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版超全完整版笔记

中国文学史

绪论

第一章上古神话

第一节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关于神话：

（一）定义：以故事形式表现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二）特点：

1、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

2、情节：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3、意义：对自然或社会现象解释，表达征服自然、变革社会愿望。

（三）产生条件：

1、可凭语言表达感情和对自然和社会领悟时。

2、对自然界，产生神秘和敬畏感情，幻想出超自然神灵和魔力，自然被神化。

（四）目的意义：

1、为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意义和合理性，维系社会性上。

2、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

3、在劳动和生活中，积聚多而强烈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戏剧性属性，在对世界假想性把握中宣泄不安情绪。

二、神话少且不系统的原因：

时代久远，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除《山海经》等书中记载比较集中外，其余散见于各类书中，往往片段，有完整情节不多。

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淮南子》）

三、《山海经》

（一）地位：最有神话学价值，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

（二）概说：

1、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间，由不同时代巫觋、方士据流传材料编选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2、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含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等方面资料。

（三）神多于神话；有大量对山神形貌描述，往往是奇形怪状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形体特征，或含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神话色彩最浓；虽是片断，不少故事已具清晰轮廓，有的甚至可得到完整故事和形象。

第二节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一、内容：

（一）创世神话

1、代表作：盘古故事

2、意义：

（1）宇宙卵生神话对阴阳太极观念有重要影响；

（2）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反映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信念；

（3）暗喻人和自然对应关系；

（4）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始祖神话：

1、代表作：女娲故事。

2、意义：

（1）虚构人类产生；试图阐释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

（2）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反映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也对女性社会地位认可；塑造有奇异神通、慈爱、勤劳妇女形象。

（3）各部族有自己始祖神话（商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始祖后稷），在情节或结构上多有相似之处，反映对祖先追念，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1、国内外区别：

（1）国外：大多表现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对人性的反省。

（2）中国：看作自然灾害，揭示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

2、代表作：鲧禹父子。

3、意义：不辞辛劳、为民除害又充满智慧英雄形象；反映先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所积累经验和智慧。

（四）战争神话：

1、代表作：黄帝炎帝故事，黄帝蚩尤故事。

2、黄帝始祖形象，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1、概念：人们把各类重大发明，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

2、代表作：黄帝、后弈等。

3、意义：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标志人类主体性突出；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有神异经历或本领，业绩在创造和征服。

（六）其他神话：

1、概念：显示人类英雄个性、勇气，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

2、代表作：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二、体现的精神意识：

（一）忧患意识。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对现实苦难深刻体验，与奥林匹斯诸神享乐精神形成对比。

（二）厚生爱民意识。对民众生命爱护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望。

（三）反抗精神，对命运抗争。

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神话思维与先民心智能力相联。先民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人和自然存在互渗关系，认为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和人进行神秘交往。

一、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分开，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移到自然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

表现：①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形成；②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

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二、具体、形象思维。

三、伴随浓烈的情感体验。

四、神话思维实际上是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

考，必须借用具体物象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往往包含特定民族精神和深厚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五、神话和文学创作比较：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第四节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不完整的原因：

（一）文人不重视。

（二）神话历史化，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宋代罗泌《路史》是集大成之作。

1、半人半兽神性形象被抹杀，难被纳入历史谱系，违背理性化原则。

2、改造。即对神话歪曲解释，使其成为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

3、神话的仙话化。仙话一般讲述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

二、影响：

（一）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除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

（二）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情感体验地传承。

第二章《诗经》

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古代诗歌的萌芽。

第二章《诗经》

第一节《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概述和体制：

（一）《诗经》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二）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约公元前６世纪编定成书。

（三）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四）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五）包括公卿列士献诗，民间诗，周王朝乐官保存下的宗教宴飨中乐歌等。

（六）按风、雅、颂分为三类，最初都是乐歌。

1、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十五国风即地方土乐。豳风全是西周作品，其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2、“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乐调。雅分为大雅、小雅。

（1）大雅31篇西周作品，大部作于西周初，小部作于西周末；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2）大雅作者，主要上层贵族；小雅作者，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地位低微者。

3、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每篇只一章；鲁颂４篇，作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5篇，大约是商中后期作品，内容上可分两类：《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七）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今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

第二节《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内容：

（一）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我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正月》。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七）其他。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二）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

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１、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２、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言志。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

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第三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卜辞所记内容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记事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原貌。

（二）铜器铭文。商周铜器铭文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模式：开头交代事件发生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出现记言文字，如《曶鼎》；《毛公鼎》侧重记言，文字最长。

二、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1、《虞书·尧典》等记载尧、舜、禹等人传说，是后人的追述；

2、《商书·盘庚》是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3、《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

4、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卜辞、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二）《春秋》记事系统，有自觉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1、《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

2、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并作大纲式叙述。

3、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4、但其记事很简略，因此非真正意义上叙事散文。

5、“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

（1）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

（2）春秋笔法：

①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思想倾向；

②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在史著中灌注感情色彩。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概述。

（一）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二）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三）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还有个别战国初年史料，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四）不只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还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提供历史借鉴。

（五）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2、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周王室衰落和诸侯争霸，表现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社会变革趋势。

3、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4、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5、在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在君民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

二、叙事特色：

（一）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二）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简略排比或个别字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通过：

1、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创立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

（1）倒叙与预叙：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写宣公之死，后写其生。

（2）插叙和补叙：常用“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结果，如秦晋崤之战；

4、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

（三）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成就在写战争，不重对交战过程记叙，而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

（四）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神秘化特点。

1、道德化。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

2、神秘化。以常出现的预兆为例，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如“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鲜明时代特色。

（五）戏剧性。

1、戏剧性情节；

2、有的叙事记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3、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的三个梦。

三、人物。

（一）人物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人物集中描写。

（二）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其一生中某一片断，反映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

（三）有些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如写晋文公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即位前争强好胜，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等，显示其是昏君，但同时又表现他宽容纳谏，不记前怨，风

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他最后悔恨自己残暴，性格复杂。

（四）人物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绝少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如齐晋{安革}之战中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形象。

四、琐事的描写。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利于生动叙事和人物刻画，如记楚白公之乱写叶公子高平叛，就叶公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五、语言。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一）“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

（二）因事因人而具不同特点，都用辞典雅。

（三）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之状云：“舟中之指可掬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节《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国别史，21卷，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汇编。

（二）成书约在战国初。各国“语”各有侧重。

1、《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2、《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完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3、《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4、《晋语》篇幅最长，共9卷，较为全面，叙事成分较多，侧重记晋文公事迹。

5、《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6、《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7、《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思想倾向。主要反映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神并重，由崇天命，转向重人事。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

三、语言。

（一）以记言为主，多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二）由于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三）有的为《左传》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

（四）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等。

四、叙事。

（一）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骊姬和里克。

（二）许多事件前因后果及经过都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议论文字上。

（三）也有情节生动曲折，富戏剧性的叙事，如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

（四）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写个人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不是

独立的人物传记。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33卷，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非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思想倾向：纵横家思想。

（一）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

（二）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三）《战国策》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地位作用，是士、尤其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三、人物塑造。

（一）对战国时各阶层人物、尤其“士”都有描写。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具典型意义，代表士的不同类型。

（二）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言论事迹虚构的，如苏秦；具体描写虚构的，如写苏秦夜读。夸张虚构不合史著要求，却使叙事更生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三）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意追求行文奇特惊人，如荆轲刺秦王，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化言行，如苏秦落魄后的喟叹。

（四）一方面继承《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纪传体的出现开创先例。如冯谖客孟尝君，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四、语言。“文辞之胜”。

（一）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风格“辩丽横肆”。

（二）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习见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辩说。如庄辛说楚襄王。

（四）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如鹬蚌相争故事。

（五）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如鲁仲连义不帝秦。

（六）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如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有时描写精细，如写触龙入朝。

第五节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体例、思想、艺术等的影响。

（一）体例。《史记》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纪》、《资治通鉴》等，是对《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二）艺术。

1、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2、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3、《左传》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体现；

4、《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

5、《史记》的奇谲文风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关系。

二、叙事艺术。

（一）叙述历史事件时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二）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如：

1、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

2、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

3、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起因，以预叙方式暗示故事结局。

（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如：通过人物个性化言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受先秦叙事散文启示。

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论语》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成熟。

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一节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论语》。

（一）体制。

1、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录成，成书在战国初年。

2、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两字，各篇无时间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无共同主题。语录体，短小简约，未构成完整篇章，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

3、文学色彩在于表现孔子及其弟子形象、性格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二）文学性体现在：

1、记录孔子言论片断，在对人物只言片语的记载中，表现人物形象。

2、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3、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语言更为委婉。

二、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体—《老子》。

（一）老子自撰。

（二）集中反映老子哲学思想，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其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理论基础是“道”，但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表现出作者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情感。

（三）艺术性。采用大量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常用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和《论语》相似都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先秦说理文基本特征。

三、语录体—《孟子》。

（一）成书于战国中期，篇题撷取首章首句二三字，每篇非围绕着一个主题。

（二）记录孟子只言片语，一些章节就一个论点反复论述，形成对话体论辨文。

四、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特点—孟子之前的《墨子》、同时代的《庄子》。

（一）《墨子》。

1、反映主要思想和代表说理风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

2、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3、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

4、未完全摆脱语录体影响，大量“子墨子曰”，表明是后学对墨子讲学辞的记录；

5、段与段之间有密切联系，围绕同一个论题论述，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

子》中形成。

（二）《庄子》。许多篇章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可算抒情性说理文。

五、战国末，《荀子》、《韩非子》中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有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此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体制。共7篇，主要记录孟子谈话，孟子和其弟子共著。

二、艺术特点。

（一）长于论辩。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始，逐步走向成熟。

1、逻辑上不如《墨子》严谨，却更具艺术表现力，具文学散文的性质。

2、运用逻辑推理、类比推理、二难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如《梁惠王下》、《公孙丑下》（受不受金）。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1、其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说有些牵强，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

2、少数就近取譬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

（三）气势浩然。

1、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使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

2、大量使排偶、叠句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

（四）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精练准确。

第三节《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

一、体制。先秦说理文中《庄子》最具文学价值。

（一）《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部分。内篇庄子所作，外、杂篇庄子后学。

（二）思想。

1、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

2、源于又发展了老子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3、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个体，生命融入宇宙万物，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

4、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二、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一）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重言即借重长者名人言语，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大都用“三言”形式说理，有时融为一体。“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二）结构线索模糊隐秘，思想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纽带，把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融为有机体。内篇多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下，用寓言从不同角度层面，加以展示，最后避开逻辑推理，以寓言作结，是哲理抒情散文。

三、想象和虚构。这些寓言具超常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刘熙载《艺概·文概》）。

（一）哲学思想精深玄奥，具神秘色彩，适合用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暗示。

（二）从“道”的立场看，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空无限，宇宙无穷，站在宇宙高度看待万物，因而，其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局限和物我分别，恢诡谲怪，变化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三）想象诡奇是为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奇幻的想象还反映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情感曲折的流露，如接舆歌中，表现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

三、形象恢诡的论辩。

（一）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手法代替逻辑推理，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体味其中的哲理，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

（二）站在相对主义立场提出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近于诡辩。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逻辑上并不严密。如《马蹄》。

四、诗意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方东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植根现实的寓言

一、《荀子》

（一）概述：

1、荀子名况，字卿。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

2、与孟子思想的比较：

孟子：继承仁义学说荀子：继承礼乐学说；

内在之仁，主张性善外在之礼，主张性恶；

重义轻利重义不轻利；

专法先王兼法后王；

专尚王道兼尚霸道。

3、现存32篇，大多说理散文，另有《成相》、《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二）“君子必辩”（《非相》）。

1、思想的深邃，理论严整，说理清晰，论辩透辟，各章相应，逻辑周密。

2、思想：《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性”和“伪”。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教化，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认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3、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4、文辞也相互呼应，如《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

5、荀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首尾一贯，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三）艺术性。

1、用常见事物为譬喻，把抽象道理具体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

2、排比句法或用韵语，增强气势，调谐音节，更富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韩非子》

（一）概述。是战国末期法家乃至诸子学说集大成者。继承荀子学说，发展成刑名法术之学；借鉴老子思想，对“道”赋予法术内涵，主张刚强有为；继承前期法家法、术、势，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思想和文风。《韩非子》多针对现实而发，主张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文风峻峭犀利，如《说难》。长篇大论的如《显学》、《五蠹》、《孤愤》等，波澜壮阔；短篇多就一个问题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28个短篇。以论辩透彻，逻辑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集大成者。

（三）寓言故事最具文学意味，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

1、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偶用，在《庄子》中为阐明中心思想，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文学体裁；

2、韩非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辑为寓言故事集，如《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体现了其法家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3、取材于历史，通过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反映自己的观点。如《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是冷峻的法家形象。

4、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

（四）题材平实，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第五节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一、思想。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深厚，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和作品的审美风范。

二、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

（一）后世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

（二）确立了说理文体制。拟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如《法言》。

（三）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具形象性和抒情性。

（四）先秦说理散文中的寓言本为说理存在，但独立成为一种表现手法或文学样式；以对话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

（五）影响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

（六）语言表现力。修辞手法，语言风格，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很一致。

三、习俗和审美趣味上“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受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民族风气的影响。对楚国审美风气影响明显，使其艺术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四、楚当时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间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生平及思想。

（一）两次放逐经历。一次汉北，一次江南，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

（二）主张联横，对理想充满信心，对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

二、楚辞。

（一）“楚辞”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这时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与“六经”并列。

（二）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指有楚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创作的诗赋。

（三）直接渊源是《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祭歌的浪漫精神，影响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由于楚辞和汉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称“屈赋”。

（四）西汉末，刘向辑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楚辞》。《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共24篇。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

第三节《离骚》

一、概述。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一）“离骚”解释。司马迁：遭受忧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云：“离，别也；骚，愁也。”

（二）一般认为写于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二、思想。

（一）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感情反复迸发，形成回旋复沓的特点。

1、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到“岂余心之可惩”，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具有“内美”。他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和情操。

2、后部分幻漫诡奇，以象征性行为，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二）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1、“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用婚姻爱情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可解释为忠君。

2、国君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象征，通过国君实现兴国理想，忠君是爱国的一部分。

3、爱国之情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

4、爱国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关切，反复劝戒楚王向先贤学习，吸取教训。

5、对奸佞小人的仇恨，对宗国命运的担忧，批判精神。

（三）“美政”理想，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1、国君应该具高尚的品德。

2、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3、修明法度。

4、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饱含着悲愤之情。

三、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四、美人、香草意象。

（一）美人意象或比喻君王，或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以全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二）香草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作为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美人意象构成象征比喻系统。

（三）“香草美人”、“求女”、香草和飞升作为象征手法，与楚文化紧密相关的。

（四）与《诗经》在形式上的比较。

《诗经》：整齐划一而典重屈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基础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促成句式变化；吸收大量楚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顿挫悲壮，或韵或否”，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其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第四节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九歌》。

（一）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改定后保留，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二）体质：11篇。闻一多：《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9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符合上古“索祭”之礼，主要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

（三）思想内容：

1、诸神：《东皇太一》为至尊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舜妃娥皇、女英），《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

2、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颂赞辞，庄严富丽，显示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

3、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篇皆有此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世贞推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九歌》中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可看做是屈原心情流露。

（四）艺术性。

1、具明显的表演性。

（1）歌乐舞合一。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2）有独唱、对唱、合唱。如《湘君》、《湘夫人》。

2、心理描写细腻深入，除颂诉外还叙写细节，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被称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诗薮》）。

二、《九章》。

（一）体制。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９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二）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其中《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述志。全篇比兴，四言体，；《抽思》在汉北作；其余各篇流放江南时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抒写义行高洁不为世人理解的悲哀，表达不变心从俗的决心。以奇服象征品格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

（三）更具纪实性；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表现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

（一）体制。

1、“天问”即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

2、共172问，大致次序先问天地形成，次问人事兴衰，最后到楚国现实。

（二）思想。蒋骥说：“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三）以“曰”字领起，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节奏明快而强烈；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五、六、七言；四句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

四、《招魂》。

（一）怀王死后，为招怀王招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

（二）内容以屋宇、服饰、姬妾、饮食及舞乐，以招楚怀王亡魂。

（三）可能在招魂仪式中演唱。丰富的想象力，铺陈手法，根据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五节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流变。

（一）《九辩》主要抒发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把秋景的凄凉寂寞和自身的失意之情交织，“悲秋”主题由此发端。悲愤深沉的风格。

（二）《高唐赋》、《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前者以铺陈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神女赋》不但写神女之美，也写她洁身自持。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略陈讽谏，开汉大赋先河。

（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是楚辞至汉大赋的过渡阶段。

二、屈原的影响。

（一）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

（二）屈赋的艺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1、首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就句式而言，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重视外在形式美，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浪漫的精神气质。

（1）主要表现为感情奔放，追求理想，凸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想象奇幻等。

（2）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3）象征手法可概括为香草美人，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王逸：“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又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屈原使之更富现实感。

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一、解读辞赋的风尚。

二、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两汉拔人才重学问

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

三、诸侯王招致文士；皇帝爱好词赋，进献辞赋之风；外戚招纳文学家做幕僚。

四、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如乐府（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东汉洛阳东观（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

五、游宦风气。西汉早期游宦活动主要在诸侯王间进行；武帝朝至东汉初，游宦风稍衰；东汉中后期又成为时尚。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作品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和巨丽之美。

二、汉代文人普遍具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贵于名行，为实现人生理想，不惜牺牲生命，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三、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四、士人命运还和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西汉昌盛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西汉后期始，文人慨叹更多集中在命运方面，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东汉衰落期，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如《古诗十九首》。

五、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如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武帝始，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文学也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如大赋；东汉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黑暗，及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六、汉文人地位也经历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汉初枚乘、邹阳等人具独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品性；武帝始，对文人倡畜之，东汉时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数是文人兼学者型；西汉末年起，人格独立的精神又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东汉后期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汉代人经历了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层次。

七、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灵世界沟通；东汉后浪漫色彩减弱，理性精神增强。

八、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兴旺，相互促进。五言歌谣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现文人五言诗，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影响下走向成熟；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如《史记》、《吴越春秋》。

第三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一、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西汉学校教育是经公孙弘倡导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目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二、浪漫的文风和经学的虚幻性。

三、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四、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东汉初经学界删繁就简之风兴起。

五、经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毛诗序》阐述

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此为尺度，对文学现象作判断；对屈原及其作品和汉赋的评价，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

六、司马迁继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体。

（一）赋。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2、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诗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体来源多，是综合型的文学样式。枚乘《七发》标志着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赋的力作，张衡《归田赋》开创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楚辞体作品没有新发展。许多楚辞类作品依傍屈原，和新体赋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之后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体有较大发展。《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汉书》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下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五言诗已经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汉时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

二、分期。

（一）初创期：高祖至景帝。

1、多种文体基本沿袭战国文学余绪，同时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现《七发》等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2、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辞赋和政论成就较高。

（二）全盛期：武帝至宣帝。新体赋定型，出现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辞赋作家；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创作乐府诗。

（三）中兴期：元帝到东汉和帝。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现扬雄、班固等辞赋作家；《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经学深入人心，模拟风气严重；《论衡》倡导“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四）由盛转衰期和转变期：安帝到灵帝。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出现，京都大赋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辞赋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对生命、命运及价值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整饬华美。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

第一节《吕氏春秋》

一、体制。是吕不韦令门客合百家之说编写成的。约成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一）分12纪，每纪5篇；8览，每览8篇；6论，每论６篇；1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整齐，成为“法天地”的体系，利于把不同学说纳入框架，是吕不韦托秦国之势从思想上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还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内容驳杂，《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以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较多，但在杂取各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风格不完全统一，各有特色。如《重己》篇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叙述生动明快，《大乐》篇语言简洁流畅，有些是段落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四）全书的寓言共有200多则，大都化用神话、传说、故事，还有是自己创造；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往往先提论点，然后引述寓言来论证，如《察今》篇为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点明寓意。

第二节李斯的散文

一、李斯，楚国上蔡人，主要作品是《谏逐客书》。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可谓骈体之祖。

二、刻石。现存7篇，李斯作。

（一）都以四字为句韵文，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是秦文学独创。

（二）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具特色。《峄山刻石》为东巡第一篇，首述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群臣的敬仰；《泰山刻石》词庄严，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琅邪台刻石》铺张扬厉，具囊括并吞之气；《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

（三）刻石文贯以法家辞气，堪称碑铭之祖。

第三节贾谊的政论文

一、多以秦亡的教训为题材。

二、陆贾著《新语》12篇纵论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

三、贾谊。

（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散文58篇，录于《新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二是就具体问题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三是杂论。

（二）专题政论文，《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采用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中篇分析秦统一后政策的失误；下篇分析秦人在危难时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在遣词中流露出诗人气质，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三）疏牍文，代表作《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陈政事疏》（《治安策》）阐述治国主张。

（四）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散文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体现汉初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四、晁错。《论贵粟疏》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质实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