厘米，二者相比为3∶2.02，恰与《法式》规定的材广15分°，厚10分°，即3∶2的比例完全吻合。保国寺大殿用材的每一分值约为1.43－1.45厘米，介于《法式》规定四等材（每一分值约1.54厘米）与五等材（每一分值约1.40厘米）之间，但更接近于五等材，也有把它归入四等材的（6）。
无论是四等材还是五等材，主要用于“殿三间、厅堂五间”或“殿小三间、厅堂大三间”
（7）。保国寺大殿正是三开间的佛殿建筑，与《法式》记载基本相符。
栔是对材的补充。《法式》规定“栔广六分，厚四分。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8）。保国寺大殿用栔高8.7厘米，约合6.04分°，与《法式》规定的“栔广六分”相一致。栔厚11.5厘米，约合7.97分°，则比《法式》所规定的栔“厚四分”多出近一倍，但与中原地区某些辽、金建筑的栔厚相近。不过，正如《法式》所规定的“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与栔高相比，栔的厚度在权衡建筑体量和度量构件尺度中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保国寺大殿的斗栱材栔不仅与《法式》的规定基本一致，而且与同一时期不少遗构所用的材栔相近。其中与保国寺大殿材栔基本相同的有江苏苏州虎丘二山门（995－997）（9）：用材为20×13厘米，栔高9厘米（约合6.57分°）；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殿身及副阶（1023－1031）：用材为21.5×15厘米，栔高10.5厘米（约合7.3分°）；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殿身及副阶（1052）：用材为21×15厘米，栔高10厘米（约合7分°）（10）。它们的用
材同样相当于《法式》规定的五等材，但栔高比《法式》规定的“六分”稍大，不如保国寺大殿更接近《法式》的规定。
柱与柱础：保国寺大殿的柱子是一种颇具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构件。殿中16根柱子均用较小木料拼合、包镶而成，横断面呈瓜楞状。瓜楞瓣数因柱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别，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断面为八瓣全瓜楞式，用于檐柱与内柱；另一种断面为半瓜楞或四之一瓜楞式，用于山面及后檐，向外一面有瓣，向殿内部分则仅作弧形状。此种作法虽然《法式》中未作记载，但在汉魏时期已显雏形。因瓜楞柱的外形与作法与汉代出现的束竹柱
相类似，很可能两者存在渊源关系。江苏徐州贾汪石室墓的仿木柱子做成四瓣瓜楞、八瓣瓜楞和十六瓣瓜楞形式（11），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瓜楞柱作为一种柱子样式和做法已经成熟。在现存宋代建筑中，尤其是南方建筑中瓜楞柱较为常见。如浙江临安南屏塔（北宋熙宁年间）、福建福清南涧寺水南塔（北宋宣和年间）、福建莆田广化寺释迦文塔（南宋乾道元年）、浙江湖州飞英塔内石塔（南宋绍兴年间）
等都有石构或砖砌瓜楞柱遗迹。唯此殿为木结构，最为罕见，也更为珍贵。
保国寺大殿檐柱最大直径56厘米，内柱最大直径62厘米，用材分别约合39.2分°与43.4分°，接近两材两栔（42分°），与《法式》“用柱之制”中“若殿间，即径两材两栔至三材，若厅堂柱，即径两材一栔”（12）的殿间用柱规定基本相符，比厅堂用柱的柱径要大。这也是现存唐、宋、辽、金遗构中用材比较粗大的柱子。
柱础计有鼓形、须弥座式和复盆状三种。其中须弥座式者又有雕刻花纹及无花纹之别。复盆状柱础与江苏苏州玄妙观三清殿（1179）（13）及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964）（14）柱础大体相同（15）。
构架：大殿共用柱16根，其中内柱4根。殿内构架主要由两缝横架和两缝纵架组成，纵横交叉呈不完全对称的“井”字形。
横构架为四柱八架椽，后槽用乳栿及搭牵，前槽用三椽栿，前后内柱之间用三椽栿承平梁，平梁上安蜀柱、叉手以承脊榑；纵架檐柱与内柱间用乳栿及搭牵，内柱间用内额一
层，上施驼峰、襻间铺作、补间铺作及素枋数道以承上平榑和中平榑。此种构架介于《法式》所规定的厅堂型和殿阁型之间。其特点是内柱高于檐柱，前内柱又高于后内柱；柱网布局不求对称，前檐柱与前内柱之间占三架椽的距离，而后檐柱与后内柱只占二架椽的距离；内周铺作不在一个平面上，前内柱的柱头铺作位于三椽栿之上，而后内柱的柱头铺作则顶托三椽栿；檐柱与内柱间以及前后两个内柱间的梁栿一头安于柱头，一头则插入内柱柱身，并用丁头栱承托；当心间两缝梁架间用顺脊串；前槽三椽栿下施顺栿串等。这些都有利于增强大殿的整体性。
从现存的建筑遗构来看，这种木结构构架为唐代所不见。中唐时期的南禅寺正殿，殿内无柱，用通长三间的长栿承载上部梁架荷重。晚唐时期的佛光寺大殿，虽用内柱，但檐柱与内檐同高，用纯粹的抬梁式构组梁架，平面柱网由内外二圈组成，类似《法式》规定的“金厢斗底槽”（16）。而保国寺大殿所用的构架，则是五代末期、北宋初期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构架形式。最早见于福州华林寺大殿，其横架
为前后内柱间用四椽栿，前后檐用乳栿；前后纵架柱头用内额一层或二层，上施补间铺作、驼峰及枋数重（17）。宋、辽时期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1020），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1024）、江苏吴县甪直报圣寺大殿（已毁）等均属同一类型。
阑额与绰幕枋：《法式》“造阑额之制”
中规定，阑额“两肩各以四瓣卷杀，每瓣长八分”（18），显然，这是月梁形的做法。可是，在黄河流域的唐、宋、辽、金木结构建筑中尚未发现此种形式。保国寺大殿正面及山面靠南一间阑额作月梁形，与《法式》所述类似，并施宋代常用的“七朱八白”（19）彩绘，这是异常宝贵的物证。阑额作月梁形的实例还见于福州华林寺大殿前檐阑额（20）。保国寺大殿、华林寺大殿都重建于《法式》颁布之前，此时月梁形阑额在南方已较为流行，而北方却不见实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法式》中的月梁形阑额制度与南方早期建筑的实践
有紧密的联系，或许这一制度就源于南方。
保国寺大殿绰幕枋的作法非常特别。绰幕枋仅用于正面平柱两侧，其形状为下缘作锯齿
状，顶端作涡纹，下缘与顶端微有出锋，做法古朴，但未见于其他建筑，略似《法式》的“蝉肚绰幕”（21）。
铺作：大殿斗栱可分为外檐斗栱与内槽斗栱二大类。外檐斗栱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三种。其中补间铺作布置方法为：前檐和后檐当心间二朵，次间各一朵，山面自南端起第一、二间各二朵，第三间一朵。这种布置方式正合《法式》“当心间须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一朵”（22）的规定。内槽斗栱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襻间铺作三种。其中襻间铺作的形制为在梁栿上施驼峰，上安栌斗，斗内施横栱四重，其上承替木及平榑，与江苏吴县甪直报圣寺大殿的襻间铺作做法
相似。
现存的唐至宋初的木构建筑中，北方建筑当心间通常只用补间铺作一朵，或者干脆不用补间铺作。前者如佛光寺大殿、奉国寺大殿，后者如南禅寺正殿、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1008）。而南方建筑中如江苏苏州云岩寺塔（959）、浙江杭州灵隐寺双石塔（960）、杭州闸口白塔（吴越末北宋初）（23）等砖石
塔，都采用了双补间铺作的作法。木结构建筑中的华林寺大殿、虎丘二山门、甪直报圣寺大殿和保国寺大殿当心间，也都用补间铺作二朵。从现存建筑来看，当心间补间铺作用二朵，次间各用一朵的作法，在《法式》颁布之前中原及北方地区似乎尚未形成制度，而南方则已成惯例。由此可以推见，《法式》中的这一规定很有可能来源于南方建筑的实践。
保国寺大殿斗栱硕大，制作规整。所有外檐斗栱外跳均作重抄双下昂单栱、偷心造。斗栱的正心部分除前槽因用平棊、藻井稍有不同外，其他均为单素枋，分别与华栱、华头子及昂相交，最上施重栱承替木及榑。柱头铺作下昂作法与华林寺类似，长达二步架，充分发挥了真昂的杠杆作用。下昂尾与立在中平榑下的短柱相交，并于所经下平榑处施一短柱支与榑下，与《法式》“如用平棊，自榑安蜀柱以叉昂尾”（24）的规定相同。可现存建筑缺乏明证，独此殿保存此法。此外，斗栱的许多细部作法也与《法式》规定相同或近似。如柱头和转角铺作的栌头为圆形带瓣斗，补间铺作栌斗为方形讹角斗，与《法式》“如柱头用圆斗，
即补间铺作用讹角斗”（25）的规定一致。有如耍头长34.5厘米，约合23.96分°，与《法式》“造耍头之制”中的“用足材，自斗心出，长25分”（26）的规定十分接近。
外檐铺作总高165厘米，为檐柱高的39％。虽不及佛光寺大殿、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963）外檐铺作总高与檐柱高的比值，但这一比例与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984）、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1125）等这些辽、宋时期建筑基本一致（27）。
藻井：大殿的前槽每间各置斗八藻井一个，其中以当心间为最大、也最为精致。当心间藻井由算桯枋构成正方形外框，于四个角内置短枋木，组成八角形井口。在各交角处施华拱二跳，第一跳偷心，第二跳端施令栱承随瓣枋。再于枋上垂直齐心斗处施竖向弧形阳马八根，集于中心八角明镜处。最后在阳马背上依其弧线形势施直径依次递减的木环七重，构成穹隆状的井身。两次间因开间较小，由算桯枋构成的外框呈长方形，故在前后两边加施二枋使之成为正方形，其他各部分做法与当心间
同。江苏苏州的报恩寺塔（南宋）、上海青浦颐浩寺大殿藻井（元代）做法与此类似（28），但以保国寺为最早。
藻井斗栱用材为17×11.5厘米，栔高7
厘米，小于殿身斗栱，比《法式》规定的用于殿内藻井和小亭榭的八等材稍大，约合七等材。在现存建筑中殿内藻井施大木木材分斗栱的作法殊为特别。此种藻井结构精巧，为现存最古之实例。
举折与出檐：现存大殿的屋架举高（从撩檐枋背至脊榑背的距离）约为5.52米，总进深（前后撩檐枋之间距离）约为16.65米，两者相比为1∶3。这一比值虽然大于南禅寺大殿（1∶5.6）、佛光寺大殿（1∶5）、华林寺大殿（1∶4.1)、奉国寺大殿（1∶4）等年代更早的建筑，但与晋祠圣母殿（1∶3.6）、隆兴寺摩尼殿（1∶3.4）、少林寺初祖庵（1∶3.2）等同时期的建筑比较接近。与《法式》规定的殿阁屋架的举折比例（约1∶3）完全一致，比厅堂屋架的举折（约1∶4）更高（29）。由于大殿进深大于面阔，故立面显得较为高大，但檐步坡度却十分和缓。
大殿总檐出为130厘米，约合宋尺4.1尺，椽径14厘米，约合宋尺4.4寸。按《法式》“造檐之制”记载，“如椽径三寸，即檐出三尺五寸；椽径五寸，即檐出四尺至四尺五寸”（30），故其檐出深度与《法式》规定基本吻合。尽管屋架经后代多次修缮，有些构件已非原物，但与其原来的举折与檐出作法不会相去太远。
二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地方特色分析
自从中国建筑研究室《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一文发表后，保国寺大殿的时代特征备受人们关注，但保国寺所呈现的地方特色却少有论及，系统的研究更属空白。因此，我们在分析了保国寺的时代特征之后，有必要对其蕴含的地方性特色作较全面的探讨。由于保国寺大殿是浙江地区惟一现存的宋代木结构建筑，故无法与同时期浙江地区木结构建筑作对照，但好在南方地区还保存了如华林寺大殿、虎丘二山门等宋代初期的建筑，尤其是在浙江地区还保留了两座元代的木结构遗构，这为我们探讨保国寺大殿和宋元时期浙江地区木构建筑的
地方特色提供了可能。
华林寺大殿建于吴越钱弘俶十八年，即北宋乾德二年（964），虎丘二山门建于北宋至道年间（995－997），比保国寺大殿时间稍早，但都属于北宋初期建筑。它们同属江南，因此其建筑形制和构件除了具有同时代的建筑特征外，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江南建筑的共同特点（见表二）。如它们作为同属面阔三开间的近似方形的小殿（虎丘二山门因属山门建筑，故进深较小），柱网布局规整，无减柱或移柱做法，梁架带有穿斗式的某些特征，与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三开间小殿作法有明显的不同。再如在补间铺作的分布上，当心间都用补间铺作两朵，延续了唐末五代江南地区一些砖石塔中补间铺作用两朵的作法。而在北方的木结构建筑实例中，双补间铺作出现时间要晚近一个世纪。中唐时期的南禅寺正殿还没有实际意义的补间铺作，晚唐时期的佛光寺大殿出现了补间铺作，但无论是当心间还是次间，都用补间铺作一朵，这一作法延续了较长的时间。直到北宋中期的隆兴寺摩尼殿（1052）才出现当心间用铺作两朵，次梢间各一朵的作法。以后至北宋结束，也只有少林寺初祖庵
（1125）及金代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1128－1143）等少数几座建筑采用这一做法，其他仍保留着补间铺作逐间一朵的旧法。
保国寺大殿除了与江南早期木结构建筑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外，还呈现出一些江浙地区早期建筑的特有作法。尽管保国寺大殿与浙江现存的元代木结构建筑武义延福寺大殿、金华天宁寺大殿的建造年代相距三百余年（34），但武义延福寺大殿、金华天宁寺大殿仍保留了不少江南及江浙地区建筑的早期做法，有的与保国寺大殿做法相近，有的甚至完全一致（见表三），并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建筑做法有异。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地方性作法在建筑中的具体体现。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有：
（一）建筑平面面阔小于进深。保国寺大殿的通面阔为11.83米，通进深为13.38米，进深大于面阔1.55米。这种进深大于面阔的平面形制，在现存的唐、宋、辽、金、元木结构建筑中极为罕见，只有宋代的山西高平县玉皇庙玉皇殿等极少数建筑采用类似的作法。玉皇殿通面阔11.20米，通进深11.70米，进深
大于面阔0.50米（35）。其他的殿堂建筑平面大都采用面阔大于进深的横向长形或近似
正方形的形制，即便是平面形制近于正方形，大多也是面阔稍大于进深，如华林寺大殿通面阔为15.67米，通进深为14.58米；少林寺初祖庵通面阔为11.14米，通进深为10.70米（36），莫不如此。但是，浙江现存的两座元代木结构建筑的平面形制，都采用了与保国寺大殿相同或相近的平面形制。武义延福寺大殿通面阔为8.50米，通进深为8.60米，进深大于面阔0.10米；金华天宁寺大殿通面阔为12.72米，通进深为12.72米，进深同于面阔。此外附近的上海真如寺正殿（元代）也采取类似的作法，其通面阔为13.40米，通进深为13米，进深与面阔大致相同（37）。在现存的宋元时期木结构建筑中，除了山西高平县玉皇庙玉皇殿外，进深大于面阔的建筑都在浙江地区，且出现时期最早。因此，进深大于面阔的建筑平面形制，如果不能说是浙江地区宋元时期建筑的一大特色，那么至少可以看作是宋元时期江浙一带一种较普遍的做法。
之所以出现进深大于面阔的平面形制，无疑是为了满足宗教实用的目的。但是，仅仅用为了满足实用目的这一理由，还不能完全解答此类形制出现的原因。因为，平面形制为横向长方形的建筑大量存在，说明它们完全能够满足实用的需要。确实，横向长方形的三开间佛殿建筑，会给宗教活动带来空间上的局限，但是通过殿内减柱或移柱的方式，也能解决这一矛盾。黄河流域现存的宋元时期建筑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来扩大殿内尤其是前槽空间的。如平面三开间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1008）减两内柱、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约公元12世纪）移两内柱、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1125）移两内柱等。因此，并不一定非得通过增加进深来扩大殿内的宗教活动空间。保国寺大殿等进深大于面阔的建筑出现，主要得益于它熟练地运用了可灵活调度殿内空间的
梁架结构，从而能在不采用减柱或移柱这些有损于构架整体性手法的前提下，通过梁架前后、高低等变化扩大殿内前槽空间，来满足宗教实用的需要。
（二）构架为四柱八架椽，采用前三椽栿，后乳栿的梁架结构。如上所述，为了满足宗教实用的目的，保国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天宁寺大殿都运用了可灵活调度殿内空间的梁架
结构，不一而同地选择了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构架方式。这样既可增加进深的深度，又可使殿内前槽占有比后槽更大的空间，扩大人们在佛座前活动的范围。
三间殿用四柱八架椽的构架方式最早见
于华林寺大殿，不过它所采用的是前后乳栿的对称性结构（38），与保国寺、延福寺、天宁寺大殿前后不对称的梁架结构有所不同。但是，面阔三开间，进深八架椽，构架的纵架与横架交叉呈“井”字形，内柱明显高于檐柱，檐柱与内柱之间用乳栿或三椽栿联络，栿尾插入内柱柱身等做法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构架的梁柱之间联络紧密，梁架整体性较强，从中可看到一些类似穿斗式的痕迹。在中原及北方地区，采用不对称梁架结构的有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1020）、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1024）等。不过奉国寺大殿是面阔九开间，进深十架椽，虽采用前四椽栿，后乳栿的梁架
结构（39），但与保国寺大殿结构差别明显。广济寺三大士殿为四柱八架椽，前三椽栿，后乳栿，与保国寺大殿结构相近，但是它为面阔五开间的四阿顶建筑（40）。在北方黄河流域与保国寺大殿规模大体相同的三开间建筑，则主要采用抬梁式结构，不用内柱或惯用减柱或移柱的手法，即便是山西高平县玉皇庙玉皇殿这一进深大于面阔的三开间建筑，还是保留了减后两内柱的传统手法。因此，就构架的整体性而言，不如南方的四柱八架椽结构强。
四柱八架椽的构架虽不是保国寺大殿的独创，但采用前三椽栿，后乳栿的梁架结构则以保国寺为最早，且在浙江地区一直延续到元代。因此，四柱八架椽，采用前三椽栿，后乳栿的梁架结构可以看作是浙江地区宋元时期三开间小殿建筑的一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惯用手法。
（三）柱网布局规整，但不求严格对称。由于不采用宋元时期黄河流域木结构建筑所常用的移柱或减柱法，因此保国寺、延福寺、天宁寺大殿的十六根柱子排列整齐且规则。同时，因采取前后不对称的梁架结构，因此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