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文化观看其墨家_论理学_思想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 inyang T eachers Co llege 第20卷　第3期　2000年7月(Ph ilo s.&Soc.Sci.Edit.)V o l.20N o.3Jul.2000α

逻辑学研究

从梁启超的文化观看其墨家“论理学”思想

曾昭式

(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梁启超用西方逻辑学思想来研究墨学,提出墨家著作里也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

论。这种用《墨辩》里的一些概念来比附西方逻辑学理论的做法与梁启超的文化观有关。这种研究

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逻辑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之先河。其消极影响在

于:不利于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研究,影响着当今一些学者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

关键词:梁启超;墨家“论理学”;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B81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964(2000)0320019205

梁启超以西方逻辑学为参照物而提出的墨家逻辑思想,成为近代一些学者研究墨学的典范。这种研究开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之先河。本文在对梁启超的墨家逻辑思想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形成这种研究的文化原因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一

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成果颇丰,著有《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等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他用大量笔墨研究墨家的“论理学”,例如在《子墨子学说》里专设‘墨子之论理学’这一附录,在《墨子学案》里也有些章、节、目讨论墨家“论理学”。这些观点是在他提出的墨家有西方逻辑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他还对墨家之“论理学”与西方逻辑学进行了比较。

梁启超鲜明地提出,在墨家著作里,有西方逻辑学思想,即有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理论体系和培根等人的归纳逻辑思想。他说过:“墨经殆最古名学书之一也”[1],“而吾东方之倍根(培根——引者注)已生于二千年以前。”[2](P71)在《墨子之论理学》(梁启超译“L ogic”为“论理学”)中,梁启超讨论了墨家论理学思想的“释名”、“法式”、“应用”和“归纳法之论理学”四个方面的内容。梁启超认为,《墨辩》中的“辩”就是西方逻辑学;《小取》就是专门讲论理学的定义和功用的;“以名举实”之“名”就是西方逻辑学的概念;“以辞抒意”之“辞”即为命题。他还把“类”、“或”、“假”、“推”视作三段论的中项、特称命题、假言命题、推论等。梁启超论述了《墨辩》的逻辑“法式”,包括“内包(In ten si on)、外延(Ex ten si on)”及其规则和三段论的规则等。这

α收稿日期:1999210217;收修日期:20002042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95CZX03004)

作者简介:曾昭式(19662),男,河南罗山人,哲学搏士,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

些规则完全是西方逻辑学的,只是梁启超从《墨辩》中寻找与其对应的话语。就《墨辩》中“论理学”的格式而言,他认为这些格式“东鳞西爪,略可考见,而与今世之论理家言颇有合者也。”他还举出《墨辩》逻辑学应用的例子。对于《墨辩》中的“归纳之论理学”思想,梁启超是这样说的:“故演绎法只能推论其所已知之理,而归纳法专以研究其所未知之理,倍根氏所以独荷近世文明初祖之名誉者,皆以此也。而数百年来全世界种种学术之进步亦罔不赖之,而焉知我祖国二千年前,有专提倡此论法自张其军者,则墨子其人也。”[2](P55-72)在《墨子学案》里,梁启超论述了“论理学的界说及其用语”、“论理学的方式”、“论理学的法则”等内容。他认为,墨家学说中的“辩”即为论理学,“名、辞、说”即为西方逻辑学的概念、命题、推理。他讨论了“名实”、“举”、“辞”、“意”、“说”、“故”等范畴。至于“论理学的方式”,在此书中他说:“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例如,他认为《墨辩》中也有三段论,还说:“演绎的论理学,是把同法的推到同类,归纳的论理学,是从同类中求出同法,论理学即在学问上负这样重大的任务,所以他自身当然要有公用的法则了”,“论理学的法则”包括“或、假、效、辟、援、推”等。梁启超在对这些法则进行论证后,得出结论:“这部名著,是出现在阿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倍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的内容价值大小,诸君把那四位的书拿来比较便知。”[3]当然,梁启超也承认墨家的“论理学”没有西方逻辑学完美、精密。这是因为虽然墨家“论理学”的产生比西方逻辑学要早,但是,“我学界顾熟视无睹焉”,“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3](P65)“欧洲之逻辑创自阿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然代有增损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即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

而知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1]在这里,梁启超把中国逻辑学不完美、不发达的原因归因于我国后人没有很好地去继承发展和研究墨家逻辑学。

二

从梁启超参与社会变革实践和其关心政治的著作看,他一生始终没有脱离过政治。他既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又是辛亥革命后思想激进者之一,写了不少政论性的文章,如《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朔源论》等。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对自己是这样评论的:“只是梁启超总也忘情不了政治。他归国后便筹组共学社,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虽然梁启超知道做学问应该有其纯洁性,他在此书中说:“凡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一切‘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4]但是,他一直在治学与问政之间徘徊,即使他的学术研究,也有着学术救国之目的。他的墨家“论理学”思想就包含有借西方学术来弘扬中国传统学术进而达到救国之目的。像当时中国众多学者一样,这与其文化价值观念有关。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作为爱国学者、政治家的梁启超欲通过学术来挽救民族危亡,因而,在他的文化价值观念里,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又有对西方文化的青睐。他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关系,意欲用西方文化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科学精神是西方社会、文化、学术先进的根本,因而把西方文化作为变革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根本手段。他描述西学输入后的社会反响是“学生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外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墨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4](P71)这也体现出梁启超对西学的渴求心情。他认为学术水平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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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逻辑学是这根本的根本。用他的话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5]“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2](P71)“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一一加增了。”[3](P61)由此可见,他研究逻辑学的目的。

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他反对“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他也反对“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屑一厝其意也。”对于西方文化,他视为“美人”,主张“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可见他对西方文化持积极引入的态度。迎娶后,要使“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所以,“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可见,他强调引入西方“美人”的真正动机是“亢我宗”,创造出新文化,是为了“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5](P124)梁启超用西方学求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具体步骤分为四步:“第一步要人人成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6]梁启超认为《墨辩》与西方逻辑学著作内容相近,因此,他一一寻找《墨辩》里的思维形式、思维基本规律及逻辑学方法。这是他研究墨家论理学的根本原因。

三

梁启超“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2] (P55),创造出墨家逻辑学。他认为这种研究的结果是:“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滢;昔人认为不可理解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7]事实上并非如此,梁启超的墨家论理学思想的提出,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

梁启超的这一研究工作,使得“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得以提出。因为此前人们根本不晓得“逻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自1631年李之藻译出《名理探》,国人始知有“络日伽”(L ogic);1896年英国人艾约瑟译出《辩学启蒙》,人们才较系统地知道了西方逻辑学;1897年孙诒让受西方逻辑学及印度因明的启发,首先关注“中国逻辑”的探究,提出《墨经》“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此后,始有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的系统研究。1904年,梁启超著《墨子之论理学》问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墨家逻辑。1917年胡适完成了《先秦名学史》,从而有了第一部中国逻辑史专著。事实表明,梁启超开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之先河。在引入新思想方面,他自己认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4](P89)。这种说法不算为过。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方面,他可以称得上首论中国逻辑系统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这种以西方传统逻辑为依据去重构和解释墨家辩学的方法为当时许多学者所使用。如章士钊在其著作《逻辑指要》中就对传统逻辑的所有问题都作了比附分析。虞愚也认为:“西洋逻辑演绎辩式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新因明只取‘宗、因、喻’三支。……墨子辩律合小故(小前提)、大故(大前提)二者而成。”[8]这些研究形成了中国近代研究墨家“逻辑学”的热潮,构成了中国近代逻辑史的重要内容,以至于影响了当今学者对墨家辩学的研究。

梁启超的墨家论理学理论是建立在其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上的。他试图用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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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中国的《墨经》相比较,借西学来弘扬国学,借逻辑学来阐释《墨经》。这正好顺应了当时的一些人的心理,“逮至国势日衰,外侮日乘。学人埋首穷经之余,转有经世之用之慨。自知所业无以应时世之亟变,思采西学之长辅所弗逮,而又耻于步武后尘,不得不谬其辞,以为斯皆古先所尝有,西学盖得其传而未绝。”[9]梁启超的文化心态虽不同于这些“古已有之”的学者心态,但是梁启超正好达到了初期传播西方逻辑学的目的。

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条件下,用这种“据西释中”的比附方法研究墨家逻辑学,影响了逻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墨家辩学与西方文化的产物——逻辑学强行比附,而不区分差异的做法,“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的认识,使二者的比较研究失去前提;……忽略了对于二者所由产生并受其制约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影响了对墨家辩学和西方传统逻辑各自的特有性质与内容的认识。”[10]

早在中国近代,就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例如,屠孝实就认为“名理之学,我国素不讲求。”[11]蒋维乔说:“东亚向无论理学,有佛家谓因明者略似之。我国古时所谓名家似是而实非。”[12]日本大西祝认为:“泰西论理学之端,渊自希腊,而亚里士多德为之魁。亚洲则为印度古代所构成之因明足以当之。世界人民之与于斯学者,盖不能求诸印度、希腊人之外。虽间有之,皆导源于二土之人者。”[13]

对这种“比附”研究,张东荪是极力反对的。他主张用比较的方法而不能用比附的“方法”来看待两种文化。他认为比较侧重于求异,比附只在求同,比附法不利于挖掘一种文化的真正特征。“因为惟有用比较法方可从所比较的东西中揭出其特性来”。“普通所谓比较法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比较起来以见其异同。但往往用这个方法的人们一不小心便会偏于专在指出其相同一方面而忽略其相异一方面。在著者看来,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他批评道,“国人研究国学近来虽日见进步,然而我总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较法。”例如,国人研究文法,“总想用外国文法的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法”[14]。就逻辑学而言,他认为逻辑学产生于欧洲语言体系,中国语言的构造不能产生这种逻辑,中国的数学也没能发展到产生数理逻辑的程度。“中国的通俗哲学与西方的不相同,故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14](P244)用张汝伦的话说,张东荪能够把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真正他者,而没有当成对立者,或普遍者;并把自己也当成一个他者,从求知求真的态度去认识,从相对于自己的他者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他者中自我认同。”[14](P14)针对这种比附法的运用,吴熙指出:“墨子的名学,在形式和理论二方面,都和西人的逻辑学完全相反;如果不悉心研究,强合西人的逻辑学,便要弄得十分的支离破碎的。”[15]郭湛波在写《先秦辩学史》时,也对这种比附方法提出批评:“不过前人研究先秦辩学的方法,不是用古典的形式论理学,就是用资本主义实验论理学,而没有求出当时学术的真象。”[16]这种将中国古代的名学、辩学理论强纳入西方传统逻辑的框架之中的做法,除影响中国人对逻辑学的进一步研究和正确认识外,又使人不能正确理解我国先秦名学、辩学的性质。用蔡伯铭的话说:“仅以传统逻辑为工具,不足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描述中国古代逻辑。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种偏向:一种是,将中国古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等量齐观,视为类同,而不去具体分析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传统的差异,其结果或者是流于比附,或者使得某些本来颇有价值的逻辑思想史料因其不合传统逻辑模式而被舍弃,或者只用传统逻辑理论去说明不同的逻辑理论思维而得不到准确的解释,等等;另一种是以传统逻辑的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及其形式推理规则去衡量、评价中国古代的思维材料,得出‘东亚向无论理学’、‘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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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我国素不讲求’之类的结论,而对中国古

代逻辑采取虚无主义态度。”[17]

运用这种比附方法研究《墨辩》的结果,延缓了逻辑学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墨经校释?序[A ].饮冰室合集(8)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A ]1饮冰室合集(8)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71.

[3]　梁启超.墨子学案[A ]1饮冰室合集(8)[M ].北

京:中华书局,1989.41265.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8.21298.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大势[A ].饮冰

室合集(1)[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24.

[6]　陈　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732374.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A ]1饮冰室合集(9)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3.

[8]　虞　愚.墨家逻辑学的新体系[A ]1周云之1中

国逻辑史料选(现代卷下)[C ]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46724761

[9]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57.141.

[10]　崔清田.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572158.

[11]　屠孝实.名学纲要?序[M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59.

[12]　蒋维乔.论理学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2.1.

[13]　[日]大西祝.论理学?绪言[M ].上海:泰东书

局,1914.

[14]　张东荪.从中国语言构造上看中国哲学[A ].

张汝伦.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3322334.

[15]　吴　熙.墨子的名学[A ]1周云之1中国逻辑

史料选(现代卷下)[C ]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43424391

[16]　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M ].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1997.198.

[17]　蔡伯铭.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一步[J ].湖

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2):212271

责任编辑:李明斌

The v iew of M oh ist L og ic

——From a perspective of L I ANG Qi -chao ’s cultura l idea

ZEN G Zhao 2sh i

(D ep t .of Ch 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re ,X inyang T eachers co llege ,X inyang H enan 464000,Ch ina )

Abstract :L I AN G Q i 2chao studied M oh is m by u sing w estern L ogic ,and believed that concep t ,judem en t and inference ,etc ,ex ist in the M oh ist w o rk s .B u t th is is a w o rng studing m ethod by w h ich he exp lained Ch inese cu ltu re acco rding to w estern one .L I AN G Q i 2chao in tended to tap Ch inese cu ltu re acco rding to w estern one ,en largde the qu in tessence of Ch inese cu ltu re and saved the nati on at stake th rough the academ ic research .T he active sign 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a new era in Ch inese L ogic h isto ry ,bu t the oppo site is that it h inders the fu 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 en t of L ogic ,p reven ts som e scho lars at p resen t from research ing Ch inese L ogic h isto ry .

Key words :L I AN G Q i 2chao ;M oh ist L ogic ;cu ltu ral view po i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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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0卷　第3期 曾昭式:从梁启超的文化观看其墨家“论理学”思想

科学对西方文化影响

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科学创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纵观科学发展史，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创新都导致了科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重新建构，使科学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而科学又转变为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什么是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一种精神劳动。它体现在科学研究人员的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方面，也包括科学活动中的整个环境，即创新的氛围。科学创新的成果是知识、概念、原理、假说和理论等。这些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文化的深层次层面，也即文化的狭义方面理解，文化是一种精神活动，它由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信念，价值取向等思想观念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进化”的“基因”［1］。 众所周知，文化有强烈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2］，“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3］。不同民族或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科学。“西方科学几乎是唯一存留到今天的科学形态，取得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卓越成就，并展现了发展的远景”［3］。为什么只有西方科学能够如此呢? 这无疑是由于西方科学携带了西方文化的全套基因，并在这种文化基因的“遗传”下生存竞争，在创新中持续发展。 西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科学创新的过程。表现在科学家身上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表现在西方国家则是他们有着良好的创新氛围，而这些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科学奖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至今获奖的科学家已经有几百位了，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西方科学家。华裔科学家只有杨振宁等六人获得［4］，而他们都不是在中国本土成长的或成就科学事业的，中国本土至今未曾有一人获得。这说明，每个做出重大科学创新的科学家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观念上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西方科学是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下发展起来的，并造就了西方国家的国富民强。本文试图以西方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科学创新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在科学创新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创新的影响。 一、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都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同时也是科学。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科学的萌芽，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全是自然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们探索自然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索自然界的本原是什么。第二，探索常见的自然现象。第三，热衷于几何学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小鸡发育，准备了21只鸡蛋，每天打破一个鸡蛋，详细记录小鸡坯胎的发育过程。又比如阿里斯塔克对太阳、月亮和地球三个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与距离》。再比如欧几里得由5个公设、5个公理、23个定义，推导出467个命题，得出欧氏几何定理。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自然问题到了痴迷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泰勒思掉进土坑的传说很能说明问题。泰勒思成天思考天体问题，连走路也在思考。一天掉进土坑里，被一名色雷斯妇女看见。这位妇人笑他说：你眼前的路都看不清，还去研究天上的事情［5］63。 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使西方科学得以诞生，成为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古代哲人对研究自然界兴趣不大，因为他们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6］，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无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二、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是科学创新的本意和目的所在 古希腊人思考自然，研究自然，他们把这看做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摆脱愚蠢，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7］。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摆脱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在探索自然的目的这一点上，古代东方各民族与古希腊人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古代埃及有比较发达的几何学，但埃及人之所以重视这门学科，是因为丈量土地的需要。又比如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发达，但中国的天文学主要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同占星术密不可分。 在科学史上，法拉第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磁感应原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未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韦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中西方文化差异原因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 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8 、经济制度不同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9、地理环境的不同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

（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知识梳理 起源：公元前5C中叶以后，古希腊思想家（智者学派、苏格拉底）对人的重视 兴起发展：14至17C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进一步弘扬：17、18C启蒙运动 （古希腊神话突出特点——众神的人格化，折射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 一、人文主义的含义：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其核心思想为：关心人，尤其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二、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代表及主张： （一）智者学派 1、概念：传授智慧的教师 2、产生原因：古希腊经济繁荣，民主政治的发展；城邦民主制的发达使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显得日益突出；有些学者开始怀疑社会现实和宗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人”的本身。 研究领域：人类社会（政治、法律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 3、代表人物 ①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尺度；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准， 要看他是否对人有利和符合人性。评价：体现了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本质，突出人 的地位和作用 ②安提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评价：看到奴隶制度不符合人性，当时历史条件下显 得难能可贵 4、影响： 积极：①对雅典民众思想启蒙和解放起来积极作用②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③批判奴隶制度不符合人性，在当时难能可贵 消极：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性，否定了事物的客观性——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困境 （二）、苏格拉底 1、研究课题：人类及其环境作为研究的课题 2、思想主张： 1）重视人的伦理道德，追求人生的真谛 2）反对过激的民主政治 3）提倡善良的道德，强调“知德合一” 4）优秀个人应具备心地善良、知识渊博、富于教养、崇尚理性的素质 3、评价：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4、苏格拉底和智者的异同 ?相同点：把人类及其社会作为探究的课题；体现人文主义精神，注重人、人性； ?不同点：苏格拉底更重视人的伦理道德，强调“知德合一” （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柏拉图：关注焦点：人类社会；代表作《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关注焦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张：在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 三练探 突破：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和追求的目标。“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

浅谈中西文化及其基本文化精神

浅谈中西文化及其基本文化精神 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早在古希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中西方文化差异文章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wenzhang 一、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深远，其根源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基础，这种文化总的表现为：注重个人修养，注重道德力量，反对武力，注重与他人、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精神的超脱，以“仁”和“孝”为社会核心。同时更注重于自给自足的内向型文化，清朝时的闭关锁国正是其体现。 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思想基础都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影响深远，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注重实践和探索，跟中国人喜欢对生命本源的哲学思考不同，他们更注重于对自然的探索和求证，从物质层面去考量生命的本源。以“爱”为社会核心。同时具有开放性的外向型文化，以新海路开辟时对新大陆的侵略为代表。 二、中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异同 ①科学观 在科学方面，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所以，尽管人类历史上四大发明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几千人的船队七下西洋，不过为了宣示明王朝的“富有与强大”，但是当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世界时, 当西方人使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入侵我们时，我们想到的竟然是在大海边再造一处万里长城，思维的保守与守旧，缺乏创新和探险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发展。 ②法制观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礼，已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所以，中国人提倡自我的完善，不提倡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对法律的重视不是很够。在对欲望的约束方面，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宋代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即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控制和压抑一切“不符合道德”的欲望，讲究克己复礼，这种结果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也是封建统治盛行的根由。 而西方人认为人的欲望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③民主观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虽然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都是封建集中制的不断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彻底丧失，但从一开始，儒家、道家的思想家们就把民主政治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去认识和看待, 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重视民生疾苦，孔子的“仁”治思想，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老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思想，但又推崇君权神授，维护等级制度，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权利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权力，所以，西方人对不能为民服务的政府，通过选票的方式可以给予否决或者改选。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许多问题，但无论认识水平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无疑都比我们要先进的多。 ④人际交往

西方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

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人类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人文精神 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奇特的文明形态,在诸多方面形成与远古文化的断代。在思维方式上以抽象理性思维代替原始集体表象思维;在艺术形式上以写实艺术代替写意艺术;在社会形式上以个性的发展代替群体的一致性。古希腊文明开西方文明之先河。 二、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西方分析思维的本质特征。工具理性是把主观和客观分割开来,把目的和手段分割开来,把道和器分割开来,把信仰和知识分割开来,把社会和自然分割开来,把人与人分割开来,以对外部对象的征服、控制、掠夺为目的的认知活动。工具理性更关注的是外部物质世界,而忽视伦理精神;更关心的是人得到什么,而不考虑人需要什么。西方人只有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才会想到人是什么。 三、契约社会 西方文明以人为中心,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矛盾的。契约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合作的工具。契约是一纸合同,是以契约双方的信用为基础的,一旦有一方不信守合同,冲突是必然的。古希腊社会已建立起文明历史中最早的民主制度。欧洲近代继承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出贡献。英国很早就建立起议会制度,由于国王不守约,没有尊重议会的权利,便爆发革命,革命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美国是在与宗主国

英国的浴血奋战中获得独立的,其制定的宪法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政局比较稳定,后来又通过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而法国大革命,三个等级之间矛盾冲突尖锐,加上领导人政治态度偏激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干预,革命是最激烈的。 四、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复杂的。在漫长中世纪,保存了古典文化,但又与科学进步相对立,设宗教裁判所,烧死持异端的人,包括科学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推动古典艺术和文化的繁荣;调整欧洲的国际政治关系;煽动十字军东征;与王权又斗争又联合。然而基督教的《圣经》作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社会作用是持久的,其价值是巨大的。 五、价值哲学 价值范畴是西方新康德主义哲学明确提出来的。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第一个打出自由意志的旗帜,喊出“人是目的”的口号,高扬人的主体性,开了价值哲学的先河。西方哲学划时代的人物是叔本华。从他开始,哲学的眼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从客体转向主体,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哲学的转化。循着叔本华的思想轨迹,尼采提出了强力意志,进一步把艺术和真理区别开来,进一步扩大价值哲学的领地。尼采指出,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虚构,现实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是荒谬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真理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我们不能靠真理生活。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中西方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 关键字：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交流冲击对比相互发展和影响。摘要：中国是世界上唯有的几个文明古国，而且中国文化一直未曾遭受过什么大的冲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然而，由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在不同时期发生过交流或者碰撞。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二者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两种文化的发展与交融必定会带来世界性质的革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 提起汉族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何谓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对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汉族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汉族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道德究竟为何物？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道是宇宙整体自然的规则，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纲领。举例来说，我们人的身体，从母亲生下来之后，整个身体器官就按一定的规则在运作，整个身体的运作规则，就是道。道不是谁设计的，自自然然就是道。如吃下的食物自然就能被消化吸收，走路时，各个部位的肌肉自然就能够彼此协调运动。人在世间如能随顺自然的规则就是行道，这是多么科学、多么自在的生活！ 行道有得于心，行道有得于身，谓之德,它是局部运作的原理原则。譬如我们眼睛是一个局部，眼能见，见就是眼之德。眼之德能见、耳之德能听、鼻之德能嗅、舌之德能尝，每个器官皆有它的特殊作用与规则，若规则错乱，人就生病了。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也有其道。如果我们了解人道的内容，在人与人相处时，就自然能和谐有序，从而减轻现今人们所承受的来自人际关系紧张、人事冲突频繁的精神压力。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之道，怎么会遭受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即便是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这种种人类生存之道就在传统文化里。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

第三章西方近现代文化 文艺复兴-PPT

第三章西方近现代文化第一节文化大变革的滥觞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原因：·城市经济与现世享乐·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政治的分裂；教会威信降低·自然科学的发展 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1文艺复兴（Renaissance) A.中世纪The Middle Ages，The Time Between 古罗马的辉煌——“宏伟即罗马”如今复活罗马文化的自信与希望中世纪：二者之间伤心的插曲 B文艺复兴（Renaissance) 14-16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学、艺术、科学运动 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古典文化（古典艺术风格、拉丁文风）为借鉴，在继承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以适应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导演出历史新场面的需要。 文艺复兴既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又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 人文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 2 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异同 (1)A. 历史观的不同B. 对古典文化的态度C. 看待人和宇宙的不同态度D. 各自的重心 具体的不同 A.文艺复兴：古罗马的辉煌与基督教罗马时期的黑暗 中世纪：异教徒时代的黑暗与基督降生后的光明 B. 文艺复兴：古典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中世纪：将古典文化随意地融合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 C. 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超自然主义 D. 文艺复兴：语言文学、艺术、史学中世纪：神学 (2)相同之处 宗教性;古典的神话和象征融合基督教传统 3.人文主义的特点 A人性的解放 用人性反神权;用个性解放反禁欲主义;用理性反蒙昧;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B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运动，是人类社会某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而人文主义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思想模式以及相关的观念。 人文主义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有两方面： 一是指与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文学科，即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等； 二是指关于“人”的学说。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1 建筑、绘画与雕刻 早期：乔托 艺术上的文艺复兴之父：马萨奇、布鲁奈列斯奇、多纳太罗波提切利 盛期：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提香 佛罗伦萨大教堂1420－1446布鲁内列斯基圆顶直径达140英尺 2文学 文学三杰：但丁-《神曲》；彼得拉克-《歌集》-十四行诗；薄伽丘《十日谈》 莎士比亚L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 拉伯雷《巨人传》 3、政治学与哲学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太阳城》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笛卡尔《哲学原理》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概述： 西方文化精神起源于以征服和利用对象世界为目的的“天人二分”的哲学理念，只要包括批判否定已知讲求探索的科学精神；注重个体差异，讲究人权的民主精神，建立在人权与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之上的法制精神以及以约束自我，寻求自我完善为目的地宗教精神。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开拓性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意识理念。它促使人们去发现，分析，理解，最终利用对象世界。人们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渴望超越，这样的情况下，各学科发展迅速，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讲究“分别性”和“公平性”。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公平性则是指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倡导自我是西方民主的核心。法制则是平等自由的保障，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对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要求的体现，注重法制，规范，秩序。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人们于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安慰的结果，是人们约束自我的价值尺度。各种精神理念共同作用下，西方世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传统。 关键词： “天人二分”科学精神批判否定民主精神分别性天赋人权法制精神社会契约论 资本主义发展宗教精神彼岸此岸价值尺度 Key Words: the spunk of science animadversion and gainsay democracy the distinctness rights of man the legal system the discussion of a bargain in the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two worlds the measures for what is important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