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简介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人物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往事略集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

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

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

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信摘

傅斯年在给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生平趣事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

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

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 王戎笙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题号】K1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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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题目大全 互动式教学在高中历史学困生转化中的应用研究 心理史学在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考古思想研究 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社会史研究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乡镇高中历史“学案导学”模式应用研究 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研究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美国历史课程能力目标比较研究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 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学批评 埃里克·方纳史学研究 海因里希·格莱茨史学思想研究 霍华德·津恩的史学思想研究 约恩·吕森历史叙事理论研究 从民族话语建构到阶级话语建构 唐宋动物灵异观念研究 20世纪20年代北大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新探 流变的风景：民国福州籍历史学家形象研究 一种探索的历史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研究 历史学师范生实习备课研究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蔡元培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 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 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 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 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 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 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 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

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 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 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 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 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 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 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 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 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 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 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 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作者：傅斯年 编者按： 傅斯年曾将蔡元培比作孔子，自比子路，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厚。这里他深情缅怀了蔡师之高风亮节，列举了十几点。我们节选一部分，可以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小传来读。 一仁厚积德的家庭 蔡先生字鹤卿，别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年）三月五日逝世，死时七十四岁。 他的先祖以种植山林出售薪木为业，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为经商。祖父名嘉谟，字佳木，做过当铺经理，以公正著名。父亲名光普，字耀山，做过钱庄经理，对待朋友极为宽厚，不仅有贷必应，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债，因此死后几无积蓄。 蔡先生十一岁丧父，兄弟三人全靠母亲周氏抚养。母亲非常贤能，当蔡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世交朋友以蔡先生兄弟孤苦无依，拟替他们募捐以瞻养他们，并供蔡先生读书，但被周氏婉拒。她时常典押衣饰，克勤克俭，抚养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励他们，常对他们说：「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进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愤事。」蔡先生日后能够宽宏大量，不苟取，不妄言，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二贯通中西的学问 蔡先生在童年跟他的叔父铭恩读书。铭恩是清末廪生；工制艺；并治诗及古文辞，藏书不少；所以蔡先生从小就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各书。十三岁时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王师尤服膺明儒刘宗周，故蔡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造诣甚深，对小学、经学、骈体文都有研究。二十岁又跟绍兴徐树兰学习，并兼校对刻书的工作；徐师藏书极多，因此蔡先生能遍观他所藏的书，学问大有进步。 蔡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曾下过苦功，所以他能连试皆捷，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补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宰相翁同龢誉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由此可见蔡先生旧学根基是如何的深厚。 蔡先生不仅对中国旧学有相当的基楚，而对西方的学术也很有研究。他在四十岁未出国以前，曾阅读西书的翻译本；又阅读日文书；四十岁以后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他对西方学术的兴趣甚为广泛，学问相当广博，举凡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都喜欢研究；尤其对于实验心理学、比较文明史、美学等颇具心得，而在美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他曾发表有关美育方面的文章多篇，如「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我的欧战观」、「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等；他更将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此外，他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认识。不过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 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 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 12 国语言， 对印度语文文学 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 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 士。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季羡林 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 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 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 嗣诚。入私塾读书。 7 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 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 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 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 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 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 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 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 、朱自清 的陶渊明 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 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 如法国魏尔兰、 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 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 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 年 9 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 研究生，为期 3 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 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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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714155675.html, 浅谈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作者：田红霞 来源：《商情》2013年第52期 【摘要】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造就了教育的不同形式。中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差异培养出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扬弃？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挖掘中西方文化在教育观念上的具体表现，追究其存在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教育观念；哲学根源 社会的竞争，知识和智能的较量已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中西方教育存在诸多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教育目的的差异。而教育目的的差异又是源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不同。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方式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也着有很大的差异： （一）教育宗旨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所谓“文以载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也”是其最好的解释。中国古代的教育即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既而来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西方教育则与中国大相径庭，它们的教育自成体系，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松散，其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掌握、使用科技技能。 （二）教育体制的差异 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强调“分数”，考试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所培养的学生缺乏想象力，缺乏主见和创造，这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西方的教育体制则是倾向于能力教育。其特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 （三）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1947年被杀害的。黄炎培 在“延安整风”中，三万多中共干部中居然抓了一万多名“特务”出来。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文，为中共争取民意，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赴延安访问的六位国民参政员中，只有傅斯年头脑清醒。傅斯年对其他参政员对毛泽东的恭维深感不屑，他表示：章伯钧早年曾参加共产党，章在延安的表现可看做是“由第三党归宗”。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作者：傅国涌 来源：新世纪网 来源日期：2004-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4 阅读量：126次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

读后感(4)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浅析近段时间，我拜读了王泛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令我受益匪浅，读过之后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令人耳目一新。《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我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院王泛森先生的著作，作者写这本书主要通过傅斯年的成长经历历程与其思想形成的过程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普林顿大学学习时完成的博士论文,在1993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中译本于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样的学术著作被不断的印刷，畅销，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内容与解析足够使人信服。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通过认真的阅读与思考，对这本书的理解越发深入。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所收藏的傅斯年先生的档案以及详细资料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添加了大陆以及海外的各种资料，因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料尤为丰富。其次，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对傅斯年的思想进行评判，而是根据傅斯年先生当时所处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学术的范围所进行考察的，这样结合实际的评价，凸显了人物的真实历史文化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脱离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去评价傅斯年先生的思想，能够解释出傅斯年先生思想的本质所在。最后，这本书是以提出的问题为主干进行论证，同时又不是叙事性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方式能够引出文章的主题所在，是整部小说的思想目标。 通过这本书，我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社会背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傅斯年的历史定位是什么？要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众星璀璨。先不论其他方面的功成名就者，在文学，政治方面，就有着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马寅初、梁实秋、严复,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学术界各个方面的泰斗，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成就都足以名垂青史。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们或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学术、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科学的某些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对于这些文学，政治，学术等方面集大成者，谁敢说哪一位又不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呢? 所谓个体生命，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指单独的，个人的生物性质，而不是指社会的属性。包括傅斯年在内，以上所有的人物都不可能脱离他们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只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大家才能够真正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风采。正如去评价一位真正存在的历史人物，要想做到客观，真实，必须要结合主要的功绩或者成就才能够做出最后的结论，这点无可厚非，因为不结合其为历史的进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很难让人了解到其巨大的功绩，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将傅斯年与其生活的年代考察，结合他所做出的成就，就比如说作者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这无疑令人印象深刻。的确，通过这样的评述，我们可以知道傅斯年在学术运动，社会活动，学术界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来讲，要想真正的了解评价他，单单一个时期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傅斯年的一生，这样才能够下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而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是五四运动游行的总指挥，这只是他在那个阶段一个比较短暂的角色。除此之外，他还曾是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并成功地以向国民政府两位行政院长的攻击而著名政界,但他从未担任过政府的行政职务,甚

北京大学简介

学校简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 北京大学校门 [2] 北大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机构，也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并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3] 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按照国家重点学科，北大的理科、文科、医科实力均为全国第一。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北大诞生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地质、计算机、微电子、核物理、心理、农学、医学、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政治、经济、商学、新闻等学科。[4] 排名与招生方面：北大是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大学排行榜中获得第一最多的大陆高校。北大历年录取的各省市“高考状元”人数以及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赛”金银牌得主人数均高居榜首，超过国内其他院校录取人数的总和[5]。 院系专业方面：学校共有5个学部、41个院系、360个研究所（中心）、1个国家实验室、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院、所、中心）、2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附属医院。有101个本科专业、1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244个硕士专业、201个博士专业、81个全国重点学科、3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3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63个。 教师学生方面：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1597名正高级教职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22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7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3名、长江学者9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8人。北大的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目，均居全国高等院校之首[6]。 学校基础设施：学校主校园占地面积3.39平方公里，合5085亩。北大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藏书量和电子期刊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傅斯年史语所旨趣

史语所旨趣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晌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19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造，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坏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它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1 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况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虽然有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马光作《通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可惜长篇不存在，我们不得详细看他们的方法，然尚有《通鉴考异》说明史料的异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地熄灭，无论官书和私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摘要：?历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的主要学术主张，最初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详细表述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宗旨，包括扩充研究材料与工具、反对国故、反对疏通等学术思想。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上取得重大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虽然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尚有缺陷，学术界对其赞赏和批评皆多纷论，但其对于现代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无疑是重大且深远的。 关键词：傅斯年史料学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语所所长，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就职宣言，也是其治所大纲，在此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史语所是纯粹的学术机关，在?整理国故?运动后成为史学界主流，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成就辉煌，受到国际公认，开创了?集团研究?之先河，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语所研究成就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于傅斯年?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料派观点，各方学者众说纷纭，赞成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总而言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就对现代史学影响重大且持续至今，而对时下学术风气也不乏借鉴意义。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其原文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提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不可仅从?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句话来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因全面把握傅斯年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完整阐述主要是《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臵；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 ①傅斯年 .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中国狗和中国人 ,傅斯年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 /傅斯年来源 /《新青年》第六卷 “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们几十年前的写作就像是为今天而写。傅斯年的话很难听，很有可能引起你反感。请系好安全带。”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

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 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走近傅斯年(论文)

走近傅斯年 【摘要】傅斯年，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传奇人物，或许在众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大家对傅斯年的印象大抵是出色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以及爱国者，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他以后你将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傅斯年，而我将会从他的生平、贡献、文化观点以及透过他人对傅斯年的评价让大家真正走进傅斯年的世界。关键词：傅斯年，五四运动领袖，一团矛盾 一、生平经历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傅斯年在其父之学生侯延塽的资助下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而在两年之后就顺从家长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顺利升入文本科国文系。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而就在五四运动的发展时期，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7年春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次年，其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及台湾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在他担任主持史语所22年间，所征聘及造就的研究人才，先后在所研究历史、语言、考古、人类诸学之学仁近百。而在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曾在会上猛烈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傅大炮”的美誉。 但可惜的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享年仅54岁，从此，学术界与教育界又丧失一位大师。 二、文化观及史观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傅斯年的文化观，其实他的文化观并不是很明确，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上甚少有人提及傅斯年的文化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言行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用王汎森先生的话来讲，傅斯年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就是“一团矛盾”1。至于缘由何在，我们看以下几个时期傅斯年的变化自然不言而喻。 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他热爱中国传统学术。傅斯年从小就接受古典教育，进入北大学习后他更选择了文科，还被黄侃和刘师培看作最有前途的学生，将会 1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