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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劳生志略

劳生志略

程千帆口述张伯伟整理

张伯伟教授，1959年1月9日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士（1982）、文学硕士（1984）、文学博士（1989）。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1992），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特邀研究员（1997）。

张伯伟教授现任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的

张伯伟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东方诗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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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过去也就过去了。比如李龟年的歌唱，公孙大娘的舞蹈，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珠帘秀这样的伶人，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了可能，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也看到了，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但是对于学人来说，有的人记忆力很强，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贤者咸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摹仿《易经》上的话，他都记得。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它才成为可能，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会壮大起来，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的或海军史的专家，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八大本，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他偏重他的汉学，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至于我个人来说，总的来讲是很简单。所以学生访问时，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我的生平也很简单，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其馀都太简单了。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能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后来就到了南京，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就是运动。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也就是“批判地接受”。我对文化大革命是极端地反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广韵疏证》，六七十岁的人了，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摆在他床面前烧了。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

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从小的方面说，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所以这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也是对个人的自信。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程丽则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她是工人，工厂里对他们很好，比武汉大学好多了，没有催她。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她一次，我就心里有数了，让张威克先去，再过了一阵，程丽则也去上班了。他们上了班，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我就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的人，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稍微好一点又出了车祸。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大概你也晓得，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作品分析，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我后来同陶芸结婚，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她一点都不嫉妒，是个好女人，很不容易。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很强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尽量地不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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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我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是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的家境比较贫寒，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但却有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我的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先父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诗是我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当然有很大影响。

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家度过的。1923年左右，因为军阀混战，在长沙不易谋生，我家迁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里。在武昌的五年中，我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他是我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在1928年秋天以前，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伯父名士经，是子大叔祖的长子，自幼才华出众，以早慧知名，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

殊沙馆初集》。但这也是他唯一的文学结集。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

他那时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教读自给。二十年代，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先在汉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

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我们从来不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我们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也不读，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我们不读《纲鉴易知录》，而是一上来就读《通鉴》。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着，曾经将有关《礼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汪辟疆老师看到了，还曾夸奖说：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这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除了日记以外，每周还要作文一篇，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伯父改得可仔细，坏的墨杠，好的浓圈，赏罚分明，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隔江灯火，下垅牛羊”之句，又云：“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他老人家高兴地说：也难为你了。我在最近把《闲堂诗文合钞》印了几百份，分寄给各地的朋友。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为什么道理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当年北方的学校就不做文言文。倒过来看，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

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对于《礼运》、《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即不准写错字、别字（包括碑帖上的异体）。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相同。另一个是优美，即要把字写得好看。这就要读帖和临帖。我常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总之，要求能知能行，写、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我后来在成都，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七百格的纸抄写文章，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没有一个错字。

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

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很有好处的。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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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现代教育

1928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1932年8月我升入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受益非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

《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象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象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教会学校的那种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1978年回到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五毛钱一千字，一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发表了，十二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八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

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最好有个十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那个旧社会，你们不能想象，比如换了一个厅长或局长，底下的人都换掉，不问你有理无理，有资格无资格。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我也写小说，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想结婚了。她是研究所毕业，我是大学毕业。我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到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这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说你的英语不行，过来补一年英语，第二年录取你。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洪业，还有陆侃如他们，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给黄季刚、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确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辈，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

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两篇，不是一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七卷压缩为一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轨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我前后娶了两个妻子，都是金陵大学的同学。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纪也比我大。当时在女同学当中，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对她的文采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她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她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三年级学生。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在学校的时候，陶芸和我同级但不同系，互相认识。后来沈祖棻不幸过去之后，我想再找一个妻子，我就了

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问题去了台湾，同她离了婚。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两个在南京。我就开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比较快地结婚了，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两个人，学校说是模范文明家庭，我们的确处得很好。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很和谐。我现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广州一个新闻记者的信，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人认错了一个字，我就要告诉他你认错了，应该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写，就要她帮我写。前时香港中文大学拿一篇稿子来叫我审查，我审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给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时给我吃药，我就完全不会想起。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学给我的，不仅是学业和事业，也还有婚姻问题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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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和武汉

抗战开始了，我找不到工作，有人推荐我到四川重庆的西康建设厅，职务是科员。我的工作是给厅长私人写信，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我因为才毕业，所以当不上秘书，只是一个科员。当时的厅长是叶秀峰，他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又是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匹茨堡大学的冶金专业是很有名的，陈立夫在那里学习。后来回国以后，就不搞工科了，搞政治，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起，他们两个是国民党的元老陈英士的侄儿。后来叶秀峰就跟着陈立夫走，他到西康当建设厅长，也是陈立夫的关系。他不常常在康定，一有时间就到重庆，所以我那时也常到重庆。一年多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问题，不知是陈立夫、陈果夫与刘文辉有什么矛盾，所以叶秀峰就不当厅长了。当时在乐山有一所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有蚕桑、制革、农产制造等专业，现在或者叫技专，陈立夫就想让叶秀峰去当这个技专的校长，叶秀峰不肯做。他后来就说，你原来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没有地方去，可以到这所学校去教书。这样，在1940年的2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那几年中我什么论文都没有写。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语文，一共五个班，每班两个小时，共十个小时。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惠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惠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在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有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我在技专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

我在技专工作了有一年半样子，当时武汉大学也到了乐山。刘永济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学的老师，后来才到武大的。他在长沙的时候，与先叔祖程颂万有来往，拿家庭世交关系来说，他是个晚辈。我家里一直藏着一幅十发老人的画，上面有刘老师的题字，后来不见了。我估计是“文革”中被抄掉了。刘永济先生到了乐山以后，我去看他。我当然也是很希望有机会到武大去教书，就带了几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词抄了一些给他看。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原来是个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兴。因为他在四川很寂寞。那个时候刘老师住的地方叫做学地头，是过去学宫的一块荒地。那个地主姓蓝，过去给军阀当过副官，

攒了一些钱，砌了两所房子，就在那个地方，等于说是隐居吧。他把多馀的房子租给我们。刘先生住在山腰，我住山顶上。我在山顶的邻居是钱歌川，他的诗集里还有同我往来的诗。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1941年，我知道武汉大学要进人，添一个教大一国文的，我就去见刘先生，刘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武汉大学教课，我说当然愿意。他又说武汉大学有个怪规矩，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所学校教课，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杨端六和袁昌英。杨先生这个人，蒋介石曾请他当过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厅长，军衔是上将，他替国民党的军队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会计制度。他又是英国的经济学博士。袁先生留学法国，写过《孔雀东南飞》，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们在武汉大学刚开始办时就来了。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进武大，就立了这么一项规矩。当时沈祖棻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女性，她并不是非要教书或工作不可，两个人只要能够生活，她就不教书。这样我就到了武汉大学。原来是要我教三个班大一国文，刘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商量，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国文提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讲得深一点，每周五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三个班，九个小时的课，我是教十一个小时。中文系是五小时，教的内容就是《文论十笺》，这是后来的名称，当时叫《文学发凡》。我最初对是不是要选《文心雕龙》，化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考虑的结果还是不选，因为很容易破坏它的整体性。这个讲义原来有三部分，现在印出的是总论，还有一部分是骈文，一部分是散文。我后来在武汉大学讲下来，十篇讲一年紧得不得了。那个讲义的底子也丢掉了，现在记不住是哪些篇，只记得关于骈文的有李兆洛《骈体文抄序》，散文方面有《经史百家杂抄序》、《古文辞类纂序》，一共有二十来篇，有一个油印本发给学生，不讲，让他们自己看。

武大当时有个《文哲季刊》，那时的印刷、纸张已经很坏了，因为我还在搞目录学，研究《文史通义》，就写了一篇《言公通义》，现在还存着，收在《闲堂文薮》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作王石碑的地方，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有一次，日本人听说蒋介石要去乐山视察，便派飞机把整个城市都炸了，这情报是错误的，但城市给炸了。当时人能够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学地头，离嘉乐门外大概有几里地，到王石碑还有十五里，很远。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请哲东先生舞剑，他答应了，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后来哲东先生有个比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刘经旺。他是湖南人，是个好先生，就劝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应不打了。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

的人现在不多了。

在技专的时候，西南联大开始办《国文月刊》，居然在乐山能够买到，我也就买了看看。那个时候恰好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的课程表，我不大满意。其实那个时候我人还在技专，没有到中文系教书，我就写了一篇叫作《部颁中文系课程表平议》，投给《国文月刊》。余冠英主编这个杂志，他看了很高兴。不晓得什么原因，西南联大的人也不满意这个课程表，但并没有发表评论。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发表了。还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给他写点稿子。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刊物发表短篇文学论文，既然有个地方可以发表，我就隔些时候寄点稿子去。大概办到40期，后来都是郭绍虞先生编，我也因此和郭先生比较熟。在《国文月刊》上，我又闯了祸。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天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弊病，这个也无所谓。那时候我常常读太炎先生的书，太炎先生闹革命，骂清政府是“建夷”（明人称满州为建州卫，贬称建夷），我也就用了“建夷”，给罗常培看到后大发脾气，因为他是满族人。这实在是好古好出来的毛病。这件事在很久以后，冠英先生才告诉我。常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怎么也没有意思要得罪他。总之，这以后我就较多地写文学方面的论文。一直到《国文月刊》停刊，最后的一篇就是《诗词代语缘起说》，很长的一篇，记得是分两期登的。

在乐山的时候，我又认识了马一浮先生。他当时住在乌尤山，其实是一个小岛，就在乐山大佛的下面。据说汉朝有个犍为舍人，犍为也是乐山的别名，他曾在那里注《尔雅》，称作“尔雅台”。可能是个假古董。马先生住在那里的时候，刘先生常去看他，我也随着去，这样就认识了。复性书院也在那里。马先生年青的时候，留学美国、日本，很通西学。但是回国以后，专讲宋学。他是汤寿潜的女婿，浙江人，好像当过省长。后来他太太死了，他的丈人很看重他，就一直供给他读书。他生活很舒服，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抗战中，不知怎么孔祥熙知道了他，拨了几万块钱，让他办书院，他就办了复性书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来同熊十力都讲理学，但平时大概也没有很好讨论过。马一浮办了书院，就请熊先生去讲学，熊先生在台上一讲，意见与马先生不合。他讲过以后，马先生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后来贺昌群也去讲过学，也不一致。再后来他发现，要讲真正学问只能独断独行，就不再请人了。那里也招了一些学生，每个月给一些膏火费，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能过下去。

在武大一年半以后，因为他们那儿的怪规矩，夫妻俩不能在一所学校工作，于是我和沈祖棻就在1942年8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我们都是副教授，不过沈祖棻是研究班毕业的，工资还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时编了《文论要诠》的讲义，就是那十篇文章，没有编完，到金陵大学就继续编。后来金陵大学自己出钱，就把这教材印了出来，线装本，书名是《文学发凡》。那时叶圣陶（绍钧）先生也离开了武大，在成都，他的开明书局的编译所恢复了，我去看他，说有一本书，能不能出？他翻了翻，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他说古字太多，印起来不方便。我说十篇文章中就一篇有古字，其馀九篇都没有。后来他就同意了，但是认为《文学发凡》的书名不好，太广泛了，所以改成了《文论要诠》。胜利以后，就在上海印出来了。最后在黑龙江重印的时候，我又改成《文论十笺》，把范围更缩小一点，限于十篇。这本书真正作为学术著作来说是有欠缺的，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结构，每篇后面有按语，所以作为教材很方便。这本书很奇怪，生命力很强，很多人要，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横山弘教授（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在日本找这个书找不到，他们也是说当教材非常好。叶先生先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还在技艺学校。后来他到了成都，我也到了金陵大学，就去看他。他待人接物非常谦和，他在武汉大学，教员要填写履历，他老老实实填上“中学

毕业”。他任教授，但没有教专业课，教的是大一国文，还有二年级的写作。我在武大的时候，认识了一些金陵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是金中毕业的，组织了同学会，我和他们有交往。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叶先生的情况。叶先生尽管在本系教的课在当时看来是最一般的课，但是学生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认真。所以像刘永济先生对叶先生还是蛮好的。叶先生在武汉大学教书时，他的两个儿子，叶至诚、叶至善，两个人都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念书。毕业以后，叶至善一直跟着他爸爸。解放以后在北京，叶先生好像是民进的中央委员，叶至善就帮着做些民主党派的工作。叶至诚留在南京，在文艺界。他后来结婚了，妻子叫姚澄，是著名的锡剧演员（至诚已于数年前病故）。武汉大学当时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刘永济先生就是学衡派，他和吴宓先生很好。所以对于新文学不太看重，对于胡适一派的学问也看不上。陆侃如、冯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都离开了。

在金陵大学我教目录学、教骈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龙》。因为那个时候诗歌是高文先生在教，过去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朋友教的课和你重复，就应该让开。高先生是南京人，后来一直在河南。他现在九十了，他的诗做得非常好，他除了教诗，也教《说文》。前几年出了《汉碑集释》，那是他专门用功的成果。

当时四川大学也在成都，金陵大学开始请刘君惠先生兼课，我觉得刘先生课教得也蛮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刘先生改成专任，他们也同意了。但后来又反悔，不愿意请刘先生。这样我很难办，就提出请刘先生当专任，我做兼任。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抗战胜利后，刘先生到南京，还在金陵大学呆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习惯，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年，从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也是因为四川大学内部有些问题，那时赵少咸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殷孟伦的岳父，后来换了系主任，我也就没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学当时有些很有学问也很有意思的学者，如赵先生关起门来研究音韵学，黄季刚先生在世时非常难得钦佩人，但是看到赵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黄先生当时在全国已有大名，赵先生则谁也不知道，而黄先生称赞他。黄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学不知请谁来教文字音韵。当时殷孟伦已经是赵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汪东先生是文学院长，支持殷孟伦，殷孟伦自己是助教，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这么不避嫌疑，但当时不讲这些。来了以后，教了一两年书，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我在川大的时候，因为赵少咸先生对我很好，所以那儿的老先生都对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几个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学时的学生，当时年龄也很大了。还有一位庞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学成材的。他是教蒙馆出身，四川那时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要猜灯谜，他猜谜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学校请他去教课，他也教得很好。后来四川有个大名人叫赵熙（尧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当时隐居在四川的荣县。赵先生晓得庞石帚了，就表示说，如果像庞石帚这样的人当我的学生，我很愿意。这样，庞先生就去拜门。他在四川学术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当时蒙文通先生也还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学生。所以他和学校闹翻了，学校不聘他，他还照样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我在四川的时候很年青，我和四川的关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师是四川人，或者黄季刚先生的父亲是四川人，在四川做过官以外，没有任何关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对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们的。我感觉到受了他们的恩，要想办法报答他们。像庞石帚先生的遗著，我就推荐给王元化，现在已经交到杭州大学出版社了，也许今年可以校稿。好几十万字，就叫《庞石帚集》。他还有一部《国故论衡疏证》，我托人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一排队还要两年才能排出来。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

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旧学来说，他们在群经诸子这些朴学方面很有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这些人读书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时间任鸿雋请刘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就丢了丑。因为刘大杰做的那些旧诗，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所以后来没多久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刘大杰是新派人物，那同四川的旧学基础相比差得很远。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又出了个吴虞，就是那个宣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朱自清先生有一年休假到了成都，他的太太当时在川大图书馆工作，那时成都的生活费比昆明便宜。我最近在看吴宓先生的日记，其中也记载到当时昆明的物价涨得很厉害，吴先生在成都和乐山的日记也记到我。那时我已经在川大任教，在《四川大学文学季刊》上发表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的文章，是油印的刊物，朱先生看到了。他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去看他。我对于朱先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他谈到我文言文写的论文，问我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文章。我说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师都是比较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来也很不容易。他就说，如果你用白话文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不是更好吗？我不敢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们在金陵大学，一直到1944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学校里的教会负责人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去上告，结果非但没有把他们告倒，反而遭到解聘的处理。当时沈祖棻有词《鹧鹄天》四首咏此事，我后来有笺，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鹧鹄天四首[华西坝春感]

百尺高楼数仞墙，蛮弦羯鼓度新腔。

暗收香稻防鹦鹉，故斫孤桐恼凤凰。

春漏洩，意仓皇。记名瑶册忍相忘。

何曾一斗供闲醉，空自殷勤捧玉觞。

笺曰：此咏金陵大学当局乾没职工食米事也。当时米价昂贵，政府因按公教人员每家直系亲属人口，不论其是否在成都，一律发给平价米一大斗，合三十二斤，以维持生活。平价米价格远较市场价格为低。校方见利忘义之徒竟篡改法令，擅自按照教职工家口实在成都者发放平价米，馀人则按平价给予法币。多馀之米则按市场价私自售出，以饱私囊，所得甚丰。1944年春，有人在学校总务处钞得1943年9月22日学校致粮食部四川民食第一处名单（发文号为蓉字第2618号），始发现此贪污行为，于是全校大哗。余夫妇乃上告教育部，当局及诸附丽之者则多方掩饰。几经扰攘，卒以退还半年侵吞之食米了结，而余夫妇遂被解聘。古人云：不可为善，盖此类是也。此第一首，上阕首二句谓其事出于外人出资兴办之大学。新腔，谓新闻，实丑闻也。第三句喻侵渔食米，第四句喻扼杀正义，皆斥贪渎之徒。下阕首三句谓名单曝光，群丑惶恐。末二句谓多数教职工姓名虽在配米册中，然所得甚微，犹举空杯而饮，实无酒也。

暗撒金钱盛会开，浣纱女伴约同来。

繁声故乱霓裳谱，皓腕争收玉镜台。

空作嫁，自为媒。文成倚马叹高才。

苕华未肯留名字，夜梦无心到锦鞋。

笺曰：此第二首，写本案曝光，当局狼狈，组织人力反扑，企图？平其事。上阕首二句谓上下互相勾结利用，各有所得也。当时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主席为农学院院长某君，力主家丑不可外扬，以不能倒掉金字招牌为说，而反对贪污主持正义者每一发言则被叫嚣之声掩盖，不能毕其辞，故曰：“繁声故乱霓裳谱”也。校方又暗中保证发给不继续追究者以下年度聘书，亦有受其迷惑者，故曰：“皓腕争收玉镜台”也。下阕写有人在会中提议发宣言否认贪污之事，胁令与会者签名，其言甫毕，已有人将预先拟就之宣言提出，故讥为文成倚马。余夫妇拒绝签名，盖去志已决矣。《诗经·苕之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温庭筠有《锦鞋赋》，段成式嘲之曰：“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末二句出此。

十载芳华忍泪过，高坛广座负春多。

凭谈海客瀛洲梦，却讶情人碧玉歌。

夸舞袖，妒嫦娥。几回辛苦点青螺。

不须得意钗钿约，凤牒鸳函字易磨。

笺曰：此第三首，盖悲当时附丽当局，阿谀取容者之终无所得也。上阕谓在学校工作之教师，长期受当局之蒙蔽，或闻将派其赴美留学，则感激曰：厚我厚我。迨案发后，乃惊叹此亦如薄倖情人之爱情歌曲为不可信也。下阕补足此意，正告诸不辨是非或见利忘义者。厥后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诸投机取巧临难苟免之徒亦多被逐，斯言验矣。

塘外轻雷梦未惊，羽书空费墨纵横。

无情野草妨来往，解意垂杨管送迎。

怜晚照，付春酲。尊前先计去时程。

自知不是秦楼侣，一任鸾笺负旧盟。

笺曰：此第四首，写米案之馀波。时有不以余等揭发贪污之举为然，致书丑诋者，亦有扬言欲饱以老拳者。余夫妇虽泰然处之，而诸生颇以为虑，每于余夫妇往返学校时，轮流护送。此上阕之所喻。下阕则谓已决心离去，盖羞与彼辈贪污势利之徒为伍，虽被解聘，亦无所顾惜也。时成都学术界皆不直金陵大学当局之所为，故暑假后，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在宥先生敦聘祖棻至该校任教，而陈孝章兄亦介余于成都中学校长钱智儒先生，虽别上庠，仍登讲席，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那时人的观念中，大学和中学的在社会地位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学还比较多。那时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堂课四十五分钟，但只讲三十五分钟。上课铃响了，教师并不去讲。我开始不知道，摇铃了我就去，结果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要迟一刻锺去，这样实际上也就提高了教师的待遇。当时成都的中学里，确实有些学问很好的先生，像庞石帚先生开始也是在中学里的。前时我收到王元化的一位博士生的信，告诉我说自己是赖高翔的学生，赖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过一篇，就是他给那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写的一篇活着的墓志铭。吴虞是他的老师，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就要他写一篇墓志铭。虽然也是摹仿古人，但的确写得好，很像清代汪容甫、洪北江这些骈文高手。抗战胜利以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叶麐，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当川大的教务长，黄季陆当校长。他想留我和沈祖棻在四川，不要下来了。我觉得离开江南的时间太久了，不想留在四川，呆了八年了。如果留在那里也很难说现在是个什么局面。

1945年抗战胜利，刘永济先生知道我离开金陵大学不是我的错，就要我回武汉大学，我去了就是副教授。学校也迁回武昌。到1947年升了正教授。那时升教授也简单，就是系里通过推荐了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诗歌论丛》里的文章，当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抄写了一份，交给刘博平先生看了，认为够水平了，就升了教授。后来是文怀沙看了这个稿子，就拿到上海印了出来。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但不是对我的意见。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闿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我到武大的时候是个年青人，我对朱先生还蛮尊敬，他对我也蛮好。一直到他晚年在复旦大学，他的博士生答辩还要我去。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和胡小石先生关系也不好。大概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刘永济先生，他们对于传统的学术理解得很深，对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东润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其实按我看，朱先生也还是蛮不错的，他特别用功，在复旦他们就说朱先生每天要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一定要完成，几十年都是如此，光这一点，就令人佩服。苏雪林到武大是陈源的夫人凌叔华的关系，凌叔华是个有名女作家，也能画画，风度也很好。她就在家里当主妇。他们在乐山的时候，我曾去看过他们。后来他们去了英国，一直没有回来。最初他们去英国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个什么名义，后来就在英国住下来了。因为陈源被鲁迅骂得很厉害，所以解放以后他们也不敢回来，又不愿去台湾，最后死在英国。我在武汉大学，当然不会反对刘永济先生、刘博平先生，永济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辈，博平先生是我的同门，但我也从不帮着他们去反对朱东润先生。所以我说，只要你没有什么成心，首先觉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接触人，多数人还是蛮好的。抗战胜利以后，武汉大学从乐山回到珞伽山。此前胡适在美国当驻美大使，周鲠生就当他的法律顾问，事实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适回国当北大校长，就请周鲠生当武大的校长。王星拱先生就调到中山大学。周先生原来当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他很熟悉武汉大学的情况。他很清楚，自从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就办武汉大学，有些人在学校创办初期就来了。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些威望很高，但相对来说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继续当院长、系主任。所以他就聘请了很多年青人当教授，同时也换了一批系主任。有的系没有换主任，但是加了新人。当时哲学系就聘请了刚从印度回来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请了从爱丁堡回来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的堂兄，历史系的唐长孺是武汉大学在乐山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们四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革新，所以关系也很好。我当了系主任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开设新文学的课，原先苏雪林先生开过这个课，但是后来慢慢地被刘博平先生他们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来是必修课，然后就改成选修课，慢慢地就取消了。后来我就请苏先生来教这门课，她还不愿意。因为她教文学史已经习惯了，不愿开新文学的课，但是我还是请她教了。再比如吴于廑先生当历史系主任，他就认为历史系学生不能光读历史，至少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他来同我谈，因为要从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没有人肯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两年，效果很好。我后来写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充实、提高的。唐长孺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

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认识，最初是看到他写的新诗，觉得很好。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听说哲学系聘请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其它。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觉得很好，就要胡适给他们证婚，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孺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生，杨先生看他很年青，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释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周鲠生在解放以后因为徐懋庸的排挤，后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以前在国际联盟工作过，熟悉国际法，就到外交部当顾问。周恩来很看重他，他入党也是周恩来介绍他入的。

从抗战胜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为武大的家属闲住着，后来他因为生孩子出医疗事故，我就经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阵沈祖棻在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蔼，他丝毫没有想到你会借了不还。所以我很感动。后来我想到鲁迅骂他“赵老爷”，实在有些过分。

大概在1947年或者是48年的时候，快解放了，武汉大学的老先生没有一个愿意当系主任，我就当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一直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职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了。那时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要学一年制的文学史，谁都不肯教，我是系主任，凡是无人肯教的课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学史，教文艺学，教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什么的。我教文艺学，先听丽尼的课，那时没有录音机，全靠记笔记，我学得很认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讲。第二年就自己教这门课了。丽尼的本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没有什么学历，全靠自学，外文特别好，也一直是在左翼联盟底下活动的。抗战中，他到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里，专门帮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有关军事的消息。他在重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当到陆军少将。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没有发现他是左倾的。他到武汉大学是陈荒煤介绍的，后来陈荒煤到北京当电影局长，也把他带走了，帮他办电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陈荒煤被赶下台，丽尼就被弄到广东，不知是暨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红卫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从私塾出来，到了南京，从原来接受的封建传统的东西变为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来所学的改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觉到特别困难。

1953年我参加慰问团去朝鲜，在那里呆了半年。主要是根据一些宣讲材料，比如何处建立了钢铁厂，哪里的工厂有1.8吨重的螺丝，国内的生产情况如何，后方怎样支援前线等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在朝鲜时，有严格的纪律，比如说不许用人民币，怕扰乱他们的金融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国内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问题，立刻抓回国关起来处理。我们的团长是贺龙，湖北分团的团长是副省长王海山，是个老红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差不多没有担任一般工作的男人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包括对我们的保卫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来做，她们很能吃苦。我们不会讲朝鲜话，但一些老先生读过孔孟之书，可以笔谈，我也和他们笔谈过，用文言文。那时朝鲜的古版书非常多，是在战火中残馀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买。大家都很守纪律。有一回大家去参观一个高射炮的阵地，我们一个团员就问：“怎么没有看到炮啊？”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员把哨子一吹，一下子从山洞里大炮都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受到批评：“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属于军事机密的。”当时朝鲜人民军表示对中国的慰问团没有任何保密，有问必答。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内容多数是关于打胜仗，俘虏了多少美国兵之类，我们就记笔记。我同几个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还有几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起吃饭，吃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算是比较好的。吃过饭后，陪我们的人鞠个躬就走了。事实上，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东西该讲或不该讲，很小心谨慎。

沈祖棻开始一直在武汉大学闲居，后来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他们就要她去任教。那时胡小石先生过继外家的儿子杨白桦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调在一起，希望离开武汉大学。但武汉大学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调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只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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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右运动与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传，对苏联的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这样一来，反右一开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

哈佛大学出来的，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说话比较隐蔽，不像我这样子，就被称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过是珞伽山的宰相。一个很一般的女老师，武汉大学外文系说她是一个反动权威。她的丈夫说说：“我太太讲，我既不反动又不权威，我在美国留学一两年算什么权威呢？反动我也实在不反动。”

在武汉大学的徐懋庸，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这个判断实在非常准确。他又培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被武汉大学的同事们称作“金童玉女”，后来两个当了副校长。所以徐懋庸离开了以后，他的班子没有散。一直到现在为止，武汉大学不团结、闹宗派这种情况，就是徐懋庸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很长一个时期别的学校都先动手摘帽子，说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动。我就这样被拖了十八年。张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钢的一个老工人，工宣队到武汉大学，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问：我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地方，叫程千帆。别人一听就说：知道知道，最顽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开始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有人揭发我的问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但是你不能申辩，因为一核对就会妨碍运动的深入，正确的态度就是都接受下来。我就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改造。人活着总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所以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道家，的确还是代表了人类部分的真理吧。他们越批判，我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情，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来。这样一想，我反而安定下来，还能读读书，也还能够想些问题。我就没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当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每什么了不起。这样一来就拖得很久，在这期间也看到了人生的许多事相，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诠》。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他们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你也不敢说他是抢还是偷。比如毕焕午先生，他有一块破表，放在资料室的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喜欢，就拿走了。毕先生去告，学校也觉得这有点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学生喊来。学生怎么说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毕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年青的时候在北京读中学，后来朱自清先生看他写散文、写诗还不错，就把他弄到清华去教大一国文。他同左翼联盟有关系，有些活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学生罢课，闹学潮，他也在里面鼓动。后来在清华呆不下去，就被开除了。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他虽然没有背叛，也就不敢参加革命活动了。解放以后，他作为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先当湖北文化局的局长，后来又到武汉大学。他实际上不是右派，就这样一件事，算他是有历史问题了。我的这些稿子说是拿去审查，结果随便朝个地方一扔，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棻祖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过了几天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抄第二份。这些稿子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从头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笺记》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现在大概是在档案馆。就像我跟学生说的，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

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利害的惩罚。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资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先是在学校里劳动，让你做那些最困难的事。比如说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整个的脚都站在淤泥里。我从来没有赤过脚，没办法，只好穿着袜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骂、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脚，诸如此类。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以后又到资料室干了一阵。他们把这些人编成队伍，比如说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搞了这一阵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都弄不清楚。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离武汉有好几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可以，还要抽签。表面上说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示宽大。而事实上呢，处处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只剩下极少数右派。到1975年，胡耀邦上台了，右派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样我才所谓摘掉帽子。但是在75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称五七干校，反正你还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个诗里说：“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原来是想两个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后来好容易回来了，没有多少时候她又出了事。整个来说，我就感觉到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过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当右派当了十八年，那时是1957年，才四十多一点。那个时候学生说我教书教得好，课上引材料，《汉书》多少卷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材料都非常确凿。而且那个时候野心也比较大，想一个人写一部大文学史，结果只写了半部宋文学史。

我觉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许有一种善意，想把知识分子改造得马列化一些。翦伯赞后来自杀了，听说是有人讲：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样紧跟还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说起来，还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种外在的力量很困难。我倒是觉得退休以后这几年，慢慢地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说是怎么样进步，至少要比较圆通一些。这个时候并没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慢慢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假如说在武汉大学那个十八年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学生，即使不能达到后来我教你们这个程度，总是可以早日出现、早日工作。这个账算不清，所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也累次同你们讲过，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不平，我想上去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也是整个民族要负担的，刘少奇扛一大块，我扛一小块。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过去了，我现在八十六岁了，比他大，还活着。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就好像恩格斯讲的高山滚石头，这个挤那个，那个挤这个，挤成这个样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刚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紧牙关过去吧。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尽可能地使她的东西保存下来。最近冰心、柯灵她们编一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说集，把她的作品也收进去。她的东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来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论文，到图书馆去乱翻了一阵，也没翻到多少东西。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就是说用一种文体创作，在这个文体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弃了，用别的文体创作。不知道外国的作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沈祖棻先是写小说，写新诗，后

来就作词，时间最久，后来又倒过来作诗。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她是个作家，不是个学者，学者是馀事，作家是她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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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晚年生活

我1978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左思潮很厉害，是徐懋庸培养起来的，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根子还在。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工作。那时沈祖棻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一点馀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70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月49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有的人不太了解学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他们也很不利。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了，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化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它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有什么条件，我要工作。”叶先生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办，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来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刻回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块钱，其馀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馀的都卖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任，是个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武大当右派为诫，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出路。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64岁，我65了,比她还大一岁。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没有对他特别的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不会有我的今天。”有很多东西就被埋没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做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作出成绩了。我们培养了古代文学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汉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我所想象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叹一个很好的朋友殷孟伦先生，他的学问比我好，年级也比我高，但是他太好玩，到处去开会，新疆都去过几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关于《尔雅》的书也没有写好。他是黄先生亲自传授的学生，非常可惜。这当然与他的环境也有关系。他的脾气不太好，山东大学的某书记也很有点官派，殷先生不太理会他，所以这个党委书记就和他过不去。但是殷先生和杨尚昆是同学，他们可以直接书信往来。殷先生就去告，那个书记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对殷先生客气一些，但结果殷先生还是很吃亏。少出去开会是我在南大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作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兴。后来大概是1980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86到87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如果说还作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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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的著作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

永远的程千帆

永远的程千帆菜九段供稿程千帆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不知是因为自己上了年纪特别好怀旧之故，还是近年来旁门左道搞得特别邪乎、感觉日爽一日之故，这一两年来，常常想到程老，尤其是想晤会程老，向他老人家汇报一下菜九一直以来的种种折腾，或可大慰先生老怀。今年（2009年）菜九读史随笔集《历史的侧影》出版前，本想写个自序，在其中表达一下对程老的缅怀之情，后因田秉锷兄的推荐序里已写到了程老，菜九便省掉了自序这个节目。但对程老的怀想仍然每天萦绕心头，难以释怀。而一旦动了想写程老之念，程老的音容笑貌，程老对菜九的种种提携之情，便会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真是一日不写，一日不得解脱也。兼之近日程门弟子苍山牧云（潘成稷）先生风闻菜九要写程老，已预先致谢了多次，那么，将程老对菜九的种种关爱诉诸笔端，实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其实菜九从程老游的时间已较晚，且时间并不长，既非其门人，也非一般学生，当属未得先生亲炙者，缅怀程老这样的题材，说起来也轮不到菜九来写。只是菜九以为，不管怎么看，程千帆先生也可算得上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景点，而景点也者，自然是横岭侧峰，人人眼中笔下各不相同。既然菜九从程老游，也算是到过了这个景点了，看的不深，看的不细，也是到此一游过了，总可以写个游记，或者能说出个与他人不同的一二三来。程老道德文章学问皆臻一流，在学界盛名素著，而在1988年菜九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之前，还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程老其人。菜九的特点是孤陋寡闻，所知甚少，几十年一贯，不曾稍异也。近期程门弟子苍山牧云问了一大串南京地面上的学者，菜九皆闻所未闻，当年不知程老，亦属正常。只不过是以菜九今日对程老的情怀，回看当年的一无所知，真要为这种孤陋到极点而汗颜啊。虽然菜九不知道程老，但知道沈祖棻。菜九读研时好看闲书，在书库中翻到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菜九似懂非懂看读一过，心中油然升起对真学问的崇敬与向往。如沈祖棻先生这样上下纵横陈述探讨为文之道、为文之妙，菜九不禁惊异，纯学问居然能如此有趣、如此精彩、如此迷人，沈祖棻在菜九心目中直如天人一般，实只能仰视也。从此以后，菜九对真学问开始向往不已，尽管如今菜九年过半百仍然没有真学问，但对学问的尊崇，一日未尝稍衰也，并对自己的缺少根基始终引以为憾。菜九到出版社工作后，看到一本由程千帆著的《日本汉诗选评》，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程千帆先生其人，并又知道其为沈祖棻的夫君。当时菜九也不知程老是何方神圣，又如何让沈祖棻先生吃了他的套。天人一般的沈祖棻在菜九心中是何等神圣，心中颇有点为沈祖棻抱屈。看来人类的大毛病——好为自己不懂或知之甚少之事妄下判断、乱发感慨，在菜九身上也严重存在，难免就少年轻狂，终至老年轻狂。后来慢慢了解到，当年的沈祖棻在读研究生，风头正劲，其诗词创作举世无抗手，已有当代李清照之誉；程先生则只是刚刚显露才气的大学新生，当代李清照眼光何等了得，一下子就从众多追求者中发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程千帆，从而缔结一段良缘。知道了这些前因后果之后，菜九不免要为沈祖棻高兴，也要为程老高兴，以为除了程老，或者还真难找到能配得上沈祖棻的如意郎君呢，终不成让天人般的沈祖棻先生无

武大第一批正式发布名师名单

第一批正式发布名师名单（169人，按姓名拼音排序）晚清时期著名学者：2 辜鸿铭、华蘅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80 陈登恪、陈华癸、陈建功、陈望道、陈源、陈祖源、戴铭巽、范寿康、方重、方壮猷、高翰、葛正权、桂质柏、郭斌佳、郭霖、郭沫若、胡稼胎、黄侃、江仁寿、金克木、李崇淮、李浩培、李华宗、李四光、李渭农、李先闻、刘秉麟、刘迺诚、刘颖、彭迪先、皮宗石、任凯南、邵逸周、沈祖荣、疏松桂、苏雪林、孙祥钟、谭声乙、汤佩松、汤璪真、陶因、万卓恒、王葆心、王铁崖、王星拱、闻一多、邬保良、吴大任、吴宓、吴南薰、吴其昌、席鲁思、萧君绛、熊十力、徐天闵、徐贤恭、许宗岳、燕树棠、杨端六、杨人楩、杨树达、叶圣陶、叶雅各、余炽昌、郁达夫、袁昌英、查谦、张培刚、张珽、张颐、张资珙、章蕴胎、赵师梅、赵学田、钟心煊、朱东润、朱光潜、朱君允、竺可桢、庄长恭（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3 王世杰、曾昭抡、周鲠生 1956年国家一级教授：9 陈永龄、金通尹、李达、李剑农、刘永济、刘赜、夏坚白、叶雪安、俞忽 1956年国家二级教授：10 陈伦会、高有焕、桂质廷、韩明炬、何定杰、李庆海、谭戒甫、唐长孺、夏良才、朱裕璧 1956年国家三级教授：19 程千帆、崔希璋、戴春洲、董道蕴、董钟林、顾葆康、黄焯、纪增觉、梁百先、马文元、王治樑、吴于廑、姚薇元、叶峤、余家荣、余先觉、曾昭安、钟兴厚、周如松中国科学院院士：11 高尚荫、邓子新、龚健雅、李德仁、李国平、舒红兵、王之卓、杨弘远、查全性、张俐娜、卓仁禧中国工程院院士：10 李德仁（两院院士）、李建成、李晓红、刘经南、茆智、宁津生、谢鉴衡、张蔚榛、张祖勋、朱英国（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12 冯天瑜、韩德培、胡德坤、李龙、刘纲纪、马费成、马克昌、彭斐章、石泉、谭崇台、陶德麟、宗福邦国家级教学名师：14 边专、程功臻、丁俊萍、樊明文、郭齐勇、何炎祥、李征航、刘耀林、罗以澄、孟勤国、石

略说宋诗

略说宋诗导读：小引我今天到南京大学讲宋诗，是向程千帆先生致敬来了。在我看来，宋诗的研究无论如何有了多少新的进展，新的成果，如果要想有真正的突破，还是得要从千帆先生这里重新出发。所以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应该有学术史的重新学习，向程先生这样的大师朝觐，以获得新的灵感与能量。向程先生学习，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学术的大目标，一是学术的方法。我先讲前一方面。现在，全宋诗、全宋文也都已经编好，文献上是有很大的进步了。论文成果也很多，新的领域、新的论述，不断涌现。但我认为有两个倾向是否有待于克服：一是周围研究的流行。周围研究就是找一个外面的角度，然而把文学对上去。大家大概是习惯于唐诗研究的做法了，又开始在“宋诗与XX”的模式下展开研究，这样下去，有进一步将文学史学化，使文学朝史学附庸的方向继续发展。尽管西方也有这样的主流，文学、思想，都敌不过史学。然而，这样一统天下的局面，毕竟不是正常的。现在很多文学研究，收集了很多材料，整理了很多文献，然而永远只在文学的四周打转，永远也不愿进到真正的文学里面去。他可以讲几小时的诗歌，却可以一首诗都不愿讲。他可以讲几天的文学，却可以根本不提语言的艺术，更不提文学的心灵。因而，文学研究的回归，是我们期待很久的正道。程先生其实早就见到了他身后学术界的道术为天下裂，他提出的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真的大

有深意。他讲的批评是文学批评，是提醒大家不要流于繁琐和细碎，要回到文学大义上来。另外一个倾向是提不出大的目标，也似乎不在乎大的目标，只满足于一些小的题目，流于一些局部的成果。或者只热心某种占地式的考量。程先生他们心中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还宋诗一个与唐诗“并肩诗衢”的地位，他们有一个整体战役，即宋诗争夺战，因为，宋诗毕竟承载的中国文化的程量更为厚重，更为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花的美丽。我们看程先生在给曹虹书写的序言，以及为全宋诗写的序言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程先生写陈寅恪、写马一浮的文字里，也都有相关的意思。但是我认为程先生他们这个目标还是没有完成，宋诗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还是没有过办法与唐诗相比。不仅是一般知识大众，而且古典文学专家那里，唐诗都还是高于宋诗。这个千年门户之见，太深重了。学术研究有课题，人家做过，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因为你不应该重复别人的工作。但是有的课题，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再做，因为这个课题不是一次性的，唐宋诗之争，就不是一次性的。只要你有新的解读，为宋诗得分，那都是学术的重要积累。所以，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宋诗经典化的工作，包括流派、史实、诗选、理论、文化、断代史等，工作还有很多，几代人都做不完。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的目标，要时时回到程先生这里来，充充电，正心诚意，然后格物致知。

《程千帆评传》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程千帆评传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他本来想报考化学系，但由于化学系收费委有贵，而改报了中文系。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程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在金陵大学的四年中，程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九四五年，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一九五四年的《古典诗歌论丛》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的最早范例。一九五七年，这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此，他的学术生涯中突出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的这种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程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即使在艰难的环境里，程先生也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读书，并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

程千帆、罗宗强的治学思路与方法

程千帆、罗宗强治学思路与方法程千帆：以下信息来自百度百科：程千帆简介：程千帆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存世作品有《闲堂诗文合钞》和《新诗少作》两种，其中尤以五七言诗成果最为杰出。代表作品：有《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 “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百度百科）程先生的治学格言：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以仁心说。听：“听”指的是学习和吸收，这个阶段强调一个“学”字，就是要虚心和谦逊，要老老实实听取和接受前人和别人的东西，只有虚心，才能听得多，接受得充分；辨：其次是“辨”的阶段，从别人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你还得用自己的脑子去分辨、取舍，哪些东西有道理或者道理比较充分，哪些东西没道理或者道理不够充分，还有哪些东西对你的学习和研究有帮助和

参考价值。这种分辨和取舍就需要“公心”，“公心”指的是公正、客观的态度。学术领域里说好说坏的事情很多，不顾事实、意气用事的褒与贬也司空见惯，原因就在于“辨”的时候缺少“公心”，没有公正、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学术意见和成果往往是限制自身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说：第三个阶段是自己“说”，也就是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个阶段，程先生强调一个“仁”字。指的是做学问的态度要端正，品格要纯正，境界要高远，这是学术领域多年承传的一些公认的优秀传统，比如热爱真理、忠于事实、与人为善、超脱名利等应当包括其中。一、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中对程千帆的评述：对于程先生来说,文献学与文艺学,或者说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 都是考证与批评的不同表述方式。程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整理。程先生重视史实考订。程先生说:“谈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1982年4月与硕士生的谈话,见《程千帆沈祖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程先生治学,强调要有“通识”。他主张研究文学史应着眼于通史,

程千帆传阅读答案

程千帆传阅读答案：读书文学文化程千帆程千帆传程千帆先生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因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程先生十多岁曾在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讲授古文时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学习过程艰苦、繁重而且乏味，但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典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而深刻的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在私塾中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的技巧，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解放后，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在师从古代文学的大家进行研究时，我们感到了旧有方法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应该说，这

姓名与人生

姓名不但是人们用以区别彼此的文字符号，而且还是与人生相伴始终的个体标志。古往今来男名和女名的取名方法有较大的区别。从取名看，历史上取男名的方法多种多样。在取名手段上，人们习惯将表示排行“伯、仲、叔、季、孟”等的字用来取名，取一些诸如太伯、仲雍、蔡叔、季历、孟庄之类的名字。有时候，采用金、银等矿物名称以及天上星像的名字取名，取些诸如金锁、星河、小熊、天龙、金牛之类的名字。有时候采用字辈命名的方法取名，这种命名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姓+字辈+名”格式，不同姓名和不同支派的人各从本家族所使用的字辈谱中依次选用一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就是按传统的字辈命名的。他名中的“毛”是姓，“泽”是字辈，“东”才是属於自己的名字。此外，他的祖父叫毛恩普，父亲叫毛贻昌，子叫毛远新，四辈人的字辈相连，即“恩”、“贻”、“泽”、“远”，分别属於湖南韶山毛氏的第12至15代。有时候则采用梦中所得的灵感取名。取些诸如梦龙、梦蛟、梦熊之类的名字。如宋代着名文学家陆游还在娘胎的时候，因母亲梦见过古代名人秦少游，出世後便取名为“游”。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名字，来历更有意思。相传，岳飞的母亲在怀岳飞的时候，梦见有只大鹏鸟飞来，落在自家的屋脊上，等生下孩子之後，便取名为“飞”，字“鹏举”。在为男孩取名的传统方法中，有利用婴儿特征取名、用姓氏取名、用谐音取名、用世界万物取名、用时间地点取名、以及取乳名、取学名、取别号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取名方法值得一提。当孩子满周岁之际，一些地方习惯准备些纸笔玩具让孩子去抓，抓到什麽就取什麽名。这种取名方法，古时称之为“试儿”。如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是由於在周岁生日时抓了脂粉钏环而使其父贾政极不高兴，认为他“将来酒色之徒耳”。男孩大都被父母寄於厚望，所以在取名用字上大多喜欢与国家联系起来，而且在名字中反映光宗耀祖，希望孩子长得英武博大、充满阳刚之气的也特别多。此外，还常用猛、刚、亮、伟、雄、武、康、杰、峰、力、毅、涛、辉、世、天、波、宁、龙、安、健等字，分别表示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此外，有些人在给男孩取名时，喜欢取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以示对他的特别钟爱和宠幸。由於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作用与男性有较大不同，其名字也有很多特点。在取名用字上，除较多使用女性字以外，还经常使用闺物字、珍宝字、花鸟字、女德字、阴柔字、彩艳字等等。女性取名所用的女性字，以带“女”旁的字最为常见。如姬、妃、婷、嫱、婵、娥、媛、娟、娴、姣等较多地被用於女性的取名实践中，诸如杜十娘、十三妹、王嫱、李媛、曹娥、刁婵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名字。至於在女性名字中使用环、钗、黛、秀、文等闺物字，珍、珠、珊、琳等珍宝字，莲、莉、英、莎、鹃、燕、莺、凤等花鸟字，淑、贞、慧、娴、端、巧等女德字，云、虹、霞、雯、雪等阴柔字，丹、翠、碧、艳、丽、倩等彩艳字，也都是十分普遍的现像。用这些文字取出的女性名字，稍加留意，便可举出一些。如杨玉环、秋瑾、何香凝、张茜等名字都是极具女性颜色的。历史上，在女性取名时，常规不叁与像男性那样的取名排行，更不把名字写入家谱。有时也用一些男性化的字眼，取一些男性化的名字。人们在取名字的时候，往往把名字与命运联系起来。取名的人也大多想通过名字带来好运。而我国古代因姓名带来好运的人也确实有之。如慈禧太後在70大寿时点状元，见一个叫“王寿朋”的名字有“我王长寿无朋”之意，就把他从科考名单中较低的位置前移为状元。大书法家米蒂有洁癖，挑选女婿时，见有人名“拂”字“去尘”，认为肯定干净无比，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明朝世宗点状元前夜，做梦听见了雷声，醒来後便点一个叫“秦梦雷”的人做状元。他後来以“重治本事”为指导思想选拨官吏，又从人名上选了“张治”、“李本”二人为官。我国最後一名状元刘春霖在科考时本是第二名，由於在皇帝确定名次时正遇上大旱，而他的名字又有春雨如霖之意，於是便被点为状元。此外，据有关书籍所载，清朝旗人端方字午挢，又称“端午挢”。有一次突然升迁了一个叫“重阳谷“的人的官职，同僚不解其意。後来仔细一想，才知两人的名字是一副极好的对子。当然，我国古代发生的因名得祸的事情也很多。如《十驾斋养新录》记载，宋徽宗时，江西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说，江西平乐县有人叫“孙权”浮梁县人

程千帆：古典小说技巧漫谈

程千帆：古典小说技巧漫谈（一）在我国古典文学诸样式中，小说发达得较迟。它的总成绩，无论与我国的其他传统样式如诗歌、散文相比，或与外国的同一样式相比，都可能要次一些，特别是在数量方面。这么说，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决不意味着古典小说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写小说的同志们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学习的了。反之，明、清两代出现的几部成就很高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将永远是后来人学习的典范，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名著中，有汲取不尽的丰富营养。它们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生活，对于我们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认识作用，更不用说艺术技巧方面给予我们的教益了。过去我们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余毒的顽固性估计不足。建国三十年来，虽然口头上也谈反对封、资、修，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封建主义的东西所起的危害是很大的。十年浩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今天的作家，也就和全国人民一样，必须去努力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影晌。要反它，得先认识它。我们的青年作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就这一点来说,你们是幸福的，但是也有缺陷。没有经历过旧社会，所以对当前许多真封建主义假社会主义的现象就看不清楚了。或者只知其危害，不知其根源。要认识封建主义的形形色色，上面提到的那些古典小说名著是很好的参考书。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未经粉饰的封建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非常真实。我们不是非常憎恶关系学吗？在《红楼梦》中，就有好几位女性关系学大师，通过她们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了解，关系学也有各种风格、流派。薛宝钗是一派，王熙凤又是一派，袭人、平儿虽然可算一派，然而同中有异。我们不是痛恨一些花花太岁，一些仗着特权无恶不作的坏蛋吗？《水浒传》里的高衙内、《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是些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对一些头脑僵化、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美感的好人包涵着厌恶与怜悯之情吗？《儒

贵在创新——程千帆先生谈学术论文写作精选内容

贵在创新——程千帆先生谈学术论文写作一个人进了大学，便要作学期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以后工作中或出席学术会议，也要写作和递交论文。从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看，论文是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最方便、最好的一种载体，也是科学研究最基本和最好的一种载体。要写论文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检验自己工作中已获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你研究某一问题，目的是什么，使用了何种文献资料，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信息，只要你一动笔，人们就可以马上看出来，你对某方面的知识掌握有多少，你对某一问题把握的程度如何。所以，论文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学得的东西展现出来，检验自己学识的深度和广度。其次，论文总是要创新，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检验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我在这里把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分开来讲，是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很会想，想出很多事例和道理来，但最后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呢，这就需要选择和判断。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通过思维和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锻炼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论文写作要对科学研究作出某些贡献。应该怎样去选题一、根据主观上的条件选择什么题目，首先要看你已掌握的知识和所具备的条件。第二，根据客观条件。第三，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和开拓。选题主要是根据研究者主、客观方面的具体条件，根据已有文献的具体情况进行的，题目选择恰当，就有可能作出成绩来。怎样选择文献文献多，则迫使我们要努力推陈出新，往深处发掘。文献少，在研究上为薄弱点，或者前人完全没有提供研究的文献资料，一片空白，无可依傍，则又需要我们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我们要注意自己研究范围里的新领域，注意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问题和方面。怎样才可谓之创新开创前人完全未涉及过的领域 1.前人已做过一些研究，但做得还不够充分，有继续补充和扩展的必要；或者是 2.前人的解释尚不够圆满，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释。 3.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涉及和论述，但其论断并不正确，需要加以修正。符合科学研究的工作步骤和程序科学研究当然应有符合科学研究的工作步骤和程序（主要是指思维上、逻辑上的步骤）一定要非常认真虚心地阅读有关你所研究的问题的各种文献，了解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或不充分、不正确，需要补充和修正。

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在古代传说中, 卞和泣玉和伯牙绝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们一方面证明了识真之不易, 知音之难遇而另一方面, 则又表达了人类对真之被识, 音之被知的渴望, 以及其不被识不被知的痛苦的绝望。当一位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 诉之于读者的时候, 他是多么希望被人理解啊但这种希望往往并不是都能够实现的, 或至少不都是立刻就能够实现的。有的人及其作品被淹没了, 有的被忽视了, 被遗忘了, 而其中也有的是在长期被忽视之后, 又被发现了, 终于在读者不断深化的理解中, 获得他和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在文坛匕作家的穷通及作品的显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这种作用,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但在一般情况下, 穷通显晦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 因而是可根据这些条件加以解释的。探索一下这种变化发展, 对于文学史实丰富复杂面貌形成过程的认识, 不无益处。本文准备以一篇唐诗为例, 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今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之一。当代出版的选本很少有不选它的, 而分析评介它的文章, 也层见叠出。但是回顾这位诗人和这一杰作在明代以前的命运, 却是坎坷的。从唐到元, 他和它被冷落了好几百年。锤嵘《诗品》卷中评鲍照云“磋其才秀人微, 故取湮当代。”张若虚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平, 后人所知无多。①他的著作,似乎在唐代就不曾编集成书, ②现在流传下来的, 就只有见于《全唐诗》卷一百十七的两篇诗, 一篇极出色的《春江花月夜》它同时作为乐府被收入卷二十一的相和歌辞中。和另一篇极平常的《代答闺梦还》。张若虚既无专集, 则《春江花月夜》只有通过总集、选本或杂记、小说才能流传下来。但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 依其编选断限, 只丙挺章《国秀集》有将其诗选入之可能, 然而此集并无张作。又今传唐人杂记小说似亦未载张诗。据友人卞孝营教授所考,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之外, 尚有已佚的唐人选唐诗十三种, ③此十三种, 宋时大抵还在,张诗或者即在其内, 因此得以由唐保存到宋。但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书均未载张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春江花月夜》, 是《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所载。这一卷中, 收有清商曲辞昊声歌曲《春江花月夜》共五家七篇, 张作即在其中。这篇杰作虽然侥幸地因为它是一篇乐府而被凡乐府皆见收录的《乐府诗集》保存下来了, 但由宋到明代前期, 还是始终没有人承认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 更不用说承认它是一篇杰作了。元人唐诗选本不多, 成书于至正四年一三四四的杨士宏《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其书未录此诗。明初高株《唐诗品汇》九十卷, 抬遗十卷。虽在卷三十七, 七言古诗第十三卷中收有此诗, 但他另一选择较严的选本《唐诗正声》二十二卷, 则从删削, 可见在其心目中, 《春江花月夜》还不在“正声”之列。④但在这以后, 情况就有了改变。嘉靖时代十六世纪中叶, 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有此诗⑤, 可以说是张若虚及其杰作在文坛的命运的转折点。接着, 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成书的减憋循《唐诗所》卷三, 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成书的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一及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成书的锤惺、

程千帆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辉煌_莫砺锋

程千帆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辉煌莫砺锋提要程千帆先生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后，担当起历史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一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培养出被学术界称为“程门弟子”的学术新军，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程先生的晚年，用自己的学术创造和教学实践，达到了人生的又一辉煌。关键词程千帆晚年学术教学 1978年，年已65岁的程千帆先生以武汉市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在新时期重返工作岗位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似不多见。当程千帆先生重返南京大学的校园（那儿就是他青年时代就读的金陵大学的原址）时，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二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程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他自己，也为国家的教学和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他为研究生们所设计的课程都以训练治学方法为目的，而且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研究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

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对立统一规律是人类在反复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中所逐步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可说是诸规律之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我国古代哲人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发现、认识和阐述，最初见于《周易》经、传和《老子》。在这两部书中，先民们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一对基本范畴，来概括地说明：整个宇宙就是在这两种对立物的运动中，孳生着，发展着，变化着，从而表达了他们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①阴阳观念不仅代表着比较明确具体的自然现象如天地、男女、寒暑、水火等，而且也显示了非常复杂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方面。两书中提出的，由阴阳派生*来的吉凶、祸福、刚柔、静躁、损益、智愚、高下、大小、往来、难易等范畴，都反映了生活中互相依存、对立和转化的两种力量或倾向。一与多也是在《周易》经、传及《老子》中被总结出来的对立范畴之一。《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奚侗《〈老子〉集解》释之云:“《淮南子?天文训》②：‘道者，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道与易异名同体。此云一，即太极；二，即两仪，谓天地也。天地气合而生和，二生三也。和气合而生物，三生万物也。”这位学者敏感地察觉到，在一多对立的理解上，《易》《老》相通。二、三、万，对一来说，都是多，故《老子》所论，实质上就是一与多的关系。一与多被先民们抽象出来，成为一对哲学范畴的同时，也就被他们认识到，这也是一对美学范畴和一种艺术手段。作为对自然的虔诚的摹仿，人类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一方面，

女诗经,男楚辞,怎样为孩子起一个诗意的名字

女诗经,男楚辞,怎样为孩子起一个诗意的名字古人起名都有寻经据典的习惯。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中国人起名自古即有“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之说。诗经、楚辞、论语、周易，都是我国文学、语言学上的经典。【用古代诗文中的典故起名】中国诗文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加上名人名家极多，名句名诗更不可胜数，这就为我们取名用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余地。以古代诗文中的典故取名的例子很多。如： 1. 益柔、念慈——《送杨氏女》韦应物，“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金庸金大侠都用这为他的小说主人公起名字，《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2.紫言——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转了个音。 3.宛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di àn)，月照花林皆似霰(xiàn)。 4.妍姿——柳永《雪梅香》，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 5.弦思——晏几道《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

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6.南絮——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 7.语晖——秦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放花无语对斜晖。 8.芳菲——陈亮《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末赏，都付与莺和燕。 9.嫣然、香飞——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10. 香凝——吴文英《风人松》，香有当时纤手相凝。 11. 丹青、汉青、志丹、留丹——文天祥《过零汀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 虚竹、竹心——白居易《池上竹》，竹解心虚即我师。 13. 云飞——刘邦《大风驼》“大风起兮云飞扬”。 14. 怡年、福永——曹操《龟虽寿》“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5. 荷风、荷香——孟浩然《夏日南享杯辛夫》“荷风送香气”。 16. 双燕、燕南——欧阳修《采桑子》“双燕归来细雨中”。 17. 雨娟——杜甫《咏竹》“雨洗娟娟净”。 18. 香韵——崔道融《梅花》“香中别有韵”。

程千帆师与对联_程章灿

Array千帆先生：遵嘱呈上《对联通》一书，请指正。中国楹联界没有也不会忘记您在八十年代初对给楹联以合法地位的呼吁。顺颂健康！余德泉顿首九八、十二、七余先生信中提到的“呼吁”一事，指的是程先生写的《关于对联》那篇文章。此文写于１９８１年４月，最初发表于《江海学刊》１９８２年第１辑，后来收入《闲堂文薮》。１９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刚揭开序幕不久，学术界包括文学研究界百废待兴，很多学术领域有待正本清源，“平反错案”。所以，程先生在这篇文章末尾总结道：“对联是我国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兼有普及提高之长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样式。它本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也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我在这里对它略作介绍，无非抛砖引玉，引起注意。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专门研究对联的专文或专著问世。”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了楹联的艺术价值，大声疾呼人们重视这种文体，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后十余年间，各地先后成立了

，而以《对联通》为代表的专著以及以《联话丛编》为代表，都可以看作是对程先生这篇文章的呼应。对联之被人忽视，也不仅限于大陆，海外亦然。早在１９６４《续梁启超“苦痛”———兼论对联与集句》，为对联尤其是集句联争地位，与《关于对联》多有不谋而合者。１９８５年，程先生得到周先，以见嘤鸣之意。其一为程先，其师汪东先生集词为联相赠（沈尹默先生，不负心期，记晓叶题霜，秋灯吟雨；海青桑生处，暗欹客帽，看残山濯翠，水开奁。其二为汪东先生斋联，亦集词句而成：故山更好，看鹤飞深谷，猿啸高崖，愿同往从之，老子平生无妄语；客路相逢，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所未能忘者，男儿西北有神州。其三为易哭庵（顺鼎）集李杜联：瑶台月下，群玉山头，飞燕新妆，李吟亭北；崔九堂前，岐王宅里，落花时节，杜在江南。其四为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林损所作挽联，其时北大浴室倒塌，学生有被压死者：重压之下，安得不死；洁身自好，何以为生。《关于对联》一文只提到最后一副对联，前三副文采绮丽的集句联，文中并没有提到，其他地方也少见引录，故钞录于此，以广其传。在《关于对联》发表的当年，我就读到了这篇文章，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本科生，这篇文章给我这个门外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举证丰富，分析细致，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拜读的第一篇老师的文

程千帆先生的文献学成就

>> 第 πξ卷第 λ?期　2009年6月程千帆先生的文献学成就张慧丽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100871 〔摘要〕介绍20世纪文献学家程千帆先生的生平及著述,以奠定其文献学家地位的代表性著述《校雠广义》为例,重点阐述他在将校雠学重建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完整学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最后总结他在文献注释、古籍整理以及整理出版他人遗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关键词〕程千帆　文献学　文献整理〔分类号〕K825.4 Cheng Q i a nfan ’s Ach i eve m en ts i n Ph ilology Zhang Huili Depart m ent of I nf or mati on Manage 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ly intr oduces Cheng Q ianfan,a famous bibli ographer in the 20th century .Then using Cheng ’s rep resenta 2 tive work J iao Chou Guang Yi which lays the f oundati on of his bibli ographer status,the author expatiates on his tre mendous achieve 2ments t o the reestablish ment of Chinese B ibli ography .Finally,the author su mmarizes Cheng ’s contributi ons t o ancient books collati on,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posthu mous writings of other peop le . 〔Keywords 〕Cheng Q ianfan Phil ol ogy literature collati on 收稿日期:2009-03-02 修回日期:2009-03-13 本文起止页码:9-12,118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1　程千帆先生生平及著述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程先生曾用过的诸多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程先生湖南宁乡人,出身于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幼承庭训,曾系统学习经、史,广泛阅读古代典籍。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黄继刚(侃)、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刘确杲(继宣)、胡翔冬(俊)、吴瞿安(梅)、汪辟疆(国垣)、商锡永(承祚)诸先生,为其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毕业后,工作单位屡经变迁。20世纪 40年代初,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大学,并任中文系系主任。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迫中断学术研究20年。之后1978年受聘于南京大学,带着满腔热情重新开始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整理、编辑著作十余部,并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研究、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程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就。他的校雠学著作,有《校雠广义》一种;史学著作,有《史通笺记》一种;古典文学论著,有《闲堂文薮》、《古诗考索》及《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文学史著作,有《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两宋文学史》 (与吴新雷合作)两种;文学史专题研究,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种;文学批评史著作,有《文论十笺》一种;古代诗歌的选注评析,有《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两种;诗文作品,有《闲堂诗文合钞》、《新诗少作》两种。 2　早年文献学研究虽说诗学研究是程先生的家学,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也是古典诗歌研究;但他十分重视文献学研究及文献整理,他的治学就是从校雠学入手的。他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校雠学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献的基本手段,也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石。在讲授这 9

立雪私记(蒋寅先生)

立雪私记我1985年初考进南京大学，受业于程千帆先生，到1988年3月毕业，三年间饫闻绪论，饱受教益。听张伯伟说，先生上大课最精彩，可惜到我入学的时候，先生精力不如从前，已不再上大课，而且也不为我们专门讲课了。但我和同学张宏生、曹虹每月固定要去先生家几次，听先生布置作业，或向先生汇报读书、学习的情况。先生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令学生如坐春风，一室笑声不绝。有时为了功课，我也会单独去先生那里，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后，这种情况更多。每侍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遗憾的是只记到1986年5月，因为此后我开始博士论文的工作，先生的谈话多围绕《大历诗风》指点发明，点点滴滴我都直接汲取到论文中了。我的学问基础和工作作风在同门中是最粗疏的，所以先生平时训诫极细，曾说："现在我还可以批评你。等以后你想要人批评你，怕也不能得了。"如今先生年事已高，耳目聪明稍减，我不敢常以习作烦扰。唯时常翻开当年潦草的笔记，那保留着先生语气的名言隽语，一次次将我带回陶谷新村先生的寓所。而其间的一些训诫，至今让我涊然汗出。前两年同学巩本栋编《程千帆学记》，本该整理出来刊布，因故未果。现钞录在这里，聊存先生谈龙片录。以记录时未曾禀告先生，故曰私记。 1985年3月2日一．要求学生的八字纲领。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搞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二．关于学习内容。（1）第一年读六部书，都是唐以前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对后世文学有

程千帆培养古代文学博士生[1]

已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先生是当今著名学者，他不仅在校雠学、史学、文学批评诸方面有很深地造诣，而且在培养古代文学博士生上也有独到地见解和方法，他不单单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而是带出了一大片，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地成功范例，与他同辈地其他著名学者所指导地学生也不乏出类拔萃者，但象他那样“全面丰收”地，则实属罕见.由他指导地莫砺锋、张伯伟、张宏生、蒋寅、程章灿、曹虹、巩本栋、陈书录等先生均以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而为学界推重.因他指导地学生大多供职于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如今南京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重镇，与京、沪呈三足鼎立之势，无怪乎澳门学者邓国光先生说，当今大陆治国学有成者，多半出自程门.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地不断扩大，社会上对研究生质量下滑地反映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培养高质量地博士生，国家尽管有统一地标准，但并没有统一地模式，各个博士点所开地课程和培养方法可说是千差万别.程千帆先生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且卓有成效地方法颇值得总结、借鉴和推广，无论是博士生导师或是博士生本人都能从中汲取不少有益地启示.他指导博士生地重点是放在方法上，并用相当多地时间定期和他们谈话，谈话地形式和内容不拘一格，大多是师生间地问答交流，或谈读书，或谈生活，或谈治学，或谈做人，颇有传统书院讲学地流风余韵，通过这些看似随意地谈话，博士生不仅明白了做人地道理，而且也掌握了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须地科学地操作规范、程序、步骤.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首先，他要求学生要有高尚地品德和人格.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濡染地老一代知识分子，他十分推崇古代论士“先器识，尔后文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地标准，博士生入学后，他都以“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八字纲领来严格要求.他一再谆谆告诫学生，读博士不能当成自己地功名，更不是谋取个人利益地敲门砖，要有崇高地思想境界和弘扬祖国文化地明确目标.学者应有宽广地胸襟和大度，能规劝别人，能容纳别人地批评，要善于吸收一切有益地东西，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同行之间应相互交流切磋，不能把材料当成秘密，有材料不给人看，将材料视为学问，是纨绔子弟地作风、是做学问没有出息地表现，心胸狭窄、忌妒别人、自私自利、背后搞卑劣地小动作是成不了真正地学者和国家需要地人才.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其次，程先生十分注意培养博士生地基本功和拓宽视野，从如何使用工具书、查阅古籍文献，到做资料卡片、写读书札记，他都以自己地亲身经历进行传授.他多次强调反对拿一篇毕业论文换一个学位，基础一定要打得牢、打得宽厚，广博才能专精.他地博士生尽管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必须于第一年内细读几部重要地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地经典著作，并请本校学有专长地郭维森、卞孝萱周勋初几位先生具体指导.具体是哪几部，考虑不同地教育背景，因人而异，一般是《诗经》、《论语》（附《孟子》）、《楚辞》、《庄子》（附《老子》）、《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通过对几部书地阅读，并从不同地角度做读书报告，不仅使博士生受到了古书地训练、丰富了训诂学知识，而且使他们真切地体会了古典文学地源头，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些经典之作对后世文学和文学思想所产生地巨大影响，培养了学生多个方面地能力，为日后地发展提供了强劲地动力.对古代文学博士生，他不单单要求大量阅读经史子集四部中地经典，而且还要熟悉哲学史、思想史等相关知识，同时还要求他们广泛地涉猎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努力汲取西方文艺和美学之方法手段，做到中外贯通.他曾幽默地对学生说：“不要读了古典文学地博士生，连高晓声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在具体地研究中，要求做到既不抛弃传统又不排除新地方法，形成既是中国地又是现代地，既切合实际又合情合理.为了及时了解国外地研究动向，他积极地为博士生创造条件使他们在外语上达到“四会”，这样不仅准确把握了西方学人方法上地独特之处，也能够使他们参与竞争，有更大地发言权，加入世界学术地行列.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其三，在古代文学地研究方法上，程先生特别重视“两点论”地研究方式，即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和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他多次指出，研究文学有创作经验，才能体会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