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地缘背景与军事作用探析
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地缘背景与军事作用探析
高句丽立国七百余年，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历史。然而伴随政权的覆灭，其所创造的昔日文明也逐渐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今天的人们在努力从寥若晨星的文献中复原其原貌的同时，也愈加意识到对其遗址遗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为长期雄踞于东北一隅的高句丽政权，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的最丰富、最重要的遗址就是那些依然耸立于群山之巅的山城。这些山城虽然大多因风雨、岁月的剥蚀而失去了往昔的巍峨雄伟，却依旧向我们展现着一千三百多年前高句丽人的技术、工艺、审美、生活习惯以及战略部署等内容。从高句丽政权的疆域范围来看，辽东半岛地区是其重要的经略地区之一。根据考古调查，目前辽东半岛尚存的高句丽山城遗址有57处，那么高句丽人为何在狭长的辽东半岛修建了如此众多的高句丽山城呢？通过对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高句丽人对辽东半岛地区的重视与辽东半岛的地缘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由山城构筑的辽东半岛防御体系在高句丽防御隋、唐中原王朝的征伐中，对护卫高句丽的腹地和京畿要地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一、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修筑的地缘背景
（一）辽东半岛的地理环境为高句丽山城的修筑提供了先决条件
所谓的辽东半岛地区，就是中国东北大陆最南端伸入黄海与渤海之间的岬角地域。一般来说，划分辽东半岛北端的切线，是以辽河河口与鸭绿江江口平行的直线为标准。其行政区划包括辽宁省大连市、营口市、丹东市和鞍山市所辖的海城市和岫岩满族自治县。半岛的北部宽约150千米，由北向南渐窄，最南端为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老铁山。如果从空中俯瞰辽东半岛的地形，犹如从东北腹地的长白山脉向南延伸的犁铧，将黄渤二海铧开。
辽东半岛地域狭长，面积不到3万平方千米。长白山系——千山山脉及其余脉纵贯半岛的南北，构成了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脊。整个半岛呈现出北高南低，南窄北宽的地势，其地貌基本可以概括为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海岸五大特征。
辽东半岛山地形态共分为三种：其一，中山，是专指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的山体。这种山体大多分布在辽东半岛北部的山脉中，其地理位置主要在盖州市东部、岫岩西部、庄河北部、营口东南部地区。其二，中起伏低山，是指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起伏高度大于或等于500米的山体。这种山体在辽东半岛地区分布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中山周围连绵不断的分布着，另一种山体则是在小起伏低山和丘陵地域呈孤岛状分布着，中起伏低山与中山山体一起构成了千山山脉的骨架。其主要山峰有瓦房店、普兰店、盖州市交界处的老冒山、东大顶子山、金州区的大黑山等。这些山峰的海拔高度大都在600—800米左右。山体的构成主要以变质岩、花岗岩和石英岩为主，山势陡峭，高句丽的中型和大型山城多数选址在中起伏低山，充分利用山体的高度与陡峭构筑
防御，并就地取材利用山石作为砌筑山城的城墙石。其三，小起伏的地山区，起伏高度在200—500米左右。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接近丘陵地带，例如旅顺口区的老铁山、庄河市的城山都是典型的小起伏低山区。构成这种山体的岩性状况比较复杂，北部多为花岗岩、片麻岩构成，南部则由石英岩、钙质板岩和石灰岩组成。
辽东半岛的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分为高丘陵区和低丘陵区两部分。其一，高丘陵区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下，起伏高度在100—200米之间，主要分布在盖州市北部，凤城西南、瓦房店东部，南部主要分布在金州区大黑山附近，以及大连—旅顺之间的低山外围地区。其二，低丘陵主要指海拔高度小于500米，起伏高度在100米以下。辽东半岛地区的低丘陵分不十分广泛，主要分布在盖州市、普兰店市、金州区的黄海沿岸。尤其是登沙河口至大洋河口之间的地带，分布的最为广泛。有些丘陵就分布在靠近沿海的河谷平原中，犹如一座座浑圆倒扣着的大锅。丘陵地带的土质多为沙质粘土夹杂着碎石等残积物，土壤发育较好，尤其是易于耕作。
辽东半岛的台地分布较为普遍，台地的形态宽广，以缓坡为主呈现出岗丘状，并有零星的孤丘分布在台地上。从地质学角度观察，台地按其成因可分为侵蚀剥蚀台地、洪积台地、海蚀台地、黄土台地等类型。其中黄土台地往往被辽东半岛的古代居民作为重要的居民区利用，修建墓地、建设城池或建立砖窑等。
辽东半岛的平原面积较小，且分布零散，类型多样。河流的中上游有狭窄的河谷平原，较大的河流下游河谷及河口地带分布有较大面积的河谷平原及三角洲平原，山前则分布着规模不大的洪积平原，在较大的海湾附近分布着海积平原。
辽东半岛地区由于地下水充沛，所以半岛上的河流发育十分充分，主要河流有大辽河、大清河、熊岳河、复州河、碧流河、大洋河、鸭绿江等河流。半岛上古老的变质岩风化成波状丘陵，沿岸海蚀崖、岩滩、岬角众多。近海处的众多的岛屿环绕着半岛分布成环状的外环岛屿链。
总观辽东半岛的地理环境，地域狭长，多山地丘陵，少平原低地，海岸曲折，河流纵横。因为山地和丘陵的阻隔，使得沟通辽东半岛东西、南北的交通自古以来便主要依赖于穿梭于群山中的河流和群山向峙形成的山谷。高句丽山城选址的高山，无一例外的都地处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其目的无外乎便于对交通要道的管控。另外，辽东半岛山势险峻的群山为高句丽山城的修筑提供了自然天险和屏障；丰富的石材资源，为高句丽人修筑山城城墙提供了就地取材的优越条件；群山中发育充沛的山泉为高句丽人据守山城时提供了维系生命的源泉；山城外错落分布的平原为高句丽人提供了日常的居住和耕种场所。辽东半岛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为高句丽修筑山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另外，辽东半岛虽然地域狭长，但是气候适宜、资源丰富。既有适合农耕的土地，又有适合渔猎的山林、河流与绵延的海岸线，特别是盐、铁资源十分丰富，为古代政权的发展提供了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从出土的高句丽铁器来看，既有犁、铧、镰、锹和铁镞、鱼钩等农业生产、渔猎捕捞工具，也有锅、盆、刀、钉
等生活用具和作战使用的刀、矛、铠甲、头盔、马具等军事装备，其种类繁多，工艺精良，说明高句丽具备较高的冶铁技术水平，并且铁制器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对铁资源有着较大的需求。因此，高句丽在历尽艰难攫取了对辽东半岛的统治权之后，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修建了大量的山城，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军事部署巩固其对该地区的统治，从而获取丰富的资源储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辽东半岛地理位置突出，战略意义重大
辽东半岛地理位置前突，半岛的左翼隔黄海和鸭绿江与朝鲜半岛近在咫尺，右翼隔渤海与幽燕地区遥遥相望，南端则与山东半岛一海相隔，其直线距离只有66海里（1海里等于1.852公里），且中间的海域中分布着庙岛群岛，形成了天然的水陆桥梁。这是自古以来中原通往东北腹地的最便捷的一条水路。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就通过这一孔道，对中国的东北乃至朝鲜半岛实行军事管理与控制。同时，由于辽东半岛的这种特殊的前突地理位置，东北地域各民族与中原及朝鲜半岛的交往，无不都是依托辽东半岛而展开。
辽东半岛的北部与古代辽东重镇辽东城的所在地（今辽阳市）毗邻。早在战国时代，燕国就在这里建立了辽东郡。此后，无论是秦汉、三燕、魏晋、还是高句丽、隋唐、辽、金、元、明、清都曾以辽阳城为中心，实行对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的管辖。尤其是高句丽为了争夺辽东，先后与曹魏、公孙渊政权、三燕政权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最后终于在公元404年占领了辽东城（辽阳城）。此后，高句丽据有辽东地区达260年之久。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高句丽人为了长期据有辽东地区，以辽东城为中心在辽东半岛地域修筑了数十座山城，来拱卫辽东城和辽东地区。高句丽人在繁荣和进一步促进辽东地区古代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实际上，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辽东文化，对高句丽的文化、辽东半岛文化、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壁画墓、城市的修筑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制造等方面影响至深。1953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附近的一座古墓壁画中发现了绘有辽东城址的壁画。这幅辽东城的城郭图，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和最完整的辽东城城区图。
根据壁画的描绘，我们知道辽东城由内外双重城垣组成，主城区则位于辽东城的中央部位，紧邻它的南部和东南部可以看出小外城的形状。西侧有类似城壕或河道的痕迹，城的附近则有山脉绵延。这与今天辽阳城附近的太子河与首山的地形完全相合。在城郭图的城墙上修有女墙和雉堞式建筑，其中的女墙和雉堞酷似砖砌和石块垒砌而成，说明当时的辽东城已经使用了专门建城用的砖和石块，城门和城墙四角均修筑有楼阁式的建筑。外城的西门与内城的西门处在一个中轴线上，在内外城的西门之间保存有楷书“辽东城”三字，这是确定这座古墓壁画中所绘城郭图的时代最有力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辽东城最原始的史料。“辽东城”的墨书，为这座古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利依据，因为辽东城是高句丽时代占据古襄平城后改称的辽东城，它是高句丽时代辽东地区的首府。当然，也是沟通东北腹地、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中原地区、辽西及蒙古高原的一大都会。
近代以来，由于辽东半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一地域一直是军事战略要地，许多重大事件与战事几乎都发生在这里。无论是鸦片战争、清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是以辽东半岛为中心而展开的。1865年，中英之间签署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致使辽东半岛的西端，今辽河河口右岸诞生了新的城市——营口市。营口实际上最早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心。1895年前后的清日战争，也是以日本侵占辽东半岛为最后结局。由此而产生的清日《马关条约》、以及1905年日俄战争后产生的《普茨茅斯条约》。此外，还有《江华岛条约》、《清俄秘约》、《日韩合并条约》，以及东清铁路的诞生等，这些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与辽东半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日本崛起，清朝的衰败，朝鲜半岛的沦陷以及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迁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辽东半岛为中心而发生的。辽东半岛记录了世界近代史上太多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变故。
在东北亚地域内，由山东半岛、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这三个半岛的特殊地域所构成的山海半岛所组成的地理环境，在世界地理环境中也属于极其特殊的例证。由山东、辽东、朝鲜半岛组成的东北亚地区的半岛圈，辽东半岛则居其中央部位，当属于最为敏感的中枢神经的位置。可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由上述三个半岛地域进出于东亚大陆是最为便捷的军事战略要地。只要具有辽东半岛便可以保证朝鲜半岛的安全，更可以通过辽东半岛作为跳板入主中原。因此，日本军国主义特别重视辽东半岛的军事战略作用，并两次不惜任何代价占领辽东半岛，由此巩固对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军事占领，进而完成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因此，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无数的史实均验证了辽东半岛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高句丽据有辽东之后，它的最大威胁便是隔海相望的中原王朝。中原王朝的军队如果从山东半岛出发在一天之程便可到达辽东半岛，并进而对高句丽的腹地辽东及其以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王城地区构成威胁。如果从陆路进攻，则可以通过辽东后南下进入辽东半岛北部地区，继续挥师东进便可进攻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王城地区。因此，辽东半岛是高句丽防御其腹地和王城地区的重要军事缓冲地带，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二、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军事作用
高句丽在404年据有辽东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东半岛地区长期处于高句丽的管辖范围。在此期间，虽然高句丽向中原政权纳贡称臣，但彼此之间也多有战事发生。为了巩固对辽东的统治和确保其腹地和王城地区的安全，高句丽对辽东半岛地区军事防御的加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高句丽的山城主要为军事城，而位于山城周边地区的平原城才是高句丽的生活城。山城是高句丽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其主要作用就是战事发生时，平原城的军民赖以抗敌的堡垒。
高句丽在辽东半岛地区修筑的山城绝大多数地处外流河流域，其主要军事
防御战略是侧重通过加强对入黄海、渤海的外流河防御，控制水陆交通要道，从而阻止来自山东半岛方向的中原水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和北进，分布于今大连市境内的高句丽山城是该防御战略的前沿和桥头堡。此外，今营口市辖境内分布的高句丽山城兼具对辽河入海口附近区域的防御，并且与分布在今鞍山、丹东市辖境内的山城相互拱卫和支援辽东半岛北部的辽东城、白岩城等重要城池，以及作为分布于今大连地区的高句丽山城纵深防御，共同形成辽东半岛军事防御的整体。从而实现辽东半岛作为高句丽腹地和王城京畿地区军事防御缓冲地带的军事战略部署。这一军事防御战略，在公元六、七世纪，隋、唐几次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验证，其战略意图与军事防御作用十分明显。
（一）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在隋征高句丽中的军事防御
隋朝在文帝和炀帝时期，先后发动了4次对高句丽的军事征讨，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在高句丽防御隋军的进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隋朝文帝征伐高句丽：
陆路：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掠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率军击退。其后隋文帝任命汉王杨谅、老将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总水陆讨之”。其陆路为30万大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开赴辽东。进军过程中因后勤补给匮乏和士兵感染疾疫的原因，隋军损失惨重。进至辽水（今辽河）时，高句丽王高元因畏惧隋军和百济的两线进攻而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朝罢兵，待之如初，高元继续向隋朝朝贡。（隋书，卷81，中华书局，1973年版）
水路：由前陈国大将周罗睺统领，从山东半岛出发，沿海岸线进军。但出师后不久，就因暴风雨和高句丽的伏击等原因而全军覆没。由于此次隋朝水军未能到达高句丽境内，加之缺乏史料的记载，所以尚不能确定其最终进攻目标。但是通过后世隋唐水军进攻高句丽的路线可以基本判断，此次隋朝水军进攻的对象应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其中之一。
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
陆路：公元612年春，隋军集结“一百十三万三万三千八百人”，从涿郡出发进攻高句丽。全军分左右两翼共二十四军。右翼十二军兵出长岑、建安、辽东、玄菟；左翼十二军兵出临屯、碣石、带方、襄平等地，总攻目标指向平壤。然而，隋陆军在兵围高句丽军事重镇辽东城之后，因为隋炀帝的专断和指挥失误而错失战机。其后，隋军精锐宇文述部孤军深入，过萨水趋平壤，在距平壤30里之地遭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伏击，全军溃败，生还至辽东城者仅二千七百人。
水路：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指挥，经黄海、大同江进至朝鲜半岛。其既定战略是与宇文述部陆军会合，共同兵发平壤。但由于来护儿建功心切，未等与宇文述部会师，便亲率4万水军精锐孤军冒进。结果遭遇高句丽伏击，损失惨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
从隋炀帝首次亲征高句丽的进攻战略不难看出，隋陆军对朝鲜半岛的进攻主要是以辽东半岛为跳板。虽然隋水军此次进攻高句丽是直抵朝鲜半岛，但高句丽
人不能提前排除隋水军从辽东半岛南端登陆，再与陆军会合作战的可能性。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战：
陆路：公元613年春，隋炀帝再次对高句丽动兵。隋军一路挺进，渡过辽河后，兵分三路：一路由皇帝亲率，围攻辽东城；再一路由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兵进军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第三路由三府伙同宇文述、大将军杨义臣率领，为先遣部队，旨在攻占平壤。
水路：由来护儿率领，出沧海道，开进东莱时，恰逢杨玄感反叛，进攻洛阳。来护儿闻之，即日回军救援洛阳。而当杨玄感叛乱的消息传至辽东城下时，隋炀帝也当即下旨全军退兵。于是，隋炀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战便以隋军的中途退兵而告终。
隋炀帝三伐高句丽：
公元614年春，隋炀帝再次下诏东征高句丽。同年7月，隋军陆路在炀帝率领下进至怀远镇（今辽宁省辽中县）。隋水军在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的率领下攻占了高句丽卑奢城（今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山城）等二城。高句丽举国来战，被来护儿击退，隋水军乘胜欲并发平壤。高句丽婴阳王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恐惧，急忙遣使诣辽东城下请降。而隋炀帝也因国内爆发农民起义，形势危急，无心恋战，便接受了高句丽的投降，下令罢兵，草草结束了对高句丽的第三次征伐。
统观隋炀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用兵，两次征战依旧采取了水陆并进的进攻战略。第二次征伐其陆路进攻的重点是辽东城，而辽东城邻近辽东半岛北部。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此次战争辽东半岛北部高句丽山城对辽东城的支援，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辽东半岛北部高句丽山城对辽东城南线的防御作用。另外，虽然此次征战中隋水军没能参与实际的战争，但是已经说明了隋朝通过水军浮海进攻高句丽的战略意图。以此言之，高句丽在辽东半岛近海地区所修筑的山城，其对黄、渤二海方向的防御还是十分必要的。至于在隋炀帝对高句丽的第三次征战中，高句丽在辽东半岛所修筑山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就更加突出，而隋军通过以辽东半岛为跳板进军朝鲜半岛的战略意图也更为明显。这也再次证明了高句丽在辽东半岛修筑大量山城对于其整体战略防御的重要意义了。
（二）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在唐征高句丽中的军事防御
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在防御唐朝征讨的过程中，多次阻止了唐军东征的步伐，使得岌岌可危的高句丽政权多次转危为安。虽然密集坚固的山城没有挽救高句丽最终走向灭亡的末路，但是无疑延缓了高句丽政权的生存轨迹，在军事防御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唐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
陆路：贞观十九年（645）三月，由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率军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出发。四月初一，于通定（今辽宁新民县辽滨塔）渡辽河，次日，直至玄菟城（今抚顺劳动公园旧城址）。五日，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骑至新城（今抚顺高尔山山城）。营州都督张俭率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河趋建安城（今盖州市辖境内，具体城址位置有争议）。李勣、李道宗又率军南下拔盖牟城（《东北
地方史稿》认为是今沈阳南陈相屯塔山山城）。盖牟城既下，李勣随即挥师至辽东城。五月十日，唐太宗率军渡过辽水。十七日，太宗与李勣等会师辽东城下，并亲自督战攻占辽东城。二十八日，唐军进攻白岩城。二十九日，高句丽乌骨城守军派一万援军支援白岩城。六月初一，白岩城请降。六月二十日，唐太宗率军兵至安市城。六月二十一日，高句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兵共十五万增援安市城。九月十八日，唐太宗降诏班师。
水路：由张亮统帅水军四万三千人，军舰五百余艘，从山东东莱出发，经大谢岛（今长山岛，在蓬莱北三十里）、龟岛（今陀矶岛），乌胡岛（今隍城岛，在蓬莱北二百六十里），至都里镇后沿海岸线东北行，水军先锋程名振引兵夜袭卑沙城（今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山城）。五月二日，唐军占领卑沙城。张亮派遣总管丘孝忠、古神感等沿海东北行，至鸭绿江入海口，作兵出平壤之势，牵制高句丽向辽东城方面派遣援军。
从上述唐朝东征高句丽的路线可以看出唐朝第一次伐丽采取的是水陆并进战略。陆路首先攻占高句丽在辽东腹地的辽东城等重要城池，继而挥师南下攻打安市城，由此进入辽东半岛地区作战。水陆则由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登陆，挥师沿黄海海岸北上，牵制高句丽在辽东半岛的部分兵力无法北上或西进支援，从而配合陆路进军。
唐朝此次征讨虽然没有最终实现战胜高句丽的抱负，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辽东半岛高句丽山城在军事防御方面的线索。首先，唐朝派遣水军进行必要的牵制，反映了唐军对辽东半岛地区高句丽山城之间相互支援的顾虑，说明了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并非孤立的军事防御，而是共同构筑了整体的防御体系，彼此相互依存。这一点通过高句丽对白岩城和安市城的派军支援也可以得到印证，另外在高句丽山城中常见的烽火台遗迹也是有利的佐证。其次，唐军攻占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后，挥师南下进入辽东半岛进行重点攻伐，其目的是肃清辽东城南部的军事威胁，并且欲以辽东半岛为跳板，水陆并进，直捣朝鲜半岛。这也恰恰说明了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既肩负拱卫辽东半岛以北地区高句丽腹地的任务，也具有护卫朝鲜半岛高句丽京畿之地的军事使命。
2、贞观末期唐朝对高句丽的骚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647）：
陆路：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二郎、左屯卫大将军郑仁泰为副，率营州都督府之兵并配以三千内地兵马从新城道进入高句丽境内。先后攻略新城、南苏、木底等城后胜利班师。
水路：以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为副，发兵一万自莱州出发。七月，水军进入高句丽辖境，攻破石城（大连庄河市荷花山镇马岭村北大城山后石城山城），进至积利城（大连瓦房店市得利寺镇龙潭山山城），高句丽出兵万余人来战，被唐军大败，斩首二千余级。唐朝水军班师凯旋。
贞观二十二年（648）：
水路：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自莱州泛海进军高句丽，沿鸭绿水而上，奇袭大行城（丹东市振安区浪头镇娘娘城山城），继而兵发泊汋城（丹东市虎山山城）。唐军大败高句丽乌骨城与安市城三万援军，攻克泊汋城班师。
陆路：唐朝出动一小支陆军配合水军作战，详细作战情况史料中没有记载。
贞观末期唐朝对高句丽的骚扰战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的生活、生产秩序，极大消耗了高句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唐军后来东征高句丽的胜利铺垫了基础。从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唐军的水陆伐丽战争可以看出，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是唐朝骚扰战的主要攻伐对象。其进攻力量主要为水军，其所攻伐的主要城池，也均是靠近河流或濒临海岸线的山城堡垒。这些城池虽然在阻止唐军进攻过程中败多胜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唐朝水军的骚扰战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迫使唐军即使在取得一定的胜利后，不得不迅速班师，抑制了唐朝水军向辽东腹地的进攻。
3、唐朝龙朔元年东征高句丽和李勣东征高句丽：
唐朝龙朔元年东征高句丽：
水路：苏定方率领唐朝水军从山东登州出发，沿庙岛群岛至老铁山海域，没有进行半岛登陆作战，而是沿黄海分布的岛屿东进，直捣朝鲜半岛。在浿江（今清川江）大破高句丽军，溯江而上，于当年八月，进逼平壤城下。
陆路：唐军按计划渡过辽河，直奔鸭绿江，一路几乎未遇到高句丽的抵抗。兵至鸭绿江时，遭遇高句丽将军泉男生所率的高句丽军顽强抵抗。九月，唐陆军在主将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渡过鸭绿江，斩首高句丽军三万余级，并乘胜与苏定方会师于平壤城下。
此次东征高句丽，唐军因粮草短缺，后勤保障不畅等原因被迫撤军。
唐朝李勣东征高句丽：
陆路：乾封元年（666）六月，契苾何力任辽东道安抚大使，为此次东征高句丽前期主帅。十二月，李勣奉唐高宗之命到辽东节制诸军。李勣进入高句丽境内后，先遣郝处俊率偏师进军安市城，大败安市守军。李勣则亲率主力于次年二月，兵发至新城，九月攻克新城。唐军乘胜连下高句丽16座城池，开赴国内城。其后，李勣派遣薛仁贵率三千兵马进攻国内城以北的夫余城，总章元年（668）二月，夫余城被攻克，随后其附近40余城主动降唐。高句丽为了夺回夫余城，派兵五万进至萨贺水，被唐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俘获三万余。唐军乘胜进兵，攻克高句丽大行城（丹东市振安区浪头镇娘娘城山城）。至此，鸭绿江以北基本为唐军所控制。八月初，唐军诸路大军攻克平壤城，高句丽灭亡。
水路：由积利道行军总管郭待封率领兵发平壤，配合陆军进军，总章元年八月初与陆军共同进攻平壤城。
唐朝龙朔元年东征高句丽及李勣东征高句丽均采取水陆并进的进攻方略。与之前征伐高句丽路线所明显不同的是其水军不再登陆辽东半岛，而是直接进军平壤城。其主要原因在于此前的太宗亲征及太宗时期的骚扰战术，使高句丽在辽东
半岛的军事实力遭受了严重打击。高宗时期的高句丽主力集中在鸭绿江以北和朝鲜半岛，消灭其主力则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残余力量就不足为惧了。因此，唐军所采取的绕过辽东半岛直捣高句丽京畿核心地区的战略非常有效。另外，高句丽在辽东半岛地区的有生力量虽然遭受了严重打击，但是毕竟实力尚存，而前车之鉴证明，如果从辽东半岛登陆，然后与陆军共同进军朝鲜半岛，水军仍然会遭遇辽东半岛高句丽守军的抵抗，不可避免的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而直接进军平壤城一方面可以节省路途、物力、人力，另一方面还可以牵制高句丽朝鲜半岛的防御力量，从而为陆军的顺利进攻提供重要的配合。虽然，辽东半岛的高句丽山城在这两次唐朝东征高句丽的战争中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但是通过李勣东征高句丽时对安市城和大行城的进攻，以及唐水军两次直接进军朝鲜半岛的战略选择来看，辽东半岛高句丽山城即便在高句丽末期让然对朝鲜半岛具有重要的戍卫作用。
中国国防教育发展历程
中国国防教育发展历程 国防教育的实践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它是随着国家和国防的产生而产生的。实行有效的国防，必须调动和增强广大民众尤其是战争参与者积极支持战争的自觉性，借以保障战争的胜利，于是国防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中国早期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早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国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便有了初步认识。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成矣”。他认为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可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技能。孟子说“善教得民心”，强调教育能够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有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虽然一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对国防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较早，但由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防及国防意识，是与当时统治阶级对国防的主张相适应的。中国古代把“国防”解释为“礼义之防”，历代封建“朝廷”大都实行“重内轻外”的国防政策，军事手段主要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皇权的统治，国防意识只是局限在小的圈子里。“重文轻武”的文化和心理传统，不利于国防意识的形成；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表现为爱恋土地而缺乏拓荒探险精神，国防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捍卫与守护上；我国东、南有大海环抱，西、北有高山大漠阻隔．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客观上缺乏树立国防意识的条件。因此，我国古代——自缺乏对国防教育内容、特点和规律的系统研究，也一直没有制定较为完善的制度，更没有把国防教育上升为“国策”的层面来对待。所谓的国防意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故土的爱恋和对丰衣足食的生活的追求与捍卫。很多人就无视外界的威胁，甚至置外界威胁于不顾，有意无意地去粉饰太平，缺乏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前清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那是清朝的“盛世”时期，社会安定，很少有战争发生。针对这种和平环境，统治者在大力加强武备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对臣民进行国防观念的教育，一再强调兵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即便是在天下太平之时，国家的武备也不可一日松懈。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步步进逼，康熙等人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警惕，他在晚年曾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乾隆也说：“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而防患于未形，未雨绸缨，古人所云。”晚年乾隆，以其一生的经验，教育臣民不管国家如何强大，也决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进入近代，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国防教育的功能得到较为系统的开发，国防教育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广泛和重大。 在筹划国家建设时，孙中山1921年在他所著的《建国方略》的续篇《国家建设》中首次提出了“国防教育”这一概念。《建国方略》由四部著作组成，即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和十年国防计划等。在“国防计划”中，作者共拟定了62项计划纲目，第15项为“发展国防教育计划”。孙中山不仅从总体上强调国防教育，而且还具体地关注国防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将国防人才区分为国防基本人才和国防物质工程技术入才。孙中山还提出在全国的中学、大学中普及军事教育，以适应战时扩大兵源的需要。 虽然孙中山先生的“国防计划”和“发展国防教育”的宏愿虽未实现，但就其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国防教育”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纳入国防计划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国防教育发展史上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思想资料。 二、革命战争时期国防教育的成功实践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国防教育的理论，创立和实行了国防教育的法制，推动和促进了国防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国防教育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伴随这场抗战而进行的国防教育，则是—场伟大的国民基本教育。抗日战争的胜利，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是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促进国共合作，积极倡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中经二十八代王，历时705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西汉、东汉、魏(三国)、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及隋、唐诸王朝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可谓存续时间最久者。 高句丽，本来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由于在其势力扩张的历史演变中，疆域延伸到了朝鲜半岛，进而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鼎立(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的重要角色，从而在阐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发展时必然要涉及到高句丽的历史，使高句丽研究倍受中、朝、韩及俄、日等国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有关高句丽的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高句丽的名称与族源 高句丽，又称高丽。其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迄今尚无定论，有说系“山高水丽”者，有说系“高大黑马”者，也有说是“高城”、“铜马”者，莫衷一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早在高句丽立国之前，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这里所说的高句丽、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曾是汉代玄菟郡的属地，该地的早期居民貊人也被称做高句丽人。 另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貊、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 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秽貊族系。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支。高句丽的王族，出自夫余，夫余是秽貊族系的另一个分支。故史书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夫余活动在今吉林、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高句丽则主要分布在今浑江流域。高句丽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吉长地区的涉貊族系(夫余)和浑江的涉貊族系(高句丽)的后裔。 高句丽建国 高句丽的始祖是朱蒙。朱蒙，即东明，又称朱明、邹牟。朱蒙原是夫余王的儿子，母亲为夫余王的侍婢，属于庶出。朱蒙自幼善射，百发百中，又智勇多谋，因而遭到嫡长子等人的妒忌。为躲避谋害，22岁的朱蒙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夫余国率人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境内)，建国称王，史称卒本夫余。因卒本川一带系西汉王朝所设玄菟郡管辖下的高句丽县属地，县内居民主要为高句丽人，故后定国名为高句丽。 朱蒙立国后，公元前32年，首先以武力灭掉在今长白山东南部的荇人国，接着又溯浑江而上，统一了沸流部，即涓奴部。朱蒙所居之地卒本川，则为高句丽后来的五部之首桂娄部。公元前28年，朱蒙又向东发展，灭掉北沃沮，在其地建立城邑，纳入高句丽势力范围。至此，高句丽政权初具规模，高句丽的历史亦从此开始。 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丽的都城共有五处，三处在今中国境内，两处在今朝鲜境内。 1．纥升骨城 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公元前34年，筑纥升骨城，以为王都。此为高句丽的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系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高句丽在此定都计40年。 2．国内城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 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 ----旧唐书.房玄龄传 -------------------------------------------------------- 公元9世纪初立国的高丽王朝,之前并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 要了解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以前的历史,只能从中国的古书 上查找. 韩国人对此一直心有不甘,认为中国人写的历史都 是从大中国主义出发贬底了韩国. 经济起飞后,韩国到达了高丽王朝立国以来的顶峰,民族主义高涨. 韩国的一些所胃少壮派历史学者决心要重写韩国的历史并马上全社会的反响.他们对现有的中国古书采 取机会主义加实用主义的态度,认可的部分就引用,反之就一脚踢开.最为典型的要算韩国92年出版的教科书了. 这部共分5章:一开头宣示韩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8000年从帕米尔高原远涉迁移到了半岛,途中催醒了满洲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原的”黄河文明”,韩人并在公元前7000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据说日本人曾经抗义此书.
其实,每个国家撰写本国的历史,只要不牵涉到外国,外国人就不应干涉内政.韩国人完全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从火星上下来的移民,世人除了多一种笑话外,决对不会反对.问题是韩国人这种毫无历史根据的自称是整个东亚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的做法,必然和手持大量历史资料文明古国中国在文化历史遗产方面发升冲突.以下举出几个已经发生的冲突和潜在的矛盾. 1.端午节 大家一定不会忘记2003年韩国要向联合国申报端五节为韩国的文化遗产吧.消息传开后,中国社会反响很大:明明古书上记载,中国纪念端五节比韩国早2000多年,怎会变成了韩国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网友要立端午节为公共假日.一些中国学者提议, 端午节需然起源中国,但传入韩国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爱,是一件好事,建议为中韩两国的共同文化遗产. 但反观当时的韩国的媒体,一致遣责”中国的文化鼻祖思想”,说韩国的端午节加上了”荡千秋”之类的特色,所以韩国才会向联合国申遗.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摘要：高句丽是汉唐时期建立于我国东北部及西北朝鲜地区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历史研究在东北地方史、民族史、汉魏六朝、隋唐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高句丽服饰研究是高句丽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全面认识高句丽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20世纪以来，有关高句丽服饰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多达百余篇。本文将展开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研究。 关键词：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一、服饰的形制类别 从过往的文献中的记载来看，高句丽的民族服饰种类是非常繁多的。被记录的服饰中就已经有很多是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未被记载的史迹以及其中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描述还有更多。现今人们对于高句丽服饰的了解与分析主要来源于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发现。从当下考古学家及相关学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高句丽民族服饰从形制类别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头衣、体衣、足衣及饰物。 1.头衣 头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帽子、头巾以及戴在头上的相关衣物。高句丽的头衣种类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几种常见类型为帻、折风、冠、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对于不同等级、阶层的人所佩戴的头衣是有不同规定的。梁元帝《职贡图》有云：“贵者冠帻而无后，以金银为鹿耳，加之帻上；贱者冠折风，穿耳以金环。”[1] 古时佩戴冠巾的通常都是贵族阶层，但戴冠的同时需要留出全发，帻就是用来罩在头上束发的头巾。折风是用于防止冠物脱落的一种高句丽时代特有的头衣，折风的使用贯穿与高句丽的整个历史以及不同的统治地域，是当时最为普遍也最为常用的一种头衣。文献中对于高句丽冠的描述的文字最早出于《周书·高丽传》：“其冠曰骨苏，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2]从这段文献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冠的基本特点以及佩戴方式。巾也是高句丽时期头衣的常见类型，巾为黑色，多为男子佩戴，从很多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壁画中都能够看到当时的狩猎者会佩戴这种黑色的头巾。 2. 体衣 高句丽时期的体衣种类也很多，但总体而言可以大致归为两类：着于上身的通常被称为衣，着于下身的则被称为裳。体衣中的衣常见类别有襦、半臂、袍等，裳则大致分为裤、裙等。襦是当时十分常见的一种短衣，长度通常到达臀部，但从很多古墓壁画中我们看到贵族妇女所着的襦通常会更长一些，一般会到达大腿处。半臂是当时为妇女所穿着的一种短袖襦，在当时并不太常见，倒是到了汉代半臂才更为普及，为很多妇女的普通穿服。袍一般是指有棉絮的内衣，通常是穿在里面的衣服，在高句丽时期只有女子才会着袍，并且通常都是长袍。袍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交领，长度能够到达小腿处。高句丽时期人们着的裤多为穷裤，所谓穷裤就是一种有前后裆的裤子，这种裤子在当时男女都会穿着。值得注意的是裤子的宽窄程度通常象征着穿着者身份的高低，贵族所着穷裤裤腿会更为宽大，侍者贱民等的裤腿则要窄的多。裙是高句丽女子的一种传统服饰，通常男子是不会穿。在当时裙的款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衬于长袍之下，能够看到的只剩下裙下摆，另一种则为与襦搭配的裙，这种裙长通常只到胯部。 3.足衣
中国高丽人参的名实考
中国高丽人参的名实考 广州市药学会麦镇球 人参RADIX ET RHIZOMA GINSENG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的干燥根及极茎。 人参是中华民族应用于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的历史久远的名贵中药，其药用价值并早已为世界所公认。如其学名中的Panax名义是希腊文的“万能药”之意，是人类世代追求的珍宝灵药；而在其品种中出众的是“中国高丽人参”，顾名思义，其结论就是产于中国的高丽的人参，应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多种原因，对此有质疑之偏，以为仅仅是产于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的才能称做“高丽人参”，为了分清是非，有必要对其命名进行正本清源的考证。 一、高丽之名的由来 中国高丽人参的“高丽”二字，是始于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名为“高句骊”，又名高骊、高丽、高句丽、句丽和勾丽，源出于东北的秽貊，是其族系继夫余族之后的第二个建立地方政权，其最初地域在夫余（今吉林省）东南的浑江、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强大。 历史上的高句丽之名既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称，又作为中原的地方政权称谓。以历史为证，从考查中国古代的相关史地资料，便可作出正确的考证。 １、高句骊之名始初是民族的称谓。 高句骊人在建国前，已是汉王朝版图内的居民，史载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次年设立玄菟郡，以其地高丽人较集中的居地置高句丽县（县治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附近），使属玄菟郡。此时期的高句骊族人，大致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至吉林省集安一带，其后族或融入地方政权―高句骊国，或为朝鲜族或融入史上中国东北地区多民族之中。 ２、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称谓。 史载朱蒙（公元前58－19年）又名邹牟，谥号东明圣王，夫余人，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五女山山城），建立高句骊国，以高为姓，至此高句丽族上升为西汉王朝的臣民，国势日盛，疆土不断扩大，并多次迁都，占据今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部分地区，东至延边自治区，南至清川江及北朝，西至辽西，北至扶余，活动中心区：为桓仁、集安、通化。疆土达数千里，属地仅山城就有99座之多。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夺汉江流域，至此时期，仍为中国的藩属国，接受
韩国、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并未远去的鼓角争鸣 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 一个不堪日照的女子，曾经拼命躲避阳光的照射，可她越是躲避，那缕直勾勾的阳光就越是不依不饶，最终她还是被阳光“逐而照之”，并因此有孕在身。几个月后，她产下一卵，刀砍而不破，直到有一天放在温暖的地方，才有一个男孩破壳而出。这个生来“骨表英奇”、后来被称为“朱蒙”的男孩就是高句丽的开国之王。 不知是出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还是出自外人的误解，抑或是源于诸多印象的叠加，“高句丽”这三个不搭界的字，已被后人定义成具有多重含义的历史解读。它既是这个王国的名字，又是这个王国中占主体地位的民族的名称，同时高姓还是这个王国国王的姓氏。如果先拆开分析再连续地理解这三个字，它又有“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即山城）”之意。难道这就是这个处于长白山深处的王国及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吗 由于这个民族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传承的信史，今天的我们只能从二十四史等史书中去寻找有关它的只言片语，可由于当时信息传播的滞缓，史官在述及这段历史时，往往带有极大的偏见和疏漏，以至于后人以讹传讹，想当然地把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与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古国—高丽—混为一谈。 而实际上，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彼时汉武大帝驱动金戈铁马荡平四夷不久；高句丽被灭是在公元668年，此时离不断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兴师问罪的贞观皇帝去世也仅有20年。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帝王，先后为高句丽的兴、亡奠基，所以在这个王国的血液中就始终流淌着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基因，于是定期拜谒、纳贡也成了他们一项不成文的基本国策。 但这一切在公元668年那个料峭的寒冬戛然而止，来自中土大唐的名将薛仁贵、李绩统率大军，直捣平壤，将高句丽这个顽挺了700余年的王国从地理版图上一抹而掉。可谁也不曾想到，250年后，一个叫王建的三韩人在开京（今朝鲜开城）被部下“黄袍加身”，建立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正是这个带有复兴“高句丽”意味的名号，引发了1300多年后东北亚地区两个国家绵延不断的历史争议。 ……
辽宁与韩国旅游合作探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811098060.html, 辽宁与韩国旅游合作探析 作者：满岩 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3期 摘要：辽宁省作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毗邻的省份，拥有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开展区域协同 发展的区位优势。辽宁省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其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民俗优势，拥有着巨大的可以吸引韩国游客的旅游资源 关键词：辽宁；韩国；旅游 辽宁是我国北方的多民族集聚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留下来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众多的文物宝藏，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它主要有远古：红山文化；古代：汉代辽东郡文化遗存；唐代征高句丽的一系列文化遗存；宋金辽元文化遗存；明清文化遗存；近代：大连甲午、日俄战争遗存等近代殖民遗址和战争纪念地；凤凰山、千山、闾山等依然令人叹为观止的歷史文化名山，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开发辽宁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历史文化旅游，不仅可以吸引大批国内游客，更主要的是对韩国等外国游客也拥有着巨大吸引力。据调查，目前辽宁省对韩国游客吸引力最大的就是高句丽遗址、丹东中朝边境旅游带、历史文化名山等。因此有效保护与开发辽宁高句丽山城遗址、打造吸引韩国游客的黄金旅游线路，大力吸引韩国游客对振兴辽宁乃至东北经济意义重大。 一、辽宁高句丽古城遗址现状 在东北，高句丽政权影响极大，高句丽山城遗址主要散布在辽宁省、吉林省和朝鲜半岛北部，而辽宁省境内有高句丽山城遗址近百处，在辽宁东部山区建立了多个独具特色的防御城堡，用以抵抗中原势力的征伐。其中重要的山城有70至80座，小型山城及墓葬哨所等不成规模的遗址节点上百座，比吉林省和朝鲜的总和还多，这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址数量庞大，且分布很广，有很多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但是它们大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很多遗迹保存不力，有些偏远地区更是直接处于自然消损状态。 2004年7月份以来，五女山城申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国内外的游客激增十数倍，桓 仁县财政拨专款重新整修了景区环境，拆除了登山缆车后，山城景观的自然环境更为和谐壮观。此外，县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700万元，在距五女山城十公里处修建了高句丽遗迹园，将部分高句丽石墓群保护起来。入秋以来，五女山城漫山枯枝落叶，县文化局还加强了防火安全检查，促进了遗迹的保护工作。五女山城投资新修了登山石阶，既方便了游客又从整体上美化了景区。此外，由于申遗成功后旅游经济带来的效益猛增十几倍，大大缓解了过去文保经费严重缺口的困难，虎山长城作为旅游景点也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最后，近期的世界遗产申报、高句丽遗址的考古、文物研究都有了一定进展并加强了对世遗景点的宣传。在五女山的山脚下，桓仁县文管所增设了高句丽展览馆和遗迹园，园内将40多座高句丽石墓恢复原貌，供游客游览凭吊。丹东市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进展顺利，发掘出了大量高句丽文物。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Abstract:ThereliesdifferentbetweentheChineseandKoreanhistorybookonthenameoftheFiveBusof GaoGouli.Butwecandiscovertheonetoonerelationshipbetweentheretwohistoricalmaterials.Fuyup eoplewhichintegratewithHuimoandsomeHansarethemainpartoftheFiveBusofGaoGouli.Theheadso ftheseFiveBusaremorethanonepersonwhosestatusareunequal.AttheearlyperiodofthefoundingofG aoGouli,theministerswhoarebothlairdandofficialsofthecentralgovernmenthadpowerssuchasadmi nistration,military,judiciary.WiththeimprovementofthestateinstitutionsofGaoGouliinthecourseofe xternalexpansion,theheadsevolvedintothelocalofficials.TheFiveRusaswasformed,thepowerswerea lsorestrained.FiveBusbecomeaconceptofadministrationaldivisionsinsteadoflayingemphasisonthesi gnificanceoftribes. Keywords:GaoGouliFiveBusHuiMo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 （一） 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于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 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 （二）
丹东地区的高句丽山城
丹东地区的高句丽山城 项目基金：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09YJA770005 摘要：丹东地区目前尚存并且可以确认的高句丽山城遗址有9座，分别为凤凰山山城、铅山山城、山城沟山城、高台堡山城、老孤山山城、城顶山山城、东山山城、虎山山城、娘娘庙山城。这些山城主要分布于鸭绿江、浑江和叆河流域。目前有关丹东地区高句丽山城的研究主要侧重对该地区现存高句丽山城遗址现状的调研与介绍，以及对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考证。 关键词：营口；高句丽；山城 Abstract:There are 9 Koguryo mountain fortresses in Dandong. They are Feng Hangshan mountain fortress, Qianshan mountain fortress, Chan Chenggou mountain fortress, Gao Taipu mountain fortress,Lao Gushan mountain fortress, Cheng Dingshan mountain fortress, Dongshan mountain fortress, Hushan mountain fortress, andNiang Niangmiao mountain fortress. These mountain fortresses are near the Y a Lujiang river, Hunjiangriver, and Ai river. Currently, the research are focus on the sites or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about the fortresses. Key words: YingKou, Goguryeo, mountain fortresses 作者简介：王禹浪，男，1956年3月生，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文轶，男，1981年5月生，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丹东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地理分布 丹东市，位于辽东半岛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是连接朝鲜半岛与中国及欧亚大陆的主要陆路通道。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市，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与本溪市接壤。丹东地区东西最大横距19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60公里。丹东市辖3个市辖区（振安区、元宝区、振兴区）、2个县级市（凤城市、东港市）和1个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宽甸县）。 丹东地区是辽东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属长白山山脉向西南延伸的支脉或余脉。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北部为中低山区、南部为丘陵区、南缘沿海为平原区。其中以宽甸县和凤城市北部地势最高，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有千米以上山峰14座，最高峰花脖山，海拔1336.1米；凤城中南部以及东港市北部平均海拔300－500 米，丹东市市区和东港中南部地势最低，海拔多在20米以上，最低处海拔在2米以下。 丹东市河流密布，水资源十分充沛，全境有大小河流九百余条，其中流域面积超5000平方公里的有鸭绿江、浑江和叆河，而绝大多数河流为此三大河流的支流。 丹东地区目前能够确认的高句丽山城共计9座。其中，凤城市3座，宽甸满族自治县5座，丹东市振安区1座。从地理环境来看，丹东地区的高句丽山城绝大多数分布于丹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并分别地近鸭绿江、叆河和浑江三大河流。 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沿中朝边界向西南流，沿
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历史及西方军事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高层次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揭示战争的本质、基本规律并指导战争，阐明军队与国防建设基本理论与原则，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 本章主要介绍古今中外有关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了解我国古代、近代及当代军事思想的辉煌成就，初步了解西方近代和现代主要军事思想。 第一节军事思想概述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这段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军事家、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与西方古代军事思想相比，起源早，哲理性强，代表了世界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高峰。中国古代兵书是记录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据统计，我国目前尚存的古代兵书多达2300余部，18567卷。这些兵书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有关“治军”和“用兵”的基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体。 下面分别从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学习。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起源于夏、商、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至元代，徘徊于明、清时期。 夏、商、西周经历了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鼎盛到衰亡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了真正的战争及与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和商周之间的牧野之战，已经开始应用军事谋略。但此阶段的军事思想不完善，认识不深刻，军事论著很少且已失传。例如，《易经》中有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尚书》、《诗经》中记载了一些军事理论片断。西周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两部著作已经失传，但后世兵书中可以找到片断的引文，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是封建社会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并日趋统一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频繁的战争实践和军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出兵家182家），使得军事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发展。军队的组织制度初步完善，战略战术原理走向系统，作战兵器也不断改良，许多军事家及兵书著作不断涌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春秋末期军事家孙子及其所著的《孙子兵法》，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子简介：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与孔子同代，生卒年月不详。因齐内乱投奔吴国，经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晋见吴王阖闾，献兵书，被吴王阖闾委以将军，经国治军，显名诸侯，助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其军事思想集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Torii Ryuzo ）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鸟居龙藏于1870 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16 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18 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1893 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 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他在中国台湾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 年7 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
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在1895 年7 月至1896 年1 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 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此外，还发现高句丽古城和熊岳城墓砖（后来改定为汉代砖），以及复州永丰寺塔、析木城古塔（铁塔、金塔、银塔）、海城东门的波斯萨珊朝猎狮式台石等。 图一析木城石棚（引自《考古学上見尢矗遼①文化 圖谱》）（二）1905 年8月，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 指派，鸟居龙藏再进辽东半岛做考古调查。复查大连、旅顺、普兰店、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地遗迹。此次在普兰店锅底山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是一批重要资料。因此，鸟居龙藏兴奋地指出，这是“满洲石器时代史上最该大书特写的东西。”他详细调查了后金都城—兴京（原称赫图阿拉）和兴京陵（即清永陵），认为永陵与奉天北陵东陵不同，留有满族固有特点。他还调查辑安（今集安）高句丽墓群，附近佛寺和著名的好大王碑等。在辽阳盗掘数座汉墓，得到陶器、铜镜和装饰品等。 （三）1907 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龙藏与妻子鸟居君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
Open Journal of Nature Science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6 in Han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811098060.html,/journal/ojn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811098060.html,/10.12677/ojns.2016.44052 文章引用: 孙诗航, 肖龙, 金石柱.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J].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and Terrain of Koguryo Period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 Shihang Sun, Long Xiao, Shizhu Jin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Received: Oct. 28th , 2016; accepted: Nov. 15th , 2016; published: Nov. 18th ,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811098060.html,/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article refers Koguryo site to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Liaoning province to the research field. It collects 115 Koguryo sites by arranging history literature, viewing a set of heritage maps and di-vides 115 Koguryo sites into several catagories which are plain city, settlement site, tombs site, mountain city and other five types. It also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Koguryo sites in the aspects of elevation, slope, slope to in a simple way and finally overlaid analyzes all data in the method of space analysis. Here are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ite analysis: 1) in terms of elevation: eleva-tion ranging from 100 to 300 m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in Koguryo, which distributes 68 settle-ments and accounts for 59.13%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2) in terms of slope: there are 95 of the 115 sites as the main residential area in Koguryo within the gradient of 9?, accounting for 82.61% of the total site; 3) in direction: the ruins on the East, Southwest, Southeast, and West point distribu-tion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re are 73 sites, accounting for 63.48% of the total sites. Keywords Koguryo Rel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Liaoning Province, Elevation, Slope, Slope Direction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 与地形关系研究 孙诗航，肖 龙，金石柱* Open Access * 通讯作者。
试论中国军事思想
试论中国军事思想 首先，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的队级、国家和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虽属于理论，但其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它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基本观点，为进行军事预测提供思想方法，为从事各项军事活动提供全局性指导。由此可见，军事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将军事比作人，那军事思想必将是灵魂。因此，我们研究军事思想的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一、《孙子兵法》——第一次军事思想的飞跃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无疑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称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关于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理性原则。当然，在诸多古代军事著作中最富盛名的还属《孙子兵法》，其为我国军事思想的第一次飞跃。 《孙子兵法》共计十三篇，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系统，全面的阐述了战争规律。其主要思想是慎战、重战、善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将帅要谨慎用兵，高度重视用兵。而孙子重点阐述善战者的特征，品质，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从客观和主观层面来怎样创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怎样做到善攻者和善守者。《孙子兵法》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就是“变”。虚实是变，诡诈是变，奇正是变，形势是变，计谋是变，因势制权是变，因利用兵是变，九变是变，总而言之，变在先，以变应变，因敌变化而变化取胜谓之神。就这一点对现代军事而言也同样的重要，当面对战事时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逐渐创新求变，以应变于无穷。 细究古代军事思想就会发现，其不仅仅是单纯的排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和经济层面论述军事和战略问题。因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以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许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思想的再次跨越 近代以来，我们的军队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多次边境作战，可以说也算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在战争中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那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为基础，为真正科学地考察、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 首先，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了高超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艺术。毛泽东一生不仅创造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役范例，而且指挥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外，以弱胜强还表现在武器装备上，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以少胜多而且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其中包括先后打败两支拥有当时世界一流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军。 其次，其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从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到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从建军路线到作战方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等，这里面既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又包含军事领域的大量一般规律问题；既广泛涉及到军事科学的应用理论，又深刻地触及到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其对军事规律的理论揭示，就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因此，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
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