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文化和楚辞的产生
一、先秦楚国的发展和楚文化的特征
季羡林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
并驾齐驱”。《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
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被商商王朝征服后，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
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
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
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
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
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
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
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
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
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
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
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
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
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
楚国作为方国之一，他们的贵族子弟可以来到商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楚国能够在后来在语
言、文字和物质文化方面同诸夏同步。《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子”周王朝给予内
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表明楚臣服于周。《楚宝》载：“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
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
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载，文、武、成三王都曾师事鬻子，咨以国事。《汉书．艺文志》
有《鬻子》22篇，并加小注曰：“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
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
丹阳。”始有明确的姓和都城。但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
号为子男五十里。”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
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
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
并事康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据说周公曾南奔楚。《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
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昭王伐楚，《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
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西周末年楚国开始崛起。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
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
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
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
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
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
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
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
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 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楚人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普遍实行采邑制。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从熊绎至熊渠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王朝为了控制荆楚，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分封了随唐申吕曾沈蓼厉轸贰等姻亲或姬姓诸侯国，称为汉阳诸姬。熊通与邓国相亲，娶其公族女子“邓曼”。灭掉权国置权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此后，楚每灭一国，便把该国公族迁到楚国后方，严加监管，对该国的故地则通常设县，因俗以治之。《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公元前706年，熊通伐随，迫随侯求和，成为楚的附庸。强求随替楚要挟周天子：“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在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名号后，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张正明《楚史》指出：“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周天子、诸夏和群蛮都莫之何。此后，熊通又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湖北钟祥县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武王一面派熊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随师大败，表示愿意侮悔改与武王结盟。公元前701年，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确立。公元前689年武王再次大举伐随，卒。他留下了丰硕的政治遗产：一是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二是留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还设有其官职。三是为北上中原建立了两个前哨，左翼是若，右翼是蓼，相向窥视着南夹道。楚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占领南阳盆地了。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阶段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楚子熊绎于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一作熊达）僭号称王，大约300年。第二阶段从熊通称王那年至屈原诞生的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整整400年。屈原辅佐的楚怀王熊槐是楚国称王后，包括熊艰、熊员两代没有来得及称王便被取而代之的短命政权在内的第20代君王。怀王的父亲楚威王熊商建立的基业被誉为“霸王之资”，堪称楚国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到了怀王这一代，正经历着一个从盛到衰的痛苦过程。武王去世后，文王即位，他采取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都郢，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回归时又攻打了邓国，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大败蔡国，并虏蔡侯归，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孔子撰《春秋》，第一次记载了楚国的事。蔡是姬姓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度。现在楚文王竟然把蔡国君都俘虏走了，孔子也就当然不敢小看楚国了。杜预《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
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过四年，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并长驱直入蔡国，占领其地。齐桓公开始称霸。楚文王也不示弱，公元前678年为彻底打通北入中原通道，与齐桓公抗衡，灭掉邓国，大体同时也灭掉了申国。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武、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楚文王的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武、文两代，楚国终于走上了争霸中原的征途。楚武、文王时，随着王权的确立，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 对已征服的各地，楚国实行封邑制。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是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步骤。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康王时，司马 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楚文王卒后，其子堵敖（杜敖）立。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
作为，后在政变中被杀。公元前671 年，熊恽即位，是为楚成王。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公元前664 年（楚成王八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而子文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着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初期采取尊周亲诸侯政策，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最后订立召陵之盟，这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子文乘隙举兵灭弦，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后在政变中被杀。公元前671 年，熊恽即位，是为楚成王。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公元前664 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而子文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着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初期采取尊周亲诸侯政策，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最后订立召陵之盟，这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子文乘隙举兵灭弦，公元前643 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楚国势力已推进到了淮河中游一带。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此时宋襄公妄图代齐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晋国在晋文公当政后悄然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公元前634 年，城濮之战中，楚因骄纵而败，这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公元前628 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公元前626年，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太子商臣弑父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前614年)。在位期间，国内形势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镇压了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晋灵公继位，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秦已渐崛起，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崤之战后秦晋成为世仇。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公元前623年，乘秦、晋交战之机，楚迅速攻灭江。公元前622年秋，楚成大心、仲归率军灭六，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公元前618年，楚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迫郑讲和。同年夏，楚又攻陈，惩罚陈之附晋。冬，遣使访鲁，以示亲善。公元前617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公元前615年，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群舒叛乱，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十二年)，穆王卒。子旅即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的“庄”字，在谥号中的意思是：兵甲亟作曰庄、叡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由此看来，庄王的一生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的，他的武功，在楚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庄王（前613—前591年）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晋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盟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把矛头对准楚国。当时，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这些小国都是武王灭商后，分封皋陶后裔时所建封国，号称“群舒”。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公子燮和子仪的天下了。《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挟持庄王出逃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设计诱杀公子燮和斗克，平定了“二子之乱”。《韩非子·喻老》，“楚庄王莅政三年，
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在《史记·楚世家》中，更是对这个故事做了详细的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里，《滑稽列传》又说道：“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楚庄王即位三年中，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下令国中：“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此时伍举入谏。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正在作乐。伍举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史记·楚世家》)又过数月，楚庄王淫乱更甚。大夫苏从又入谏。庄王说：“若不闻令乎？”苏从说：“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于是楚庄王停止淫乐，上朝听政，对楚国上下进行了整顿，任伍举﹑苏从以政，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庄王曾率领楚军，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陈兵于洛邑境内，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他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庄王九年，他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若敖氏一族的子越发动叛乱。蒍贾在子越的指使下罗织罪名，在庄王面前告了令尹子杨一状，庄王赐子杨死，任命子越为令尹，蒍贾为司马。子越“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尞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左传·宣公四年》）。庄王缓兵之计，要求用三王之子（楚文王、成王、穆王子孙）为人质，向子越妥协。子越断然拒绝，庄王亲自带兵出征，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庄王射了两箭，均几乎伤着楚庄王，王军大恐，纷纷后退，庄王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君主，急中生智，对士兵们说：“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寥寥数语，轻松地稳住了军心，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若敖的军队，灭了若敖全族。从此庄王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军政大权，巩固了统治，北上称霸再无后顾之忧。王另一个足以为众人所道的是他的仁义和德行，被后世称为“仁义之君”，主要是因为三件大事：复陈国，受郑降，撤围宋之兵。庄王十六年，楚以夏征舒弑君谋逆为名伐陈，并陈为县。申叔时劝谏：“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觉得言之有理，遂复陈。庄王十七年，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请罪说：“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庄王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与郑立盟。庄王二十年，宋杀楚使，庄王大怒，派兵围宋，华元潜入楚营逼迫庄王君臣订立盟约，在讲明绝粮的实情后，庄王表示对华元的敬佩，遂撤军。前597年，晋、楚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既没，共王继位，此时楚国开始走向衰微，鄢陵之战后，晋国抬头，历史上呈现晋楚并霸的局面，康王、灵王、平王、昭王之时，楚国进一步衰落。公元前589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谮而杀之”好直言的伯宗。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厉公想除掉权重的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杀三谷阝而仍复
栾书、中行偃职。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迎立年青有为的晋悼公。《左传·成公十八年》载：“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政治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被杀、晋悼公初立攻宋，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攻占彭城，使奔楚的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助守。秋，宋派老佐、华喜围城。冬，楚子重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公元前572年，晋、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降。齐未参加联军，晋即讨伐，迫齐以太子先为质。这年夏，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军队伐郑，破郑外城，败郑步兵。接着又乘胜南下，进攻楚的焦、夷和盟国陈。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即把矛头对准郑。郑内部对楚、晋政策发生动摇。《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郑成公不同意，“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等国大夫于戚，决定筑城虎牢以逼郑，郑惧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夏，晋悼公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于是会周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虽“吴子不至”，但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公元前568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楚失宋、郑、陈后，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楚出兵质问其叛楚原因，陈人回答：“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这件事非同小可。公元前565年，楚子囊伐郑。郑六卿或主“从楚”，或主“待晋”。子驷说：“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晋，告晋：“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公元前564年，晋会齐、宋、鲁、卫等国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又与楚和，盟于中分。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 (郑邑，今河南通许北) ，又筑虎牢城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郑又与楚盟。郑诸大夫对此局面极其忧虑：“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这种政策，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政策的重大转变。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公元前545年冬，楚康王卒。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军政大权实为康王弟令尹王子围所掌握。公元前541年春，王子围与晋赵武、齐、宋、卫、陈、蔡、郑国大夫、许、曹国君盟于虢以重温宋蒙门盟之好。“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饰设施，在各国面前，表明自己虽令尹，实楚君，显示出觊觎王权的野心。公元前543年杀司马蒍掩而取其室，以断“王之四体”。闻郏敖有疾，借“入问王疾” 之机，以其冠缨绞杀郏敖，又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前540年冬，即君位，是为楚灵王。他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对内加强王权，打击大姓贵族；对外曾在公元前537年和536年两次东伐吴，北图霸，灭陈、蔡，并在东、北各地多处筑城，一时楚国霸主地
位得到加强。但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上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导致争战不停，“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终使自己走向败亡。公元前529年，蔡公弃疾与公子比、公子黑肱盟于邓(今河南漯河东南)，结成推翻楚灵王统治的政治、军事同盟。盟会决定让陈、蔡复国，以煽动陈人、蔡人起来反对楚灵王统治。邓盟后，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及蔓成然、蔡朝吴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在四族之徒（氏、许围、蔡洧、蔓成然等）的配合下，攻入楚国内地。当进入城郊时，陈、蔡打算筑军垒树陈、蔡军旗，被公子弃疾阻止。公子弃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仆人”(宫廷仆人之长)杀掉灵王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长幼为序，分别即位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马(公子弃疾) 。公子弃疾一方面清除楚灵王亲信，另一方面派观从率军奔赴乾[奚谷]，向楚灵王原率军队宣布：“先归复所(复其禄位、居室、田里、资财)，后者劓。”楚灵王率军回还，至訾梁(今河南信阳)，部众溃散。楚灵王众叛亲离，想沿汉水而去鄢(楚别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就到处寻找楚灵王，遇王于棘围，把他接回家中。这年夏五月，楚灵王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弃疾进而谋取王位，乘乱逼迫公子比、公子黑肱自杀。弃疾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楚平王夺取政权后，“息民五年”，楚国形势有所好转，但他贪求女色，重用佞臣，听信谗言，迫害忠良，把家国弄得一片混乱。费无极陷害太子建及其师伍奢。楚平王太子建娶秦女，并费无极去迎娶。费无极说秦女美貌，劝楚平王自娶。建议楚平王让太子建、伍奢居城父戍守，不久又说太子建、伍奢勾结北方诸国，图谋叛楚夺国。太子建被迫出逃，伍奢及其长子伍尚被杀害。公元前516年，平王卒，其子昭王年幼，军政大权落在庸碌无能而又“蓄聚不厌”(《国语·楚语》)的令尹子常的手里。费无极又唆使子常杀谷阝宛及其族、党，迫使伯氏之族出逃，后来伯氏之族伯喜否在吴受到重用。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在伍子胥、伯喜否等的精心策划与带领下，联合蔡、唐，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迅速地攻占了楚都郢。申包胥到秦国搬来救兵。在楚、秦联军的反击下，越国又在后方牵制吴国，吴军屡屡失败，被迫撤退。秦楚联军击败吴军后，昭王回到破败不堪的郢都，感伤满怀，与臣僚商议后，迁都长江北岸的今湖北荆州，都名仍为“郢”。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即位后，夫差击败越王勾践，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公元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只得以厚礼请和，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率兵攻吴，进军至桐。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中原诸国，自春秋中后期以来，公室日渐卑弱。公元前493年，赵、韩、魏联合战胜了范氏、中行氏。鲁国“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齐国则政归田(陈)氏。楚国一直是实行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其统治比较稳定。但也出现了公开向王权挑战的白公胜夺权斗争。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胜回国，白公胜回国后，积极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载屈建向预言石乞白公胜将为乱。但后者则言语“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屈建指出“此乃所以反也”。公元前479年，吴攻打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于是以献吴捷为名，领兵入郢，“遂作乱”七月，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惠王。白公胜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从，亦被杀。接着置楚惠王于高府，楚大夫圉公阳凿宫墙而入，把楚惠王背到昭夫人处躲避叶公子高(沈诸梁)闻白公胜
发难，遂率方城外之军打败了白公胜，白公胜自缢而死。这被称为“白公之乱”。叛乱平定后，子西之子宁(子国)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公孙宽)为司马。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影响深远。楚一方面虽仍以大国强国加入争雄行列，另一方面则内部深蕴危机，旧贵族势力始终很强大，缺乏生气，楚国也就逐步衰弱下去。白公之乱后，惠王继续向外扩张。公元前478年秋七月，遂灭陈为县。公元前477年巴人攻楚，楚令尹公孙宁等率军迎击，大败巴军，封子国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开楚国封君之先例。公元前476年春，越发兵攻楚，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击越军，至冥(越地，今浙江长兴西南)，不及，乃还。秋，楚沈诸梁(叶公子高)为报复越国，率军攻打东夷。三夷(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与楚盟于敖(东夷之地，亦今浙江滨海处)，楚国势力已东及海。稍后，越灭吴，勾践北上争霸，但此只是春秋大国争霸的尾声，春秋时代结束，战国封建兼并战争时代开始。公元前473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当晋内部斗争激烈、三家分晋和越国渐走下坡路时，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即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即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又灭掉了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史记·楚世家》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史记·楚世家》。蒙文通《越史丛考》谓齐先灭莒，楚顷襄王时为楚所灭。）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中央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政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卒，子仲立，是为楚简王，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公元前408年简王卒，子当立，是为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为“盗”所杀。这是楚国积弊日深的直接反映。从中
可见，战国后，楚国明显具有呈升沉双向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昭、惠王时期的复兴，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楚国长期实行王室宗亲专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元前401年，楚声王子类立，是为楚悼王。入战国后，魏国崛起，败秦齐，三晋与楚矛盾骤然尖锐，楚短暂的宁静局面结束。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攻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楚为摆脱被动，连年攻周郑韩，为缓和与郑矛盾，主动归郑榆关。公元前393年，魏为打击楚国，先攻郑，并筑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城。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夺取原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魏并攻取了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厚赂秦”，三晋才停止攻击。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使楚悼王重用吴起任今尹变法。
(一)“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吴起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废其故而易其常”(《说苑·指武》)必要性的认识。(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吴起)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三)“卑减大臣之威重”(《史记·蔡泽列传》)，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同上)，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 “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以“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吕氏春秋·义赏》)，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
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病逝。旧贵族势力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楚悼王儿子臧楚肃王前380年即位后，“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的改革也就夭折了。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肃王在位十一年，为稳定政局，对外妥协退让。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公元前375年，魏攻楚，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而郑自春秋以来一直是楚国北上争霸的中间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前371年，魏又攻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势力伸入到楚国方城北，楚肃王仍未反击。可见，楚肃王对外是极其谨慎的，采取了休兵息民的政策。公元前370年肃王卒，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宣王卒后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广辟土地，著税伪财”(《墨子·公孟》)，兼并战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楚宣、威王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也大力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自战国初期魏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局面。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一个大国强国十分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战国策·魏策二》记魏因在马陵之战中为齐败，魏惠王要举兵报复，魏相惠施不同意，说“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休楚”，即指楚在内息民，对外休兵，保持实力，伺机出击。这里说的“以楚毁齐”，说明楚国强盛，举足轻重。楚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极重视楚，“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战国策·魏策二》)。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实际的，反映了楚自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策略，保持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曾向莫敖子华问道：“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又记他自谓：“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必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可见他在战国激烈争战中，关心国家存亡，力争把国家治理好。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中，魏国大败，接着又为秦败，齐、秦、赵又不断来攻。魏惠王视齐为最大仇敌，每每想以倾国之兵报复。魏相惠施则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按)兵”(《战国策·魏策一》）企图挑起齐、楚间的冲突，利用楚国去打击齐国，即所谓“变服折节而朝齐”，激怒楚威王，达到“以楚毁齐”(《战国策·魏策二》。)的目的。《战国策·魏策一》载，魏人犀首(公孙衍)亦对魏惠王进言道：“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至徐州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史称“徐州相王”。这是战国中前期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魏的霸主地位丧失。由于魏、齐“相王”而“卑秦、楚”，楚、秦等国家深感不安。楚威王对此愤怒已极，“寝不寐，食不饱”，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即亲领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进围徐州，大败申缚。楚威王打败了齐，逼迫齐驱逐因齐相田婴参与了“徐州相王”策划的田婴。战胜“万乘之魏”的齐国，类似相国的去留，现在竟要听命于楚。楚威王的声望，煊赫一时。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
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域“西包巴、蜀”。《史记·秦本纪》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入战国后，越与楚、晋、齐、秦等并为当时大国，其疆域的广阔，仅次于楚国。公元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公元前333年发生了越、楚之战。楚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公元前306年,楚乘越内乱,灭掉了昔日强大的越国。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记策士说楚威王语：“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句阝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符合楚宣威盛世的实际。楚宣王和楚威王不愧是战国时代继楚悼王之后最有作为的两位国君。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出现所谓“宣威盛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楚威王闻庄子贤,聘以为相,不就,穷困终生。楚威王将和氏璧被赐予攻打魏国有功的昭阳令尹，昭阳在家宴请时,将和氏璧拿出来炫耀,让宾客参观，此时池水中有成堆的鱼争相跳出水面，众人异之，皆去观鱼, 有人就趁乱偷走了摆在桌上的和氏璧。门客指认张仪盗走和氏璧，张仪就被严刑拷打，逃到秦国.但和氏璧自此就下落不明。此后和氏璧经人之手，辗转来到赵国,被缪贤以五百金收购了,献于赵惠文王。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十一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魏闻楚丧，乘机攻楚，取陉(今河南漯河东)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派柱国昭阳率军攻魏，破襄陵(今河南睢县)，取八邑获大胜。移兵攻齐，陈轸游说才使昭阳停止攻齐。楚怀王的这次北伐之举，充分显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诸国关系中仍举足轻重，故为秦和东方各国所重视。六国实现合纵，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怀王未能把握好合纵连横的机遇，致使楚国在战国争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楚国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21年春，秦大败楚于丹阳，秦军乘胜南进，夺取了楚汉中郡，此后，楚与列国争战各有得失，还于公元前306年攻来越国，扩大了版图，但总的来说，国力已不如前，秦国打败了关东诸国后，便把兵锋转向巴蜀。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巴、蜀相互攻伐，俱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抓住这一时机，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灭了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顺江而下，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楚国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守旧政治势力，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贪求利欲，妒贤忌能，以进谗为能事，在国家大事上，又苟且偷安，不图进取。在对外政策上，不顾诸国出现的新变化，仍恪守传统的亲秦政策。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洞察各国变化的新动向，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屈原。屈原名平，字原。他出生和成长在宣、威盛世及楚怀王初强时期，对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又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地位极其重要。他鉴于五国伐秦失败、秦楚交恶和强秦蚕食他国的现实，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出谋画策，进献忠言，以图刷新政治，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屈原首先从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入手。从屈原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篇章看，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一是修明法度，以法治国，二是培养人才，选贤授能。如他在《九章·惜往日》中写道：“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俟。”在楚怀王一度信任和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屈原的政治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对外政策方面，屈原主张结齐合纵抗秦。楚、秦历来是姻亲之
国，春秋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崛起，有建“王业”之志。楚威王在世时，对此就有认识：“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 楚怀王即位后，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才有五国伐秦之举。从当时形势看，战国时代已进入中后期，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只有楚、秦两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同上)，此一实际，已为当时策士所共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然希望自己的君国来完成这一统一六国的大业。所以他坚决支持楚怀王原来参与合纵抗秦战争，摒弃楚国传统的亲秦政策，主张结好齐国，合纵抗秦。五国伐秦失败后，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守旧而又畏秦的权贵宗亲，如子兰、靳尚、郑袖等，则主张继续亲秦、与秦连横自保。楚怀王鉴于“秦之心欲伐楚”《战国策·韩策三》)，决定联齐抗秦，这样就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新序·节士》。）屈原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楚的腐朽势力太强大，怀王是个浅薄无主见的君主。《史记·屈原列传》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又据《新序·节士》载，屈原因出使齐国成功，“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在内外反对革新图强、结齐抗秦势力的阻挠下，其颁发的革新措施和联齐抗秦的政策夭折了。屈原对此异常愤懑痛苦，正如《史记·屈原列传》所指出的那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楚国旧贵族旧势力一直阻碍着楚国历史的前进，这是楚国社会呈升沉态势的基本原因之一。秦、齐矛盾已上升矛盾尖锐，楚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公元前313年，秦国准备攻齐，但齐楚“方欢”、“交善”(《战国策·齐策二》)张仪游说楚怀王，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其“闭关绝齐”(同上)，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楚国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用张仪的话来说，就是：“若此(指楚如闭关绝齐，楚得商於之地)，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战国策·秦策二》) 陈轸说：“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至矣。”(《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不听，一再使人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要举兵伐秦。陈轸说：“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赏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同上。）楚怀王又不听，公元前312年楚秦间大战全面展开。楚发起攻秦后，在北线，命柱国景翠攻韩，围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削弱韩援助秦军的力量。在西线，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一路以屈丐率主力，兵出丹阳，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另一路以昭鼠率十万大军驻汉中。这时，秦将术视来攻，楚将昭睢败之于重丘。秦国忧虑，于是派苏厉对昭鼠说，楚怀王见昭睢取胜了，必从你那里调出兵力由昭睢指挥攻秦，秦见汉中空虚，也必先攻汉中。为保全你的实力，我可派人秘告楚怀王，说秦兵已来汉中了，楚怀王就不会从你这里抽出兵力。昭睢所率领的是一支机动部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秦国稳住昭鼠后，于同年命魏章(庶长章)、樗里疾、甘茂领军攻楚，秦、楚两国军队在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发生大战，秦大胜，虏楚大将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随着西线的胜利，秦接着出兵助韩攻楚，反围
楚景翠。楚怀王见西、北两线俱大败，十分恼怒，立即调动全国军队举行反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结果楚军又被打败。韩、魏乘楚受困，出兵南下袭击，一直攻到楚国的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军只得撤退，楚国被迫割两城，向秦请和。公元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之役，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国势明显衰弱。楚对外政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聩无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先得巴蜀，现又取汉中，与本土联成一片，国力大大增强，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楚国只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前307年，秦武王入洛邑“窥周室”，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折断筋骨而死。秦武王无子，国人立其异母弟稷继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年少，太后(宣太后)听政，以己异父长弟魏冉为将军。宣太后与魏冉遂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宣太后，楚人，芈姓，称芈八子(嫔妃称号)与魏冉实行亲楚联楚政策。公元前305年秦“厚赂于楚”，楚于是“背齐而合秦”。宣太后为秦昭王娶楚女，楚亦娶秦女，秦、楚“合婚而欢”次年，秦昭王行“冠礼”后亲政，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会盟，秦把原古楚地上庸(今湖北房山西)归还给楚国。公元前303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向秦求救。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军队退去。秦一大夫与楚太子横殴打，“楚太子杀之而亡归”，秦、楚关系又告破裂。公元前301年，秦遣庶长奂会韩、魏、齐共攻楚。楚国一方面派昭睢率军抗拒秦国，另一方面又派唐蔑率军抗击齐、韩、魏三国军队，拒秦一路，因昭睢持慎重态度，仅“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战”(《战国策·楚策二》)，故此路双方陈兵对峙，并未发生激烈的争战。而抗击齐、韩、魏一路，则是关键的一战。楚军大败，楚将唐蔑被杀。垂沙之役，既是齐、韩、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由于楚怀王对外政策举棋不定，终于酿成了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垂沙之役的第二年，楚攻韩之庸氏，秦即遣华阳君(芈戎，宣太后同父弟)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攻占了襄城(新城，今河南襄城)。襄城地处方城北，与宜阳邻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即对楚采取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政策，一方面命庶长奂率军攻楚，占领了楚国八座城邑；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楚怀王，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奉、楚原来婚姻相亲关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信后，很忧虑，去，怕见欺；不去，又怕秦怒，关系恶化。昭睢警告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吞灭各国的野心，应发兵自守，不能去。而楚怀王庶子子兰则认为不能违背秦的好意，要楚怀王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秦昭王命一将军假冒自己，在武关布置了伏兵，当楚怀王一到就关闭了武关，把楚怀王劫持到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接待楚怀王如同“蕃臣”，楚怀王这时如梦初醒，勃然大怒，才后悔不听昭睢的忠告。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黔中之郡，后结盟，楚怀王怒道：“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楚国大臣们以君王拘于秦，太子质于齐，如秦、齐合谋，楚国就危险了，因而共同商议对策，想立在楚国的楚怀王之子为国君。昭睢说：“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于是诈称楚怀王死，向齐国报丧，迎立太子横。横回国后，被立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秦昭王见扣留怀王不能得到土地，而楚国又新立国君，大为恼怒，于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西峡)等十六城而去。楚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297年(楚顷襄王二年)楚怀王潜逃回国，被秦人发觉，拦阻了通道。楚怀王从小道奔赵以求回国，赵国惧秦，不敢接纳。楚怀王又想逃到魏国，秦兵追来，又把他劫持到秦国。第二年，楚怀王病死于秦。秦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楚怀王在位三十年，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兵挫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楚国从此由盛而衰，直至灭亡。顷襄王继位后，楚国每况愈下。公元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将白起率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占领了五座城邑。伊阙之战后，
秦昭王乘胜写信给楚顷襄王，对楚国进行威胁。信中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害怕，复谋与秦和。第二年楚顷襄王面对秦国的压力，被迫迎娶秦女，又与秦结为姻亲之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论说：“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战!”公元前288年，秦攻赵，并进而打击韩、魏与楚等国，与齐连横，由魏冉出面，与齐相约，并称为帝。这年十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遣魏冉到齐国尊齐王为东帝。苏秦对齐闵王说：“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背)约傧(摈)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战国策·齐策四》)齐王听取了苏秦劝告，“齐、赵会约阿”，“约攻秦去帝”(《战国纵横家书》四）同年十二月，齐王取消了帝号，“背约摈秦”，秦昭王也只得取消了帝号。秦、齐的称帝活动遂此结束，秦、齐的“连横”亦宣告失败。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发动的五国合纵伐秦的活动形成了。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楚迎妇于秦，楚、秦和好，楚国不可能参与伐秦。此说符合当时楚国惧秦亲秦实际，故楚在这次合纵伐秦中，仍然局外旁观，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公元前286年，齐乘宋王偃荒淫暴虐，国内动荡不安，任韩珉为相，举兵攻宋。宋大败，民众散亡，宋王偃奔魏，宋国灭亡。魏、楚乘机攻取了宋的部分土地。《史记·宋世家》：齐、魏、楚“灭宋而三分其地”。然齐国乘胜进取，灭宋后，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史记·田世家》。此所谓“楚之淮北”，实为原宋之淮北地，故很快又转入齐人之手。公元前285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同年，秦为了“先出声于天下”，命蒙武率兵攻齐，连拔九城，改以为九县。燕昭王即位后，奋发图强，欲报公元前314年齐破燕之仇，公元前284年，由秦、燕发动的燕、秦、韩、魏、赵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由乐毅统一指挥。济水之西打败齐军主帅触子率领的齐军，接着又在秦周(今山东临淄西北)打败齐将达子军队，达子战死。乐毅及时遣还秦、韩军队，分魏国军队攻占故宋地，遣赵国军队攻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己则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攻占了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在这关键时刻，楚国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转而派淖齿率兵救齐，淖龄被齐王任为齐相。主要是因为当时楚国君臣担心齐国失败后，对楚不利。《战国策·楚策一》：“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以破齐，秦必南图楚。’”淖齿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反而“杀闵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据《战国策·齐策六》，淖齿后被齐人王孙贾等所杀。楚亦乘机收复淮北地。公元前279年，齐虽复国，但国势大衰，再也不是秦的对手，秦、齐对峙结束。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不失为一正确决策。然而楚国出兵不多，《战国策·齐策六》：“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淖齿)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又擅杀齐王，说明楚救齐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确，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十六年)，正当燕破齐、齐立齐襄王保莒城之际，秦昭王与楚顷襄王连续两次在鄢和穰会晤，其目的仍在于稳住楚国便于东进。同年，秦果然攻魏，兵至魏都大梁，燕、赵相救，秦兵才退去。公元前282年(楚顷襄王十七年)，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魏昭王会晤，韩、魏臣服。接着，秦就对赵连年发动进攻，至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会晤，此后赵亦屈从于秦。秦征服三晋的同时，已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81年，有人向顷襄王指出：“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楚顷襄王有所触动，即“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立即对楚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黔中郡。同时，秦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后，亦挥师南下，进攻楚国北境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
东南)及汉水以北地给秦。秦赦罪人徙南阳(今豫西南及鄂西北一带)，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同年，楚为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举兵沿江而上，攻旧巴国，占领了枳(今四川涪陵东)。楚攻巴取积，是重大的战略行动，也是楚国抗秦的一大胜利。秦更加疯狂地对楚报复。公元前279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向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进逼；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鄢是楚别都，离郢很近，是郢都北边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为保卫鄢、郢，调动了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引鄢水灌城，才把鄢攻破。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水经注·沔水》记载说：“夷水(鄢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地]曷]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读史方舆纪要》说：“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地]曷]，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鄢城沦陷，数十万人被溺死，楚军主力受创，郢都北边门户洞开，危在旦夕。白起攻取邓、鄢后，又分兵占领了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秦随即赦免罪人迁于此三地，进行控制。在秦国大军压境时，楚国一方面部署军队守鄢，与秦决战；另一方面，于这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派庄 通过黔中郡，经沅水，连续攻克且兰、夜郎，西攻至滇池。庄 入滇，与攻巴取枳一样，是又一大战略行动，说明楚国其时重视对长江上游的争夺，企图以此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减轻楚国本土的压力，并开辟新的地域。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继续进攻楚国本土，攻陷了楚都郢后，又西烧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区)，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再战，东北保于陈城。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郡治郢)。白起因攻楚有功，被秦封为武安君。楚国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徙都郢，此是我国古代立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故郢都失陷，当时人们很关注，对其失因，就有不同说法。《战国策·燕策二》记策士苏代语：“楚得枳而国亡”，以为楚攻巴取枳，反而招来秦兵来攻的大祸，这自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战国策·楚策四》记楚人庄辛说：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一针见血，切中楚顷襄王腐朽统治的要害。另据《淮南子·主术》载，由于楚顷襄王淫乐无度，终于酿成“昭奇之难”。国难当头，郢都又发生了动乱，当大大地削弱了国力。作为“拔郢”的统帅、秦将白起，对鄢、郢战役秦楚胜负原因，他说：是时楚王(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策》) 一方是全军官兵“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另一方是国君“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造成“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的局面，当然鄢、郢不保，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顷襄王东逃至今河南淮阳，建立新都陈郢，在庄辛的治理下，楚国又趋于安宁，考烈王时，迁都寿郢（今安徽寿县），春申君黄歇治楚25年，颇有功勋，楚国又有一些起色。元前262年，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长平之战失利。公元前258年平原君来楚求救，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考烈王犹豫不决。毛遂陈词：“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
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邯郸之围遂解。鲁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黄歇乘长平之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黄歇于公元前255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公元前253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卒，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立。公元前247年，魏安僖王从赵召回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信陵君于是率领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追至函谷关而回。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庄襄王卒，政立，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公元前246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公元前242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公元前241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及卫濮阳，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楚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楚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就在怀王时，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却亡于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王时，屈原革新也遭失败。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但他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这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毫无实力可言，韩、
魏疲惫不堪，楚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韩、魏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怀王即位后，忘记了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后继者顷襄王、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它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
二、楚文化特征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
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五、鲜明的个性意识和激越情感与浪漫精神。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
乐景象，当然也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一、楚辞的形成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死之。”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1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矢曾缴，尚安所施。’”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
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2巫文化的影响。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3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赢幐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蓲；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当时郁然勃兴的散文，无论从宏阔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还是从接近口语的虚词运用上都对楚辞有着深远的影响。
4屈原的天才贡献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1屈原的生平名平，出身于楚国贵族，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其祖屈瑕，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因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 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 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泽 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顷襄王21年（前278）
第五章 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楚辞》参考书: 《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先录王逸注(《楚辞章句》),又采取晋郭璞一派方法,增加了许多新奇的材料. 《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注,中华书局版. 《楚辞校注》,闻一多校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有独到见解.古籍出版社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校注, 常用甲骨文金文材料解说文句词语.人民文学出版社 《楚辞注疏长编》,游国恩主编,这套书共分《离骚纂义》,《天问》,《九歌》,《九章》,《招魂》五编.中华书局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为楚辞入门之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屈骚探微》,赵逵夫著,博采慎辨古代文献,利用考古出土资料,解千古疑案,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甘肃人民出版社. 《楚辞诗学》,杨义著,挖掘楚文化背景,深入探究诗人心灵世界,颇多理论创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楚辞的名称 楚辞:产生于楚地的新诗体. 《楚辞》楚辞作品集,集部之首. 楚辞作家,主要是屈原,其次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 二,楚辞的文体特征 在形式上的明显标志是每隔一句,都有个"兮"缀于句末,篇幅较诗长,文辞繁丽,感情丰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悲剧特征,有不歌而诵的发展趋势.名楚物,纪楚地,作楚声.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三,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一)多种文化的交融 1.楚国民歌和地方音乐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 早在周初,江,汉,汝水之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周南),《江有汜》(召南)等都产生于楚国,其他一些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楚国的民歌,如《论语·微子》中的《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孟子·离娄上·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一特点不仅在《楚辞》中很普遍,而且还影响到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 2.楚国民间巫歌的影响 "楚人信巫鬼,重淫犯".民间祭祀时,必使巫觋(男巫)"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如《楚辞》中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加工创作的.《离骚》中的巫咸降神,《招魂》中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属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质的象征,如峨冠博带,荷衣蕙缃,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都是受巫风影响而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具体表现. (二)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后期,七雄逐鹿,秦,齐,楚呈西,东,南鼎足三强,连横与合纵两大势力此消彼长,时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楚国内部以屈原为代表的革新派难敌亲秦的保守贵族集团的明枪暗
第五章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文化和楚辞的产生 一、先秦楚国的发展和楚文化的特征 季羡林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 并驾齐驱”。《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 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被商商王朝征服后，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 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 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 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 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 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 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 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 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 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 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 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 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 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 楚国作为方国之一，他们的贵族子弟可以来到商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楚国能够在后来在语 言、文字和物质文化方面同诸夏同步。《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子”周王朝给予内 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表明楚臣服于周。《楚宝》载：“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 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 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载，文、武、成三王都曾师事鬻子，咨以国事。《汉书．艺文志》 有《鬻子》22篇，并加小注曰：“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 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 丹阳。”始有明确的姓和都城。但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 号为子男五十里。”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 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 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 并事康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据说周公曾南奔楚。《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 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昭王伐楚，《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 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西周末年楚国开始崛起。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 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 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 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 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 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 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 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
第一编第四章屈原和楚辞
第四章屈原和楚辞 （一）屈原和楚辞 1．屈原及其楚辞创作 识记：屈原的生平际遇。 屈原，名平，楚国贵族，生活在战国后期诸国争斗最为激烈的 时代，秦、楚争霸是斗争的焦点。有优厚文化教养，也有高远政治 理想和为之献身奋斗的精神。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昏聩无能，既 无主张又听谗言，信谗远屈。怀王断齐逐屈，后被子兰进谗，终被 迁放江南，终被迁放江南，长期流亡，最终自沉汩罗江。 理解：屈原作品及其真伪考订。 今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大体是：《离骚》、《天问》、《九章》 是屈原自作，《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国民间祭神歌曲加工润色而成。《招魂》一篇，《史记》本传明确说明它是屈原的作品。可以确定 是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共23篇。 2．楚辞的渊源及其文体特点 识记：“楚辞”名称源流。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大夫屈原开创的一种新诗体。楚辞这个名 称西汉时始出现，初专指先秦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后刘向编集屈、宋等人的作品，又把西汉贾谊等人的骚体辞章收纳，命名 “《楚辞》”。至东汉王逸加入自己的一篇作品，并为全书作注， 名为《楚辞章句》，流传至今。 理解：楚辞与赋的区别。 1．体式不同：楚辞依“兮”而咏，语句参差错落，长短不拘； 赋则很少虚字，句式铺俳偕偶，比较整齐。 2．性质不同：楚辞以抒情、议论、描绘为主，主观抒发意味特 别浓重；赋则以客观的咏物、摹画、夸饰为主，缺少主观情感的抒发。 应用：①楚辞文体的一般特点； 就体式而言，楚辞实际上有两种：
一、类于《诗经》而有所改造的样式，如《天问》、《橘颂》，前者基本是四言体而少用虚字，后者也是四言体而单句句尾用“兮”字。（不是楚辞的典型体裁） 二、以《离骚》、《九歌》等为代表的典型样式。 1．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 2．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3．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极其频繁地写入楚辞， 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②与楚辞产生相关的楚文化要素。 1．与楚声、楚歌有直接关系。 2．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密切。 3．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二）“轹古切今，惊采绝艳”的《离骚》 1．《离骚》题义及其创作时间 理解：①《离骚》题义辨析； 1、司马迁谓“离忧”，可能涵盖“遭遇忧愁”和“离愁别绪” 二义。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是分而言之。 2、近人游国恩认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 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这个说法，从音乐和意义两方面提示《离骚》题义，较前人显然更为深入，但在释义方面，似不如马、 班之说更为古直而切合作品旨意。 ②《离骚》创作时间辨析。 可能作于屈原被流放江南之时，即作于顷襄王初年。 2．《离骚》永恒的精神价值 应用：《离骚》的思想内容。
屈原与楚辞
知识梳理】——屈原与楚辞 屈原与楚辞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很一致。 三、习俗和审美趣味上“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受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民族风气的影响。对楚国审美风气影响明显，使其艺术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四、楚当时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间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生平及思想。 （一）两次放逐经历。一次汉北，一次江南，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 （二）主张联横，对理想充满信心，对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 二、楚辞。【考点1】【重要考点】【名词解释】 （一）“楚辞”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这时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与“六经”并列。（二）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指有楚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创作的诗赋。（三）直接渊源是《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祭歌的浪漫精神，影响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由于楚辞和汉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称“屈赋”。（四）西汉末，刘向辑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楚辞》。《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共24篇。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 《离骚》 一、概述。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一）“离骚”解释。司马迁：遭受忧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云：“离，别也；骚，愁也。”【考点2】【次要考点】【填空】 （二）一般认为写于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二、思想。【考点3】【重要考点】【简答】 （一）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感情反复迸发，形成回旋复沓的特点。 1、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到“岂余心之可惩”，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具有“内美”。他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和情操。 2、后部分幻漫诡奇，以象征性行为，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二）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一、名词解释 1、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2、《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激昂悲壮，刚健质朴。 3、《天问》：屈原所作的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参差错落，圆转活脱，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4、屈宋：先秦楚辞作家屈原和宋玉的合称。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宋玉略晚于屈原，也以楚辞著称，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因以屈宋合称。 二、论述题 1、简述“楚辞”的特点。 参考答案：“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2、简论“楚辞”的文化渊源。 参考答案：《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
屈原与楚辞
屈原与楚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诗人，2020年是他诞辰2360年。 每到端午节，很多人都会想起他，说“正是因为屈原，我们才有了三天法定假日”。或许还会说到《离骚》、说到“楚辞”，仿佛这就是屈原的全部了。这么想并没有错，可惜不太全面。 “楚辞”二字的出现，最晚也是在西汉时期，《史记·酷吏列传》有言：“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大意是说，最初，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攻读《春秋》，庄助让人向皇帝推荐他，朱买臣因为精通“楚辞”，与庄助都得到皇帝的青眼相待，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当权管事。由此或可见汉代“楚辞”之盛。 汉成帝时，刘向奉命整理皇家图书，辑录类似“屈原离骚体”的辞文成集，名曰《楚辞》，收录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今传有十七卷本，即王逸《楚辞章句》。其中明确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四篇，共计七卷二十五篇，自此“楚辞”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称了。《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中国文学史上常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出于对这位中国“文学之祖”（刘师培语）的尊敬，后人把“楚辞研究”“楚辞学”又称
为“屈原研究”或“屈学”，以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时代的文体和文风，屈原是第一位。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是后人研究屈原最直接的信史依据。 然而最早为屈原立传的人却是司马迁，他在传记中写道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因此遭到嫉妒。被贬后，依然满怀赤诚，“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在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他表示“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最终抱石沉江……继《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后，汉代的贾谊、刘安、刘向、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都有不同的论述。不过，近人胡适却认为“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在他看来，司马迁和《史记》不大靠谱，那么，是两千年后“大胆质疑”的胡适可信？还是同属于汉代的贾谊、班固等人可信呢？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司马迁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淮南王刘安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说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一千个人读屈原，就有一千种感觉。专家学者也好，一般读者也罢，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存在、平等的存在。我们不要因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自媒体”“非主流”的出品，就否定其历史价值；也不要因为胡适的鼎鼎大名，就放弃自我的思考和判断，毕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学家都是通过其作品来证明的，屈原也不例外。
屈原和楚辞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背景与屈原的生平及作品 一、楚辞产生的背景 楚辞的产生，是多种文化的产物。从屈原的作品来看，他既有楚国民俗、楚国民间文学（包括楚地神话和民歌）的丰富营养，又在历史传统、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深深打着中原文化的烙印。 二、屈原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三、楚辞与屈原的作品 1、楚辞 ①“楚辞”这一名称，按其本义来说，是楚人或楚地的歌词的意思，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②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称《楚辞》，其中收入了屈原、宋玉的作品等人的作品。 2、屈原的作品 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这些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离骚》 《九章》（9篇） 《九歌》（11篇） 《天问》 《招魂》
第二节屈原的作品 一、《离骚》 1、《离骚》题旨及其创作年代 《离骚》者，犹离忧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班固《离骚赞序》《离骚》的创作年代，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作品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2、《离骚》的思想内涵 （1）具体分析：可分前后两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岂余心之可惩”）：对自己大半生斗争道路的追述。 第二部分（女嬃之婵媛兮——篇末）：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妥协与斗争、去与留 求女在诗中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在绝望之中，仍不忘放弃自己对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美政理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修明法度。 （2）《离骚》的主旨：爱国和忠君。 3、《离骚》的艺术特色 （1）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气势磅礴，浑然一体。 （2）屈原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把比兴手法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形象与喻意相对稳定的比兴象征艺术，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传统。 香草：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 美人：比喻君王或自己，这种以夫妇比喻君臣的做法是中国诗文的一大特色，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3）独特的语言和形式。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一、基本知识 1、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2、《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激昂悲壮，刚健质朴。 3、《天问》：屈原所作的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参差错落，圆转活脱，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4、屈宋：先秦楚辞作家屈原和宋玉的合称。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宋玉略晚于屈原，也以楚辞著称，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因以屈宋合称。 二、主要作家、作品 1、精读作品 屈原的《离骚》、《国殇》、宋玉的《九辩》 2、阅读作品 屈原的《山鬼》、《哀郢》、《招魂》、《天问》、宋玉的《风赋》 三、思考与练习 1、简述“楚辞”的特点。 参考答案：“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2、简论“楚辞”的文化渊源。 参考答案：《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3、谈谈《离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参考答案：《离骚》是屈原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
5屈原与楚辞部分复习题
屈原与楚辞部分复习题 一、填空 1．路漫漫其修远兮，（）。 2．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3．扈江离与辟芷兮，（）。 4．长太息以掩涕兮，（）。 5．唯草木之零落兮，（）。 二、名词解释 1.楚辞 泛指用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歌辞，后主要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它是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物土产等进行创作，表现为“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从风格上看，楚辞具有南方祭歌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从形式上看，楚辞句式比较自由，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2.香草美人 ?美人香草是《离骚》最引人注目的两类意象。美人的意象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屈 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 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 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三、论述题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屈原及其作品所蕴含的悲剧精神。 ?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作品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 ?从屈原写作《离骚》的时间、内容及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来分析，他是在遭受小人谗陷，被楚怀王冷淡、疏远之际撰写的（公元前313年左右），是要写给楚怀王听的，抒发忧愤， 表明内心世界的苦痛和高洁的品格。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叙述自己的政治理想、高洁品格以及遭谗见疏的经 历和宁折不屈的决心。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 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第二部分（女嬃之婵媛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通过受詈、陈辞、叩阍、求女等一系列活动表现诗人在沉重打击后激烈的内心冲突与上下求索的执着坚韧以及最终坚持理想的伟大壮烈。
屈原与楚辞概要(天津师大中文系课件)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辞与楚文化 一什么是楚辞？ 楚辞包括诗体名称和书名两种意义。 前者指诗歌的文学体制而言的。它是指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吸取楚地方言、声韵和民歌形式而创作的一种带有楚国地方特色的新诗体，即“楚辞体”。因《离骚》之名，又称“骚体”。 后者指诗歌总集而言。是指刘向编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又把汉代贾谊等骚体赋纳入，而命名为《楚辞》。 宋·黄伯思：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 二、楚文化的特点： （一）神巫性 这是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所谓“信巫觋（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 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既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楚地独特民风民俗的表现。 在战国中晚期，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已经逐渐摆脱原始文化的束缚，开始理性化，而南方文化则在神话、巫术、宗教的笼罩下，显示了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质。这中特质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它的文化的不开化，另一方面是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 （二）浪漫性 文化的落后，使他们没有中原地区严格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个性精神上也比较独立；而重鬼信巫风俗的盛行，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又使他们摆脱现实束缚，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因此精神视野开阔无边，思维也趋向繁复多样，文学想象谲怪恢弘。 三、楚文化对楚辞的影响： 1、独特的文化背景及风俗特点，决定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其表现在诗歌中就是《楚辞》浪漫主义与《诗经》现实主义的不同特色。楚辞那瑰丽的文采，神奇的想象，浪漫的气息，都是神奇绚烂的楚文化的产物。 王逸《九歌章句序》：“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可见，巫术与诗歌关系之密切。而且因为诗歌中少了礼法、伦理的束缚，所以，诗歌更具有飘逸、奇诡、幽眇、恣肆的浪漫气息。 2、楚民歌对楚辞的深刻影响 与中原民歌相比较，楚歌特点有三： （1）句式活泼，参差错落。 （2）有语气词“兮”字的运用。 （3）辞藻更华美，抒情更婉转。 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又如《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多种文化交融的楚文化。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都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生活着芈（mǐ）姓楚贵族和一些被芈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集部落集团。 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 但楚文化也有着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特点。 1、民神杂糅，巫风独盛。 （楚）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 谷永说上曰：“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汉书·郊祀志下》） 2、服饰、官制，别具一格。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按：韦昭注：：“南冠，楚冠也。”）（《国语·周语中》） 令尹，宰也。……楚臣令尹为长，从他国之言，或亦谓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为名，皆取其正直也。（《论语·公冶长》刑昺疏） 3、语言、音乐，异于中原。 晋人观于军府，见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 二、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中期，楚国是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当时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外则见欺于秦国，内则政治黑暗。屈原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名平，字原。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主要史料，另外《史记·楚世家》和刘向《新序·节士》篇亦有所记述。他的生卒年代，由于记载不详，很难确定，大约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即公元前340年，死于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277年。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gài），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