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启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启示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蹂躏，许多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主张用“文化求政治”“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等一套乡村建设理论来关注农村，进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为改良运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文化建设、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上的见解直到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启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中华大地仍然饱受战乱，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混战，一大批有识之士和革命力量纷纷探讨救国之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振兴中华，使国家走向富强民主之路。从当时的实践结果来看，毛泽东的农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是正确的，他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和毛泽东同一时期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上失败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根本错误？时至今日，我们重新认识这一理论，又能带给我们怎样新的启发？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早在民国十一年梁漱溟就已萌发了走乡村建设救国这一道路，而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的艰难时期，再加上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 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 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成立初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中国出现很多有识之士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单纯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解决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之相对立是民族自救运动。从世界来看主要是教育改革运动。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传入，必定会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梁漱溟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鉴于当时中国教育体制实际存在的弊端，梁漱溟开始了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中国的文化是以乡村为本，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开创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主张 （一）取西方之精华，补中国之欠缺 经过对东西文化异同的研究，梁漱溟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点，他说：“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的，全部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人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支教；西洋人的

教育偏着在知识的一边，例如自然科学之教。”[2]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梁漱溟并不像许多人对东西教育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他认为东西教育各有长短：“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3]既然西方文化有优点，东方文化有缺点，二者就应该优势互补。 （二）从乡村工入手，进行民众教育 乡村群众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后，他认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相关注乡村。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陷。中国农民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4]所以今天我们新农村的建设也必须吸取他的经验，把广大民众和国家联系到一起，我们国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富强道路。 （三）注重成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对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这个乡村社会正处于变动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教育首先“宜着重于成人”，[5] “歌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 [6] 虽然他没有明确成人教育的定义，但是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教育，既然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能大概了解成人教育的含义。他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但是很多人习惯于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 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 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 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当时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积极探索乡村教育道路，努力提高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及实行乡村教育的理论实际。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有利于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乡村教育提出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国家的提倡在乡村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最为重要的是“癸卯学制”

二十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变迁 2013年04月07日09:29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05年02期作者：刘纪荣王先明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作者简介】刘纪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发生—发展的实验过程。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应该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源头；河北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的创立，是传统乡村社会制度创新极为精彩的一环，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形成，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江苏无锡惠北实验区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保健村实验，在汲取了定县医疗保健制度的有效经验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创新。虽然战争迫使各种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创新过早夭折了，但留给人们的历史记忆却无法泯灭。 【关键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 20世纪，合作医疗为我国广大农村的医疗健康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享有“卫生革命”之誉。（注：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学术界尤其是医药卫生界对此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史的认识上，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检阅有关合作医疗研究文献，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有的甚至认为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才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注：胡振栋：《“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风雨人生》，《湖北档案》2000年第7期。）即使是国务院卫生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课题组，其结论也只是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为起点。（注：张自宽等：《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4年第6期。）然而，揆诸史料，20世纪20～30年代，既有合作医疗的创意和实验，又有乡村保健制度的广为推行，可以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前期，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发生—发展的实验过程。对此，已有学者曾在相关研究中作过片断揭示，（注：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233、518～523页。）但至今还缺乏完整的考察。故此，笔者根据现有史料，略为叙述，权作勘误。 一 按照通常的提法，“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以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集体医疗保健制度，其主要特点是（1）社员每年缴纳一定的保健费，（2）看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3）运用公积（益）金。实施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有三，即（1）开展卫生预防，（2）确保社员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3）巩固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组织，最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社会难题。（注：张自宽等：《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4年第6期。）从本质上看，“合作医疗”的核心就是“合作+医疗”，以“合作”的形式，来实施“医疗保健”。那么，合作医疗制度的成长轨迹，严格来说，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至少应该包括：合作+医疗保健=合作医疗三个过程，尤其是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更是缺一不可。卫生部课题组在探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源头时，已经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医药合作社”，其思路是对的。如果继续上溯到抗战前的1936年，江苏无锡惠北实验区的小园里村就已经正式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保健村实验；再上溯到1932年，河北定县已逐步建立一种县单位三级卫生保健制度；再上溯到1923年，邻近定县的河北香河，出现了中国乡村史上第一个“雷发森式”信用合作社。（注：关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社”的出现时间，有“民

中国近现代主要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中国近现代主要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在教育理论方面，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民族科学和文化教育水平，实现振兴祖国的愿望，处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改造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使中国教育理论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和初步民族化的阶段。 一、蔡元培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1912年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军国民教育即体育，目的是培养国民强健的体魄，强兵自卫，抵御外侮；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目的在于国富民强；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目的在于防止出现智欺愚、强凌弱、贫富悬殊现象，是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的首创，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有远大的目标和高远的见识，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美感教育即美育，目的在于陶冶性情，使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情感。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美育还具有和宗教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 总之，“五育”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五育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适应了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潮流。1927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教育宗旨：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就包含了德、智、体、美、劳“五育”思想。 2、北京大学的改革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学生多为封建官僚子弟，入大学堂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曾更换五任校长仍未能改变北大的风气。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希望把两国的大学学风引入中国，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首先，明确大学的宗旨，扭转校风。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而非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在改变校风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改变学生的观念，要求他们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整顿教师队伍，聘请学有所成、德高望重的学者任教，辞掉不称职的中外教师；率先在大学中设立各科研究所，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提倡道德修养，成立各种团体，培养学生正当兴趣。 其次，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使彼此相反，也可在大学里自由地研究和讲授；在教师聘请上以学术造诣为标准，而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这一原则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的专制和垄断，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往事回眸 2006-08-18 10:39:33 □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 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而早在1931年， 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邹美棉“花”开上海滩 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 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 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梁漱溟终身教育思想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终身教育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观点，大多数都是对个人的要求或者对少数人的规范，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提出过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能为全体民众都接受的终生教育思想。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与后人很多的启示。梁漱溟先生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前人思想的启示而提出自己的终生教育思想的，并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修正。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并且他是为全民设想，这一点更符合现代终身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 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须深究内部病因。中国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根子在农村，农村的破坏又最严重，中国的出路唯有乡村建设，而建设必寓于教育，归于教育。 实验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农学校，乡村教育的开展必须通过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相统 一。1927年在广东开办“乡治研究所”，1929年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兼邹平实验县县长。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形成互相连结和融合的关系。民众教育应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应包括所有的成年人，而这种教育又应是贯穿一生的。兹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梁漱溟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 1、“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梁漱溟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脉，也秉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提出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5](P395)的对民众实行终身教育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由： 一是“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遂以倍增，率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益重迫”。二是“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有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图费经历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2016年历史学考研真题全面汇总

2016历史学考研真题全面汇总 中山大学 名词解释： 金沙文化遗址，三长制，长子西征，奕訢，建国方略，中苏论战，铁列平改革，黄金诏书，班田收授法，彼得大帝，水门事件 材料： 1、市舶司政策在熙宁元丰间的变化，通过《文献通考》《宋会要》陈瑾《先君述传》，还有司马光的一段评论（文言繁体没句读）。 （1）解释中书门下、安抚使。（2）材料中关于史实有哪些记载矛盾之处，你认为哪段记载更为可信。（3）如何解释熙宁，元丰之间市舶政策的演变。 2、有人认为过去历史真相不可知，而且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历史资鉴功能不可信，请分别针对这两个方面做出回应。 3、关于《自由大宪章》的一段材料，问的是签署宪章的是谁，原因是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大宪章。 论述： 1、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及其特点 2、梭伦改革的内容和意义 3、190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中央民族大学 名词解释： 盘庚迁殷，猛安谋克制，公车上书，1924北京政变，大乘佛教，丕平献土，戴高乐主义，柯立芝繁荣 简答： 1、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通过什么举措来一党专政 2、三国鼎立的原因

3、西欧封建庄园经济的组成和特点 4、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结果 5、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运动高涨的原因 6、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内容 7、宋代文学成就 8、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述评 论述： 1、唐代明代宦官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结果 2、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3、国共是怎样实现第一合作 4、英国的议会改革的原因，内容，影响 清华大学 名词解释： 郭店楚简，十三经，新潮，刘秀，赣南闽西根据地，维也纳会议，亚历山大东征，布拉格之春，古巴导弹危机，凯末尔 古文断句，及其主要内容：略 论述题：（中国史必做一二题，三四题选一个做。世界史一二题选一个做，三四题必做） （一）1、简述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历史变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2、关于唐宋变革论（1，2选一个做） （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凡例"中日外交关系与欧美各国有不可分离之势"，举例，谈认识。 （三）宗教是反科学的。可为什么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研究科学的大都是神职人员或与基督教有关的人员。 （四）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异同。

晏阳初与梁漱溟异同点

晏阳初与梁漱溟 乡村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相同的乡村教育思想出发点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教育的出发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发展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目的：改造乡村再造民族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农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晏阳初与梁漱溟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头人，希望通过各自的乡村建设活动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特点：（1）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年）。（2）创办大量的实验区，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实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区（1931年）。（3）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统一，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理念：大教育乡村观乡村改造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工程，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改造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体现了“大教育乡村观”的共同教育理念。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颇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而“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他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经济、政治、卫生等建设的整体进步，以达到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中华民族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开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重点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具体途径是在乡农学校中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精神陶冶、生产劳动与自卫训练等，以此组织农村，推进社会，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相同的结局：乡村教育实验的失败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在旧政治制度中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所以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晏阳初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一切，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梁漱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建设只能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族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2)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 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9)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 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