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个性实在让人很难喜欢

雍正的个性中还有自信自负的一项特质。他常对大臣们批说：“你知道什么！”“你非长才之人！”“你的见识朕实信不及！”“看你伎俩实属特平常！”“所见甚浅矣！”“你乃穷书生！”“朕实为汝愧之！”等等的话语。他对满族人总是评论他们秉性固执、尚气而不圆通；汉军则有“言行相符百无一二”的毛病。他自信一切比别人强，无论文章道德，或是办事能力，甚至他的判断也都是比别人正确得多，这也许与他想作万民之主有关，他又好胜，当然就要样样比别人强了。所幸雍正在若干政策的研制与实行上，有时还会及时改正，听从好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例如丁随地起的赋税改革，山东巡抚黄炳首先奏请实行，皇帝不但不准，反而责斥他“冒昧渎陈”，几乎被处罚越例搜求之罪。可是后来经过直隶巡抚李维钧等人的呈请，皇帝认为有益贫民，终于改变初衷，同意改制了。又如甘肃巡抚建议在该省开炉铸钱，雍正最初不同意，后来觉得有禁绝私钱的效用，“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当然准允他铸造了，并且还对石文焯说：“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皇帝镜承认“虑未周详”，也算难得。这类的例子也多，我个人以为雍正性急，在不用忍而又自信自负之时，常作出不尽妥当的主观决定，但是他有心为国为民服务，只要于民于国有益的，也就是对他自己统治权有益的，他会更改，甚至认错的，他也说过：“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
从雍正办事的仔细认真上看，我们还可以说他有着过分精严刻薄的个性。不少大臣或因疏忽大意，或草率从事，或敷衍塞责，或掩饰过愆，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例如雍正元年，皇帝名李署理京口将军，大学士票拟时误写了张天植的名字，后被皇帝发现，挖苦了大学士们一顿，说他皇帝可以“代理”大学士办事了。同年年羹尧为事上了一摺，大学士已经议复了，后来蔡珽又以同一事奏请，大学士们又当作新的提案办，皇帝发现了有批评他们“漫不经心”。还有一次浙江官员报告侦察甘凤池案件，雍正阅览之后，对总督性柱说：“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剩渎奏，是何意见耶？”可见皇帝记性很好，抓到了地方官重复奏报的错误。福建巡抚刘世明有一回没有遵照雍正的指示立即做出回应，被皇帝追踪识破了，于是就以近乎讽骂的口吻说：“朕日理万机，刻无宁晷，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竟一字不提，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刘世明看了朱批，只好尽心地照皇帝旨意办事了。雍正的精细严厉还可以在一些小事上看出，他似乎对很多小地方也都是十分

注意的。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岳
钟琪上奏陈事，密奏的开头先引录了几句皇帝前一次给他朱批的话，岳钟琪在抄引时只写了“雍正五年三月初 日奉到朱批......”其中确实日子没有填上，可能待查补写的，可是后来疏忽就把摺子送出了。皇帝看了这份密摺，就在“初”字与“日”字之间画了一个圆圈，并加写“不必介意，戏圈来的”八个字。虽说是“戏圈来的”，但令岳钟琪十分紧张，立即向皇帝说不是，并表示“惶恐万状”。还有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的一分密奏，事史上是一份普通的请安摺，在宫中被皇帝弄脏了，雍正就随手写上“朕安。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这虽是小事，但足以说明雍正的仔细与大臣对他的严厉作风的恐惧。
雍正的刻薄个性更是有名的，除了对他兄弟们的整肃手段，命令兄弟改名、牵连朋党、大杀臣民之外，在不少文字游戏中，也充分显现他这方面的性情。雍正二年八月，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收到皇帝赐来的新鲜荔枝，作臣子的当然立刻上奏谢恩，皇帝对他不曾尝过如此人间美味的谄媚话表示不满，便批了：“你乃浙江人，离福建不远，果然不曾尝过吗？”雍正五年七月苏州高官陈时夏恭进地方土产并上摺请安，皇帝收到礼物后，在奏摺上批到：“进献之物，因汝出于至诚，家人之情，勉强收纳数件，亦未令廷臣观看。若论物之好丑，实宫中弃置之物较之亦不及也。”本来大臣进贤方物，或臣下蒙赐物谢恩，都是定制，说些谄媚逢迎的话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经雍正如此一批，实在令人难堪，也显得皇帝刻薄了。皇帝有时还用些更难堪的文字侮辱大臣，像“书此一摺能自不发珊乎？”“一切吏治，湖广不及他省，自然事，迈柱不及他人也！”这是在迈柱这位湖广总督的报告上批的，简直是“指着和尚骂秃驴”，能不叫迈柱哭笑不得无地自容？当然更不堪入目、令人心惊胆寒的是“胡说”“混帐”“孽障”“恶种”“无耻小人”“不是东西”“朽木粪土”“庸愚下流”“看你有些疯癫”“不学无术”“无知小人”“满口支吾”“良心丧尽”等等的批语，都可以视为雍正刻薄个性的明证。
雍正身后留下骂名，多少与他的刻薄性情有关。年羹尧被处死已经足以证明这位君主的刻毒手段了，但是在命令他自裁时，皇帝竟叫年羹尧的仇家蔡铤去监刑，让年羹尧在临死还要多一层难堪羞辱。更特别的是，雍正载年羹尧死前还颁发给他一道上谕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让年羹尧死而不能也不敢

怨，真是恶毒之极！
年羹尧死后，皇帝又迁怒到几位曾经逢迎过年
羹尧的人，汪景琪以文字狱被杀，钱名世革职回家被看管，而且在他家住宅边挂上“名教罪人”的匾额，用以羞辱他。皇帝又命令京中臣工做诗讽刺钱名世，“以为无耻文人之炯诫”。侍读吴孝登写的诗不合上意，被指为“缪妄”，因而被充军到东北边荒的宁古塔为奴，处分比钱名世还重还惨，皇帝显系太刻薄了一些。雍正不但刻薄地对待活人，也同样刻薄地对待过死人。对吕留良家族的事过严姑且不说，他在清除他兄弟允禩等人之后，突然想到揆叙曾是允禩的党人，他虽已过世七年，但仍令人在他墓前树立一块刻有“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字样的石碑，这种谴责也不近人情。雍正五年因大臣办事不认真，皇帝命令一些新任小臣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报到，日落后才准回家，这些小臣住在城里，如此折磨，也真是极惨的事。
雍正的喜怒不定与精严刻薄个性，虽然对他的革新政治有加速以及成就的作用，但是对他的为人行事却也留下狠毒凶残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