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是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19世纪末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先后出土了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占卜甲骨，绝大部分是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王室的遗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陕西等地发现了几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但数量比殷墟卜辞少得多。
在中国已发现的可以辨识的古代文字资料里，殷墟甲骨卜辞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从这批资料来看，当时汉字已经成熟，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较长的卜辞，一条有90余字，例如《殷墟书契菁华》第三、第五页所著录的刻在一块大牛胛骨正反面上的一条癸未日卜辞，补足缺文后有93字。在甲骨上偶尔还能看到篇幅更长的非卜辞的记载。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
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中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甲骨卜辞之我见——甲骨是档案
殷墟甲骨卜辞之我见——甲骨是档案 首先，我觉得要判定甲骨是否是档案，我们应该清楚档案的定义，在《档案工作基本术语》中把档案的定义表述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历史文献。”在《档案法》中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虽然目前，档案界对以上档案的定义都有所争议，在此，我无意对这些争议进行分析论证。目前的我只能根据我所认知的、我所学到的以及物质本身的属性来判断这个物体的是或否。 学习了《档案学基础》这门课后，我了解到档案的产生条件分别是文字的产生和形成、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文官制度的建立，只有完备这三个条件，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档案。文字的产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仓颉造字”，据古籍记载，《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字，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所以作书者，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其实，文字并不是一人所独创。正如《荀子·解弊》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字，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殷墟甲骨的出土让世人看见了几千年前的文字，至此，我可以确定的是在殷商时期，文字是产生了的并且已有了一系列文字符号，从流传至今的文献中也可断定殷商时的文字程度是成熟的。从古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商朝的制度是完善的。第一，有政务性职官，掌管农业的“籍臣”，掌管畜牧的“牧正”，掌管手工业的“多工”：第二，有军事性职官，甲骨文中的多马、戍、卫、射等都是军事性职官：第三，有宗教文化类职官，即卜、巫、史等：第四，有宫廷内职官，商王所居称为寝，甲骨文中王寝、东寝、西寝等名称，在安阳殷墟发现商王宫寝基址五十多处，是王的居所及宗庙遗址。由此，我们也可大胆的推测，商朝的社会制度是相当的完备的。而在商朝，“贞人”是一个特别的官职，他既是神职人员同时也负责书写和保管占卜之后的卜辞，若是和后世的史官相比，他们的职能其实是相差无二的。经过我浅显的分析后，我觉得商王朝是绝对拥有创造档案的条件的，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在商代也是具有形成档案的前提条件的。 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来讲，首先，甲骨卜辞是殷商时期王家卜官在占卜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是对当时社会活动的直接记录。可以说甲骨卜辞具有原始记录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从考古出土以及窖藏情况看，商代的甲骨大部分是集中保管并集中埋藏的，并且具有初步的整理方法，如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37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共出土甲骨24918片，其中，在一个编号为YH127坑中就出土了17096片；新中国建立后，扩大了殷墟的发掘范围，1950~1986年出土5092片甲骨，其中在小屯南地多处窖穴、房基中就出土了5041片，仅H24坑就有1315片；1991年10月，在花园庄附近又
甲骨文字解读
甲骨文与市场营销 一、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正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甲骨文不仅仅是以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还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目前，安阳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
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又称为市场学、市场行销或行销学；市场营销是指个人或集体通过交易其创造的产品或价值，以获得所需之物，实现双赢或多赢的过程。它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动词理解，指企业的具体活动或行为，这时称之为市场营销或市场经营；另一种是名词理解，指研究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或行为的学科，称之为市场营销学、营销学或市场学等。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认为市场营销是创造、沟通与传送价值给顾客，及经营顾客关系以便让组织与其利益关系人受益的一种组织功能与程序，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营销手段。菲利普·科特勒强调了营销的价值导向：市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市场营销是指企业的这种职能：认识未满足的需要和欲望，估量和确定需求量大小，选择和决定企业能最好地为其服务的目标市场，并决定适当的产品、劳务和计划（或方案），以便为目标市场服务。 麦卡锡于1960年也对微观市场营销下了定义：市场营销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责，它将产品及劳务从生产者直接引向消费者或使用者
甲骨文中的卜辞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简也，典从册，在艹上，象两手供俸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 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商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腹甲整用，背甲则中剖用之。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 有孔可以穿起。用甲骨时切去骨臼的突头，再将骨脊剖平、整治后的甲骨占卜时，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 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有一次占卜多 至二十余次者。兆旁记有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 最后记刻下所卜之事项。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 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间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 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 甲骨写刻卜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体说来，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从中间锯开，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 则左行。龟腹甲以中缝为界，右半者，其卜匕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 辞则左行。惟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则常常由外向内，即在左者右行，在右者左行，与前例相反。 兽肿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为界，在左者左行，在右者右行，不拘前例。 甲骨卜辞往往由正反西方面问疑。刻在龟甲上相应位置的左右卜辞，称对贞。由于两段 卜辞中间又刻有另一条内容不同的卜辞，称相问卜辞。卜辞有在甲骨正面容纳不下而转刻于 背面的，称正反相接。义卜辞反复卜问同一事项而分刻于数块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称同文卜辞。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如祭祀表、干支表、记晴雨、记 往来和偶然的记事刻辞。还有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 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肿骨日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肿骨骨面宽薄一端 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 的研究 ——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 源 裘锡圭 根据《尚书》中周代初年的《酒诰》所反映的商代制度，商王朝外服的君长有“侯、甸、男、卫、邦伯”这几种人： 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 《召诰》说“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没有提到“卫”。可能由于他们的地位较低而被略去，也可能本有“卫”而传写脱落。周人有时又以“侯甸”来概括商王朝的外服： 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尚书·君奭》 隹（惟）殷边侯田（甸）{K23C18.JPG}（义同“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大盂鼎》 可见在外服之中以侯与甸为最重要。 在商代晚期的黄组卜辞（即董作宾的第五期卜辞）里，屡次看到商王卜问跟“侯田（甸）”、“多田”或“多田于（义同“与”）多白（伯）”一起去征伐方国，是否吉利，如： (1)乙丑王卜贞：今{K23C56.JPG}巫九{K23C57.JPG}，余其尊{K23C58.JPG}告侯田册（或“{K23C59.JPG}”）{K23C60.JPG}方、羌方、羞（或“羊”）方、辔方，余其比侯田甾戔四丰（封）方。《续》3·13·1（注：本文引甲骨著录书所用简称，基本上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以下简称《综述》）669至672页的“甲骨著录简表”。“简表”所无之简称有以下几种：
《零拾》——《甲骨文零拾》 《屯南》——《小屯南地甲骨》 《外》——《殷虚文字外编》 《合》——《甲骨文合集》 《明后》——《殷虚卜辞后编》 《人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安明》——《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 《怀》——《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 《丙》——《殷虚文字丙编》。） (2)甲戌王卜贞：今{K23C61.JPG} 《零拾》92（参看《前》2·38·2、《粹》1190） (3)丁卯王卜贞：今{K23C56.JPG}巫九{K23C62.JPG}，余其比多田于多白正盂方白炎（？），{K23C63.JPG}（义近“惟”）衣翼（翌）日步，亡（无）{K23C64.JPG}自上下于{K23C65.JPG}示，余受{K23C66.JPG}，不{K23C67.JPG}告于兹大邑商，亡{K23C68.JPG}。〔王{K23C69.JPG}曰：〕引吉。才〔在〕十月，遘大丁翼。《甲》2416（参看《甲》2395、《后》上20.9、《粹》1189） 与“田”并提的“白（伯）”，大概就是《酒诰》、《召诰》所说的“邦伯”，当是商王国辖境内臣属于商王的一些小国之君。 在时代较早的卜辞里也有“多田”： (4){K23C70.JPG}（以）多田、亚、任{K23C03.JPG} 《粹》1545B (5)多田亡 （灾）。《京津》4563 {K23C71.JPG}多田伐又丰乃{K23C03.JPG} 《合》27893 (4)是历组卜辞，其时代相当于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注：看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5期），拙作《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5)和{K23C72.JPG}是一般所谓三、四期卜辞。
甲骨文 武丁卜辞
甲骨文武丁卜辞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甲骨文的发现及其研究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史具有重大的意义，要求学生掌握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知识，对于甲骨学上有着重要贡献的“四堂”有所了解。 【知识点】甲骨文发现及其研究的基本情况。甲骨文的识读及其甲骨卜辞的程式。 【重难点】甲骨文的识读。 【解题补充】 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情况。 1）甲骨文的发现—— 1899 年王懿荣的偶然发现。出土地点的确立。 2）甲骨文的收集——王懿荣约 1500 片 孟定生、王襄约 4500 片 刘鹗约 5000 片 罗振玉约 30000 片 其它约 4000 片（以上为 1899 —— 1928 年 30 年间的收集情况） 外国人的收集情况： 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约 5000 片 加拿大人明义约 35000 片 日本人林泰辅等约 15000 片 3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1928 至 1937 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 1940 年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 1948 年出版了《乙编》。甲乙编是甲骨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标志，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 二、甲骨文的研究的情况。建国前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大时期， 1899 至 1927 ，以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 1928 至建国，以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为代表。建国后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和时限。 1）从识字开始，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已科学的分出十类。 2）与商史研究相结合，王国维的《殷卜辞中的所见先公先王考》启其端。 3）甲骨文的分期，董作宾的“贞人”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凿破鸿蒙。 4）胡厚宣开创了甲骨编纂新体例。
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是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19世纪末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先后出土了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占卜甲骨，绝大部分是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王室的遗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陕西等地发现了几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但数量比殷墟卜辞少得多。 在中国已发现的可以辨识的古代文字资料里，殷墟甲骨卜辞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从这批资料来看，当时汉字已经成熟，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较长的卜辞，一条有90余字，例如《殷墟书契菁华》第三、第五页所著录的刻在一块大牛胛骨正反面上的一条癸未日卜辞，补足缺文后有93字。在甲骨上偶尔还能看到篇幅更长的非卜辞的记载。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
殷墟甲骨卜辞分期分类研究综述
殷墟甲骨卜辞分期分类研究综述 摘要: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分类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既是一个对出土原材料的基础整理工作,又是一个深入探讨甲骨文与殷商文明的基本途径。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卜辞的分期分类工作不仅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科学分类的依据更加系统与充分。 关键词:殷墟;甲骨卜辞;分期分类 卜辞的分期分类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其前提是将所有甲骨资料根据一定的系联标准先划分出若干组类,然后再根据断代的要求推定每一类甲骨的期别和时代。“分类和分期的可靠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甲骨文资料的有效利用乃至影响有关学术研究的质量,所以该工作的意义不容低估。”① 一、20世纪初期对殷墟甲骨卜辞分期分类的探索 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分类,这两个皆与断代密切相关的问题,学界对其提出的时间、研究的层次以及深度确有所不同。“分期”概念明确提出之前,罗振玉、王国维、明义士等学者曾作过有价值的探索。 1910年,罗振玉根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考知河南安阳小屯村为商朝“武乙之墟”。这不仅为其推断甲骨文乃“殷商贞卜文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对甲骨文的研究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14年,罗氏《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出版。该书分为: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等八篇。对罗氏在甲骨方面的努力探寻,郭沫若曾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收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罗氏于一九一〇年有《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此书仅属椎轮。一九一五年有《殷虚书契考释》(后增订本改为三卷),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②郭氏的评价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继罗氏之后,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曾参考罗氏的见解,首先提出以“称谓”定王世的看法,其云: 癸酉卜,贞:王宾父丁岁三牛眔兄己□□一牛,兄庚□□?(《后上》一九·一四) 癸亥卜,贞:兄庚……兄己……(《后上》七·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