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精神世界的孤独与绝望
第30卷第4期2004年7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30,No.4J ul.,2004
[收稿日期]2003201220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5—
),男,辽宁辽阳人,湖南师大与海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萧红精神世界的孤独与绝望
宋剑华,宋琼英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湖南长沙 410000)
[关键词] 萧红小说;情感经历;精神孤独;灵魂逃遁
[摘 要]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个性而又最为悲剧性的一个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创作风
格和对人生极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向现代中国读者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和灵魂深处无法自慰的精神痛苦。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品质,使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深切关注。
[中图分类号] 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04)0420037206
一、精神返乡
在萧红短暂的一生里,她长期处于一种颠沛
流离的状态中,逃离呼兰河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最终成为萧红一生命运的隐喻。一旦逃离开始,萧红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注定不能回头。这个世界对男人是宽容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任何时候,只要回来,仍是好男人,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对女人则苛刻得多,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萧红应该早就明白这一点了,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那双红舞鞋,永远不能停止舞蹈,除非生命终结。呼兰河以外任何的家,都不是萧红的家,这样,她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在四处漫游的过程中,萧红渴望一种扎根有家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爱情,比如怀孕,甚至仅仅是乱世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要求———所有这些一旦出现,立即改变,不是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即逝,就是变得摇摇晃晃,不可信托。萧红只好一再离开,一再寻家。说到底,萧红的不断离开,其实是为了真正的留下来,而她的每一次短暂的留下,都只是一再确
证她不得不走的命运———这里没有萧红想要的有爱和自由的家。“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 (端木蕻良)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因此萧红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不停地寻求。这条道路尽管充满艰险和未知,却总比无爱的庇护所更自由,更有希望。萧红每每怀着解脱的心情所找到的家,为她提供的只有痛苦。
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破坏了萧红内心深处的某种平衡。她身体的虚弱,种种病痛的缠身,未老先衰,应该是寻家不得的隐痛在身体上留下的“后遗症”。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了“花白头发”了,时常头痛,据说还有一种“宿疾”———“每次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病,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然而,另一种“离开”更彻底地击碎了萧红的梦。她被迫一次次离开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离开美好、
温暖和爱。童年,那“祖父的房里”
(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和那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后花园的快乐,一去不返。初恋,同居生活,那个二龙坑的“有一棵大枣树”的四合院,也早成了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曾经有过的恩爱,患难中的爱情,却成了彼此的伤害。选择乡邻、奔赴游击队生活的萧军,和随丁玲去西安的萧红,空间的分歧使他们重修旧好、破镜重圆的梦完全碎了;两个月后
的再次重逢也不过是交叉而过,各奔东西。回武汉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入川的萧军将结识王德芬。因为与端木的结合,一些朋友颇多异议、惋惜、谴责和冷淡,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吗?”萧红的“孤立”与日俱增,她愤愤不平地表示:“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萧红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是啊,无家的萧红渴望停驻,渴望家的温暖。虽然,她的渴望终成虚空。
无家可归的萧红,在“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流浪中,总以一个无家人自称。她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又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萧红在这里忧虑的是亘古的悲伤:女人是没有乡土的。无家的思绪时时困扰着萧红,使她长久地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而且无家的阴影郁积在萧红心头,在她内心形成了难以解脱的“无家情结”。“无家情结”影响着萧红的整个创作,在其创作中她一次次地精神返乡。
在哈尔滨期间,萧红写了《蹲在洋车上》、
《镀金的学说》和《祖父死了的时候》等三篇忆家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忆家之作创作于萧红离开哈尔滨到青岛前的三个月内,她在散文《决意》中写下了她当时的心态。离开哈尔滨对萧红“好像一件伤心事”,她一边自我安慰“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一边却满眼充满了泪水。哈尔滨不是家,那哪里是家呢?萧红以前迫于饥寒,无瑕顾及乡情,而今就要离开哈尔滨远走他乡,不免伤感。萧红想起了疼爱她的祖父,想起了童年所崇拜的二伯父,想起了第一次失家的恐惧……在《蹲在洋车上》这篇小说里,萧红清晰地表达了一个儿童的迷路失家时无边的恐惧。文中述说“我”6岁时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买皮球,但迷路于十字街头,突然面临陌生的、奇特的情况,孩子自然产生了恐惧的反应:晴朗的夏日下街上的行人好像每个要撞倒“我”似的,就连马车也好像旋转着。陌生的面孔、奇怪的一切使“我”顿生莫名的恐惧,小女孩便急切地想回家,此时此地,从纷扰的人群中回到祖父的家中就是小女孩至高无上的理想目标,或者说家就是她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无忧无虑,无弃无离。“可是家也被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是在什么方向?”这是作家寻找
人类的精神家园的意象,第一次失家的恐惧和对家的无限的依恋从此潜伏在萧红的心灵深处,成为萧红生命意识的底色。
1936年是萧红忆家创作的第二个高产期,先后写出了《感情的碎片》、
《商市街》、
《家族以外的人》、
《王四的故事》、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作品。《感情的碎片》记述了母亲病重时的情形,描写了萧红在母亲病榻前的哭泣。这篇散文写于1936年春,此时萧红因萧军与陈涓的暧昧关系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组诗《苦杯》道出了她当时的心境。萧红在散文中写她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热泪盈眶的眼睛,而她“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萧红正是想从呼兰老家和母亲那里寻找感情的慰藉。
《商市街》中的篇章始作于1935年5月,续作延至1936年5月。葛浩文博士曾经指出:“《商市街》一书虽然与自传不同,缺少有关作者‘真实性’的资料,但读者却能由此书得到相当丰富的、宝贵的知识———而对萧红在写作时期的心理有所了解。”整部散文集是对二萧哈尔滨时期小家生活的回忆。这部忆家之作的创作动机,尤其是在1936年上半年的陆续修改发表,是否亦可从组诗《苦杯》中获得某种解释呢?萧红写道:“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他一个”,“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风雨。”萧红在诗中诉说自己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家是她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唯一依靠,并向萧军表达了她对昔日美好家庭生活的深情怀念。萧红在这种情感动机下续写、修改和发表《商市街》,生动记叙了二萧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一个个感人故事,表达了萧红对有爱之家的深情眷恋。
东京的生活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萧红又尝到了无家的痛苦。她开始思念起上海的小家,也忆念起呼兰的故家。她在寄给萧军的诗作《异国》中表述了自己睹物思乡的感情:“夜间的这窗外的树声,/听来好象家乡田野上抖动的高粱”,“日里:这青蓝的天空,/好象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萧红在对呼兰老家的怀念中接连写下了《家族以外的人》、
《王四的故事》、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重要作品。在《家族以外的人》中,作者用充满稚气的话语,回忆了昔日同伴的音容笑貌和孩提时天真浪漫的行为,刻画了一位呼之欲出的人物,重现了自己童年生活的场景。在这部中篇里,萧红在童年回忆中重新发现了自我———那个机灵任性、伶牙俐齿、敢作敢为、富有同情心但又很倔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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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正因为自我发现,萧红奔腾起一种狂喜的心情,在给萧军的信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我感到了大欢喜”,“创作得很快,有趣味”。这部中篇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人物形象上,都可以说是《呼兰河传》的前期准备之作。
1946年1月,萧红飞抵香港,她在“蛰居”的两年中完成了《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
《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取得了她忆家题材创作的最大收获。客居香港之后,个人的乡愁复加上日寇入侵带来的国破之痛,更加重了萧红内心无家的苦闷,在其忆家作品中,人物和环境都被诗意化了,优美的田园风光令人神往,古朴的乡俗民风使人陶醉。《小城三月》是萧红在回忆自己牧歌式的童年生活中展开一段悲剧故事的。小说借用了一双儿童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那份浓浓的思乡情绪,以及留在童年记忆当中欢乐和谐的家庭氛围,非常地引人注目。以前在《两个朋友》中阴冷刻毒的继母,也变得体察人情,开通仁慈了。《呼兰河传》尾声部分作家对故乡景物和家人连续九个深情的问询,更将萧红辽远的乡思
。
在饱尝四海飘泊之后,萧红对故乡的风物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她对自己早已逃离的家转向了心理上的皈依。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陷入了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她难以割舍地牵挂着已逝的光阴,遥远的故乡。她说,她想回家,寂寞的萧红始终在回溯中寻找创作的源泉,在故乡寻找精神支柱,回家成了萧红最后的渴望。
二、灵魂的自我拯救
罗马神话中的莱漠斯,一出娘胎便被遗置荒山,是一只母狼乳养了他,使他得以存活长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最终又回到了狼的怀抱。神话作为古老人类的集体表象,往往是人类精神本质的形象化体现。类似的还有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十年,最后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一切苦难重返家园。世世代代,不管在何方,人类对于“失根”的恐惧无法逃避,“寻根”的渴望同样强烈而执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家、根是几个具有内在相关性的语话形式。对于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来说,家,就是生命之源,根之所在,情之所归。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刚刚在重庆失去了一个孩子,并与同在香港的端木蕻良分居。对
故园呼兰河的回忆,首先给她带来了宁静,从不堪忍受的重负和虚无中突然解脱,专注于灵魂的深处。是呵,“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她的归宿。
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距哈尔滨30公里)和时间(萧红16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确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人事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在萧红心里,它是随身携带的家,动荡中的“定”。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很明显,通过一个小小的变异,萧红独自创造和拥有了这个名字;而地图上仅有“呼兰”而无“河”字。
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地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侵吞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和焦虑。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的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从中国最北端走到了最南端,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的,空前活跃,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她会“悄然‘蛰居’多少有些不可解。”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活搏斗的大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人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
看来,萧红在体验深重的虚无和寂寞之后,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萧红对流逝了的生命的反观,是她历经了世途坎坷之后对童年生活、对童年爱的皈依。“祖父、后园和我”组成了她完整的童年憩息地,诗性的记忆和历史的细节从一双孩子的眼中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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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她童年回忆中的中心人物和童年生活中唯一的情感寄托。成年的萧红在越行越远的人生旅途上,一步一回头地深情遥望着故乡,在往昔的岁月中寻找旧时的足迹。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深情地回忆了她与祖父相处的点点滴滴和骨肉情深。饱尝了无家、思家之痛后,萧红由眼前的不幸而希求从祖父那里找到感情的慰藉,用以抗拒现实的冷酷。当她推开家门时说:呼兰河这小城里也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当她轻合上后园的门,回到万里之外的香港时,她依旧喃喃着旧事。在萧红的记忆里,祖父是唯一给她爱的温暖的亲人,也是她精神对话的伙伴。“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非常地疼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萧红笔下的祖父,永远是一副慈祥的面孔:“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的和孩子似的。”“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一个温和、慈爱、童心未泯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萧红仔细地描绘了自己和祖父相依相伴的一幕幕场景:后花园的嬉戏相伴,夜间炕上的诵诗释词,火炕的烤鸭烤猪……一段段舒缓柔美的文字,将她带回了童年,萧红沉浸在祖父对自己的百般娇宠溺爱中。是祖父细致入微的关怀,使她摆脱了心灵的孤独;是祖父的正直善良,教给了她做人的基本准则;是祖父的爱为童年的萧红撑起一片天空,任她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驰骋、翱翔。萧红写祖父的爱,完全是流于自然,不夹一丝造作,扑面而来的是让你回味无穷的清冽单纯,祖父成为童年萧红一切美、善、爱和温暖等美好情感的源泉,祖父的爱中摇曳着上帝模糊的面影:宽容、温柔、慈情、良善。长大了的萧红因祖父的去世而失去了关爱呵护,但从祖父身上,她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便向着这‘温暖’和爱流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对温暖和爱的追求中,祖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种衡量的标准、尺度。
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
么她家的后花园算是她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这个后花园类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曾给萧红以无限愉悦和情趣。她在那里不但可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能和大自然发生亲密的接触,领略到了对于大自然的爱。后花园在萧红的童年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里是她与一生中最亲爱的祖父共同生存的空间,是她童年生命快乐自由的摇篮。每当作者写到这后花园时,仿佛是山川草木灵气所钟,原来笼罩在作品中沉重、暗淡的色彩便立刻变得轻快明亮起来。萧红喜欢的后花园是明媚的: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样子不大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萧红喜欢的后花园是活的、自由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说话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后花园中的“我”重复着三个动作:“跑”、“跳”、
“喊”。
“一到后园,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休息好了又是跑。”
这种漫无目的的奔跑,正是一种放射性的、不可控制的焦虑和紧张在孩子“我”心理中投影的外化。作家萧红当时也正遭受着内部病痛、外部战争与群体和时代主流背离等重大压力,她那种被忽视的孤独,想反抗荒凉的心理情境与童年时代是那么吻合。
在后园整个故事中,除了大笑外,真正属于孩子“我”个体的声音便是“喊”了。“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这种叫是“感觉”的呼叫,它直接闯入了我们的直觉,怀着幸福感,怀着儿童的原始天性,毫无意义,具有一种非交谈性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鲁迅在给二萧的信中曾说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野”气,而这野气是不要故意改的。这狂奔大笑这高喊,是对这种久已压抑的“野气”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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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清纯的童心作为参照,字里行间充满了童稚的趣味,无论是场面设计、人物关系,都流露出一个小女孩的口吻、心灵、智慧。这个小女孩用自己快乐的方法,重新组合了这个世界的事物。如梦如烟的往事没有时序,一切按照萧红十几年后对童年的感觉进行组合和排列,通过十几年的沉淀和过滤,她抓住了那些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感觉碎片和回声,让它们重新显现。在萧红的文字里,故乡原有的带给她失落、伤痛的一面,以及憎恶、厌弃的种种情感,在她的意识里被淡化了,故乡被罩上了一层温馨诱人的光环,成为渴望回归的所在。的确,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讲述了一个生命本身的故事。萧红用儿童纯真与成人理性相糅的目光,观照已逝的童年家园。在童年和现在的交织中,既有天真无邪的生活情趣,又流淌着饱经风霜后的人生智慧。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背后,一直站着一个历尽人世艰辛的成年女子,时不时在那个张着一双欣喜好奇的眼睛打量世界的孩子背后悄悄叹息,低述着一个关于“城与人,老人与小孩,过去与现在”的童年话语的故事,展示了一个过去的生命境遇是如何由此生成。当她
地,在追踪多年来人类走过的生命历程中,每一处风景都是灵魂的一种状态,每种声音都是一种动人的召唤。
在萧红长期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中,故乡成为一处远距离的审美参照,成为沉浮于她心灵深处的“故乡情结”。与其他乡土作家不同,萧红爱在她的乡土上扩张其个人经验。她的怀乡之作是对童年人格的反顾、审视,也是一种起源的追寻。回忆本身照亮了过去,使个体生命发源地显得如此炫目,并流露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皈依情绪,进而使过去的生命融入此在的生命。萧红的儿童世界表现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原初体验,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及人类集体性大记忆的缩影之一,接近更深远的人类感、历史感。
回归家园的主题是20世纪以来一股声势浩大的精神流向和文化流向,因为人类越来越远离了自己的精神故乡,所以海德格尔及时提醒我们,现代人必须重操乡音,寻找家门,回返精神家园。于是,世界便开始了人类思乡的精神航程,开启了“回家”的寓言。《呼兰河传》是萧红重操乡音寻找回家的隐喻方式,是背井离乡的作家对故乡唱的一首“回家”之歌,更为重要的是,这精神归返的寓言还传达出20世纪人类回归精神家园的哲学命
意与文化主题。萧红是通过童年往事的温馨回忆与乡土的寂寞书写来实现的,它的基本支撑点是老祖父和后花园。萧红运用儿童视角,透过孩子单纯、明净的眼光来表现那失去的世界。过去的人和事像一张张没有底片的旧照片被记忆无规则地翻拣而出,依稀可寻的是对爱的呼唤这条内在的情感线索。马塞尔认定:存在主义哲学家绞尽脑汁探讨的“存在”概念,实际上就是上帝……这里的信仰乃是对上帝的信仰,而“存在”不过是上帝的另一个名字,一个哲学式的名字,这种信仰基础上的希望是与上帝的交流、沟通和默契,它把人从悲观焦虑和绝望中拯救出来,使人在爱上帝的同时也爱他人,从而在这种普遍的爱中找回自我,确认自我。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人的生存意识,诸如焦虑、烦恼和畏惧等状态,表现了精神所受到的约束。进一步的超越使人认识到真实的自我,在内心深处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此同时,那个心灵深处的“我”也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特别是在死亡意识中,认识到个人生存境况的有限性。认识到的有限性对意识构成了限制,意识对此的超越使人认识到无限的超越者,即不可超越的存在者,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论述,上帝既然是超越的意识的终极关怀,否定的选择无疑是反超越的倒退,即从最为自由的意识倒退到受约束的人类生存境况。雅斯贝尔斯在《圣经》中发现的真理是上帝的超越性。善恶之间的自由选择,以及以“爱”为中心的道德原则。正如谭桂林教授所说,萧红的家园意识由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经验,由世俗意义升华到了宗教意义。像萧红这种慧根深厚而又命运多舛的女性是最容易接近宗教体验的。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的细节,萧红的细节是一种向回忆沉溺的方式。记忆从时间之流,从无从逃避的衰亡速朽中拯救了个体身上存在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对童年爱的家园的回忆是对过去的沉溺,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对现在的“我”的一种救赎,对人类的一种救赎。萧红借着文字,唱出了对爱的生命的颂歌,那是用血赎出的灵魂才唱得出来;借着回忆,萧红唱出了对神圣的爱的生命的哀恳,那是感受到背离自己的故乡而漂泊无依的人的灵魂才唱得出来。爱的记忆、爱的伊甸园是萧红反抗荒凉的最后一束稻草,也是我们现代人最后一束稻草。
三、余论
存在主义思潮广泛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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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的西欧,它不但是一种哲学,而且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存在主义思潮虽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规定性,但它的内容和主题却具有某种超越的普遍的意义。存在主义的某些核心问题———如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个体如何达到本真的自我获得完美而丰富的存在?以及生命、死亡、自由、孤独等对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是一些古老而常新的人本问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人类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萧红是一个并没有直接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家。但萧红终其一生都在追问存在的意义。这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具有不约而同的契合。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萧红眼里失去了意义,她不愿随波逐流,被动地迎合别人的愿望,她想真正地成为她自己,追求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和自由。可是这自由给她带来的不是什么幸福和喜悦,而是萨特称之为“苦恼”的无依靠感、惶恐感。自由成为萧红摆脱不掉,必须承担的生活负担。在苦涩的漂泊历程中,萧红遭遇了虚无和荒诞。萧红是诗人,祈祷是诗的最高品质。萧红的灵魂承担了在精神荒原的处境中追寻精神本源的艰辛,重返信仰的光明。
在我们的时代,转瞬即逝但凶猛无情的物质主义狂热淹灭了一切,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不相信无限,不相信梦想。这是一个充满了焦灼和迷惘的时代,人们普遍忽视了人类天性中存在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对于意义的寻求。在维尔德(Thorn2ton Wilder)的戏剧《我们的小镇》(Our Town)的最后一场有这样一个故事:爱米丽死于难产,就葬在当地的墓园。她作为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个旁观者,回到了人世。在其他死者的劝告下,她选择了她一生快乐但并不特别重要的一天来进行观察。那是她12岁的生日,她静观着这一天在她和她的家人面前展开。她惊异地发现,每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年轻、漂亮,就像我们有时候翻旧照片时的那种感受一样。然而,她突然意识到,我们从来不曾真正品味过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从来不曾努力使它趋于完善。这使她,也使我们热泪盈眶。它就像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间,乃是我们根本无法充分体验的某种东西。它总是躲避着我们。我们好像总是难以和时间取得和谐,无力使我们的感情与需求和时间那失控的运行保持同步。爱米丽说,“我不能继续下去了”,她这时已经准备接受深埋地下的现实了,“光阴似箭,我们没有时间彼此打量一下。(她抽泣着。)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都这么过去了,而我们从来不曾加以注意。带我回去吧———到那山上去———回到我的墓穴去”。离开之前,她问舞台监督:“到底有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真正认识到生命的存在?———每时每刻,每一分钟?”“没有”,舞台监督回答道,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那些圣人和诗人,或许能够做到这点———他们有这么一点意思的。”
萧红是诗人,萧红用整个生命认识了生命的存在。这应该是她以生命为代价所获得的认识和对我们的启示。
On the Loneliness and Despair of Xiao H ong’s Spiritual World
SON G Jian2hua,SON G Qiong2ying
(Chi nese Depart ment,Hunan Normal U niversity,)
K ey Words:Xiao Hong’s Novels;Emotional Experience;Spiritual Loneliness;S oul’s Escape
Abstract:Xiao Hong is a female writer who possesses both the most strong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the most tragic nat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Her unique style and profound life experience fully display mankind’s dilemma of existence and the inconsolable spiritual misery in the depth of the soul.It is because of such a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quality that her works is arous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reading public.
[责任编辑:周 棉]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