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

一、概述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形式主义文论放弃了他们的“文学自足体”的美学孤立主义（自我封闭主义）之后，他们从纯形式主义立场后退，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置于其社会环境来考察时，形式主义就引出了结构主义，“科学本身在变化---因而我们随之变化”（爱亨鲍姆）。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森、沃迪契卡。

二、文学的符号学性质：布拉格学派对文学本质的考察

符号学思想是布拉格学派解释文学本质特征的固定出发点。穆卡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符号的事实》（1934）是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艺术符号学论文，为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奠定了独特的基础。在文章中他说：“艺术具有符号性质这一点，不仅显示于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也显示于艺术作品的结构组织里”（转引自《文学史》第一辑，第91页）。把艺术作品当作显示结构性质的一个符号，这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思路的变化：研究文学，除了关注文学作品之外，还要探讨作者、读者以及最重要的一环----文学结构的历史性。对一个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符号是解释文学特异性所必需的概念。由于符号概念的引入，布拉格学派便跨过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

1、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术语要诠：

符号：符号是传达意义的载体。任何意义的传达不使用一定的符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意义本身就是从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中产生的。例如，足球裁判吹哨判罚点球：

发送者（裁判）---能指（哨音、手势）---所指（犯规违例、暂停、判罚点球）---接受者（编码）（信息）（解码）

从上述事例的分析可知，符号的完整定义是：发送者用一个可以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者能约定性的了解某种不在场的事物的情况，这一可以感知的东西，就叫做符号。

能指/所指：二者是符号的组成因素。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能指/ 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由谁来规定？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得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能指 /所指具有不对应性。为什么？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符号体系的人，对能指/ 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例如，中国人说“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中国人说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由能指/ 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所指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等待着“能指”来“指”代它们。

言语/ 语言：言语/ 语言的区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为什么？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索绪尔提出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是受到19世纪末社会学创建时期的一场争论的启发。争论中，杜克海姆坚持社会的集体意识观，而塔尔德则坚持独立的个人表现。索绪尔敏锐的意识到二人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语言/ 言语的二元对立关系。符号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差不多的人文科学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意识/ 潜意识（精神分析学）；无数的讲述实践 /“知识体系”（富柯的“知识考古学”）。在文学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文学作品 /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作品/ 生活（洛特曼）；批评/ 诗学（惹奈特）；叙述情节 /叙述语法（托多罗夫）；述本/ 底本（巴尔特）；作品的语言表现/ 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

信息/符码：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在符号学中首先表现为符号信息/ 符码的二元对立。符码是预先以某种方式规定好的把能指转换成所指的规则。没有符码，发送者进行的符号活动只是一堆能刺激感官而毫无规则的乱七八糟的游戏，而且完全不可解；而接受者不掌握符码，就无法理解符号活动所传达的意义，例如很多人不能欣赏交响乐、芭蕾舞和京剧，首先是因为没有掌握它们的艺术符码。如同一个不懂得围棋规则的人，观赏围棋怎么可能入迷呢？信息是符号的能指部分。一个符号活动是信息的发送者用符码把他要传达的意义转换成信息，而符号信息的接受者则用同一套符码把这信息转换成他所能理解的意义。例如，火车开车前，信号员用信号灯发出信息（灯的颜色，摇晃的方向、幅度等），司机根据既定符码将信息转换成意义。在上述活动中，发送者进行的工作称为“编码”，接受者所做的工作称为“解码”。

2、雅可布森对符指过程的分析和他对文学特性的解释：

符指过程：一个符号表意的全过程。雅可布森提出了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发送者（发电报的人）、接受者（用符码解读能指认出所指的人）、信息（能指，即电报）、接触（符号传送的中介渠道，即无线电）、符码（电码本）、语境（所指）。

与符指过程六因素相对应，有六种不同的功能：情绪性（发送者）、意动性（接受者）、

交际性（接触）、元语言倾向（符码）、指称性（语境，即所指）、诗性（信息，即能指）。(说明：所谓元语言，是指符号的代码集合。元语言的原意是对语言诠释作出规定的语言。所谓“元语言倾向”，是指对编码、解码等元语言操作的关心。)

雅可布森对符指过程六因素及其与之相应的六种不同功能，曾经提出下列经典图式：语境（所指）指称性（所指）

信息（能指）诗性（能指）

发送者-------------------接受者情绪性（发送者）------------------意动性（接受者）接触（符号传送中介）交际性（接触）

符码（编码本）元语言倾向（符码）雅可布森不仅区分了符指过程的六因素，而且指出各种不同的符指过程并非平衡的，而是在这六个因素中各有侧重。当某一具体的符指过程强调六种因素中的一种时，某种特殊的功能就占据支配地位，成为系统中的“主导”，正是“主导”决定着符指过程的性质。

在六种功能中，如果一个符指过程突出诗性功能，即符号指向本身时，这个符号就成为艺术文本。在“诗性”即符号的自指性较为明显的符指过程中，符号表达的意思受到美感功能的干扰，所以读者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因此接受活动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审美和语义上的阐释。

雅可布森指出，诗性不仅出现在艺术中，日常语言中也常出现（“可怕的哈里”例：“一个女孩总是说‘可怕的哈里’这类话，人家问她：‘为什么要用可怕的这个词？’她说：‘因为我恨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说他是坏透的、可恨的、讨厌的等词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可怕的这词对他更合适。’”雅可布森分析说，“可怕的”一词的音节读法中有一种品质不可代替，这个女孩喜欢这个词本身，而不仅仅是它的“所指”。此后，学术界就把雅可布森所说的这种“诗性”称为符号的自指性。）。

雅可布森指出的“文学的特异性在于符号指向本身”，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雅可布森认为，“诗性功能并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但却是它的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功能”，文学文本并非没有其他功能，只是在文学作品中，诗性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诗性“加深了符号同客体间的根本分裂”，也就是说，符号的自指性越强，越无法传达信息，无法达到所指，“诗性”与“认知性”成反比。例如，中国传统京剧符号的自指性很强（表现在服装、表演程式、脸谱、唱腔等方面），而认知性很弱；革命样板戏弱化了传统京剧的符号自指性（表现在淡化传统京剧的表现手段，加进现实主义手法，即“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从而使认知性得到强化；前者娱乐性很强，后者强调艺术功能的宣传教化层面。

3、横组合/纵聚合的双轴关系与文学类型的划分

西方文论史上文学类型划分的传统依据是亚里斯多得的“模仿”说，即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来划分文学类型。例如，从模仿对象来划分，“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如果从模仿的方式来说，“既可以象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来模仿”。（《诗学》第二章、第三章）雅可布森从符号学角度重新审视文学类型，他对文学类型进行分类的根据是符号学中另一组二元对立：横组合 /纵聚合（转喻/ 隐喻）。

（1）横组合/ 纵聚合

横组合关系，是符号或符号链（符号链是有句法的符号集合，例如，“按姓氏笔画排列”就是一种句法）内各成分之间的有顺序的排列，因此，横组合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各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这样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称为“横组合段”。

纵聚合关系，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的、未得以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

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又称“词汇套”）。因为它们是“垂直”展开的，故称“纵聚合”。

任何系统构成中必然出现这两个方面：横组合是系统本身要求的排列，纵聚合是系统内成分的选定。例如写诗，诗行按特殊要求形成横组合，“炼字”则是纵聚合上的运作（“春风又绿江南岸”，诗行是七言律诗排列的要求，“绿”字是纵聚合上的选择；又如“僧敲月下门”句中的“推、敲”，只是对横组合段上某一成分进行纵聚合轴上的选择。由此可见，横组合轴上的每个成分有若干可供选择的替代物（但每个成分具有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物”的多少各不相同）。

（2）横组合/ 纵聚合的双轴关系与比喻中的转喻/ 隐喻

雅可布森把“横组合关系”称为“结合轴”，“纵聚合关系”称为“选择轴”。横组合段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邻接性”的，纵聚合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相似性”的。邻接只有一种可能，而相似可以在不同的方面相似，因此，每一成分可以有一系列的纵聚合系。

雅可布森又指出，上述特征正是比喻中两个主要类型的特征：依靠相似性的比喻就是隐喻，就是因某一方面相似而替代（例如以鲜花代美女）；依靠邻接性的比喻就是转喻，就是因一定的邻接关系而替代（例如以辫子或裙子代美女）。

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必须依靠这两者才能正常运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会得“失语症”。失语症是一种由大脑受损伤而造成的疾病，主要病症是语言障碍。这种障碍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连接词、介词、副词等语言连接性因素的丢失，不能进行正常的句法组合，表现为词序混乱。这类病人丢失的是横组合功能（表现为语无伦次），但由于保持了纵聚合能力，找不到适当的词时会从纵聚合系中拖出很奇怪的词来作比喻（例如用“小望远镜”来代替显微镜，表现出“出语惊人”的特点）。二是纵聚合能力的丢失，无法从纵聚合系中选择合适的词，词汇极其贫乏，不能使用隐喻。但他们却保留了横组合的能力：句子的语法很正确，成分完整；想不出词来时会用邻接关系来代替（例如用“削苹果的东西”来代替“刀”）。

雅可布森通过对失语症的分析，得出结论：人的大脑语言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管横组合，一个管纵聚合。也就是说，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中两个互相配合的系统，一个是横组合，另一个是纵聚合。

（3）任何符号活动都是从纵聚合轴向横组合轴的投射

由于横组合段是显现的，所以它是言语的基本关系；由于纵聚合系是隐藏的，所以它是语言的构成之一。

由于横组合段离开纵聚合选择就无法成形，所以，横组合段可以看作是巨大的、多元的纵聚合系的水平投影。我们接触到的符号链是横组合式的，但是，这横组合链是被纵聚合系控制着的。所以，雅可布森说，任何符号活动都是从纵聚合轴向横组合轴的投射。从这一原理出发，一切横组合不可能比纵聚合先行，正如言语不可能比语言先行一样。

雅可布森在详细讨论了横组合/ 纵聚合的双轴关系之后，提出了横组合关系即转喻性（邻接性），纵聚合关系即隐喻性（替代性）。从这一分析出发，他发现某些文学文本具有较强的转喻性，可称为横组合式文本；某些文学文本具有较强的隐喻性，可称为纵聚合式文本： A 横组合性文本（转喻性） B 纵聚合性文本（隐喻性）

---------------------------------- ----------------------------------- 散文诗歌

英雄史诗（叙事诗）抒情歌曲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电影的特写与蒙太奇电影叠映镜头

A列的文体强调连贯、强调组成； B列的文体强调替代、强调暗示；如如电影的特写与剪辑，是靠邻接性来推电影中的叠映，是靠比喻关系连接。

进电影的情节线索（如：少年--老年）

三、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结构来研究：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论

文学发展的结构自主性和社会制约性的统一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论

1、文学史：从历史研究到文学研究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带有有偏重史学的倾向。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占据主流地位，文学史家多为历史学家，没有独立的文学史著作，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多为历史著作中的《艺文志》、《文苑传》。中国古代这种把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当成一般历史事件来考证和阐释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和方法，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撰述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以取材详备、考证精核为表征的“实录”精神仍然是判断一部文学史著作优劣的主要尺度。在这把史学尺子的衡量下，最好的文学史研究自然全是史家所为（1）。把文学史当作历史研究的分支，先对作家生平与历史背景作综合研究，再以此来解释作品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部作品，就需要把作品、作者和创作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网络来分析，就需要把一部作品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与作者和创作环境相联系。勃兰兑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作者的思想特点是“因”，而作品是“果”，“文学作品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象‘果’反映了‘因’一样，这种特点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会表现出来，自然也会体现在这一本书里，不对它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本书。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作品是作者的精神产儿，要了解作品就必须了解作者的精神特征，不弄清作者的精神特征就不可能了解作品；而要了解作者的精神特征，不是从作品去了解（如同精神分析学批评那样），而是要从作者的生活圈子和他周围的气氛去了解。这就形成了以下的一种文学史模式：通过文学作品之外的因素（知识界、作者的精神氛围）去了解作家的思想特点；然后用作家的思想特点来解释作品－－这就是勃兰兑斯对文学的历史性研究（而非审美性研究）。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也曾经是19世纪欧美各国文学史论的主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学”史，而是风俗史、民族史，其代表作就是丹纳的《英国文学史》。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艺理论强调研究文学自身特征和价值的历史性转变，锐意创新的文论家开始倡导用文学内在结构要素的演化来描述和解释文学的变迁，文学史研究逐渐从依托社会历史背景转向关注文学自身结构的演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蒂尼亚诺夫在《论文学的演变》一文中说，文学演变的研究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首先应承认文学作品是一个体系，文学也是一个体系”，文学传统作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其演变就是体系内诸如风格、种类等因素的变化的现象。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作为一个体系的作品中的具体要素，并找出这些要素之间的“互相类比和互相作用”，从而总结出各种文学现象的演变规律。作为形式主义文论的后期代表，蒂尼亚诺夫又超越了早期形式主义文论的纯形式论，认为形式的演变会带来功能的变化，“文学系列的体系首先是文学系列的功能的体系，而文学系列是不断地与其他系列类比的”，因此，研究文学史的变迁就是研究文学体系与其他体系的类比和如何受到它们的制约（2 ）。蒂尼亚诺夫的“系列类比”概念的主要贡献，一是把文学

史研究从史学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强调对作品的审美结构要素作历时性的研究；二是从极端形式主义的立场后退，摆脱了把文学发展置于真空中的谬误，托多罗夫对此评价很高，说“这样一种出发点可以把历史的方面纳入文学的结构研究”（3）。

针对将文学史研究定位于历史研究而不是审美研究的传统观念，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自足体，必然把文学史的重心从历史研究拉向文学研究，而新批评派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而不是史学研究的分支。韦勒克认为，文学史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根本原因是由研究对象的差别所决定，文学史“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在目击或叙述的基础上再现过去很久的事件，而文学研究者却与之不同，他直接触及他的对象：文学作品”（4）。历史文献记录的只是历史生活“文明的碎片”，研究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他要把收集到的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组合、疏理，并对历史文献作出后设性思考，寻找它们与其他历史因素如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文化变迁等的因果关系。在历史研究中，考证、确定工作对象要占据研究者大量时间，耗费巨大的精力，这是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迈耶在《历史学说及方法论》中指出，现实中存在过的事实是一切历史的基础，“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不能完成这种任务---确定曾经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事实这一历史学家首要的根本任务，并且不知道实际的事物及具体的事件，那么他的全部劳作犹如空中楼阁”（5）。而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者是“直接触及”的。和其他历史研究不同的是，艺术文本既是历史的，也是现时的，同时还是自具完整性的。韦勒克认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以往的研究者对此认识不够，新批评派的贡献在于把文本语言结构的分析提到空前的高度，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研究常常与这一（艺术）整体的意思全不相干，过多地从外部了解个人的经历、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的局面（6）。当然，新批评派的理论家并没有否定历史知识与诠释诗歌有关，只不过他们是以承认文学作品是一个连贯、完整的语言结构为前提，来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韦勒克说，新批评派无意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人为分开，因为“词汇有它们的历史，流派和技巧源出于一种传统，诗歌常常涉及到当代的现实”（7）。另一位新批评派理论家布鲁克斯也指出，“批评家需要历史学家的帮助”，同时“诗必须作为诗来阅读---即它所‘说’的是批评家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任何历史现象能最后决定诗说的是什麽”（8）。韦勒克评价这种观点，既“承认历史知识的附属价值，当然也没有否定文学史的独立地位”（9）。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直接承续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

文学史的文学研究性质使文学史的任务集中在两个方面：解释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探讨文学史演变规律。前者是在纵向比较中找出作品的独创性，确立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后者是发掘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原因，总结文学史变迁的规律。

2、研究文学审美结构演变的内因和外因：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论

传统的文学史论偏重于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往往用历史的研究取代文学的研究，忽略了文学发展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孤立的研究文学，片面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如何克服传统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各自的片面性？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家从结构主义的思路出发，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二者的文学史观：文学的发展是由“文学结构自身的合理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外部干涉”这两种因素形成的合力所决定的。

穆卡洛夫斯基指出：“每一个文学事实都是两种力量--结构的内部运动和外部干涉的合力所决定的”，“传统的文学史的错误就在于，它注意了外部干涉，而否定了文学的自主发展；形式文论的片面性则在于，它把文学过程置于真空之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论>捷译本序言》，《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第514页）在理论倾向上，布拉格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有更大的兴趣，他们甚至承认自己是俄国形式文论的新发展。因此，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家依然

强调文学的自主发展，充分肯定俄国形式文论的最大贡献正在于它对文学自主发展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使形式文论“发现了文学演变的特性，把文学史从对一般文化史乃至对意识形态史、社会史的寄生关系中解放出来”（同上）。但布拉格学派没有停留在形式文论的理论高度，而是向前跨进一步，它所倡导的结构主义文学史观，分别吸收了形式文论和19世纪传统文学史论的合理内核，又注意克服各自的偏颇，“作为上述两个对立面的综合，虽然也保留着自主发展的公设，但并未抽空文学，没有取消文学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它能使人充分把握文学的广度和规律性”（同上）。

1934年，穆卡洛夫斯基出版了一本名为《普勒的诗<大自然的雄伟>--试论诗歌之结构及其源流发展之分类》的书，从副标题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通过解读分析普勒的诗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史理论---解释文学演变过程的结构理论。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有一种“自有动力”；文学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有内动变化的倾向，它的内在张力和矛盾足以刺激推动系统内部的转变，因此，研究文学史就是要抓住那个不停演化的文学结构的连贯性。研究文学结构的连贯性，是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这一步的任务是阐释文学演化中普遍存在的内在质性。在研究文学结构的连贯性时，穆卡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文学史上的作品具有两类不同价值，“进化价值”和“美感价值”。他指出：“对文学史家来说，作品的价值决定于作品的演化动力：要是作品能重新整顿组合前人作品的结构，它便有正面的价值；要是作品只接受了以前作品的结构而不加改变，那便只有负面的价值。”他认为，文学批评中的审美评价，“看的是作品中凝定了的、有规限的形态”，而“历史性研究所看的是诗的结构在不停的演变中，各因素之间不同的组合及其关系序列的重整。”古尔加在分析穆卡洛夫斯基这本书的时候说：“在捷克国家主义复兴初期，普勒的诗篇曾在文坛放过一阵光彩，但瞬息便沉寂下来，只有诗人学者以之为研究对象。”显然，穆卡洛夫斯基关注普勒的诗，着眼点是它的演化价值，是为了通过它去探讨文学演变的源和流。

穆卡洛夫斯基提倡在文学史研究中着眼于“进化价值”，并不是说可以不理“美感价值”，只是想避免因为偏好某些美感而流于执着，不能看清楚文学演变的源流。

穆卡洛夫斯基在阐释了文学演化的内在质性之后，紧接着就开始讨论诗歌的结构与文学之外的现象的关联。他反对把文学孤立起来，置于真空中进行研究。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的结构系统（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学等）的演化，既不可能同步发展，也不可能互不影响，各种不同的结构系列可以看作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中的元素，各种元素处于不同级的地位，分成主导或次要、边缘等级别。穆卡洛夫斯基在文章中，就是以普勒的诗作为范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在发展怎样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中主导系列的影响：普勒所处时代的文化结构中，“主导”元素是政治（即即国家主义），诗人创作《大自然的雄伟》，其外在动机是希望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从而扩大捷克人的国家观念；他之所以刻意挑选“写景诗”这种文学类型，是因为这种文类深受接受过高深教育人士的青睐。

由此，穆卡洛夫斯基正面阐述了文学结构的自身演化如何构成文学变迁的外因，同时又指出了文学结构和其他演化系列之间的相关互动，这种相关互动成为文学变迁的外因。那么外因作用于内因的条件和途径又是什麽呢？穆卡洛夫斯基指出，外来因素和外来干预能否对文学发展起作用、起多大的作用，要由文学系列的需要而定。影响（或称为“干预”）文学的外来因素很多，而且分为不同的层次：A.社会结构、社会组织；B.文化结构，包括科学、宗教、政治和其他艺术等不同的文化系列。文化系列的发展，都是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由社会组织、所有文化发展系列这两个层次组成的外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必须经过作家个体这一中介。“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些外来的干预是‘意外’的，而这些足以影响发展中的文学的意外为数极多，有的是从别的文化发展系列（其他艺术、科学、宗教、政治等）而来的，它们全都是社会组织变化的反映，只是它们透过了创造者的个体对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个体是外来因素影响文学发展过程

的汇聚点，“个体形成了一个汇聚点，所有能够影响文学的外来因素都在这里集合在一起，同时，它也是一个起点，让这些因素开始影响文学发展。所有影响文学的东西都是通过个体这个中介来进行，个体是唯一能够直接与文学接触的外来发展因素，别的只能通过它这媒介来跟文学进行间接的接触，这些外来因素都可以包含在个体的范畴里。”为什么外来因素的干预只能通过作家个体这个唯一的中介渠道呢？穆卡洛夫斯基在《个人与文学发展》（中译文见《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有很多“意外”，无视这些“意外”，就会陷入因果决定论，而这些“意外”都是由作家个体的创造性带来的。因此，他认为，作家在文学发展中不是无所作为的，不能排除作家个体的因素来讨论文学史的发展。什麽是发展？“发展是事物在时间中出现的规则性改变，它其实是两种相反趋势的结果：一方面，发展中的系列始终维持着自我，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本体，人们便不会把它们理解为同一系列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却又不断地干预自己的本体，否则便不会带来改变。这种对本体的干预便是发展的动力，而对它的保留则令这动力添上规则性。所以，干预本体的刺激肯定是在发展的事物之外。”在穆卡洛夫斯基看来，“文学跟个体的相互矛盾是所有文学发展最基本的相互矛盾”，它包含了所有别的矛盾，因而也是最为复杂的矛盾。人以其实践活动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作家的主体性对文学史的发展会是无所作为、会听命于文学结构自身的发展吗？真正的作家都具有创新欲望，这使他们不可能听命于传统，总是千方百计“干扰”传统，破坏文学结构自身的稳定性、保守性，由于作家因素的参与，从而造成文学变化发展的复杂性、开放性和不可预测性。不过，作家个体的“意外成分”和“难料之处”并非随心所欲、完全不受限制。之所以把个体视为外在干预影响文学发展的唯一通道，就在于个体既在和文学传统的矛盾斗争中推动文学的发展，同时他本身又受制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自身不可摆脱的成为整个社会及其文化的一部分。

穆卡洛夫斯基坚持文学史既要考虑因为各项因素不断移易而形成的文学结构的发展，也要考虑外来影响，虽然这些外在因素不是文学发展本身，但却无疑决定了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传统文学史的错误是只理会外来的影响而否定文学独立发展的可能，而“形式主义的偏差”却把文学活动孤悬于真空之中，二者都把制约文学发展演变的多种因素、文学演化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穆卡洛夫斯基试图回到文学史演化的实际来思考问题。他在分析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充分注意到了作家的主体性，引进了“作家个体”这一概念，认为“文学史是文学结构的惰性和个体强加干扰的斗争史”，是文学传统的保守性（为什么会有保守性也作了分析）和作家个体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传统的文学史论看到了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途径。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竭力去发掘社会生活是通过什麽方式和途径、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文学的流变。同时，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家关于作家个体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也启发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作家创作的文学史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价：对于那些艺术上比较完美和成熟的作品，其文学史价值固然应该给予重视，而那些不太成功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大多数），也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演化价值。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出新”二字上。被一般读者遗忘了的“不太成功”的作品，也可能具有“创新”（开拓一条创新的方向）的价值，值得文学史家重视；而那些经受了时间汰选而留传下来的成功的“经典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就要看它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新趋势的全部素质。换一句话说，创新但不一定成功的作品，开拓了一个发展的趋势；而成功的经典之作，则把那种趋势的潜在素质展露无遗。

3、布拉格学派文学史论的启示

文学史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演变规律、阐释作家作品的科学认知活动，作为科学的认知活动，必须以一定的范式为起点，从某种设定的理论出发建构模型，同时研究者应充分考虑

模型的可实践性。从研究工作的实际过程来说，理论设定对于文学史材料具有优先性。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缺乏专业性的理论指导，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史理论比较隔膜，因此在处理文学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时，难以走出陈旧的解释模式。

*文学史研究的英美模式、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

英美模式着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近年来也对思想和社会背景给以更大注意。分期大体依据朝代和世纪，也用“文艺复兴”“启蒙时期”等思想潮流来划分，“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给予总体叙述，“现代主义”也是常见之词，但“现实主义”很少用于小说以外的体裁，就在小说中也主要指19世纪中叶狄更斯诸人所作。重点作家叙述较详，也着重思想内容，但结合艺术和语言特点来谈。写法虽人各不同，受推重的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采的一类。英美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

苏联模式系统性强，如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贯穿全书，叙述有一套程式，往往是时代背景加作家论，作家论又有其程式，即生平----创作历程----小结，所叙偏于思想内容，仅在小结中有一二语涉及艺术。这个写法不仅见于安尼克斯特的一卷本英国文学史，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多卷本也大致如此。苏联学者致力于发现英美人所忽略的作家如宪章派诗人、工人小说家特莱塞尔，颂扬有革命性的作品如《牛氓》，但轻视或根本不提在英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如琪恩·奥斯丁。苏联学者也是“重写文学史”，然而史的根据不足，对于二十年代以来英美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知之甚少。叙述的文字也比较空泛，刻板，不似在谈文学而似在谈政治。这个模式有宏观，有发现，但对英国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不深，评论也是粗线条的。

上述两种模式都曾影响过我们，解放前是英美模式，主要在教学中；解放后是苏联模式，主要是文学史的编写中，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就有后者的影响。这影响并不都坏，它使我们写得有点系统，注意政治经济背景，注意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文学史的模式。首先，有没有中国文学史模式？一方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本名为《中国文学史》的书是林传甲根据一本日本教材编的，1904年在广州出版，内容驳杂，文字也无特色；此外，黄人在20世纪初也编过一般中国文学史的书。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论述文学发展、品评历代作家作品的著作古已有之，《文心雕龙·时序》就是一篇浓缩的从上古到五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从杜甫到元好问又有一条用韵文评述前代诗人的传统，形成一种诗史雏形。

20世纪以来，各类文学史纷纷问世。体裁史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2），断代史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更近一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0）和《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1924）是开创性的体裁史，《汉文学史纲要》（1926）是概略的通史，可惜只写到汉代就中断了；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二》（1935）的序言里他又对现代文学中的几个文学团体作了特写镜头式的评述；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又使我们看到，如果不是早逝，鲁迅将会写出怎样警辟而又文采灿然的魏晋文学史以至整部中国文学史！

闻一多也有一部概略式的《中国文学史稿》（1944 ），其中有一篇《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把全部中国文学分成四段八大时期；他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动向”的认识是：从西周到北宋“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1943年致臧克家信）。这部文学史不仅存在于概略和鸟瞰里，实际上也开始了写作，成果之一就是《唐诗杂论》，其中《宫体诗的自赎》一篇就显示了这位诗人文学史家是怎样在评叙一种诗体的演变时把诗人的敏感和历史的眼光结合起来的。

钱钟书的《谈艺录》里谈过文体演变，《宋诗选注》里讨论过一个重要诗派的兴衰得失，

他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唐宋卷，他写的其中一章《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追源溯流，描述了一个时代的横断面，既有宏观，又有富于启发的细节和引证。

以上回顾还远没有包括胡适、谢无量、郑振铎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在内，但这也说明，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所谓文学史的中国模式不就在其中么？

英美和苏联两种模式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所以要把中国模式请回来。例如：

1、通过全盘的文化研究来勾画文学史的大脉络，如闻一多之所为；

2、通过对文学体裁的精湛研究来确定文学演化的特殊形式和一代文学递接另一代文学的明显轨迹，如王国维、鲁迅之所为。这是中国文学史家做得最有成绩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学生都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演化图；

3、所有中国文学史家（从刘勰到钱钟书）在写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练、有文采，他们所写的文学史本身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

4、他们还告诉我们如何吸收外来的新思想的精华和做学问的新方法。刘勰精研佛教思想，王国维把过去中国士大夫轻视的戏曲列为重要的文学品种，鲁迅在文学理论上向苏联“盗火、在文学史写作上则参考日本学者的著作，闻一多主张要广于借鉴西方的长处，才能“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总之，不论对于什么西方思想文艺新潮都能抓住它的要害，并善于辨析，既占有新材料，又进行新分析，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学史著作。

11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讲解

0177、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背景和主要特征： （1）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背景： ①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范式转换。 ②维柯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建立“人的物理学”。 ③“深度模式”的寻求与人的主体性的消释。 （2）主要特征： ①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结构主义文论要求以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 有深度的认识。 ②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 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 ③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主张凭借思想模式对事物内部的复杂而不可直观的关联进 行考察、挖掘和建构，从而得到文学的深层结构。 ④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上有深入研究。结构主义注重对作品的结构作客观分析，被分析出 的作品元素往往用某些符号来表示，这就使之在文学符号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结构主 义认为叙事作品的结构比抒情作品复杂，因而较多对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叙事作品进行 研究，因此叙事学的研究在结构主义中占据一定分量。 0178、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概述： （1）从文论史上看，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文论的逻辑延伸。（2）列维—斯特劳斯出版《野性的思维》一书标志着结构主义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确立了 思想主流地位，也标志着结构主义思想的中心已经迁移到了法国。 （3）主要代表是前后“四子”和“五巨头”：前四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和 拉康；后四子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和博瑞蒙。前四子加上巴尔特被称作结构主义 五巨头。 （4）评价影响： ①拓宽了批评的功能，增强了文学批评的可操作性。 ②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自主性和整体性的过分强调，切断了社会、作者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切断了文学之根，导致了后来解构主义文论从内部对其进行颠覆。 0179、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是什么？ （1）意识形态理论背景： ①意识形态最早出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特拉西，是指与科学平行的为社会进步服务的 有关思想意识的人文学科。 ②马克思在其学说中融入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 与“物化”相联系的“虚假意识”，强调其否定性的含义。 （2）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也多少

浅谈语言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与趋势

浅谈语言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与趋势 摘要：在科学研究中，每一次发现或创新，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上的变革。纵观语言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研究语言的方法在不断改进，而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又直接推动着语言理论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语言研究；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每一次发现或创新，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语言科学的发展同样依赖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或变革。从19世纪语言研究学科的独立到现在语言学流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每次一变化都伴随着研究方法上的改进。 一、语言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 1、语文学时期 在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正式独立之前，语言研究的方法也是基本局限于哲学、逻辑学、历史学和文学的方法。这个阶段，人们不是为了弄清语言而研究语言，相反，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只不过是研究其他事物的需要。比如在公元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在辩论过程中认识到语言的逻辑问题，于是从逻辑的角度讨论语言的起源和结构；古印度人和咱们中国的祖宗，出于准确传授经典的需要，从释义的角度研究语言。所以说，这一时期语言研究没有独立，其研究方法也只不过是其他学科方法的延伸，还谈不上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2、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时期 19世纪，在语言研究内部发展的推动下，在自然科学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历史比较语言学派迅速形成。该学派的语言学家开始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对语言的亲属关系

及其历史演变展开研究，从而使语言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该学派在整个19世纪都几乎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的主流。该学派以拉斯克、葆朴、格里木、施莱歇尔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创造并扩大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他们依靠这种新颖、有效的研究方法使语言的亲属关系得到了普遍确认。 3、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导时期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并在20世纪30—50年代深刻影响全世界的语言学流派。其特点是：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结构是由声音和意义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语言学只研究纯粹的语言形式和关系模式，可以采用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语言系统。它重视关系，忽略实体，注重静态描写。主要包括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学派三大分支。结构主义语言学不仅在理论上是全新的，在方法上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们将语言看成一个结构体，严格运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对语言系统进行解剖、分析，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二分法对语言展开描写。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影响到语言学领域，还影响到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使语言学成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领先科学。正如布罗克曼所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① 4、转换—生成学派盛行时期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转换—生成学派。因为这一学派在哲学基础、理论主张，以及研究方法上相对与描写的结构主义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因此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略谈布拉格学派

WENJIAOZILIAO 2015年第10期（总第678期） 现代语言研究中，“功能主义”指的是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写和解释各种语言音系的、语法的和语义的语言学特征［1］。作为功能主义思潮发源地的布拉格学派之所以被冠以“结构—功能学派”，概因其首次将结构和功能同时引入对语言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首先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服务的，是用于交际的、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功能系统，与“语言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这一共识相契合。布拉格学派对于语言的认识及理论研究即使到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深刻的影响。 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其中以“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组织形式存在是从1926年到1953年。尽管其组织形式存在还不到三十年，但期间布拉格学者们在语言理论方面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一）准备时期（1922-1925年） 1920年，俄国学者雅各布森移居捷克，由于对原“莫斯 科语言小组”学者缺乏联系不满，在1925年应马泰修斯之 邀，与马泰修斯的助手特伦卡博士制订了创立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计划。同年10月马泰修斯邀请雅各布森等五名学者聚会。会上，首先由马泰修斯作了题为《语言研究中的新潮流和趋势》的报告。他列举了语言研究新的方法，并把报告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以作为准备成立的语言小组的思想基础［2］。之后布拉格学派的会议就固定沿用了这种报告加讨论的形式。这次聚会的圆满成功为之后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经典时期（1926-1939年） 1926年10月6日，布拉格学派举行第一次聚会，此次参会者共六人，首先由德国语言学者Henrik Becker 做题为《欧 洲的语言精神》的报告，之后就报告精神进行组内讨论，这次聚会标志着布拉格学派的成立。1928年，布拉格学会在参加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时把音位学的观点第一次公之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1929年，布拉格学会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纲”，系统阐明了其语言 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在1932年的海牙语音科学会议上，人们正式提出了“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呼［3］。 鲜明的国际性是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显著特点：与西欧的语言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也与前苏联语言学界有较深的关系。雅柯布逊、特鲁别茨科伊和卡尔采夫斯基这三位侨居国外的语言学家也加入布拉格学派。前两位是这一学派代表人物，学派的成就与他们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后一位是索绪尔的学生，这表明了日内瓦派与布拉格派的密切联系。布拉格学者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在学派顶峰时期，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影响广泛，一些非布拉格学会成员的语言学者因其理论与学派观点接近，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派刊物《布拉格语言小组论丛》的开始和结束正好界定了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即该学派最有朝气、最有成就的时期。 （三）后经典时期（1940—1948年） 后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不再活跃，理论见解上也不像之前那般新锐和富有朝气。对学派发展更不利的是，部分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观点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国家机构调整的原因，布拉格学派被解散。至此，布拉格学派从有组织的理论研究转入零散的个人小组研究。 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成就（一）音位理论 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其相关理论集中体现在特鲁别茨柯依所著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这本专著耗尽特鲁别茨柯依一生的心血，是该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主要成就在于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他将音位学从之前的语音学中独立出来并与语音学予以区别———语音学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是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进而明确了音位的定义：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提出了划分音位的“替换原则”；分析了语音特征，即元音、辅音和非音质特征。 摘 要：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 ），被语言学界公认为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学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本 文旨在通过对布拉格学派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各阶段成就的纵向介绍探讨其在语言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和功绩，以及学习布拉格学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 功能 结构 音位学 （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青海西宁 810000） 丁乃妮范荣玲 略谈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特征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特征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也称功能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活动中心是布拉格语言学会。 形成与发展1920年，“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创始人雅各布森移居捷克。会同威廉.马捷齐乌斯等人，于1926年10月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主要成员除捷克学者B.哈弗拉内克、B.特伦卡、J.瓦赫克、V.斯卡利奇卡、J.穆卡若夫斯基、A.V.伊萨钦科等人外，还有当时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尼古拉.特鲁别兹科依（在维也纳）、雅各布森(在捷克)和S.O.卡尔采夫斯基（在日内瓦）。1929年，学会向第一次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提交一份《提纲》，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原则；1930年，他们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音系学代表会议上又详述了自己对语言（尤其是对语音结构）的观点。此后语言学界遂以“布拉格学派”称之。学会自1929～1939年出版了8卷《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发表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此外，自1935年起还创办了期刊《词与语文》。 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后，学会成员流散，活动中断，至1948年方恢复,其组织存在至1952年。后来,特伦卡、瓦赫克等人以及一些年轻的捷克学者继承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以现代语文学部功能语言学小组的形式从事研究工作。 布拉格学派的鼎盛时期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当时学会同各国语言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有些语言学家虽非学会成员，但因观点不同程度地接近布拉格学派，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奥地利的K.比勒、法国的A.马丁内和E.班维尼斯特、波兰的J.库里沃维奇、挪威的A.萨默费特、荷兰的A.W.德·格罗特等。 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尼古拉.特鲁别兹科依和雅各布森，但是也有人把马丁内包括进去。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的基本理论，承认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但不把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截然分开，一方面肯定了索绪尔提出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一方面又反对脱离历史发展过程来谈论共时性，由于语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种运动又触及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所以共时研究不能绝对地排除演化的概念（如有的成分已经陈旧、正在消亡,有的则产生不久,尚在发展）；另一方面，历时研究也不能完全抛开系统和功能等概念。布拉格学派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做法，因为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的联系，不能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关系。 在方法上，布拉格学派认为无须再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谱系关系和构拟母语，而应采用共时的分析比较法去研究各种语言（包括非亲属语言）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他们针对语系的概念，提出“语盟”的概念，认为有些语言虽不一定有谱系关系，但在地理上相毗邻，在音系和语法结构上有近似特征，如巴尔干诸语言，就可以算是语盟。他们还主张在语言研究中把传统的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统计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些贯通性的结论，例如考虑什么是能产型，什么是非能产型等；他们还接受了俄国语言学家库尔德内的功能观，对语言进行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研究，以“结构”和“功能”为两个基本点，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到1935年，该学派便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名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捷克结构主义。后来捷克结构主义走出语言学研究的门槛，利用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结构。这一学派的理论家认为，文学作品不只是言语或文学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系列结构，一种与各种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列结构。这样，捷克结构主义为后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布拉格学派 介绍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V.马泰休斯。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和雅柯布（Roman Jacobson） 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F. de索绪尔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及分割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布拉格学派认为句子能从语法角度分析也能从功能角度分析用主位和述位来分析句子。主位指已知信息或在给定语境是明确的话语起点前信息，述位指说话者陈述的有关或涉及话语起点内容。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有：音位理论、句法功能、语言功能、系统和共时研究。 音位理论 在语言学领域，布拉格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音位学。而这一学派有关音位学的理论在其代表人物之一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 特鲁别茨柯依把统一的语音学划分为两门科学即语音学和音位学：语音学即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即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语音学只应该研究语音物理性质和心理性质，音位学则只应该研究功能方面，把音位学看成是对语音功能的研究，这样也就把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分开来，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 2、明确了音位的定义 特鲁别茨柯依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音位的三个特征：A具有区别性；B是最小的语音单位；C只能通过区别性特征来确定。 3、提出了划分音位的原则 一，如果两个音不能相互替换或者相互替换之后就会改变词的意义或者把词歪曲到不能辨认的程度，那么它们就是不同音位的体现。 二，如果两个音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并且能相互替换而不改变词义，则它们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4、分析了语音特征 特鲁别茨柯依把各种语言中构成辨义对立的语音特征分为元音特征、辅音特征和非音质特征。 句法功能 布拉格语言学派在句法的功能分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马泰休斯认为有必要把句子的实际切分和形式切分区别开来。形式切分是一种传统语法上的切分，而实义切分则是一种功能交际切分,即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的方法。具体而言，它是从心理角度来看待句子的。 马氏又指出，句子的形式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语法主语和语法谓语，实际切分的基本要素分别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表达的核心，即主位和述位。主位指已知信息或在给定语境是明确的话语起点前信息，述位指说话者陈述的有关或涉及话语起点内容。

西方文论试题及答案

名词解释: 布拉格学派：(发起者、贡献最大者、内涵、理论主张、影响、评价) ①理论渊源：1926年雅各布森与马捷齐乌斯共同创立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到1935年更名捷克结构主义。一方面肯定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一方面反对脱离历史发展过程单纯谈论共时性，以结构和功能为两个基本点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学作品不只是言语或文学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系列结构，一种与各种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列结构。 ②主要特征： ⑴注重语言的功能研究。文学语言的特点是最大限度的偏离日常生活实用语言的指称功能，而把表现功能放到首位。 ⑵类比方法是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通过对音位类比的研究来区分词语和语法的意义，从而达到对语言体系结构乃至文学作品结构的把握。 ⑶把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与历时性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解释语言本质的最佳研究途径是对语言体系作共时性分析，但共时性分析不可能否认历史进程对语言体系的影响，要正确理解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就必须深入探讨历史的语言环境。 ⑷读者阅读是作品审美价值实现的原因。一部作品印刷成书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只有被读者阅读之后，其审美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且由于审美标准不同，审美价值是可变的不确定的。这些观点预示着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 ③地位影响： 布拉格学派存在时间较长且较活跃，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桥梁，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提出的语言的功能研究、类比方法的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结合以及在对读者的转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过分夸大艺术形式的作用，用形式来规定文艺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虽然艺术形式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规律是由社会文化和艺术内容的发展所决定的，艺术形式无法自我规定。且语言学方法只是一种研究文艺的手段，不能将之当成研究目的。 文学性： 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特性质。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它存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和构造之中。文学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一种同类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如结构、韵律、节奏、修饰等。 文学性的诗性功能：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诗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显现，即诗歌的本质不在指称叙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形式显现。诗歌语言往往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联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他新关系和审美功能的实现提供可能。诗歌语言虽然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应以自指的审美功能为主。 荒诞派戏剧：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反传统戏剧流派。代表作有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贝克特剧作《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家提倡纯粹戏剧性、通过直喻把握世界，他们放弃了形象塑造与戏剧冲突，运用支离破碎的舞台直观场景、奇特怪异的道具、颠三倒四的对话、混乱不堪的思维，表现现实的丑恶与恐怖、人生的痛苦与绝望，达到一种抽象的荒诞效果。代表作家有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 尤奈斯库的荒诞派戏剧理论： 1、戏剧表达超现实的真实：一是作为意义之无和物质之有的“超现实的真实”。二是作为永恒之在的“超现实 的真实”。 2、戏剧的虚构本质与非理性本质。 3、悲剧性与戏剧性及其戏剧张力。 4、纯喜剧：戏剧的独立性。 原型批评：

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 一、概述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形式主义文论放弃了他们的“文学自足体”的美学孤立主义（自我封闭主义）之后，他们从纯形式主义立场后退，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置于其社会环境来考察时，形式主义就引出了结构主义，“科学本身在变化---因而我们随之变化”（爱亨鲍姆）。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森、沃迪契卡。 二、文学的符号学性质：布拉格学派对文学本质的考察 符号学思想是布拉格学派解释文学本质特征的固定出发点。穆卡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符号的事实》（1934）是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艺术符号学论文，为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奠定了独特的基础。在文章中他说：“艺术具有符号性质这一点，不仅显示于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也显示于艺术作品的结构组织里”（转引自《文学史》第一辑，第91页）。把艺术作品当作显示结构性质的一个符号，这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思路的变化：研究文学，除了关注文学作品之外，还要探讨作者、读者以及最重要的一环----文学结构的历史性。对一个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符号是解释文学特异性所必需的概念。由于符号概念的引入，布拉格学派便跨过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 1、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术语要诠： 符号：符号是传达意义的载体。任何意义的传达不使用一定的符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意义本身就是从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中产生的。例如，足球裁判吹哨判罚点球：

发送者（裁判）---能指（哨音、手势）---所指（犯规违例、暂停、判罚点球）---接受者（编码）（信息）（解码） 从上述事例的分析可知，符号的完整定义是：发送者用一个可以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者能约定性的了解某种不在场的事物的情况，这一可以感知的东西，就叫做符号。 能指/所指：二者是符号的组成因素。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能指/ 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由谁来规定？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得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能指 /所指具有不对应性。为什么？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符号体系的人，对能指/ 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例如，中国人说“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中国人说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由能指/ 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所指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等待着“能指”来“指”代它们。 言语/ 语言：言语/ 语言的区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为什么？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索绪尔提出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是受到19世纪末社会学创建时期的一场争论的启发。争论中，杜克海姆坚持社会的集体意识观，而塔尔德则坚持独立的个人表现。索绪尔敏锐的意识到二人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语言/ 言语的二元对立关系。符号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差不多的人文科学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意识/ 潜意识（精神分析学）；无数的讲述实践 /“知识体系”（富柯的“知识考古学”）。在文学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文学作品 /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作品/ 生活（洛特曼）；批评/ 诗学（惹奈特）；叙述情节 /叙述语法（托多罗夫）；述本/ 底本（巴尔特）；作品的语言表现/ 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 信息/符码：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在符号学中首先表现为符号信息/ 符码的二元对立。符码是预先以某种方式规定好的把能指转换成所指的规则。没有符码，发送者进行的符号活动只是一堆能刺激感官而毫无规则的乱七八糟的游戏，而且完全不可解；而接受者不掌握符码，就无法理解符号活动所传达的意义，例如很多人不能欣赏交响乐、芭蕾舞和京剧，首先是因为没有掌握它们的艺术符码。如同一个不懂得围棋规则的人，观赏围棋怎么可能入迷呢？信息是符号的能指部分。一个符号活动是信息的发送者用符码把他要传达的意义转换成信息，而符号信息的接受者则用同一套符码把这信息转换成他所能理解的意义。例如，火车开车前，信号员用信号灯发出信息（灯的颜色，摇晃的方向、幅度等），司机根据既定符码将信息转换成意义。在上述活动中，发送者进行的工作称为“编码”，接受者所做的工作称为“解码”。 2、雅可布森对符指过程的分析和他对文学特性的解释： 符指过程：一个符号表意的全过程。雅可布森提出了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发送者（发电报的人）、接受者（用符码解读能指认出所指的人）、信息（能指，即电报）、接触（符号传送的中介渠道，即无线电）、符码（电码本）、语境（所指）。 与符指过程六因素相对应，有六种不同的功能：情绪性（发送者）、意动性（接受者）、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2)打破了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互不交流的局面。现代西欧和美国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派:(1)布拉格派;(2)伦敦派;(3)美国结构派;(4)交际理论派。 1.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马西休斯(Vilem Mathesius,1882--1946)和两名俄国移民特鲁贝茨考伊(Nicolay S.Trubetskoy,1890--1938)和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后来，布拉格派成为一个含义广泛的名称，统指所有赞同特鲁贝茨考伊和雅可布逊观点的语言学者，其中包括法国、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雅可布逊和后来的列维、穆南、维内、马尔勃兰克等人都是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是:(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工具功能等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逊。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二次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他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写过大量有关语言学的论文和论著。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该文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该文自1959年以来一直为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之一。

三.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是由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三个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 下面我们先介绍布拉格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 1926年，特鲁别茨柯依(H．C．Tpy euko ，1890—1938)、马德修斯(V．Mathesius，1832—1945)、雅可布逊(R．Jakobson，1896—1982，20至30年代侨居布拉格，后移居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布拉格成立布拉格语言学会(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1928年,第一次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他们在会议上十分活跃，提出了好几篇音位学论文，被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1929年的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布拉格学派的论纲，1929—1939年，他们出版了《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de Prague)。1935—1953年，出版季刊《词与文》(SaS)，刊物的副标题是：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1953年布拉格语言学会在组织上解体后，《词与文》变成了捷克科学院的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理论，既受到索绪尔很大的影响，也受到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Baudoin de Courtenay，1845—1929)的影响。博杜恩早在1870年就明确地提出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1876年己提出应区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的思想，这些，都与索绪尔的理论有共同之处。博杜恩的最大贡献在音位学方面。在1881年，他就指出，必须明确地区分音素和音位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单位。音素是一种纯语音现象，而音位则是词的某一部分语音性质的总和。他提出必须区分两门不同的语音学学科：人类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人类语音学从生理—声学观点研究人类语言所有的语音，即音素。心理语音学研究同意义相关联的语音观念，即音位。但是，博杜恩不同于索绪尔，他很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语言的外部历史与内部历史的相互作用，不像索绪尔那样，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博杜恩重视语言单位的实体，不像索绪尔那样，只重视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博社恩同索绪尔一样，强调语言的共时研究，但是，他只是把共时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并不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机械地对立起来。博杜恩的这些观点，对于布拉格学派有着很深的影响，使得布拉格学派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与丹麦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布拉格学派在1929年提出的论纲中，强调要把语言看作一种功能体系，主张评价任何语言现象时、都要从它所在的功能、它所达到的目的着眼。 布拉格学派特别注重音位的研究。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一书，在西方语言学界遐迩闻名，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布拉格学派十分重视历时音位学的研究，他们不像素绪尔那样，认为系统的概念同历时的变化水火不相容，而主张历时也构成系统。 布拉格学派最早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他们指出，邻近地域的语言也可能获得一些共同特征，因而语言的共同特征不一定完全来源于亲属关系。雅可布逊1931年在《论音位的语言联盟》一文中指出：“在语言学里，由于对来源问题特别感兴趣，而把对存在于相邻语言的结构中并且没有共同来源的那些现象的研究却推到后面去了。其实，语音学应当考虑的不仅是各个语系，而且也要考虑到语言联盟(Sprachbunde)。在讨论语言联盟的问题时，音位学的方法似乎成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音位体系的许多组成成分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远远超出了个别语言或语系的界限。” 布拉格学派很重视语言的文体的研究。他们认为，“诗的语言”(即文学作品的语言)有特殊的不同于标准语言的规范，因此，它应该成为语言学的一个特殊研究项目。

“流动的画面”

“流动的画面” 摘要：电视讲究的是电视画面，画面是电视的灵魂，一台电视晚会的成型，是舞台美术与灯光，导演，摄像，导播通力合作的艺术作品，是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 关键词：造型幻象；再现性抽象；LED显示；符号化 “杭州因为有你―的士之夜暨中国`杭州的士节”为主题的电视文艺晚会，是浙江省一年一度鼓励表彰的士司机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虽然这次是回忆几年前的设计，但感觉仍然记忆犹新。 那次演出我运用了抽象的表现手法，从的士司机的职业性质出发，以城市建筑，街道为主要元素，再现性抽象的手法营造了一个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的城市景色。舞台地面采用了弧线与斑马线交错的形式，象征城市交错的道路，立面采用了传统三棱柱的设计元素，三面都采用了不同的材料拼接，以象征城市高耸的楼群。由于节目的需要，嘉宾访谈区域我设计了一个小形转台，在不用的时候，这块区域能更好地与后面的景片融合，在立体的三维的空间里，加入了时间的成分，从而变为四维空间。整个舞台的地面，运用了大量的钢化玻璃，在质感上与立面的景片形成衔接，在结构上也采用了点线面结合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十字路口的环境氛围。

当然，电视讲究的是电视画面，画面是电视的灵魂，一台电视晚会的成型，是舞台美术与灯光，导演，摄像，导播通力合作的艺术作品，也是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 这里笔者以这个作品的舞台美术设计为切入点，从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三个方面略谈一下。 1 内容 晚会的内容，不妄加评论，单从舞台设计的内容来谈，我觉得可以引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舞台空间中的符号化，可以说我充分的利用了这个理论，将符号的概念尽可能的扩大化。舞台空间不仅是一个对演员表演有用的物理空间，通过符号化，它还是一个共用的审美直觉观照的审美空间。就像中国画一样，画面上的空白不是留出来的一片只有物质存在的白纸，而是整个审美空间的一部分。根据布拉格学派的观点，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记号，任何一个东西一经放在舞台上就会产生超越该东西自身的意义，从而变成一个符号。舞台空间也是舞台美术设计用布景，道具，灯光等舞台记号所创造出来的“造型幻象”。这些“造型幻象”才构成了舞台 的内容，当然舞台也就因为这些而变的更有意义，更有内容，所以说舞台上的任何一样东西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存在的。这场晚会的设计，笔者试图创造一个城市与街道的“造型幻象”，笔者运用了数根三棱柱与数根圆柱直立，搭建了一个城市楼群的效果，并在三棱柱正面的有机玻璃板上用阳刻线条的方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 美国描写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布拉格学派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 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的基本理论，承认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但不把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截然分开，重视语言的共时研究，但并不把它与历时研究割裂开来；他们还接受了俄国语言学家库尔德内的功能观，对语言进行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研究，因而自称为结构-功能学派。 布拉格学派（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926年，V.马泰休斯（1882-1946）领导召开了该学会的第一次会议。布拉格学派实践了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即共时语言学研究。它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布拉格学派一度成为影响语言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源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语言学会那样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布拉格学派曾影响到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Bolinger, 1968）。特别是其音位学说,对共他结构主义学派有很大影响。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特鲁别茨柯依(Trubetzkoy)的音位学,;就不可能有今日美国的音位学,犹如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就不会有今日的现代几何。 布拉格学派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海牙，1928）上，第一次把他们的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该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叙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强调语言是一种功能体系，评价任何语言现象都应从它所达到的目的，所起的功能着眼。 1、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特点 （1）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论纲》写得很明确：从功能观点出发，语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根据语言行为与超语言现实的关系，语言的功能可区分为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前者是针对表达对象而言的，后者是针对表达本身而言的。德国语言学家布勒曾在《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第一卷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重申他在20年代提到过的语言三功能说：描述（针对所说的事物或现象而言），表达（从说话者角度出发），召唤（针对交谈的另一方面而言）。雅科布逊以后又根据信息论的模式把三功能说发展成为六功能说：所指(referential)或指示(denotative)，表情（emotive），意动(conative)，沟通(phatic)，元语言(metalinguistic)，诗歌(poetic)。 （2）建立了音位学说。反映布拉格派音位观的代表作是特鲁贝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 在此书中音位体系被定义为能用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音位对立体的综合。此作对世界各国音位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以后，雅科布逊又通过实验和对历时音位学的研究，对布拉格语言学会早期的音位理论进行了某些补充和发展。 （3）把音位学的概念，类型学的原则应用于语法研究。雅科布逊、特伦卡、斯卡利奇卡认为语法平面的基本单位是形位（morpheme），形位在一定场合下也会出现中和的现象。形位学上的对立也有偶项特征，但不对称，一个强（有标记项），一个弱（无标记项），可以通

布拉格学派解读

12.0 绪论12.1 布拉格学派 12.2 伦敦学派12.3 美国结构主义 12.4 转换生成语法12.5 修正还是反叛？ 问题与练习答案 12.2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通常是指英格兰的语言学学术成就。英格兰不仅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悠久历史，而且在现代语言学方面也具有独特的特征。J.R．弗斯（1890－1960）使语言学在英国完全地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同时他也于1944年成为英国第一位语言学教授。在英国，大多数教授语言学的大学教师都接受过弗斯或是反映弗斯思想的著作的指导。所以，尽管语言学研究后来开始在许多地方盛行起来，"伦敦学派"还是专门地用来称呼独具特色的、有英国色彩的语言学研究。 弗斯主要受到人类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的影响。继而，他又影响了他的学生--著名的语言学家M.A.K.韩礼德。他们三人都强调"语言环境"和语言"系统"的重要性。因此，伦敦学派也被称为系统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 12.2.1 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12.2.2 弗斯的理论 12.2.3 韩礼德与系统功能语法 12.2.1 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自1927年开始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人类学教授。他所创立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关语言的功能的理论，这与他纯粹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分别。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那种把语言视为"将思想从说话人的大脑传递给听话人的大脑的手段"简直是一个引人误入歧途的神话。他说，语言"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什么与思维相对应的东西"。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所发生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主张主要基于如下两种判断。第一，在原始社团中，因为没有文字语言，所以语言只有一种用途。第二，一切社会中儿童都是以这种方式学会语言的。马林诺夫斯基巧妙地比喻道，在儿童看来，一个名称对它代表的人或物具有某种魔力。儿童凭借声音而行动，周围的人对他的声音作出反应，所以这些声音的意义就等于外界的反应，即人的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被语言环境决定着的。马林诺夫斯基还区分了三种语言环境：（1）言语与当时的身体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环境；（2）叙述环境；（3）言语仅被用来填补言语空白的环境--寒暄交谈。 就第一种语言环境来说，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由其所指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而是通过其功能获得的。原始人学习一个词的意义的

布拉格定律(Bragg'sLaw)解读

?布拉格定律（Bragg’s Law ） 要說明布接格定律，首先就要先從X 光的繞射開始說明起。依據原子排列的規則與否可分為晶體（Crystalline ）與非晶體兩類（Amorphous ）。由於在晶體內部之組成的原子（或分子）是有規則且有順序性的排列在每個平面方向上，即稱為具有高度的週期性。這些結晶物質表現（物理、光學、機械及電學性質）都直接的受到晶體內部原子排列變化的影響。所以我能們說X 光的散射能力是取決於原子內的電子數。Friedrich 使用了不均勻的X 光，對於繞射上就比較難以解釋，最後是由Bragg 父子在晶體實驗分析時，從散射的X 光分佈情況，認為可以將繞射現象解釋為入射光被晶面反射（鏡面反射），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考慮兩個原子平行平面，X 光的入射角度為θ，X 光的波長λ就像被鏡子反射一樣，可以發現其X 光的入射角度與反射角度是相同的，如圖上A 點，為部份從表面原子被反射的光束，我們將A 、C 點視為晶格點，假定干擾光束在'RR 發生了，兩束光同步進行入射，其入射距離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反射的產生，也會有時間差，一旦波長差是該光線波長的整數倍時，繞射現象將會發生。由圖可知，路徑IAR 與''I CR 的波長就不相同。 當必要條件為：BC CD +要等於波長的整數倍（n λ），因此我們可以推導出： sin or sin and sin CD d CD d BC d θθθ=== 最後，可以得到 2sin n d λθ= 我們可稱此為布拉格方程式或是常聽到的布拉格定律。 【Ref.】 1. X 光繞射原理及其應用，林麗娟，X 光材料分析技術與應用專題，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c3525903.html,/AD/ADImages/.../TF-XRD001.pdf ）。 2. 工研院奈米辭典（https://www.wendangku.net/doc/7c3525903.html,.tw/dict/index.jsp ）。 3. LAIDLER 、MEISER 、ANCTUARY ，PHYSICAL CHEMISTRY （FOUR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

语言学名词解释3

名词解释 结构语言学：又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指20世纪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以及受这种理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三大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共时语言学：从语言发展的一个横断面对一种语言在特定时期的相对静止的状态进行静态研究的语言学分支。历时语言学：又叫历时语言学，是从纵向发展的角度研究某种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发展变化的语言学分支。.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它是以语音为形式、以语义为内容、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运用语言（说话）和运用语言产生的结果（所说的话）；二是指在运用文字的情况下，是写和写下来的话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一种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是人脑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机能和过程。根据思维活动的不同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语言符号：语言是一种符号，因为它能代表或指称现象。语言符号是由音义结合构成的。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表现形式，义是语言符号的内容，只有音和义相结合才能指称现实现象，构成语言的符号。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音和义的结合时任意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它是就语言符号的音和义的相互关系来说。这种音义的任意性关系又叫约定性。 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就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来说的，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至于符号的音义关系一经社会约定而进入交际之后，对人们就有强制性，音义之间就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不得任意更改。 语言符号的线条性：即语言符号的使用只能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一个符号跟着一个个符号依次出现。依次出现的符号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意编排。符号的线条性是由规则支配的，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 .语言结构的层级性：语言是一种分层装置。语言结构要素的各个单位，在语言结构中，并非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分不同的层和级。语言的底层是一套音位，即音与义相结合而划分出来的音的结构成分。音位经组合而与某种意义相结合就能构成语言的符号和符号序列，这是语言的上层。这一层又可分为若干级：第一级是语素，这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构词材料；第二级是由语素的组合构成的词，是造句材料，是交际的基本单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词和句子都是符号序列。语言系统的层级结构可用图示为：音位＞语素→词→句子。组合关系：语言符号的组合方式是顺着时间的线条前后相续，好像一根链条，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处于组合链中的两个符号或符号列之间构成的关系称为组合关系。符号和符号的组合形成语言的结构。比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都是具体的组合关系类型，是符号和符号组合而成的语言的结构类型。 .聚合关系：语言系统中的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如果相互之间存在着（任意）一个共同特征，那么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就构成一个聚合群。处于聚合群中的两个符号之间存在着可以用共同特征加以命名的聚合关系。分广义聚合关系和狭义聚合关系两种。其中的狭义聚合是只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之间所形成的功能聚合关系。 音位变体：音位变体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的变异形式，是音位在特定语音环境中的具体体现或具体代表。音位变体又可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 对立和互补：是语言里音与音之间的两种重要关系，是考察一个因素在具体语言中的作用的根据。彼此对立的语素，起着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彼此相似而互补的因素，可能被语言社会当做同一个语音使用。互补关系的两个音不一定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 语流音变：音位和音位组合的时候，或者由于受到邻近音的影响，或者由于说话时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叫语流音变。常见的语流音变有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