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生活与创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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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盛唐时期，也就是进入了第三代群，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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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些超一流的大家，
都是当时诗歌领地里边的一些巨星。
像“李杜”、“王孟”、“高岑”等等
这样一些在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人物，
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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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第三代群诗人，其创作声律、风骨兼备，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玄宗年间，政治比较开明，
国力非常强盛，国家的疆域也非常之广阔。
受时代风潮的这样一种浸染，
盛唐诗人大多都走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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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了漫游的旅途。
他们“仗剑去国、纵横干曳”
或者寄情于大漠，或者是悠游于田园。
挥洒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
在诗歌创作上，
则主要体现为两种主导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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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游弋于雄浑自然之间，
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
在这样一个代群里，
他们的创作量应该是非常之丰盛的。
而且还具有一流的创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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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以浪漫、自信、豪放的这样一种情怀
创作出了大量容纳自己自由心灵、
大气磅礴的歌行体诗作，
而杜甫则倾注全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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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的创作上，
特别是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
律诗在杜甫手里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妙的境界，
以致于盛唐的诗歌评论家殷璠在他的
《河岳英灵集》的序里面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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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
也就是说
在开元十五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限之内，
盛唐诗人的创作在格律和风骨两个方面
都达到了比较谐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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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学家的话来说，
李白的创作更多的是对传统的、
旧有的形式的一种冲决和破坏。
而杜甫的创作
则是对诗歌新形式的一种建立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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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两个大诗人
对盛唐诗歌或者是对整个中国诗歌
所做出的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经过第四代群“大历十才子”的过渡，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为代表的第五代群，掀起了唐诗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盛唐之后紧接着进入中唐，
在盛唐的后期就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了整个北中国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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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社会政治
各个方面的一种衰败、一种转折，
而且也导致了诗人创作方向的改变。
所以进入中唐之后
就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诗歌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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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是活跃在代宗大历年间，
直到德宗贞元中前期的这样一个代群。
第四代群：大历十才子
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大历十才子”。
包括像刘长卿、韦应物、
钱起等等这样一批诗人。
这批诗人的创作
已经改变了盛

唐诗人的创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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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失去了那样一种阔大不羁、
刚健有力的创作力量，
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
表现沉郁、悲凉的个人感情，
缺少骨力，也缺乏新变。
创作成就整体上不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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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盛唐诗人群
和此后的元和诗人群相比，
这一代群
就好比夹置于两座高峰中的一个低谷。
是继第一代群之后的又一个过渡性群体。
第五代群就进入了宪宗元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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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群的这样一批诗人，
掀起了唐诗创作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这时期活动的诗人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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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群：
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贺、贾岛、柳宗元、刘禹锡等。
这样一批诗人。
而这批诗人可以说在知识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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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盛唐诗人有了进一步的拓进。
盛唐诗人更多的是注重诗歌创作，
而在学术和政治上建树不多，
而到了中唐时期，
这些大诗人不仅诗歌创作上有着骄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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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学术上，在政治上
都有比较突出的建树。
这批诗人形成了两个创作倾向：
非常不同的群体，
一个群体就是以韩愈、孟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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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韩孟诗派”；
另一个群体就是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韩孟诗派”走的是一条奇险、
怪僻的创作道路，
“元白诗派”走的是一条平易、
通俗的创作道路。
而这样一种奇险和平易的创作倾向，
在盛唐时期的杜甫诗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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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存在了，
只是杜甫没有把它作为自己主要用力的方向，
而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
继承了杜甫的这样一种
创作中偶然流露的特色，
而把它用全力推向了极端。
推向极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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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得这个诗歌的创作
已经和盛唐时期非常不同了。
盛唐时期讲究阔大、讲究圆融、
讲究自然、讲究飘逸。
而这个时期或者讲究通俗，
俗得连一般老百姓都能读。
比如后人就记载，
说白居易作诗，常常拿来给老太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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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能够听懂，
他才把这样的诗句写进诗里，
那就非常地通俗了。
而韩、孟写诗则奇险得非常惊人，
有些非常奇特、险怪的诗句，
都被他们写在了诗中。
这样的一种走向，
表现了元和诗歌领地创作上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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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变应该说是来之不易的。
清朝有一位叫蒋士铨的诗人，
曾经写了一首诗，中间有这样两句话：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清蒋士铨《辩诗》
为什么说宋人生于唐后就很难再开辟了呢？
因为它前面有唐朝诗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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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高峰在。
跟着别人亦步亦趋，这显现不出你的面目，
如果要超越它就要花费加倍的力气。
中唐诗人就好比生在唐人之后的宋人一样，
他们

生在盛唐诗人之后，
想要开辟出一个新的诗歌创作领地，
创建一种新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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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
与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相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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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这样一些诗人，
这些诗人创作特色也非常突出，
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结果，
这个时期他们被贬到了荒远、僻陋的南方。
在贬所一呆就是十多年或者是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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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所创作的贬谪的诗文
又另具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的
唐人生活中具体来描述。
中唐时期发生的这样一个变化，
后人也有过比较精当的描述，
比如清人叶燮就在《百家唐诗序》里面
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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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元和时，……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
——清·叶燮《百家唐诗序》
也就是说中唐的“中”，
是古今百代的中，是整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并不只是有唐一代的中，
由此可以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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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诗歌在唐代诗歌史上的这样一个意义。

第六个与第七个诗人代群分属晚唐的前后两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了晚唐诗坛的一片天空。
第六个代群与第七个代群
分属晚唐的前后两期，
在晚唐八十余年的历程中，
有这样两个代群，前后相辉映，
前一代群以敬宗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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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中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
这里边特别以号称“小李杜”的
杜牧、李商隐最为翘楚，
他们将诗歌创作
导入了心灵探幽和纯艺术的一路，
可以说获得了绝不亚于
盛、中唐一流诗人的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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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诗人，
比如姚合、许浑、温庭筠、赵嘏
这样一些诗人
也可以说是四面出击，各具特色。
后一个代群，也就是第七代群，
以懿宗大中、哀帝天佑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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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的成就来说，比如：
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
司空图、杜荀鹤这样一些诗人，
虽然比起前期的诗人稍逊一筹，
但是作为一个代群，
却有着其充分的存在依据。
可以说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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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起了晚唐诗坛最后几十年的一片天空。
这就是唐代七个诗人代群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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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七个诗人代群的诗歌创作有起有伏，而且在其内部构成和前后更迭方面有规律可循。
在这七个代群里面，我们稍微加以观察，
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创作高峰集中于盛唐诗人群和中唐的元和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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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边有一个创作数量的统计，
由这个数量可以看出
他们创作量之大、之丰盛。
盛唐诗人群，创作量总共是7651首诗，
中唐诗人群的创作量是18384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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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加已经达到了二万五六千首，
总共唐诗是五万零四百多首。
而他们这两个时期就达到了两万五六千，
这占据了整个唐诗的一半以上，
所以从创作量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高潮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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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七个代群间的内部构成和前后更迭的规律性。
其次，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七个代群间的内部构成
和它的前后更迭也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第一， 在每一个代群之中，知名诗人的年龄间隔一般在20岁左右，就一般的情况来说，一个代群内的年龄间隔越大，它的内部联系就越为分散；年龄间隔越小，它的内部联系就越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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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推断没有大错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七个代群中，
第三代群，也就是盛唐诗人群，
年龄间隔从最长的孟浩然
到最小的杜甫仅为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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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群，也就是元和诗人群，
他们的年龄间隔如果从出生年较早、
并且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韩愈算起，
由韩愈到最小的李贺，年龄间隔仅为11岁。
这样一个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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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诗人间的相互交往和切磋，
利于增强代群内部的集约性和凝聚力。
而从文学史的实际来看，
作为第三、第五代群的
开元、天宝诗人群和元和诗人群
确实比其他代群更为集中，
更多联系，也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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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代群与代群的间隔，无论是按诗人的生年起点或终点计，还是按创作年代的上限或下限计，上一代群到下一代群的发展时间大体上都是四十到五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基本反映了文学史上知名诗人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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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唐诗史上，
每隔四十到五十年
就会出现一次代群的变化更迭，
就会出现一批知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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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七个代群中，有两个强势代群，就是精英作者最多、创作量最高的第三、第五代群；有两个次强势代群，也就是具有少量精英作者，较多活跃作者和创作量的第二、第六代群；还有三个弱势代群，也就是活跃作者比较少，创作量比较低，并且具有过渡性质的第一、第四、第七代群。这种格局，构成了唐诗发展史两头低、中间两度突起的一个驼峰形状。
就像那个骆驼的驼峰一样。
而就总的情形来看，
这种驼峰形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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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诗歌创作高潮出现之前，
都有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为它铺垫、准备，
而在高潮之后，必然形成明显的落潮。
不过细加分析还可以发现，
两次高潮的出现规律又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第三代群，
也就是唐诗第一创作高潮出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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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从第一代群的弱势期
到第二代群的次强期，
大约九十余年的准备，
呈一步一步走高的趋势。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

面，
唐诗的创作数量和质量
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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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了盛唐诗人群那里
才得以借助伟大的时代
播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剧目，
而其曲终部分似乎是嘎然中断，
一个辉煌的时代，十分完整地宣告了结束。
接踵而来的便是第四代群，
也就是大历诗人群的整体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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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个高潮期，也就是元和诗人群，
他们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就相应短了很多。
这恐怕主要有盛唐诗人群创作经验作为铺垫，
所以第二个唐诗创作的高潮
就在不是太长的时间里面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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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可以看出
唐代的诗歌在创作上是有起有伏，
而且这个起和伏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明朝有一位诗评家叫胡应麟，
胡应麟在他的《诗薮》里面
就初、盛、中、晚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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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创作的风格做了一个很精当的总结，
说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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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
——明·胡应麟《诗薮》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诗歌创作，
是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走向紧相关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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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人力所可以挽回得了的。
盛唐的诗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一个非常阔大、广远、积极进取的意象，
到了中唐就有所收敛了。
所谓的“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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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衰败的迹象，
但是更有一种坚韧的毅力在中间支撑着。
整体走向是内敛了，
而到了晚唐，则更多的是
流于对景物的非常精细的描画和勾勒。
也就是温庭筠的那首名诗里面的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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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景物写得非常之好，
但是诗人的心胸、境界
都表现得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精致，
而且在这种细小、精致之余
又体现出了一种走向衰退的迹象。
如果用这三句话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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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唐诗，
从初唐、盛唐到中唐、晚唐，
这样一种风格的大致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