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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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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 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 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 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 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 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 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 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 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

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 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 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 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 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 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

ingofintegration.Keywords:

Ethnography,CultureAnthropology,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 searchMethod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

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

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

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

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

发展和改变。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

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

的;6.文章包含问题。3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

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

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

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

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

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

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

互动关系。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

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

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

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

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四至

五百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

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

印象。”5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vski,1884-1942)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更具有

示范性的作用。他在西太平洋中的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

安德”(Trobriand)进行了为期两年(1915-6,1917-8)的田野调查。马

氏常问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比如“你们在栽种的时候是把种子的芽

端向上还是向下掩埋?”或者,“你们放棺材时是把它竖放还是倒放?”马氏显然不只令当地人不安,而且还令住在当地的其它白种人(传教士

和殖民地官员)不安。为什么他问这么多细节?更“无聊”的是,马先

生还满热衷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而且常参与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生

产和社会实践、观看当地的仪式,他常和当地人去打鱼、下田、参加

巫术的表演。有时马先生还当场把看到的事件画成图表,展示它们的

组织。6不过,也许此时,马氏对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如他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

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

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我对

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很了解,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的话,

就会拥有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用心实现我的雄心,必须把语言和

记录的材料搜集、整理出来,找寻研究当地妇女生活、社会表象等等

方面的方法……”7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

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

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

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

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8。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

群岛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路径: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

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

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

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

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9多娜尔·卡堡(Donal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Hastings)

把民族志研究归纳为四个阶段:10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

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

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

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

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

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

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

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

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很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

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最后一个阶段,研究

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

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民族志作为研究方

法的弹性民族志方法研究资料搜集的途径相当丰富。常用的方法有参

与观察、无结构性的访问和文件分析等,文件包括会议纪录、课表、

日记、书信等;其它可用照片、录音(影)带,以纪录参与者的语言、交谈、行动和姿态等。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说、问、视、听、感觉方面的,以搜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的”、“印象的”、

“轶事记录”的数据。马凌诺斯基曾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

类的素材:第一类是相关制度(institutions)和风俗的整貌概观,他

通过所谓的“具体证据的统计法”加以研究。研究这一类素材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系列的图表,用以使研究者更方便进入社会中与习俗相关

的活动。这种图表包含两个内容,它一方面概述社会活动的元素,另

一方面指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图表的基础是当地人讲述的情况和

人类学者的观察。第二类资料则是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

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把后者称为“日常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它实

际上指的就是人类学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笔记,或者是人类学者对被

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规范的比较观察。第二类是第一类资料的补

充,因为第一类资料局限于对人们认识中的制度、风俗与活动。第三

类素材是一系列的民族志说明,以及对被研究社区的人们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民俗、巫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氏把这一类东西当成

对被研究的“土著”的思维方式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这三方

面素材的搜集,有助于证明文化对活动的影响和个人对规则的操纵,

以及这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在被研究者思维中的位置。11民族志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很多特征,如搜集

数据以软件数据为主,详细地记述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

统计的程序来处理。研究的主题不是操作变项,或验证假设、回答问题,而是探讨问题在脉络中的复杂性。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架构来了解

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质的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

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纪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

后加以分析,并以其它的数据如学校的记事、纪录、校刊、照片等来

补充,因此研究方法上是相当有弹性的。12如威利斯(Willis)整整

花费三年时间,完成《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

工作》(LearningtoLabo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1977)一书,专门关注逃

学的劳动阶级青年。威利斯集中焦点研究一群大约有十二个男孩子的

团体,而且他们都“不喜欢念书”、出身自劳动阶级、彼此关系密切、在他们学校中具有叛逆的文化色彩。威利斯采取参与观察、小组讨论、非正式面谈、日记等研究方法,可以将研究主体当作一个团体,可以

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威利斯从他们再两年就要毕业时岔入,从整个

在校最後一年的时间,再跟随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他

的一部份研究方法,就是和这些男孩一起进入他们的班级及工作场所;当男孩在校读书时,威利斯访谈他们的父母、中学老师、高中老师、

就业辅导员;当男孩们进入社会工作时,他则访谈他们的领班、经理、管理员。另外,威利斯找到其它五组年轻人群体作为对照组,分别是

从同个学校、其他学校、混合不同阶级和学术的群体选取出来。整个

研究也对该城镇和当地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向劳工学习》除了告诉

我们书中的研究主体之外,也分析他们学校中的训练和控制结构、以

及意识形态系统,了解这些主体的建构过程。这种方式和陪某个家庭

一起看电视,也许一同相处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13传播的民族志研究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

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

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德尔·海默思(DellHymes)被誉为该

学派的创始人14,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

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

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

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它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传

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code)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

作用的。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

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2、人

物(P,people),指的是参与者;3、目的(E,ends);4、行动次

序(A,actsequences);5、基调(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

规范和解释规范;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15盖瑞·菲利浦森(GerryPhilipsen)归纳了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四条假设。第

一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符码具有

一定水准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

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休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

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符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符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16菲利浦森

在对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语言社区进行长

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人们相互

之间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谈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或语言社区

中都会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备同等的价值。比如在该语言社区,普

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

之间的地位相近。不过,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

以及一些从贫困地区来的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则较少采用谈

话方式来进行说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

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而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如自己

的上司或从一些富裕地区来的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也同样很少直接

通过谈话来进行说服,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

该研究说明,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

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

17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认为,民族志研究“仅仅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

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

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

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18采用传播的民

族志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

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

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

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

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

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

伦斯登(CharlotteBrunsdon)和莫利(David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

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

代表性。19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

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

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

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莫利把

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

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

的文本进行了分析。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

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

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

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为“对立立场”。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

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

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

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

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

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

“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

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

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

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

的支配。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约翰逊在印

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

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

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持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

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

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因为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

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

尔库思(GeorgeMarcus)和库什曼(Dick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of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

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

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

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

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

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

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

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

的方法之间的关系。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

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

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

了民族志的可信度。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

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

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

们大多数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

查地点”。不过,因为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

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

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

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

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

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

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

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7.具体

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

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

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

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

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

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

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

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9.被研究者的概念

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充足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

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

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

掌握水准,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与对现实主义民

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

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

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

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

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

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

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

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

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

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底是相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

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

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

者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

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

(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

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

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持续变化的。”23克利福德认为,因为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

它仅仅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

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

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

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

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

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相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

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

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

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display)。因此,有人在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24总体说来,民

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

那就是: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

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

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其二,反映了真

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

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

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

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

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

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

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多数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防碍了理

论的建立。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

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

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

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

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

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注释:

1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

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法论”或者“民俗学方法论”。2

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

第33页。3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4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5H.Rivers,“Reportonanthropologicalresearchourside America”,ThePresentConditionandFutureNeedsoftheScienceofAnth ropology,Washington,(1913)P6.6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

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

7BronislowMalinowski,ADiaryintheStrictSenseoftheTerm,London(1 967)pp.158-159.8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

版社2002年版,第4页。9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10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

228页。11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

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12http: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a2523934.html,.tw/edumaker/3%AA%C0%B7|/91.03.20%ABU%A5%C1% BBx1.doc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13澳GraemeTurner著:《英国文

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14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Anthropologist)的一期

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有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

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

这一新名称。15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期。16美斯蒂芬·李特约

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17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的理论与

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18转引自英戴维·莫利著:《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

217页。19D.Morley,The“Nationwide”Audience,London:BritishFilmInstitute,1980,p.11120美柯克·约翰逊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GeorgeMarcusandDickCushman,“Ethnographiesastexts”,AnnualR eviewofAnthropology,1982.11:25-69,第30-7页。转引自王铭铭:

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

2期,第132-133页。22参见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

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

5章。23James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truths”,JamesCliffordandGeorgeMarcueds.,WritingCultur e,California,1986,p.6.24参见:RobertAunger,“Onethnography:Storytellingorscience”,CurrentAnthropology,Vol.36,No.1,1995。25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8页。26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

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传播民族志

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向

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向 摘要:影像民族志通过影像的方式去记录和描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方式。通过客观真实地再现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像民族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我们通过讨论其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影视人类学。 关键字:影像人类学,国际化,网络化,社区影像,专业化。 影像民族志是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的影像民族志工作者生产了大量以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生活习俗等为题材的影像作品,奠定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影像民族志的底色,为中国影像民族志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不可撼动的基础。影像民族志发展到今天,其拍摄理论上和拍摄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了,随着全球化浪潮和现代浪潮的发展,民族影像志也需要适应其发展,并呈现出一些发展的趋向。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继续国际化、全面融入全球资本系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主体、拍摄内容以及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服务目标日益国际化,近20年来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实践给予了阐释。一是纪录理念和影像交流的国际化。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走向了世界,重点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交流播映,从90年代至今,这一步伐明显增快,大力模仿西方纪录理念,加强国际影像交流。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与国际接触中,一直在尝试着上述各种主题摄制,具体影片如《姆山下》《马散四章》《德拉姆》《沉默的怒江》等。 第二,除了需要进行国际化和全球化之外,必须认识清楚的是,影像民族志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特点,是建立在一个极为崇高的思想基础之上的,通过科学性的表现手法加以展现,并要表现出对人文情怀和人文伦理的关注。知识的公共性追求是影像民族志的重要使命,因此,作品的“客观性”始终是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客观性是对其表现的影像内容真实性的。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是研究成果是否有效的保障。以文字为主的经典民族志和以视频为主的影像民族志之间除了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之外,线性思维的经典民族志所展现的“客观性”体现在对“史料”的归纳、演绎分析方面,而非线性思维的影像民族志的“客观性”表现在形象思维本身所拥有的客观性上,仅一个镜头就可以忠实地呈现复杂的空间关系,因此它具有文字所不能替代的表现力,具备了影像民族志特有的“独立人格”。影像民族志要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文化,不能歪曲、虚构甚至捏造,如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所言:“在评估纪录片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时候,应该把史料价值放在第一位。”电影和影像民族志是不一样的,人们一直在讨论民族志的电影性,实质上电影和影像民族志是完全不同的,电影的情节是可以虚构的,电影的叙事手法和剪切手法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影像民族志是社会现象的真实的反映,必须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文化。是学术性的是专业化的影像史料。因此,其电影性的表现无非是使用拍摄电影的工具和通过非线性编辑软件进行剪辑,而实质上的拍摄手法和表现手法却决然不同。今后的影像民族志走向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 第三,自世界少数族裔题材纪录片产生以来,它们或是在“看与被看”东方主义以及人类学视野下被讨论,或是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细节进行观察再现,或是在“维权运动”的层面上被分析。二是社区影像“边缘发声”与“文化赋权”理念开始影响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国外对“社区影像”的定义是明确的,即社区内外的社会组织将摄影机器交给社区内部民众,让他们去记录现实生活,并将所摄制影像在社区内部放映,这样的纪录状态或方式即为“社区影像”。其中,影像的创作主体是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因此,社区影像也被叫

传播民族志

传播民族志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 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 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 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 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 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 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 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 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 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 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 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 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 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 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

优化焦点民族志研究方法

优化焦点民族志研究方法 陈禹同 民族志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现了全面发展,其中,焦点民族志研究近年来在多个研究领域备受推崇。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劳工研究所副教授琼·米克尔·贝尔德(Joan Miquel Verd)等人近日在《田野方法》期刊发文表示,将焦点民族志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会产生更好的研究效果。这一组合不仅可以提高数据质量和比较研究的能力,还将提升研究结果的可转化性。 焦点民族志有别于传统民族志 贝尔德等人认为,焦点民族志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志评估方法或评估程序。在文献研究中,这种方法还被称为迷你民族志、微型民族志等。 焦点民族志渗入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例如,在营养与健康人类学中,人们致力于确定影响疾病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医疗保健方面,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人们将健康观念与实践以不同的方式融入自身生活中。 焦点民族志方法与主流民族志方法并不冲突。贝尔德等人认为,焦点民族志方法有时是其他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替代,有时则可以作为补充。在传统民族志方法中,数据通常是通过与被研究群体的直接接触获取的。研究人员会用较长时间开展田野调查项目,通过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方式进行详细精确的描述。相较而言,传统民族志更注重对某一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共通行为作出整体判断;焦点民

族志则侧重于研究主题上更加明确、具象的问题,如交流行为、喂养行为、技术使用等。 贝尔德等人认为,若想以焦点民族志方法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要将研究重心放在开始确定好的数个变量上。在流程上,焦点民族志研究人员的实地调研以短期停留为主,但更注重对数据进行严密的收集。健康领域的焦点民族志研究多通过访谈进行数据收集,而人类学或社会学学者则主要使用直接观察法。这种方法剥离了传统民族志方法中研究人员对研究群体或社区的强烈个人沉浸感,从而更为注重深入分析大体量数据。此外,在数据收集或数据分析阶段,相比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常见的个人独立工作,焦点民族志多采取集体工作的方式。 案例研究法优化焦点民族志研究 焦点民族志方法与案例研究法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被分隔开来,但贝尔德等人认为,从民族志的定义或实践上来说,二者都可以有更密切的结合。 案例研究中,在数据收集之前的设计阶段,研究者需要确立基于现有理论知识的开放性基本理论命题。命题需要预测所研究问题的愿景、确定哪些数据可响应研究问题,并保证所选择的案例或分析单元之间尽可能具有相关性。因此,利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可以提前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从而将发现推广到所选的特定案例之外。同时,在涉及多个案例时,理论知识也常被应用于对比案例或控制案例的选取中。 贝尔德等人在文中提出,案例研究方法具有演绎或溯因性质,这

人种志 民族志

人种志 ethnography 对人类特定社会的描述性研究项目或研究过程。当代人种志的研究工作,几乎完全根据实地调查,因此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彻底置身於他所研究的民族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做全面的调查研究。人种志本身是一门多科性学科,因此必然是比较的。一个人类学家从事调查工作时必然会保留著自己某些文化上的偏见,所以他的观察和描述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比较的性质。这样,关於文化的概括叙述和文化的比较描写就必然成为人种志的组成部分。近代人类学家往往把人种志看成一门专业学科,并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美拉尼西亚的超布连(Trobriand)群岛上做的先驱工作(1915?)联系在一起。人种志的实地调查工作从那时以後,便成为进入文化人类学科这一专业的过渡礼仪。 许多人种志学者都在调查地区居住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或者方言,而且尽最大的可能投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方法叫做「参与观察法」,要想彻底了解某一种外国文化,这种方法是必须而有效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是很困难的。当代的人种志通常是以社会为中心,而不著眼於个人,著重於当前环境的描述(即所谓人种志的现实),而不强调历史事件。 传统人种志多强调描述居民中的普通人,而现代人种志则已注意诸文化系统内变化的重要性。人种志工作者使用的工具,自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以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详细的笔记当然还是调查工作的主要手段,但是人种志工作者已经充分地利用了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使用诸如电影和录音机等以增加自己笔记的内容。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

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

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 陈湘,王珍 中国民族报2007.8.10 (4) 【阅读提示】 把寄往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信投到邮筒里,74岁的刘达成舒了一口气,他退休之前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参与拍摄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了。”他说。 在写给4个部门的信函中,刘达成和曾经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老同志以及几位新一代影视人类学专家呼吁: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由有关部门牵头,思考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这批影片的特有作用。这位古稀老人,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埋藏了40年的愿望: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这批民族志电影,让它们真正发挥其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50年前的民族志电影 “年青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50年前的那批民族志电影了。”7月16日,当年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杨毓骧、徐志远、刘达成齐聚在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基地,感叹地说。50年前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开始拍摄时,他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逾古稀了。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等,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的活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一年以后,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要用电影的方式把各民族原来的面貌拍摄记录下来,为制定民族政策作参考。”原云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94岁高龄的谭碧波老人回忆。 在刘达成保留的1958年文化部的批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仅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史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生激剧的变化,如不及时拍摄,即准散失,很难补救。”文化部同意立即摄制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 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分别是《佤族》、《景颇族》和《独龙族》,这几个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组成《佤族》、《凉山彝族》、《黎族》3个摄制组分赴云南西盟佤山、四川大凉山、海南五指山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这些影片是:《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

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

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陈卫星 当今西方,传播学日益渗透社会生活和职业领域,形成无所不在的象征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很难追根溯源地考察传播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领域,因为它同时涉及到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和科技实践,哲学思考和职业操作的关系;第二,它要对应国家政府及各种社会生产、服务机构的需求;第三,它要伴随文化实践,社会心理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变化。 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传播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思想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和工业化社会的社会行动有紧密联系,包括管理策略、职业技巧、消费行为、文化的媒介化和知识传递等。第二,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它不同理论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如美国学者I.华勒斯坦所指出,传播学的问世是二次大战以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说,第一个传播技术是修辞学,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中国的韩非子都是这方面的先驱。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它的基础学术流派是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形成的。这就是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这三大基础流派,形成传播学学术自治的理论基础。七十年代以后的各种新学术思潮在学术方法上扩展和深化了传播学的研究内涵和外延。 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 控制论模式是由C.申农和W.韦弗在1949年问世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结果。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播手段对时空的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并把真实情境的多样性引向一个典型的基础图形单元。这个图形就是发送者-通道-接受者,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得到象征性表现。通过一个目录系统和共同符码的用法,从而允许分析不同类型的传播,建立传播行动的分类。传播不是一个偶然性过程,而是涉及到信息,信息传递,编码,解码,再编码,冗余度等概念。 申农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从熵到信息的定理。就是说,一个系统内的熵是测定系统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的。在所有的封闭系统中,熵是不可逆地增长,通过发送信息可以取消或减少熵。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接收信息可以成为减少不肯定性和无序性。信息对接受者而言是指这个信息是新的或者是这个信息包含着许多可以量化的新成分和不可预测的成分。 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Knbernhtes而来,意思是导航。作为控制论创始人,数学家N.维纳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传播人(Homo communicants)。这首先是一个没有内在性也没有躯体的存在;传播人生存在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中,完全为社会;他的存在是通过信息和交换信息,新的传播机器使社会变得透明。这三点在维纳的思想中不可分离。维纳认为信息是指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以测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程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性结果。“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按照维纳的传播乌托邦设想,信息的透明性,因信息开放而拒绝社会排斥,信息对市场逻辑的质询这三点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研究方法 据柯塔克(Kottak 2008)的归纳,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下列几类(十类): 观察与参与观察 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在各种场合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们往往在田野地点停留超过一年,可因此观察一整年的循环。 相处共话、访谈 研究者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提供当下活动的知识、长时间访谈。访谈可能是有结构或无结构的。 系谱法 早期研究者发展出系谱记号与象征,来研究亲属、继嗣与婚姻。系谱是非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基础,当地人每天都与近亲共同生活及工作。人类学家需要搜集系谱资料,以了解社会关系并重建历史。 重要文化报道人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些人,由于他们的机运、经验、天份或训练,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讯息或有用讯息。也因此成为重要文化报道人。 生命史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对研究者更感兴趣,而且更有助益、风趣与愉快。当某个人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搜集他﹙她﹚的生命史。 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 民族志研究者往往结合两种研究策略:主位观点﹙emic,当地人取向的观点﹚、客位观点﹙etic,科学家取向的观点﹚。这些语汇源自于语言学,主位观点探究当地人如何思考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客位观点则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问题取向的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的趋势,已从全貌观的叙述转向更具问题取向与实验性质。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前,往往带着一个准备处理的问题,搜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长期研究 长期研究是针对某个社区、区域、社会、文化或其他单位的长时间研究,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访的基础上。现在的民族志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资料。 团队研究 新进的研究者以先前学者的接触与发现为基础,以增进关于当地人如何因应与经营新环境的知识。学术应是一项集体事业,先行者将过去的资料放在这整个事业中,让新世代学者继续运用。 调查研究 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在大规模社会中从事研究,他们发展了结合民族志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创新方式。由于调查研究处理大型复杂群体,其研究结果必须运用统计分析。民族志研究可补充并微调调查研究。

影视人类学概论

影视人类学概论 第一讲:光影联姻:人类学与影像的百年恋情 一、何为影视人类学 1、Visual Anthropology 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运用动态(即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人类学的知识与理念。 二、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2、绘画 (一)视觉暂存原理 (二)心理补偿原则 (三)幻觉 第二讲 一、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视觉人类学从逻辑上源于此种信念:即文化是可以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姿态、典礼、仪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 文化可以被设想为通过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和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总和。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文化,那么研究者们就可以运用视听技术记录下来,作为可分析与呈现的资料。 ———————美《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无论是照片、录像带、电影胶片还是手绘,都是一种观察方法。但更为重要,它还是一种提出问题,分析资料的手段。 它提供了一种通过镜头观察文化的新视角,一条研究与理解文化、社会、身份与历史的新途径。它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而非得出定论。 影视人类学家将他们的观察成果与其他人的人类学、社会科学家共同分享,并融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 ——————美《人类学百科全书》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是指在岩穴、石崖壁面和独立岩石上的彩画、成刻、浮雕的总称。古人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来描绘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构成了文字发明之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 五、影像方法与人类学的联姻 影像与人类学同行,需要若干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 (一)静态与动态的摄影技术的发展与发明 1、1893年法国人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这种借助于机械,并由光学作用和化学原理生成的图像,最终成为影视人类学的直系先祖。 第二讲:图像先祖:用影像记录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一、拯救人类学与民族志影像 1、“拯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 (1)时代变迁与即将要消失的前工业文明。 (2)为了给后代留存“文化标本”须对濒危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抢救式的调查与存证。

从芝加哥到伯明翰受众民族志研究

从芝加哥到伯明翰受众民族志研究 受众是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传媒业界和学 界经常通过定量方法来研究受众,获得相应群体的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年龄和职业分布等) ,了解其收视习惯、偏好,并预测其收视行为。而在采取批判视角进行研究之时,学者们往往不通过抽样调查方法,而是采用民族志 (Ethnogra phy)等方式,记录和阐释受众文化的丰富性,从 而反思现实、发掘理论。 何谓受众民族志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岛土著研究之后,民族志 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它强调通过田野调查和田 野工作(Field work )对一个族群的文化进行资料获取和记录, 进而展开对该文化的理解与分析。“在民族志研究中,作者 便是他的年代记录者,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材料无疑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却又是无比令人困惑而且复杂费解的;这些材料并不收录于固定的、物质性的档案内,而是存活在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与记忆之中。”(马林诺夫斯基,2009:3) 民族志并非一套系统的方法,反而由于它对研究过程的 改造成为一种方法论,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并呈现

出新的面貌。对于传播与媒介研究而言,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致力于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做深入探究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2006)论 及民族志时指出:“民族志是田野工作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学的主要展示手段与形式。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工作想要做的就是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给读者。这无疑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2006:6)民族志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个:首先是进行直接 观察,对日常行为做充分记录,有时这种观察还是一种参与 式观察;其次是采取各种形式的访谈,从日常闲谈到小组座种文化仪式和个人生活史的材料,如照片、族谱、图腾、装饰物、日记、信件等。在田野工作中,找到关键报道人 谈,从而获得丰富的资料。此外,民族志方法还可能搜集各 Informant )至关重要。 受众民族志借用这种方法对媒体的使用者进行观察和 访谈,从而理解其传播实践。当然,它与人类学家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传统的人类学的民族志要在固定的“田野”里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调查(从而涵盖农业社会的一个周期),而受众民族志调查时间相对缩短,且地点更倾向于都市。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类学研究学者们开始提出“虚拟

民族志的写作读书报告讲解

民族志如何书写?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语文组杨林 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就是“把关于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1通过民族志将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思维心性、制度体系以及文化创造性等方面以文本的形式系统加以描述。人类学把田野调查作为看家本领,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也许田野之行收获颇多,但“民族志”的写作问题却困扰一代代学人。在人类学学科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都对民族志的写作有不同的主张和实践。高丙中认为民族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第二个时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2本人也同意他的这一划分,现以读过的一些人类学史上经典的民族志为例,做一个读书报告,以窥探各个阶段民族志的主张与实践。 一、古典主义时期的“民族志”方法 以泰勒、马雷特、哈登、弗雷泽为代表早起人类学进化论学派,试图在人类心性一致的原则下,构拟人类文明是发展史。他们以欧洲文明为中心,将社会进化的最初阶段直指非西方、无文字的原始部落。研究资料大多来源于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旅行家的游记和报告。他们以地理大发现为目标,跟土著人遭遇的时间很短,又不懂当地的语言,对土著只有肤浅的了解。这一阶段的人类学家除了少数(摩尔根)愿意从事实地调查外,多数人没有直接跟研究群体有过接触。他们往往以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风俗信仰见长,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一位。 1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2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影视人类学概论

第一讲:光影联姻:人类学与影像的百年恋情 一、何为影视人类学 1、Visual Anthropology 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运用动态(即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人类学的知识与理念。 二、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2、绘画 (一)视觉暂存原理 (二)心理补偿原则 (三)幻觉 第二讲 一、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视觉人类学从逻辑上源于此种信念:即文化是可以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姿态、典礼、仪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

文化可以被设想为通过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和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总和。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文化,那么研究者们就可以运用视听技术记录下来,作为可分析与呈现的资料。 ———————美《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无论是照片、录像带、电影胶片还是手绘,都是一种观察方法。但更为重要,它还是一种提出问题,分析资料的手段。 它提供了一种通过镜头观察文化的新视角,一条研究与理解文化、社会、身份与历史的新途径。它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而非得出定论。 影视人类学家将他们的观察成果与其他人的人类学、社会科学家共同分享,并融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 ——————美《人类学百科全书》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是指在岩穴、石崖壁面和独立岩石上的彩画、成刻、浮雕的总称。古人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来描绘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构成了文字发明之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 五、影像方法与人类学的联姻 影像与人类学同行,需要若干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

大众传播学方法导论复习资料

4、两种范式的不同点 假设问题实证主义解释性(人文主义)本体论真实的本质是什么?单一的、客观的多重的、互为主体的认识论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 之间是什么关系? 独立的相互依赖的 价值论在研究过程里,价值 扮演什么角色? 价值中立、无偏见有价值、有偏见 方法论研究过程是什么?演绎 寻找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者控制的环境 静止的设计 更多定量方法 研究者与研究工具分离 脱离情境的概括化 目的在于解释、预测、控制归纳 整体式的理解行为模式自认环境 灵活变化的设计 更多定性方法 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工具受到情境约束而发现结果目的在于理解社会变迁 修辞学研究报告的语言是什 么? 正式的、非个人化的语言非正式的、个人化的语言 5、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的区别 定量研究(是什么)定性研究(为什么) 理论基础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主、 客体分离,客体可以和能够通过工 具而认识。 以解释主义和批判理论为认识论基础, 主张主、客体互为主体,在互动中能被 重新建构。 研究目的和适用范围以探求共同性、规律性为主,适用 于判断性和宏观研究 以深度描述和分析为主,适用于微观研 究和过程研究 实施方法自上而下地提出理论和假设,通过 数据统计验证假设,强调随机抽样, 主张非参考性观察自下而上地提出理论和假设,假设可以不断修改,强调目的性抽样,主张参与性观察 数据分析进行定量的统计和分析,力求准确 性和广度 进行定性的描述和分析,力求深度 典型方法实地调查、控制实验、内容分析观察法、访谈法、生命史方法和文本批 评法 6、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理论传播研究应用传播研究 问题的本质寻求确立关于传播现象的普遍法则寻求理解传播实际问题 研究的目的产生理论,能够简化和解释复杂或 相关传播过程提供能够被决策者(即传播问题的解决者)立即使用的知识,将令人不满的现状转变为更符合决策者需要的现实 指导性理论其他学者的理论观点任何观点,包括其他学者的理论或其他 的应用研究 适用的手段理论公式和模型、检验假设、抽样、 收集资料(直接观察、访谈、问卷、 量表)、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验证 或推翻假设 观察或向行动者询问现状,对决策者想 得到的理想状况进行评价。

_史记_叙事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_吴宗杰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 URNAL OF G UANGXI UNIVERSITY FO R NATIO NALIT I E S 第33卷第1期t 2011年1月 70 人 类 学 吴 宗杰Y 余 华f 史记g 叙事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 5史记6叙事范式与民族志 书写的本土化 t 吴宗杰,余 华 [摘 要] 通过司马迁5史记6叙事范式探讨,意在为困扰西方人类学家的一系列问题提供重要启迪,具体包括:以文本而非客观事实为对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认识论方式、/述而不作0通过裁剪与实录呈现文化原生态、以/行事深切著明0为特点的超概念深度描述,以及/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0多声部情节植入。这一本土叙述范式是反观西方民族志表述的一面镜子,也是人类学研究为保持中国文化原生态不被错误表征和歪曲解释的重要前提。在经过一系列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和人类学本土化的讨论后,本文意在开始构建基于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叙事范式。 [关键词] 表述危机;司马迁;民族志;叙事;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1)01-0070-08 Narrative Paradigm of Shiji and Indigenization of Ethnography WU Zong -jie,YU H ua (Zhej iang Univ er sity ,H angz hou 310058,China) Abstract:In response to anthro polo gists'reflection on the "crisis of r epre -sentation",issues of objectivity,authenticity,intertextuality,and cultur al inter -pretation ar e ex plored by dr aw ing up Sima Qian's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his w ork T he H isto rical Reco rds.Aspects o f narrativ e in term s of authentic language frag -ments as the object of know ing,perfo rmance descr iption instead of conceptualiza -tio n as the w ay of revealing profound meaning ,and em plo yment through "cutting and pasting"po lypho nic voices ar e elabo rated in or der to search for Chinese para -digm of cultural narration.It is argued that T he H istorical Records may pro vide an alternativ e w ay of w riting culture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enticity and indig e -neity o 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crisis of presentation;Sima Qian;ethnog raphy;narr ative;in -digenization 在 /人类学0这样的学术术语流传到中国之前,中国没有人类学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类学的实践。中国自上古时代设立的史 官其实就担任了某种人类学家的角色。/史0这一词的原始意义其实是来自/事0,引申为叙事。/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0 [1](P3295) 从/史之本义为事,文史 之史,乃引申之义0,[2](P113)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官并不只是整理编撰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重要角色是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务得失,5礼记#玉藻6中有: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0。[3](P1022) 5史记#孟尝 君列传6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0[4](P1847)这样的侍史进行的就是当下、现场的社会事件记录,类似于今天人类学家的田野记录。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在旁记录。此外中国修史也是与人类学田野考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周游各地,访求古迹,访寻轶事,扮演的就是人类学家的角色。他特意去看春申君故城,印证了春申君门下宾客众多之说。他采访田叔儿子田仁,书写下田叔/居是国必闻其政0的故事。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蔡骐常燕荣 内容提要:民族志传播学是从人类学等学科中演化出来的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它被导入传播研究中后,对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做出了极大贡献。本文在详述该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该学派关于文化与传播的相关理论,揭示了该学派把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为传播研究所提供的新视野,同时也展示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此外,本文还对民族志传播学与文化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 民族志传播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开创性研究(1964,1972)奠定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以后,格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所进行的研究(1975,1986,1992)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更为可贵的是,他培养了诸多出色的弟子,他们在该领域取得的累累硕果为传播学界所瞩目。这些弟子中较为知名的有查尔斯·布雷思韦特(Charles Braithwaite)、多纳尔·卡布(Donal Carbaugh)、克里斯汀·菲奇(Kristine Fitch)以及塔马·卡却(Tamar Katriel)。这些弟子目前多执教于美国著名学府,正在培养着该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值得注意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所有社会及人文科学时,在民族志传播学中也发生了一次所谓的后现代批判转折(a postmodern critical turn),这导致了在该学派内部形成了两个分支,即海默思传统的民族志传播学和批判民族志(critical ethnography)。批判民族志的代表性学者有康克古德(Conquergood, D.)、康都(Kondo, D)及罗萨都(Rosaldo,

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 吴飞(2006-03-02 15:53:54.0) [摘要]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 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 ;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

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及其理论和方法

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及其理论和方法 一、我的学术经历促使我思考民俗志与民族志的规范 十几年来,我在民族志和民俗志方面一直很困惑,每一次都因挫折而产生下一个选择。我在北师大念博士学位,去一个村里做田野,做完了搜集了一些资料,回来准备写一份民俗志,当然会有一些想法怎么写,但我想写的这种方式与当时的学术预期有一个距离,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写这个东西可能通不过博士学位,于是想着先把这样写民俗志的道理和它的正当性说出来。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算是为我想写的民俗志做正当性辩护。算是为自己准备一个台阶,可是台阶准备好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个民俗志也一直没做出来。 博士毕业后,我转向文化人类学,先后在做满族和土族的实地调查研究中见习民族志的方法和文体。2000年我又去原来那个村做了一年田野调查。规范的田野调查做了,理论准备也有了,那就该写出这个民族志,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那个时候我思考的是,研究我群的话,我们做一个民族志,它有没有正当性?这个时候又是民族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后来几年,一些同仁也浏览到,我发了几篇关于民族志的历史发展与规范的文章。离我做田野又有六年了,我还是一个字也没写过。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该怎样把它写出来或者说把它写成什么样子。这段时间,我成为博导了,指导学生做研究,按照人类学通常的规范,派学生到国外的异国他乡去做民族志。他们这样做民族志是合适的,合的是人类学的国际规范。那我如何在自己的家乡做民族志呢?问题就在这里。正好刘老师要我来开这个研讨会,我把自己的经历,多年的困惑、挫折以及念书的体会融合在一起,有一些想法,想讲一讲民族志与民俗志在我们中国当代学术中如何分工和合作,这种分工与合作如何可能,现在如何是这样一个时机。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想说明的是,我的想法都是从自己的苦处和痛处挤压出来的。 二、中国的民俗志传统:古典的与现代的类型 一个社会的知识界总是在迎合、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评价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你尽可以把它跟谁比,说它水平怎么样,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很难说的事情。看一国的学术,关键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社会内部的预期,是否对年轻人有感召力。或者说老一代想玩的东西年轻人还有没有兴趣接着玩,就像我们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样,做得怎么样,要看你这个圈子有没有好的学生和好的后备力量进来,是不是有吸引力。中国学术界已经做出了很多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不用多说。但是,中国学术界突出地呈现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往往缺乏一些共同话语,不能呈现大家能分享的经验事实来作为话语的基础。个中要害,则是“志”这样一个文体,这样一种方法,在整个学术界没有发育起来,没有被广泛接纳。粗略地评估,我们基于实地调查的“志”做得少,做出来的也大多不够好,即使做了好东西,也难以成为学术界共同的经验事实来支撑形成共同话语的讨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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