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文·韩志清

摘要：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关系到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诉讼权利的设定和诉讼程序的设置。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受到国家公诉权的限制和制约，被害人处于从属地位。分析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并对此加以反思，进而对重新构建被害人诉讼地位做出大胆探索，以使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更加科学合理化，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

引言

在长期的刑事法律关系“两元结构模式”下，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犯罪人和国家，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得到关注和保护，而作为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却被排除在刑事法律关系之外，其诉讼权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犯罪人与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处于不平衡状态。直至20世纪40、50年代，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和被害人学在世界各国的兴起，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才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正如安德鲁·卡曼在《犯罪被害人学导论》一书中所说“20世纪60到70年代，善意的人们终于认识到被害人在制度上处于被遗弃的自生自灭状态，许多人承认，对被害人的制度性忽视已经有很多时间了，犯罪被害人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开始成为共识。最初的焦点是经济援助计划，随后不久就是增加其在司法制度内的权利的政治运动”。我国在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这无疑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但从具体法律规定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相对于被告人而言并不对等，被告人享有的一些重要诉讼权利，同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却不享有。从刑事司法实践看，受长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不够重视的传统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配套制度支持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和诉讼权利保障仍有不尽人意之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和诉讼权利保障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刑事被害人的定义与特征

（一）刑事被害人的定义

从词源上看，“被害人”一词源于拉丁文“victma”，原意有两种：一是指宗教仪式上向神供奉的祭祀品；二是指因他人行为而受伤或受阻碍的个人、组织、道德或法律秩序。现代刑事诉讼法层面上的被害人概念主要承袭了上述第二种原意。如《法学词典》将被害人定义为“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害的人”。《元照英美法词典》将被害人定义为“指犯罪、侵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对象，包括自然人、公共或私人企业、政府、机关、合伙企业或者未组成法人的联合体”。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将被害人界定为“犯罪被害人，系指个别或集体因违反会员国现行刑法或禁止滥用职权犯罪之法律之作为或不作为而受生理上或心理、情绪上之伤害或经济之损失或基本权利上之重大损害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被害人”给出专门的定义，但是结合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等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是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这里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此外，因刑事诉讼启动方式有刑事公诉和刑事自诉的区别，被害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既包括刑事公诉的被害人也包括刑事自诉的被害人，而狭义的刑事被害人仅指刑事公诉的被害人。本文如无特别说明，被害人均指狭义上的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的特征

1、被害人的被害性。被害性这个概念首先是由以色列学者、被害人学的创始人之一本杰明·门

德尔松提出的，最初是指“遭受某些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某些损害的所有各类被害人的共同特征”。现通说认为，被害性是被害人的共同特征，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下，由被害人的生理、心理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恰好足以使其受害的总体内在倾向性。被害性的内容主要包括：被害的倾向性，即被害人所具有的足以使自己陷入被害情境的那种心理或生理、内在或外在的趋力、趋向或可能。如女子衣着暴露，言行轻浮，从而诱发性犯罪；被害的受容性，即被害人心理上或气质上对于自己被害角色的认同和容忍。如在家庭虐待案件中，个性柔弱的妇女对于家庭暴力长期忍气吞声，招致虐待犯罪；被害的易感性，即被害人存在着容易接受加害人的诱导或容易成为被选择的侵害对象的因素，被害人对被害状态具有无意识的顺应性。如贪便宜轻信谎言，而被诈骗。

2、被害人是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包括法律所保护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人格权利等，非法利益如赌债、毒品等即使被侵害，所有人也不属于被害人，依法应予收缴。且被害人合法权益受到的侵害必须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被一般违法行为侵害的不能称为刑事被害人，被正当行为侵害的也不能称为刑事被害人，如因紧急避险或执行公务而造成合法权益被损害的当事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犯罪行为侵害，从而遭受人身、财产或精神损失，这是被害人最基本的特征。

3、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的直接性。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必须是特定的人，直接承受了加害人的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非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或者犯罪行为虽然对其带来危害，但不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均不是被害人。如被害人的亲属、亲友虽然也因犯罪行为的侵害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但这些人不属于刑事被害人。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变迁

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各不相同。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国家、阶级和法律都没有出现，当出现个人利益被侵害的时候，由被害人所在的氏族或部落解决，氏族或部落无法解决时，就以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的方式解决，复仇一般是由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亲自实施。因此，被害人实际上处于刑事追诉者、刑事审判者、刑罚执行者的地位。在奴隶制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阶级的出现，对于犯罪采取了“不告不理”的弹劾式诉讼形式，被害人虽仍保留起诉权，但审判权和刑罚执行权由国家统一行使。到了封建社会，国家逐渐改变了对犯罪的看法，认为犯罪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刑事政策也由弹劾式诉讼逐渐转变为以官吏纠问为主的诉讼方式，国家将控诉权与审判权集于一身，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可以主动进行，不再取决于被害人意志，被害人不再担当原告，而是处于证人的地位，协助国家完成刑事追诉，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忽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58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但被害人被排除在刑事当事人之外，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很大程度地制约。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项明确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更为全面和细化的规定，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和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并不完整，且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认识不够的问题，导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不力。

三、西方国家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英美法系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以美国为例，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犯罪猖獗，被害人人数剧增。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成为一个日益关注的话题。美国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关注对象是犯罪人，对于犯罪人的权利保护比较完善，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严重失衡。被害人的权利和地位随着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兴起和被害人学理论发展而得到提升。1982 年美国制定了《犯罪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极大地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法律地位，该法规定，法院有权发布针对被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羁押令，即禁止他人与被害人发生任何联系；检察官提交给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必须包括一份“被害人状态的陈述”，由被害人对犯罪和犯罪结果进行描述；法院可以作出独立判处罪犯补偿被害人所遭受损害的决定，如果法院决定不选择该处罚方法，则须提出书面说明解释其动机，且对于曾经在经济上帮助过被害人的亲朋，同样可以在审理案件期间向罪犯提出赔偿要求。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犯罪被害人法》，确立了国家被害人补偿制度和援助制度，用联邦罚金建立了国家犯罪被害赔偿基金，为犯罪被害人

提供国家补助和经济援助。1990 年颁布的《被害人权利及损害恢复法》赋予被害人7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扩大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参与权，注重被害人从被害事件和结果中得以平复。在州级层面，受1983年犯罪被害人总统特别工作组关于修改宪法以真正保障犯罪被害人权利的建议的影响，美国各州先后掀起犯罪被害人权利宪法化运动的热潮，纷纷将被害人权利保护写入各自的宪法，大幅提升了被害人的权利和诉讼地位。但美国法律并没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且因对还害人权利救济和执行力度不够，被害人权利入宪并没有实质改善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状况。

（二）大陆法系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以德国为例，德国诉讼法学一直推崇刑民分离，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职权主义，导致对被害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80年代以后，开始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对称保护。1986年联邦德国制定了《被害人保护法》，该法规定被害人有权成为共同原告，有权委托律师在法庭抵制法庭或被告的辩护人所实施的对被害人不公正的损害，被害人及其律师有权查阅法庭案卷，有权询问证人和进行陈述，有权在刑事审判中向罪犯提出赔偿要求，有权被告知关于其权利、刑事司法程序和裁判结果等事项。1994年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当事人地位，在庭审中有依法提出异议和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有就相关问题依法拒绝陈述的权利，对法院裁判和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控告；有依法要求补偿和赔偿损失的权利等等；被害人具有独立的与检察官相同的上诉权。通过这些规定，被害人取得与被告同等的当事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得到较好保障。

四、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制度下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这一规定把被害人和被告人同列为当事人，改变了以往刑事被害人以证人身份出现的局面，刑事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对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诉讼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和刑事司法实际情况的限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相比被告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被害人并不享有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如独立的上诉权等。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44条规定，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第99条规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第108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第146条规定，被害人对侦查机关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第17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第176条规定，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185条规定，被害人有申请回避权；第186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第192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第193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第218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五、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存在的不足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不足主要表现在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完整。主要表现如下：1、被害人难以及时准确地获知有关司法信息。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实现被害人的知情权的规定上存在许

多漏洞，这直接影响到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深度和效果。如《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对象没有同为当事人的被害人，被害人对于起诉内容的知情权被“视而不见”；此外，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以及刑罚执行阶段的减刑、假释，法律都没有规定被害人的知情权；2、被害人难以充分有效地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赔偿。《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请求，而将精神赔偿排除于民事赔偿外。且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的工作答复【法办（2011）159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也就是说，在杀人案件中，如果被害人死亡的，被害人亲属只能得到丧葬费的赔偿，即使像被扶养人生活费这种必然会发生的损失也得不到赔偿。犯罪所破坏的刑事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刑罚修复，但犯罪同时所破坏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得以恢复，被害人及其亲友因为犯罪所遭受的损害和精神痛苦也难以得到平复。正如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所言“赔偿并不能抹煞错误的存在，却常常能减轻痛苦，而且对于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具有真正的价值。违法者必须为自己的被害人做点什么。不能容忍他们仅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3、被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只享有附带民事部分的上诉权，对于刑事部分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只有抗诉申请权。而抗诉申请权并不必然启动二审程序，因为最终是否抗诉的决定权在检察机关，且检察机关大多数情况下是决定不抗诉的，这就使得被害人的抗诉申请权失去实际意义；4、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机制缺失。即使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一定经济损失，也因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判决的执行，致使很多判决变成一纸空文，被害人最终无法得到赔偿，而当被害人无法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时，在立法和实践中又无其他救济措施，被害人将感到法律的无助与不公，对社会丧失信心并产生怀疑和敌视情绪，为新的冲突和社会矛盾埋下种子； 5、被害人没有最后陈述权。《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同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却无最后陈述的权利。立法上的不对等设置，会造成普遍忽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害和痛苦，使被害人及亲友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给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实质损害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也不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

六、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展望

（一）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被害人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是被害人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和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应当享有完整的程序参与权和知情权。在立法层面，应当保障被害人贯穿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知情权，明确规定对被害人的告知事项和告知程序，比如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状态、变更强制措施等情况的告知，关于诉讼权利和司法程序的告知，关于救济措施的告知，关于被告人财产被采取强制措施情况的告知等等。移送审查起诉时，被害人应和被告人一样有权获得起诉书副本，以便提前了解案件内容做好应诉准备，同时也是对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的监督。

（二）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是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的。量刑建议权赋予被害人一个表达对被告人处罚意见的机会，同时也是对审判机关在量刑时的一种监督。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其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实际承受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让被害人对被告人处以何种程度的刑罚以及如何执行该刑罚表达意见，既显示了国家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也有利于被害人平复情绪，有利于被告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损害和痛苦，从而更好实现刑罚的教育功能和解决矛盾。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是以“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方式参加到量刑程序中，即通过陈述犯罪行为对其个人和家庭造成的身体、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害和影响，使法官对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产生真切的感受，从而更准确的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可以参照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即同样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让被害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对犯罪被告人的判处刑罚建议，这样一是可以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设置，二是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被害人对被告人的罪责可以有个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被害人的建议会更趋

向客观一些。

（三）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权，同时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裁定有权上诉。被害人如果不服一审裁判，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但最终抗不抗诉的决定权不在被害人，而在检察机关。既然法律将被害人和被告人都列为当事人，在权利设置上就应对等，被告人不满刑事判决赋予其上诉权，被害人不满刑事判决，同样应赋予其上诉权，法律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不应出现“厚此薄彼”。当然，为维持刑事诉讼抗辩式诉讼模式的稳定和国家公权力的权威，可以在保留被害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的规定前提下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即在检察机关决定不抗诉时，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对被害人的诉权进行救济，让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做到“实至名归”。

（四）请求国家补偿或救济权

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经济补偿或赔偿，以最大限度修复或减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潮流。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为犯罪和滥用权力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使罪犯赔偿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损害，包括物质损害和非物质性损害；2、各会员国应当采取对犯罪被害人给予公共赔偿（补偿）的措施；

3、被害人有获得援助的权利。据统计，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我国刑诉法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因犯罪而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也不包括必将发生的损失如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被害人能够得到的赔偿数额非常有限。并且，即使已经判决赔偿的数额如果被害人及家属不配合的话，也很难兑现。司法实践中，除少数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的案件外，大部分案件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根本不足以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害。此种情形下，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当被害人无法由附带民事诉讼实现求偿权时，可以请求国家补偿或救济，这对维护社会安定，实现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体现。

七、小结

纵观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历史发展趋势，理性分析其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是大势所趋，被害人应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当事人和程序参与人，并被赋予完整的诉讼权利。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对被害人的权益保障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都需要探索建立更加完善的、切实可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被害人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制度，在这些制度下，被害人能够感受到温暖和社会正义，对法律充满信心。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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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生活困顿时，如何对其进行救助呢？从世界范围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弥补和最大限度的恢复被害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已成为我国亟待建立的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 （一）刑事损害弥补的方式： 刑事损害弥补一般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冤狱赔偿，即国家司机对于宣告无罪而一度被扣留、逮捕、受到刑事处理者的赔偿；第二种是犯罪人赔偿因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第三种国家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但得不到犯罪人赔偿部分的补偿；第四是社会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补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损害的第三种方式。（二）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念的争议： 虽然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探讨已近一个世纪，而这项制度的正式确立也已有四十多年，但学界对其的理解仍存在明显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被害人补偿，又称刑事损害补偿。当被害人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或赔偿极度不足时，由国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的法律制度。2 2、被害补偿是指对那些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受害家属，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损害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3 3、犯罪补偿则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因国家司法机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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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思考 [摘要] 国家补偿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民事救济的方式之一,但现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与理论上、在司法实践在都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明确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 有犯罪就有被害,有被害就有救济。然而,众多被害人民事部分的赔偿很难到位。他们在遭受心灵与肉体伤害的同时,还要独自承担犯罪人加害于他们的经济恶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时,就需要寻求其他渠道对被害人加以补偿,国家补偿应是其中之一。当我国具备了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及经济状况,应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一、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陷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对那些因犯罪行为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害,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损害赔偿,并因此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的方式,以及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范围、数量、原则、机构及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目前没有制定国家补偿制度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律,关于罪犯的赔偿,在我国也没有单行法律,仅有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78条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然而仅有的两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同时该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与理论上的缺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法律所规定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纳入同一诉讼轨道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行法律上的冲突。 1.赔偿范围上的法律冲突。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

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及完善

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及完善论文摘要上世纪60年代前的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的趋势：大多是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却鲜有人问及。随着各国暴力犯罪案件数量的增加，普通民众的危机感增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被害人的重要性。本文拟从介绍刑事被害人的内涵入手，又通过阐述现代国际社会两大法系典型国家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及呈现出的各自特点，结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待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益完善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概述 （一）刑事被害人的内涵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未对被害人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对于被害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组织和单位。被害人受刑法保护的合法权益收到“加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犯罪行为侵害可能导致两种结果：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被害人是由犯罪行为的直接结果而受害的公民、法人或单位。 （二）刑事被害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权利包括：申请回避权、受到不法侵害时的举报控告权、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不予立案时的异议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抗辩权。从上述权利的种类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貌似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其实不以为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权利保护不充分、可操作性低及被保护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三）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1.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也是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刑事诉讼的结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很重要，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同样很重要。“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受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会有的所有权”。这些都是《世界人权宣言》开宗名义的重要条款。人权既及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给予被害人恰如其分的权利，是司法公正、建设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2.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并非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在我国公诉制度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以公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虽然代表着被害人的利益，看似公诉人和被害人的目标、方向一致，和谐并不相悖，但事实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是一个永恒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多个次债务人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 多个次债务人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而所谓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以原告的名义，将债务人的债务人（即欠债务人）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除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一种诉讼活动。代位权诉讼的（实质是债权人“越过”债务众向欠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这一诉讼法上的法律问题。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次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

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相互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次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⑴。（2）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后，不论次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我国台湾地区之民事诉讼法）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次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次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同上）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⑵。（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次债务人可能申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⑶。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

刑事诉讼目的论浅析及探究

刑事诉讼目的论浅析及探究 谷梦缙 摘要刑事诉讼目的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从各国学术界对刑事诉讼目的研究探讨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观点集中于控制犯罪与正当程序、保护人权，或以一者为重或二者兼备，本文拟从分析比较这些观点浅析刑事诉讼目的更深层的可能性即发现事实真相从而实现纠纷的最终解决。 关键词刑事诉讼目的惩罚犯罪程序正义解决纠纷 作者简介：谷梦缙，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126-02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是刑事诉讼最基本的概念，在刑事程序领域居于核心地位，它是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刑事诉讼目的的具体内容可能也各不相同。 一、国外刑事诉讼目的论概述 美国学者帕卡提出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犯罪控制模式的基础是以控制犯罪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最重要机能。其主要的价值理念是追求高效率的打击犯罪，奉行有罪推定，充分信任审判程序前的刑事诉讼程序所发掘事实的真实性，尽可能的减少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官员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从而达到快速惩罚犯罪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目的。 在犯罪控制模式之下，由于以达到惩罚犯罪的高效率为目的，刑事诉讼程序就必须注重速度与判决的终局性，而为了保证裁判的及时有效，就对正式审判以前的非正式程序，如侦查，审查起诉等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一个案件审判前的程序中必须经过严格的层层过滤，最大程度的还原案件真实，才得以实现审判顺利快速的进行。而要实现判决的终局性则须设法减少被诉人的上诉机会。在此种模式之中，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心在于正式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程序，要求警察和检察官通过审前一系列程序将无辜者排除在正式审判程序以外，而在此后各阶段均基于＂被告人很有可能有罪＂的偏见而运作。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基于警察和检察官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如果制定过多的规则约束他们，就会削弱其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此种模式认为警察侦查活动中滥用权力是难免的善意过失，不应当基于此而放纵犯罪，对于警察的错误只要通过行政惩罚即可，不能接受在刑事诉讼中采取排除其非法取得的证据，并撤销依次等证据所作的有罪判决的规则。无疑，这种刑事诉讼模式对于国家官员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有着极高要求，这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 正当程序模式的价值理念并非与控制模式完全相反，其价值系统是由若干价值理念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是对控制犯罪模式所主张理念的批驳，如奉行无罪推定，主张限制国家官员的权力运作，强调非正式和非裁判性质的发现事实程序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有些则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而产生，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求平等的观念，重视辩护律师的机能等。 在正当程序模式之中，认为为达效率而不择手段，只求迅速获得有罪判决，绝非实现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刑事诉讼程序对于保护无辜者与使有罪者得到有罪判决两方面应受到同等重视。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和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实力悬殊是公开且明显的，基于公民个人的弱势，必须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运用予以限制约束。由于奉行无罪推定的理念，被告在被法院裁判有罪以前都假定其是无罪者，控方必须在审判中证明被告有罪，刑事诉讼程序以审判为中心。对于滥用权力的警察或检察官，应由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实施制裁，承担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有罪者在法律上无罪的后果。基于平等理念，此模式认为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应尽可能的保障被告之间的差别待遇降至最低，不致因被告之间的资力存在差异而造成其主张权利的障碍。辩护人的存在也可以起到监督刑事程序公平与否，保护被诉人个人权益的作用。正当程序模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被诉人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维护这套程序是需要耗费巨大物资财力的，因此必然会存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效率较低的问题。 格里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格里费斯认为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将国家与个人置于对立的关系之中，因而是争斗模式的两个分支，并提出了与其相反的家庭模式。他认为国家对公民之间的关系如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对于“犯错误者”应当采取关爱保护的态度，而非一味的使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处罚只有在犯罪人无法实现自我控制时，得以为之。强调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对犯罪人的尊重和教育。此模式认为，对于国家官员的信任与其正当行使权力之间成正比关系，给予国家官员充分的信任，他们也将回报这种信任，从而减小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家庭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一样，也肯定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保障犯罪人权益的重要作用。格里费斯的观点过分关注对于犯罪者的爱护，显然忽略了刑事诉讼作为实现实体法的程序，本身所具有实现刑法目的——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更何况，将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完全等同，忽视了实在法作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的实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亲子关系完全是一种理想的超阶级状态。对于国家官员权力的运作仅仅采用信任的方式试图对其加以约束，也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滥用。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对于刑事案件，在维护公共福祉与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同时，查明案件真相，正确而迅速地适用刑罚法令。”该规定说明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保障基本人权和发现实体真实。在发现实体真实和保障人权这两个目的上，又分为对立说和统一说两种观点。对立说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是处于对立关系之中的，而刑事诉讼目的不能是这两个对立的要求，二者必择其一。实体真实是基于必罚主义的理念，正当程序则是基于无实者不处罚的理念，因而主张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正当程序。统一说认为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是可以调和统一的。正当程序虽然是以保护人权为其主要内容，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犯人的必罚。实体真实主义也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必罚主义的代名词，实体真实主义可分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积极 ◆司法天地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思考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思考 [内容提要]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使用了被害人一词，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出了规定，但与民商事案件的受害人相比，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权益的保护性规定过于狭隘和抽象，既不利于广大刑事审判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实际操作，又使被害人在诉讼中处于明显不对等的不利地位。随着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新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刑法和刑诉法中对被害人的保护性规定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制约和限制了广大被害人依法平等地行使其诉讼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刑事被害人作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笔者在归纳法律法规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从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及特征，现行刑事法律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权利及存在的弊端，产生弊端的原因，对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思考等五个方面，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目前，许多从事法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对如何保护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笔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刑事审判法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一、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及特征 （一）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未对被害人作出明确定义，法学研究者和各种教科书对被害人一词的概念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可以定义为：在刑事案件中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可以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保护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保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这一规定将刑事被害人列为当事人，扩大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这对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拟就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范围、诉讼权利及其保护谈点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刑事被害人的范围及其诉讼地位 （一）关于被害人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使用了被害人一词，但刑事诉讼法并无被害人的定义。因此对被害人的范围在理解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各种教科书以及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被害人一词的概念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犯的人。”《简明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侵犯的人。”《大百科全书、法学》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许多教科书沿用这一解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因此而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这些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提出反诉的反诉人。这一概念说明被害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必须是犯罪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被害人是一人与加害人相对应的概念，没有他人行为的侵害，也就谈不上被害人，但并不是所有被害人都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只有当侵害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时，才可能有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被害人。刑事法律仅仅保护这种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受害人，而其他由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则不受此保护。 2、必须是犯罪行为直接产生的侵害结果。犯罪行为的侵害包括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两种形式。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只能是那些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而受到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公民或社会组织，则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否则不仅不利于充分保护真正的被害人，而且不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还会导致扩大被告人的罪责，侵犯被告人的一些正当权益，不符合我国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关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的规定有较大的变化。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其他诉讼参与人，即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他的合法权益由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予以保护，他只属于控诉一方的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内容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害人曾一度为人们所忽视、淡忘，随着发现被害人运动的兴起，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开始加强,保障被害人权利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及其诉讼权利，这些规定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应予完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完善DiscussiononthePositionandProceduralRightsofCriminalVictims Abstract:Thecriminalvictimshadoncebeenignoredincriminallitigation.AftertheDiscoveringvictimsm ovement,manycountriespayattentiontotheproblemofprotectionforthebenefitsofvictims.IntheCrim inalProceduralLawofChina,thevictimisonepartyofthecriminalproceeding.Theseregulationsareratio nalonthewholebutsomespecificregulationsneedbettering. KeyWords:criminalvictim;criminalproceeding;proceduralrights;improvement 一、前言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主体,刑事诉讼的结局对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何实现最大可能减少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上，特别是如何保证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共识。而我国自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开始，近年来的刑事程序立法、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关注较多,而对于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与保护的关注相对显得较淡。 笔者要对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概念作个界定。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学科理解有不同的意义。本文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切入，只讨论自然人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二、刑事被害人与刑事诉讼 （一）古代刑事诉讼被害人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即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制度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在人类社会早期，实行的是弹劾式刑事诉讼。那时,国家没有专门的追究犯罪的机构,如果被害人不起诉,诉讼便不会发生,是“无原告既无法官”的时代。这种诉讼机制中,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1.起诉权由被害人独占行使。2.被害人有权与加害人进行私下和解，其他个人无权干涉。3.被害人负责传唤被告人出庭。4.被害人在庭审中负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没有积极主动地调查事实的责任。可见,在弹劾式诉讼中,被害人处于主动地位,他掌握着是否启动诉讼程序这一最重要的诉讼权利；被害人通过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决定着自己的诉讼前途与命运。 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犯罪更主要地是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整个政权的统治秩序；对犯罪的追究与能否维护其阶级专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便过渡到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诉讼。在这种诉讼制度下，司法官是唯一的诉讼主体，被害人处于类似证人的地位，他具有如下特征：1.被害人不再独占起诉权。国家完全掌握了追究犯罪的主动权，尽管被害人对于犯罪仍有控诉权。2.被害人不再享有与加害人私下和解的权利。3.在庭审中,被害人仅仅是作为案件当事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被用作一种证据。封建专制的本质在纠问式诉讼结构中具有充分的体现，“不但被告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成为诉讼的客体,而且被害人也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有时还会成为被鞠拷的对象。这种诉讼结构实质上只有追诉机关是诉讼主体的单极主体状态。”1] （二）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专制和黑暗进行了猛烈抨击，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以公诉为主的被称之为“混合式”的刑事诉讼形式。在这种诉讼形式下,控、辩、审格局得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设计 杨金顺* 自1996年以来的刑事诉讼司法改革，一直朝着维护被告人权益、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方向迈进，但这种诉讼模式仍然是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而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一直是“被司法遗忘的角落”。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着眼于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得如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命题进入了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的视野，其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环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法院要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各级检察机关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的工作要求，标志着这项制度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阶段，但笔者认为，要求承担司法职责的法院、检察院承担救助者的角色，绝非长久之计，制定一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由国家承担救助责任，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化、程序化，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迫切性及立法选择 （一）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现状 罪刑责相适应是刑法基本原则，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被告人承担，但是大多数犯罪行为人犯罪后无力赔偿，因此，相当比例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法院的民事赔偿判决后，面临的是无法执行的“法律白条”。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该院5年来有2300余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有80％以上的赔偿无法执行①。较为典型案例还有北京艾绪强劫杀的哥并驾车杀人案、广州南方医院博导卿三华被抢劫杀害案、马加爵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等。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刑事司法的轻刑化与被害人补偿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②。随着我国“少杀慎杀”“严格控制死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深入实行，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死刑数量近年大幅下降。这一刑事政策的实施与民众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被害人家属难以 *作者单位：省院公诉三处。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被害人;隐私权;法律救济 论文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隐私权保护除在审判阶段有明确规定外,对刑事诉讼的其他阶段被害人隐私权保护只是通过司法解释和工作制度方式予以规定,并且均停留在规定原则而没有规定保护的内容和救济程序,因此被害人“第二次被害人化”问题依然没有合理解决。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保护隐私权的总则性条款,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设立分则条款,通过立法规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并保障被害人隐私权遭受侵害时能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 加强隐私权保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理应关注被害人隐私权保护。 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受保护的正当性 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其主要意义是防止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人化”的问题,避免和减少不当司法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再次侵害。同时,强调对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有利于提高被害人参与打击和惩罚犯罪的积极性。 (一)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害人第二次受害 德国学者施奈德在着作《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中提到:“被害人不仅仅通过犯罪本身而遭受精神、社会、经济和肉体的损害,而且还通过对于犯罪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反应而受到损害。”可以理解为“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这种被害主要是指由于不当的刑事司法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对于涉及隐私的案件,特别是在强奸、家庭暴力犯罪等案件中,证明一般都是围绕被告人与被害人谁说的更有可信度来进行的,在接受被告人辩护律师的反询问时,她会被迫回答被告律师的反复质问,甚至涉及已往的交往经历和过去的生活经历等个人隐私信息。这样的话,被害人很容易遭受第二次伤害。“因为他们一般存在强烈的害羞心理,十分害怕事情宣扬出去,遭到社会的误解、不理解,因而受到嘲笑。在人格上蒙受羞辱。”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由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都应注意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避免被害人第二次受害。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给予遭受特定犯罪行为侵害,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没有获得赔偿或者赔偿不够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一定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也是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两大原则:救济原则和有限原则。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20XX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其中,大量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如哈尔滨市中级法院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77件,被害人获得赔偿69件,赔偿率为%;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83件,被害人获得赔偿80件,赔偿率为%。这种情况使那些因犯罪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严重身心损害的被害人及其抚养和赡养的家庭成员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失衡。被害人由此就案件事实、性质、情节的认定向案件承办人提出诸多超出法律的要求,甚至纠缠上访、围阻司法部门、党政机关,严重干扰了案件正常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影响了社会安定。在哈尔滨市,刑事被害人及亲属缠诉、上访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没有实际获得赔偿的占90%以上。被害人或其亲属过激的言行、失衡的心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实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而且可以使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重新找回缺失的公正,有利于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的完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依据 自新西兰率先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社会福利发达的国家相继建立此项制度。其立法的主要依据有:(一)国家责任论。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公民的权益遭受犯罪的侵害,说明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不力,理应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公民具有受国家补偿的正当权利。(二)社会契约论。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导读：本文是关于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希望能帮助到您！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而所谓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以原告的名义，将债务人的债务人（即欠债务人）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除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一种诉讼活动。代位权诉讼的（实质是债权人“越过”债务众向欠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这一诉讼法上的法律问题。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

可以就次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相互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次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⑴。（2）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后，不论次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我国台湾地区之民事诉讼法）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次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次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同上）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⑵。（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次债务人可能申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⑶。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合同法颁布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一、被告人诉讼地位概述 被告人是指被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被自诉人提起自诉，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当事人，保护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是刑事程序法要求，也是刑法保障人权的实体要求。作为诉讼的主体，他是辩护的主要承担者，有着独立的诉讼地位。同时，刑事诉讼本身也与被告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最终的裁决结果对被告人有着重大影响。 其次，被告人是公诉或者自诉针对的对象，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人身上的不可替代性。 再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刑事审判证据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证据制度得以运行和操作的重要基点。 二、我国的立法与现状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是刑事诉讼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地位是一个偏离正确方向的体系，被告人的地位则是这个体系中偏离正确方向最远的部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各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尽管在立法上没有哪一部法律法规公开宣称各个刑事诉讼主体在地位上存在差别，但在实践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对被告人与受害人权利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不平衡的局面，导致刑事法律价值的难以真正实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都归为当事人一类，这说明我国对被告人与受害人给予同等的重视。然而，这只停留在表面上，实际中二者的诉讼地位大不相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地位平等，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承认公民之间的平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我国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位置设置就是刑事诉讼各个主体地位不平等最直观的体现：法官居中坐在高出其他人之上的审判台上，前面检察官和律师左右相对而坐，再往前正对着法官并且位置通常要低一些的是被告席，被告在庭审中往往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坐着，而是被要求站着参加诉讼。这种对被告的歧视性设置被称之为“接受人民的审判”。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摘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我国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现行法律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于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没有作出更具体的规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已成为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趋势。一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享有诉讼权利的广泛程度，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权利予以保护的实际状况，是衡量该国刑事诉讼活动是否文明、公正、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标志。比较西方主要国家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立法例及发展趋势，借鉴他们在保护被害人权益方面所取得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建议在立法已经确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基础上，必须继续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保障和完善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加强被害人与司法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陈述权；法律援助；上诉权 一、刑事被害人概念 刑事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或其它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启动因素之一，与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且不可代替。 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立法缺陷 （一）被害人没有最后陈述权 为了确实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92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据此, 被告人在合议庭判决形成之前, 仍有最后影响判决的机会和权利，但作为对等的当事人，被害人却没有对等的机会。 （二）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4条专门规定了以指定方式对刑事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 即公诉人出庭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或者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作了详细规定。这些, 都把被害人完全遗忘了, 有违法律援助平等保障公民权利确实实现的宗旨,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 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而且精神和物质都深受重创的被害人是非常不公正的。 （三）被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 与其当事人地位不符 上诉权作为救济性的诉讼权利, 是当事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缺少它,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残缺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 考虑到公诉案件的特定性质, 仍然没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对于第一审判决不服时, 刑事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或者其辩护人、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 有权提出上诉,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却仅能请求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比之下, 对被害人来说, 立法尚欠公平。作为诉讼当事人又不享有当事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上诉权, “实为一般立法例之特异现象。”立法上的自相矛盾, 使得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实。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一) 摘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社会契约思想及现代法治国家义务观的集中体现，从犯罪学和被害人学的角度，更反映了犯罪人与被害人利益衡平保护的原则。该制度通过对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回复由于发生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及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由此安定社会秩序。以此为基础，结合黑格尔的等价理论，针对不同的犯罪形态。以犯罪人的赔偿为前提，综合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使犯罪被害人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法秩序；等价论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因犯罪行为而受害，但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受害家属，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损害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有利于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等保护。近几年来，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日渐成为我国学界的新热点和立法机关的关注点。但是我国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仍处在实证研究困难重重、理论研究又多浅尝辄止的窘境。在实证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制度建构的先行无疑会面临许多问题和风险。因此，清晰界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性质及法理基础，对促进我们构建合理的制度框架将是首要任务。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之法理论证 (一)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理论基础聚讼 关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主要有国家责任说、

社会福利说、社会保险说等提法。 1，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基于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补偿被害人是国家应当负有的法律义务，获得被害补偿是被害人的法律权利。该说认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将个人防卫的权利转让给了国家，并通过纳税的方式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犯罪的发生是国家没有尽到保护责任的结果，作为惩罚。国家应该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作为现代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的倡导人之一的马杰里·弗莱(MargeryFry)女士就持该观点。 2，社会福利说 该说主张，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福利，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其身体受到损害、财产受到损失致使其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也是诉讼程序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出于社会福利及人道正义考虑，国家“应该”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或救济。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不是法律义务，补偿仅仅是“应该”的，而不是“必须”的。国家对被害人进行一些有限的援助，是出于怜悯、人道的动机和慈善的目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并非国家在承担责任或者承担的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它并非一种法律责任而是在行善，被害人没有先验的要求国家补偿的权利。 3，社会保险说 该学说认为，犯罪在社会中的发生不可避免，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犯罪行为潜在的被害人。被害人之所以被害实际上是由于他被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