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摘要：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比较低的生育率在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将70年代比较合理的生育率2.28急剧地降低到了恢复二胎前的1.2左右，导致了劳动力人口比例急剧地下降，总和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非常快，对于经济影响面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尽快采取措施来对应这个严重的问题，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对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一、人口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所以中国政府学习苏联的鼓励生育政策，并且国家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9年人口急剧增长，总和生育率达到了5.7，远远高于正常更替水平的2.1。其实在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我国人口过多，把本来有限的资金吃掉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把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生两个孩子就算是“计划生育”了。在70年代初降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及最高指示外，还印有一句建议：“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两年后，出生证上的建议已经改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已经看到人口政策逐渐趋紧。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所以从80年代开始，采取了激励的政策，虽然很快将生育率将下来，但是负面作用也非常大，当然负面作用的体现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显现出来。

本世纪初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加速，对于是否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政府一直处于犹豫当中，直到2013年才出了一个改良政策，就是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面过小，对于人口的趋势影响甚微。预测能够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万，但是2015年统计的结果，出生人口还在下降通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016年1月1日政府启动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介绍，2016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而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这一数字较2015年增长了11.5%。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说，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前看还是完全符

合预判的。”杨文庄评价称，实践证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顺应民意、十分有效。

二、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预测

2016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从年龄构成看，2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

人口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变化趋势

60岁以上人口占比

从衡量老龄化社会负担指标——老年抚养比来看，从2000年至今，老年抚养比加快增长，至2020年将上升至16.9%。而加入少年儿童抚养比的总抚养比指标到2030年将超过50%。数字说明劳动力的比例的迅速下降将严重加重未来社会负担。

三、计划生育背景下人口红利消失及付出的代价

根据上述对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的预测分析，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所强调和依赖的社会抚养比下降和劳动力比例增加前提正在慢慢消弱，这种消亡具体带来了哪些人口红利消失作用？

从以下若干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了人口结构进入“类日本困境”，到目前为止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从数量上控制了未成年人数量，但并未从改善人口质量和提升劳动力素质上下功夫，特别是现行城乡户籍制对应着不同的生育标准更是通过我国广大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社会亚文化、经济倒逼迫等多重机制降低着国民的整体素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每年比上年小学数量减少上万所，在校生比上年减少上百万，计划生育不仅使得学龄儿童的基数减小，在当今我国户籍制度和农村部分二胎政策的交互作用下使得入学率也大大减小，这无疑影响着未来一代的人口素质和劳动力水平，从而使得“人口红利”呈现出一种暗性消退；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更是形象地警告中国很有可能进入“类日本困境”状的老态龙钟的社会结构并因此为付出巨大代价。社会抚养比的迅速增加在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直接导致了储蓄率的大幅攀升和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阻碍，经济政策的制定陷入无效，人们预防性动机大大增强，陷入“凯恩斯陷阱”。

2. 计划生育加剧了通货膨胀，带动预期增长从而使得“内外失衡”更加严重。计划生育带来的出生人口减少，使得不同岗位劳动力的成本剧增，多年来中国的工资一直在上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年轻工人数量不断萎缩，中国经济的反弹遭遇用工荒，如今的用工压力尤其大。众多的大型外国企业已经受到明显冲击，例如丰田汽车和本田汽车在中国当地的业务受到了工人罢工的打击，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至少加薪 30%，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中国 80%就业的东部沿海企业出现了内迁流和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上涨会对形成一种持续预期，特别是在当前土地、资金成本节节攀升的前提下，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总量减少为人力成本的提高提供了一个现实理由，而实际工资随着物价的上升并无实质性的增长，预期性的通胀使房地产业、金融业等更加活跃，投资仍然是远高于消费的经济增长拉动马车，而在消费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到他国，国际收支顺差将会继续，从而加剧了人民币“内部贬值、外部升值”的双失衡局面。

3. 计划生育导致“人以稀为贵”的定价法则，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由于总人口下降必然使得人们认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必然。当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需要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也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需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但是劳动力价格的提高需要和企业效益密切关联，在企业

有利润的前提下，将一部分利润反馈给劳动者，企业获得发展积累的资金的同时，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提高，能够扩大消费，反过来消费又能刺激生产，使得全社会进入良性循环，全社会的财富能够持续增长。

但是由于抚养比的急剧上升，从社会总体来说，必然需要劳动者来负担老年人的抚养成本，社会整体税收增高，企业的负担加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系统进入一个负反馈的效果，企业产量降低，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养老金无法支付。欧洲的国家普遍福利比较好，所以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希腊是典型的案例，社会整体趋向崩溃的边缘。要不是欧盟给希腊的贷款支持，国家应该已经破产。这个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警惕。

四、解决方法

通过对未来人口的总量、结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年来带来了“人口红利”后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使得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当务之急应当是设计多种规避途径，缓解老龄化社会来临所带来的冲击。

1. 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同时也应提升劳动力人口素质。根据数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总共 7.7 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 36 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 9.3 亿劳动人口 2010 年 GDP 为 6 万亿美元，说明劳动力总量只是决定国民产出的一部分因素，而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运营体制的优化才是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后一些负面冲击的根本手段，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一个客观上无法避免的趋势，目前应将年龄结构优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及时运用于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上，大力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通过人口质量的提升取代日益衰败的人口红利。

目前来看整个社会还沉浸于人口红利的喜悦中，虽然对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及产生的可能负面影响也有所认识，但缺乏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应对措施。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地区产值快速增加的同时不应只关注再投资和经济增速，更要将越来越多的部分投入地区教育和劳动力培训方面，教育体系也需要夯实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能将小学-中学- 大学的升学率作为唯一考评指标，应在技能教育方面加大教师群体的薪资水平和对技能学生的鼓励力度。

2. 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所致人口红利受益者，实现利益返输机制。当前出现大幅的人民币通货膨胀，物价快速上涨，而人民币汇率却升值，根据通胀的利益传输机制和汇率机制使得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真正的享受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集中在国内少部分人和国外消费者手中，人口红利不仅只体现为GDP，应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决人口红利消退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密不可分的，应当建立的利益反哺机制，一是建立人口红利的评价指标，对过去几十年中因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定量测算并转化为实际货币值，二是对计算出的人口红利的分配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三是对少部分过多享受人口红利的人群征收一次性“红利费”，并通过补贴和投资抵免税的形式发放给过去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但获得福利较少的家庭。

3. 修正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双管齐下避免人口红利衰退。“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该根据实际的生育指标发展变动趋势，及时做出调整或保持生育政策的决策，以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全面二孩政策还是把希望生三个以上的那部分需求扼杀了，同时对于年轻人的丁克或者只生一个的意愿并没有激励政策，所以总和生育率预测最多还只是在1.6左右，远远达不到2.1的更替水平。另外对于现在抚养小孩困难，抚养成本高的问题，政府提供一些补贴，增加福利性的育儿机构，以帮助解决年轻人在生育方面的负担。

吸取日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保障储蓄率和顺畅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有利于老龄反补未成年的能力的“倒逼机制”形成，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人民升值压力下，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获取收益的方式以弥补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社会抚养比快速上升带来的国家经济压力。

4. 警惕“伪抚养比”出现，提高老龄人口再就业能力。人口红利的计算带来的偏差会给宏观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制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无论计划生育政策及经济政策如何变动，都应建立科学严谨的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图谱及演变趋势模型，对劳动力总量和产业分布状态、社会抚养比变动进行动态观察机制，以免“伪抚养比”出现；加大老龄人口的再利用，一是可以通过设置企业培训集团和社区技能中心的形势将退休老人聘请为专业教师，大力传授平身之所学，这样才能不致使“知识沉没”和实现知识管理体系的形成。二是提倡企业建立适应老龄员工的专业工作区域和工作机制，老龄员工与正常员工的区别在于身体和生理原因导致的适应工作时间和强度的能力较弱，而并不等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企业在返聘专业技能老员工时应当为其配备特殊的工作条件和缩短工作时段，以提升人力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降低人力频繁更换带来的执行力下降。总而言之，不要把老龄化看作一种负担，也不能将劳动力年龄人口丰富当做一种持久优势，而是要充分发挥每一部分人群的优势，激发其创造力和积极性，这样“人口红利”消退和带来的负面冲击将会消减。

5.应用最新的科技技术，补充类人劳动力资源。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我们解决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去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转折点，依靠神经网络和价值网络的算法，机器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IBM的Waston已经有了能够诊断病人病情的能力，现在作为医生的辅助手段，不远的将来可以代替医生进行独立诊断。Google的自动驾驶已经跑了上百万公里，技术上已经完全成型，现在需要法律方面的授权，预计5年左右可以商用。人工智能的进步将我们从简单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老龄人口也可以操控人工智能机器，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限。另外养老机器人的研发也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为养老产业提供大量的服务支撑，可以将该行业中的劳动力解放出来。

五、未来展望

中国人口正经历着快速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劳动力人口的拐点已经来临，人口红利窗口很快就要关闭，如何在这个关键时刻，处理好产业发展和人口政策，关系到中国能否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毕竟如此大体量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深入思考对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进行新的调整，从而应对人口变动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反而能够开辟出适应未来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带来发展的挑战，但也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或者可以说是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要实现“新的人口红利”，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创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尽快向消费服务经济转变、尽快向生产性老龄化社会转变。要加快转变的速度，才能够适应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快速转变，适应“传统人口红利”的下降，只有这样，“人力资本红利”、“消费和服务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才可能内嵌成为经济社会成长的积极力量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我们已经逐步走

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蔡昉研究员在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讲演 时间:2009年11月09日 09时44分来源:文汇报作者:蔡昉 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从而创造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才能做到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进而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可以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讲演者小传 蔡昉 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

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一、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然而，当研究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上来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充足供给和储蓄率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或可称之为“人口红利”。在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西方经济史上新大陆经济超过旧大陆经济增长的部分时，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至100%不等。 与此同时，关于人口红利在一国和地区的存在，也回应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东亚奇迹”的置疑。新古典增长理论把劳动力短缺从而资本报酬递减作为其前提假设。因此，如果没有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改进，任何经济增长表现都被判断为是不可持续的。例如，艾尔文·扬和保罗·克鲁格曼就曾在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依据这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质疑所谓的“东亚奇迹”，并断定其增长的不可持续。然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也就是说，在其他体制环境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这种增长方

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

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 摘要 人口总数的预测对未来资源分配，划分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人口预测模型结合所给数据进行人口预测，并进行模型改进结合最小二乘法拟合出较理想的人口变化趋势。 第一问中，采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人口的增长规律，通过简要的假设设置相应的预测系数 第二问中，根据表中所给的数据，运用Matlab以及Excel得出人口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第三问中，通过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Matlab编程得到相关的系数x =r 万人，并判断模型的可用性。 .0 248205= 0253 m 第四问中，根据所得的模型，带入相关数值得到2030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44210万人 第五问中，通过改进求解拟合参数的方法，将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改为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通过分析可知2030年可能会达到我国人口数量的峰值近似为145168万人，与国家人口预测结果基本相符合。 关键词：Logistic模型；最小二乘估计；Matlab；线性拟合

一. 问题提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已有多方面的研究，并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对于表中所给出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的规律。 问题一，作出适当的简化假设，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大陆人口群体增长的数学模型。 问题二，对表中所给出的数据，画出1949~2017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问题三，对第1问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 问题四，预测2030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 问题五，模型的评价与改进。 二．问题分析 由于人口的增长受到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第一问的模型选取应该选用能够反映阻滞作用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使增长率r能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下降，基于此选择了典型的人口增长模型logistic函数，并对相应的参数进行设置。 第二问中由Matlab能够得到表中数据的变化趋势。 第三问中对于大数据处理要得到模型中的相应参数需要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系数估计，通过分析曲线的特点评价模型的可用性。 在第四问，根据模型带入相应的时间预测对应的人口总数。 第五问中，由分析可知，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要比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的精度要更高，因此通过观察人口增长率的曲线可以近似拟合成一次函数的现象，将估计参数的方法改为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并结合数据实际曲线，确定相应的模型参数。 三．模型的基本假设 （1）生育模式相对不变 （2）所用数据真实可靠 （3）不考虑生存空间等自然资源的制约,不考虑意外灾难等因素对人口变化的影 （4）较短的时期内的死亡率是稳定的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精)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口过多、素质偏低和老龄化加快成为制约中国人口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人口过多导致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人类索取超过资源本身、排污超过环境自净能力、自然资源耗竭超过极限便不可逆转。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范式。对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对策。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从解放前的四亿人口激增到目前的13亿人口,联合国2004年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值将出现在2030年,为14.46亿;国家人口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2007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值将出现在2033年,为15亿左右。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和变革,都伴随着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的革命性变化。同时对资源的索取也伴随着对 环境的改变和破坏。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努力寻求人口与环境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一、中国人口趋势 1、中国人口总量趋势 联合国2004年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值将出现在2030年,为14.46亿;国家人口发 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值将出现在2033年,为15亿左右。另据邓艳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峰值不超过14亿;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鉴于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一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的显著负 相关性规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生育水平还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降低,因此人口总量在高峰值过后的急速下降将是必然趋势。 2、中国人口结构趋势

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 摘要：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比较低的生育率在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将70年代比较合理的生育率2.28急剧地降低到了恢复二胎前的1.2左右，导致了劳动力人口比例急剧地下降，总和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非常快，对于经济影响面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尽快采取措施来对应这个严重的问题，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对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一、人口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所以中国政府学习苏联的鼓励生育政策，并且国家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9年人口急剧增长，总和生育率达到了5.7，远远高于正常更替水平的2.1。其实在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我国人口过多，把本来有限的资金吃掉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把计划生育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生两个孩子就算是“计划生育”了。在70年代初降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及最高指示外，还印有一句建议：“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两年后，出生证上的建议已经改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已经看到人口政策逐渐趋紧。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所以从80年代开始，采取了激励的政策，虽然很快将生育率将下来，但是负面作用也非常大，当然负面作用的体现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显现出来。 本世纪初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加速，对于是否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政府一直处于犹豫当中，直到2013年才出了一个改良政策，就是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面过小，对于人口的趋势影响甚微。预测能够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万，但是2015年统计的结果，出生人口还在下降通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016年1月1日政府启动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介绍，2016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而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这一数字较2015年增长了11.5%。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说，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前看还是完全符

中国人口与未来发展现状

中国人口与未来发展现状 2012-06-17 自1985年实行计划生育开始，中国人口得到了控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的人口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相比之下，年轻人相比之下有所减少，随着人们晚婚晚育的意识逐渐的增长，年轻人就业问题，中年人的压力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村偏远地方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自己不但要养活一家人，夫妻双方的2对老人，再加上还有小孩的问题，平均每个人需要养活4个人，如果正常的夫妻每月工资为4000元，这样的工资平均家庭收入每人每月也只有500，去掉正常日常开支，也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加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医疗费和消费水平，面对这样的窘境，辛辛苦苦挣到的血汗钱，也花费殆尽。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让农民工没有歧视的融入到社会中去。 当前世界处于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面对电子行业纷纷裁员下，中国应该加快科技的步伐，构建更加和谐的电子信息社会。各行业均应该从实际出发，从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科学有序的去发展。政府工作，更应该面向每个百姓，应该把服务面向基层群众，提高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这样有助于政府积极的工作，和化解、减少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提高百姓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可以在手机中增加应用程序的方式，更加合理的搭建政府与百姓心与心的沟通，让百姓有话有地方说，有倾听的对象。 建议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合理的改进，由原来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4------1.7个孩子，这样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至于阶段性的就业潮，婴儿潮，和老龄潮，稳步推进，更加合理稳健的人口控制机制。当人口低于一定的数量时改为改为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8------2.3个孩子，有序合理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资源紧张。人口问题，如果得不到更会的解决，势必在以后25-40年的时间里变得更加突出。希望尽早处理，妥善解决这些关系到中国13亿发展方向中来。 QQ:724814227

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

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 “65岁+”5年后将破2亿，应对老龄化最重要窗口期开启 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 由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下称“报告”)，进行了上述预测。 报告称，人口老龄化既有挑战也是机遇。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积极、科学、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应尽快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十四五”期间应该尽快推进的重要改革包括，实现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和完善退休制度，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2050年老年人口将近5亿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属于较晚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但从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 国家统计局有分析文章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报告认为，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典型的特征。200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亿，占总人口比例10.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827 万人，占比为7%。200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1亿人，超过多数发达国家的总人口。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1.78亿，占总人口比例13.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18亿人，占总人口的8.9%。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2年左右，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4%以上。这一过程仅用约22年，速度快于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法国和瑞典，这两国分别用了115年和85年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也快于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 高龄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重要的特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有1904万高龄老年人。《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8 年，低龄老年人口、中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从 6.16%、 3.34%、0.96%左右上升到

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的教育该继续争取什么？ “00后的这一代，总人口数相当于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说减少了1/3，这既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 “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课业负担、课业难度上，年级越高，压力越大。农村学校的课业难度高于城市学校，‘优质学校’的成绩压力高于普通学校。也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所谓减负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别无选择，还在推波助澜。”7月11日，《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正式发布，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发布会上说。 近年来，关于减负的争论不断，整体来看，中国学生确实面临着繁重的课业压力，2019年4月，国家卫健委曾发布“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阶段近视率平均为36%，高中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81% 。同年5月，上海市卫建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肥胖率从11.35%上升至18.27%，一些个案显示，学习任务重、运动时间少是造成肥胖问题的原因之一。

减负之所以困难重重，首先就在于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体系——标准单一、竞争激烈。再叠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流动性不足，于是只能不断挤占学生乃至家长、教师的时间，形成高强度的竞争氛围。此外，如果以高考为终极目标，在这单一的评价体系和失衡的教学资源分配中，学业压力逐层前移，甚至连“幼升小”也难逃其中。 校长、教师还没流动起来 杨东平认为，之所以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就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择校竞争，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办学校没有真正做到均衡发展，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其中要求“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这一要求随后在多个改革意见、督导评估办法和各地的文件中被进一步细化，以突破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有序流动的制度性瓶颈。 但在一些地区，这种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并未被公正、彻底执行，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惩罚——因为教师工作不好，所以被轮换到薄弱学校，这不再是制度性的轮换安排，而变得要考虑各个老师、校长情感情绪。“如果每一个老师必须要轮换的时候，就不存在这（轮换任教）变成一种‘流

调查10年后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挑战，人口问题专家彭希哲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以及出生率常年偏低将成未来十年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据《羊城晚报》11月18日报道彭希哲认为，在实施了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面临的与人口有关的挑战更加复杂和严峻。老龄化趋势已无法逆转，民工荒、婚姻挤压等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应当尽快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 左右的水平，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长期均衡协调，避免过快的老龄化进程和人口总量在未来迅速下降。十年后，中国或有三千万男人被迫打光棍 羊城晚报：与人口发展相关的话题中，目前公众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是“剩女”，您怎么看？ 彭希哲：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在时间上可能不同。比如说，民工荒一出现马上就感受到了，但婚姻挤压现在还不明显，会在未来十年间凸现，而且主要不在城市。在偏远穷困的农村，问题严重的不是大龄未婚女性(剩女)的问题，而是男光棍的问题，是娶不起老婆、娶不到老婆的矛盾。由于这些地区与外界联系不紧密，研究者包括媒体看到的，可能跟实际情况有脱节。

未来1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构失衡的后果会逐渐凸显，这就是婚姻挤压。我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还是118，就是每出生一百个女孩，会出生118个男孩，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近30年。中国人一般在20岁到44岁结婚，现在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500万，这个比重在未来10年中会持续上升，结果是，也许会有将近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 男光棍与剩女是不一样的，剩女的问题大多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男光棍常常是被动的，是因为中国人口里少了几千万女性，必然有人不得不打光棍。 羊城晚报：近两年，民工荒也备受关注，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或已经到来。您怎么认为？ 彭希哲：“刘易斯拐点”本身存在争议，我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刘易斯拐点”有很多限定条件，许多条件我们现在都不符合。我们现在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人口在1300万到1400万，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逐年减少，主要是过去人口出生减少的结果。尽管这会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但不会因此而产生这么严重的民工荒。 民工荒与我国经济布局的变化相关联，原来大量民工到东南沿海，现在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全面铺开和新农村建设，民工能去的地方越来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成都市数据统计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成都 市数据统计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成都市数据统计成都市： 全市常住人口：人 户籍人口：人 常住人口家庭户：4547109户 家庭户人口：人 平均每户人口：人 学历： 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约：2341572人 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约：2353250人 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约：4946832人 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约：3407433人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年龄（全市常住人口中）： 0~14岁人口约：1536850人，占％ 15~64岁人口约：人，占％

65岁及以上人口约：1364348人，占％高新区： 常住人口：553425人 户籍人口：327193人 常住人口家庭：47938户 家庭户人口：395147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人 青羊区： 常住人口：828140 人 户籍人口：561471人 常住人口家庭：268822户 家庭户人口：684020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人 武侯区： 常住人口：1083806人

户籍人口：812114人 常住人口家庭：304162户家庭户人口：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人锦江区： 常住人口：690422人 户籍人口：420705人 常住人口家庭：224578户家庭户人口：588710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人金牛区： 常住人口：1200776人 户籍人口：710030人 常住人口家庭：409518户家庭户人口：1052506人

浅析中国人口问题发展历程

浅析中国人口问题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诸多的文明。人口,就就是聊以自傲的成果之一。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正就是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说起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更不能忽视人口的发展历程。人口的发展历程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来说。 首先,从时间上来瞧,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就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体现在数据上,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增长阶段:第一阶段,从夏至西汉末年(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初),大约2000多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缓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60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至明末(公元初到17世纪初)大约1600多年时间,人口围绕着一条水平的总量线(6000万至7000万)上下波动。对于宋时期与明时期的人口总量,有学者认为已经达到或突破了1亿。第三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历经1亿、2亿、3亿,最终达到4亿3千万左右。特别就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竞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人口总量从不足1亿人增加到了4亿多人。相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来说,这个阶段的人口增长实在就是太快太猛了。第四阶段,从清后期至新中国建立(1850年到1949年),大约100年时间,人口总量在动荡中继续增长。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人口已超过5亿4千万。我国人口的增长模式体现在图象上,即波浪式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也就就是说,中国人口在某个时期增长很快,在另个时期却增长很慢,甚至减少。一般来说,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如西汉前期、盛唐时期、清时期等。而在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减少,乃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如两汉之交、三国时期、明末清初等。这种波浪型的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波浪型轨迹;在局部上,则形成了大部分朝代期间人口发展的“单驼峰”或“双驼峰”型轨迹。 而从空间上来瞧,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还有人口分布格局上的变化。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急剧增长,中国人口分布也发生着变化。这就就是最终形成的南重北轻与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远古时期,人们抗御自然的能力很低,只能

人口红利消失机器人将成为发展趋势

人口红利消失机器人将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机器人代替人工将成为发展趋势。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中国社会蓝皮书》称，未来10年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转型。事实上，我国正遭遇劳动力日益紧缺和人力成本逐年上涨的问题。 相比人力成本，近年来机器人的性价比优势日益凸显。以焊接工种为例，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如果按照4000元算，一台焊接机器人目前售价15万左右，一般能抵3个工人，基本和人力成本相当。而且机器人的使用寿命至少3至5年，成本优势就更明显了。 与此同时，机器人还能够在恶劣、危险以及重复等特殊、不宜于人工作的环境中工作，具有人工劳动力所不具备的优势。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2005—2015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均销售增长率为9%，其间中国工业机器人年均销售增长率达到25%。IFR预测，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有望在今年爆发，大规模实现机器替代人工，到2015年底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据统计，每万名工人中，日本工业机器人数量是400个，欧盟为250个，而中国只有20个。专家解读称，“这反映出我国机器人的应用现状，但也预示着其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注定是一个朝阳产业。”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培育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10家配套产业集群。 工业机器人行业研究小组通过对比美德日韩，测算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未来将超过160万台，而目前装配量仅10万多台。 目前，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公开资料显示，该市已将工业机器人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规划2015年产业规模达200亿元，2020年争取达到600亿—800亿元规模。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和趋势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和趋势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根据中国人口出生率，结合生育政策将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57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二阶段(1958～1961年)为自然灾害导致的低出生率阶段；第三阶段(1962～1970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四阶段(1971～1979年)为出生率迅速下降阶段和第五阶段(1980年至今)为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的波动阶段。 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①计划生育的提出（1953～1961年）。1953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的思想，指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开展计划生育的基本途径。期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等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受到当时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②计划生育的实行（1962～1970年）。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许多报告和讲话中，阐述了实行晚婚和节育的有关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取得进展并向广大农村推行。

③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1971～1978年）。1971年2月，卫生部等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得到国务院批转。1974年底，毛泽东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重要批示。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1978年6月，国务院对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这一时期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明显效果。 ④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至今）。1978年起，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邓小平深刻而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年，他提出了“人均目标”的概念，深化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各级领导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把计划生育列入宪法，并把计划生育列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之一。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生育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还积累了丰富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06-02-24)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

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张蕊杨晓丹王楠 2012-08-31 09:32:20 来源：《南方人口》(广州)2011年625期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关键词】人口红利/随机前沿模型/农业劳动力/劳动力利用率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持续快速增长被人们视为一个“奇迹”。探究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也自然地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联系到了一起。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①。一般情况下随着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一国劳动力数量不足、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庞大的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庞大

的农民工队伍源源不断地投入制造、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最近几年，沿海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化已诱发了诸如“富士通”连环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工荒也一年比一年严重。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所剩无几，中国经济将很快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既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作为我国“人口红利”主要来源的农村劳动力还有多少剩余？我国的“人口红利”何时走到尽头？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剩余劳动力的状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时期的不同，似乎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证证据。 本文运用了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分析的方法，利用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以及农业产出的就业弹性进行了估算，从而深入了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先估算在固定农业产出与其它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实际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再用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求得的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估算剩余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一)估算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上)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上) 早在 1993 年 4 月 19 日，当"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中国第三次人口普 查 1981 年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 10847 之 后，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有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研究，也成了国内人口研究最为关注的一 个课题。 1986 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提议与倡导下，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与人口研究单位 联合召开了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广泛、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了全国 及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 在国际上也实属罕见。 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未突破 1986 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对 1981 年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归因分析的 思维定势。 近期，一些西文学者及宣传媒体，对始于 80 年代初的中国出生人口 性别比逐年升高成因，所作出的种种猜测、质疑与分析基本是老调重弹。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至今仍未有令人置信的相关成果可以诠释，使 尚存疑点得以消除、尚存问题得以圆满答复所致。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

安德森教授和布赖恩。 西尔弗教授，针对有关中国 80 年代来出生性别比变动研究的近期成 果与结论，在 1994 年关于中国的生育与出生性别比专题研究报告中，明 确而坦率地指出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了一些可能性解 释的探索，但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期盼于今后的研究。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的概念、理论及其值域问题所谓出生性别比，通 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 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可有人口出 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对分孩次而言，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 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 例如，某人口 1975 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05，则表明在 1975 年出生总 人口中，每出生 100 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 105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 1955 年 10 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 方法》手册Ⅱ，Ⅱ认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 一般来说，每出生 100 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 102～107 之间。 "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 102～107 之间。 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 102、上限不超过 107 的值域一直被 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1967 年美国优生协会出版的《优生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刊登了印 度孟买大学经济系普拉文。 维萨里亚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

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

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 （一）.人口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人口盲目增长给经济、社会的发展，给资源、环境造成沉重的压力。 （二）. 提出问题：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素质偏低 1.基数：1 2.955亿 2.增长：目前每年增长1000多万 3.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总的来说素质偏低 （三）. 分析问题：我国严峻人口形势带来的影响： 1.人口多，增长快，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提示：生活上，我国在吃、穿、住等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远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 2.人口增长过快、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使得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3.人口增长快，也使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沉重。 （四）.解决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1．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对我国的重大意义： （1）.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大业能否实现，关系到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2）.执行计划生育国策，采取综合措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2．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关于晚婚、晚育： 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 晚婚年龄：男，25岁女，23岁晚育：女，24岁以后生育 （2）.少生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 （3）.优生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运用 3.计划生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1）. 如何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优势？ ①实行计划生育，通过优生优育等措施提高人口素质 ②各级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 业技术教育，对公民实施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加强岗位培训，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大力 开发人才资源，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2）.青少年如何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五）.讨论：怎样正确认识我国面临的人口形势？ 1.人口过多及增长过快带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2.人口基数大增长 快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一项是人口大国，建国后一度忽视了计划生育，导致人口急剧增长。 3.我国人口素质建国以来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经过多年的努力，人口增长已有有效的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目前人口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5.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建设基金的积累，人均占有量、就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6.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要靠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二.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 提出并分析问题：（一）.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形势： 1.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的重要性已成为全球问题 2.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形势表现在： ①人均占有资源量少，资源相对紧缺。（我国是资源大国，又是资源小国） ②资源利用率不高，后备资源不足。（原因是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 ③资源地区分布不均，组合错位。 提出并分析问题：（二）.我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 1.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