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我国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已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现行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大大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2年12.1‰，年净增人口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2144万人降到目前6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周期拉长，其积极效应正在逐步递减且副作用也日益显现，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

一是人口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2年已达1.27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2 .7%，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2年的9.4%，上升了4 .5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首次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发达国家普遍是在人均G D P处于一万美元时才进入老龄化，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 D P只有800多美元，我国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健全而且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

二是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少。少子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2年只

有16 .5%，下降了17 .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4%，比美国的21%还低，仅高于日本的13%；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2年只有2.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按此趋势，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橄榄形演变为倒金字塔形。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 0 1 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仍然高达118.06。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 .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00万，2020年后，每十个年轻男性中将有一个难以找到女性与之相匹配。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初露端倪，劳动力减少趋势已不可逆转。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 .37亿，比上年下降345万人，首次呈现负增长，比重为69.2%，同比上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连续2年下降，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到来。尽管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但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劳动力供给将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面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风险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进入了低增长通道，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 .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

下，至今已有21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17和1.18，这个数据明显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龄段人口存在少报和漏报现象。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

人口运行有其惯性，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能量正在日益累积，现在正从正增长区间向负增长区间转变，处于拐点区，一旦进入负增长惯性区间，尽管还有若干年的正增长，但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这种状况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未雨绸缪，防止我国掉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可能引发将来人口负债。并且现行生育政策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生育权益的不平等；给社会稳定及国防安全带来隐患。因此，现行生育政策有待调整。

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障碍

一是认识问题。人口再生产周期长，人口政策所形成的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人口问题事关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治久安，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人口数量，二是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我国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增长周期，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低增长趋势已难以扭转。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了20年的严重衰退，除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长期陷入了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长期失衡，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财

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

二是担心人口增长大幅反弹，补偿性生育高峰来临。这一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生育会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因此补偿性生育总量不大。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畸形和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要与时俱进科学进行调整，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党中央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郑重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长时间低于2.1更替水平，进入了低增长通道。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而是自愿少生、适当晚生，对子女数量与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且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也大大增强。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但若人口增量不适当增加，则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加速人口红利衰减，带来严重的人口负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改进人口政策的几点建议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未雨绸缪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党和政府要把完善人口政策尽快摆上议事日程及时进行研究部署

人口政策调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当前推出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较低，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是个公共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深入进行调研论证。

树立新人口发展理念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一是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资源的观念；二是要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发展理念。人口的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

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是改善和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确保人口结构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具体目标：一是促进生育率和生育量回升，生育率由目前的1.5左右很低水平向1.8左右低生育水平回升，确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二是促进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向20%左右的正常水平回升，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新生儿性别比由现在的117水平快速向103-107的正常值回归，确保人口生态安全。四是减缓老龄化进程；新人口发展政策实施原则：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遵循权益公平、机会公平及规则公平原则。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影响的实际分析

摘要 人口老龄化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保障制度则是保障一个国家稳健的“防火墙”，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着良好的应对措施，同时更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是否能实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国家肩负着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各个方面深入探索，但收效甚微。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中外文献的回顾、梳理，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欲通过分析对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建立人口预测的模型, 对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进行分析；并在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额之间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我国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抚养比的角度分析，并由此分析社会养老保障金收支平衡对养老保障的影响。其次，从老龄人口比重变化对国家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影响做出计量模型，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最后,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借鉴有着发达福利体系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为在目前我国面临的在人口老龄化急速到来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的可出续发展问题，提出参考性的完善社会保障的提携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抚养比；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social security Abstract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now a world proble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ountry. Whether the sou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 sign of whether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chieve goo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it can The arrival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a good response. 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so the country has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our population, exploring in all aspects, but with little success.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b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demography, 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population forecasting,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structure and the savings amount,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life cycle and the overlapping mode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structure and the saving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bor force population and the raising ratio of the aged popul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model of the future social pension fund balance and pension and the old-age security. Secondly,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n the nation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to make a measurement model,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ocial welfare, social assistance and oth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ffected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drawing on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the developed welfare system countries, such a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population aging, Improv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给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已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即使是物质积累雄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快速上升。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形象地说，如今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而40年后，每10人中老年人数量可能会达到4个。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这使建立伊始的社会保障体系难堪重负。以往我国的人口政策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然而，1998年底，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人口老龄化给我国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相对其它国家更加巨大。而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主要有： （1）老龄化必将引起瞻养比升、负担率高。老龄化带来赡养比率将迅速提升，据了解，1987年赡养比为13.5%；2010年将达到18.08%；2030年为34.79%；2040年为37.9%。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离退休费逐步攀升：1978年总费用17.3亿元，1984年突破1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1998年突破2000亿元大关，2001年突破3000亿元大关。从而使在业人员的负担变得沉重起来，导致社会保险费居高不下。 （2）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发生转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养老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我国现在采取现收现付模式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因为费率比较稳定且比较低。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如不改变现收现付制模式，中国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到2030年时，将上升到48%，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因为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

人口转变理论

问题：人口转变理论综述？ 答：人口转变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人口转变理论是由汤姆森、诺特斯坦、布莱克等人口学家在上世纪40—50年代从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过程中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它是由死亡率、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联系中提出的关于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下面介绍几种人口学家的人口转变理论： 一、欧姆兰提出的“流行病转变理论” 欧姆兰认为人类疾病类型的变化直接作用于死亡率的下降。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命题和四种转变类型，来说明流行病的历史性变化对死亡率下降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 他提出的五个基本命题是： 1、死亡率是构成人口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2、死亡率的变化是通过死因变化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一个从恶性传染病猖 獗到人为疾病增加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3、流行病的转变过程对不同群体的功效是不同的； 4、对于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说流行病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 5、流行病转变具有四种模式: (1)典型的西方模式，以西方社会近200年来的流行病的转变为代表； (2)加速的转变模式，以日本、东欧和苏联的流行病转变为主； (3)延迟转变模式，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4)改变的延迟模式，以中国的台湾、新加坡等为代表。 二、戴维斯提出的“人口变迁与反响理论” 1、人口转变与反响理论首次把宏观上的社会人口变迁与微观的个人日常生活变迁联系在一起，由此迁出地描绘出死亡率下降所导致的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前工业社会由死亡率控制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它意味着由抗衡高死亡率的多育生活方式向低死亡率的少育生活方式的转变； 2、戴维斯的人口转变与反响理论，目的在于回答“死亡率的下降如何能够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他将个人的生活变化---自我发展的愿望---和人口变化结合起来考察，结论是：个人对人口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自我发展的愿望，但他没有指出引起一种反应所需要的发展水平。 3、戴维斯认为，人们通过感受家庭生活的变化感受人口压力，因此死亡率下降后的二三十年生育率便会下降。他也认为现代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生育率，而是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 三、诺特斯坦 1、诺特斯坦认为，死亡率的下降最终改变了人们对子女价值的看法，由此减少了生育率，他是将人口转变的说法概括和上升为一种理论的，后来的人口转变理论基本上是诺氏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2、诺特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的高死亡率必然导致人类为了确保人口的生存而采取高出生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但死亡率的降低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而养育子女的动机的变化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3、诺特斯坦从宏观方面论证了人口转变的经济根源，把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现代化使生活水平的提高、采用控制疾病的新手段等原因，促使死亡率下降。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子女培育费用增长，

中国人口与未来发展现状

中国人口与未来发展现状 2012-06-17 自1985年实行计划生育开始，中国人口得到了控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的人口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相比之下，年轻人相比之下有所减少，随着人们晚婚晚育的意识逐渐的增长，年轻人就业问题，中年人的压力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村偏远地方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自己不但要养活一家人，夫妻双方的2对老人，再加上还有小孩的问题，平均每个人需要养活4个人，如果正常的夫妻每月工资为4000元，这样的工资平均家庭收入每人每月也只有500，去掉正常日常开支，也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加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医疗费和消费水平，面对这样的窘境，辛辛苦苦挣到的血汗钱，也花费殆尽。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让农民工没有歧视的融入到社会中去。 当前世界处于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面对电子行业纷纷裁员下，中国应该加快科技的步伐，构建更加和谐的电子信息社会。各行业均应该从实际出发，从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科学有序的去发展。政府工作，更应该面向每个百姓，应该把服务面向基层群众，提高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这样有助于政府积极的工作，和化解、减少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提高百姓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可以在手机中增加应用程序的方式，更加合理的搭建政府与百姓心与心的沟通，让百姓有话有地方说，有倾听的对象。 建议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合理的改进，由原来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4------1.7个孩子，这样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至于阶段性的就业潮，婴儿潮，和老龄潮，稳步推进，更加合理稳健的人口控制机制。当人口低于一定的数量时改为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8------2.3个孩子，有序合理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资源紧张。人口问题，如果得不到更会的解决，势必在以后25-40年的时间里变得更加突出。希望尽早处理，妥善解决这些关系到中国13亿发展方向中来。 QQ:724814227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人口年龄结构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又称人口年龄构成，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高中的课本中，也有关于人口迁移的描述，在世界大战期间的迁移以及工业革命时的迁移。人口迁移会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就有很多人口迁移过去，我们来南京上学有部分就把户口迁移过来了。这也会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目前，虽然中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而这 需要广大人民的实施。 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主要措施是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此外，还需要大量的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摘要】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及其形式 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进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即随着资本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就会出现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通常有三种形式：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流动的过剩人口是指临时失业的工人，这种形式在城市和工业中心最为普遍。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业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现役劳动军中就业极不固定的人。主要包括在家内劳动中替工厂主和包买商干活的城乡劳动者。 （二）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 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它的可变部分即合并于总资本的劳动力的绝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不仅追加资本所能吸收的工人越来越少，而且原有固定资本的更新，新技术和机器设备的采用，又使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游离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要吸收与以往一样多的工人，都要求以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这种不断加快的积累以及与其伴随而来的资本集中，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原因，从而成为可变资本再次迅速减少的原因。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因而不能吸收全部待业人口。这是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真正原因。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 就社会总资本来说，资本积累的运动是周期性地变化的。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会扩大，可以大量地吸收工人；在经济危机时期，积累会缩小，从而大量的排斥工人。就不同生产部门来说，积累的运动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会有不同的情况。在某些生产部门，虽然资本的总量没有增长，但由于资本的集中，生产资料的积聚，资本构成提高了，从而对劳动的需求就会绝对地减少；在有些生产部门，虽然资本的总量增长了，但由于资本构成的提高快于资本总量的增长，可变资本部分和它所吸引的劳动力同样会绝对地减少；在另一些生产部门，资本时而在原有构成的基础上进行积累，从而吸引工人，时而又改变它的构成，从而排斥工人。 （四）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 第一，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条件。相对过剩人口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一支可供资本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可以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的需要提供一个随时剥削的人身材料。第二，相对过剩人口有利于调动劳动者就业的积极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降低劳动成本，强化劳动纪律。“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形成的一支强大的产业后备军来迫使工资的变动符合资本增值的要求。第三，相对过剩人口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社会分工，产生新的生产部门，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浅论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开了一门课《社会》，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人口，民族，语言，省份等常识。当初对数字还没什么印象，当老师提及中国有数十亿人口时，我们在老师的惊呼中在脑海中留下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浅浅的印象。至于这个“大”所折射的含义，当初根本没有概念，随着中国人口的发展，现在也只能对这个“大”做浅浅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认清中国到底存在哪些人口问题，也即中国人口的现状是怎样的。 现就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一窥中国人口的现状。 一、人口数量。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我国热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净增数仍很大。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二、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粗文盲率等数据均显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三、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四、人口分布。从城乡分布来看，全国城镇人口低于下面缓存人口比重。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人口老龄化对社保的影响

2011-2012学年第1学期结课论文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姓名 班级 学号 任课教师 2011年12月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内容摘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大军”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本文就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探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作出简单的分析并给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作用分析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 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 1.3 亿，首次突破 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1]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具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其特点表现为： 1、老年人口基数大 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是很大，又因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我国老龄化技术也很大。2000 年末，我国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已达到 1.30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 21.23%，有关预计到 2030 年时，老年人口达 3.42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 25.39%，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将达到 4.18 亿。 2、老龄化速度快 65 岁及其以上人口从 7%上升到 14%所需要的时间是: 法国为 115年，瑞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

2003年7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ul.,2003第19卷　第3期 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 opulation Programme Management V ol.19　N o.3 [收稿日期]2003-05-08;[修订日期]2003-06-11 [作者简介]谢勇(1975-)男,安徽淮南人,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 ①引自参考文献[1]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文。 人口研究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 谢　勇,徐　倩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传入我国的100多年里,始终伴随着争议,我国学术界对其态度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倍加推崇到上世纪50年代起的全盘否定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部分肯定的转变。而在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推崇;否定;重新评价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 (2003)03-0022-04 Abstract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always comes with disputes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m ore than 100years ag o.China ’s academic circle has als o experienced from excessive encomium in the early stage ,via full denial in 1950’s ,to partial acceptan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T oday ,however ,with greater im portance attached to sus 2tainable development ,many scholars have reached a comm on understanding to study and evaluate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K ey Words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Encomium ;Deny ;Reappraise 一、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理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1798年他 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 (第一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书在马尔萨斯生前共出过6版,并对后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两条公理出发,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同时根据“土地肥力递减法则”引申出食物增长和人口增长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由此,马尔萨斯得出三个命题:“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最后,马尔萨斯得出了他的结论, “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 生活资料保持平衡”[1] 。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 广泛的争议,《人口原理》甚至被认为是200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内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在我国,对它的评价也一直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本文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的遭遇做简要的回顾与述评。 二、解放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倍受推崇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翻译成中文的时间较晚,直到1933年世界书局才出版了郭大力同志译的 《人口论》,而且印数很少。①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国学者对这一人口思想的研究。1906年《独立评论》发表的章宗元的文章《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就主要宣传了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思想。 虽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也曾经遭到过批评,例如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学者和政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批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但是总体来说,当时社会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还是推崇备至的。这与旧中国现实的人口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三座 2 2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社会观察22

论中国人口政策理论基础的发展_邱红

[收稿日期]2002-03-15[作者简介]邱红(1966-),女,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 马利彪(1964-),男,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 2002年第3期 人口学刊 No .3,2002(总第133期) PO PU LA TI ON JO URNA L (Tot .No .133) 论中国人口政策理论基础的发展 邱　红1 ,马利彪 2 (1.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2.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51) 【摘　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新形势下,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也必将有所发展,从两种生产理论到可持续发展理论正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关键词】两种生产;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C 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29X (2002)03-0031-04 【Abstract 】From planning economic to market economic ,China has achieved huge successes .At the same time ,Famil y Planning policy als o gets success .Under new backgrounds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a 's population policy must have some develop ments ,that from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is the demand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1975年的人口出生率为23.01‰,自然增长率为15.69‰,到1999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为15.23‰,自然增长率为8.77‰。90年代末期,中国人口发展更开始进入低生育率水平时期,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首次降到更替水平(1992年TFR 为1.97)以下之后,一直没有反弹,1998年为1.75,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人口转变历程。这20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加入WTO 。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人口政策今天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于70年代末。因此,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也必须有所发展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一、 从两种生产理论到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用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所谓两种 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二者统 一于社会生产中,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种生产相适应的规律是指: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水平上按比例地发展,内容包括:①人口总量必须与社会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②劳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必须与社会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以及当时的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③人口增长必须与国民收入增长相适应。可见,当时理解人口多与少是相对于物质资料而言的,既然物质资料的生产是计划的,人口的生产也必须是计划的。这就是当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现在我国已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WTO 更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说两种生产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已不再实行计划,完全由市场控制,那么人类自身生产将如何发展呢?是不是像物质资料生产一样也由市场控制,不再需要计划生育了呢?显然不行。现阶段我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什么呢?80年代前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并取得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我认为作为我国现 —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