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流行音乐不被人所熟知的原因-张长晓
前几封信中我提到了意大利民谣音乐很少被人了解，据我目前了解，亚洲最早记录关于安德烈音乐的是1984年日本著名乐评人山岸伸一先生翻译的《Creuza de Ma》唱片和画家冈本太郎先生对安德烈的日文介绍，还有就是1991年由中国香港歌手区瑞强翻唱孝升填词的《因为有你》（电视《四驱桥圣》主题曲，安德烈原曲目为《渔夫》‘pescatore’）
），再者就是1999年韩国音乐制作人刘延叔（???）先生对安德烈唱片的部分整理，此后极少有关于安德烈的介绍。
我试着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以安德烈和鲍勃迪伦为例，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原因：
意大利音乐为什么不被人所熟知？
一，语言的沟通问题。众所周知，英语是无可争议的国际通用语言，其在国际间文化沟通方面，拥有着语言上的优先地位。这一点，就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意大利民谣音乐的普及程度。拿安德烈来说，美国和日本有部分学者研究他，但是都苦于不能精通意大利文，导致至今还没有一本英语版本的介绍性著作面世；我认识一个迈阿密大学的教授也在研究他，鉴于英语记载少之又少，他也无法深入研究。我们都知道，意大利设计在国际上很有名气，和美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等地区的设计鼎足而立，但是设计产品是以功能和视觉美感来进行“阅读”的，这是所有人都可以无界限进入这个“阅读世界”的，所以，意大利的设计可以拥有广大的市场和认可度，但是文学和民谣音乐就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就如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不乏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中文的国际性普及度和翻译的问题，都限制了它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和地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就说明这一殊荣的来之不易。因此，语言的普及使用度和翻译问题，一定会制约意大利民谣音乐在国际间的普及度。(意大利很多有着优秀的歌手，但是很少有人翻译成英文，在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我们很少看到意大利的歌手，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也就是New Trolls和PFM乐队）民谣音乐。他们不仅仅是曲调旋律具有审美价值，其歌词蕴含的情感力量以及语言力量绝对不可或缺。
二，意大利民谣音乐比之欧美的同类音乐，其意味往往更优雅，如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弗朗西斯科·德·格雷戈里，弗朗西斯科·古奇尼等作为意大利民谣音乐的代表人物，大都是诗人，词曲作者，歌词写得很一流，曲调多结合古典乐，例如安德烈那张专辑《被救的灵魂》"Anime Salve"就用了近53位意大利的音乐家来一起完成，规模可堪比交响乐，具有某种精英色彩，因此其审美受众群体也就相对狭窄些。而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至今，英国和美国的叛逆之风和波普通俗之风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主调，大众文化的影响力盖过了精英文化的影响力。这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性对抗张力要比意大利民谣更强烈，亚文化也更多元化。英美所追求的叛逆性、波普特征、多样性，都是意大利民谣音乐所不能比拟的，市场流行面也就无法与英美抗衡。我猜测，这跟意大利悠久的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有关。当然这一点因素到底有多大制约因素，还需谨慎评估。
三，伍迪托斯克音乐节这一偶然而又必然的产物，是在美国诞生，这跟美国当时特有
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联，大批年轻人对中产阶级的伪善价值观念和秩序非常不满，这一点在意大利体现得不如美国突出。而伍迪托斯克民谣节一旦仪式化，就变成了新的乌托邦精神的符号，符号仪式的确立具有不可以估量的放大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如今，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都是这一符号仪式的遗产。而意大利在这方面的发起作用与当时的美国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四，鲍勃迪伦声名鹊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安德烈身上也是无法复制的。迪伦的才华当然是不可置疑的，同样，安德烈的才华也毋庸置疑。但是迪伦的声名鹊起是在新港音乐节，这种音乐节所起到的历史烘托作用也是意大利当时所不太具备的（上文已经提过此点)。迪伦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年纪很轻就获得了很大的荣誉。而真正奠定他巨大荣誉的，其实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特殊时刻，他的一首《大雨将至》尽管写于当时大规模反战运动之前，却被认为是最响亮的反战歌曲。迪伦深信，“这首歌的浓密意象，足以让每句话都成为一首歌。”
我们来看袁岳的描述：
“除了民权运动之外，1961年发生的“柏林墙事件”和“猪湾事件”（即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老百姓突然意识到核战的阴影已经迫近。迪伦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以为核战争一触即发，地球面临着一场被毁灭的危险。有一天他灵感突现，花了一天时间在打字机上写下了一首长诗，又用一首英国儿歌的曲调为它谱了曲，其结果就是一首被西格称为“迪伦最出色的作品”的歌曲《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在这首歌里，迪伦采用问答的形式，假借一个孩子的回答向听者描述了一个核战争后噩梦般的未来世界。里面的每一个场景都带有一丝诡异的感觉，都可以被毕加索画在他的画里。在歌词结构上，迪伦除了在每段的开头结尾重复一定的格式外，每段里的句子数目都不相同，而且上下句之间也似乎没什么联系，这种松散的结构明显受到了现代派诗歌的影响。”
这一首歌让迪伦成为了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司仪”（虽然他不愿意认同这个定位），而安德烈的很多音乐也是反战和涉及政治的，如专辑《一个白领的故事》（Storia di un Impiegato"）就是描写法国的六八风暴，在当时意大利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却无法在英语世界广为传唱，这也再次说明英语是欧美国家最有话语权的畅通语言，所以安德烈并无此机缘成就这样的特殊身份。我们知道，至今大部分人对迪伦津津乐道的地方就是“原子弹危机”、“反战”、“民权”与迪伦歌词之间的关联。而“政治正确性”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艺术界和民谣界以及摇滚界似乎不能缺少的主菜，没有政治的正确性，几乎都难以被披上先锋性和当代性的外衣。“民权”、“反战”等主题更是紧迫而普遍性的政治话题，不管创作者是刻意借助这种政治正确性还是真的看重这种政治正确性（比如，琼·贝兹就是民谣界真正的民权领袖），均会为自己赢得政治态度的优先权，往往这种优先权就影响了艺术家的传播度。而意大利民谣巨匠安德烈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情境事件，都没有美国当时所发生的情境那种激烈性和政治强度。意大利始终是作为欧洲小语种文化圈存在的，尽管它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当一颗“政治炸弹”同样在美国和意大利爆炸时，其威慑力和辐射面积恐怕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何况，“古巴导弹危机”与迪伦的歌词之间被赋予了那么深刻的联系，“恐惧”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感是比任何其他政治事件都要深刻的感受，迪伦唱响的是末日悲歌，其传染性就如同今日的2012世界末日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域，都染上了这种恐惧症，连商业也趁火打劫。
有趣的是，当迪伦到意大利开演唱会时要邀请安德烈同台演出，但是安德烈觉得迪伦是为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唱赞歌，从而拒绝同台云云，假设真是如此，那么他所关心的这个后殖民问题，其实在广大受众来说，远远不如其他政治性和社会性问题。迪伦也无意充当政
治正确性的司仪和先锋。而倒是安德烈太认真了。对此不太认真的迪伦赢得了“政治正确性”的宠爱，而对此认真的安德烈倒未必能赢得那么多的宠爱。
五，说起政治环境，意大利也有着与美国不太不同的地方，首先，意大利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大家也常把意大利说成“欧洲的中国”，而其政府对文化事业也不太扶持，沃尔特先生（意大利作家，安德烈研究学者）告诉我，意大利某大臣两年前就在公众场合声称文化不能当饭吃！政府的官僚作风和商业实用主义导致了意大利的文化无法得到有效扶持。民间音乐就更难以受到政府重视了，甚至很多乐队都没有一块好的场地，这一点倒真的挺像中国。美国自一战以来就极力扶持文化事业，比如现代艺术方面，就大力促成欧洲现代艺术在美国的宣传和接受，对民间音乐的繁荣来说，具有一定的宽松环境，尤其美国唱片公司挖掘多元化的民间音乐，结合商业包装，促进了民谣和流行音乐的繁荣。尽管美国在1968年前后也有政治高压阶段，打压左派，但是迪伦对左派思想其实并不感冒，他更像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安德烈政治处境则很艰难，在1969和1979这10年间，安德烈被意大利政府怀疑有马列主义思想，还被怀疑涉嫌参与一个广场惨案的一份子（69年在米兰丰塔纳广场惨案：说是共产主义拥护者起义的），之后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安德烈和女友搬到了西西里岛，过起种田养牛清闲生活，却又被说成是趁机有左派倾向脱离大众视线，被政府判为左翼，遭到批判，当时期间有批判政府的歌曲也被封杀，其歌曲的传播自然大受影响。
六，不仅如此，精英知识分子对迪伦歌词的偏爱和推崇，也大大提升了迪伦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对迪伦来说，十分有利的修辞策略，尽管他会声称对此不屑于顾。在任何一种“造神”运动四处扩散的情境中，修辞策略都是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实上把控着文化的话语权，他们在确立某个人或者作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评估方面，往往更具有体制性的影响力，也往往会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曾有一个美国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的美国人来我在中国就读的大学任外教，与他的接触，让我也看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哲学专业的美国大男孩，抽着大烟斗，似乎以哲学老大师们的优雅和绅士风度自我修饰，他谈到迪伦的歌曲时，基本是极力推重迪伦的歌词具有如何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意味，谈起迪伦的嗓音，则谓之“极为难听”，他几乎未谈及迪伦的谱曲造诣问题。从这个人的见解和姿态，我看到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文化优越感，他们的视域是完全以文化价值为前提的。而迪伦歌曲的感性成分似乎对他吸引力并不大。就像迪伦来北京演唱时，中国乐评人对迪伦做出的评估是：中国流行乐受迪伦的影响几乎是零，迪伦的歌词造诣一流，谱曲二流，演唱三流云云。其实这种谬论出自专业乐评人之口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人根本就没认真听过迪伦的歌曲，对迪伦的谱曲和演唱水平毫无感受力。二是精英知识分子高抬迪伦歌词价值的陈词滥调成为判断迪伦艺术造诣的预设前提（既中国古代所谓的“耳鉴”），事实上，假如肯认真聆听迪伦歌曲的话，你会发现迪伦不仅仅歌词一流，旋律也是一流，演唱也是极为自然而富有表现力的。意大利的安德烈作为同类比较的对象，其实他同样拥有这些优势，很难比较二者在艺术上的水平差距，但是有一点，迪伦具有很强的艺术范式的开拓性，从纯粹民谣到电声摇滚，再到乡村音乐和福音音乐，甚至流行音乐元素，他都像是一个自由的变色龙，而安德烈的歌曲同样具有开拓和创新性，在他的所有专辑中几乎每张专辑均为一种新的开创，只是开拓领域大都是民谣与古典和流行领域的结合，很少能像迪伦一样涉及类型之多
因而可以看出迪伦的开拓性强一些，受众群恐怕就会多于安德烈了。
我们话题回到精英阶层给予的修辞问题，安德烈等意大利优秀民谣歌手，在国内也很受
意大利高级知识分子的推重，但是其推重的程度和广度就不如迪伦，国外大学以及精英文化阶层对安德烈的研究状况似乎是十分有限的。前面第一点曾经提到美国和日本有一些学者很想研究它，苦于不能精通意大利文而无法深入，这无疑在修辞层面会影响对安德烈光环放大。
七，流行音乐工业的发达程度大大影响着歌手们的社会知名度。已经不仅仅是歌手本身素质的比较，美国的流行音乐工业之发达，估计也只有英国可以与之抗衡。英美的流行音乐工业在整个挖掘人才、包装人才、推销产品方面，拥有着高效能的优势，尤其是以美国为最。这要提及两点，
（1）美国的传统文化不太雄厚，尤其是它的贵族精英文化传统并不深厚，而恰恰美国的布鲁斯音乐和乡村音乐传统十分雄厚，自由贸易体制和文化的多元性分布以及巨大的流动性，都为美国流行音乐奠定了深厚而有利的基础。
（2）美国是商业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实用主义是这个国家奉行的基本哲学，其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循环系统具有复杂而精密的运作能力。这个系统也涌现出很多富有前瞻意识和富有开拓精神的幕后“造星伯乐”。迪伦是自己创造了自己，但是也同时是这个文化工业创造了他。MJ同样可以更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美国文化工业的庞大造星能力。这一点，在电影界尤其典型，好莱坞的产品在世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广度跟好莱坞庞大而有效率的运作机制有关。是欧洲的电影业无法抗衡的，因此，仅从这一点，意大利似乎也不具有任何优势。
八，从个人的商业意识来说，安德烈的姿态更富有孤傲的文人情怀，他对商业的态度以及利用商业的心机和能力恐怕是无法和迪伦相提并论的。迪伦虽然是一个富有人文精神高度的歌手，但是，他的狡猾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得到的。迪伦虽然不喜欢接受采访，但却很喜欢演出，全世界多次巡演，从有关迪伦的纪录片就可以扑捉到这种信息，同时我们从他晚年传出的某些负面报道也可以看出他的狡猾，他的歌词“抄袭门”（《爱情和偷窃》部分作品歌词涉嫌抄袭日本作家Junichi Saga1989年出版的一本小说《Confessions of a Yakuza》）以及他来中国演出后推出的亚洲风情绘画创作“照片侵权门”都可以看出这位大师某些商业伎俩来。说好听的是玩世不恭，说不好听的，就是他也难免庸俗虚伪。迪伦的商业头脑应该比安德烈要高很多。安德烈50年代后期开始词曲创作生涯，生性低调的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直到1975年才举行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二人知名度差异的制约性因素。
九，最后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因素来解释意大利民谣国际影响力偏弱的事实，但是最大的一个框架条件是，美国和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一直拥有着最大的话语权甚至是霸权，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同样优秀或者近似优秀的产物，在不同话语权和霸权优势的领地之间，其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评估是不会同样或者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