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_为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及逝世70周年而作_沈长云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为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及逝世70周年而作

沈长云

今年,是著名的古史学家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及逝世70周年。

在王国维的诸多著述中,涉及中国历史文化问题最深,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论文,是他的《殷周制度论》。刚好,今年也是这篇论文发表80周年。在这篇带有对中国上古史进行总括性质的论文中,王国维根据自己对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著名论点。几十年来,围绕着这一论点及有关问题,学者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我们认为,王国维的这一论点容有张大其辞的成分,且其所举以证明商周之际发生变革的具体内容亦有可商之处,但是,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王国维指出的当时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变化也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对于这些变化的性质及社会历史意义还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加以认识。以下在总结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谈谈自己对这一重要命题的新认识。这不仅对于古史研究,而且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有裨益的。

一、商周之际变革的历史背景

关于这个问题,王国维在开篇之后即分析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又称:“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①这里,王国维首先以夏商二族所兴起的不同地理环境来解释它们各自建立的王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从夏商周三代都邑的分布来考察它们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因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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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对于夏代,他提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对于商代,他指出“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同时又在《说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各篇中进一步论证了商先公先王“前八后五”所迁各处居邑在东土的具体位置,如称契所封之商“在宋地”;汤都之亳在“蒙之西北,即汉山阳郡薄县地区也”;“仲丁迁,河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迁之耿(即邢)“地近河内怀”;殷“为洹水南岸之殷墟”。至于西周,他则强调周不仅兴起于西土,而且在其王朝建立后,仍以西土作为根据地,其“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总之,因为虞、夏、商皆居东土,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周独起于西方,故商周间制度与文化之变革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剧烈。

说商人自始至终以东土为其主要活动地域,这个观点在学者中已得到普遍赞同。周人发祥于西部黄土高原,后移于渭水流域,这个认识也没有什么问题。惟说夏后氏居于东方,并其都邑亦尽在东部古河济之间的范围以内,却与今日多数学者所持看法大不相同。本世纪30年代初傅斯年曾作有《夷夏东西说》一文①,提出商与夏分属东西两个系统,夏与周皆属西系,并皆起于西方。以后,相信他的说法的人不少。著名古史学者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即肯定傅说(该书第109页),并在其日后领导的对“夏墟”的考古调查中以之为指导思想,由是造成今日许多学者把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的二里头考古文化整个地等同于夏文化。实际上,夏后氏及其同姓诸侯到底是居于西方或是居于东方,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夏代前期和中期的各处居邑,如阳城、斟寻、帝邱、斟灌、原、老邱、西河等的所在,据早一些的文献,实在不好把它们统统移往豫西或晋南②。王国维当年提出这一主张,亦并非是一种轻率的未加深思熟虑的偏颇之议。从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年表可知,他在发表这篇《殷周制度论》之前,不仅对商周二代有关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还曾专门仔细研究过记有夏代诸王所居各处都邑的古代著名文献《竹书纪年》,而著有《古本竹书纪年辑较》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书,他有关夏代都邑的说法应是在对该书有关记载认真考察后做出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上述王国维的“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的论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给予高度重视的。

那么,王国维的这一论断到底应当如何具体地理解呢?

商周之际,周人以其西方盟主的身分加入中国政治舞台并第一次成为所有东西方部族的共同主宰,这种形势确乎给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以巨大的撞击。首先,它造成

①

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开明书店1933年版。

②参阅拙著《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又《禹都阳城即

历　史　研　究1997年第6期　

了以周人为首的共同文化圈的空前扩大。夏、商两代,虽亦号称奄有天下九州、四海之地,然其实际控制的地域,实不过、函以东,包括河洛平原及东部华北平原一带,最多及于今山东半岛之一部。即如卜辞所见商代后期地域,据甲骨学者陈梦家的研究,其四界亦不过北至易水流域,西迄太行山脉及伏牛山脉一线,南不过淮水流域与淮阳山脉①。以上地域,在周人的习惯用语中,皆属“东土”的范畴,而不包括周人世居的“西土”在内。及至西周王朝成立,首先便打破了东、西二土间河山的阻隔,从而将东土与西土连成一片,使之皆成为自己治下的版图。非仅如此,由于周族起源于西方,颇具西方部族尚武之精神,这使他们于征服商人以后继续广泛地东征、南征及北伐,其征服的足迹亦远远超过了夏、商两个王朝。《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忆周初封域之语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个四至,正是以周人为首的华夏共同文化圈的范围。试想,要在这样空前广大的地域内确立周人的统治,周朝统治者自不得不在统治方法上采取一些更新措施,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周代政治制度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其次,周人起源于西方,他们的西方部族的文化传统无疑也是周人实施的制度与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背景。周人的文化传统不同于夏,亦不同于商。有学者主张“周人尊夏”,或曰“周为夏裔”,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据曾受业于王国维的徐中舒先生的研究,周人早期的居处为秦晋一带的黄土高原(即所谓“”地),属于白狄族的一支,从事粗耕农业,兼营采捕渔猎,居徙无常处。直到文王祖父公父的时期,才始由地迁往岐下的周原,与居住在渭水流域的从事高等农业的姜姓族人的一支接触并互通婚姻,从而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②。这个说法与周人祖先黄帝起于黄土高原,“往来迁徙无常处”的有关记载适相吻合。在周人的民族性格里有着坚韧与自强不息,以及不避跋涉迁徙,善于与它族相处并汲取他人文化长处的优点。以后周人能够通过封建往各处大规模殖民,并与当地土著和谐共处,直至融为一体,当即与他们的这种文化特点密切相关。从下文可以看到,这种封建的政治制度正是周代社会不同于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使我国古代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向成熟的社会结构过渡的一项重要的举措。由是可见周人的文化传统在商周之际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促使周人实行封建政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一个方面的背景。

以上,仅仅是从周人方面谈到了商周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政治文化背景。其实,从商代社会这一方面考察,也未尝不可以认为商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样为周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商朝数百年统治的经验和教训,亦为周人在

①《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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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新举措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这样的借鉴,周代的社会变革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王国维的文章未曾言及,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了解到,商朝直接统治的范围虽只限于中原地区,但其文化辐射的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首先周人文明程度的提高就得益于商文明的传播。山凤雏发现的西周甲骨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各地发现的早周乃至先周青铜器(包括青铜武器)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文献记载周王季朝见于商,王季与文王两代均娶于商统治下的东土邦方,亦皆表明周人对殷商文化积极接纳之态度。学者认为,周人的迅速崛起,当与其积极接纳商文化有关。至于商文化在各地的广泛传播给商周之际社会历史进程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如上文提到的周人在各地实行的封建,设若没有商文化在各地广泛传播造成的各地区居民在经济文化水平、语言文字及礼俗习惯等方面的渐趋一致,要想使各封国内不同部族的人们混居在一个共同体内,那显然是很困难的。最后,谈到商朝数百年统治提供给周代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周人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及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的德治与礼乐教化等内容,这些都与汲取商人统治的经验教训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内容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均有所涉及。

总之,当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夏商两代以东方为主要政治舞台的发展阶段后,历史的进程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这就是王国维开宗明义地给我们展示的一幅商周之际社会变革的背景图。

二、商周之际变革的内容

诚如王国维所言,商周之际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上。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有两段集中概括他的论点的文字。一在有关论述之前: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此数者,皆周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另一段是具体论述之后的总结: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

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

应当承认,王氏所说的商周之际的这些变化,有的是不成立的。如所谓同姓不婚之制,虽周人奉之为圭臬,但并无证据表明商代就未曾施行。王氏谓周代以前女子不以姓称,

历　史　研　究

已非个别,如殷墟妇好墓中石罄刻铭有“妊冉”,《合集》2799有“妇妊”,《三代》2.32.6中有“妇士()”等;而文献提到商及其以前女子称姓的例子则有“女()”、“修己”、“姜”、“妹喜”、“妲己”……之类,表明妊、姒、、、己、姜、僖等姓字已用作女姓的称呼。至于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帚某”之“某”字,虽不好径解作女姓,但至少是与女姓性质相近的氏族的名称,它表明商人的婚姻也是要辨明女方出身的氏族的,这与“辨姓”的意义实际是非常相近的。又如所谓“卿大夫不世”,即卿大夫不得世袭享有其爵禄或政治地位的制度,看来也与周代的实际情况不符。近年学者著作中多有关于西周世族或世官制度的论述①,证明周代正是实行世官世禄制度的。它如所谓商周间服制与庙制的差别,王氏的论证似亦有理,然多系推测之辞,其所据以谈论周代服制与庙制的材料,乃战国七十子后学的文字。此点,王国维自己也是直认不讳的。

尽管如此,王国维的上述论点在总体上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些论点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应当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和理解王国维指出的这些商周之际的重要变化。按照王氏的指点及我们的理解,商周之际的变革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一)封建的产生及周人在国家形态上的跃进

商周之际发生的诸项变革中,当数周人实行的封建制(或曰分封制)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剧烈。所谓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的意思。这里作为周室屏藩的诸侯,是经过周天子的封建而后成立的,是一种通过人为的途径组织起来的兼具邦国规模与周朝地方组织双重性质的共同体。它不同于过去那种由古代氏族部落各自分孽繁衍而形成的族邦组织。那些在夏商时期构成当时“天下万邦”政治格局的所谓“邦”、所谓“国”,都不是夏商王朝人为封建的结果,而是早已存立于世的地方氏族组织。如同恩格斯所说,它们是一些“自然发生的共同体”②。在这个意义上说,周人的封建是一种历史的新创。

在旧史著作中,夏商二代也是被称作有“封建”的。《史记》便有所谓“夏分封”、“殷分封”之类说法。然究其实,所谓夏商的“分封”都不能与周人的分封同日而语。如《史记·夏本纪》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被“分封”的所谓“诸侯”统称为“某某氏”,应该都是姒姓部族通过自身繁衍而自然生

①如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传袭》,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

究》;又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二章第五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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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出来的氏族组织结构。它与《世本·氏姓篇》谈到姒姓之后有有南(男)氏、斟寻氏、弗(费)氏、斟灌(戈)氏……等,显然是同一个意思。以《秦本纪》例之,司马迁亦同样写道:“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然而秦之先从未有过封建,这是谁都清楚的。司马迁显然是把“封建”这个概念错用到了古代氏族部落自身的分裂繁衍上去了。从对“封建”这一词汇的使用上看,王国维不为旧史的概念混淆所误,说明他的史识显然在旧史之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在王国维之后某些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却重新捡拾起旧史著作中对于封建概念的误释,用以否定王国维有关封建产生于西周的结论。如董作宾,他根据卜辞中有侯、伯、子、男等称号,便断定“商代封建制度已同于周”①。其后,胡厚宣先生在其《殷代封建制度考》②中,亦据武丁卜辞中有关诸妇、诸子及侯、伯、男、田等称谓论证殷代至少自武丁时期即已有了封建之制。董、胡二人在甲骨学界地位甚高,因而他们的说法为中外许多人所信从。50年代,日本的岛邦男氏在其《殷墟卜辞研究·殷的封建》一章中也是采取的这样一种论证方法。

然考其实,上述殷代实行封建的种种理由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通过对商王朝政治结构的分析,可知商代的“王畿”以外有许多林立的方国,这些方国都不是经过商王分封而后成立的。而卜辞中所谓的侯、伯,实不过是上述邦方的首领。如武丁时期经常配合商人军事行动的,卜辞或称作“伯”(《合集》5945),他就是“方”(《屯南》4090)的首领。“周侯”(《甲》436),是“周方”(《合集》8472)的首领,到商代晚期又称作“周方伯”(《周原卜辞》H11∶84)。它如“归伯”(《合集》33070)与“归方”(《存》1·536)相应;“伯”(《合集》27041)与“方”(《屯南》667)相应;“伯”(《合集》1118)与“方”(《合集》6)相应;“井伯”(《善斋拓本》)与“井方”(《合集》1339)相应……等等,皆是适例。这些侯伯作为土著方国的首领,与商人或离或合。他们与商人不存在血缘亲属关系,无由与作为周室子弟的封建诸侯相比拟。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王从不使这样的侯、伯参加本族的祭祀,所以虽然伯与商的关系显得那样亲密,但从商的角度看来,他仍属于外邦的首领。王国维论及商代不行封建时正确指出的“殷之诸侯皆异姓”,即是针对此点而言的。

至于胡先生所提到的作为爵称的“男”,在卜辞中实际是没有的。卜辞只有“任”的称号,即文献中的“男”。此外尚有“田”的称号,即文献中的“甸”。由于卜辞中的“任”前面所冠的国族名又往往冠在某些邦伯的头上(如卜辞中有“而任”、“可

①《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任”、“任”,同时又有“而伯”、“可伯”、“

伯”),而“田”亦与侯、伯等相提并论(如卜辞屡称“王其比多田

多伯”),因而所谓“任”、“田”等诸侯与侯、伯等一样是

土著方国的首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谈到卜辞中被称作“子某”(“某”为其氏族或家族的名称)的商王亲族,我们认为,他们亦属子姓商族人自然分裂出去的氏族组织。据研究,他们都居住在商的“王畿”及其附近,属于商的“内服”范畴,其与周代封建诸侯广布四土充作周室屏藩的性质显然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子族”的内部结构都是子姓商族人单一的血缘亲族组织,对此,林、裘锡圭等先生都有很好的研究①。然而周室子弟封国的内部结构却较之复杂得多,此问题参阅下面的论述便会十分清楚。

封建始于周代,这主要是指西周才出现一批人为组成的由非单一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邦国。它是通过周王室封建子弟亲戚建立的。文献称西周封建的途径为“授民授疆土”,即是将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给周室的子弟亲戚。这种对待被征服者的政策是过去所没有的。试观商代武丁时期的征伐,虽亦战功赫赫,然其征伐的结果,不过迫使其中一些方国屈服并转而与商结成同盟而已,尚未有将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民授予自己的亲戚子弟直接统治的事实。由于周人实行的这项新政策,并且受封的周室亲戚子弟又都带有自己的一些族人前往所封地域,这样就在各封国内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同部族的人们混居在一起的现象。这样的封国虽仍名为邦(如文献所称之“鲁邦”、“晋邦”、“齐邦”之类),但已不是旧有意义上的族邦或方国了。学者或称之为“次生形态的邦”②,这是十分正确的。它反映了学者眼中的西周封国已具有与过去方国根本不同的性质。

以记载周初封建闻名的《大盂鼎》铭为例,其记周康王封赐给盂土地人民的情形说:“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迁自厥土。”铭文以“邦司四伯”与“夷司王臣”对举,实分别指盂原来领有之族邦与新征服的土著族邦的有司,其分别统率下的“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及“人鬲千又五十夫”,自然便是两类不同族属的人民。现在他们经由封建的仪式一并授给盂作为统治民,并被迁往盂的封地(铭文“

□迁自厥土”),当即混居在一个共同体内。类似的金文材料还可以举出一些,文献如《左传·定公四

年》谈到的鲁、卫、晋等国的分封亦是适例③。

何以周代能够出现这样的封建局面?王国维说,因为周人有了嫡庶制,继承王位历　史　研　究

①②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林:《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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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能是嫡长子,余子不得继承,故以封建安置之。这里,王氏以商周继承关系的演变去说明封建制的产生,似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嫡长子继承制自周始确立固然不误,但施行嫡庶制为何就与周人的封建制挂上钩来?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为何一定要将余子安置到被征服地区,并授予他们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将其安插在王畿附近,使率其族人居住在王室周围不也是可以的吗?其实周人之所以实行封建,主要还应从周人的文化传统及商周之际的客观历史环境上去找原因。这个问题,上文已做了必要的交待。总的说来,西周封建乃是上古中国各部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是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可以促使不同部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的结果;夏商没有封建,则表明这种趋势尚未发展到如此地步。从主观上讲,西周封建乃是周人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是他们面对空前广阔的征服地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

这种新的政治体制的直接后果,或者说最显著的政治效应,便是促进了周人在国家形态上的跃进。西周初期,由周室分封的诸侯国与所谓夏商旧国相比较,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它们的发展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主流。它们的规模一般都大过同时期的夏商旧国,更非夏商时期那成百上千的撮尔小邦(方)可比。如考古发掘的齐、鲁故城,面积均在一千万平方米左右,直可赶上商周时期王都的规模。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封国将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共同体内,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族氏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有利于打破各族氏间的血缘壁垒,并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地缘关系。从文献及金文资料看,我国最早的地域单位“里”,正是在西周以后出现的①。之后,随着西周宗法制的崩坏,各大诸侯国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它们借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将周围其它小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或并入自己的版图之内,从而加速了各地以几个封建大国为中心的族邦的融合,也使它们自己朝向大规模的领土国家的方向发展。我们看夏商二代,直到周初封建之前,“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都没有什么变化。《淮南子·修务训》说:“(禹)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尚书大传》则说周开国之初,“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于周,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是古人认为在这千余年间的邦国数也未见增减。殆至春秋时期,见于文献的诸侯国数目即已骤减至百十余国,可见古代各族邦的融合之势实主要出现在西周与春秋时期。这种形势当然是与西周封建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看,西周封建国家的出现正是促使我国上古万邦林立的政治格局转向以后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结构的中间环节。

①据现有资料,西周时期的“里”制最早出现在周人与“庶殷”混居的成周地区,但其它封国

亦不能说没有“里”的设置,金文如《史颂簋》铭即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参阅赵世超

(二)嫡庶制、宗法制的出现与“家天下”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家天下”是中国政治社会特有的组织形式。其自夏代以来,在中国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它的核心就是王者以“天下”作为自己的一家之私,由一家之姓世袭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对国家实行专制家长制的统治。

在过去几千年中,这种“家天下”的国家制度无疑也经历过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王位继承制度的不断改进与完善。这种继承制度一开始并不是像我们在以后社会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相当一部分王的直系近亲都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古代的家族制度。王位既然是在家族内部作为私有财产被后世子孙所继承,它就不能不受到家族内部财产关系的制约。随着家族制度的发展,也随着古代政治社会的演进,王位继承制度也一步步改善。特别是人们看到由于前此以往的王位继承制度的不善曾经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政争,并由此给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的动荡。在总结这些动荡带给社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自然要对王位继承制度不断地进行改革。

夏代的王位继承制度,由于史料的欠缺,目前尚不能说得很清楚。按《史记·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所列,包括大禹在内,共传14世17王,其中传子者14例,占了绝大部分。但是这个世系看来是不确切的。因为按古本《竹书纪年》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的积年计算,夏代每个王世的平均历年明显地偏长①,这其中肯定有失其代数的情况,很可能是没有将许多非直系先王记入世系之内,如史籍所载商人与周人的先公一样。有学者据《史记》上述记载简单地断言夏代主要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制度,此结论看来是下得草率了一点。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由于有了甲骨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相互对勘,已经能够做出较好的说明。然综观目前学者依据卜辞修订而后列出的商王世系表,却并不见得完全一致。在比较诸说之后,我们觉得,倒是日本学者岛邦男依据卜辞祀次所得的商王世系更为符合实际一些,今稍作修正②,转录于下:历　史　研　究

①②这主要指祖丁与南庚之关系。据《史记》,南庚应为祖丁之从兄弟,而岛氏仅以之作为祖丁

按《纪年》,夏代14世17王共历471年,平均每世为33.6岁,而同样按《纪年》给出的商、

周两代世系及历年计算,商代每世为29岁,周代则仅23.4岁。

①大乙②大丁③大甲④外丙⑤大庚⑥小甲⑦大戊⑧雍己⑨中丁1

0外壬1河甲1

2祖乙1

3祖辛14沃甲16南庚15祖丁17阳甲1

8盘庚1

9小辛20小乙21武丁2祖己

2

3祖庚24祖甲25康丁2

6武乙27大丁28帝乙2

9帝辛除各家共同对《史记》作出的修正外,此表与我国部分甲骨学者的歧异点主要有二①:一是第4位国王外丙(卜辞作卜丙),部分甲骨学者据《殷本纪》以之为大丁之弟、大甲之叔,但殷墟卜辞周祭先王的祀谱却把他排在大甲之后,这说明他不当是大甲之叔,而当是大甲之弟,因为卜辞祀谱尚无叔父排在侄儿之后的例子。再则是第6位国王小甲,《殷本纪》以之为大庚之子,但在《三代世表》中他却是大庚之弟。考虑到他在商的先王中属于旁系,且在祀谱中排在大庚之后,故应改从《三代世表》所记。这两点,都以岛邦男所列为胜。

从这个新认定的商王世系表可以看出,商代29王中,由父传子的共计10位(包括大丁),由兄传弟(包括传与叔伯兄弟)的共计12位,此外尚有将王位传与兄之子(包括堂兄之子)的计6位。不难看出,商代王位继承制度中兄终弟及的色彩是相当浓厚的,此外,还有由最后一位弟弟将王位传与其兄之子的特色。王国维当年强调商的继承制度“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的说法,从总体上看应当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这只是大的轮廓。如果再进一步对此世系加以研究,又可以看出商代前后的继承制度是有所变化的。它首先可明显地分为两段:(1)自汤至于祖甲,王位的传袭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①我国部分甲骨学者的代表看法可举: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79页; 2.常王芝《论

基本上是“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①。(2)自康丁至于帝辛,实行父死子继。而在自汤自祖甲阶段,其作为辅助手段的子继之法,又有前后两期之区别:前期至南庚为止,实行的是最后一位继位的弟弟将王位传与长兄之子的制度②,后期则改为最后一位继位的弟弟直接传位与自己的儿子。这几个阶段的王位继承制度呈有规则的变化,各阶段的王位继承方法互不紊乱,说明商人是在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有意识地对王位继承制度做出调整和改进的。

对于商代前期和中期实行的这种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的原因,学者曾提出过多种解释。有人把它归诸偶然的或特殊的社会因素(如说是诸弟及其子违反继承法对王位的争夺),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玉哲先生认为这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留存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反映③,其说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我们更认为,这种母系残余之所以能留存于商代社会,又是与商代的家族形态,特别是王室家族形态有密切关系的。王国维说:“商人兄终弟及,凡一弟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实际便指出了商代王室实行的是大家族制度,据学者研究,作为商代亲属组织基层单位的大家族,一般都是由近亲三数代人的几个核心家庭组成的,而王室家族的规模又要比一般家族大得多,它当是“由时王与其诸子为骨干,结合其它旁系近亲(如未从王族中分化出去的亲兄弟、亲侄等)组成”④。既然商王诸亲子、诸兄弟乃至诸亲侄都包含在一个家族之内而未独立出去,则商王的位置在其诸子或诸兄弟中轮流传承,也就不足为怪了。甚或从祖丁到阳甲几个王世期间,王位更在堂兄弟或从叔侄之间传承,也是与此家族制度不相违背的。

然而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家庭的利益总要突出在大家族的利益之上。“兄弟之亲不如父子之亲”这一父系制度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要在王位继承制度中发挥它的影响力。在它的冲击下,首先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按照传统(如商前期所示),当然是兄之子;按父子之亲,则最后一位继位的弟弟当然愿传给自己的儿子。这个矛盾自不免要引起商代统治者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议,这大概也就是自仲丁以后“比九世乱”的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关于此点,王氏当年曾错误地认为“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这显然是

惑于《史记》之说而对卜辞未及深考之缘故。

在此阶段中未传位与弟者仅三例,但皆可以作为例外情况加以解释:大丁未传位与弟者,

《史记》说他是“未立而卒”,虽祀谱将他列入商的先王之内,并选祭卜辞亦将他作为直系先王对待,然其在位时必有特殊情况而为我们今日所不知。祖乙及武丁未传位与弟者,盖皆因其在位时间过长,以至超过了诸弟的年寿而使其弟未及即位。《书·无逸》称祖乙(中宗)“享国七十有五年”,武丁(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二说虽不一定当真,但反映他们在位时间长当是实情。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根本原因。经过一段时间两种势力的反复较量以后,也经过商人对王朝势力盛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终于选择了由弟之子来继承王位的做法。这大概也是盘庚以后商朝政局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再经过以后几代人的过渡,到康丁以后,商人遂终于抛弃了兄终弟及的传统,而完全确立了父子相继的王位继承制度。

商代最后几位国王无疑已改作了单纯的父子相继。然而继位为王者是否都是前王的长子,甚或嫡长子,却不一定。从卜辞上看,武丁以后诸王都曾有过对其死去的兄长的祭祀,这里虽不排除受祭诸兄有的具有嗣子身分但却未及即位便故去了的情况(如祖庚、祖甲之兄孝己之例),但这种例子恐怕只是少数。即此一点已很难说商末继位诸王皆为前王长子的身分。论者又或指出商王诸配偶所受后人祭祀的待遇并不是一致的,因而认定某些受到特殊祭祀待遇的商王配偶是商王的嫡妻。实际上,这些受到后王特殊祭祀待遇的商王配偶只是因其为后王生母的缘故,而后王对于自己生母的追溯与前王认某位配偶为嫡妻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殷道“亲亲,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周道则“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虽受到特殊待遇的后王生母并非一定属妾的身分,但以此断言她们生前一定就是商王嫡妻,则显然理由不充分。论者又举《吕氏春秋·当务》或《史记·殷本纪》,说商末最后一位国王帝辛是以嫡子的身分越过他的庶兄微子启而继位为王的,然而《左传·哀公九年》明记微子启本“帝乙之元子也”,是微子本非庶子之身分。故王国维当年即已怀疑《吕氏春秋》及司马迁之说是在后世嫡庶观念支配下对帝辛继位为王的一种拟设。总之,终有商一代,我们还不好说商代已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从文献上看,嫡长子继位的正式确立是在周初成王时代。在那以前,即周人自己也不能说已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学者所举,公父不传位于太伯、仲雍而传位予季历,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传位于次子武王,武王临终前犹对周公以“我兄弟相后”为嘱,即可了解周家在成王周公前并无确定的王位继承制。周之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一则,是鉴于商代王位继承制之不善留下的历史教训;二则,是有惩于管、蔡二叔利用本期王位继承问题挑起的叛乱。为使周家从此免除因王位纷争造成的内部混乱,以确保周朝统治长治久安,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终于决定采取这一重要的政治举措。从周王的世系表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共传11世12王,除孝王一人外,余均为父死子继。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平均计之,每个王世延续的时间仅为23.4年,由是知诸王皆是以长子的身分继承王位的①。再考虑到周人

①周人每个王世延续的时间甚短,这样短的王世,只能以时王为前王的长子来解释。如商代后

期,自庚盘迁殷后共历8世12王,以商末共历273年计,平均每个王世竟有34年。两相比

历　史　研　究

实行的宗法制,则说周代诸王为嫡长子的身分应无可疑矣。

根据王国维的说法,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基础,因此,宗法制也产生于西周。所谓宗法制,是周人创造的将宗族结构中的血缘统属关系与政权结构中尊卑上下关系相结合的一种制度,是通过这种血缘亲属关系使周天子世袭拥有对天下同姓贵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也使各级贵族的等级关系法定化的制度。其中确定宗族统属关系同时也是确定政权结构中尊卑上下关系的唯一准则,就是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它规定,自天子以下各级贵族,仅嫡长子得确立为宗子,他相对于诸孽庶来说是为大宗,诸孽庶即为小宗,同时在政治地位上相应地归于下一级贵族。由于嫡长子只有一个,这就从宗族血缘关系上保障了各级贵族的政治地位不致受到诸下级贵族,即诸孽庶之子的僭越。并且这种政治地位是世袭的,“百世不迁”。如此,便构成了周天子及其同姓诸侯、卿大夫、士之间法定不移的等级名分制度。后人总结周人制定的这套宗法制的政治目的说:“故先王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即“拟”,下同)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则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室乱。”①一句话,宗法制就是使周人的宗统与君统很好地结合起来,以确保周天子实现更加健全有效的“家天下”的统治。

说宗法制是周人的创造,即是说这项制度在商代还不曾有过,或仅有些萌芽。王国维说,“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这是很对的。据当今甲骨学者的研究,在子姓商族中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层级结构,甚至存在着某种性质的“大宗”对“小宗”的统属关系②。但商人的“大宗”与“小宗”是否按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加以区别,则无从证明。与此相关,这种“大宗”对“小宗”的统属地位是否世代保持不移,亦无法确定。人们或以为商王所由出的那一个宗族或大家族便是子姓商族人的大宗,然而按商人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并不能保证商王出生在一个固定的家族或宗族里面。从卜辞中有关“王族”的内容分析,可知商的“王族”是一个很庞杂的亲属集体,它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直系家族,亦非仅是由几个近亲旁系家族组成的宗族,而是包含了前代商王后裔各自繁衍下来的好多支宗族。在甲骨卜辞中,“王族”常与“多子族”相提并称,“多子族”既为多个子族的集合的称呼,“王族”当亦不会仅指一个宗族。如卜辞中提到的“五族戍”(《合集》26879、26880),这“五族”显然便皆包含在“王族”之内。这样一个庞杂的亲属群体皆自称作“王族”,自是由于商代没有一个像周代那样使国君固定在一个直系家族内的继承制度造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商代尚未有一个像周代宗法制度下那样使君统与宗统相一致的百世不移的大宗。因此,从保持君主的权力固定在一个更为狭小的家族内,以及防止相近血缘关系的兄弟孽庶之间

①《吕氏春秋·慎势》。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对最高统治权力的争夺,进而维护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王室家族对整个天下的世袭统治的角度看,只能说宗法制产生于西周,并且是由周公始创立的。也可以说,只有到嫡长子继承制及宗法制确立以后,“家天下”的国家制度才进一步完善了。这从以后的历史也可以得到证明。

(三)德治与礼治——对殷代神权政治的否定

殷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神本文化,这在思想文化史学者那里几乎是一致的看法。《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殷墟卜辞表明,商王无论事大事小皆决于占卜,各种祭祀活动无日不有,包括对上帝、为数众多的祖先神,各种天神地祗的迷信笼罩着商代社会。考古发掘所见之殷墟故都,实不啻一个大的祭祀场。即商代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亦充斥着一种恐怖与神秘的气氛。诚如学者所言,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自然力与某些社会现象面前尚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或者说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①。

与此鬼神文化的氛围相适应,商代的政治制度也采取的是一种神权政治。商王的专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即建立在对神的依赖上,他相信自己的权力纯粹来自神的庇护,整天揣测关心的是各种鬼神降给自己的吉凶祸福。如《表记》所称,他在处理现实人事与鬼神的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奉事鬼神,而后才是民众的事务。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事各种鬼神活动,甚或残民以事鬼神。这种极端的宗教迷信固然也起着神化自己王权的作用,但在促使其采取更为开明的政治制度和改进王朝政治,协调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却往往起着消极作用。当商末周文王伐灭商的与国黎之后,大臣祖伊将此消息告诉纣王,问纣王如何对之处置时,纣竟回答:“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②毫无疑问,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权政治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上,亦属早期政治的范畴。

商朝的灭亡,暴露了神权政治的弊端。周人眼见受商人顶礼膜拜的上帝及各色各样的神并未能保住商的统治,相反,倒是各种人事关系的处理不善,尤其是对民情的漠视,导致了商王朝的顷刻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周朝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绝对相信上帝的庇护是行不通的,要保住自己新获得的对于天下万邦的统治,仅仅依靠自己对鬼神的贿赂及匍匐跪拜的虔诚是不够的。他们反复地强调夏、殷之鉴。周公对其弟康叔封教诲说:“天畏(威)(非)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③。他说天的威势并

《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①

②《书·西伯勘黎》。

非一定可靠,而民情才是大可让人注意的,小民的利益实难受到有效的保障,如果不注意这些,那就会“早坠厥命”。

如果说周人对商人的宗教观还有所继承的话,那就是他们仍然相信有一个主宰自然与人事兴衰的至上神“上帝”,并且把“上帝”的权威更加放大,以至生出一个与这种具有更大权威的上帝的同义词“天”。但是,周人心目中的“天”或“上帝”已不是过去那种狭隘的只充作殷人保护神的“天”或“帝”了。它明辨是非,甄别善否,超越于各部落方国的狭隘利益之上。他能够视下界统治者表现的好坏,决定将某一族姓的统治者的“命”革掉,而将其转授给他认为能代行自己意志的另一族姓的统治者。是即周初统治者经常提到的“天命靡常”①、“天命不于常”②。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天意总是与民情、民意保持一致的。周人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④,天在下界的选择是为“求民主”——求得保民之君主。因此,作为下界的统治者(他们自称为“天子”或“天之元子”)为要保持与天的一致,就须首先做到保民。

出于“保民”的需要,周初统治者更进一步提出了针对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要求,即所谓“敬德”的主张。如召公对成王劝勉之词:“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⑤或如周公称说文王之德:“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⑥至于“敬德”的具体要求,则有“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不腆于酒”、“知稼穑之艰难”、“克自抑畏”之类。在这样的道德修养规范下所施行的政治,便可称得上是“德治”了,如上引《康诰》中提到的“慎罚”、“不侮鳏寡”,以及“从民欲”、“迪民康”、“

(辅)民”,使民“胥保惠”、“胥教

诲”之类。

上述“德”与“德治”的具体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以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此类道德行为规范若加以制度化,便是所谓“礼制”了。王国维称,“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或称“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可谓抓住了周家“礼制”与“德治”二者间关系之肯綮。这种建立在统治阶级道德基础之上的礼制,又自然要与周家的宗法制度相适应,要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一套礼义伦常相互吻合,故人称这套礼仪制度为宗法血缘关系之结晶。然则这套主要针对各级贵族道德行为规范之礼仪制度果真仅为约束上层统治阶级而设乎?不是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书·召诰》。

《孟子·万章上》引《太誓》。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书·康诰》。

《诗·大雅·文王》。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的。王国维说得好,他说这套礼制“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使“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在于此”。

不难看出,周代政治制度的要务实集中体现在处理现实社会各种人际关系上,在于直面协调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利害冲突,以及通过对统治者自身道德行为的规范去维系整个社会的尊卑上下秩序。虽然周人仍然保持着对“天”或“上帝”的尊崇,但恰如学者所言,周人心目中的“天”的作用和势力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德”这一中介,这势必使人们从对于天神的专注转向对于社会伦常和人际关系的审慎思辨①。总之,从专注于鬼神世界转向关注现实社会和体察民情,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这不能不说是商周之际的又一重大变革,是我国政治制度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涉及商代的神权政治,而只是反复论述与赞扬了周代的“制度典礼”与其德治精神,说它们“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他尚未认识到商代神权政治的虚妄与其愚昧落后的本质,而只是说商朝的灭亡乃由其“纪纲之废道德之极矣”所致。但他终究把这一切变化归结到“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一大的命题之下,说明他对商周政治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本质区别仍是有所体会的。

三、商周之际变革的性质及其重要历史地位

平心而论,商周之际的变革并不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我国历史上最大最根本的一次变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昔日王夫之曾论说春秋战国之际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②,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亦具体论及春秋战国间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的巨大转变。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更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论述到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出现的新的因素,再论述到社会结构、社会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这些论述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发展阶段的讨论尚未有一致的意见,但多数学者对以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分野这一点是不存异议的。返观商周之际的社会,虽亦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诸方面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却很难说商周两代在生产力性质及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两代的社

①张持平、吴震:《殷周宗教观的逻辑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历　史　研　究

会结构(如家庭或家族组织结构)也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然而王国维的论点对于今日之历史研究确又不可等闲视之。仔细体会王国维的话语,知其所述商周之际的变革实主要体现在制度与文物方面。如上所言,这些制度、文物方面的变革不仅在大体上都是历史事实,而且都给予以后历史发展以重要影响。如果我们不是把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当做突兀发生的,而是将商周之际在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视作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前奏曲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说法仍包含有其真理性的一面。

众所周知,我国夏、商、西周三代以其已经出现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人们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而被学者划入文明社会的范畴。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人们仍然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种“族”的网络中;国家不是建立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而是建立在现存的血缘组织(即族邦)的基础上;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架构相互支撑并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作为成熟国家标志的地域组织并没有建立,或者仅仅在它的后一个时期有些萌芽。以此,学者多称这一阶段的国家为“早期国家”,以与战国以后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国家区别开来。

我们说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很大程度就是指这种文明形态实现向战国以后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上的成熟国家形态的转变。毫无疑问,实现这个转变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渡的,而过渡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地域因素由其产生到一步步地发展普及,同时旧的血缘关系一步步削弱并最终为地域关系所代替。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古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时,也曾指出它们都经历了这样一段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此消彼长的过渡阶段。若问这个过渡时期在我国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有根有据地回答,它是从西周开始的,周初实行的分封制、宗法制及其它一些制度就是很好的证明。

上面已经谈到了周初大分封在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各氏族部落混居与融合的新局面。在所有由周室子弟亲戚分封而后建立的国家那里,不仅有效地将不同氏族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新的共同体内,而且由于不同部族人们的混居造成的对于旧有氏族血缘壁垒的消融,导致在新的共同体内出现了地缘关系的因素。这就是“里”制的产生。即此而论,我们把周初封建视作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领土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实现的郡县制的划分的先声,是完全有理由的。

谈到宗法制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注意到,由于它使周天子在整个周人宗族结构中保持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各地周人的宗族,包括各封建诸侯(它们被称作“诸夏”)在周室的统一号令下联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仅有利于王朝的巩固,也有利于“诸夏”对各氏族部落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促使各氏族部落的融合围绕“诸夏”而展开。以后的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而华夏民族的产生,又为统

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周初的制度建设有密切关系。

最后,与宗法制、分封制配合制定的西周礼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亦是令人瞩目的。人们称中华文化为礼乐文化,即显示了周代实行的礼治与德治对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虽说“周因于殷礼”,但历来都把中华传统文明归结于周,而不归结于商,说明商周二代的礼制是有本质不同的特征的。有人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①,这是指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充分的开展与升华,我们民族文化的方向亦是在这个时期基本上确定下来的。我们在赞同这个说法之余,更应想到春秋战国文化便直接是在周代的礼乐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与战国政治制度肇基于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致的。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经过相当漫长的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到夏商而勃兴,至西周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史云文王受命,武王伐商,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世。古人说周人尚文,孔子曾讲: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②这段话可以视作是对西周制度文化的性质所做的总结。

借着纪念王国维的机会,我们对商周之际的变革发表了如上看法。其中有的自是对王国维论点的发挥和引申。这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对于这位史学大师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的具体态度的体现吧。

〔作者沈长云,1944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　和)①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②李学勤: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暨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十周年大会开幕词,载《先秦

王国维人间词话三境界范文.doc

【个人简历范文】 （一）王国维人间词话读后感 在寒假期间阅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虽然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其实是不乏深奥的文学评论书，甚至涉及谈人生、谈哲学。我跟着飞快地通读了一遍。 王国维这本书里面最广为人知的片断是人生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层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儿的所谓境界是指修养或者造诣。王国维的境界说我读中学时就知道，但那时似懂非懂，如今重读此书，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的理解如下第一境是告诉读者要学会享受孤独并要有所追求。第二境是告诉读者要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第三境是告诉读者成功往往青睐那些不轻言放弃者，在你困惑不堪时翩然来临。 《人间词话》是一本好书，岁月更是一本好书。 （二）王国维人间词话读后感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着作，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说，理论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他认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读了他的词论后，再去读宋词三百篇，就更能体会到诗词的意境之美。 《人间词话》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是对人生的反思。它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做展示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茎的命数。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国学大师王国维精妙地以三句词道破人生之路起初的迷惘，需要认清自我，选定道路，继而的执着追求和最终的顿悟。成功之道无出其右也。关于王国维的这“三境界”妙论，百读不厌，给人深刻的启发。 （三）王国维人间词话读后感 清代文学家王国维《人间词话》中采取宋词三首中各一句，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 王国维选择三首词的三句话集在一起，选的很巧，集的很妙。我们每个人在确立了自己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皥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皥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唯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地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余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棋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做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洛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凤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笼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境界: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峨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推荐5人10人喜欢喜欢2012-01-15 06:22:23 马蹄达达(内敛) 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 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望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世，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 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芜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有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了。 每个人的行动都受思想支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境界。大致分一下，人的境界不外乎三种：一是为自己，二是为家庭，三是为社会。 为自己也就是为个人。之所以说“个人”，就是这种人不要说社会责任，连应有的家庭责任都没有，连父母和妻子儿女都不顾。有的为了自己吃喝玩乐，把父母的退休金当作自己的银行，甚至以刀子逼迫父母，于是酿成父母忍无可忍怒而杀子的悲剧；有的放弃了做丈夫的责任，自己在外吃喝嫖赌，让妻子在家独守空房；有的丢掉了做父母的责任，因为孩子有毛病就弃之于大街；还有的只生不养，让孩子早早辍学……这种人属于极端个人主义者，信奉的是“只要一个人吃饱，哪管一家子饿”的哲学…… 为家庭，也就是一切为了家庭利益。有的追求光宗耀祖，有的追求小康生活，有的追求夫妻恩爱，有的追求后继有人，有的追求豪宅美车，有的追求金钱无数……应该说这些追求都是合理的，这种境界的人为数众多，大有人在。这些人往往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对父母来说

2020届全国百校联考新高考原创精准模拟考试(九)历史试卷

2020届全国百校联考新高考原创精准模拟考试（九） 历史试卷 一、本卷共35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逮克殷（商）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由此可见，西周时期 A. 分封的主体是王族和先代贵族 B. 宗法关系是维系皇权的纽带 C. 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 D. 血缘分封是中央集权的基础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由材料“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得知，分封的主体是王族，先代贵族不是主体，故A项错误；皇权的出现是在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之后，故B项错误；材料“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说明商朝灭亡之前，国王与诸侯的关系比较松散，“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说明周王与诸侯的关系大大加强，故C项正确；西周通过血缘分封，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但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故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C。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宗法分封制 【名师点睛】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的关系： (1)分封制是宗法制的政治体现。周天子以嫡长子世袭，其余诸子由周天子将土地、庶民和奴隶分封给他们，成为诸侯。在诸侯领地内，诸侯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接受分封，成为卿大大。卿大夫再依次分封。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 (2)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内核纽带。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从而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总之，分封制与宗法制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 (3)西周的礼乐制是保证分封制、宗法制稳定推行的工具。 2.历史学家阎步克根据史传统计了西晋时期被察举者的社会出身，在所得131例中，高官贵

王国维人生三种境界

“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一位通才，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中西文化而自铸伟 可谓全才，配得上“国学大师”之名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作颇丰。他能横穿词海纵跨年代把先人的词解到如此境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 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笔者认为，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三种境界出处注释: 《蝶恋花》是北宋仁宗朝丞相晏殊的一首名词，这首词,经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把其中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列为"古今成大

作文素材之民国大师·09王国维

作文素材之民国大师 纵横语文教研室 09.王国维

一、人物简介 (3) 人物事件1：王国维的辫子 (3) 人物事件2：沉湖自尽 (4) 人物事件3：“三重境界” (4) 人物事件4：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6) 人物事件5：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6 二、经典语句 (7) 三、名家评价 (8) 四、作文文段 (8) 话题1：勇气 (8) 话题2：死亡与永恒 (9) 话题3：耐住寂寞 (9) 话题4：读书 (9) 话题5：理想 (10) 话题6：奋斗 (10) 话题7：收获 (11) 五、精选范文 (11) 静水流深，方能致远 (11) 莫逞高论，修道立德在自身 (12) 秉承“六不”做学问 (14) 花开无声，方显人生 (16) 六、适用话题................................. 17 目录

09. 王国维 一、人物简介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其实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人物事件1：王国维的辫子 王国维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里，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且，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已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湖北省高三文综历史毕业班4月质量检测试卷

湖北省高三文综历史毕业班4月质量检测试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选择题 (共12题；共24分) 1. （2分） (2019高二下·番禺期中)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据此可知，西周（） A . 推行分封制加强中央集权 B . 通过宗法制强化君主专制 C . 利用血缘纽带巩固其统治 D . 打击异姓诸侯以维护统一 2. （2分） (2020高一下·北京月考) 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中华大地呈现出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这些政权虽由不同民族建立，但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下属于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有（） ①辽②北宋③金④南宋⑤西夏 A . ①②③④⑤ B . ①③⑤ C . ①②③⑤ D . ①②③④ 3. （2分） (2018高三上·伊春期中) 许仙与白娘子自由相恋因法海和尚作梗终成悲剧，菩萨化身的济公游戏人间维持正义。这些在宋代杭州流传的故事，反映出当时（） A . 对僧人爱憎交加的社会心态 B . 民间思想借助戏剧广泛传播 C .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浓厚 D . 市民阶层的价值取向 4. （2分） (2017高三上·淮南月考)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南雄商人以货人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讼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且纳课于官。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材料主要反映了（） A . 政府逐渐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 . 商人社会地位得到大幅提高 C . 明代通过减税政策发展商业 D . 朝廷保护商人正常商业活动 5. （2分） (2020高二下·济南月考) 戊戌维新之前，主张维新的人，发表各自意见。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请皇帝''结百姓之心''方法是''亲至沿海各地，巡守省方，纵民嵩呼，瞻识共主。''谭嗣同在《仁学》中说：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第20卷第1期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0No.1 2000年1月 J 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 ce) J an.2000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李建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人格悲剧;人格理论;中国文论;世纪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1-0098-05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是一位但丁式的人物:他是传统文论的终结,又是现代文论的肇始。论及王国维文论的转型意义,学界谈得更多的是他的悲剧理论和境界理论,而对于他的人格理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从分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入手,进而把握其人格理论的文化张力与文论内涵,并最终揭示王国维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对于中国文论之近代转型的意义。 一、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 “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文化人格”则在心理学基础上又具有伦理学和审美学内涵。后者既包含其气质、性格,亦包含其伦理观念、精神境界、哲学—美学理想。对于学者而言,文化人格的生成与演变呈现于其生活道路与学术道路及其二者的相生相悖之中。王国维近30年的学术生涯始于哲学研究,而他之所以选择“哲学”又与其性格直接相关。《静安文集续篇?自序》:“(吾)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又《静安文集?自序》自叙其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哲学时的精神愉悦:“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称“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则对此“相近”有详尽的论述,说王国维“既关心现实而又鄙薄功利,既重视理想而又悲观失望,内心常充满着矛盾痛苦而显得忧郁而深沉,故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一拍即合。”[2]以忧郁悲观之才性研读悲观忧郁之哲学,王国维能不“心怡神释”? 王国维的哲学观和文学观都是超功利的,而他“从事于哲学”却潜藏着些微的“功利”:期冀着以叔本华人生哲学的终极追问和形而上激情,来荡涤生活的庸烦,来抚慰忧郁悲观的天性,来获取直接的精神与心灵的慰藉。然而,他失望了。王国维在《三十自述》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其实,早在因“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之前,王国维已经开始了文学研究,其著名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语》等均写于30岁(1906年)之前。这一批文论作品用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家,探讨自然、社会、人生、人格,并藉此消释着论者的忧郁与悲观。《三十自述》之后,王国维全身心地投入词学和曲学研究。在中国文论史上留下《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不朽之作。照理说,“独上高楼”的观堂先生应该有“蓦然回首”之感了,然而,人们发现他很快又“疲于文学”而一头扎进了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之中。欲于殷商甲骨敦煌残卷“求直接之慰藉”?欲于辽金史事边疆地理获“心怿神释”?西方哲学真切的人生感悟与中国文学鲜活的人生体验尚不能消 98 作者简介:李建中(1955-),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1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谈及周代的宗法制度时说

1．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谈及周代的宗法制度时说：“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这里的“天”是指 A．辨别是非善恶的天理B．表现自然现象的天道 C．决定嫡庶身份的天命D．确定继承人选的天子 2．汉承秦制，官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阶在100石以上者，每月有俸16斛～350斛不等。第二类是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11斛，或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称斗食；佐史月俸八斛。第三类是少吏，秩无规定。秦汉时期采取官秩分类的主要目的是（） A．拓宽官吏选拔途径B．扩大统治基础 C．君主控制用人权D．实现选贤任能 3．在谈到明朝内阁的作用时，有学者指出：“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这意在说明内阁的设立() A．不利于政府机构间的协调与监察B．加强了对百官的监察 C．弥补了明太祖废丞相带来的弊端D．直接导致了皇权削弱 4．“烧毁房屋或堆放在房屋附近的谷物堆的，如属故意，则捆绑而鞭打之，然后将其烧死；如为过失，则责令赔偿损失，如无力赔偿，则从轻处罚。”《十二铜表法》的上述规定集中体现了罗马法（） A．考虑周全，甄别案件性质B．宽容忍让，代表弱势群体 C．叙述详细，内容庞杂繁琐D．司法不公，保护强者富人 5．美国麦迪逊曾说：“共和国无论多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结党营私，代表必须达到一定数目，同时共和国无论多大，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混乱，代表必须限于一定数目。”他主张A．既要让公民行使权力又要限制行使权力的范围 B．应该采取中庸原则，处事不偏不倚 C．应该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D．代表机构既要体现广泛性又要精干有效 6．根据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普鲁士虽然有能力否决不利于它的议案，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联合起来以多数票制服普鲁士，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侵犯，甚至只要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滕堡三个邦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对其不利的议案。这反映了德意志帝国 () A．分裂割据的局面未完全消除B．由各邦分享军事、外交大权 C．组织形式呈现联邦主义性质D．体现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传统 7．鲁迅说：“至于中国所谓的手段，在我看来，有时也应该说有的，但绝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哪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中国近代史上能体现以夷制夷、以夷制华、以华制华三种策略的历史事件分别是A．甲午战争，太平天国，辛丑条约B．辛丑条约，太平天国，甲午战争 C．太平天国，辛丑条约，甲午战争D．甲午战争，辛丑条约，太平天国 8．曾国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材料说明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 ) A．破坏中国传统文化B．信奉耶稣 C．毁坏经书D．推翻清朝

人生的三种境界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描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人归之为：知、行、得三境界。 由王国维的三境界论，推崇的很多，有人效仿"三境界"的划分法：知之、好之、乐之；丰之恺认为："物质、精神、灵魂"这是人生三层境界；有人认为，人生三境界不外乎是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也有人说为知、为己、为人；有人认为理想、事业、爱情；还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等等，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掩卷思之，漫漫的人生历程，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对于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就"看山看水"的三境界而剖析一下。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这种境界是针对孩子说的，初识世界，纯洁无瑕，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你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不会故意认错，以致说1是1，2是2，丁是丁，卯是卯。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点：一群大人在进行智力竞赛，主持人说"6""9"不掉头，就出了个题："6+9＝？"，大家都在想，智力竞赛题目决不会就字面那么简单，结果谁都不敢立即抢答，而是苦苦思索。突然，一个6岁的小女孩争着说等于15，人们都向她投去异样的目光，直到主持人宣布小宝贝的答案正确时，人们才收回目光，并责怪自己的思想太复杂了，错过了抢答

的时机。这里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凡事不必太刻意。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这种境界是针对中年人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人们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尔虞我诈，互不信任，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孩提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轻易相信眼前的一切，而是用心、用脑去认识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感觉到社会并不那么单纯，现实也并不那么美好，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此时，人们看到的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叫做看山感慨，看水叹息，以致出现了许许多多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指鹿为马的故事。有些人，站在这山望着那山更高；沐在此水，又想到那水更净，欲壑难填，永远也没有满足的境地。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是针对那些走过大半辈子或经历太多事件的人而言，在经历了种种事件，看过了形形色色的人或事，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也许经历了太多，人的境界也高了，不再会为无谓的事或无伤大雅或不可能实现的事而伤脑费神。任尔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芜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他们更明白，更懂得，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事物，明白如果跳出是非圈子，以观棋者、看戏人的角度来看事物，也许事情会简单许多，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试述王国维的意境理论

试述王国维的意境理论 新密市来集镇宋楼小学陈锋智 面对一个国学大师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我们当让要奉其为经典；但是，面对一个对社会无望而选择结束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我们又当要如何思考呢？ 王国维的三句话其实也就是展现了立志、磨练和顿悟的三个层次，看似很有道理，因为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古人讲求的正途是读书，讲求耕读传家，所以对一个读书人而言立志求学，寒窗苦读，功成名就有所顿悟是很合理的一个过程。 王国维认为治学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那如果按原词解，这几句是情感堆积、蕴酿期，是对下文“望尽天涯路”一种铺垫。喝酒的这个境界，是寒喧之后，刚数杯下肚，酒气略微上升阶段。此时，欢者更欢，愁者愈愁，不过，肚中纵有千番言语，表面上不大多“和风细雨”。灌水的这个阶段是，刚刚“触”网不久的菜鸟雏儿，打字不快，技术不懂，骂架不行，所以，不管论坛、聊天室，一般都比较“谦虚”，也不敢大动作灌水，还多是“新手上路，多多关照”之词，显得比较“礼貌”，比较“懂事儿”。然而，从“菜鸟雏儿”到“灌水专家”的心态与资格，也就在这个阶

段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王国维的治学第二境界是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这当然又是王国维的高明之处。那么喝酒的这个境界则是酒至酣处，心雄万丈、脸飞红霞。此阶段，飞觞杯交，颐指气使，最来“感觉”的时候，嘴上豪言壮语：“干了！酒个嘛，水个嘛，喝个嘛，醉个嘛，倒个嘛，睡个嘛，干！”，“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什么什么的，反正是狂语迭出，唾飞沫溅，一付一醉方休之气势。灌水到这个阶段，“雏鸟”羽翼渐丰，铁喙坚硬，已进化成“鹰隼”级别了，打字飞快，论坛、聊天室也论“混”了个“脸熟”了，静时也还如处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模样；动时则如脱兔，呀、哈、呵、吗、拉、吓，招式齐出，胡搅乱打，三峡决堤，水漫金山，一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架势。 王国维的治学第三境界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

高一下学期历史第一次统考(开学考试)试卷真题

高一下学期历史第一次统考（开学考试）试卷 一、单选题 1.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材料表明宗法制（） A . 注重任人唯贤，维护贵族政治 B . 约束兄弟子女，追求政治平等 C . 维护等级关系，强化封建专制 D . 强调尊卑有序，稳定社会秩序 2.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材料描述的是（） A . 禅让制 B . 世袭制 C . 宗法制 D . 分封制 3. 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这里“化家为国”指的是（） A . 分封制的瓦解 B . 郡县制的实行 C . 封建制度的确立 D . 郡国并行制的实施 4. 按照战争常识，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但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区的人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动员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某些地区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解放区的战争动员能力主要基于（） A .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丧失民心 B . 解放区“耕者有其田”基本实现 C . 解放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巩固 D . 华东、中原战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5. 唐睿宗李旦执政后期，武则天为篡夺皇位而大肆杀戮李唐宗亲及亲唐忠臣，受到宰相刘炜之的反对，武则天即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审问刘炜之。炜之怒斥王本立说：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拒绝回答王本立的各种问题。“凤阁鸾台”指（） A . 尚书省和中书省 B . 中书省和门下省 C . 门下省和尚书省 D . 尚书省和吏部 6. “五代十国后建立的北宋王朝能够稳定下来的法宝就是对所有事情都要预先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下列属于这一“法宝”核心精神的是（） A . 在边疆设立节度使 B . 分化事权使各部门相互牵制 C . 置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D . 设通判监督地方长官 7. 《礼记》载：“公有公门，卿有卿门，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不能戒其怠惰。”材料反映的制度是（） A . 世卿世禄制 B . 察举制 C . 九品中正制 D . 科举制 8.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室之崩溃，也可以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解决这一制度问题的措施有（） A . 实行节度使制度 B . 创立三省六部制 C . 任命文官做知州 D . 分割宰相的军权、行政权和财权 9. 明初废丞相、设顾问性质的内阁大学士，严防权臣乱政。明中后期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操纵朝政，权倾一时。这表明（） A . 皇权渐趋衰弱 B . 君主集权加强 C . 内阁取代六部 D . 首辅权力失控 10. 我国某旅行社在安排某项目旅游景点时写道：“接折（阅读奏折）——见面（请皇帝旨）——述旨（拟皇帝旨意）——过朱（皇帝过目确定）——交发（下发旨意）……”，该景点最有可能是（） A . 秦丞相府 B . 唐尚书省 C . 元中书省 D . 清军机处 11. 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国君往往有许多儿子，理论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然而国君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庶子做继承人，这使得各王

人间词话(王国维)——人生三种境界

人间词话 王国维 第一部分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①”，“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②”，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③”，“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④”，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注释： ①冯延巳【鹊踏枝】："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②秦观【踏沙行】："雾失楼台，月迷津度，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③陶潜【饮酒诗】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④元好问【颖亭留别】："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四］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五］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人生三境界

王国维人生三境界（一）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二十六条中一段广泛传颂的精妙文字。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是我国二十世纪非常杰出的人文科学大师，他创立的意境说美学体系，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独领风骚，也是领先于当时世界人文科学领域的伟大学术成果。他的名着《人间词话》，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美学的经典读本。 王国维通过深入思索和仔细琢磨，悟出了每个人成就大事业都要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混沌迷茫，不知前路在何方。第二阶段是在上下而求索，历尽艰苦磨难而不悔，开始见到曦微的曙光。第三阶段是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事业成功的钥匙，顿时感到，答案原先以为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这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迷惘—求索

—顿悟，细细品味，真是人生事业成功无法逾越的三个阶段，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人生事业成功必然经历的客观规律。 找到这个规律是可贵的，但能寻到这个规律的人，世上不会只有王国维一人。不少学者认为，外国人尼采在谈到通向智慧之路时，指出要经过三个阶段：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和创造时期。具体语言不同，却与王国维之卓见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以为，王国维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洞悉了这个规律之后，未用自己的语言予以解析，而是极其自然并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三篇古典诗词里脍炙人口的经典句子，非常生动形象地阐释了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谈到笫一阶段时，他引用了晏殊《蝶恋花》中的句子；第二阶段则引用柳永《蝶恋花》中的句子；第三阶段，引用的是辛弃疾《青玉案》中的句子。 这三段名句，被王国维信手拈来，赋予它们全新的含意，贴切生动地描绘了人们这三个阶段的思想感受与心路历程。可见，王国维精通中国古典诗词，阅读过大量作品，并烂熟于心，故能准确地选用其中思维特征与艺术形象最恰当的传世名句，寥寥数语，就点透了三种境界，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同时，使得此三境界之说富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浓郁的艺术氛围，别人难以复制和摹仿，这才是王国维最了不起的地方！ 作为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大师，人生三境界说确实鹤立鸡群，

2019年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考历史一诊试卷(解析版)

2019年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考历史一诊试卷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12小题，共48.0分）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逮克殷（商）践奄，灭国数 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由此可见，西周时期（） A. 分封的主体是王族和先代贵族 B. 宗法关系是维系皇权的纽带 C. 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 D. 血缘分封是中央集权的基础 2.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发展相对缓慢，至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广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 地区。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农业手工业发展 B.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 C. 大一统局面形成 D. 科举制度全面实施 3.匣钵技术的发明，可将火焰与制品隔离，避免了落渣、粘釉、火刺、变形等缺陷。陶瓷研究者劳法盛 早已指出：越窑因匣钵的使用，产品器形端正，器壁减薄，釉面晶莹光润，极大提高了瓷器质量，所以唐代越窑有如冰似玉的质感，成为全国瓷器之冠。这表明（） A. 中国古代科技应用十分广泛 B. 中国古代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形成 C. 中国古代手工业水平享誉世界 D. 中国古代技术创新推动了手工业发展 4.如图是根据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中统计的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绘制的柱状图。该图呈现的发展趋势表 明（） A.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妇女的贞节教育 B. 两汉以前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小 C. 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D. 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积极塑造 5.北宋时期，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成都知府赶紧上报 朝廷。宋仁宗批复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作为个案，它可以佐证当时（） A. 地方割据的隐患严重 B. 儒家信仰得以重建 C. 君主集权程度逊于前代 D. 政治风气较为开明 6.明朝《大明一统志图序》的负责官员谈到此书编撰的目的时说“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 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这表明明朝政府（） A. 通过此举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B. 大大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作用 C. 地理测量技术和地图编撰技术的成熟 D. 认识到此举对维护大一统的重要价值 7. 据此推断，三种教材都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A. 鸦片战争与自然经济解体无关 B. 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特例 C. 战争是自然经济解体主要原因 D. 近代以来自然经济逐渐解体8.《中华实业界》评价：“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 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这表明，民国初年工商业发展的主因是（） A.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B. 列强一战时放松经济侵略 C. 北洋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正确 D. 工商界实业救国运动的推动 9.《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指出：“以目前国际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原则，基 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由此判断（） A. 国民政府依然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B. 中共坚持持久战与全面抗战路线 C. 日本法西斯全面扫荡敌后根据地 D. 国民政府曾期待国际力量的援助 10.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历史学家评论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平均约 3.8%和18.7%。”这表明（） A. 经济增长方式变革 B. 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C. 国家优先发展工业 D. 工农比例脱离国情 11.1977年高考，有一个考生在作文中，以优美的文字、犀利的笔触，直接抨击“文化大革命”，引起评卷 人员的极大争议，在给满分还是给零分问题上“官司”一直打到教育部和邓小平那里。这说明（） A. 解放思想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B. 改革初期人们的认识存在差异 C. 过度的拨乱反正引起思想混乱 D. 教育和考试必须坚持政治原则 12. 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中国综合国力和地位的全面提升 C.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独立外交 D. 中国冲破两极格局开展新型外交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1小题，共2.0分） 13.【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毛泽东义利观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这就决定了义利观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 比如，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它更多地强调精神，以便于战胜在物质上强于我们的敌人；在国家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它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以便于在国破家亡中救亡图存；等等。 --2005年第2期《郑州大学学报》材料二“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的需要……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绝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 --1980年8月，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讲话 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概括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义利观。 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分析造成以上两种不同义利观的原因。 三、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共52.0分）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户籍制度的雏形开始出现。真正的户籍制度到秦代编制户册才开始创立，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征收。这些制度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