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影响研究

人们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回顾近现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时，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对这句熟悉的古谚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构成要素相比较，人口这一构成要素尤其需要做好提早和长期的规划。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政府没有重视人口规划的重要性，未做出正确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爆炸式的人口增长，给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后来，在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呼吁下，以及人口剧增负面效应的显露，政府和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严厉控制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计划生育实行之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应该是给我国社会状况带来变化最多的一项政策。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人口自然变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巳经下降到1.5之下(政府的口径一直是1.8，但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1.5)，出现超低生育率现象。

一、概念界定

超低生存率与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概念不同，并不是一个人口统计指标，而是对生育水平的一种描述。如果生育率不仅低于2.1，而且比2.1低了很多，就可以称之为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新的概念，如前文所述，科勒和涂肇庆将总和生育率(TFR)不超过1.3界定为最低低生育率，陈友华将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 5界定为超低生育率，本文选用陈友华所称的超低生育率概念及其界定的1. 5临界点，之所以选择1. 5是因为按照后文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可能会陷入一种类似"陷阱"的状态，难以摆脱。超低生育率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口学者们的一种忧虑，在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任务的时代背景下，低生育率的出现给我国人口规划者们带来胜利的喜悦，然而低生育率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是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实现人口规模的减小，消极方面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人口结构不合理，可能会使人口发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应该控制在稍微低于更替水平，如果低到超低生育率阶段，也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节低生育水平时期的超低生育率现象从上一节的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经历了建国初高水平时期、70年代急剧下降时期和80年代徘徊时期之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下降到

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并且众多的数据资料都显示，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人口现象，即超低生育率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时期。1997年之后所有年份的总和生育率都从没有超过1.5，按照我们对超低生育率概念的界定(总和生育率低于1. 5)，可以认定1997年至今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超低的层次。

二、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一）发达国家出现较早

转变论是人口学中最经典的理论，这种理论基于工业革命之后到20世纪中期欧洲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口发展过程，提出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会经历一个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其间将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在人口转变的过渡阶段，由于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原始的自然均衡状态会被打破，但是人口最终会达到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的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早期归纳出人口转变论的学者们乐观的认为，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生育率将会保持在更替水平，这种新的均衡一定会出现。然而几十年后，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全球化，越来越多国家的生育率确实达到低水平，不过生育率不仅降到更替水平，而且越来越低于更替水平。当代学者们因此对低生育水平的进一歩分类:当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称作低生育率；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时，称作超低或极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首先在欧洲出现并扩散，之后，超低生育率也出现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洲，并且全部都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中欧洲占绝大多数，亚洲的超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有円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澳门。欧洲是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和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也是最早实现生育率转变的发达地区，因此，超低生育率现象最早出现于欧洲。亚洲的发展比欧洲要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转变，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超低生育率现象也开始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另外，虽然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比欧洲晚，超低生育率现象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并不比欧洲轻微，反而更加严重，尤其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总和生育率都不到1。

（二）我国超低生育现象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为2.3，还明显高于更替水平，然而1992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査取得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却只有 1.57。生育率刚经历了10年徘徊就在2年内有如此幅度的骤降，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和理解，顿时引发了对调査统计质量的强烈质疑，并认为出生漏报是生育率如此低的罪魁祸首。本来另一大统计来源的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变动调查可以用于同期生育率的比较，但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年报系列《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却有三年(1991、1992、1993)中断了提供年龄别生育率的惯例，所以很可能同期人口变动调査的生育率统计也很低，因而刻意回避。于是人们先是期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査能取得可信的生育率，结果生育率还是很低，令人失望。

接着又期望2000年全国人口普査能够揭示真相，结果是再次令人失望。实际上，此后的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査、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査、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査、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査以及1994年以来各年的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即1990年普査以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抽査)都在不断重复证实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数据表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现超低生育率的苗头，之后生育率仍然不断下降，虽然比先前下降的速度慢许多，但还是在下降。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实质上进入了超低生育率阶段，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最近几年，总和生育率虽然有略微回升，但整个2000年以后至今的这十来年间，其数值都没有高过1.5。按照人口学家鲁兹的"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1.5是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当总和生育率还没下降到这一临界点时，其变化尚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影响，然而，总和生育率一旦下降到1.5或者低于1.5的水平时，就会导致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的出现，之后生育率将不受外力控制不断下降，无论采取何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都很难提高生育率，就好像生育率在下降的过程中掉进了一个陷阱。那么，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可以说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不过中国目前的超低生育率现状主要是由于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所导致，不同于鲁兹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所基于的西方国家的情况，假使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中国的生育水平仍然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这一假说所提到的情况仍值得我们的警惕，鲁兹是在讲"陷阱"的本意与欧洲低生育率的特点进行类比后提出低生育

率陷阱这一概念的:"如果把'陷阱'定义为一种人们无意识地进入，而且一旦进入就难以摆脱的不愉快—的境地，那么上述人口状况的变化就可以成为一种陷阱。在鲁兹看来，低生育率与陷一词的本意有3个共同特点:第一，是一种令人不愉快和不安的境地；第二，进入者不是本来就想要进入的；第三，一旦进入想要摆脱这种境地就很困难。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到底会不会将中国的生育率引入那个"陷阱"中?将来生育政策放宽之时，中国的生育水平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吗?

三、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影响

（一）控制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是指一定时间和地域内的人口总数。生育水平的高低，会导致出现三种不同的人口规模发展态势: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时，人口规模将壮大，即人口规模正增长；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规模将缩小，即人口规模负增长；而生育水平等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不增不减。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生育水平的变化并不能导致人口规模立即出现相应的变化，例如，当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规模并不会立即减少，只有长期保持低于更咎水平的生存水平，才能使人口规模减少。中国是地球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总人口规模的五分之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7亿。人口规模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执行全球最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将计划生育作为一国的国策，以期达到遏制人口增长势头，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二十年之后的1990年代，中国终于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增长的速度放慢，人口爆炸的引线己经被解除，这是中国计生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功。

（二）改变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超低生育率现象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体现在造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人口性别结构变动两个方面。

1.超低生育率与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具有一定独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属于低增长的原始型年轻人口，表现为高死亡率的控制下，人口平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人口年轻化。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度年轻型。1964年和1953年相比，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4. 41%和3. 56%，表明少年儿童比例在上升，老年人口系数在下降。因此，从1949年到60年代末，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70年代起，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中国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被重新建构，逐渐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1982-1990年，0-4岁人口的比重由33. 6%降至27.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由4. 9%升至5.6%；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3岁升至25岁。由于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极快，生育水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低水平，因此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龄化。

2.超低生育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考察人口性别结构的指标有性比例和性别比两种:性比例是指男性(或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性别比一般是以女性人口为100相应的男性人口数量来定义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出生婴儿性别比变动最受人们的关注。出生婴儿性别比也称出生性别比，是指新生婴儿在出生当时的性别比，受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死亡率较女性略高，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大于100，大致在103-107。当中国的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范围之时。这种现象说明，出生性别比失调与生育水平下降之间存在这某种联系。当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太快，下降到一个过低的水平时，就会出现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激化，人们能够拥有的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性别愿望的矛盾的激化。这种矛盾的激化最后形成了"质量换数量"的生育行为，即不能多生来达到生育性别的愿望就通过选生来实现，从而造成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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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育率_到底下降了多少_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R obert D.Retherford Minja K im Choe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 【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2000年人 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22,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15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2/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胎次递进比 【作者简介】　R obert D.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Minja K im Choe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Chen Jiajian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崔红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1　引言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 asfr )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118个孩子。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亲生 子女法”(own -children )和“生育史重构法”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来研究1990年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这两种趋势在1986～1990年彼此交叉。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然而,事实上并 未重合。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1999年和2000年的TFR 提供了基础。 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ASFR )和由ASF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由PPP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pppr )。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还试图评价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变化情况。2　背景 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 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1个孩子的更替水 平以下。当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Feeney 和Y uan 1994,Z eng 1996;Y u 和Y una 1996)。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TFR 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118降到2000年的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年,G uo 2003,Zhang 2003)。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有人认为,2000的TFR 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Z ai 2003,Zhang 和Cui 2003,Y u 2002)。 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G uo 2003,Zhang 2003)。G uo (2003)认为,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20%漏报的出生人数,TFR 仍然到不了 第28卷第4期2004年7月 人口研究 V ol 128, N o 14 July 2004 3 　Population R esearch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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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地理复习材料（影响因素分析汇总）1.影响太阳辐射强弱的因素: ①太阳高度角(纬度决定)；②大气状况(天气、气候)；③海拔高低（主要是大气密度）。 2.影响气温高低的因素： ①纬度位置（太阳辐射）；②地形地势（海拔？ 闭塞？背风坡？迎风坡？对气流阻隔？）；③ 大气环流；④海陆位置及海陆分布（海洋性？ 大陆性？）；⑤洋流；⑥下垫面热容量，反射 率等（植被状况）。 3.影响降水多少的因素： ①大气环流（气压带、风带；季风环流；大气 活动中心）；②地形（迎风坡？背风坡？气流 阻隔？）；③海陆位置（离海远近？离岸风、 向岸风？）；④洋流。 4.影响气压大小的因素： ①地势（海拔）→气压随高度增加而降低；②气温→同一高度气温高气压低。 5.影响气候的因素： ①纬度位置（太阳辐射）；②大气环境（降水）； ③下垫面（海陆位置，地形，洋流，地表状况 等）；④人类活动（影响小气候和全球变暖）。6地表形态的影响因素： ①内力作用：地震，火山，变质作用；②外力作用：风化，侵蚀，搬运，沉积，固结成岩。 7.影响海水温度的因素： ①太阳辐射（热量收支）←纬度；②洋流； ③陆地气候。 8.海水盐度大小的影响因素： ①降水量、蒸发量（气候、纬度）；②洋流； ③结冰、融冰；④河流径流的注入；⑤与外界 海水交换状况（海域是否闭塞）。 9.影响潮汐大小的因素： ①地形条件（是否呈口大内小喇叭状开口）； ②气象条件（风向）；③天文条件（日、月、 地位置）。 10.影响水资源多少的因素： ①降水量、蒸发量（河川径流量大小）；②水循环活跃程度。 11.影响渔场形成因素： ①大陆架：海水深浅及获得阳光多少；②径流： 营养物质多少；③纬度：温带水域；④洋流： 寒暖流交汇或上升流。 12.影响降水形成的因素： ①有充足水汽、有凝结核、有上升气流；②大气环流；③地形；④洋流。 13.影响暴雨形成的因素： ①源源不断水汽供应；②强烈上升气流；③形成降水的天气系统持续时间长。 14.影响地震烈度的影响因素： ①地震本身的震级和震源深度；②地表状况 （震中距大小）；③地质构造情况（断层发 育？）；④地面建筑物抗震程度。 15.农业发展的区位因素： ①自然条件：气候、地形、水源、土壤；②社 会经济因素：市场、劳动力、交通、政策、科 技、农业机械。 16.乳畜业发展的区位条件： ①自然：气候适宜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②市 场：城市众多，人口密集，市场需求大；③交 通：交通便利；④科技：先进的科技。 【高三地理复习材料第 2 页共 13 页】

工业工程第一章生产与生产率管理答案

《基础工业工程》习题答案 第一章生产与生产率管理 一、单项选择题 1.B 2.D 3.A 4.D 5.D 6.A 7.B 8.C 9.D 10.D 11.C 12.B 13.A 二、多项选择题 1.生产率就是产出与投入之比。因为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衡量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尺度。生产率高低表明每一元钱的资源能够得到多少元钱的产出。产出与投入的比值越大，即生产率越高，意味着用同样的资源消耗能够生产较多的产品；或者说生产同样的产品，而花的成本较少。较高的生产率表明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说生产率是一个衡量上蹿下跳的效益的指标。 2. 1)提高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手段，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2）提高生产率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 3）提高生产率可以增强获利能力、增强竞争力。 4）生产率提高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 3.生产率管理是一个较大的管理过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内容包括根据系统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划、组织、领导、控制和调节。 4.生产率测评的意义：生产率测定是生产率提高的前提，生产率的定义是进行生产率测定的依据；生产率测定是提高生产率系统过程的中心环节。 生产率测定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生产率的变化，通过测定取得定量数据，有了鉴别和评价的依据，生产率的提高才不是一句空话。 5 1）按生产系统投入资源或要素分类 ⑴单要素生产率含义：生产过程的总产出与某一种资源的投入比； ⑵多要素生产率含义：生产过程或系统的总产出与几种生产要素的实际投入量之比； ⑶总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含义：生产过程或系统的总产出与全部资源投入量之比； 2.）按生产系统运作结果分类 ⑴狭义生产率含义：只考虑直接的资源投入产出结果的各种要素生产率； ⑵广义生产率含义：生产系统从投入到产出转换过程的总绩效或效能。 3）按生产测评方式分类 ⑴静态生产率含义：某一给定时期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

关于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思考

关于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思考 摘要：本文认为索洛提出的残差法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上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科学性的问题。笔者对中国1952-2004部分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索洛残差法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和平稳性检验并论证了该方法计算的结果不具可信度，并对其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TFP）索洛残差经济增长 一、对索洛残差法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思考 易纲、樊纲、李岩指出，索洛的主要的理论缺陷来源于以资本存量代替资本服务。这样难以对资本进行准确的估算，另外在实际中资本往往有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而新旧资本的使用效率也不一样，因此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笔者却认为不仅如此，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全要素生率的可行性值得商榷，因为该方法实质是求残差，而具体使用时又往往是通过计量的方法获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这里面本身已经存在一个计量的随机误差项，如此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缺乏准确性，如果回归样本数过小，其计算数值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克鲁格曼认为，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而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倾向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我国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资本的投入。笔者当然同意这种现状的存在的确可以部分解释计量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过低。本文将采用索洛残差的一般方法，根据面板数据，来试图构建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大样本回归，以此测算我国及各省各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分析实证结果证明索洛方法的应用性值得商榷。 二、模型和测算 笔者采用索洛模型 在数据上，笔者采集了1952-2004年的GDP，L，K。由于我们更多地关注1978年之后的生产函数形式，从1952起至1978，每隔3年取一次数据，在回归时将他们与1978年之后的数据视为连续数据，这样就相当于加大了1978年之后

生育率高低影响因素

一.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birth control in our country? 计划生育政策有其必要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从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及环境状况来看，应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因此，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其的优越性如下： 1.我国当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部分的人均资源都处于较落后的水平，人口的数量对于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减缓人口增长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有利于国家的资金的积累，加速经济的发展和有利于对的环境保护； 2.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教育的发展，较少数量的后代使得家庭拥有更多的资源去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有更多的资源提供到后代的教育上，因此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提高人口素质； 3.晚婚，晚育政策提倡有利于个人更好地发展，晚婚，晚育，有利于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个人素质发展与事业发展上，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 4优生优育政策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减轻社会负担。 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 1.人口老龄化问题； 2.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比较倾向于生育男孩，在计划生育要求下，有些人会将女胎流产，从而导致了男女比例逐渐失调的状况发生； 3.失独老人生活无保障，只有一个后代的家庭，如果因为意外而导致孩子的死亡，那么在夫妻年老时将失去“养老”的依靠，而当前我国政策并没有完善对失独老人的生活保障政策，因此，这仍是人们存在的一个忧虑； 4.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变大。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夫妻两人需要赡养四位老人，有时还包括了爷爷等前一辈老人，因此压力大大增加； 5.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溺爱而导致生活独立能力降低。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以上5种弊端，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很多弊端还是可以避免的，国家也采取了一下措施来减少这些弊端，比如，1.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不允许B超鉴定胎儿性别； 2.针对失独家庭、离异家庭、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少数民族、边远农村地区等特殊情况的第二胎政策； 3.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这项政策有着一定的弊端，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减少，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和环境资源来看，我们应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二.为何在发达国家生育率比较低，有那些因素影响？在低收入地区，特别是穷人中是怎样缺少这些因素的？ 发达国家生育率比较低是受到多个因素影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废除童工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1]。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人文发展，儿童越来越少地 参与到社会劳动之中，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因此，儿童的出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家里增加劳动力，而抚养儿童需要教育经费，因此，儿童的出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是给家庭带来经济的负担。 2.对儿童的抚育更加关心，抚育后代的成本大大增加。抚育后代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与经济 成本[2]。一方面，抚育后代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会造成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工作中 一些机会错失，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日益重视抚育后代的观念增强，使得抚育后代需要大量的金钱，因此需要大量的经济成本。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说课讲解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 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影响生产率的因素

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探讨 影响生产效率的表象之一——生产车间的原因 1、人员问题： 集中表现在人员的熟练程度不高，员工结构不合理，员工稳定性较差，员工士气低落，纪律松散，总之都可以总结为：不会做或不愿做。 2、设备工装问题： 集中表现设备维护保养不善导致故障率高，机修人员的工作重心是维修而不是保养预防，坏哪才修哪，修好了这里坏那里，一天忙个不停，必然会导致设备生产时的停停敲敲。 3、现场物流问题： 仓库与收发衔接不好，配料效率低；收发人员对生产开始与中途生产配合度不高，导致待料；物料整理不好，标识不清，导致停工会翻找等等。 4、工艺品质问题： 生产工艺，品质标准不明确，经验错误未加预防而重犯，成功经验未能总结推广。。。。这些现象不但导致没有生产效率，还会导致错误作业。 5、现场管理问题： 现场混乱导致物料的大量查找与重复搬运，工作场所与工作台面混乱阻碍生产作业顺畅进行，任务分解不合理，很多作业员上班时间内并未有效的工作。 影响生产效率的表象之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原因 1、计划管理问题： 出货计货——生产计划——物料进度/外协进度计划，各种计划间缺乏衔接，生产负荷，车间负荷，工序负荷间缺乏平衡，必然导致生产停停走走。生产前期工作缺乏充分准备，生产指令缺乏合理性，让生产流程的衔接性，平衡性遭到破坏，生产过程与进度缺乏有效控制，导致作业计划无法落实，也无法针对异常进行有效的补救。 2、运作问题： 运作流程经常脱节，计划和车间，车间与班组之间的信息不畅通大大妨碍了管理效率；各单位间缺乏协调，配合，服务意识，也缺乏有效的统筹管理，人力的给生产效率带来障碍。 3、工作方法与习惯： 管理干部未能在工作中摸索，总结经验来提升自己的水平，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立法（如：工作优先级原理，报备管理，抗干扰管理）未能科学分权与分责管理，有效分挥下属的作用，必然导致：忙，盲，茫（匆忙，盲目，茫然） 4、异常处理： 各种异常未能及时终止，（尤其是品质异常），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生产陷于停顿，管理人员未能认真进行生产巡查，无法大巡查中发现问题，就更谈不上指导与解决问题了，生产瓶颈总是得不到补强，同样的生产障碍接二连三的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5、单位生产领袖的匮乏： 每个生产干部的都应该是该单位的精神领袖，具备引导与推动下属全力以赴完成工作的组织能力，这样就要求管理干部得处处带好头，做好榜样，示范作用。长此以往必能形成“战斗力”，对于怕吃苦，怕吃亏，爱计较个人得失的干部来讲，是不可能做好单位的生产领袖的。因此，基层干部队伍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 影响生产效率的本质之一：不是外因的外因 1、订单问题： 具有高难度，需要成本，高代价的订单太多，会挫伤了生产员工的干劲与士气，零碎的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郭志刚 郭志刚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低生育率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840005）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面对少子化、老 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质是对过去计划生育过度的补救和改正，既是对生育率过低这一主要人口风险的应对，也是人口发展彻底转向正常化、均衡化的需要。 关键词：人口形势人口战略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政策调整 研究背景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又一次揭示出中国生育率极低，老年人口比例远超以往人口预测规划，而少儿人口比例则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规划。这些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并且，根据这次普查的人口结构做出的人口指标回溯估计也能表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就处于不足1.5的低水平，远低于官方口径的1.8。 其实，20年来反映生育率过低的全国调查结果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与一些人口专家并不相信这些调查显示的极低生育率反映了社会现实，总是简单将它们视为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甚至作为必须加强生育控制的理由。因此，以前当更多人口学者和社会各界建议顺应新的人口形势、调 专题 100

整生育政策时，官方总是坚持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口径，并基于这种判断提出坚持现行生育政策30年不变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所以，尽管中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官方仍偏重于人口控制，一直严重高估生育率，而对过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的认识却严重不足。 人口领域的官员还是学者，有专业经验和技能，可以凭专长对人口形势做出判断、预测和对策建议。但他们终归是凡人，不是神仙，不能要求他们的预期和决策总是正确的。不过，学习可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实践则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教会人们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所以，对于人口的认识同样应该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认识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但对实践检验表明不正确的认识，应该光明正大地承认并加以改正，绝不能文过饰非、屡错屡犯。 然而，人口领域中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后，还囿于从前高生育率时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和经验，思想认识远远地落后于人口形势发展，认识和决策一再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人口工作陷入僵化和被动。这便是以往20年来人口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一条就是“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简称“单独二孩”[1]政策调整），标志着人口领域的改革终于开始了。中央要调整生育政策的决定甫一出台，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关注，可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实际上，“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虽然标志着零的突破，但它本身还只是人口领域改革试水的第一步、一小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将改革继续推进，达到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在人口学上，一对夫妇平均生两个孩子才反映了代际平衡。而这对于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好处特别大，特别重要。 之所以第一步只迈了一小步，主要是因为以前人口工作那种状态下对政策调整的调研十分薄弱，更谈不上试点的实践经验。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做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结果，但如同以往的调查统计一样，这些研究结果也处于被质疑和否定的状态。尽管其中一些后来也得到引用和认可，但多是因为不得不用，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参考。因此，当中央出台“单独二孩”调整时， [1]人口学中通常用二孩而不是二胎，因为“孩”是指活产的胎儿即真正的出生，而“胎”则可能有好多种其他结果。 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101

我国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就业形势的因素纷繁复杂，既有来自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政策的变化等，也有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当中既有积极有利的方面，也有消极不利的方面，因此需要在仔细分析这些因素影响的基础上预测未来我国的就业趋势变化。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将愈发复杂多变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国内，从而对国内的经济和就业产生影响。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和欧洲债务危机的逐渐化解都将增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出口，从而带来就业的增长；而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乏力又会减弱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地缘政治方面，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较大挑战；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在领土上的争端和政治上的分歧会使我国双边经贸关系受到一定影响，从而波及我国相关出口企业的就业状况。 （二）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与就业增长最为密切相关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水平，1978-2013年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达到了9.8%。然而，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期叠加，潜在增长率将明显下降，2012和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均在7.7%左右，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回落至7.3%左右。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属于向新常态的过渡，将逐步由高速回调至中高速增长平台，这种增速的放缓必然会给就业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当时是为了应对人口的高生育率和高增长率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这一措施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老龄化社会，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到2013年这一数值已上升至9.7%。与此同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也从2011年开始逐渐下降。为了适应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局面，国家人口政策开始调整，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转变为放开“双独”家庭二胎限制再到允许“单独”家庭生养第二个子女。人口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将会减少近期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但将有利于远期劳动力的供给。

浅论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开了一门课《社会》，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人口，民族，语言，省份等常识。当初对数字还没什么印象，当老师提及中国有数十亿人口时，我们在老师的惊呼中在脑海中留下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浅浅的印象。至于这个“大”所折射的含义，当初根本没有概念，随着中国人口的发展，现在也只能对这个“大”做浅浅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认清中国到底存在哪些人口问题，也即中国人口的现状是怎样的。 现就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一窥中国人口的现状。 一、人口数量。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我国热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净增数仍很大。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二、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粗文盲率等数据均显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三、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四、人口分布。从城乡分布来看，全国城镇人口低于下面缓存人口比重。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关于低生育率水平下对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

关于低生育率水平下对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摘要 随着人类社会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它们必须重视对自身生育政策的调整与更新，以起到刺激生育的效果。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性，导致具体制度内容同样存在诸多方面的区别。在此选取多個处于低生育率困境下的国家，分析研究这些国家对于生育政策的选择，期望以此来带给我国进行生育政策改革中提供参考。 标签：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政策效果 一、关于生育政策的选择 由于各国家基本国情有所差异性，导致其实施的人口政策同样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点，从现行人口政策来看，大体上涵盖以下几方面：一是限制生育。其代表性国家为印度，由于这类政策取向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不符，因此不做过多陈述。其二则是鼓励生育：Loger在文中指出如捷克、法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主要采取奖励政策和带薪休假的方式鼓励本国已婚人士多生多育借以增加本国出生率达到改变国家出生率低的现状。日本学者田香兰表示日本在应对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问题上，采取了立法促进生育、引导老龄人口就业、鼓励女性就业等措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汤梦君在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指出，这三个国家（地区）的生育政策都是政府主导，由政府设立专业机构，统一负责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执行与管理，或指定专门部门对这方面内容进行统筹管理，在这种条件下为政策措施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推动力;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推广活动，加深社会大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提供无偿或抵偿的避孕节育服务;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提供一定的宏观扶持政策，如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将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战略规划相结合。Jon S. T.Qua、崔晶表示新加坡生育政策的转变效率较高。从宣传方面来看，在极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公共场合的宣传信息的替换，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一种鼓励生育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税收优惠政策、儿童津贴政策以及分娩政策等政策措施进行调整。由于政策实施成效不明显，在长期实践和发展当中，新加坡政府陆续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如调高儿童津贴标准、延长产假期限等。不仅如此，政府覆盖范围较以往相比也有着明显扩大。蔡宏政分析表示台湾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推广的每个过程几乎都渗透着美国东亚地缘政治的战略设计，美国不仅给予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还通过美国人口咨询局（The Population Council）在人员、技术、数据上给予了培训和指导。Kohler选取欧洲育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对这类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个体生育意愿与国家宏观政策存在密切联系。从苏联时期的生育政策来看，主要以鼓励政策为主，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配套设施，如提供住房保障、带薪生育等。但在苏联解体以后，对生育政策的执行造成的强烈的冲击，人们对鼓励政策的信任程度有着大幅度下降，导致生育率出现持续下滑。贾广虹，陈靖分析美国通过吸引海外移民、禁止堕胎、税收调节、鼓励生育等政策应对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问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题名：从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作者：邹智杰，张宇涵，李斯，张银，黄元臻，姜昀灿，陈明东，郑家盛 摘要：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从2004年先开设至今，经过了数年发展，已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专业。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作为一门新生学科，从五个方面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北斗定位系统。 引言：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五个。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对这五个因素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正文：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状况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具体说，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 一、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不仅指劳动实际操作技术，而且也包括劳动者接受新的生产技术手段，适应新的工艺流程的能力。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从2004年开设至今，经过了数年发展，已成为了一个较成熟的专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深厚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和空间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有一定的管理和经济知识基础，能运用数字工程技术对环境、人文、社会、经济等各类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网络化传输、可视化表达、智能化决策的复合型空间信息产业、技术与应用的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进入社会后将成为熟悉专业技能、拥有高新科学技术的社会劳动者。因而随着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这正体现出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而且越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 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而且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中的3S技术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统称，是空间技术、传感器技术、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讯技

超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影响研究

人们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回顾近现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时，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对这句熟悉的古谚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构成要素相比较，人口这一构成要素尤其需要做好提早和长期的规划。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政府没有重视人口规划的重要性，未做出正确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爆炸式的人口增长，给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后来，在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呼吁下，以及人口剧增负面效应的显露，政府和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严厉控制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计划生育实行之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应该是给我国社会状况带来变化最多的一项政策。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人口自然变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巳经下降到1.5之下(政府的口径一直是1.8，但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1.5)，出现超低生育率现象。 一、概念界定 超低生存率与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概念不同，并不是一个人口统计指标，而是对生育水平的一种描述。如果生育率不仅低于2.1，而且比2.1低了很多，就可以称之为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新的概念，如前文所述，科勒和涂肇庆将总和生育率(TFR)不超过1.3界定为最低低生育率，陈友华将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 5界定为超低生育率，本文选用陈友华所称的超低生育率概念及其界定的1. 5临界点，之所以选择1. 5是因为按照后文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可能会陷入一种类似"陷阱"的状态，难以摆脱。超低生育率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口学者们的一种忧虑，在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任务的时代背景下，低生育率的出现给我国人口规划者们带来胜利的喜悦，然而低生育率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是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实现人口规模的减小，消极方面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人口结构不合理，可能会使人口发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应该控制在稍微低于更替水平，如果低到超低生育率阶段，也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节低生育水平时期的超低生育率现象从上一节的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经历了建国初高水平时期、70年代急剧下降时期和80年代徘徊时期之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下降到

影响生育意愿因素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探讨 生育意愿就是人们对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及瞧法,其中包括三方面内容:一就是人们的生育目的,二就是对生育数量的瞧法,三就是有关子女性别的瞧法。人类的生育意愿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就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多子多孙多福”的观念;二就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注重自我发展”的生育观念。她们代表着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剩余价值取向,生育意愿不就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倾向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面就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探讨与论述。 一、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作为生育意愿较高层次的影响因素,既可以影响一个街道、一个村庄,也可以影响到一个较大范围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群体生育意愿状况,从而形成一种有区域特点的生育文化,并通过人们的生育观念特别就是政府的生育政策而体现出来。 1、国家人口政策。国家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体的生育水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一般来说,有没有人口政策限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是不同的。如果没有政策限制人们认为理想子女数2 个孩子的比例最大。 2、经济情况。经济状况就是决定人们生育意愿的现实物质基础,生育意愿也可以很大程度地在生育率、生育水平上得到体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由东到西逐渐降低,生育率的分布却恰好相反。但风笑天等人在对近二十年来的有关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的回顾中,发现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 生育意愿并非完全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变迁,而

就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 3、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内在因素。我国千百年来积淀的传统宗教观念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依靠儿子传宗接代的思想不仅在农村根深蒂固,就就是在城市里 也不乏市场。长久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靠男性“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深远,就是中国偏好生育男孩的社会文化根源。这种传统观念中的男孩偏好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可以说,生一个男孩就是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文化的底线。很多社会学家认为:在农民的生育需求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性别,其次才就是数量与时间———早生就是为了生男、多生也就是为了生男。在这种生育观念下,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多数希望生养男孩。4、生产方式。由于人们的生产方式正经历着一场技术革命,生产过程中需要人们支付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支付的智力劳动越来越多, 这样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一个家庭的子女多不意味着创造的财富就大,女子体力的劣势不意味着在生产中就处于劣势。这样就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改变了“多子多福”与“男尊女卑”的观念。但由于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许多农村地区,生产力依然比较落后, 生产与生活主要还就是靠体力劳动,很多重体力劳动需要男性承担,成年男性也就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与支柱,在这些地方偏好生育男孩依然存在。所以,可以说生产方式就是偏好生育男孩的经济基础之一。 5、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绝大多数老人的养老问题由家庭承担,并且多由儿子来承担,在农村家庭中尤其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