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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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3-11

第1期张睿，等：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163

人意识活动的决定作用，把阐释看成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沿袭了“提问—回答”结构的对话。所以，迦达默尔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4]。我们可以看出，现代阐释学更注重主客交融，更注重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不否定“偏见”。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研究带来了根本的影响。

二 现代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阐释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学而言的，阐释学研究的实际上就是语言转换，即“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5]。因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是语际间的语言转换，译者在翻译文本过程中就是阐释者，因此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1翻译的本体与主体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

传统以来，翻译学的本体研究与主体研究中“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直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译者们都力求忠实地获得原著作者的原初意义。然而现代阐释学扭转了“作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翻译研究也因此寻回了译者这一主体。任何译者在进入阐释过程中都不是一页白纸，而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道德伦理等等组成的自己的视域进入到阐释过程中去，走进文本的历史视域，为原著文本的“图式化结构”中空白点的具体化，更多地渗入了自己的东西，译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化色彩。结果，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时代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样，经过阐释后获得的意义（即译文）就不再是作者原作的翻版，而是译者在基于原著作品的再创造。翻译中，译者其实是中心主体，而原作者和读者是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强调。

2翻译的客体研究——从文本封闭性走向文本的开放性

传统的译论认为原著文本享有绝对的权力话语，它是作者的独白话语，原著文本高高在上，等待着人们像接圣旨一样领会它的意思。现代阐释学向人们揭示阐释者（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质，文本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圣旨，只等待人们绝对的服从；相反地，“鉴于理解的历史性，作者的本意就随着历史的逝去而难以追寻和复制。这就暗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文本的意义开始向译者（阐释者）开放。作者对文本的绝对阐释权转让给了译者”

[6]。这样一来，意义不是文本自身的独白，而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译者由自己的视域出发，在自己偏见的引导下，不断向文本提出问题，并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达到与作者视域的融合来实现对文本的解读与解构；翻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为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所以，文本不再是“自给自足体”，而是会给读者留有空白（gaps）和未定点（spots of indeterminacy）的需要与外界（即阐释者/译者）交换能量的、开放的、动态的体系，其不断开放的结构，使得译者作为读者和阐释者摆脱了源语文本及作者的桎梏，不再为文本的唯一意义而困惑。可以说，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一直是在与外来语和支撑在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文本背景进行对话。

3权力话语——从原文文本走向译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指一切控制力与支配力，“话语”是指“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传统译学认为文本的原初意义具有绝对的权力话语，直到现代阐释学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勇敢地挑战了文本的“原初意义”，跳出了它的权力话语而赋予了阐释者（译者）很大的、合理的阐释权力与创造权力，也就是说原文文本的权力话语不再象从前一样对阐释者实施绝对的威慑，而是使译者的偏见与前理解带来的隐性权力话语得到一定的施展空间，在对文本的阐释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权力话语也从原文文本一定程度地走向译者。

4翻译标准——从忠实原文走向多向度

科学主义认为语言应是透明的、追求的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语言表达确定性、唯一性与精确性。所以传统译学研究中就随之出现了所谓忠实性的原则，出现了所谓忠实再现之类的评判译文的标准，在翻译中特别强调忠实于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谁就获得成功。中国一直以来力推的“信、达、雅”，是主张以原作为权威的；西方译论中，语文学派强调原文甚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主张译文读者应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领会直译传达的译文妙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的核心任务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体”，无不以原作文本及作者为中心。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从阐释学的角度讲，不同译者的阅读活动势必是融入了自己的视域和偏见，他所能阐释的只是他的视域所能接受的部分，换而言之，他所阐释的部分只是他的视域与原作作者的视域融合的部分，接受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译者的表达效果的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表达效果只是阐释者不同的阐释视角的表现罢了。

受了阐释学深刻影响的现代接受美学更是认为一篇作品中只是蕴含了作者的图式化结构，它遗留了很多的空白点，但是这些空白点是处于上下文的制约之中的，这给译者“填补”这一“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过程加上一定的规范。所以，“原著中的空白不是一些可以任意倾注译者日常体验与情感的空穴，它具有向某一方向、性质的想象活动开放的限定性。译者的翻译活动正是体现在对原著透彻而又受约束或限定的基础之上进行阐释、进行新的‘语言现实’的再创造过程之中”[7]。译者能否及如何把这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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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点具体化、现实化，也构成了翻译标准考虑的一个方面。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尤金的“等效翻译”论，基本主张译文在译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语读者所引起的效果，要求译者使自己的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在功能效果上而不是在字面形式上与原文对等。

交际法翻译理论则认为译文的等效程度与可接受程度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认为“意义相符，功能相似”是翻译的标准。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翻译标准的设立最终摆脱了原文文本及作者的束缚，译者的创造性与译文的可接受性被融入其中，翻译标准呈现多向度。

三 结 语

阐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规则的学科，已经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虽然阐释学在中国的出现迄今也只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阐释翻译学也仅仅是刚刚兴起，但是可以预见，阐释学对翻译学各方面研究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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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 27

Trans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rmeneutics

ZHANG Rui, HAN Q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Polytehnic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024,China)

Key words: hermeneutics; subject of translation; object of translation; power; translation standards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Hermeneutics and its impac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basic notion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horizon, prejudice and fusion of horizon are applied to the discussion on such four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subject, object, power, and translation standards.

翻译中的方法论

翻译中的方法论 【摘要】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及内容上透彻的了 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翻译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技术问题有正当的见解。此三者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像英文文法之于英文作文。 【关键词】艺术内容训练 翻译是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互相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是把一种语言，称之为“原语”，所表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称之为“译语”准确又完整地传递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正是有了翻译这门工具，世界各国说不同语言的人们才能互相交流、互相了解。在当今信息社会里，翻译起着重要作用。 翻译有两种形式：口译和笔译。口译是通过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来表达同一种意思，笔译则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文字的转换来表达同一种信息。口译和笔译的表达形式不同，但其性质是一样的，翻译过程有同有异。两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合格的口译工作者同时也能胜任笔译的工作。培养口译人才，应当把口译同笔译训练结合起来，使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没有良好的笔译基础，口译能力很难提高。因此，应充分重视笔译训练，使之成为口译培训的一块奠基石，一个助推器。 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其目的都是要把别人的意思用译语尽可能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而不是译者用自己的话来代替别人的意思。翻译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从事翻译的人只能是“人云亦云”，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起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能越俎代庖，随意篡改别人的意思。因此，翻译的成败得失，取决于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否同原意保持一致不走样，这也是判断翻译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 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存在“理解”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理解英文往往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英语功底不足，而且还往往因为我们英语文化所知有限。因此，在做英译汉时，理解原文显得尤其重要。要真正理解英语的词，词组和句子的完整意思，不但要求我们要有较高的英语语言素养（包括对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以及语法结构的把握），而且还需要我们能领悟到它们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潜在的意义。不理解原文的意思，翻译就无从下笔。理解原文必须准确、透彻，否则译文就不可能达意。为了吃透原文，常常需要根据上下文、前后段落甚至通篇文章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以得出语句的确切意思，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失误。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意思。一般而言，能够理解的就能够翻译出来；译不出来的多半是理解不了的内容。译得不好，只能说明译者的语言水平差，表达不到位。表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正确的理解未必产生好的译文，其关键在于译者的语言功力和翻译技能。英文和中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译者往往要摆脱原句结构的束缚，用符合译语习惯的句式来表达原语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是至关重要的。 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是互为相依存的。只有正确理解原文，用恰当

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 9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96-03 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曹 芳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4） 摘 要：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语界的老前辈，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建树颇多。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这一全新的视角来诠释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文章认为,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同样体现了生态翻译学思想: 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五方面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以及作家与诗人，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 人”[1] ，译著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培根散文先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蒲柏的《道理》，雪莱的《奥西曼提斯》、《哀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鲁迅的《论语一年》等。王先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不仅在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翻译见解。他的这些翻译主张不仅指导着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对我们现在翻译学习者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诠释王佐良的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于2008 年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本质进一步挖掘与升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它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和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翻译界普遍认为，生态翻译学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将有助于译界重新审视和解读各种翻译现象 和翻译思想。[3]除此之外，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 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研究期望有助于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现象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王佐良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4] 一、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或者可以说由于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也应当是和谐统一的。[5]纵观王佐良的一生，无论是他在英国的进修时兢兢业业的学习态度和新中国成立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报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都能体现出这种“生态‘和谐统一’”理念。 王佐良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在他的翻译论著《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的内容体系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他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两者的统一关系：“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 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 质量也显著提高, 而且这是中外皆然, 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 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6]文中王先 收稿日期：2012-12-17 作者简介：曹芳（1989—），女，湖南郴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 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生态翻译学理论纵横

生态翻译学理论纵横 【摘要】基于伟大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论和适者生存论，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生态翻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原则方法和内容。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1、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3]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4]“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5] 2、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6]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6]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子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在发生变法。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 文章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阐释了生态翻译学的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标签：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1]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2]“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導、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3] 二、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4]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6]“译者必须兼顾两头，

生态翻译学研究悄然而兴_胡庚申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7日/第005版 前沿 生态翻译学研究悄然而兴 胡庚申澳门理工学院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外文系 翻译学以语言信息转换为“己任”，以促进人类跨文化交流为“天职”，总体上属于人文科学；生态学是以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构建整体、平衡、动态、和谐的环境为宗旨，总体上属于自然科学。基于此，生态翻译学则可谓两者联姻的产物。 由于生态翻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研究内容，有配套的术语体系，又有生态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等，因此，将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然而，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的一些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和类比，同时又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翻译学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的“关系学”，因为它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元素关联的重要性、各种知识交集的多样性，以及多元思维的整体性。生态翻译学将其研究对象确定为“三者关系”——探讨“翻译群落”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文本与“翻译群落”之间的关系，即三者互动关系问题。生态翻译学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用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三者关系”，从生态学的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中的“人、事”关系与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翻译文本、翻译现象的影响和制约。 生态翻译学贯通了“译学”、“译论”、“译本”三个研究层次，初步形成了宏观译学架构、中观译论体系、微观译本操作的“三层次”研究的发展格局。在宏观的译学架构研究中，生态翻译学侧重在整体生态理性、翻译生态体系、“科际”整合研究。在中观译论体系研究中，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描述翻译过程、厘定翻译标准、回归“译有所为”。在微观的译本操作研究中，生态翻译学则着重于从不同的生态翻译学视角对生成文本的解读，主要是从宏观生态理念视角、整体生态体系视角、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人际“翻译群落”视角以及整合适应/选择视角等探讨各种因素对翻译文本的影响。该三层次研究关联互动，实现了“三位一体化”，担纲着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研究的主体。 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又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当代“生态科学”是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1页共1页

以生态翻译学解读人名翻译

【摘要】《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受到了诸多西方读者的喜爱，因而有许多研究者已从顺应论等视角对其进行过研究。然而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红楼梦》英译本研究为数不多。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三维”转换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进行研究，以期能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人名翻译的适当建议。 【关键词】生态翻译；《红楼梦》；人名；霍克斯 0 引言 1 生态翻译学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其以生态学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了“综观整合性研究”。第一，该理论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第二，译者主导着整个翻译过程，既制约了翻译生态环境又拥有选择与操控译文的权利，并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概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胡庚申，2011）因此，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把握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 2 霍译本中人名英译的多维度适应探究 霍译本《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瑰宝便是对故事中四百多个人物角色的人名翻译。《红楼梦》中的人名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体现人物的性格、社会地位；二是预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因而本文试图从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角度对霍译《红楼梦》中人名翻译进行解读，以期引起读者更多关于人名翻译的思考。 2.1 语言维层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生，2011）霍克斯在翻译人名时，面对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对于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霍克斯采用了拼音音译的方法，比如贾珍（jia zhen）、薛宝钗（xue baochai）；在翻译社会地位较低的奴仆的姓名时，采用了根据字面意思直译的方法，如袭人（aroma）。 用谐音命名人物是《红楼梦》的一大特色。如“贾雨村”谐音假语村。作者意指其后来不道德的行为。贾雨村有一定的抱负和才能，但家道中落，后因受到甄士隐与贾政的帮助做了知府。但做官后却贪赃枉法，陷害恩人。由上述情节可知，曹雪芹意指甄士隐与贾雨村“真”与“假”的对比。因此，在翻译其姓名时必须考虑作者要传达的丰富含义。霍克斯将其贾雨村直接音译为 jia yucun，甄士隐译为zhen shiyin，音译的方法很明显的突出了这一对比，相反如果意译就会破坏作者这样命名的意图。除此之外，霍克斯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接受力，根据姓名中暗含的意义将姓名如实地翻译出来，如“娇杏”，原为甄家的婢女。在贾雨村来甄士隐家时，因两次被贾雨村看到，最终被贾雨村抚为正室夫人，这就是一种“侥幸”。霍克斯将娇杏译为“lucky”，暗含了娇杏原为婢女但最终成为人上人的命运。运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仆人的名字，既体现出故事中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命运又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 2.2 文化维层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其强调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胡庚生，2011）因此，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尽力通过翻译把语言中隐含的文化元素体现出来。《红楼梦》不仅是描写贾府的兴衰的著作，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元素的集合，因此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尊重了中国文化，将人名中暗含的文化元素，经过自己理解并最终传递出去，不仅使西方读者读懂了《红楼梦》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如在翻译“紫鹃”

体育英语翻译之方法论研究

体育英语翻译之方法论研究 体育英语语言专业性强、词义丰富、文化色彩浓厚，翻译时要遵从独特的原则，更要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体育翻译中常见的音译、直译、意译、归化和异化等翻译方式只是大体地从文化和习惯等方面指导体育翻译，没有提供详细的方法论。本文在思维差异视角下，提出了体育翻译的具体翻译策略，以全新视角审视体育英语翻译，建立一种动态的翻译模式，以期有效地指导体育英语的翻译实践。 标签：英汉思维差异；体育英语；翻译策略；研究 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运动观念深入人心，带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英语作为世界体育爱好者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对全民体育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体育英语与体育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群众对于各项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的逐渐提升，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体育锻炼，高质量的体育英语翻译在沟通中西方体育文化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整个体育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传递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其所传播和传承的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所以，在体育英语的翻译中，除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及体育专业素质以外，译者更需要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而引起的各种差异。 体育英语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现代英语的一个专门的新领域，其研究也十分丰富，在语法结构和词汇方面均形成了特有的习惯用语、特点和规律。大量实践证明，不能用基础英语取代专业英语。在现代世界科技迅速发展和国际间交往以及大量科技情报资料交流频繁的情况下，一个专业若想快速、稳定、保证质量地发展，并办出自己的特色，始终保持与发达国家同一水平，培养出高水平、有后劲的人才，就必须重视专业英语教学。 一、英汉思维差异理论框架 英美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性的”。在日常的交流表达中，他们往往在对话开始的时候就直入主题，其次才是条分缕析。而我们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螺旋式的，我们总是习惯先分析列举，最后顺理成章得出以上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总是从个体上把握，然后再通过逻辑分析对事物进行进一步认识，由此可以看出，英语具有重形合和以形显义的特点。英语中具有充当句子各种成分的短语与从句，有时，从句中还有从句，结构复杂，形式冗长。而中国人习惯从整体上来把握对象，直觉占很大部分，从语言上表现的就是以神统形的特点：重意合，属语义型语言。由此可见，英汉二种语言最主要的区别是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 二、英汉思维差异视角下的体育英语翻译策略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2012年第03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3，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79期） Total No .279 收稿日期：2011—10—11 作者简介：李晓玲（1983—），女，河南濮阳人。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和外语教学。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李晓玲 （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现代西方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45—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 研究的视角。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 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 性”。［1］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历史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 种偏见是“合法的” 。他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声称“偏 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 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 的倾向性”。［2］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的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庞德唐诗英译中 的错误在美国引起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激潮，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 二、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二大原则。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解释者的译者，其视域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动态的。因此，作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译者，其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与其他视域交融，达到一种历时性、共时性的 “视域融合”。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 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有自己的视域。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由其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它们构成了译者现在的视域。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带着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的视域和文本的历史视域相遇和融合。但这种理解 5 41

翻译研究新方向—胡庚申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评介

翻译研究新方向—胡庚申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评介 摘要：在继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生态学—构建与诠释》的问世，为学界提供了研究翻译的新方法，引导着翻译发展的新方向—生态转向。该书总结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初始发展，以及生态翻译的“三层次”：译学、译论、译本，并对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层次”；生态转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Eco-Translatology-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以下简称为《构与释》）是由胡庚申教授所著，并且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胡庚申教授曾作《涉外语言策略技巧》、《跨文化/国际交流语用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等十余部专著，是国内外享负盛名的学者，为中国的外语研究、教学以及翻译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构与释》作为胡教授另一本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续，由方梦之与许钧两位教授为其立序。“本书主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进一步完善了理论范畴的建构，拓展了方法论，开启了生态范式的翻译研究。”中国生态翻译学研究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方兴未艾已经走过十年时间，方梦之言说《构与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生态翻译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可视为一部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的宣言书。”（胡庚申，2013： vii）。作为中国学者“从无到有地构建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胡庚申教授能做到这一点，表明了他具有一种‘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定力和拓荒创新的功力。”（胡庚申，2013：xiii)。而《构与释》无疑是生态翻译学领域和我国译学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内容简介 《构与释》主要由八章构成，全景式地讲述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发展、核心精髓。对生态翻译学走过的十年之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绪论探讨“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综观性的描述。翻译学既是一门探讨翻译理论的科学，又是研究翻译艺术的学问。胡庚申指出，作

翻译方法论

翻译方法论： 直译与意译 异化与归化 ?Last night I heard him driving his pigs to market. 昨夜我听见他把他的猪赶到集市了。 昨晚我听见他鼾声如雷。 ?My sister goes back to the fat farm again. 我妹妹又去肥胖农场了。 我妹妹又去减肥中心了。 ?She was torn between staying at home to watch the TV play serial and going to the cinema with him. ?她被是呆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和跟他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之间撕碎了。 ?是呆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还是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她一时拿不定主意。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young women are heading for an early grave through smoking and of lack of exercise. ?这项研究发现，青年妇女由于抽烟和缺少运动，将大大缩短自己的寿命。 ?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一：家丑不可外扬。 ?译文二：据说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桩丑事。 ?译文三：俗话说：衣柜里放骷髅，丑事家家有。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译文一：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译文二：Three cobblers make one Solomon. ?译文三：Three cobblers make one Zhuge Liang. ?译文四：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钉子户常常是政府部门颇感头疼的事。 ?“Nail houses”——or homes sticking out on tracts of cleared land, whose owners resist eviction——are constant headaches for governmental organs concerned. ?他的生意一败涂地，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 ?He suffered such a crushing defeat in business that he felt ashamed to appear before his friends and relative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We’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airmail us the relative literat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贵方如能尽快将相关资料航空邮寄给我方，将不胜感激。 ?The meeting will begin when all are here. ?人到齐就开会。 ?He is a good eater and a good sleeper. ?他能吃能睡． ?Ford’s first pledge was “Mr. President, you have my support and my loyalty. ?福特一开始就说：“总统先生，我支持您，并效忠于您．” ?The very sight of you makes me nervous. ?一看见你就让我感觉不自在。 ?The quick arrival of the engineers sent by them and their careful examination of all facilities brought about the very speedy restoration of the factory’s production.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0-03-11

从《飘》的译本议阐释学翻译理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c9669848.html, 从《飘》的译本议阐释学翻译理论 作者：王鸣竹 来源：《教育与管理》2012年第10期 【摘要】阐释学是对意义进行解释。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基于阐释学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步骤。本文从《飘》的不同译本来探讨这些步骤。 【关键词】阐释学阐释学翻译行为意译 1 前言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精确的艺术”，阐释学是“对原文意义的诱出与盗用的转换行为”。阐释学的动机是：①最初的信任；②进攻渗透；③合并；④补偿。自斯坦纳的译作《通天塔之后》置疑当时的翻译理论：直译、意译、自由模仿后，后人多探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批评等，而本文讨论的是他的翻译四步骤。 2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过程 斯坦纳认为翻译的阐释学即“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步骤是：最初的信任、侵略、合并、和补偿。最初的信任是，译者首先相信原作中的某些东西可理解并可译的。侵略，指这是个“侵入、提取、侵略”的过程。此时对原文的理解是“盗用的”、“暴力的”。原文好比露天矿井，译者占领了它，并将它的煤矿（意义）开采出来。译者象是入侵后开采并将煤矿带回家，有些原作的文本与体裁由于译得不成功被耗尽，而有些则由于译得太好而被译文取代。他认为翻译中的理解带有进攻、俘虏、渗透penetration之意。（因penetration 还表性交，被女性主义者批评。）合并指由于吸取了原文之意并被带到译入语中后，译入语自有的词汇出现了各种同化现象，会有完全归化，即译文完全用译入语的标准和永久异化两个极端。引入的意思可能会重新安排或打乱译入语的整个结构。也就是目标语文化要么吸收了异国文本后变得丰富，“神圣的汲取”；要么就是被它“感染”后最终抛弃了异国文本。正如译入语文化会由于引进了某种译文而失去平衡一样，译者创作自己的作品的创造力也会因为翻译文本而被消耗掉。这种有害的不平衡是由于阐释行动还未完，只有通过补偿才能恢复平衡。补偿或“展现对等”是翻译工作与翻译道德的的关键。在侵略性地盗用与合并原文意思后，原文就变成了残余品，不平衡随之出现，只有补偿才能恢复平衡。若译文不如原文，拙劣的译文衬托了原文的优点；若译文超过了原文，原文被认为还有发挥的潜力。凡不能补偿与不能重获“完全平衡”的，都不是成功的译文。但译文若任意发挥，这份精彩也只是“过分补偿”，仍未达到平衡。 3 案例分析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国外公开课字幕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国外公开课字 幕翻译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外公开课的兴起，其字幕翻译良莠不齐，对于公开课字幕翻译研究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为出发点，坚持“译者为中心”。本文是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公开课字幕翻译，以期给今后的字幕翻译者提供借鉴和翻译途径。 中国论文网/8/view-12933065.htm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公开课；字幕翻译 0 引言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对外交流的

不断加深，文化教育的交流出现了新方式――网络公开课。一些世界名校通过网络上传了相关课程公开课，既提供了学习的新平台，也形成了观看公开课的新去处。然而由于中西文化、语言的不同，大多数观众往往难以理解体会公开课的精髓，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内涵、修辞、俚语等的使用。因此，公开课字幕翻译的准确度和专业性就特别引人关注，如何在确保公开课课程专业性的基础上，让大多数观众可以理解课程也成为公开课字幕翻译研究的难点。而对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可以为公开课字幕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1 生态翻译学 2001年12月，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于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相关论文研究，提出了“适应与选择论”的概念，随后将其发展成为生态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涉及生态学、翻译学等学科，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主要借鉴了生态学的多种理论，特别是进化论中的

“适应与选择”论。胡庚申教授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当中，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翻译生态环境 从图1中可看出，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由作者、原文、原语、译语、译者与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相互联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 生态翻译理论学坚持“译者为中心”，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看出，译者为中心也就是强调译者的主导作用，即译者在翻译时，不断地适应和选择的一个过程。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可概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三维相互转换，另一方面译者也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选择，而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都是直接作用于译者身上。 图2 译者为中心 2 公开课字幕翻译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公开课字幕翻

从阐释学视角看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2019年精选文档

从阐释学视角看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作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他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被誉为西方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之一，对德国翻译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 施莱尔马赫是一位以哲学方法来思考语言问题的学者。在当代哲学中，他被誉为现代解释学之父，他的阐释学理论深刻影响了其翻译理论，为其翻译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施氏提出阐释学是一门理解文本意义的艺术，也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他认为误解是阐释学的出发点，而且，这种误解是普遍存在的，误解的普遍性决定了阐释学的普遍性。误解使阐释学成为了必要，而阐释学就是要消除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误解。 那么要如何消除这种误解呢？施氏认为误解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语言”和“思维”的差别。，要想避免误解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文本，即客观的重构（语言层面的重构）和主观的重构（作者精神状态的重构），并且认为主观的重构更为重要，解释者只有重建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历史情境，才能更为准确地阐释文本。 与之相对应地，施氏提出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早期的阐

释学侧重于语法解释，及对文本进行语义学的分析。这一部分是客观的，不以作者和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由于语言是在不断发展的，每个人的历史经验也千差万别，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仅从语义层面来诠释文本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施莱尔马赫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解释这一概念。心理解释是一种主观的方法，旨在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和作者的精神状态。施莱尔马赫提出，要想把握作者的精神状态，必须通过“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重建文本与该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 二、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论文，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同种语言也需要翻译，比如说方言，抑或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或方言，都需要翻译。 施莱尔马赫是西方第一个将笔译和口译明确区分并加以阐 述的人。他认为，口译主要是指商业方面的翻译，而笔译主要是指从事科学艺术领域方面的翻译。（谭载喜，2006:106-107）。 此外，施莱尔马赫还对翻译进行了分类，认为翻译分为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真正的翻译是指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这类翻译相对较复杂，要求译者有较高的理解和阐释能力。笔头翻译属于真正翻译的范畴。机械的翻译，是指实用性的

描写翻译研究方法论_曹佩升

只能是一句空话。许钧，穆雷（2009：80）对30年（1978—2007）间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30年来，翻译研究方法论严重缺失，相关论著数量为零，仅在部分作品集中收有少量与翻译研究方法论相关的研究论文，该领域研究亟待加强。所以，在认真评价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翻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构建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翻译学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2 翻译研究的描写转向C h e s t e r m a n（1988：20-230）把21世纪翻译研究的趋向概述为三种：“一种是研究兴趣上的转变，从注重翻译本身扩展到注重译员及其决定；另一种是研究方式上的转变，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还有一种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哲学的概念分析转向验证式的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由规范转向描写，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起是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① 刘绍龙 浙江工业大学 方法体系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1)01-0090-07

描写翻译学始于H o l m e s 1972年提出的翻 译研究图谱。H o l m e s（1988：67-80）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描写学派的阵营不断扩大，他们在翻译界的影响也不断加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Toury是Holmes译学构想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Toury（1995：7-10）对Holmes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1980年T o u r y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标志着描写译学理论已初步形成系统。在T o u r y（1995）发表了系统勾画描写翻译研究方法论和研究重点及框架的《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之后，描写性翻译研究逐渐替代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中心地位的规范性研究，成为翻译研究中的新趋势。 就我国而言，“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探寻中外互译的规律，制定普遍适用的翻译标准一直是学者及译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韩子满、刘芳，2005：97）。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试图走出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开启国内新时期的译学探索，对描写译学的关注即是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取向。一些学者已认识到开展描写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并开始大力提倡该研究范式（张美芳，2000：66-69；林克难，2008：88-92）。国内学者们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要充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以加快中国翻译研究体系的建立。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应该包括理论成果和治学方法两部分，因为“缺乏严格的论证习惯、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训练对我国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障碍”（杨晓荣，2003：36）。总体来讲，国内学者对描写翻译研究的介绍还不够全面，无法令人窥其全貌。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提及该研究范式的具体研究方法。“描写翻译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我国的翻译研究无法深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张美芳，2000：68）。因此，对现代译学的发展趋势描写翻译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系统分析，理清其体系脉搏，对于翻译学的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项工作。 3描写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描写翻译研究把翻译学看做一门经验科作品）作为研究对象。H o 些现象。 件。Toury 值得我们作系统分析。 4描 “性能” 道”和“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