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1 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 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 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读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的读后感

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通过一个学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并在课上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故事，使我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冰山一角的了解。老师多次提及梁漱溟先生，以及多篇梁先生的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篇听课体会是基于对梁漱溟先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的略读，简要写出的读后感。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在书中, 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一、广土众民。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七、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九、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十、道德气氛特重。十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十二、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十三、“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十四、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梁先生说：“人生态度之不同, 实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观的问题, 也就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在这点上,梁先生抓住了文化观中最本质的东西。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以伦理本位,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社会最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团体、家庭和个人, 三者在社会中位置轻重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构造, 在这一点上, 中西社会俨然不同。在中国, 家庭处显然的位置,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则轻松若无物;而在西方, 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中国因重家庭演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则因团体生活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因伦理而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与之情,义务关系;西方社会个人本位形成相对和权利关系。社会生活上, 中国人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或情谊关系社会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西方人会自觉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整个社会的运行全凭法律。 中西文化歧异的起点是在宗教的有无。在梁漱溟看来，“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梁漱溟先生认为，虽然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东西方都由宗教开端,但此后却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由基督教开出集团生活;中国由周孔教化开出家庭生活。在西方社会, 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而中国从周孔以后,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等宗教形式只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集团生活，是由基督教开之;中国的家庭生活,是从周孔教化而来,从而形成了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表现是“理性开发过早”。“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开发之早;则理性是什么，自非究问明白不可。以我所见，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为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中西人际关系之差异表现在于“不调谐”与“和谐”。儒家伦理对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起有调节作用。 梁漱溟从中西社会的异质结构出发,探讨中西文化的价值差异,这一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总结 张士林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所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经典之作，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正如《中国文化要义》扉页所写“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正因为他被称作“儒家”，所以本书的从头到底无不透漏出儒家的文化色彩。本书因为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以书中大多是半文言文，读起来还是比较晦涩，所以就粗略的谈一下自己读书所得。在本书中梁漱溟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罗出来，然后选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此特征的来龙去脉，前后左右的全方面论证，由此推出和解释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最后将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全都归结为第四个特征，即一种神秘的力量-----理性早启和文化早熟，认为中国的文化要义就在于此。 在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广土众民。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十三、“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本书的第二章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特征的由来，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漱溟认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以特重，并不能由冯友兰所提出的“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他认为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梁漱溟还进一步提出了“阶梯观”和“流派观”，即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则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然而各时各地却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 梁漱溟对比中西方社会，指出西方人是集团生活的，而中国人是缺乏团体的。梁漱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形态，而自从西方以宗教立为国教后，便出现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再

梁漱溟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不过就在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罢了。其文化的意思大抵可理解为“文明”。人类生活方式可分为三种：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 在梁看来，第一种指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产生了“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的文化。其特征有三：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 第二种指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他认为，中国人走的路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如果我们不与西方接触，中国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也不会有火车、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产生。如果是同一条路，我们只是走得慢，那么究终会走到西方所到达的地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由其智慧凿开，转而抑制了身体的发育，身体发育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后来智慧也发展得不好。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根本弊病就只是“文化早熟”，但有五方面的表现：有时形式上表现幼稚，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老衰，因历史太久而机械僵固积重难返；不落实，即是不现实，中国文化从心从礼出发，有时理想多于事实；落于消极再没前途，中国文化理性早启，积极于理而消极于利；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阶级等问题，中国似有似无，并不明朗。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中国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或夭折或转移或失去独立自主，唯独中国自创的文化能独立存在至今；中国文化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有伟大的同化力，能吸收外邦邻族，融汇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帕米尔高原，甚至影响到欧洲。 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 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整个社会各种关系都一概家庭化、伦理化，人与人之间一切都在伦理关系中联系起来，阶级色彩不浓厚。这种伦理本位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美满即是家庭关系无缺憾。由家庭关系推广而成的家族、亲戚、同乡、师徒、朋友、同僚甚至君臣、官民的关系，都可比之于父子兄弟。第二，经济方面，财产依据伦理亲疏和财产大小为人共有，在经济上彼此照顾，相互负责。第三，政治方面，中国人只知有君臣、官民的关系，而不识国家团体，国家政治被家庭情谊化，比如称地方官为父母官。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往事回眸 2006-08-18 10:39:33 □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 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而早在1931年， 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邹美棉“花”开上海滩 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 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辜鸿铭_杜亚泉_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第21卷第1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1月V o.l21 No.1 Sichuan U niversity of A rts and Sc ience Journal Jan.2011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周良发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 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 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 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 关键词: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B143,B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1)01-0030-06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们在西风劲吹、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而显著衰落时,对此抱有迫切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危机,需要高扬中国道德传统,只能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救世良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不少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需要东方文明解救其弊。 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出现,给了他们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以 为往圣继绝学的儒生使命重塑儒学的时代精神,给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一、辜、杜、梁中西文化观之要旨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都清醒地看到了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看到了西学东渐之后引起的人心不古。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论。辜鸿铭的 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是动静之别,梁漱溟以 意欲为支点,把文化分成中、西、印三种不同的模式。正是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的努力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才得到重新的阐释与张扬。 (一)辜鸿铭的道德力 正当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渐衰落、中国人的精神受到践踏的时候,辜鸿铭站了出来。他以欧洲文明为根基审视中国文化,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向西方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坚定地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争取存在的合法性。他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不是注重其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特质方面作深入的剖析。他说: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5在辜鸿铭看来,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单纯的物质,而应该看这种文明的精神价值。辜鸿铭正是以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主题,揭示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相媲美的。从而得出定论,中国人的性格是深沉、博大、纯朴与灵敏,这是西方文明所缺少的。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 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 所以每个人都并不感觉到有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1]22 辜鸿铭十分肯定地指出,文明优劣论的标准,是一种比物质力更强大和更有效的力量,他称之为 道德力。他说: 在过去的欧洲,这种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这场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它似乎已经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效用。因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于是欧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采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恰如卡莱尔一语所道破的,目前的欧洲?是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1]20辜鸿铭认为,西方人民应当摆脱军国主义,代之以一种新的道德力量。他相信,这种新的道德力 *收稿日期:2010-09-20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研究%(AH S K05!06D17)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 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重点要点整理

第一章绪论 一、此所云中国文化 1、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 2、狭义的文化：文字、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 3、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4、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 二、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1、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 2、中国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 3、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文化（四大文明古国），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4、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 5、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惟时间绵延最久，亦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 6、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任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 7、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 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 三、试寻求其特征 1、为寻求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而做的工作 ①将中国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的、常被人指说的那些特异处，一一寻找而罗列起来 ②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它的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 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便是寻到了家 2、团体愈大，则团体中每一分子的责任感觉愈轻微；团体太大了，浸至于无感觉。若 分析之，又可指出两面：一面是感觉力迟钝，一面是活动力减低 3、中国文化的三大特征 ①广土众民（第一特征）有一种伟大力量蕴寓其中，但不知 ②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第二特征）为何（第四特征） ③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第三特征）

近五年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

近五年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关于梁漱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其东西文化观的研究逐渐具体化和精细化，主要涉及其东西文化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和对其东西文化观的评价等方面。这些成果丰富了研究面向，但大多是就事论事，忽视了其文化观提出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置于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许会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标签：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1〕。 学术界对梁漱溟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0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之际，相关总结性专著大量出现。如郭齐勇《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民盟历史人物》（群言出版社，2011）、艾恺、王宗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景海涛《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马勇《民国名士系列：中国圣雄梁漱溟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2008）、佟自光《飞扬与落寞：梁漱溟孤独思考》（东方出版社，2006）。这些专著均对梁漱溟的生平及其著作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肯定了梁漱溟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思想史方面的地位。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梁漱溟全集》（8卷本），对于了解先生生前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进一步推动了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现主要整理近五年来研究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相关论文，以窥探学术界对其文化观研究的相关动态。 一、梁漱溟东西文化观产生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 梁漱溟的思想渊源十分复杂。王宗昱认为，梁漱溟早期哲学思想的基础包括：唯识学、宋明心学、柏格森哲学。至于柏格森哲学，梁漱溟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其理解和接纳有所不同：在写《究元决疑论》时期将其和佛学进行比较，以说明世间的变化；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则将其作为评价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之一。〔2〕 近几年学者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趋向精细化，对其儒家思想的研究有：李维武《儒家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宛小平《亦旧亦新的儒者：梁漱溟》、聂慧丽《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阐释》、安宝祥《梁漱溟思想的文化根源与道德实践》，这些文章基本都认同五四后梁漱溟“援西学入儒”，借助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张卫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赵立伟《试论来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则指出：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叹为观止的理想形态概括，无法忽略和中国现实的不同。独到精辟的分类模式，不能苟同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论断方法。此书继承了甲午战争以来对于中西差别的讨论，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的系统论述。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论断中，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西方人之所长吾人之所短，是否如真如其所言，我不作评论，仅就其理想形态的论述而言，已经是卓然一绝。 “要义”的意思是要旨，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此书中所详述的自然是部分的中国文化。那怎么样的中国文化才算是重要的中国文化？这就需要一把尺来衡量，这把尺子横向的就是西方世界纵向的如同其所言是百年来未变的固有文化。就是究竟是哪一些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使得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使得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使得日寇横行国土沦丧。我认为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写这本书的背景。另一点就是成书的时间上，《中国文化要义》第一次构思撰写时间是在1941－1942年之间，当时正是中日战争最后大博弈的阶段，初衷可能是来源于民族自省。真正成书是在1948年梁漱溟先生参加的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使得其书对于中国前途与命运又多了一份预示的意味。如果说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时代是一个渐进的西方化过程的话。那么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与过去的“割裂”和对于东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学习，更是前所未有，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哪些要义需要被保留，哪些要义被历史遗弃，梁漱溟先生或许不会想到这么远（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事件和人物）但有或许对于新生政权会期望一些什么，国民政府在大陆末期从战场到政经都一败涂地，尽失民心之后对于一个新生政权的期待，对于民族再次崛起的期盼，我相信不仅仅是梁漱溟先生，49年留在大陆的文人们在当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更何况解放前毛泽东曾经8次同梁漱溟详谈中国的未来和农村建设问题。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说毛主席把中国的农民都动员组织起来了。此话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要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想法一致，都知道梁漱溟顶撞毛主席，也听说梁漱溟在大跃进中高呼万岁，一个倔老头的形象跃然而生，不为你是哪个政党，哪个伟人，只为自己所认为的道路。 截止目前对于中国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的论述我们已经看了许多。严复康梁在甲午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探究，吴文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探究，费孝通吴晗对中国文化中国士绅的理解，葛剑雄论统一与分裂，每个人对与中国文化论述都不一样，有的假借西方概念套用中国历史，如严复图腾社会、军国社会之分，有的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总结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礼教对于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西方化浪潮之下如何认清楚自己，自己该怎么样发展。一方面的确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总是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悠久漫长的文明史，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事实又不可能一无是处，能留下什么，又要去除什么，怎么样才能超越西方？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对还是不对？在开篇总结中国人的十大特点的时候（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等等）都是看上去对，其实又不对的，说不清的东西。或许从文化角度论述文化本身就难以说得清，从礼教出发：有的说是因为礼教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有的说礼教是从上到下无所不包的社会规范（或许用“天道”更能会意），从文字出发，有的认为文字是中国文明的特征，但我认为文字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格局概括，也有人说是一体多元，很多时候形容出来的似乎像那么一回事，究其实际又得打个问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P10-11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一、中国文化独自创发馒侵形成，非从他受。反之，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等，多从他受也。 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甚多），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本来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无不有差异，亦无不类同。自来公认中国、印度、西洋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实以其差异特大而自成体系之故。三、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三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天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四、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入之力最为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 五、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惟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入口之极大数字）。 六、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延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 七、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其邻近如越南如朝鲜固无论；稍远如日本如逞罗、缅甸等，亦泰半依中国文化过活。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近代明肇始于七四五六世纪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得力于中国若于物质发明（特如造纸及印刷术等，之传习，以为其物质基础。再则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㈨。 P15中国文化的特征 一、广土众民，为一大特征；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为一大特征；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为一大特征。 恰相反地，若就知识、经价、军事、政治，一一数来，不独非其所长，且毋宁都是他的短处。必须在这以外去想。但此四者以外，还有什么称得起是强大力量呢？实又寻想不出。一面明明白白有无比之伟大力量，一面又的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竟在哪里，岂非怪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