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七品芝麻官》
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丑角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高艳芳
一、传统戏剧文化中的丑角
“诙谐的表演形式可以上溯到周代的优伶和俳优，他们是古代乐舞中专事滑稽的艺人。汉代百戏中插科打诨的角色，唐参军戏中的参军与苍鹘到了明代，副净、副末就逐渐变成丑。”在戏曲成熟期，元杂剧乃称副净，而宋元南戏中则丑已是正式行当。“宋杂剧之中，丑仍是‘托故事以讽时事’，也即仍是‘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此所谓“意义”正是强调戏曲的“镜子”作用，审美主体在审美对象这面“镜子”上观照自身潜在的“丑角意识”。到了明代戏曲，丑的表演逐渐脱离单纯的插科打浑或杂扮各种人物的初级形态，开始扮演重要人物并致力于性格的刻画。
丑角又称“小花脸”、“三花脸”，表演的范围十分广阔。上可演皇帝老子，达官贵人；中可演七品芝麻官、歪脖子七品官，下可演旗牌、衙卒、小偷、骡夫。鼻子间一块豆腐块似的白记，只是表示他们作为“丑”的身份。他们戴着这“假面具”，便于率直地演绎人生。这是剧情的需要、艺术的需要，也是人生的需要。一旦脸上有了这样的“标识”，行动时就无须再掩尾、藏头，就得“真”。这样就具有了最迷人的魅力。
俗话说：“无丑不成戏”。传统戏中丑角扮演人物种类繁多，有幽默善良的人物，也有奸诈卑鄙的人物，有滑稽风趣的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儿童。丑角塑造这些不同人物，无论在扮相上、表演上，都有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就丑角的艺术特色而言，就是插科打诨、亦庄亦谐、幽默滑稽、自然成趣。丑角都滑稽,而滑稽的本身是一种美的形态。
“总之凡为丑角者，类多动作滑稽，口齿伶俐，且须净白爽脆，善操各地方言，如此始可谓丑角全才。丑角虽位于生、旦、净、丑四行之末，但其责任实较他行为重要十倍。良以生、旦、净三者，只能各擅其习之剧，而丑则博学多能，须兼晓各角剧词。”③在戏剧表演中，人们常说“无丑不成戏”、“丑是戏中胆”，这不仅仅表明丑角在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证明着“丑”和丑角的表演是中国戏剧的发端。
二、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丑角形象
《七品芝麻官》是根据豫剧传统剧目《唐知县审诰命》改编。明嘉靖时，严嵩之妹──诰命夫人纵子程西牛强抢民女林秀英；壮士杜士卿抱打不平，格斗中程西牛被家丁误刺致死。诰命夫人率众赶赴林家，又将林秀英之父打死。此案告到按院,按院惧严嵩势焰,不敢受理，层层下推，最后落在知县唐成头上。唐成巧审诰命夫人加强了唐成地正直不阿、不畏权势、
敢同恶势力作斗争地精神；并且发扬挖苦喜剧地特别之处，以辛辣地笔触描绘了封建官吏谄上骄下、保官保命地丑恶嘴脸，揭露了豪门贵族专横霸道、欺压人民地凶残罪行，塑造了一个诙谐幽默、富于喜剧性地七品知县形象。
（一）唐成在《七品芝麻官》中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典戏曲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豫剧作为河南的文化曾经在中原这片锦绣大地上引起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民众的深深迷恋。“在一定的时期，一个地区的人民群众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生活方式，人们称之民俗文化。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实出审美价值时，就称为风情文化。当人们完全超脱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成为纯审美的活动时，就成为节庆和狂欢。”④
戏剧中描述了七品知县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法办权高势大的诰命夫人的故事。唐成不仅是清官概念的化身，而且是一个有鲜明个性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欢迎的戏曲作品，他塑造了独具典型性格的清官形象，使唐成这样一个外表丑陋、心灵高尚的“美丑”得以成功的展示。让观众从唐成的幽默、风趣和机智中，对他的大胆正直发出由衷的赞叹。以丑角扮演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清官，在戏曲中并不多见，豫剧《七品芝麻官》中那位其貌不扬却又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唐知县，是丑角中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这位唐知县一亮相时，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但他却有“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抱负。在公堂上，他同诰命夫人抢拍惊堂木，用激将法逼她承认自家是凶手最后依法剥了她的凤冠诰服，亲自动手给她戴上枷锁……这使这个貌似迂拙的唐知县显得十分崇高，令人信服地打破了过去的美学家设置的滑稽和崇高的界限。这是农民以自己的美学理想“雕”出来的一个“县太爷”的典型，是个外部形象的酸与内在品质的美相统一、表面的粗鲁笨拙与过人的机智灵活相统一、滑稽与崇高相统一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因此，这个人物就比那些一般化的“清官”形象，更加富有艺术魅力。
故事里诰命夫人与秀英的矛盾，官场互相勾结，以至于秀英状告无门，反映了整个事件的原因。唐成作为化解矛盾的唯一正义人物，不同程度表达了人们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他们的生活愿望。唐成这种喜剧表演是带有逗趣性质的。但它与宋杂剧中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不同，而是具有鲜明的民间生活喜剧的表演特征。豫剧丑角之美在中国戏曲艺术中，以滑稽、讽刺幽默为特征的丑角，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丑角——唐成的美学意蕴
戏剧不仅有社会的作用，而且更有审美的作用。“丑”作为审美范畴，和优美、崇高审美范畴一样，它并不是客观物理存在，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世界，它有一种“意义的丰满”，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丑显示了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从而在人物美的画廊中增添了丑的意象。
美学家认为，喜剧丑角的特征是“寓庄于谐”，“庄”是指戏剧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谐”是指思想的表现形式是诙谐可笑的。一切艺术都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丑角艺术是要在自相矛盾中显示真实的。丑角中人物性格，是否定性的喜剧人物，也就是讽刺喜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丑扮成美、渺小冒充伟大、“真诚”掩盖虚伪，不懂装懂。在现实生活中，美学现象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事物的各种审美：美与丑，英勇与怯懦，喜与悲，崇高与滑稽等，都是互为对立又互为联系的，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艺术表现生命，生命中尽有属于丑者。丑的价值可以调和人之生活，如味虽甘，食久则不美，屋虽华，住久者不美，山水明秀，游久则不美，间以丑调和之，美者，格外生趣矣。
文艺作品的艺术形象，也应当反映现实生活中这种审美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各具风貌，有血有肉，生动感人，并具有独创性，而不至于千人一面。艺术作品有时为了揭示美，使美显得更美，偏偏要强调对立因素，这就是酸中见美的美学原则。有了强烈的对比，美表现得更加鲜明了。例如唐知县的内心美以他那可笑的外形为反衬，便放射出一种奇特的异彩，使这个艺术形象更富有自己的独特性，观众在欣赏时审美感情特别丰富，因此给人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所以说，“美”与“酸”虽是两个对立的美学范畴，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则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转化，产生出一种奇特的不同于单纯的美和酸的素质来。
丑角唐成便是一个能让观众从酸中体会到美的角色。美学家认为:可笑性是喜剧的重要特征，喜剧使人在笑声中得到美的享受，加之在丑角艺术的创造中含有对喜剧艺术创造的诸如“寓庄于谐”“倒错”、“巧合”“夸张”等等创作手法，故丑角艺术是深受观众欢迎的戏剧艺术。
（三）“唐成”在《七品芝麻官》中的文化代表
《七品芝麻官》把正与邪、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清廉与腐败的矛盾冲突，在平民化、世俗化的笑声中掩盖过去了。这部戏重要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写到了击浊扬清，张扬了天地正气，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是真的贴近现实的。幽默、诙谐的喜剧样式，正剧的内涵（主题），而且正剧性非常强烈。结尾处，唐成对大家的说教，由于与现实生活很接近、很密切，大家也容易接受。戏剧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满足了民间老百姓宣泄的欲望，对强权的揭露和控诉。戏中的唐知县，诙谐、幽默、调侃，各种民间化的色彩都在他身上出现。在唐成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观众的希望，唐成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个丑角，而是代表了百姓对社会现实期盼。唐成也变成了一种文化理想，一种为民做主的理念，一种官民一家的思想。
唐成为清官、知县，但是相貌丑陋在封建官场，其貌不扬是为大忌。即使你才华横溢、两榜夺魁、但若因貌恶，有失朝廷体面，也只能痛失点为状元的机会，“放了个小小的县令”给你施展一下也就算恩惠的了。于是，“貌恶”与个体才华抱负的尖锐对立，就成了唐成悲
喜剧的内在根由。这虽然荒唐至极，但这是位知县大人无法逃脱的命运。但他并不屈服于这种命运的安排，而是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为民请命，建一番功业。以政绩斐然的光彩“克服”容貌之“恶”的阴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唐成却奇迹般地实现了“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誓言，获得了仕途的新维度。唐成人格价值的实现本质上仍是一种亦真亦幻的理想主义的实现，面对封建皇权的巨大背景，他作为棋盘上被人使唤的棋子，永远只能是个体人格扭曲有限的实现，虽然这种实现体现着古之徘优的崇高与滑稽的统一。
戏剧的作用强调的是“惩劝说”、“讽谏说”，从汉儒到明清许多曲论家都反复说过，戏曲的主要作用在于“感动人心，改造社会”“为社会之警钟”。唐成形象显示了与百姓悲喜共鸣的崇高精神，对各种社会丑态进行了批判和嘲讽。人物形象表达起来生动真切。唐成在戏中代表了社会需要的权利官位，代表了公平正义，代表了民定俗称的社会道德、法律，代表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三、丑角“唐成”在《七品芝麻官》中的社会意义
中国戏剧不能更多的从现实生活取材，而只借历史故事来藏褒寓贬。由于戏剧美从直接的政治讽谏中滤析出来，滑稽也就具有了更独立的价值。丑角把戏剧带到了一种娱乐的境界，这既是个人的一种身心需要，也是社会的文化需要。戏曲正是抓住了这一最具普遍性的需求，由之建立起与社会相沟通的第一条重要渠道。唐成在《七品芝麻官》中以娱乐的形式展示了官场的黑暗以及恶势力欺压百姓的后果，以正义的精神结束了全场，使人们在欢呼之中体会社会。尤其“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成为官场政治阶的警示语。
在戏曲各种角色行当中，丑角显得与众不同：“丑角以优孟、曼倩为先声，开幕最早，伶界以此为最贵，无论扮唱与否，均可任情谈笑，随意起坐，不为格律所拘。”都说明丑角滑稽而富于机趣的科浑笑谑的作用。“素有‘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文人，尤其是那些热衷于戏剧剧本编撰的文人——也常常把戏曲作为表达其思想情感的手段，“教化”便是其主要思想倾向之一。王阳明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七品芝麻官》以丑角唐成戏剧化的表现了官场的趋炎附势、黑暗欺诈，让我们在唐成小小七品官捉弄诰命夫人中收场，其说教作用，从这些趣味中体会出来。戏曲的伦理教化作用迎刃而解，批判黑暗腐败的政治，鞭挞为非作歹的权豪势要、贪官污吏和流氓，其牢骚意味相当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