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社会领域十大事件

2013年中国社会领域十大事件

日期： 2014-01-18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第一大事件：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1989年前后确立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设计了社会团体双重管理的制度，因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苛刻限制，一直受到专家和业内的激烈批评。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其中第二十三条提出“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国务院和民政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决定和政策，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阐释和推进改革。全年各级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了19000多个社会组织。

云南、安徽、福建、大连、宁波、厦门等地党委和政府也纷纷出台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文件。8月23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意见》，同时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在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地方性税收减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多有创新。上榜理由：社会组织双重管理，苛刻限制备受批评。政府终于对此做出切实回应，顺应了简化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程序的治理潮流。然而，实质改变才刚刚开始，选择性放宽还远远不够。

第二大事件：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胜诉，公民维权推动相关法律制度修改。

2013年7月15日上午，在数十名记者注视下，湖南省高院终审宣判“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胜诉。法院支持了唐慧的三项诉讼请求：永州市中院一审判决被撤销，永州劳教委赔偿唐慧被限制人身自由9天的赔偿金1641.15元，并向唐慧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对此，永州劳教委表示，将以一种积极、合适的方式来履行判决。

社会各界对唐慧案给予了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也对社会呼声给予积极回应，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时表示，期望这部法律的修改步伐能够迈得更大。唐慧劳教案曾一度引发废止劳教制度的大讨论，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也终于在2013年底走到尽头。

上榜理由：围绕唐慧事件，我们看到了公民与国家机构关系的积极调整，也看到了底层力量改变国家制度的巨大能量。公民个人与国家机构的权利失衡早成顽症，我们除了个人维权、社会良知、公共行动和国家理性的合剂，别无良药。

第三大事件：“单独二孩”在计划生育争议中放开，人口政策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

随着老龄化浪潮日益逼近，以节制生育为核心的中国人口政策遭遇空前挑战。除了面对强制剥夺公民生育权的质疑，学术界早已开始对生育率走低、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沉重进行讨论并提出改革建议。2013年3月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上，各界专家学者讨论提出人口结构而非人口数量已成威胁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踢出了人口政策变革的临门一脚。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启

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次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了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细则。据悉，北京、云南等地已于年底启动相关立法程序，并预计2014年初开始实施。

上榜理由：“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减少人口数量的决心何等坚决！三十多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推行，给一代中国家庭造成了难以承受之痛。如今，面对百万失独家庭的丧子悲剧，面对未来加速的少子老龄化，以及几千万光棍的严峻形势，政府虽未废除独生政策，但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了步伐。

第四大事件：雾霾将中国环境问题推到极致，公民行动促政府共担责任。

2013年，全国东中部大部分城市地区发生恶性雾霾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健康危害和心理恐慌。多地政府纷纷开始监测包括PM2.5指数在内的空气质量数据。同时，近些年来各城市自发监测的环保志愿者和环保组织也于2013年集结起来，织成了一张覆盖十多个城市的民间自测PM2.5的“民间空气观察”网络。民众强调治理雾霾过程中的“公民责任”，倡导“少开一天汽车”，“少放一点鞭炮”的公民行动。

早在1999年3月，上海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两个专家团队已经对上海市内环进行PM2.5监测。2011年11月初，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官网公布一组空气质量监测PM2.5数据，借微博名人转发，让PM2.5迅速引起公众的注意，一度引发跨国之争。“民间空气观察”网络的成员相继诞生。中国政府从2012年起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开展PM2.5监测，数据实时发布，安抚了民心。由此，治理空气污染，真正成为全民共识。多地政府加大行动力度治污，获得公众高度认同。

上榜理由：“十面霾伏”，举国忧虑。空气污染的恶果，让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不分贫富、不分贵贱。曾经有过的技术冷落，曾经发生的国际争执，都不再是问题，自救、互助与集体行动，把所有误解都化为共识，围绕PM2.5的空气治理，构成公共问题多方共治的一个范例。

第五大事件：中国梦的政治法律基础引发大讨论，三中全会《决议》以“法治中国”作结论。

2013年元旦刚过，媒体展开了中国梦的法律政治基础的大讨论，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年前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的“中国梦”讲话和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会上的“宪政”讲话的社会反响。讨论在国内外媒体及社交网站热烈展开，吸引了各大高校相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辩论。

与此呼应，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以建设“法治中国”的结论。《决定》强调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上榜理由：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政治法律共识。这一共识基于2013年思想界、知识界和媒体的激烈争论。这种民间探讨、庙堂回应的社会共识凝聚模式，本身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正途。

第六大事件：从零和博弈到协商民主，云南PX项目考验公共理性。

2013年4月18日，昆明当地环保组织“绿色昆明”和“绿色流域”对云南石化安宁1000万吨炼油项目（一种PX项目）进行现场调查。该项目自2004年开始酝酿，2012年7月23日获得国家环保部批复，直

到2013年3月29日昆明市政府才正式对外证实项目落户信息。

由于政府相关信息公示不充分，已被“污名化”的PX 项目给昆明市民带来恐慌和忧虑。5月4日，近3000名市民在昆明市中心南屏广场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5月10日上午，昆明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回应PX传闻并承诺尊重民意。此后，政府针对市民质疑两次邀请市民代表与化工专家进行座谈答疑，消除误解。6月25日中石油应公众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国石油云南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至此该事件方告一段落。

上榜理由：民众自发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理性表达质疑和抗议，当地政府以信息公开搭建起政府、企业、公众对话平台，承诺尊重民意。比之厦门、大连和宁波等地ＰＸ项目“一闹就停”的零和博弈结局，云南PX事件的协商推进，彰显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众理性的提升。

第七大事件：陈小鲁等“迟到的道歉”引发反思，解开的不仅是公民个人的历史心结。

2013年夏天刮起的红卫兵“道歉风”引发广泛关注。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率先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6期发表《郑重道歉》，反思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对一些师长、同学等人造成的伤害，诚恳道歉，冀恕前愆。他认为，当时的行为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8月20号，陈毅之子陈小鲁在网络上公开发表《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在这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接力中，河北宋继超、安徽张红兵、湖南温庆福、山东卢嘉善、福建雷英郎等人纷纷以不同方式向文革中自己伤害过的人公开道歉。有学者指出：“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

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上榜理由：“迟到的道歉”折射出民间良知的回归。每一个民族只有勇于直面曾经的苦楚与不堪，人性在扭曲之后才有望伸张，道德在失守之后才可能重建。我们需要忏悔的勇气，也期待宽恕的真诚。让我们的社会对人性的反省和道德的公建创造宽松的氛围！

第八大事件：雅安地震首日募捐壹基金超红基会，民办基金会倒逼官办基金会改革。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政府发布公告，鼓励社会力量和公众个人选择自己信任的基金会进行救灾捐助。当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截至16时共收到社会善款213笔，合计3万余元。民办公募基金会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透露：截至当日20时，经确认的救灾捐款已经超千万元。这一对比引发社会广泛评论。

截至27日8时02分，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统计，全国115家基金会共募善款物资10.49亿元人民币，其中壹基金募集1.7亿余元。当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官网称，该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 5.66亿元。数据表明，地震当日壹基金募得捐款远远高于红十字基金会，而后者最终在募捐总额上大大反超壹基金。上榜理由：此处募捐额本无可比性，募捐额高下实为公信力之争。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慈善基金会已经成为社会公信力的竞技场。面对民间公益基金会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官办基金会改革势在必行。

第九大事件：网络大Ｖ被诉，网络规制在争议中强力推行。

2013年8月20日，公安部宣布北京警方打掉网络推手——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刑拘公司负责人“立二拆四”（杨秀宇）和该公司前员工“秦火火”（秦志晖）。此后，公安机关又以网络造谣传谣抓捕周禄宝、傅学胜等。8月23日，“薛蛮子”嫖娼被抓，新闻联播用时3分钟进行报道，此事引起媒体的争议。

9月4日下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打击网络谣言网民座谈会”，11位网民代表出席，就网络言论责任进行讨论。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利用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达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达500次以上可构成诽谤罪。

上榜理由：网络是公民实现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重要渠道，网络治理是法治中国题中之意。网络监管政策出台之后，公众表达了对动辄因言获罪的担忧。如何不因噎废食，既能甄别网络虚假信息，又能保障公众意见自由合理表达，尚需政府和社会共同探寻平衡之道。

第十大事件：雅安地震再次考验救灾应急机制，社会组织与政府终于展现良好合作。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在政府做出快速救灾反应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很快投入到抗震救援行动之中。23日，基金会中心网与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建立救援协同机制，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救援的精神支柱。其间，雅安灾区出现了多个社会组织联合而成的救灾联盟，有力提升了它们的救灾能力。25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设立社会管理服务组，引导和组织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抗震救灾。

28日，社会管理服务组建立了四川省级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对参与抗震救灾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进行登记、备案，发布灾区需求，引导他们有序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在雅安地震灾后救援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觉有序地结成联盟协同救援、政府在其主导的救灾机制中特意构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体系，见证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灾害救援协作机制方面的共同成长。

上榜理由：社会组织在磨难中长进。雅安地震之后，社会组织已经能够有序参与救援与灾后重建，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都得以革新。这是全社会的进步。社会组织只有学会自组织，才能成为有份量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