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此地驻军甚多。在古代，军事地位的优越性往往带动政治地位的优越性。上述三大条件合力促进了河东政治地位的提升。河东蒲州在开元八年一度称为“中都”，并与关内道的歧州、同州、华州作为近畿四“辅”[2]；河东太原作为李唐发祥地和边防重镇，地位非凡，在唐代称为北都或北京，与长安、洛阳并称“三都”；绛州又在唐代列为地处要冲的“六雄”[3]之一。河东政治地位之高，不待烦言而明。虎踞龙盘的战略要地

河东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原因有三，一者，地形险要。纵览河东地理形势，不难发现，其位于黄土高原东侧，地势高于河南、河北等地，居高临下，俯瞰中原。东有太行天险，西以吕梁、大河为阻，北接荒漠草原，且以恒山及阴山余脉为屏，与强胡为邻，南则以中条山脉为固。境内亦是山岭起伏跌宕，沟谷纵横交错，山间多陷落盆地及河流切穿的沟壑深谷。因此境内及周边要隘关津星罗棋布，构成了完善的内外防御体系。大同及雁门关构成其北门；夹峙于太行山中的娘子关为其东大门；位于太行山顶的天井关是南门，且是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山西中心太原，位于汾河谷地，东西两山夹峙, 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二者，扼交通咽喉要道。河东地区西南部的蒲州，位于黄河与渭水交汇处，为唐代漕运必经之处，控唐经济大动脉。横跨黄河的蒲津桥，沟通了关内及河东，由京师长安沿渭河谷地东行，过蒲津桥北向至北都太原，再东北到达范阳的交通线，是唐代四大交通动脉之一。且河东去两京距离较近，

南下洛阳，西至长安，数日可到。京师一旦有变，即可火速勤王。三者，河东乃李唐崛起之所，帝业之基，政治意义显著。

基于上述诸因子，李唐极为重视河东地区的军事建设。唐在河东经常屯驻重兵，武德五年，以并州为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唐长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地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当时，关中兵力最为集中，设折冲府261个，拥兵26万，约占军府总数和兵力总额40%。而河东道164府，总兵力约占全国25%，仅次于关中。正如开元间丽正殿学士韩覃所说:“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开元间，由于战事频繁，在边防重镇多设置节度使。天宝初年，全国共设九大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共十镇。河东节度使便是其中之一。河东太原城在唐代更是备受历代帝王重视，几经扩建和完善，根据新旧唐书等诸多记载，太原有东城、西城分据汾河两岸，中有跨汾河而建连接东西两城的中城，号“太原三城”，且其墙高池深，真可谓固若金汤，正如清代顾祖禹所说：“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

五代时，河东地区虽然由于藩镇混战经济受到重创，但其作为战略要地的意义有增无减。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皇帝均是以河东为根基，凭险固守，厉兵秣马，抗衡中原王朝，以观天下之变。迨中原有变，即挥兵南下太行，飞渡黄河，直取开封、洛阳，控制北方，推翻旧廷，另建新朝。十国中的北汉正是靠太原城的坚固及河东北接强胡，利于契丹南下救援的优势才打退北周及北宋的多次进攻，延续了28年的寿命。故而平北汉之后，宋太宗下诏毁掉太原城，另建新城。

异彩纷呈河东文化

唐代河东地区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及文学家，他们为恢弘灿烂的大唐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的内容和绚丽的光彩。现仅举述其中一些对后世文学发展道路有较大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名人，以观其兴盛。

唐代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唐初文坛有“四杰”之称，四人都善于诗文，为后世唐诗的繁荣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绛州龙门人王勃。他在文学方面主张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显示唐代诗风发展的新趋向。

盛唐时期，中国文坛上除李杜之外，还有另一大家，即太原祁县人王维。他不仅擅长作诗，而且工于绘画，精通音律，融音乐、绘画于诗中来展现自然风光之美，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给人以清新之感，别有一番风味。王维是当时“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盛唐的著名诗人中，王昌龄和王之涣也出自河东。其中王昌龄尤善于五言诗及五、七言绝句，被誉为“七绝圣手”和“诗家天子”。二人均是当时著名边塞诗人。他们的诗词善于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中，展现深远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将边塞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次以散文而论，唐代称得上是大家的柳宗元当属其中之一。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唐代可以说是山西文化史上群星灿烂的一个重要时期，才人辈出，各领风骚，作品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唐代以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由于独特的经济优势，极高的政治和历史地位，深厚的文化氛围，河东（主要指今山西）在唐及五代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为恢弘的大唐气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朝各时期的十大名将

唐朝各时期的十大名将 鉴于大唐名将如星空璀璨，三百年间的诸位实在难以评出十个名额，于是想起唐朝四阶段论，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样或许就不会落入俗套了。 初唐十大名将（618-689）： 卫国公李靖（571～649）、英国公李世勣（594～669）、邢国公苏定方（592～667）、闻喜公裴行俭（619～682）、辽西郡公薛仁贵（614～683）、燕国公黑齿常之(630～689)、江夏王李道宗（?～653）、凉国公契苾何力（?～677）、乐城郡公刘仁轨（601～685）、太原郡公王方翼（622～684）。 评说：李靖、李世勣、李道宗均为唐朝开国名将，前有削平隋末群雄之劳，后有屡灭外族之功；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裴行俭孤身万里复西域，又屡破突厥叛乱，堪称儒将典范；黑齿常之先有屡克吐蕃之功，后又重创后突厥；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灭高句丽败后突厥；契苾何力为唐初异族将领之佼佼者，效力四十年屡建奇功；刘仁轨为中日首次大战的唐军总指挥，又平百济挫新罗；王方翼控西域破突厥，独挡一面；初唐诸将中，王方翼为裴行俭门生，裴行俭为苏定方门生，苏定方为李靖门生，李世勣、李道宗、契苾何力也曾效力于李靖军中；李靖年老退隐后，初唐诸将大都随李世勣出征过；二李之后，裴行俭御下诸将各为大唐顶梁柱。 在初唐十将之上还有一位毋庸置疑的伟大统帅，他就是曾经的天策上将、秦王，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纵横天下、文治武功，堪称无人出其右。 初唐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在以上的初唐十将之外，还有薛万彻、高侃、阿史那社尔、李孝恭、程务挺、牛进达、李谨行、柴绍、侯君集、郭孝恪、王玄策、梁建方、萧嗣业、执失思力、尉迟恭、程知节、屈突通、秦琼、席君买、王君廓、孙仁师、段志玄、段德操、程名振、薛万均、张士贵、郑仁泰、刘仁愿、李大亮、高满政、刘弘基、张宝相等名震古今的将领。 盛唐十大名将（690-755）： 临洮郡公王忠嗣（706～750）、西平郡王哥舒翰（?－757）、密云郡公高仙芝（?～756）、南阳郡公张守珪（?～740）、信安王李祎（663?～743）、南阳郡公张孝嵩（?～727）、中山郡公王晙（653～732）、太原郡公郭知运（667～721）、韩国公张仁愿（?～714）、宋国公唐休璟（627～712）。 评说：王忠嗣几乎将盛唐所有敌人都挫败过，一人佩四将之印，掌控万里边疆；哥舒翰为有唐一代进攻吐蕃最辉煌者；高仙芝是大唐西域守护神，行军千里灭小勃律；张守珪连挫后突厥、吐蕃、契丹经营边疆；李祎有西破吐蕃夺石堡之功，又东平奚契丹叛乱，不愧为太宗的后人；张孝嵩经营西域，连挫突骑施、吐蕃、大食；王晙的文治武功在开元诸将中名列前茅；郭知运先后居北庭、陇右，甚为蕃夷所惮；张仁愿独挡一面，扭转了唐朝对后突厥的形势；唐休璟先策划了收复安西四镇，后在洪源屡破吐蕃，为武周朝诸将之首；盛唐诸将和中唐诸将中，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李晟这些千里马皆出自于王忠嗣这位伯乐的培养和提拔。盛唐仍然是一个将星云集的时代，在以上的盛唐十将之外，还有皇甫惟明、封常清、王孝杰、崔希逸、盖嘉运、赵颐贞、薛讷、萧嵩、乌承玼、张思礼、王君涣、杜希望、杨思勖、郭虔瓘、娄师德、牛仙客、臧希液、杜宾客、陈大慈、王倕、

唐、五代十国钱币

唐、五代十国钱币 唐因隋末恶钱泛滥，废五铢，行新钱。唐自武德四年行用“开元通宝”，至唐末仍在使用。钱文用元宝自此始。中间曾间杂铸行过年号钱“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以“宝”为名的钱开始流行起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的货币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以铢两重量命名的货币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通宝、元宝、重宝的“宝”字钱通行于市；白银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大面额的飞钱（类似今天的银行汇票）出现，具有纸币的某些特征。 唐朝是我国历史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唐钱的形状，没有什么更改，但是名称却有很大的变革。唐高祖废五铢钱，于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从此以后钱币就再不以重量命名了。除开元钱外，又铸年号钱，钱文也大多用隶书。这说明唐代钱制进入了一概新时代。 唐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情形。唐朝流通的钱币有七八种之多。第一种是开元钱，第二种是乾封泉宝，这是正式的年号钱。这种钱运行一年就作废了，现在这些少量稀少的古币价值就越大。第三种是乾元钱，乾元钱流传下来的很多。第四种是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这是安史之乱史思明铸造的。第五种是大历年间铸的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大历元宝一般钱径2.3厘米，重3克。大历元宝现在少见，价格在千元以上，建中年间铸的建中通宝，比大历钱还更加轻小，更加少见，因而每枚价格也在千元以上。于是有伪造者用开元钱，挖去开通，增补大历二字，用挖补过的钱币作模，翻

铸假币。假币四字不相称，由此即可判定。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 五代、十国钱币 五代是指北方大部地区，从朱温建后梁起，接连更替五个朝代，统称五代。 五代时铸钱不多，后梁、后唐两朝遗留极少。后晋、后汉、后周遗留较多。以后晋“天福元宝”最劣，后周“周通元宝”为最精。 十国十国是指唐亡至宋统一的五十四年间，与中原五代先后存在的割据国家，史称十国。 十国铸钱，多属减重大钱，兼用铅铁铸钱，质量低劣。南唐铸行钱币种族较多，大钱平钱都有，但大钱不多，铸工颇精。两蜀末铸大钱，在十国中币制较善。这一期间钱文变化颇多。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分裂政治上分裂割据五十四年，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改朝换代象走马灯一样；南方吴越、吴杨、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地方性政权割

唐五代墓志铭(节选)

大中○四五 （上缺）欺。故司空相国陈公首荐于沧帅李公，辟为从事，转授试太子通事舍人，充节度巡官，由卑官登宾席，而勤敏畏慎，不懈于初。转兼监察御史，移府于郓。今之诸侯延宾府，礼贤俊，非尽能备筹谋樽俎之事，徒系官秩廪食而已。至于藩方有事，鲜能有济危纾难者。公利即推之，劳即先之，自沧洎徐，六年三徙，官丞府奏控馹骑，一岁七反，曾不惮烦，以是同僚加敬，军人饮德，其急病让夷推厚居薄有如是者。府罢，转河南府阳翟令，地广赋重，政繁民瘵，公悉条（通“调”）其利病，斥去奸豪，孜孜以决曹事，检身率下以致刑清，遂迁巴州刺史。其理也尚简肃□□□，宽以恕物，易而睦人，呜呼！官业事行，留于郡府，休德茂范，殁而益彰，以大中四年四月廿一日终于巴州之官舍，享年六十九。夫人博陵崔氏，轩冕贵族，诗礼承训，遵闺阃之范，奉组绘之勤，慕敬姜之晝哭，赋栢舟而自誓，德容雅度，光宜媲贤，万里获丧，哀而及礼。以其年十一月廿@（空缺）日归葬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祔于先茔礼也，小子夙奉明教，特钟慈念，敢铭茂德，用播清棼（疑为“芬”。“棼”，①阁楼的栋。②麻布。③纷乱。“芬”，①美名。②通“纷”，众多的样子。此处释为“芬”字第②意，“清芬”意为清誉，美名，高洁的品格。）。铭曰： 高门华绪，世有懿□，猗嗟淑人，光继明德。行满乡闾，政留嘉跡。□原旧里，金谷新阡，筮宅斯告，归魂九原，勒铭贞石，永閟幽泉。（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 大中○四六

（盖）失。 （志文） 唐故处士高平范府君墓志铭并序乡贡进士太原郭珝撰 范氏之先，陶唐氏之后裔，洎唐虞已降，代为侯伯，至晋霸主，始封为范氏，其间崇显，史策具载焉。府君讳义，字义。曾祖述，祖宏，父誉。公即先府君之令子也。公幼禀奇节，长怀异操，尝谓知己曰：余观人之争名，汲汲趋驰世路，及得名禄者，十无一二焉，既得之必孜孜以守，守之不至，坐见颠坠覆亡之患，何劳生营营以贻忧患乎？且衣食给足，以放逸无羁，尽其修短之分，固予之愿耳。公深琐屑荣达，高尚道德，事上尽其孝敬，抚下周其慈惠，与朋友久而益敬，不好戏弄而亲于学效，不好华饰而敦于礼乐，上下怡怡，中外睦睦，深得家肥之道也。以大中四年二月十六日寝疾，终于郓州须昌县宾德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于戏！人之生世，以仁德为先，资生云用，以金帛为事，乐生之道无逾于上寿，凡此数事，公实备得之。然人之云亡，乡里殄瘁，不亦惜哉！夫人汝南费氏，德行素彰，母仪夙著，哀毁过礼，时所称叹，抚公之孤，慈爱益至。有子四人：长曰款，次隐，次持，次随，皆承公之庭训，慕习儒宗，祚胤必昌琴书不坠，实数片昆山之玉，期遍折桂林之枝，门望转清，时辈仰慕。皆茹荼毒泣血，几至灭性。生尽其养，没尽其哀，咸奉遗命，靡所有缺。有女三人：长适陇西李氏，次适清河张氏，皆盛族名士，实得嘉宾之称也，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窆于须昌县鲁西乡望山村之西原礼也。悲夫！寒风满林，叶坠平野，丹旐徐引，輀车启行，孝嗣孝女，痛何言哉！款

唐五代北宋词

第十二章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余恕诚撰） 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第一节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燕乐的兴起词的起源早期民间词早期文人词 附录一、词的起源 中国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汉魏乐府一般是先有歌辞，后以音乐相配。而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辞。汉魏乐府所配的是清商乐，而词所配的是隋唐新起的燕乐。 北朝时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可以统称胡乐的边地及境外音乐，陆续传入内地。胡乐以音域宽广的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能形成曲折多变的曲调。它同时配有鼓类与板类节奏乐器，予听众以鲜明的节拍感受。后来逐渐与汉乐想渗透融合，形成了包含中原乐、江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多种因素，有歌有舞包罗万象的隋唐燕乐。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兴盛，燕乐日渐兴盛，满足着日常娱乐的需要。有乐有曲，一般也就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歌辞。词正是在燕乐的这种需求下产生。但宫廷用的大曲虽属燕乐，却因规模过大难于入词。孳生出词曲的主要是短小轻便的杂曲小唱。其中大量转变为词调的是教坊曲。唐五代所用词调，总共一百八十调左右，半数皆可见于《教坊记》的曲名表中。 此外，除了以词配燕乐中的杂曲小唱，另一种是选择齐言的五七言诗配乐，因所配乐调也是俗乐，所以也是燕乐的一种。不同的只是先有词后有乐。在配乐演唱中又杂以泛声、和声，后逐渐填为实字，于是也成为长短句的词调，这种形式的词调在唐五代中约占十分一。 第三，词的兴起还与酒令著辞有关。盛极一时的饮宴娱乐风气，培育幷发展了精彩丰富的酒令艺术。有些歌舞化的酒令，则近于或已经成了词。今存词调中，留下了种种“令”词的名目，共一百多调。 词从孕育、萌生到词体初步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隋代到初盛唐，传世作品有限，创作呈偶发、散在的状态。到中唐，有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较多诗人从事填词，这种文体的写作才从偶发走向自觉词体初步建立。当时是依曲谱直接制作文辞。 后来由于曲谱失传，或虽有曲谱而后世难得通晓，只好以前代文人传世之词作为模板，进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词谱。至此词的制作便由最初的依曲谱制词，演变为依词谱填词。词也由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转变为单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抒情诗体了。 附录二、从民间词到文人词 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一、艺术精神和题材词从体制上说起源于燕乐，从创作上说起源于民间。敦煌词作者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比《花间集》的编定早出近三十年。敦煌词包含有从社会动乱和士商平民等各色人生的广泛的题材内容，说明它在取材上还没有和一般民歌或一般诗歌分疆划界，进入词所特有的窄而深的领域。但也因此展现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是相同的题材也不一样。如词中最普遍的妓女题材，敦煌词中也展开了文人笔下所未曾有的侧面。如：“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文人词中即不易见到这种不愿受损害、受凌辱的呼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出重心向抒情方面转移，以及市井化，甚至艶情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过编订，可能也经过润色的《云谣集》中，表现更为突出。 二、风格由此形成的拙朴真率的风格也和文人的雅致含蓄不同。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很像汉乐府《上邪》情侣的信誓而造意新奇。 三、体制敦煌词在体制上亦属粗备型体，词格宽，声辞相配要求不严，用韵方法简单，处于草创阶段。另外，敦煌词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亦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的特征。可见从题材内容、风格、体制，敦煌词多方面显示了过渡性

春秋战国历史时期的十大名将

春秋战国历史时期的十大名将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个大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爆炸，出现了许多的思想流派，他们影响深远。同时在诸侯众国的无数战争中，也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天才的军事人物，成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其中的佼佼者是如下的10大名将： 1、孙武 简述：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 代表作：《孙子兵法》：著名的军事作品，无语，还有人不知道吗。柏举之战：以吴国3万大破楚国20万，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特点：超强的军事理论能力，用兵如神，知名度高。结局：终老于吴地。 点评：兵圣！名传千古，宇内共知，中国历史的军事第一名人。 2、吴起 简述：吴起（？-前381）战国初期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在魏，任西河郡守，在楚，任国相。 代表作：《吴起兵法》：著名的军事作品，与《孙子兵法》齐名。无一败绩：在魏国与其他诸侯国打了72仗，其中64仗全胜，其余平手，从无败绩！阴晋之战：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特点：战无败绩，治国能人，文武双全。 结局：在楚国变法，被受利益损害的贵族杀害。 点评：吴起是集卓越的将军、高深的军事理论家、杰出的政治家及改革家于一身的春秋战国第一强人。 3、白起 简述：白起（？-前258），也叫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统帅。官居秦国尉，受封秦国武安君。 代表作：伊阙之战：斩杀韩，魏联军24万。鄢郢之战：攻陷楚国国都，迫使楚国迁都。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国士兵，使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特点：百战百胜，擅长歼灭战，杀人无数，令六国闻白起之名胆寒。 结局：招秦国相范雎嫉妒，被诬陷，自杀。 点评：战神！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将领，无敌于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战将的一大奇迹。 4、孙膑 简述：孙膑（约公元前380-432），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一带人。 代表作：《孙膑兵法》：军事的经典著作。奇谋异计：田忌赛马、围魏救赵；杀庞涓：以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围歼魏军，逼庞涓自杀，擒获魏太子申。 特点：高深的军事理论，多智，擅用计谋。 结局：善终，死后，葬于驿城。 点评：既生瑜何生亮，可惜庞涓机关算尽反害了卿卿性命。同时成就春秋战国的一代名将——孙膑！ 5、李牧 简述：李牧（？-前229），战国时期赵国人，战国时期赵国最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军衔，受封赵国武安君。 代表作：抗击匈奴：长年对抗匈奴，一举歼灭10万匈奴铁骑，保赵国边关10年平安。两拒

读《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之札记-精品文档

读《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之札记 学术界对唐五代时期成都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可观，比如冯汉镛先生的《唐五代时来巴蜀的外国人》3、《唐五代的回族医人发微》4，刘扬忠先生的《五代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5和韩云波先生的《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6等等。但这些研究只侧重于某一方面，要全面把握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不够的。而严耕望先生的《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从成都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城郭与公署、坊市与四季集市、工业与商业、寺观与佛道两教、文学艺术与民风、都市户口数额略侧等七个方面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做了一个详细的全面的论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唐五代时期之成都》虽然以唐五代时期的成都为中心，全面介绍了成都的发展，但是为了使论文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严耕望先生开篇先介绍“中古时代成都发展史概观”，以此来说明成都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的形成历史，引出下文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论述。接着，严耕望先生从多方面详细考察当时成都的情况。 从成都府在全国政治军事上之地位来看，自安史之乱后，剑南节度“不仅限于西南边防，且于中央政府之拱卫亦有积极之作用”7。作者引用《新唐书》和卢求《成都记序》，举其著作《唐代交通图考》等书，论证唐都长安在外有强敌内有动乱的形式之

下仍能百数十年不动摇之原因，乃南恃剑南节度成都为支援、为退避之内室。 唐五代之成都有三市：东市、西市、南市，记载于《资治通鉴》与《锦里耆旧传》。此外，左思《蜀都赋》、韦庄《有伤灼灼》等作品也可以辅证作者的论述。在本节中，先生还详考了成都四季集市（春曰蚕市、夏曰扇市、秋曰药市、冬曰七宝市）的起源，成都集市游乐之盛可以看出成都集市之繁荣。 宗教方面，成都佛道兩教皆盛，最有力之考证是成都众多的名寺。严耕望先生从《益州名画录》等各种史料得出，成都“共凡五十七寺院”，“共二十一宫观”。除此寺庙道观之外，活跃在蜀地高僧之多及与佛道相关之民间风俗亦能看出兩教的兴盛。 地方民风，在生活上、文化各方面皆足表现。严耕望先生归纳出成都民风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教气氛之浓厚；二是蜀民荡于逸乐。唐代蜀中人文之盛从先生前文所举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作者认为：“唐末五代之词作家，亦大抵以南唐与西蜀为多，论最高成就，固当推南唐李后主，但人才之众，词风之盛，恐当转推西蜀，此赵崇祚所以有《花间集》之编集也8”。成都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9”，《益州名画录》之记载，便可见成都在绘画上的成就之高。 最后一点是严耕望先生对成都户口数额的一个略侧，先生认为正史地志所记的户口，与实际户口不相符合，除百姓为逃脱赋

唐五代

唐五代 ---中国画论成熟期 绘画发展状况 ★以人物画和佛教画为主体 ★南唐成立了宫廷画院 ★中国画论进入成熟期 ★大家：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孙位； 王维（南宗）、李思训（北宗） 唐五代时期的主要画论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山水画论著述张璪《绘境》（传）、王维《山水论》、《山水诀》、荆浩《笔法记》、有画品著作彦悰《后画录》、 李嗣真《续画品录》、张怀瓘《画断》、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品评著作 彦悰《后画录》 1.首次将师承传授引入画品中，提出“变古象今”说 ①在其所评的二十七位画家中，指明其师承渊源的就有十五人之多。常用“取法”、“师模”、“师依”、“学宗”、“祖述”、“受业”、“宗匠”，足见其对画家师承关系的重视，这一思想为张彦远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一节，强调说：“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 ②他在评阎立本说：“学宗张、郑，奇态不穷，变古象今，天下取则。” 所谓“变古象今”，就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以表现今天的时代面貌。故彦悰认为这是画家们走的一条正确之路。 2.“触物为情” 他评展子虔时说：“触物为情，备赅绝妙。尤善楼阁人物；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触物为情”说明画家（主体）对物（客体）感受（触）而生“情”，由“情”而产生创作欲望，在创作中使“情”入画，主客体结合，以“情”动人，故而“绝妙”。战国《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里已有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彦悰的“触物为情”说,当来源于《乐记》并首次引用到绘画创作论中，“情”则起的是中介作用。 窦蒙《画拾遗录》 ⑴“风格”一词首次出现（p273-274） 冯提伽：寺壁皆有合作，风格精密，动若神契；

中国历史-唐朝时期战争年表

中国历史:唐朝时期战争年表 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至七年(624年)三月唐统一的战争 隋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李渊太原起兵 隋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李渊之女李氏等起兵 隋义宁元年(617年)六月西河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六月张纶攻离石等郡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八月霍邑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八月至九月河东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九月刘文静击降屈突通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至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李世民击灭薛举父子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薛仁杲击唐弼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李世民击薛仁杲扶风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姜謩、窦轨与薛举长道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薛举击刘世让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王师仁击稽胡富平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窦轨击稽胡宜君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唐击薛举浅水原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轨击灭突厥阙可汗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薛仁杲攻唐宁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至十一月浅水原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刘感与薛仁杲泾州、细川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常达击薛仁杲宜禄川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二月马元规攻取安陆、荆州、襄州之战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李建成、李世民进逼东都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唐击朱粲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蔺兴粲击梁师都灵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唐攻尧君素河东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罗艺击窦建德幽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庞玉击旁企地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王世充围谷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盛彦师伏歼李密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高开道击李景北平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末宇文化及攻魏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正月李神通击宇文化及魏县、聊城之战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窦建德击宇文化及聊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张孝珉袭汜水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至三月王世充攻谷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窦建德攻邢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李厚德兄弟击王世充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杨则击梁师都灵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邓暠击高开道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至五月王世充攻义州之战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唐五代咏牡丹诗词

唐五代诗人咏牡丹花诗词诗配画自拍景山牡丹惜牡丹花 唐·白居易 一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二 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 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 白牡丹唐·白居易 白花冷淡无有爱，亦占芳名道牡丹。 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 牡丹 唐·白居易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月中虚有桂，天上漫夸兰。 夜濯金波满，朝倾玉露残。 性应轻菡萏，根本是琅？ 夺目霞千片，凌风绮一端。 稍宜经宿雨，偏觉耐春寒。 见说开元岁，初令植御栏。 贵妃娇欲比，待女妒羞看。 巧类鸳机织，光攒麝月团。 暂移公子第，还种杏花坛。 豪士倾囊买，贫儒假乘观。 叶藏梧际凤，枝动镜中鸾。 似笑宾初至，如愁洒欲阑。 诗人忘芍药，释子愧梅檀。

酷烈宜名寿，姿容想姓潘。 素光翻鹭羽，丹艳赩鸡冠。 燕拂惊还语，蜂贪困未安。 倘令红脸笑，兼解翠眉攒。 少长呈连萼，骄矜寄合欢。 息肩移九轨，无胫到千官。 日曜香房拆，风披蕊粉干。 好酬青玉案，称贮碧水盘。 譬要连城与，珠堪十斛判。 更思初甲坼，那得异泥蟠。 骚咏应遗恨，农经只略刊。 鲁班雕不得，延寿笔将殚。 醉客同攀折，佳人惜犯干。 始知来苑囿，全胜在林峦。 泥滓常浇洒，庭除又绰宽。 若将桃李并，更觉效颦难。 牡丹芳唐·白居易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十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臣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十大名将

1、?拉斯·黑格将军 黑格在索姆河战役中指挥英国军队作战，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有多达6万的英军伤亡。 这次战役使得协约国共丧失60万多的兵力——却仅仅向前推进不到八英里。 黑格于1918年率军队重新获胜，然而他也成为一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将军之一。 2、德皇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鼓动奥匈帝国采取侵略政策。威廉只是名义上掌管德国军队，真正握有实权的却是他手下的将军们。 一战接近尾声时，他于1918年被迫退位。 3、赫尔穆特·毛奇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 赫尔穆特·毛奇俗称小毛奇。 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因为他伟大叔叔的老毛奇的名字和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出身，性格软弱的他超越许多比他更能干的人出任德军总参谋长，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的死去。 4、埃里希·冯·法金汉 埃里希·冯·法金汉法金汉于1896年至1903年在中国服役，参与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1913年，他出任普鲁士战争部长(相当于德国国防部长)。他一开始并不主张德国卷入全面战争，但是很快他改变了立场，敦促德皇威廉二世向英国、法国宣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 5、亨利·菲利浦·贝当 亨利·菲利浦·贝当，法国元帅、维希法国首脑。一生颇为坎坷。民族英雄和叛徒集于一身。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保卫战而出名，成为当时的英雄。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的士气。 二战法国战败后，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6、约瑟夫·霞飞 约瑟夫·霞飞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法国元帅和军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性格稳重，木讷寡言，虽略显迟钝，却极其坚韧，人称“迟钝将军”。 7、费迪南·福煦 费迪南·福煦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多场战斗。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被任命为北部集团军司令，并一直任职到罗伯特·内维尔接替约瑟夫·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之后被调往法军总部。 1918年被任命为协约国最高司令。1918年代表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对德停战协定，后又在巴黎和会上发挥重要作用。 生平有不少着作，曾提出胜利在于意志的观点，后来认识到军队新装备和机械化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歼灭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着有《战争原理》、《战争指南》等。 8、乔治·克列孟梭 乔治·克列孟梭乔治·克列孟梭(1841年9月28日- 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2015年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各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考古简报、专刊报告、论文、论著等约150篇（部）。现谨按城市及建筑遗址、陵墓及墓葬、手工业遗存、墓志碑刻、石窟寺遗存、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学术活动等几个方面，择要概括如下。一城市及建筑遗址河南省洛阳市隋东都回洛仓遗址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共清理出漕运渠道1条、道路4处、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11座。渠道位于回洛仓城管理区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宽25.5米、深6.5米~7米。道路均位于北部仓储区的北墙外，路宽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宽路面车辙均稀少（《洛阳考古》2期）。江苏省扬州市唐扬州城遗址考古也取得了新进展，在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明确了西城门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与主城墙的间距等问题（《考古》9期）。2015年度出版的《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则详细报道了4年间的发掘成果，对扬州蜀岗城址范围、唐罗城修建及沿革、蜀岗下城城门、扬州城城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获得了新发现，在通锦路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盛唐时期“净众寺”内的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等园林式景观遗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建筑构

件及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等瓷器（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丁垚、张思锐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观察到大量很可能 属于唐时期风格的彩画遗存，与整个大殿一起，可视为长安佛寺建筑风格的代表（《文物》10期）。樊瑞平、刘友恒在对河北省正定县盛唐开元寺遗址保存的三门楼12残柱和一段 阑额进行拼对、测量和记录的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题名、经文)和线刻(佛像和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初步复原（《文 物春秋》1期）。周源认为文献仅载洛阳含嘉仓有三座城门,因此学者们根据出土铭文砖而提出的“东门”说值得商榷，“东门”实指的是仓城“含嘉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汪勃对唐扬州罗城墙调查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天宝九 年（750）已建罗城，中唐时粗具规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时则进行了修缮（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李裕群 对山西省太原市蒙山开化寺遗址上的两尊铁佛像(坐佛和迦 叶弟子像)做了较细致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谓与禅法的 关系做了考证和讨论，进而认为铁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迦叶弟子像应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时期，佛像禅定手法可与开化寺崇尚禅法有关（《庆贺徐光冀》）；贺大龙的《长治唐五代建筑新考》（文物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山西

唐五代小说的发展

唐五代时期小说的发展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而唐代小说也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中国的小说发展趋向成熟。 古代小说出现的时间很早，先秦两汉时期就有萌芽，比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特点，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要素。而这一时期的寓言故事以其讽刺写实的特点为之后小说的小说发展提供了方向，《史记》的出现，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直接提供了编写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小说的发展时期，此时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志”是记录的意思，志人志怪就是记录奇人怪事的意思，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志人）干宝《搜神记》（志怪）。《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搜神记》多神灵怪异之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但是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罗奇异之事，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唐代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代小说主要以传奇小说为主，唐代传奇文本来是以传记的形式

出现的。不少作品以“传”命名，如《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而作者沈既济、陈鸿等又都有历史著作，还是以史学家的身份载于史籍的《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有沈既济的《建中实录》和《选举志》，陈鸿著有《大统纪》。唐代传奇中有不少性格鲜明、神情活现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情节，与六朝志怪显然不同，就因为它继承并发展了史传文学的表现手法。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奇”和“怪”意思差不多，不过“奇”的概念较广一些，不但神仙鬼怪可以称奇，人间的艳遇逸闻也可以称之为奇，后世就有把传奇专指爱情故事的倾向。裴铏的《传奇》却是以神怪和爱情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如果以《传奇》作为唐人传奇的代表作，那么传奇和志怪的差别，除了篇幅长短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就在于是否含有爱情成分。但即使裴铏的《传奇》，也有不少与爱情无关的篇章，也有篇幅较短而与志怪相似的条目如《蒋武》、《王居贞》。许多唐人小说集中长短篇都有，怪与人的题材兼备，就很难区分它是志怪集还是传奇集了。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唐早期，中期，和晚期。 初、盛唐时代为唐传奇的初兴期。是由六朝志怪小说演变为唐人传奇小说的过渡期。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等最为代表。唐初传奇小说在志怪小说基础上融合史传、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等多种叙事文学成分而形成，开始就显示出风格的多样化。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研究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研究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指的是从隋初产生的《切韵》,到在它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唐五代写本刻本《切韵》。这些韵书所跨的时期正处于汉语音韵史上最重要的中古音时期。 《切韵》一系韵书在音韵、文字、训诂、韵书史上都具有极重要价值。前辈学者对《切韵》一系韵书的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完成了《切韵》一系韵书的刊布整理、韵书流变、残卷定性考释等重要工作。 今又有年轻学者对《切韵》一系韵书作研究,但大多也是停留在韵书的性质、韵书流变等成果的总结上,只有个别学者对存韵较多的《王三》、《唐韵》等进行了研究。少有人对残卷整体进行研究,也很少有人去分析《切韵》系韵书内部的语音层次,研究方法手段比较单一。 所以我们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对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作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唐五代《切韵》系韵书7类43种卷子制成电子文本、采用XML 技术对之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封闭性、穷尽式的研究。 本文对这43种卷子进行了详细的体制、韵目、小韵、切语考察,试着勾勒出《切韵》的原貌,并对其后来的一系列演变进行了阐述。我们发现:1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增训加字本《切韵》、《唐韵》在韵字数目表示上有创新,王韵在注释体例上有创新,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王二》在又音表示格式上有创新。 《王三》在异体字格式方面有创新。《王二》在注释体例、韵字数目表示方法、又音格式、异体字格式、注释特点等方面全面表现出内部不统一,从另一面证明了《王二》的创新性。

五代本在注释体例上吸收陆韵和王韵,在又音格式上吸收陆韵、长孙讷言笺注本以及《王二》,在异体字格式上吸收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王三》,在注释内容方面吸收《唐韵》并有所改略。另外,P2017、列TIVK75(7片),列TIV70+71(1片)既有增训又有增字,应是增字增训本《切韵》。 2唐五代《切韵》系韵书现存韵目有三种格式。《切韵》中绝大多数韵书依照陆书的韵序,《王一》、《王三》、蒋斧《唐韵》、P2014(3)、P2016等韵目韵序的改变是因为加韵。 《王二》大量改动韵目,既有大韵代表字的改变,亦有韵序的大调整。这可能是因为《王二》非常注意韵序的排列,注意反映时音;另外《王二》编者口音也有些不同于《切韵》的地方。 《王二》韵序对后世李舟《切韵》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广韵》韵序。3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小韵用字没有改变的居多,即使改变用字,也多半是同一字的异体、俗体。 只有少数小韵更换了用字,但这些字也多半是同一小韵下的韵字。4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反切用字的更替较广泛。 基本上各韵都存有沿袭旧切、切语用字改变的情况。二者谁的比例大一些,每个大韵情况都不同。 5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反切用字更替带来的实际语音如下:(1)韵类方面的语音变化有:开合口相混、同韵等的混同、同等重韵的混同、一二等韵混同、一三等韵混同、二三等韵混同、三四等韵混同。同韵等的混同包括:庚韵、马韵、敬韵、陌韵二三等混同;戈韵一三等混同。 同等重韵的混同包括:东、冬、钟相混;皆、佳相混;虞、语相混;耿、梗相混;

中国古代文学史试题库--唐五代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一、解释：1、华夷如一 2、士人 3、漫游 4、入幕 5、读书山林 6、贬谪

7、文以明道 8、传奇 9、词 10、《全唐诗》 二、填空 1、唐代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2、唐代的思想领域，是并存，三者思想的交融，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3、唐代文学的繁荣，表现在的全面发展和作者众多上。

5、唐散文的发展，主要出于动机。 6、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 7、词的出现，主要因为的需要。词随燕乐起，选词配乐，依调填词，都为了。 三、简答 1、唐代士人的人生态度怎样？ 2、唐代文化的繁荣对文学有什么影响？ 3、佛教对唐文学有什么影响？ 4、道家、道教对唐文学有什么影响？ 5、唐代文学繁荣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6、唐代散文文体文风革新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7、词的出现与兴起有哪些原因？ 四、论述：论述唐诗的发展轨迹。

第一章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一、背诵默写篇目：《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野望》、《从军行》（杨炯）、《度大庾岭》、《渡汉江》、《感遇》其三十五、《登幽州台歌》。 二、名词解释：1、贞观诗风 2、上官体 3、初唐四杰 4、文章四友

5、沈宋 6、王绩 三、填空 1、隋代的建立，结束了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隋一朝，南北诗风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的过渡性质。 2、初唐四杰从宫廷诗人的写诗倾向，转向了。 3、“文章四友”和“沈、宋”，属“台阁体”诗人，为唐代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4、陈子昂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 5、隋、唐统一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创造新文学，经历了隋、初唐年的探索过程。 6、.沈、宋之称，成为定型的标志。 四、简答 1、卢思道的《从军行》如何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

唐五代小说中_议论_的主体及方式_何亮

唐五代小说作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用“议论”来阐释事理，评论人物。从言说方式观之，“某某曰”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都属于“议论”，都用来判别是非，论说古今得失。但从文体体制观之，唐五代小说篇末中的“某某曰”属于史传，而唐五代小说中的“议论”应视为论说文。 论说文，也就是说理的文章，是古代散文中之大宗。古人根据其内容、用途、写法等不同，分为若干种类，如论、史论、设论、议、辩（辨）、说、解、驳、考、原、评等等，在总的称谓上，《文心雕龙》立“论说”类以概其全［1］。论说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所关涉的问题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天地、社会人生，小至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都可直接发表见解。唐五代小说作者、叙述者或故事中人物，常在叙述故事进程中运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的方式，表达对故事中人或事的看法。 一 唐五代小说中的“议论者” 小说叙事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2］。唐五代小说中的部分作品，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叙事，他全知全能， 无所不晓。如在《王知古为狐招婿》《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李娃传》等篇目中，作者在文末直接表明自己就是叙述者。然而唐五代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作者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并不一致。作者以叙述者或故事人物的身份，通过“议论”这种形式干预小说叙述，或与接受者进行潜在对话，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意蕴。唐五代小说主要有三种“议论”形式：第一，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第二，故事中人物议论；第三，叙述者发表议论。 1.作者 按照叙述学的理论，一般认为叙述者并不等同于作者。“作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而叙述者是虚拟的：作者可能是高尚的，叙述者则可能是卑劣的；作者可能是一个集体，叙述者则可能是一个个体；作者可能是男性，叙述者可能是女性”［3］。唐五代小说作者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往往在文末指出故事叙述者、隐含作者（所谓隐含作者，即通过作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而显示出来的虚拟作者）与作者身份合一。加之，史学家往往把小说当成“史书”，如《新唐书·艺文志》就认为，传记、小说……皆出于史官之流也［4］。《隋书·经籍志》亦说《搜神记》等 唐五代小说中“议论”的主体及方式 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唐五代小说“议论”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作者或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以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情感态度评价；或潜入叙述者、故事人物，通过“议论”这种形式与接受者间接对话，从而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创作主旨。在叙述故事进程中，作品往往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等方式进行“议论”。这种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升华主题的重要创作手段。不仅影响了接受者的阅读视线，使接受者的阅读感受超越故事本身的精彩而直指人心，而且作者也通过自己意图的阐发，引领接受者体味故事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唐五代小说；“议论”；主体；方式中图分类号：I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4-0063-06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第35卷第4期2013年7月Vol.35No.4July 2013 收稿日期：2013-05-0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汉唐小说文体研究”（2013M531900）；教育部人文社会规划基金项目“民间信仰与明 清话本小说的神异叙事研究”（11YJAZH112) 作者简介：何亮（1980—），女，湖南益阳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唐小说研究。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