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苓案件始末

回顾齐玉苓案件

来源：作者：日期：09-12-04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二审判决时间：2001年8月23日

案情：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苓已注定在“为她人做嫁衣”了。

9年后突然出现的这场变故让齐玉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自以为中考失利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这只令人羡慕的饭碗。而自己呢，却在打工、下岗。

令人惊讶的是，在假齐玉苓的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而法院的鉴定结果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查看这位假齐玉苓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很不全。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邢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1999年1月29日，忍无可忍的齐玉苓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在一审中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90级经财会专业委培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其中包括：1.陈晓琪冒领工资5万元；

2.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9万元；

3.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1000元；

4.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6000元；

5.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5000元；

6.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2000元；

7.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调查费1000元），赔偿精神损失40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他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90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

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90届统考中取得成绩441分，虽未达到当年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1993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1991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1993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滕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1990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1990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5500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1999年5月，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玉苓诉陈恒燕等四被告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

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

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

五、鉴定费400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200元；

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19.5万元计收5410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4400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300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55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理由是：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定（1990）7号”文件中对报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齐玉苓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利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赞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于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合法权益在1990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

中的财务章是1992年4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1990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人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1993年8月到2001年8月，共领取工资计52043元。

滕州市1997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00元，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为110元，1999年7月至今为143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1000元。1993年6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6000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8月，齐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5000元。1996年8月，齐玉苓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局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46条

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外，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1993年8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1993年8月至2001年8月，共计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上诉人齐玉苓负担8984元，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齐玉苓负担8984元，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36元。

佘祥林案件分析

佘祥林案件分析 案件简介：佘祥林，男，1966年3月7日生，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人，捕前系京山县公安局原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员。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涉嫌杀死妻子曾两次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逃过鬼门关。后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但在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复活”。2005年，佘祥林案已经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错案，他将被改判无罪并立即释放回家，终于可以结束了长达11年的被冤枉的牢狱生涯。 佘祥林含冤入狱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正值年轻气壮，但是却将人生的大好年华葬送在监狱里。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一年冤案被办成铁案，源于10天11夜的残酷毒打。在办案审理过程中有很多的疑点，如果能够紧抓着这些疑点不放，或许佘祥林就可以免受十一年的牢狱之灾。 从一些资料上我们可以找到当初的办案流程： 1、辨认尸体辨认尸体有两种方法，一是亲人认领，根据其外貌特征。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回忆，当日他被警方叫去认尸，看到死者面貌已浮肿难辨，并看到死者身高、胖瘦、头发扎法和妹妹很像，认为死者是张在玉。根据当时专案组成员曾忠的介绍，张在玉的母亲当时一口认定死者为张在玉，在未见到死者的身体前，即说出了身体上的一些特征，如身上有生小孩做手术时留下的刀疤等等，这与此后尸检情况一致。另一种则是比较权威性的，就是进行DNA检测。张在生曾提及，当时他们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不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单凭这样就确定死者为张在玉实在太过草率，如果当初做了DNA检测，确定死者不是张在玉，那么佘祥林就可以免受残酷毒打，当然也就免了十一年的牢狱之灾。 2、作案方式据资料显示，从佘祥林案的卷宗中可以看到，1994年4月11日至4月22日，11天的审讯之中，佘祥林供出了四种作案方式。这在后来的审判中曾被当作疑点提出。 第一种作案方式简述为：1993年腊月初九(1994年1月20日)晚上，佘祥林将张在玉带出门，顺手在大门边拿出一根板车撬棒，将张带至雁门口镇红旗碎石厂山坡，将张打死埋入水沟。 第二种作案方式简述为：腊月初九，佘祥林看到魏太平(佘的好友，当时在雁门口镇交通管理站上班)在雁门口镇兽医站门口对面打桌球，佘便将张在玉交给魏太平让其带走，魏将张带至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腊月十二，佘祥林和魏太平用石头将张打死，沉入水中。 第三种方式为：1993年腊月初九，佘祥林在雁门口镇兽医站碰到魏太平，让魏太平晚上11点到家里说点事情，当晚，佘和魏将张在玉带到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外，给张换好衣服，再带至吕冲九组窑凹坝山用石头将张打死，然后用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将张沉入水中。 警方认为第一种是假口供，因为张的尸体不在水沟，是佘祥林试探性地看警方能否找到尸体。第二、三种作案方式随后也被否定。证据是，长岗村二组胡明德(男，65岁)讲述，这几天晚上他都在抽水机房睡觉，没有间隔一天，且机房白天上锁，另外，张在玉也不可能和魏单独出走。此后，当地医院也出具证明，张在玉失踪那几天，魏太平正在医院打针吃药，不具备作案时间。 这样，佘祥林供述的第四种情况，被警方认定“符合案件客观事实”：1994年1月20日晚10时许，佘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带到一处瓜棚里关起来。

毛特 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

姓名：张肖肖学号：2009081132 班级：09级计科本一班 ＂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这句话作为老百姓的理想和美好愿望毫无疑问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作为法的价值追求，既是法律无法完全胜任的，也只能是法学家的一相情愿，或者是法学家的幼稚而拙劣的谎言．理想代替不了现实！哪朝哪代没有冤死鬼？当然，没有法治冤死鬼会更多．历朝历代何尝不是坏人总是欺压好人．坏人也许没有好下场，但是坏人强加给好人的苦难，与坏人所受到的惩罚相比，是永远无法完全弥补的。 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其实包括了一个法律风险．“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就是意味着任何一个好人都有可能被冤枉．“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众人的威胁．”好人坏人的衡量标准是法律和其行为．而行为是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因此是否适用法律是用证据来说话的．是否冤枉一个人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愿望，只取决于证据．适用法律的事实是法律上的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没有证据，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惩罚．包括＂坏人＂．这样好人也才能免于没有证据而受到惩罚． 中国以前的有个著名的原则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看起来非常完美，可惜事实总不是不能遂人愿，如果让你选择是“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中的一个，你会选择其中哪一个？ 是的，我们宁愿选择“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这样做了，结局才能尽可能的好，同时会实现“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最大化...... 医学也是如此，很多的医疗行为都有适应症，对待一个怀疑肿瘤的疾病，医生会想方设法去证明，例如，一定要得到病理的结果是恶性肿瘤，才会考虑进行化疗等的后续治疗，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冤枉好人”，在进行了充分的努力，仍然不能证明是恶性疾病，我们宁愿对这个病人进行观察，宁愿暂时“放过一个坏人”，我们也不愿无意中牵连一个即使表明看起来是多么坏疾病的人..... 事实证明，“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是错误的，它使我们对人性进行了深层的思考，我们应该有所倚重，单纯从一个角度出发就能达到结果的最大化的完美，不然我们会冤枉许许多多的好人，为了使他们最大限度的不被冤枉，我们只能放掉可 能是事实上的、而没有充分证据的“坏人”......所以，我们都假设没有充分证据前的人是“嫌疑人”，而不是“罪犯”，在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是辛普森杀妻，而且证据比较充分，但是李昌钰证明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并且警方的取证也有一定的问题，于是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尽管我们可能放掉了一个罪人，但人们包括警方充分认识到取得证据的严格性、规范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案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后的努力会最大程度的达到这样的效果“尽可能不冤枉一个好人，做好了前者，放过坏人的机率就会越来越小”....... 反观我国的“许霆案”，判有罪的影响力远远小于无罪，如果判无罪，影响深远，银行和各个系统就会反观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严格改进，可惜，判了一个许霆，这些发展改进的机会都失去了...... 医学在诊断任何一个疾病的时候，都充满了证据、鉴别，否则就是“过度治疗”，因为医学是帮助人的，而不是伤害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和医学同理........ 让我们对生命有所敬畏，尊重人性，善待生命...... 从佘祥林案与辛普森案的对比看中国的司法建设 一个是证据不足却被屈打成招蒙冤入狱，一个是证据确凿但仅仅因为证据有污点被当庭释放，佘祥林和辛普森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显现出了中国和美国在司法建设中的差距，这种差距令我们惭愧。蒙冤入狱11年之久的佘祥林触动了国人的神经。我们必须反思，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 中国司法建设中人权保障的缺失 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首先表明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公民的人权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对人权的效保障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何得到切实的保障这值得我们深思。司法者或执法者都应该首先有尊重人权的观念，这是我们在启动司法程序，面对犯罪嫌疑人时应首先注意的问题。只有尊重人权，司法人员在启动司法程序的时候才能够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而不是像中国的某些基层司法机关一样一味的想给予犯罪嫌疑人什么样的惩罚。辛普森一案，辛普森能够脱罪，与司法者心中的人权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佘祥林一案，无论从司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人权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分量，从公安连续10天的刑讯逼供，到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从为佘祥林作证的群众被无辜被抓，到佘祥林的母亲含恨而死，这一切都表明百姓的人权在司法者和执法者的眼中显得微不足道，人的价值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一些司法人员为了所谓的因果报应，只要不让真正的罪犯逃脱，宁可有几个不幸的牺牲品。因此，要杜绝类似佘祥林案这样的错案冤案，我们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有人权的观念，给予每个生命应该受到的尊重。人权的观念一旦形成，在道德也能约束司法者胡乱判案，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也会相应的减少。 司法人员办案时对犯罪嫌疑人持有的有罪观念根深蒂固 中国的司法领域往往存在这种现象，即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定罪之前，人们已经主观的把他当成罪犯了。不仅是普通人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很多司法工作者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在这些人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要罪犯开口，让罪犯

从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浅谈法理学视域中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以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为例 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同时也是法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理学领域中，正义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分。实体正义，又称实质正义，是指作为立法的原则并体现在法律规定中的社会正义或一般正义标准。程序正义，是指依法产生并设有权利、义务的，在运行中体现其内在品质，指向结果达到实体法正义目的的过程、步骤。[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05.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并以此来指导某些案件的审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怎样？当二者在法官断案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时，究竟何者更为重要？这一直是法理学及各国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1994年6月12日晚10时许美国家喻户晓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与其情人被人杀死于家中。4天后，辛普森被洛杉矶警方作为嫌疑犯抓获。1994年6月17日辛案曝光，美国的各种媒体无一不竞相密集报道，规模空前。辛案因而被称作“世纪性审判”。经过474天的审理，1995年10月3日，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证词后，审判辛普森无罪。就美国全体人口的抽样调查，67％的人认为判决不公，28％的人则认为公正。对辛普森案，做出无罪判决的美国法庭也意识到它很有可能放纵了一个杀妻的恶贼，但还是必须放掉辛普森。因为按照刑事诉讼的规则，控诉犯罪的一方必须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必须宣告被告人无罪。由于不能完全排除有辛普森之外的人作案的可能性，因此，法庭做出这样的选择：宁可放纵一个罪犯，也不冒冤枉好人的危险，更不能树立坏的榜样，让国家司法机器借机滥权。 视角拉回中国，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佘祥林，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

案例分析

【案例1】 罗彩霞是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灵官殿镇人，因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及身份证被盗用造成2009年本该毕业的她无法毕业，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2004年高考后，考了514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531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的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命运由此发生转折，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王佳俊顺利毕业。而本应今年毕业的罗彩霞却不得不面临因身份证被盗用而被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等一系列问题。王佳俊的学籍、党籍、户籍被注销、工作被开除。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因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涉嫌犯罪，已被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请问：1、学校撤销王家俊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是否合理？2、班主任张文迪对其参与该案的行为应承担什么教育法律责任？3、分析王峥嵘的犯罪构成。4、罗应该如何主张及维护自己的权力？ 【答案要点】：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学校应当取消其学籍。”第38条规定：“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入学者 学校不得发给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学校应当予以追回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学校可据此撤销王佳俊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从本案介绍和纪委的处理来看 张文迪参与了该高招舞弊案 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给予留党查看一年和降级处分。 3、有伪造、变造的直接故意和行为 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 4、罗彩霞可以姓名权受到侵害而对相关责任人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赔偿。但不能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提起侵权之诉 因为该“司法解释”在2008年已被停止。受教育权是宪法权力。 【案例2】 某大学严某参加英语六级考试时，将几篇英文作文写在小纸片上并带进考场，并自行选择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监考老师甲提前15分钟来到考场，要求学生入座后就径直发放试卷，未核对和进行相关检查。监考老师乙因堵车迟到20分钟赶到考场，见学生已经考试，就将甲拉到一旁说明迟到的理由并小声描述堵车的状况。严某趁监考老师甲乙闲谈时溜出考场，到洗手间上厕所后迅速回到座位继续考试。考试途中，严某父亲呼叫严某，严某见是父亲呼叫，便按键接听。巡视员巡考时发现严某试卷下的小纸片并予没收。后学校认为严某考试作弊，态度恶劣，于是对其作出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严某对处分决定不服，向校方提出申诉，但校方未給予任何书面答复。后查，由于监考老师未履行职责，出现10份雷同卷。教务处发现后，批评监考老师，要求他们今后注意一点。试分析：1、学生的行为哪些属于违纪？哪些属于作弊？2、监考老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3、学校对学生和教师的处理是否合法？4、本案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主体有哪些？5、学校是否侵犯了该同学的权力？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要点】：1、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擅自离开考场属于考试违纪。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小纸片、使用通讯设备属于考试作弊。 2、教师严重违纪违法，并出现雷同卷，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3、本案涉及到《宪法》、《教育法》以及国家关于考试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学校对严某的处分应依法进行，而不应

对比佘祥林案与辛普森案的思考

“伪君子”或“真小人” ——对比佘祥林案与辛普森案的思考 玉石 犯罪嫌疑人也是公民，他们拥有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对佘祥林杀妻冤案与辛普森杀妻案的对比，会发现中美对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态度是有差异的。而中国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则在保护刑事诉讼被告人和限制公权力方面做出了某些改变。那么冤案是否可以减少呢？ 在佘祥林一案中，佘曾再三向侦查员提出要去见妻子尸体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如愿，直到入狱，依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不是妻子张在玉。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在问派出所凭什么认定时，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错。而辛普森案中辩方的质疑让警方很多证据都被排除掉了。 通过警方的调查，佘祥林搭车的司机证实了佘当晚没有作案时间。但此后的判决中，没有提到当晚见过佘的两名司机的证词。在案件侦破期间，一份“良心证明”出现，说明有人曾见过一个与张在玉相貌特征相像的疯女子。但并未获得司法机关的查实。相反，与这份证明相关的四人后来均以涉嫌“包庇”等罪名被羁押和监视居住。 辛普森得知自己沦为头号嫌疑罪犯后，暂时躲在一位律师朋友神秘豪宅中，开始筹组“梦幻律师队”。此外，悬赏50万美元巨款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举报人，并雇佣了几位著名私人刑事侦探调查凶杀案真相。辩方搜集的许多证据均被法院采纳。 当佘祥林为避免酷刑的折磨，编造作案过程，甚至按照侦查员的讲解画作案时的行走路线图时，辛普森是自愿放弃沉默权，与警方对话。 新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刑讯逼供有众多规定。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以上三条规定在佘祥林一案中都没有遵守。表现为专案组刑讯逼供，“良心证明”相关人被羁押，司法机关对申述内容置之不理。如果以上规定可以被自觉严格执行，相信冤案会减少，但新刑诉法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保证规定能够被执行呢？如果不能那么就是治标不治本。 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在这些规定下，刑辩律师在正常条件下可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但如果刑辩律师受到不正当影响，结果就难说了。因为新刑诉法里专门列了一条禁止律师串供、隐匿当事人罪行，所以不排除出现律师泥菩萨过河的情形。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但从佘祥林接受讲解后画出路线图就知道，仅仅一个签名或录像是无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因为一切都可以事先“彩排”。

程序优于权利-辛普森案

程序优于权利——辛普森杀妻案回顾与反思(2008-05-03 16:35:26) 标签：杂谈 1995年的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案是美国当年争论最大的刑事案件，也是西方社会引起轰动的重大案件之一，当年的报纸大都用“震惊美国、震惊世界、世纪审判”等字眼来报道此案。CNN统计数字表明，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辛普森案裁决即将宣布之时，大约有1.4亿美国人收看或收听了最后裁决。该案件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除了他深刻的种族隔离背景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集中体现了西方法律世界中“程序优于权利”这一重要法律原则。今天，当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法制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时，再次回顾这一经典案例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 案情简介： 案发前，辛普森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虽然出身贫寒，但依靠个人艰苦奋斗，挤身美国上层社会，因此辛普森是美国黑人崇拜的偶像。辛普森与他的白人妻子妮科多年不合，并且有多次体罚虐待其妻的记录。1992年3月，妮科提出离婚，并得到法庭批准。但是，离婚之后，他们仍时常在一起抛头露面，甚至继续同居，辛普森的暴力行为也始终没有停止。 1994年6 月12日，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及其男友在洛杉矶寓所内被人谋杀。警方调查之后认定最大的杀人嫌疑犯是辛普森。在随后对辛普森住所的搜查中，警方发现了粘有血迹的手套、球鞋等与出事现场留下的痕迹相吻合的物证。法医后来的检验也证实，在出事现场发现了与辛普森血型一样的血迹。6月17日，洛杉矾警方决定正式逮捕辛普森。 1995年1月，案件开庭审理，陪审团成员由9 名黑人、2 名白人和1 名西班牙裔组成。此案波澜迭起，高潮不断。在辛普森一案中，警方已经掌握了足以证明辛普森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证据，但他们为使案件更加“铁证如山”，愚蠢地伪造了一双沾有辛普森和他前妻血迹的袜子。这双袜子最终被被告方证明为实验室里的产物。此外，警方另一项主要证据之一带血的手套在主控官要求辛普森当庭穿戴时，因手套太小，辛普森根本无法戴上，陪审团哗然。 根据“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一证据规则，尽管洛杉矶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只要其中有一样证据（袜子）是非法的，所有证据可信度都大打折扣，尽管控方女检察官克拉克在总结发言中慷慨陈词，打动了大量观众，却并未让陪审团动心。总终，陪审团在经过近40个小时的长时间讨论之后，一致作出辛普森无罪的判决。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辩护律师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及著名美籍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在辛普森无罪的辩护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判决宣读后，大部分白人仍然认为辛普森有罪，他们表现出惊讶、难以置信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而在黑人集中居住区，则是欢呼雀跃，弹冠相庆，载歌载舞，毫无顾忌地庆贺自己人的胜利。洛杉矶街头和其他地方的白人与黑人甚至是各走各的路，连一个部门工作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也变得隔膜起来。检察官克拉克对有线新闻网CNN 记者说：尽管自由主义者不想承认这一点，但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不可能在此类案件中作出公正判决，此话引起了媒体轩然大波。 更为夸张的是，在随后的民事审判中，经过4 个月的审理，陪审团于2 月5 日作出裁决，辛普森对其前妻尼科尔及其男友戈德曼的谋杀负有责任，并判辛普森向戈德曼的父母赔偿850 万美元。5 天以后，同一陪审团再度判辛普森支付2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费。这一回，陪审团中有9 名白人，没有一名黑人。 判例分析：

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

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受教育权的性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 宋春雨源自：人民法院报 受教育权的性质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是齐玉苓提起诉讼的理由之一，人民法院是否支持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的赔偿请求，首先要解决受教育权的性质问题。 关于本案中受教育权的性质，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有双重含义，既是宪法权利，也是民事权利。①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科学文化水平的权利。受教育权包括公法意义的受教育权和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私法上的受教育权乃是对传统民法人格权的丰富、完善与发展，宪法规定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不影响其作为民事权利存在。②民法通则对民事权利的规定采取非法定主义，不一定有规定的权利才保护，如隐私权，如确实有损害后果发生的，也应保护，法律没有规定受教育权，应通过解释法律来补充法律漏洞。③在现代社会高度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受教育已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民法上的受教育权正是现代社会人格权的丰富与发展。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本质上是平等权和自由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宪法权利。①我国民事法律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国外的民事立法和理论均没有将受教育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情形。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权利，是宪法社会权利的内容。②如果将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就需要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而事实上这种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一种作为民事权利的抽象的受教育权不仅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在适用上也势必造成混乱。③否认受教育权民事权利的性质不等于对本案涉及的情形不予保护。事实上，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可以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同样可以使齐玉苓的权利得到救济。 受教育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属于宪法学的范畴，它一般规定于宪法典中，如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民法理论上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各国民事立法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义务相对应，并不直接涉及私人之间的行为。公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固然会涉及私法上的利益，如本案涉及的情形，但民法对这种利益的保护应通过人格利益保护来实现。第一种观点将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直接理解为民事权利，在概念上是不恰当的。第二种观点将受教育权定位为宪法权利，在权利性质上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将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虽然也能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却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加害人侵害姓名权只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手段，将他人受教育的机会据为己有，才是其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而其受教育机会丧失也是最主要的损害后果。第二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似有本末倒置之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无法给予受害人充分的保护。 民法理论上，人格利益由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共同调整。具体人格权是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一般人格权调整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利益，包括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不仅指行为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本案中陈晓琪等以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手段，导致其丧失受教育机会，是干涉他人意志自由的行为，在学理上可依人身自由权的保护来调整。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仅指行为自由而言，是一项具体人格权。我国宪法虽有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但直接依据宪法就本案侵害他人意志自由的情况创设一般人格权，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确定了“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玲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摘要】刑法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后盾，发挥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的功能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二者之间如何定位、孰轻孰重，究竟应当优先考虑通过 惩罚犯罪来达到社会正义还是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探究呈 现出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所达到的平衡才是我国刑法价 值追求的所在，我们所应当关注研究的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两者关系是如何配合的。 【关键词】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社会正义、正当程序 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 及对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限制和剥夺，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是最为严 厉的刑罚。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即入罪功能），而人 权保障则是体现了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即出罪功能）。二 者对刑法价值功能的体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是悖论。有学者认为刑 法既具有法益保护功能，同时也具有人权保障功能，二者并重。学生认为考虑 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并无太多价值，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鉴于国家权力的 强大，我国目前应当更注重其人权保障功能。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刑法的惩罚功能，即制裁功能，是指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权益施加法定范 围内的限制或剥夺，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考虑，因此刑法更看 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提供各种保护，使社会各种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一点看，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的保护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联。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限制国家刑罚权，使一般民众和罪犯免受刑罚权的任 意发动而引起的灾难的机能。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 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 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 因此刑法在设置国家刑罚权的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就出现一种悖论：刑 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正如德国法学家李 斯特曾经指出，“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法律 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 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都应 当尽可能协调统一，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应当并重，任何一方都没有优于对方的理论根据。但要指出这里的并重 不是二者完全等价，是要针对具体情况有侧重点的并重。如果片面强调惩罚犯 罪而漠视人权保障，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侦查机关就会将重心放在寻求 案件“真相”，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几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冤案，如“佘祥林案”、“孙志

黄松有案

“黄松有案”带来震惊引发深层思考 从198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民事与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整个1990年代，司法改革曾是中国的一道非常引人注目的改革风景线。但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似乎有所淡化，人们对于司法的现状则有不少议论。一方面，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关于诉讼的报道、评论，说明审判制度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另一方面，司法腐败等问题引起群众不满，很容易诱发法律秩序的危机。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因贪污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今年3月17日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判处无期徒刑，此案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波。 “黄松有案”令人震惊之处至少有三点。第一、像黄松有这样的大法官居然走上了被告席，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位法官、如何理解司法独立原则的问题。第二、黄松有犯罪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接受律师的贿赂，左右下级法院的决定。这反映了中国司法仍在审执不分、审辨勾结、审级串通的现象。如何限制和监督法官的裁量权，是该案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第三、黄松有主导的2001年8月13日司法解释，以宪法司法化著称，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何理解司法能动性，如何妥当协调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关系，是该案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大家都觉得，中国这样的司法腐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如果法官有身份保障，腐败就不会发生。但十天前台湾揭露的司法官集体渎职案件，构成了反例。仔细分析问题的背景就可以发现，台湾与大陆的审判机关其实有着同样的欠缺，例如庭长享有对判决事先进行审查的特权，这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所以，仅靠法官的特殊待遇，不足以在中国社会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需

要推动更有针对性的、深层次的司法改革。海峡两岸的司法腐败，是危机、也是转机。在我看来，新一轮司法改革正蓄势待发。 以下我就“黄松有案”提出的三个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中西法官定位不同：独立与监督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正义女神Themis蒙着眼睛，她只按照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判断做决定。而在中国，作为公正司法象征的包青天睁大眼睛，他要对事实和人情明察秋毫。其实，西方正义女神并非天生就被蒙上双眼。根据意大利学者丹尼艾拉•比福科的研究，欧洲的正义女神像是在15世纪下半叶才被蒙上眼睛。为什么？目的是防止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严刑重罚治不了经年腐败 15世纪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当时中国和西欧的权力腐败都很严重，有些制裁方式也差不多。在中国，明朝的贪官被剥皮，皮被制成灯笼挂在衙门里，以威慑警示；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对贪渎的法官采取活剥人皮这样的恐怖惩罚，有油画为证。但这些酷刑似乎没有显著的、可持续的效果。可以说，在追求司法公正上，东西方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但后来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导致了不同结果。监督无处不在却仍有盲点 在中国，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使司法官僚具有精英意识和世俗的权威，但由于税收和财政制度安排上的特征，寻租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以此来获得朝廷命官的行政团队费用，寻租也是对官员的一种激励机制。而对过度的贪渎以及枉法行为的防范，主要采取上级监督和互相监督的方式。在监督的思路下，司法官僚没有独立的空间，也没有终极判断权，公正的信誉也很难确立。到15世纪，

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二审判决书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 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 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以下简称济宁商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滕州八中）、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滕州教委）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统一招生考试）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由特定单位委托学校培训的学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其中包括：１、陈晓琪冒领的工资５万元；２、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９万元；３、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１０００元；４、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６０００元；５、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５０００元；６、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２０００元；７、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５０００元、调查费１０００元），赔偿精神损失４０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当年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它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剖析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剖析 内容摘要：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归根究底还是在侦查阶段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本文深刻剖析了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佘祥林；冤案；侦查错误；分析；防范纠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公诉案件只有经过侦查，才能决定是否进行起诉和审判。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①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佘祥林，被当庭宣判无罪。法律终于还佘祥林一个清白。这起案件本身已没有什么悬念，之所以仍能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这起因“死者复活”而被发现的错案，唤起我们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深刻反省，也警醒那些手执生杀予夺大权的办案人员纠正办案理念的偏差，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佘祥林最终获得清白，可是，对侦查而言，意味着侦查结论被完全推翻，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对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分析，寻找出提高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能力的办法就更为重要了。 一、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 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个水塘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立案侦 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赵作海案简介与分析

赵作海案简介与分析 ---8栋408寝室 杨岳城严翔汤进旷良勇熊超峰刘亮简介： ——>1、1998年2月15日 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 ——>2、1999年5月8日 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 ——>3、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 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 ——>4、2002年10月22日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2002年12月5日

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6、2010年4月30日 赵振晌回到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7、2010年 5月5日 省法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8、2010年5月7日下午 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 ——>9、2010年5月8日下午 省法院召开审委会，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审委会决定：一、撤销省法院（2003）豫法刑一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二、省法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

齐玉苓案件经过

齐玉苓案介绍 备受国人瞩目的齐玉苓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抉择--幸普森案与佘祥林案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抉择 ——对“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分析 摘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两个重要价值诉求。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原因在于美国注重程序公正，佘祥林被冤枉的原因在于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强调程序优先会使放纵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提高，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实体优先不必然实现实体公正，甚至易导致冤假错案，结果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可能得不到实现。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两难抉择中，程序公正第一、实体公正第二的司法理念理应被我国采纳。 重读“佘祥林案”，仍不禁令人头皮发麻。1994 年1 月20日，湖北省京山县居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4 月11 日，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这具女尸体貌特征与张在玉相符，当地公安机关遂将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最终，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 年有期徒刑。2005 年3 月28 日，佘祥林被羁押11 年之后“，被害人”张在玉从外地回到了家乡，佘祥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佘祥林案”之荒诞，令人以为是在读志异小说。震惊全 美的“辛普森案”则展示了与“佘祥林案”截然相反的一种司法理念。1994 年的那场历时474 天的“世纪审判”中，在控方“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只因为警方取证时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和证人的种族歧视嫌疑等问题，涉嫌杀死前妻的辛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一个是没有杀妻的无辜者，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含冤入狱；一个是被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杀死前妻的“凶手”，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却被无罪释放。这两起在形式上富有相似性但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案件，凸显了诉讼价值诉求中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抉择的艰难。 一、不同价值诉求的法理基础：重程序与重实体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两个重要的诉讼价值，均以实现正义为目标，但程序公正注重的是审理过程的公正性，而实体公正注重的是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二者的抉择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往往显得十分艰难。“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正是这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典型案例。先看美国的“辛普森案”。此案的证据可谓“铁证如山”：辛普森在凶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在犯罪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后收集到的皮手套上的血迹，经DNA 检测，证实是辛普森和两名受害者血迹的混合物；在辛普森卧室发现的一双袜子上的血迹被鉴定属于受害人；辛普森左手中指有明显受伤的痕迹，他本人关于受伤原因的解释前后不一且被证明有假；辛普森驾驶的悍马汽车车门把手及座位上有受害人的血迹等等。但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辩护团抓住了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瑕疵等问题，最终使陪审团一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定：（1）警方涉嫌在未取得法官颁发的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辛普森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在案发现场收集血样的警官未依照办案规程将血样直接送交鉴定部门，而是带着血样搜查辛普森住宅后才去送检；（3）负责侦查“辛普森案”的警官富尔曼出庭作证时，否认自己使用过“黑鬼”之类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但一盒录音带证明他向法庭撒了谎；（4）那副带有血迹的手套，辛普森当庭试戴时因太小而戴不上；（5）辛普森行使了沉默权，控方不能从辛普森本人那里得到有利供词。为什么在控方拥有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辛普森最终被宣告无罪呢？原因在于美国强调正当程序，也就是程序优先。美国学者对正当程序标准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内核基本上是确定的：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和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公权力的实体限制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正当程序理论出发，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广泛的对抗司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如“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等等；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则有义务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义务将判决建立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