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苓案的资料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从此案的发生经过看，对于齐玉苓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关于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求，因为这决定了齐玉苓可以得到的赔偿数额。按照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待侵权赔偿救济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权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与其受教育权被侵害有着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而此案又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故而认为法律的适用是疑难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享有的受教育权。此批复，乃直接针对正在审理中（二审阶段）的齐玉苓案，因涉及具体争议点而备司法性质，其与最高法院另一类颇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迥异；并且，在当事的侵权一方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法院未以其他具体法律为依据而直接地、单一地适用宪法。就此两点而言，司法界、学术界、媒体多称此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批复》之意义
１．对完善我国侵权法体系的意义
大陆法系侵权法理论上，侵权行为的构成有三个层次，也即三种侵权行为类型：一为权利侵害类型，即侵权行为侵害法定民事权利；一为公序良俗违反类型，即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侵害他人利益；一为法律违反类型，即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致他人利益受损。这三种侵权行为类型互为补充，构成完整的侵权行为体系。对此，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以立法或判例予以肯定。如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规定：【损害赔偿义务】⑴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⑵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义务……第８２６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损害】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对他人施加损害的人，对他人负有损害赔偿的义务。
我国的侵权法很不完备，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权利侵害的侵权行为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确立了侵权行为的公序良俗违反类型，对民法通则的缺陷作出有益的补充。《批复》以侵害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为理由，令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确立了法律违反的侵权行为类型，使侵权行为构成体系得以完备。
依民法理论，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致人损害的情形，不仅指违反私法的规定，违反公法规定的，也应承担侵权责任。就法律规范而言，不仅狭义包括的法律，也包括行政规章等。但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须为以保护个人或特定范围的人为目的的法律，以保护公益或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法律不包括在内。《批复》中“宪法”不是指狭义的宪法即宪法典，而是指包括宪法典在内的宪法类法律。作为宪法类法律的教育法，以保护受教育者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选择教育方式的自由为根本出发点和任务，任何人限制、剥夺他人平等、自由接受教育的行为，均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齐玉苓案中，陈晓琪等违反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以侵害姓名权的手段，使作为受教育者的齐玉苓丧失受教育的机会，构成违反法律的侵权行为类型，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２．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意义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接受教育不仅是个人生存、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实基础和首要前提，是实践社会平等和正义，“使世界走出迷幻”的关键所在。为此１９１９年德国魏玛宪法即将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加以规定。二战以来，人权意识的觉醒，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与维护，受教育权普遍规定于各国宪法之中，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更是将其提升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以及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加以保障的基本人权”的高度。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的维护既需要宪法规范作保障，更需要司法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坚持“以人为本、权利在民”司法理念的民事审判工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平等、自由接受教育的人格利益的形式体现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从而进入民法调整的视野。民事审判通过对这种人格利益的保护，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落实
曾轰动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近日被废，权威人士称这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争议司法解释被废
“齐玉苓案”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的批复也开创了中国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先河。
12月18日，最高院发布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记者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与其他2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中国宪法学会顾问廉希圣均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的废止，涉及宪法司法化问题。
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 废除司法解释与黄松有无关而廉希圣则称，一是现在中央不再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二是齐玉苓案后，最高院前院长黄松有曾就宪法司法化撰文发表，跟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记者检索到，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黄松有出事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曾就宪法司法化问题做出批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事。
“即使黄不出事，这个司法解释也同样会被废止。”最高院内部人士向记者否认此事是黄松有出事后“人走政息”，并表示所谓“宪法司法化”或将因此而一去不返。前进？倒退？还不好说学者介绍，而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以觅其“芳踪”。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
“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状态了。”廉希圣认为，这一做法“是前进还是倒退还不好说，但会有问题，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处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济？”
新办法并未出台，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裁判？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
（一）受教育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这是宪法意义上的公民受教育权，权利主体是所有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但是由宪法规范抽象性和原则性
的特点所决定，宪法中规定的这项基本权利，内容不可能详尽，
需要通过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实践中，我们是通过《教育法》《义
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具
体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正是从这样的立法体系出发，在对齐玉
苓案的讨论中，很多人提出需要对几个概念进行区分：首先，具
体化了的受教育权与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前者的权利主体是特
定的，即受教育者；其次，受教育者的权利与受教育权，前者的
成立以公民成为受教育者为前提，而宪法要保护的，是每一个公
民的受教育权，即便公民在成为受教育者之前，也同样享有这项
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从同一个层次的受教育权来看，如前所
述，它又包括财产性的权利，人身性质的权利等多个方面。所以
受教育权的内容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单一的
概念，它应当是是包括宪法和法律两个层面的一组权利集合。
也正因此，使得受教育权的救济复杂化：在普通法律意义上，受
教育权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对其负有义务的主体既可能是行政机
关，也可能是公民个人。权利人可以相应寻求行政法、民法等具
体部门的救济，问题相对容易处理，当然，由于被侵犯的受教育
权的具体内容的不同，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也会有很大差异。而在
宪法层次上，受教育权以国家为义务主体，国家应当为公民提供
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承认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那么问
题就可以简单一些。但如果否认这种效力，那么既然是相对于国
家而言，公民个人也就不可能侵犯这项权利，不可能成为宪法责
任追究的对象。同时实践中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以及不致宪法
趋于庸俗，这一层面的救济途径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动用，要
强调“穷尽一切救济”。当然，“穷尽”应当是实质上而不是程序上的
穷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当事人首先以各种诉由分别到各个法
庭去寻求救济，最终才能求助于宪法，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亦与宪政的精神以及诉讼的经济原则相违背。所以只要经过
对普通法的考察后确实找不到救济途径，就应当能够诉诸宪法。
齐玉苓案在普通法的救济上可以说穷尽了，但是我国没有建立宪
法诉讼制度，这个途径当然是走不通，所以我们不得不探讨仅在
现有的体制下如何实现救济，然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限，使得
我们的争论多显得很无力，所以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还是实现
宪法诉讼。
（二）对待权利空白的态度是什么？
有同学提出该案不适用教育法，理由是《教育法》是在本案侵权
结果发生5年后才颁布，即“法不溯及既往”。这是一种界限理论，
它的合理性在于，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行为对症下药来制定一项
新的法律或法规，否则，合法与违法行为之间就会失去界限屏障，
从而导致秩序的不稳定，使人们的行为自由得不到保证。但是“法
不溯及既往”，是不是意味着公民在某个法律空白的阶段，权利受
到侵害就无从救济呢？同样的问题，公民的宪法权利在受到侵犯后，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和相应的救助程序，这些权利会就落空
而得不到救济。以往法院遇到这类情况也多数是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受理。这种情况下人们难道只能等待具体法律的制订吗？将判例法的引用提上日程，这类呼声已经有了一定的力度，通过
判例，法官在处理这类制度不完备引起的案件过程中，就可以基
于双方利益的衡量来灵活处理。救济途径不完备是不应当成为免
责的理由的，否则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但对于
立法的空白，坚持“等待” 的观念确实在不同程度的发生影响，也
许这种态度在于坚持法治的信念，但没有任何变通的去追求这种
信念，信念就难免会极端化，从而付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所以
在制度的构架和完善作为我们始终在讨论的问题的同时，是不是
也应该在即时可行的救助手段上多做一点文章？虽然的确，着眼
于前景，看到的希望才更大，但权利人关切和期待的，是对自己
被侵犯的权益的切实救济。然而“解决宪法部分条文被长期‘虚置’的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法律传统，特别是中国现行宪法架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抢滩’不可能有太大成效” (童之伟《“宪法司
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制度创新的工作实际
上很难甚至无法开展呢？
尽管在这些问题上感到非常困惑，我认为还是应该强调，在改革
与进步的道路上我们固然不能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操
之过急的思维当然不可取，必要时甚至要有牺牲精神，然而，在
本末关系上，法首先毕竟还是一种工具，人对工具的使用是灵活的，最终追求的，不是工具的价值，而是通过工具实现自身的价值。自然人的有效劳动时间与法治完善所需要的时间相比相当悬殊，同时制度的完备是没有绝对的可能性的，总是会有新问题出现，我们费劲心机去尽量设计一种完美的调整模式是否仅仅是为
了给后人谋利益呢？
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第一，批复的司法意义。该批复首开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突破了以往几十年来排斥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条文的陈规，第一次依据宪法的条文处理具体的民事案件。撇开对该批复具体内容的评价，这一举措本身即具有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从此后，宪法在司法领域中的适用将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充分表现了司法机关对重大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理性思考和在司法创新方面的胆识和魄力。
同时，这一批复也表现了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该批复是在民法等具体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依法裁判的需要而形成的，在缺少具体法律条文的情况下，面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和讼争，其他机关可以袖手旁观，而人民法院却没有理由将之拒之门外。司法程序是一切民事权利救济的最后屏障，在其他救济途径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它就成为解决争议的惟一途径。对民事关系而言，任何纠纷都不应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即使在法无具体条文规定时，人民法院也应寻求各种可能的法律途径，包括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决，这正是法治社会之下司法机关应有的司法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民法基本原则对公民隐私权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等给予的司法保护，已经表现了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此次批复是这种司法精神的再次表现。
第二，批复的理论意义。在宪法理论上，以往的宪法原理往往只强调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决定地位和统率指导其他部门法的立法作用，而忽略了宪法在司法活动和程序中法律适用的效力，该批复的公布无疑会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宪法理论。在民事实体法上，该批复将引起对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法律性质、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相互关系、公民人身权利的立法体系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在民事程序法上，诉权理论以及诉讼管辖的范围等问题也将因该批复的公布而需要作出全面的审视和回答。
第三，批复的社会意义。该批复在将宪法司法化的同时，也使宪法社会化和平民化了，以往神圣化的宪法被置于了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宪法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被拉近了。宪法将以其最大的包容性和涵盖力，向当事人提供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最全面最彻底的法律救济和保障。而与此同时，宪法知识的法制宣传和普及将因其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直接关联而取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效果。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
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宪法作为法律的权威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但长期以来，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在我国司法审判领域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宪法作为根本法，其本质是“人民的法律”。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宪法应当成为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
司法审判机关作为解决法律争议的国家机构，承担着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的重要职责。司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民的权力”，是对人权进行法律救济的最后屏障。在发达的法治国家中，目前都建立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宪法审判制度，公民如果认为其宪法
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就可以通过宪法诉讼途径请求宪法审判机构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８月１３日的《批复》打破了长期以来公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坚冰，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明确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其意义重要且深远。《批复》在中国的宪政建设历史上，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能够彪炳史册的：
１．明确了人民法院在保障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发挥了人民法院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审判发展趋势来看，由司法审判机关通过宪法审判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已经成为各国惯制。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也使得宪法成为一个活着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政治纲领”。要保障宪法的法律权威，重在实施宪法。而实施宪法的关键，是当出现了违反宪法以及实施宪法发生争议时，应当如何通过有效的法律程序来加以解决。只有司法审判机关才能使宪法得到准确和具体的适用。所以说，如果宪法不能在司法审判中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就意味着司法审判机关始终无法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进行有效地监督，司法正义就是有缺陷的。《批复》非常及时，它从法理上解决了“司法审判的合宪性”，是我国人民法院深入进行司法改革的又一有力且重大的举措，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活动走向现代法治的具体体现。
２．让普通老百姓尝到了宪法的甜头，可以有效地扭转长期以来在人们心中形成的“宪法与自己无关”的模糊观念，推动公民维护宪法权利意识的增长，为全面实施宪法，树立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３．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往，在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中，由于没有出现关于宪法适用的具体事例，特别是有法律效力的宪法争议，因此，宪法学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脱离宪法问题来研究的。宪法学理论研究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比较差，闭门造车和无的放矢的现象比较严重。《批复》的出台，引起了宪法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围绕着该《批复》将会产生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我国的宪法学正在从理论设计阶段逐步走向司法适用阶段，宪法学的理论研究正在日益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服务。
在充分理解《批复》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之上，也应该认真地研究由该《批复》所带来的一系列法理问题。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宪法的功能”，在总结世界各国宪法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解决宪法如何在司法审判中予以适用的问题。在将宪法逐渐引入我国司法审判程序的过程中，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将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建立在扎实的宪法理论之上，谨防产生各种混乱和错误的学术导向
包万超(法学博士，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宪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宪法在司法中的直接适用面临两个基本问题的挑战：一是合法性问题，一是技术性问题。
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宪法条款能否普遍和平等地直接适用于司法裁判中？最高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肯定了受教育权的宪法依据问题，下一步的发展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是：其他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具体法律的规定，能否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如果规定某项基本权利的具体法律事实上限制或剥夺了该权利，司法裁判能否在该法律被宣布为违宪前直接适用宪法？最高法院的批复是针对某类个案的，它没有类推的效力，因此前者的解决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一个个齐玉苓案式的“批复”逐步扩大宪法适用的范围。但这种方式在现实中的应用是有限度的：某些基本权利，如言论和出版自由，可能涉及到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就是最根本的合法性问题，最高法院在现行的体制内尚未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和能力。后者的解决有赖于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传统以来形成的中国行政法，尤其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普遍存在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性规定的现象，以至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现实中沦落为官员对老百姓的“恩赐”，种种审批许可制度的滥用就是众所周知的例证。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参照”规章，即也可以拒绝适用规章，但法院对其他立法
的违宪问题却无发言权——法院目前仍无权拒绝适用涉嫌违宪的法律而直接适用宪法。这一制度现状往往使法院在“神圣”的宪法面前成为“缺牙的看门狗”。上述两个合法性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就徒有虚名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１９９７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１９９８年签署），及伴随而来的司法国际化（国际人权法院和地区人权法院的普遍管辖权）趋势将作为最强大的时代和国际压力促使中国解决宪法司法化的合法性问题。
技术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司法领域的改革。一是体制问题。核心是确立由什么机构，行使什么样的权力来推进宪法司法化进程，或承担起具体的职责。我近年来的主张是建立一种“复合审查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与常委会并列的宪法委员会、在最高法院之下设立违宪审查庭，分别行使非诉讼的、事先的审查和违宪侵权诉讼、附带性审查权。而违宪侵权诉讼的初审管辖权可设在高级人民法院。二是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宪法司法化为法官在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违宪诉讼和普通诉讼之间、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间、规则与法理之间提供了广阔的由自裁量空间，如何解决其中的权限争议，如何使自由裁量权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行使是一个有待研究和完善的重大问题。三是建立判例法制度。宪法的司法化必然伴随着司法的立法化，即“法官造法”——宪法的生命力体现在千千万万的个案中，并通过个案判决阐述宪法、发展宪法，一系列重要的宪法判例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宪法的司法化不仅包含宪法条文的直接适用，而且也包含宪法判例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法官的直接适用。
由于存在上述合法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的挑战，我们对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要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和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2010十大宪法案例
宪行天下：2010十大宪法事例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十大宪法事例评选结果：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赵作海案、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被责令解散事件、北京市变更部分行政区划事件、李国喜工作室被撤销事件、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全裸”财政事件、陕西省国土厅协调会否决法院判决、王鹏举报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事拘留案、谢朝平出版作品被逮捕案、首例艾滋病教师就业歧视案。一个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个案，映射着经济社会现实，标记着社会矛盾焦点，敲击着民主法治进程。本刊特邀请10位法学家，逐一对此作出点评。 1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 事件回放：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悄然做大。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公司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上访者的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向上访者施暴。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已被刑拘。 宪法聚焦：公民申诉权的保护恶性上访的界定与处理保安公司的性质与权利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副教授 这个案件应当说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件。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事实就是，委托合同的存在，即地方政府和保安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案件最恶劣的地方。 造成这种恶劣的，是制度性的问题。第一，我们基本的考评机制出现了问题，即追求“零上访”，坚决否定越级上访。追求“零上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一种否定。第二，地方政府委托安元鼎公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给他们钱，这种“维稳费”也是一个制度性的错误，这是公权的滥用或者公权的私用。我认为，只有真正建立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2赵作海案
案例分析
【案例1】 罗彩霞是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灵官殿镇人，因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及身份证被盗用造成2009年本该毕业的她无法毕业，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2004年高考后，考了514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531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的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命运由此发生转折，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王佳俊顺利毕业。而本应今年毕业的罗彩霞却不得不面临因身份证被盗用而被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等一系列问题。王佳俊的学籍、党籍、户籍被注销、工作被开除。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因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涉嫌犯罪，已被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请问：1、学校撤销王家俊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是否合理？2、班主任张文迪对其参与该案的行为应承担什么教育法律责任？3、分析王峥嵘的犯罪构成。4、罗应该如何主张及维护自己的权力？ 【答案要点】：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学校应当取消其学籍。”第38条规定：“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入学者 学校不得发给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学校应当予以追回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学校可据此撤销王佳俊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从本案介绍和纪委的处理来看 张文迪参与了该高招舞弊案 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给予留党查看一年和降级处分。 3、有伪造、变造的直接故意和行为 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 4、罗彩霞可以姓名权受到侵害而对相关责任人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赔偿。但不能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提起侵权之诉 因为该“司法解释”在2008年已被停止。受教育权是宪法权力。 【案例2】 某大学严某参加英语六级考试时，将几篇英文作文写在小纸片上并带进考场，并自行选择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监考老师甲提前15分钟来到考场，要求学生入座后就径直发放试卷，未核对和进行相关检查。监考老师乙因堵车迟到20分钟赶到考场，见学生已经考试，就将甲拉到一旁说明迟到的理由并小声描述堵车的状况。严某趁监考老师甲乙闲谈时溜出考场，到洗手间上厕所后迅速回到座位继续考试。考试途中，严某父亲呼叫严某，严某见是父亲呼叫，便按键接听。巡视员巡考时发现严某试卷下的小纸片并予没收。后学校认为严某考试作弊，态度恶劣，于是对其作出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严某对处分决定不服，向校方提出申诉，但校方未給予任何书面答复。后查，由于监考老师未履行职责，出现10份雷同卷。教务处发现后，批评监考老师，要求他们今后注意一点。试分析：1、学生的行为哪些属于违纪？哪些属于作弊？2、监考老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3、学校对学生和教师的处理是否合法？4、本案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主体有哪些？5、学校是否侵犯了该同学的权力？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要点】：1、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擅自离开考场属于考试违纪。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小纸片、使用通讯设备属于考试作弊。 2、教师严重违纪违法，并出现雷同卷，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3、本案涉及到《宪法》、《教育法》以及国家关于考试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学校对严某的处分应依法进行，而不应
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
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受教育权的性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 宋春雨源自：人民法院报 受教育权的性质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是齐玉苓提起诉讼的理由之一，人民法院是否支持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的赔偿请求，首先要解决受教育权的性质问题。 关于本案中受教育权的性质，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有双重含义，既是宪法权利，也是民事权利。①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科学文化水平的权利。受教育权包括公法意义的受教育权和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私法上的受教育权乃是对传统民法人格权的丰富、完善与发展，宪法规定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不影响其作为民事权利存在。②民法通则对民事权利的规定采取非法定主义，不一定有规定的权利才保护，如隐私权，如确实有损害后果发生的，也应保护，法律没有规定受教育权，应通过解释法律来补充法律漏洞。③在现代社会高度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受教育已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民法上的受教育权正是现代社会人格权的丰富与发展。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本质上是平等权和自由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宪法权利。①我国民事法律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国外的民事立法和理论均没有将受教育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情形。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权利，是宪法社会权利的内容。②如果将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就需要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而事实上这种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一种作为民事权利的抽象的受教育权不仅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在适用上也势必造成混乱。③否认受教育权民事权利的性质不等于对本案涉及的情形不予保护。事实上，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可以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同样可以使齐玉苓的权利得到救济。 受教育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属于宪法学的范畴，它一般规定于宪法典中，如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民法理论上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各国民事立法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义务相对应，并不直接涉及私人之间的行为。公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固然会涉及私法上的利益，如本案涉及的情形，但民法对这种利益的保护应通过人格利益保护来实现。第一种观点将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直接理解为民事权利，在概念上是不恰当的。第二种观点将受教育权定位为宪法权利，在权利性质上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将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虽然也能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却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加害人侵害姓名权只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手段，将他人受教育的机会据为己有，才是其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而其受教育机会丧失也是最主要的损害后果。第二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似有本末倒置之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无法给予受害人充分的保护。 民法理论上，人格利益由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共同调整。具体人格权是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一般人格权调整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利益，包括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不仅指行为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本案中陈晓琪等以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手段，导致其丧失受教育机会，是干涉他人意志自由的行为，在学理上可依人身自由权的保护来调整。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仅指行为自由而言，是一项具体人格权。我国宪法虽有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但直接依据宪法就本案侵害他人意志自由的情况创设一般人格权，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确定了“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玲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黄松有案
“黄松有案”带来震惊引发深层思考 从198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民事与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整个1990年代，司法改革曾是中国的一道非常引人注目的改革风景线。但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似乎有所淡化，人们对于司法的现状则有不少议论。一方面，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关于诉讼的报道、评论，说明审判制度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另一方面，司法腐败等问题引起群众不满，很容易诱发法律秩序的危机。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因贪污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今年3月17日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判处无期徒刑，此案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波。 “黄松有案”令人震惊之处至少有三点。第一、像黄松有这样的大法官居然走上了被告席，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位法官、如何理解司法独立原则的问题。第二、黄松有犯罪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接受律师的贿赂，左右下级法院的决定。这反映了中国司法仍在审执不分、审辨勾结、审级串通的现象。如何限制和监督法官的裁量权，是该案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第三、黄松有主导的2001年8月13日司法解释，以宪法司法化著称，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何理解司法能动性，如何妥当协调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关系，是该案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大家都觉得，中国这样的司法腐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如果法官有身份保障，腐败就不会发生。但十天前台湾揭露的司法官集体渎职案件，构成了反例。仔细分析问题的背景就可以发现，台湾与大陆的审判机关其实有着同样的欠缺，例如庭长享有对判决事先进行审查的特权，这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所以，仅靠法官的特殊待遇，不足以在中国社会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需
要推动更有针对性的、深层次的司法改革。海峡两岸的司法腐败，是危机、也是转机。在我看来，新一轮司法改革正蓄势待发。 以下我就“黄松有案”提出的三个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中西法官定位不同：独立与监督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正义女神Themis蒙着眼睛，她只按照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判断做决定。而在中国，作为公正司法象征的包青天睁大眼睛，他要对事实和人情明察秋毫。其实，西方正义女神并非天生就被蒙上双眼。根据意大利学者丹尼艾拉•比福科的研究，欧洲的正义女神像是在15世纪下半叶才被蒙上眼睛。为什么？目的是防止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严刑重罚治不了经年腐败 15世纪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当时中国和西欧的权力腐败都很严重，有些制裁方式也差不多。在中国，明朝的贪官被剥皮，皮被制成灯笼挂在衙门里，以威慑警示；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对贪渎的法官采取活剥人皮这样的恐怖惩罚，有油画为证。但这些酷刑似乎没有显著的、可持续的效果。可以说，在追求司法公正上，东西方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但后来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导致了不同结果。监督无处不在却仍有盲点 在中国，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使司法官僚具有精英意识和世俗的权威，但由于税收和财政制度安排上的特征，寻租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以此来获得朝廷命官的行政团队费用，寻租也是对官员的一种激励机制。而对过度的贪渎以及枉法行为的防范，主要采取上级监督和互相监督的方式。在监督的思路下，司法官僚没有独立的空间，也没有终极判断权，公正的信誉也很难确立。到15世纪，
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二审判决书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 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 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以下简称济宁商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滕州八中）、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滕州教委）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统一招生考试）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由特定单位委托学校培训的学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其中包括：１、陈晓琪冒领的工资５万元；２、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９万元；３、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１０００元；４、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６０００元；５、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５０００元；６、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２０００元；７、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５０００元、调查费１０００元），赔偿精神损失４０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当年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它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宪法案例分析
深圳涉黄人员当街示众，评析警察的做法 1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9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警方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近期“扫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有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50名涉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宣布处罚决定。 人权这一概念，从观念上的普及、法律上的界定，国内范围中，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2004年《宪法》第33条庄严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尽管该公约迄今对我国尚未生效、不能直接适用其规定，但结合我国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进程，特别是基于《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规定，秉持基本人权理念，毫无疑问，我们应积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该规范 在福田警方的举措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被强制带到公开场合，仅以口罩半遮面，且当众宣布对其的处理决定，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按照《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绝大多数涉黄人员仅涉嫌违法，只须接受行政处罚，而只有极少数人涉嫌犯罪，应受到刑罚制裁；根据福田警方公布的数字，涉黄人员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也证实了绝大多数人仅是轻微违法，并非触犯刑律。而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不管其是违法还是犯罪，不管其被判处刑罚的种类和期限，换言之，即使是死刑犯，其得到人道及尊重人格待遇的权利也不容剥夺。 福田警方的公开处理，在目前的执法司法实践中绝非个例，在各类“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中的“公开处理”、“公捕”、“公判”中，人们不难窥见运动式执法不自觉地对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背离。 大学生旷课，有权力？？请评析 一、大学生旷课是一种越轨行为 所谓越轨是指：违反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行为。亦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当然，这种行为是属于不适当行为类型。指违反特定场合的特定管理规则，但对社会并无重要损害的行为。此种行为虽会引起众人的不满，但通常不会受到正式惩罚。也就是说，对于越轨，是几乎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有故意和无意以及情节轻重的区分。大学生旷课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校园现象，这种行为违反了学生守则和课堂秩序，因此属于越轨行为。 在学校，作为一名学生所希望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得到发展，老师激励学生追求知识，帮助学生形成批判的思考方式，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教学环境。它鼓励创造力、好奇心和求知欲，学习进度和课程结构也富有个性。如果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学校的环境都能向着这些方向改造好，那学生旷课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相信每一位有理性的大学生都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对于逃课，当然不被提倡，但本人也不反对，关键是逃的是什么课，什么课该逃什么课不该逃，有应该的理性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的旷课现象，分析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旷课。 齐玉岺师案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齐玉苓被陈晓琪等被告侵犯的权利包括姓名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但实际
齐玉苓案件经过
齐玉苓案介绍 备受国人瞩目的齐玉苓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
宪法经典案例之齐玉苓
案情：齐玉苓即齐玉玲，与陈晓琪同为山东滕州八中学生。在1990年中考中，齐玉苓被山东济宁商业学校录取，陈晓琪预考被淘汰。但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村党支部书记）的策划下,领取山东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以“齐玉玲”名义入读济宁商业学校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工作。199９年1月29日，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济宁商业学校、滕州八中和滕州市教委告上法庭。同年,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3．5万元，并认定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原告不服，遂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上诉人的受教育权等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20０1年７月２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批复自同年８月13日生效。2001年8月２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1)责令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陈晓琪等四被告向齐玉苓赔礼道歉；(3）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７00０元和间接经济损失4１045元,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５0000元。2001年11月20日，齐玉苓案执行完毕。 问题:本案中齐玉苓受到侵犯的权利主要是什么权利，该权利如何获得司法救济？宪法是否可以适用? 评析：1、在本案中,齐玉苓被陈晓琪等被告侵犯的权利包括姓名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但实际上她受到侵犯的主要受教育权,侵犯姓名权只是侵犯受教育权的手段，对劳动就业权的侵犯也只是侵犯教育权的后果。如果
齐玉玲案件 --文档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二审判决时间：2001年8月23日 案情：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苓已注定在“为她人做嫁衣”了。 9年后突然出现的这场变故让齐玉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自以为中考失利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这只令人羡慕的饭碗。而自己呢，却在打工、下岗。 令人惊讶的是，在假齐玉苓的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而法院的鉴定结果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宪法案例
《宪法学案例研讨课》导论 一、什么是宪法案例 外国诉讼背景下的宪法案例 中国背景下的宪法案例 二、宪法案例的类型与分析方法 1. 类型 宪法原理案例类型 公民权利限制的类型 国家机关权力案例类型 2. 分析方法 规范的方法。宪法规范与普通法规范 价值方法。宪法理念、宪法原则的运用 历史方法。 法社会学。 比较方法。 三、案例 1. 齐玉苓案——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 2. 乡镇长直接选举——良性违宪问题 3. 北大五教授建议审查拆迁条例案（孙志刚案）——中国违宪审查体制问题 4. 重庆高考状元案——特殊群体权利保障与平等保护原则问题 5. 网络实名制——网络安全与公民言论自由问题
6. 北京限行与限购政策——道路通畅与公民权利限制问题 7. 深圳大运会限制政策——大型活动保障与公民权利限制问题 8. 李慧娟案——法院对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 9. 李国喜代表工作室撤销案件——人大制度中代表个人与人大集体的关系 10. 沈阳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案——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与审判独立问题 四、讨论方式 1. 正方陈述20分钟 2. 反方陈述20分钟 3. 正方提问5分钟 4.反方提问5分钟 5.老师及同学评论及提问10分钟 6.正方回应10分钟； 7.反方回应10分钟； 8.老师总结。 五、成绩计算标准 （一）课堂讨论 1．占总成绩比例：50％ 2．具体评分标准 （1）主发言课次的准备情况及课堂表现占35%； （2）参与课堂讨论15%； （二）研讨论文写作
1．占总成绩比例：40％ 2．以课堂发言提纲为基础，拟定题目；也可选择其他案例为分析主题。 3．要求： （1）写作学术研讨论文一篇，正文字数5000－10000字之间。 （2）论文的结构要求：在正文之前，要求①概括地提出文章的论题和观点；②文献回顾；③研究方法说明。 4．12月28—30日提交给逸夫楼4029边老师，其他时间不收。 （三）出勤 1．占总成绩比例：10％ 2．从第2周起，无故缺席一次扣1分。
案例27 齐玉苓案
案例27 齐玉苓案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 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 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 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 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开启了中国宪法的一个新时代，是我国宪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该批复许多学者阐述了其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宪法可以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诚然，该批复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批复的上述理解笔者颇有异议。 对宪法司法化上述理解的异议 宪法司法化一说本无可批驳，但将其理解为宪法可被直接引用于法院裁判案件似有不妥。 首先，宪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宪法不可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决定宪法只能是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最为本质最为精要的规定，只是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提纲契领的构建，具体细化的工作只能由各部门法来承担。宪法的功能应在于宏观的构建一国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由高度抽象性又可引申出宪法的原则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宪法的原则性是宪法无法做出具体细致的法律适用规定，是宪法很难被引用于具体裁判中；宪法的纲领性使宪法不但规制现在而且规划未来，规划未来的内容对于发生于现在的具体案件当然不适用；宪法的原则性决定宪法只作概括的叙述而无详细的规定，在具体引用时缺乏操作性，很难适用；宪法的无具体惩罚行使宪法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法律真空：如果当事人行为违反宪法规定，其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受何种法律制裁？ 其次，有必要对国际通行做法加以分析。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举世公认的开创宪法司法化先河的案例，但这一案例中马歇尔大法官并非直接引用宪法裁定当事人行为违宪，而是引用宪法指出当事人行为遵循的法律违宪，是先确定该法律无效再进而裁判当事人争议的。具体的案件不过是引子，最终引出的是宪法对及法律的裁判而非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纵观世界各国不论是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还是采取特殊法院模式，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既有具体案件来引起对普通法律的违宪审查。 最后，让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做一番剖析。齐玉苓案实质上将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了公民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开启了中国宪法的一个新时代，是我国宪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该批复许多学者阐述了其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宪法可以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诚然，该批复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批复的上述理解笔者颇有异议。 对宪法司法化上述理解的异议 宪法司法化一说本无可批驳，但将其理解为宪法可被直接引用于法院裁判案件似有不妥。 首先，宪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宪法不可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决定宪法只能是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最为本质最为精要的规定，只是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提纲契领的构建，具体细化的工作只能由各部门法来承担。宪法的功能应在于宏观的构建一国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由高度抽象性又可引申出宪法的原则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宪法的原则性是宪法无法做出具体细致的法律适用规定，是宪法很难被引用于具体裁判中；宪法的纲领性使宪法不但规制现在而且规划未来，规划未来的内容对于发生于现在的具体案件当然不适用；宪法的原则性决定宪法只作概括的叙述而无详细的规定，在具体引用时缺乏操作性，很难适用；宪法的无具体惩罚行使宪法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法律真空：如果当事人行为违反宪法规定，其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受何种法律制裁？ 其次，有必要对国际通行做法加以分析。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举世公认的开创宪法司法化先河的案例，但这一案例中马歇尔大法官并非直接引用宪法裁定当事人行为违宪，而是引用宪法指出当事人行为遵循的法律违宪，是先确定该法律无效再进而裁判当事人争议的。具体的案件不过是引子，最终引出的是宪法对及法律的裁判而非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纵观世界各国不论是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还是采取特殊法院模式，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既有具体案件来引起对普通法律的违宪审查。 最后，让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做一番剖析。齐玉苓案实质上将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了公民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于公民基本权利中，如果用具体法律来规制应属科教法法律部门，只是科教法法律部门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尚未完善，因此才会出现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真空地段，而不得不将其概括为宪法权利来寻求保护。该案在法律责任上又规定适用民事责任，这也是科教法不完善的结果。其实该案引发的直接问题并非如何引用宪法裁判，而是如何完善科教法法律部门继而完善我国部门法体系。 宪法司法化之我见 笔者认为，宪法司法化是指以司法途径进行违宪审查。这是违宪审查的最有效方式，也应是建立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向。 首先，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地位，贯彻宪法精神，是宪法发挥其作用的必经之路。
法理学案例分析：齐玉苓案：
法理学案例分析:齐玉苓案| 1）齐玉苓可否向陈晓琪等主张受教育权； 2）法院能否依据宪法进行裁判； 3）陈晓琪等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能否要求其承担民 事责任。 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存在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的观念，法院内部也有判决不援引宪法的惯例，但这些并不代表法院不 能依据宪法进行裁判，我国宪法和法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审判不得援 引宪法。笔者认为，法院有权适用宪法。这是因为： 首先，宪法的适用权来源于宪法的实施权。宪法的实施又与宪法适用紧密相连。因为宪法规范是一种较为原则和抽象的规定，同时 立宪者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宪法要得到实施必 须赋予宪法实施机关以宪法适用权。没有这种宪法适用权，宪法实 施机关的活动是难以实现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 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作为宪法的实施机关，自然应当享有宪法 的适用权。 其次，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时对宪法进行解释，并不与宪法将宪法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相违背。人民法院行使的仅仅 是行宪解释权，行宪解释就其实质而言是有权国家机构在实施宪法、履行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和职责时，对宪法条文、规范原则以结构、 功能和相关法律关系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从法理上看，行宪解释 一般只是适用、实施宪法的解释，并不是终极的宪法解释。 进一步说，在民事审判中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 这是因为，首先，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有责任保障宪法的正确实施。在民事审判中遇有违反宪法上规定的行为，自然应 当依照宪法的规定予以纠正，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 情况下自然有义务直接适用宪法中的规定对违反宪法的行为予以纠
吴嘉玲案
【吴嘉玲案】 TITLE：香港吴嘉玲案 FACTS： 吴嘉玲、吴丹丹和徐权能是内地出生的中国籍人士，其均于1997年7月1日未通过入境管制站进入香港；张丽华小姐不是父母所婚生，此前她的双程证有效期届满。四人坚持依据《基本法》第24（2）条第三类别有居住权，但入境处处长并未承认他们的权利。ISSUES： 1、终审法院是否有司法管辖权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款？ 2、引进居住权证计划的“第3号条例”是否违宪？ 3、“第3号条例”第1（2）条该项赋予条文的追溯效力是否违宪？ 4、“第2号条例”引进的附表1第1（2）（b）段是否违宪？ 5、临时立法会是否为一个合法组成的机构？ HOLDINGS： 1、终审法院有司法管辖权解释《基本法》相关条款 2、第3号条例部分违宪 3、第3号条例第1（2）条的追溯效力违宪 4、第2号条例引进的附表1第1（2）（b）段违宪 5、临时立法会合法 REASONING： 一、终审法院有权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款 （一）宪法赋予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1、特区法院享有《基本法》赋予的司法权，有责任执行及解释《基本法》，有权审核特区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机关之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并宣布与之抵触的法例或行为无效。 2、特区法院亦有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并宣布与之抵触的行为无效，因为《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特区的宪法，也是全国性的法律。故马维騉案中上诉法庭的裁定——全国人大的行为是主权行为，特区法院并不拥有司法管辖权去质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是错误的。 3、对特区法院司法管辖权的限制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即受到第19条与第158条的限制。 （二）有关解释基本法的处理方法 《基本法》是为贯彻“一国两制”原则而指定的宪法性文件，解释其时要考虑其立法目的与背景，做出有利于保障居民权利的宽松的解释，避免只从字面、技术或狭义角度解释。（三）提交人大解释问题 1、第158（1）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8（2）条规定“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第158（3）条规定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它条款也可解释。 2、终审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存在规限，如果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有关条款。 3、只有终审法院才可以决定条款是否属于“范围之外的条款”。 4、当“范围之外条款”与解释“范围之内条款”有关时，第158条并没有规定法院须请人大常委会作一般性的解释。 5、因此，终审法院认为第24条不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失败 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只有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宪法保证公民权力，才能将宪法落实。而随着此案司法解释的废止，中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再次受挫。曾轰动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近日被废，权威人士称这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争议司法解释被废“齐玉苓案”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的批复也开创了中国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先河。 12月18日，最高院发布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记者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与其他2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中国宪法学会顾问廉希圣均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的废止，涉及宪法司法化问题。 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 废除司法解释与黄松有无关 而廉希圣则称，一是现在中央不再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二是齐玉苓案后，最高院前院长黄松有曾就宪法司法化撰文发表，跟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记者检索到，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黄松有出事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曾就宪法司法化问题做出批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事。 “即使黄不出事，这个司法解释也同样会被废止。”最高院内部人士向记者否认此事是黄松有出事后“人走政息”，并表示所谓“宪法司法化”或将因此而一去不返。 前进？倒退？还不好说 学者介绍，而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以觅其“芳踪”。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 “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状态了。”廉希圣认为，这一做法“是前进还是倒退还不好说，但会有问题，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处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济？” 新办法并未出台，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裁判？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 (本报记者陈宝成) 齐玉苓案适用宪法开中国司法先河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不合格，失去统招考试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统招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随后向枣庄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等。原告认为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侵犯了自己姓名权、受教育权。法院审理认定侵害姓名权成立；对受教育权则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山东省高院认为此案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因此报请最高院进行解释。最高院做出上述司法解释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后，山东省高院直接援引宪法第四十六条、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以及《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判决齐玉苓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