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比较

CAIXUN 财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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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比较

□ 华东交通大学 李 凯 徐 锐 / 文

近期，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两者关系的讨论颇富争议。其中，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认为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 19世纪初便开始风靡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实践形态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里亦是早已有之。

西方供给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

（1）重新重视市场机制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在凯恩斯革命以前，萨伊的市场定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品和劳务的供给能自动生产出自己的需求。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不会发生严重的购买力不足的情况，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运行达到充分就业。但是，本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购买力不足和供给严重过剩的现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究其实质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收人分配内在矛盾的反映。资本所有者重视资本积累，压低工人的工资，获得超额利润，再将超额利润转化为资本。使资本越积越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供给品也越来越多。

（2）产量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人和生产率的提高及行为和激励

西方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产量是劳动力、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产量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人，也取决于知识人力资本的投人。应当用市场制度来调节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人力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而生产率增长较慢，即经济效率提高较慢，或者相对下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3）政府政策的供给效应

供给经济学家认为，政策的税收政策、社会支出政策、货币政策、管理体制、管理制度是经济行为体的重要的激励因素。凯恩斯主义侧重于政策对经济行为体的收人和支出的效应（需求效应）。而供给学派强调政策对经济行为体的生产活动的效应（供给效应），包括对劳动力、资本投人、生产率以及市场经营活动的效应。当然，影响供给效应的还有微观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因而将供给经济理论仅仅归结为宏观政策对经济的最大产量的效应分析是片面的。

先是分析了税收的供给效应。西方供给经济学家们认为，高的税收和不适当的征税办法，影响要素的供给量和需要使用的效率。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

经济学分析的比较

（1）国外供给学派研究生产率对产量的影响时，没有一个中国高投人、高消耗替代低效率投人损失的体制和制度框架。国外的低效率，其供给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由于不合理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政府过多的干预造成的。这些低效率导致产量增长缓慢。而在中国，持供给决定论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结合中国特别的体制和制度框架，认为虽然低效率导致了投人的损失，可能会使产量下降，但是由于在计划体制、计划层层加码、目标攀比、争资源、预算和信贷软约束体制和制度性框架下，使低效率造成的投人损失可以由高投人和高消耗进行替代，从而维持产量下降，达到既定甚至超计划的水平上。供给侧方面的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和生产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持续增长、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我们迫切需要着眼创新供给、提升效率，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向结构性改革要经济新动力、竞争新优势。

（2）国外供给学派偏重于宏观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的分析，注重宏观方面的供给管理，即重点放在促进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如提出降低税负、改变税收的方式、减少社会保障性开支、清理政府管理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主要从影响宏观供给水平的微观原因，如影响效率的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影响其行为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着重提出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促进供给。

（3）国外供给学派认为，影响供给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税负水平和征税方式，其次是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方式，再次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方式。因此，如果要提高效率，刺激投资者和劳动者要素供给的积极性，要降低税负和社会保障的水平，改追求公平的征税和社会保障方式为讲求效率的征税和社会保障方式。而在中国，持供给决定论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了沉重的税负（明税和其它摊派）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外，债务负担和高利率也是影响生产效率和供给水平的重要因素。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认为，凯恩斯需求管理为主的理论，强调的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以控制总需求的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相适应的。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是效率问题，是供给方面的问题。因而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政策结论，更适合于中国目前改革和经济运行的实际。凯恩期政策在中国实行的不适应性和供给学派观点在中国的适应性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l ）凯恩斯经济学强调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企业的控制，与中国当前搞活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是相悖的；而供给经济学关于强调市场调节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节作用，以及市场调节的供给效应等方面的观点，对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育和完善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2）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和投资的效率问题，高投人、高消耗、低效益和低产出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和最深层次的原因，这种低效率型的通货膨胀，凯恩斯总需求管理药方不但不能解决其问题，而且会使效率更为下降，导致日后更大的供给和需求缺口。

（3）中国不仅存在着的低效率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存在着1.5一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镇富余3500万劳动力、年新增1400万城乡劳动力的社会问题，凯恩斯药方不能用来既治疗通货膨胀，又治疗失业问题。只有提高效率和增加供给才能既抑制通货膨胀，又扩张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机会。

（4）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其暗含的假定是制度是既定的，因而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效率也是基本不变的。这与我们目前进行整个体制模式的转轨和要改变的经济效率持续十几年下降状况是不相吻合的。而制度对供给分析则要研究影响供给的效率、行为，乃至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对于我国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规范各经济主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增加有效产出和供给，实现两个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李凯，华东交通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锐，华东交通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