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蒙昧--评壬辰春晚
走出蒙昧――评壬辰春晚
作者：壶公评论QQ1924190279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
“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般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好象一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说起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年前与博友们有一个关于“赵本山”现象的讨论，集缀成文《赵本山的退出是否陋俗文化的终结?》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期待。
很有趣的是，这样一篇简易型的文化评论在网络上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智识性和思考性的网站如《中国选举和治理》、《爱思想》等，这一篇文章保存下来并且赢得不少的点击率，而在一些“和谐”的网站却被河蟹了――我就不知道是什么观点让编辑们吃惊了?难道对光明的期待是错误的?这种现象促使笔者进一步关注壬辰春晚的成败――我们能否走出蒙昧。
一、文化评论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翼
狭义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构成狭义文化的两翼即文学、艺术的表现与相关的评论，关于文学的评论、艺术的评论等等统而论之即文化评论。或者说，文化即在表现也在评论，没有评论的文化是残缺、肤浅的，当前的人们固守着自己的“和谐”也就固守着自己的残缺和肤浅，事实上这种固守是对“和谐”的歪曲――是“0”分文化对社会的理解;是小农文化的自我封闭――砌抹猪圈的水平。
不过，于笔者而言这样的讨论也只是说说而已，重要的是在观察，观察胡锦涛主席关于文化的讲话后中国文化的演变。当然笔者不是唯上主义者，崇尚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对于历史的研究之上。弗兰西斯-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诚如是，中国的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合理朝代的中期都将出现文化的高潮，汉、唐、宋、明朝莫不如此。即使是小部落政权的满清，在其中期即康熙后半期和乾隆的前半期也出现过对繁荣文化的期待，康熙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四库全书》，只是因其小部落政权的属性，这些滿洲人终究无法面对文化的正常形态，只能以“仆碑”、“贰臣”以及无数的文字狱结束这一过程，以至于时人龚自珍慨叹“万马齐喑尤可哀”。
当然，笔者期待合理朝代的演变，也就有了终结陋俗文化的期待，它立足于这样的一个信念：
从人类解放的进程言，社会主义高于封建主义，因此现代社会较之于过去的社会，其演变应该更为建康;从政治的角度言，新中国不仅仅是以五族共和为政治基础的，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政权，不至于如同乾隆式的猥琐。
于是我关注新年的文化展示――春节大联欢晚会，简称春晚。近闻春晚的主导哈文女士对春晚有两个自我定位，一曰干净;二曰联欢，于是有此述评。
二、关于干净
所谓“干净”，哈文女士指的是，今年春晚“剔除了所有形式的广告”因此“被称为最干净的一届春晚”。哈文表示，“一年365天，364天你都可以有(广告)，但是这一天，你让老百姓高高兴兴过个年”。哈文女士注意到绝大部分观众对“零广告”大呼“终于清静了一回”。
所谓“干净”，用《天网恢恢》中的一句台词来说明倒是贴切的，表演者蔡明说：“扫地的肿么了，拿笤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以此论之，从“零广告”深人一步，大众的欢呼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离开了日日里困扰其中的市场经济，在这里没有了斤斤计较，更没有了坑蒙拐骗。
斤斤计较没有了，坑蒙拐骗也没有了，这只是对于壬辰春晚而言，并不只是因为对广告的有了清除，而是对陋俗文化有了一个扫荡。据爆料，哈文并不把赵本山当回事，她随意改编小品台词，让赵本山非常不爽。哈文还要求赵本山必须坐在圆桌前看节目，和其他嘉宾一样没有特殊待遇，所以双方爆发矛盾，赵本山只好一走了之。
如果如此，哈文女士对赵本山应该有自己的定位，扫除陋俗文化当然不能搞运动，是两种互动的原因促使陋俗文化的退出的，即是导演对陋俗文化的厌倦，也是陋俗文化自身的肤浅。
哈文女士对于赵本山的退出还是持着和谐的态度，她表示，如果王小利等人的节目通过了审查，在2012年的春晚舞台上本山家族将会有两个节目。她一再强调，“我很负责任地说，我们一直跟赵老师沟通。。。但是他确实是因为身体原因。”甚至也有一些小品式的调侃：“也不能那么残忍，非得命都不要了上春晚，这也不人道。”
关于身体问题，赵本山似乎并不认可，他后来出现在公安部春晚、辽宁卫视春晚等晚会上，忙着呢，身体棒着呢。不知道是赵本山在装，还是哈文说假，春晚并不只是在除夕夜。
哈文女士对陋俗文化的厌倦在她的“王顾左右而言它”中有所表现，例如她对语言类节目的新人赞赏有加，“《今天的幸福》我们觉得不错，因为它是喜剧的戏剧的表达，有动作的，其实不是纯靠包袱的。。。麻花在这一点做到了，三个人一个腕儿也没有，但是能让大家从头笑到尾真的很不容易。”这个评论有三个关键词：“包袱”、“腕儿”和“笑”。哈文女士对小品的臧否都在其中了――即不靠陋俗文化的包袱，也不靠赵本山式的腕儿，照样让春晚笑声一片。
笔者注意到蔡明领演的《天网恢恢》，前期盘踞春晚的《卖拐》式的坑蒙拐骗在壬辰春晚终于逃不出天网恢恢，蔡明变舞功为武功，拳拳打在卖拐者的身上;
黄宏领演的《荆柯刺秦》则对戏说历史的陋习戟指怒骂，自从金庸武打小说有了卖场，戏说历史的闹剧泛滥于世，历史关乎国家的兴衰，这种陋习能不令人深恶痛绝;
而郭东临领演的《面试》通过对小偷和打工仔的形似与神异，为这个社会划出了黑白界限，发人深省。有人讥讽《面试》是对一个日本剧的抄袭，其实有生活在就有主题本身，何谓抄袭?难道生活是可以抄袭的?如果说美国人民主了，中国人就不能民主，中国人要民主就得向美国人买单，岂不荒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确实是当代中国人应该抛弃的陋俗。
总导演哈文感慨道：“春晚难在众口难调。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其实，一个作品以至于春晚的成功与否在于它的主题和导向，而主题和导向的揭示和深化则是艺术评论的任务了。壬辰春晚已经结束，其后续即在人们的评说，所谓评说即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体现了春晚在文化上的价值，这已经不是哈文自己能够导演得了的了。
所可称赞者：壬辰春晚有了上述两方面的干净。
三、关于联欢
哈文女士声称：“春晚特定的节点，特定的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台联欢晚会，基本属性是不能变的。”
哈文这样辩解：“365天中364天我们都很有思想了，我们就让除夕这天尽情地笑、尽情地唱、尽情地聊天。”
面对一些观众的质疑，哈文抛出一个反诘：“最难的是，对春晚没有统一的标准。”
概而言之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乐一乐，观众的质疑其实大可不必。
这个说法是应该得到赞成的，正因为春晚的这一特性，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当前中国文化的特性，因为文化真实性就在于它的自然性，也就是说文化的自然形态尤其能够说明文化本身。中国的艺术观主张作品的浑然一体、形神皆备，而能否达于精品的程度则在于作者对大自然理解的深度。
当然，无论导演们如何表白，春晚都只能是官方的一个“party”，它的意义在于，在大众文化尚未形成的当代，官方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倡导，春晚承载着大量的官方文化的信息。导演的创造就在于深刻理解现实而表达官方和大众共同的心愿，这一个心愿并非乐一乐就可以说明的，应该说乐一乐并不能统一表达多数人的心态。
共性的认知在于提升，孟子有句名言：“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就是在面对其弟子公孙丑的质疑时说这句话的，公孙丑是这样说的“道是美好的，但就像登天一样高不可攀。为什么不降低一些呢，让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它，欣赏它?”公孙丑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人关于春晚的主张。
也许孟子的观点是太精英了一些，不过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却从智慧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理智是人的最高天赋，是人本质上区别于低级动物的特征。”或者说，海克尔认为任何作品――包括春晚，应该表达人的天赋而不应该去适应低级动物的的欲望。
哈文以大联欢晚会的模式作为自我定位，也就是说一群人玩完了也就成功了，似乎谦虚了一些;导演组忙乎了大半年也就动员了几个名角闹腾闹腾，这样的评价总有点不自信。即便是联欢的模式，较之于老子的“烹小鲜”也应该复杂一些，五花八门的汇聚并非无序。其结构如头尾呼应、左右互为，大约是不能少的，即使是菜市场，也有一个秩序;中心崛起、思想张扬，这是一个旗帜问题，任何创作都无法回避，否则就成不了作品。
对于大联欢模式的普遍性讨论应该达于张艺谋的作品，笔者比较欣赏张艺谋导演的08奥运会开幕式、60周年国庆阅兵和晚会，就形式而言三者都可以归纳为联欢，就品味而言而三者又可以列入形神兼备的精品。
08奥运会开幕式以一本书卷演绎中华文化，以开幕的缶鸣和结尾处运动员入场的脚印阐述人民运动的主题，两者的结合表达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一个气势如此宏大的大联欢居然结构紧凑而主题鲜明，耐人寻味而意蕴无穷。
60周年国庆阅兵能够亮出毛泽东思想方阵，它对中国人心的鼓舞如同一扫漫天阴翳，它在证明中国的历史不容割裂，也是在说明当代的封建主义形态或资本主义形态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某个片段，庆典主题能够深化到这个层面在当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次60周年国庆阅兵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60周年庆典晚会很可能办成欢乐的平庸，当代中国有无数次的庆典，无数次的庆典的终了都只是在大广场上撒滿无数的纸屑，因为当代文化是极其庸俗的。但是，张艺谋导演的这一次大联欢却是成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最高层的领导们走下他们神圣的殿堂与民众共舞于一个大广场。在《心路--读《岳阳楼记》》一文中，笔者因为感动于范仲淹的忧乐思而回瞻孟子的辩乐，因此而瞻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其实，在中国史上所谓君王们的“与民同乐”常常只是自处于崇高的雅座，居高临下地欣赏老百姓的闹腾，又何曾走入民间与大众一起欢歌热舞。可是张艺谋居然能够有此神来之笔，突破了“君王”和民众之间最后的一张纸，真正实现了中国史上无数读书人的幻想――帝王们的“与民同乐”。
对于大联欢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应该述及中国的龙文化。龙年说龙，所谓龙本身就是多种动物形态的组合，但是居然组合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图腾。当然，龙图腾并非一个形物的简单组合，它是远古时期大洪灾的产物，其内蕴即治水文化。正是那一场洪荒时代的大洪水，决定了欧亚大陆东、西端的两种文化，即西方社会以方舟为图腾的避水文化和东方社会以龙为图腾的治水文化。
西方社会的避水文化即各自为阵的逃难文化，当前国际的经济危机在西方社会所显现的景象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文化的特性：国家内部的坑蒙拐骗与对它国的转嫁危机、寻衅闹事。西方的民主是自私者的呓语，西方的共和只是危机过后的妥协。
中国社会的治水文化则是一个互助互为、团结奋斗的文化，当前国际的经济危机并不改变中国发展的进程，而是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事实上，即使面临真实的危机，中国人也能够化险为夷，因为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治水文化的大背景使然。中国的民主是社会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共和是互助互为的和谐。
当我们面临西方社会种种个人主义的诱惑，我们不能不回瞻我们自己的文化史：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大联欢的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在其共和性质的治水文化，治水文化的图腾就是龙。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形象，正是龙文化的软实力引导这样的一个大联欢逐步走向大一统。
可见，大联欢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表示，其成功有着崇高的指向。以之论春晚，春晚也只能是全国各民族文化的综合，综合的成功与否唯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洽。如果只是张扬铁岭文化，笑则笑矣，笑过之后又怎么不令人酸楚?因为此类张扬已经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华民族;即使是宣扬北方文化，难道导演们希望实现南北割据吗?其实这种评论并非危言耸听，近期文人孔庆东和香港人的争吵就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些年一些文化宣传的偏颇正在形成隐性的国家裂缝。
四、谁能引导春晚达于崇高?
应该承认壬辰春晚较之往年春晚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向着崇高则还有巨大的空间。
它需要内蕴时代的精神。大联欢是一类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但是不流于俗而有所作为则不能不注重其内在的精神，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教，是孔孟之道还是毛泽东思想。
它需要皈从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最早见于老子的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般认为“烹小鲜”者不过小事一桩，其实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例如内蕴“和谐”，甜酸苦辣同勺是“和”，烹煮炸煎一锅是“谐”。老子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说的就是诸味并杂的美妙，做到“两不伤”已经不容易了，能达到“德”化的境界已经高明了，更必须德的“交归”即文化的融合，那是需要“道”的境界与阴阳张驰的穿越。
春晚是有标准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伯道出大联欢的意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等，以成百物。”其后的齐相晏婴则提出一类高品味的大联欢的标准，他认为：“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于是他主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春晚是应该有所担当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近百年前的思想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甚至主张以小说启发民智，对于今日居庙堂之上，操文化权柄的人们又怎么能够推缷自己的责任?
笔者注意到启蒙时代西方知识者担当责任的自觉，恩斯特-海克尔写到：
“理性和科学的三大敌人，最危险的不是敌意，而是无知，最厉害的的要算是惰性。如果有幸将敌意克服，那么后面两个敌人，甚至连神也无能为力。”(《宇宙之谜》)
海克尔的看法是与孟子的观点高度一致的，尤其是在阐述一类责任――是所有创作者的责任。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写到：“祝愿我们的世界摆脱恶魔的纠缠，充满阳光。” (《魔鬼出没的世界》)他的那种强烈的述求令人感动。
谚曰：“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其实我们的社会较之康、梁时代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把春晚灿烂的布景化作一支驱散黑暗的蜡烛，也许更有意义。
壶公评论12-1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