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一条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新注》)，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它道出了进行和指导战争，决不能感情用事，不做准备，不讲条件一味蛮干，因为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能有半点疏忽和大意。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极其重视并一再强调作战一定要有准备，作战一定要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毛泽东的这条作战指导原则，对于长期处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优我劣的中国革命战争来说，显得更加重要。兵力雄厚、强大的军队对于一次战斗的失利，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弱小的军队则可能造成极大的困难和被动。正因如此，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反复提出，我军军力小，根据地面积也不大，且我军的主要补给来源在前线。因此，要求红军每次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准备得越充分，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把握就越大。他在批评红军中不重视作战准备的观点时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0页)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仍然十分强调这一原则，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列为我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这条原则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作战行动事先必须有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军事行动要有尽可能充分的预先的准备工作。作战准备工作有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对情况的了解，应采取的作战步骤，任务的确定，兵力部署，军事和政治的动员，装备的补充，给养的筹措，以及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支前和配合等。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二是战争的准备要建立在确有把握取胜的基础上。确有把握，是指具有战胜敌人的根据和信心。诸如我军作战集中了优势兵力，作战对象是好打之敌，人民和作战地形条件对我有利，敌孤立突出处于不利态势

或发生过失，作战准备充分等。另外在确有把握时还应从战争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预见和估计到战争情况的可能变化，要准备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有准备与有把握是紧密相连的。有准备是有把握歼敌的重要条件，有把握歼敌取胜是有准备的结果，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把握，准备得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如解放战争时期的石家庄战役，就是在经过慎重准备，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为了攻克石家庄这个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我军在战前1年多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准备。从敌情的侦察了解，弹药物资的储备，以及对战地军民的深入动员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战前，朱德还亲自召开干部会，讨论攻城计划，制定了多种方案，并进行反复演练，从而做到了心中有数。使原准备两个月的作战，只用了7天就攻克了，此次战役共歼敌2.4万多人，为夺取大中城市提供了经验。

对于战争准备的时机问题，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1页)战争准备的程度和时限，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有时看来准备不够充分，只要能抓住战机，同样可以有把握取胜。比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计划先打王金钰第5路右翼第50师又一个旅，由于该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25天，最后待敌张辉瓒率其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孤军冒进之时，被我全歼于龙冈。又如，西北我军在1948年进行的宜川战役，当敌进至我瓦子街伏击地域时，在我军一个纵队没有赶到，部署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为了不错过有利战机，指挥员毅然决定发起攻击，结果全歼该敌2.3万余人。强调慎战有把握取胜，并不等于谨小慎微，倘若处处求万全之策，不仅会束缚指挥员的勇敢和创造精神，而且也必然会丧失一些歼敌良机，给战争带来损失。（参见《毛泽东军事思想》王宪志主编　海潮出版社　199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