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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很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中华民国史》连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还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内容全面丰富,建立了较完整的民国史研究系统,包括史、论、传、事,可以说民国史上的主要问题、重要人物、大事要事,基本上均已涵盖其中。第二,具有较高学术深度与学术水平,具体表现为论述比较深入,对民国史上的重要问题、事件和人物,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对若干重要个案的考察与分析,也较为透彻。第三,评价较为平实客观,尽量做到依据史实对人物、事件给予全面的客观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片面单一评价的缺陷。第四,史料利用比较全面丰富,尽可能运用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历史资料,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包括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等,其中不乏难以找寻的珍稀文献资料,以及现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外各档案馆图书馆的史料,近年来新开放的史料如《蒋介石日记》等。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对于民国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也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中华民国史》的撰著与出版长达30 年,而且参加该书写作的学者为数众多,各位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有所不同,受客观与主观各种因素的制约,难免留下时代的印痕,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①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现今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颇具活力、成果丰硕的分支学科,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属于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分支学科,仍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存在着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与问题,包括继续发掘与运用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进一步扩大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并对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对话等。

在民国史研究中,迄今还有不少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域或是探讨不足的课题,需要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例如近20 余年间,在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之下,学术界对近代中外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日益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似乎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旨趣。分析现有成果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从社会群体考察社会变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称得上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史学界虽然较早已开始透过社会群体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但在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侧重于政治史的单一研究范式,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政治反抗斗争的笼统性论述较多,对上层官僚群体的研究则多限于揭露其腐朽和反动的一面,论述的具体内容也大都是官僚群体如何对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很少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也难以揭示上层官僚群体和下层民众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全貌。即使是以往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研究,但也仍有不少下层社会群体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或薄弱环节。另还有不少重要的社会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促成了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社会群体的诞生。这些新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中间层,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此予以认真探讨当可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也可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此外,民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

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1949年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1990 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就现有成果而言,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民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手工业的演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经济问题本身是由多方面因素组合而成,探讨民国乡村经济史还应该注意将整体研究与分类研究,区域研究、部门研究与行业研究结合起来; 再次,经济发展也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受到更宽广的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在关注农村经济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对近代农村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总而言之,民国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尚有赖于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做出艰辛的努力。

①《中华民国史》第1 卷上册,中华书局2011 年版,“出版前言”,第4 页。

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深化与创新,还需要关照与借鉴国际史学界的一些最新发展趋向。例如近年来崛起的新政治史,并非传统政治史的复兴,而是受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视野、新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史的一种新探讨,称得上是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突破。政治文化史的兴起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方面,有不少题材广泛、视角新颖的成果。如关于社会心态和集体记忆,有对黄帝神话与晚清国族建构的研究,还有通过岳飞庙对公共记忆之断裂与接续的探讨; 关于空间和建筑,有对近代成都街头公共空间和地方政治的研究,对黄花岗公园和广州革命烈士陵园的比较分析; 关于节日和仪式,有对北京政府时期“双十节”活动的考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理纪念周”的研究; 关于身体和服饰,有对近代中国之身体形成的研究,对中山装与国家权力之关系的考察; 关于文本和影像,有对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中国家话语的考察,对北伐时期漫画与民众动员之关系的研究等。①

新经济史的兴起也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突破,进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研究者在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积极借鉴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使经济史研究产生新的生长点,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方面作出了不少尝试。举凡生产技术变革、企业制度更新、企业文化创立、企业集团形成、价格结构演化、价格周期波动、消费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动、城乡经济互动、经济政策更新、市场组织变迁、经济社团演化、海关制度更替等以往研究薄弱的领域,都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并问世一批较有质量的成果。同时,还注重中国经济学史的本土化,在人与自然、经济与文化等新领域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成果。②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仅是20 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有学者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

史研究。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因为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③随着新经济史的发展,“经济—社会史”也日益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新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自从上世纪80 年代文化热消退之后,文化史研究一度陷于沉寂,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再度使文化史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新文化史的特点是将过去许多被忽略的问题,包括民间社会大众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均纳入其研究范围,实现对传统精英文化史研究的超越。简言之,注重研究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是新文化史最重要的特征。除此之外,书籍史、阅读史也可谓新文化史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①李里峰: 《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2009 年第6 期。

②戴一峰: 《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③行龙: 《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 年第4 期。

社会文化史是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或“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或抽象”,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都是对“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①其重点是下层社会文化史,并且注重史学的“文学性”即讲故事性的述事。大众文化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及其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方精英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揭示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而且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②作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研究,都注重从“宏大述事”转向注重普通民众,强调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探讨。

新社会史的特点在某些方面与新文化史存在着相似之处。近30 年来,从最初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再到新社会史的兴盛,反映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此外,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近10 年间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新社会史强调社会史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史”,应全面探讨各种社会现象; 同时还强调“眼光向下”,探讨日常和下层,社会生态史( 或称环境社会史) 、医学社会史也是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交叉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学者指出,所谓“新社会史”,既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③另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历史学的三大转变,即从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④

新世纪的最初10 年,应该说是包括民国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推陈出新的转折过渡时期,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成果,但为数并不多,相信今后这方面的新成果会进一步增加,从而推动民国史研究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隋唐是我国家具史上一个大变革时期,上承秦汉,下启宋元,融会国内各民族文化,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出现不少新型家具,特别是高型家具继续得到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家具的内容。隋唐时期,家具以雍容华贵为美,有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至五代时,家具风格改为崇尚简洁,为宋代家具的风格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五代的家具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椅子在中原地区逐渐流行,当时称为“倚子”。几、案的高度与坐具的高度有关,坐具高了,几、案也势必加高,这样就引起大多数家具向高型发展,而高型家具的发展又会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二是家具种类增多,以致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如坐卧类家具有凳、椅、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几、案、桌等;贮藏类家具有柜、箱、笥等,架具类家具有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 一、家具类型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 2独坐小榻(墩煌) 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 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 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 6椅(西安唐墓壁画) 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 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 9方凳(卫贤《高士图》) 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 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 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 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1)坐具 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 唐《宫中图》中的壸门大案与月样杌子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 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坐于筌蹄上的三彩俑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春秋战国的家具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的家具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具,以楚式漆木家具为典型代表,成为我国漆木家具体系的主要源头。楚式家具品类繁多:各式的楚国俎、精美绝伦的楚式漆案漆几、具有特色的楚式小座屏、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床……楚式家具有绚丽无比的色彩,浪漫神奇的图案,以龙凤云鸟纹主题,充满着浓厚的巫术观念。楚式家具作为一种工艺美术的早期形式,其简练的造型对后世家具影响深远。其分类主要有: 1.案 案是春秋战国时的新兴家具,尤其漆案非常流行。在大量出土文物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青铜生活用具,在冶铸工艺和加工艺术上都有不少的发明和创造,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不受或少受内地传统模式的影响与限制。 (1)牛虎铜案 此案为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长约76厘米,高约43厘米,重30公斤左右,由二牛一虎组成。它是一种古代祭祀器物,用于祭祀时放置祭品,相当于现在的供桌,案以站立的大牛的四脚为足,牛背呈椭圆形凹状作案面,粗壮的牛头及朝天的双角为一端;牛尾直立一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前肢紧抓牛臀,构成图案另一端。此虎的设置可以使全案两端保持力的平衡;在牛腹下横站着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犊,此小牛的设置使全案重心下移,增加稳定。它利用对比、烘托、反衬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的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真可谓构图简洁、凝重、独特、造型完美、构思新颖、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成功地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全结合,使我们有无可挑剔之感。其次,此案在青铜制作工艺上应用了范模铸造法。此方法是滇国青铜工艺中最常见的一种,比起失蜡法,更能体现古代滇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真可谓制作工艺精美,艺术水平高超。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秦汉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秦汉时期的家具文化研究》 历史背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 生活方式:们起居仍是席地跽坐(跪坐)或盘膝坐,垂足坐始见萌生尚未普及。常用家具有几、案、箱、柜、床、榻、屏风、笥(放衣服的小家具)、奁(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胡床(坐具,又称交床,绳床)等。 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①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②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进的端倪。西汉时,由印度传入(榻登)。《释名》注:“榻登,施之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既在床前设榻登上床,说明床的高度有所增高。又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胡床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坐时垂足。由席地坐演进为垂足坐是家具史上一大变革。③出现软垫。西京杂记中记述,汉时天子的玉几上冬天加有丝绵织物,大臣的木几上则加用橐(毛毡缝制的口袋)。这是最早出现的软垫。④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除木材外,还有金属、竹、玻璃、玉石等。 家具装饰: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或铜箍等外,还发展了戗金(针划填金)、堆漆(用稠厚的漆堆成花纹)等工艺。漆饰后,有的还配以鎏金铜饰件,益显华贵。此外,各种珠宝、玻璃也常作为家具的装饰材料。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铜框架漆屏风,就装有长方形浅蓝玻璃。据《西京杂记》记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这些都是精美的家具。《盐铁论·散不足》称“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足见珍贵。 秦朝版图

汉朝版图 中华民族瑰宝——漆器工艺,在秦汉时期为宫廷御用,主要以屏风、家具、饰品、餐桌为主。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工艺传入民间,因其为天然生漆(又名大漆),漆面乌泽润亮,具有耐酸碱、抗高温.防腐、绿色环保等优点,工艺经数十道工序,一件作品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一年以上才能完成。 漆器屏风漆器屏风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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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0514232455.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作业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 学院、系艺术设计系 专业名称环境艺术设计 年级 2009 级室内2 班 学生姓名刘箬溪 指导教师马素英 2011年 6月25日

中国传统家具赏析 摘要: 中国传统绘画中描绘了大量家具图像,这些图像不仅为研究家具史带来了便利,还为一些在断代上有争议的重要绘画解开迷团带来了重要佐证;中国传统家具上装饰有不同的绘画,这些绘画对于家具的美化和意蕴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二者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论文第一部分为中国传统家具和绘画的关系概论,探讨了两大艺术的概念和联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研究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家具。在总论中探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家具基本造型、装饰和透视问题,在专题研究中选择了前人尚未深入涉及的五个方面进行研究:①汉代绘画中的特色家具;②中国最早的椅子图像辨析;③敦煌壁画在中国传统家具嬗变研究中的独特价值;④家具与《韩熙载夜宴图》断代新解;⑤《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市井家具。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研究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在总论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类型、发展历程和不同绘画之间的关系,在专题研究中选择了五个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研究:①战国楚地家具上的漆画;②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绢、纸画;③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石画”;④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瓷画; ⑤中国传统家具上的“雕画”。第六部分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具上绘画的现代制造技术,其中重点以中国传统家具上“雕画”为例探讨了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和CNC(数控机床)技术在“雕画”现代制造中的运用。第七部分对论文作了总结,并对课题的继续研究提出了建议。以上研究填补了家具和绘画研究的一些空白,而且对于当代家具汲取绘画因素,绘画研究借助家具佐证以及使用现代制造技术深化中国传统家具上的绘画装饰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具;中国传统绘画;“雕画”;现代制造技术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_霍冉

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

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

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摘要】:法国大革命一直在中国史学界争论颇深,本文就对大革命的分期、大革命中各党派的地位作用以及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做一个概述。希望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革命分期地位作用经验教训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影响广泛深远,但是其争论也激烈异常,虽然它不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不像美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治,但它阐释了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即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关注了英美,却往往忽视了法国,因此本文就对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大革命分期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祉时间及过程分期,中国学者的最初观点认为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但是在1977年以后,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例如关于起祉时间,有人提出应以1787年贵族反叛为开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为起点,也有学者认为以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为标志①。但史学界多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作为大革命的开始。关于内中分期,传统观点将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三个统治时期。当然王养冲学者的将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立宪君主国时期、吉伦特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的执政府共和国时期、督政府共和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而这种分法反映了大革命曲折坎坷的全过程,并且为中国多数学者所认同。虽然拿破仑帝国时期破坏了大革命的民主成果,甚至践踏了大革命期间确定的民主、平等的原则,但是拿破仑毕竟继承和完成了大革命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政体,因此作为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关于大革命的下限,有人认为1799年雾月政变是大革命的终点;但也有从现代化的观点出发,将大革命一直延至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认为七月革命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终点。但多数学者同意把大革命终点定在1814年4月6日或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两次退位,即法兰西第一帝国结束。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初步完成并确立了一类影响深远的法典。总之,中国多数学者己经从传统的三个阶段分期法中走了出来,并且把拿破仑统治纳入了法国大革命之中,因为这样的分期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系统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①参见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廖士虎:《关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问题》,《西南民族学研学报》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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