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研究进展(最终版本)

原发性肝癌西医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很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人，尤其以亚太地区居多，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5位，死亡率位居第3位[1]。我国肝癌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中位居第二[2]。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及遗传学的进展, 普遍认为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包括外环境致癌因素( 病毒、寄生虫、饮水污染、烟酒、黄曲霉毒素的摄入、)和自身遗传因素相关。现将近年来有关原发性肝癌西医治疗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分子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具有较好的分子选择性，能高效并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分子靶向药物的选择性高，不易发生耐药，同时安全性优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是目前肿瘤治疗领域发展的新方向。分子靶向治疗是以肿瘤细胞过度表达的某些标志性分子为靶点，选择针对性的阻断剂，有效地干预受该标志性分子调控和密切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进展及转移的效果[3]。索拉非尼(sorafenib)是一种口服的有活性的多激酶抑制剂，具有对抗酪氨酸激酶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活性[4]。因而，这种药物可以靶向两个主要通道，通过阻止血管生成和通过阻止Ras/MAPK激活细胞增殖来阻止肝癌形成。临床前研究显示在HCC异种移植模型中其表现出抗肿瘤活性[5]。137例晚期HCC患者的n期临床试验显示索拉非尼可使35%患者的病情稳定持续达4个月,所有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9.7个月，部分应答率低于10%。有趣的是，有Ras/MAPKK 途径激活的患者可存活178d，未激活者仅存活46d%。

2.射频、介入治疗

RFA 系统由射频发生器、电极针、中性电极板及患者一起构成的闭合循环环路，在影像技术导引下将射频电极插入PHC组织，通过电流方向的改变引起局部组织中离子振动，摩擦产热，局部温度增高使肿瘤组织迅速发生凝固性坏死，直接原位杀死肿瘤细胞。①直径≤3cm的小肝癌，RFA可以取代手术切除成为首选治疗。Livragh进行的[6]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比较了小肝癌经皮RFA与手术肝切除的1、3、5年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发现手术切除并不优于RFA，而RFA 治疗的创伤、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及费用均显著优于手术切除者，认为小肝癌应优先选择RFA。TACE是晚期原发性肝癌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法，但组织学发现仅有20%-50%的病例在TACE术后肿瘤呈完全坏死，绝大部分在肿瘤周边、肿瘤包膜下及包膜内显微镜下可见存活的肝癌细胞。而且TACE对大部分门静脉

癌栓治疗无效绝大多数中、晚期肝癌均会破坏肝动脉，侵犯门静脉，形成肝动脉-门静脉吻合支，从而增加门静脉对肿瘤的供血。单纯的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虽然可以闭塞癌灶的动脉血供，但是不能有效杀伤门静脉供血的癌组织或癌细胞。另外，肝癌复发常伴随肝外动脉供血(寄生供血)，特别是肝动脉栓塞后，将妨碍进一步治疗，右膈下动脉是最常见的肝外供血动脉。国内外报道介入栓塞联合射频治疗优于单一的治疗方法，TACE与RFA结合治疗HCC可以显著提高疗效[7-8]。有学者研究报道，RFA联合TACE对控制大肝癌和卫星灶及门静脉癌栓有良好效果，并能为肝癌二期切除或肝移植起衔接搭桥作用[9]。RFA 治疗后PHC 患者的免疫功能可显著改善，对预后有重要作用[10]。

3.高功率聚焦超声

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用局部高温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其作用机制是利用超声波的可视性、软组织穿透性和聚焦等物理特点，将体外低能量超声聚焦在体内肿瘤病灶处，通过焦点区高能量超声产生瞬态高温的热效应、空化效应和机械效应杀死肿瘤细胞，从而达治疗目的[11]。国内学者已充分肯定HIUF的疗效，认为HIUF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症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12-13]。但是，由于肋骨的遮挡，限制了在某些部位的使用。

4.化疗治疗

化疗及放疗作为一种较早的PHC治疗方法，现临床上常联合其他方法使用。与早期的化疗及放疗相比，临床上PHC常用的化疗药有：铂类药物顺铂、氟尿嘧啶及其衍生物，蒽环类药物阿霉素、表阿霉素和吡喃阿霉素、羟基喜树碱、卡铂、丝裂霉素。近年来用于临床的新药如拓普替康、紫杉醇、草酸铂和吉西他滨等. 目前认为化疗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寻找更有效的药物，更合理的联合治疗方案和用药途径，更好的护肝和抑制瘤的多重耐药[14]。国内的文献中，TACE 联合砷剂肝动脉灌注可使PHC晚期患者1年生存率达61.13%[15-17]。文献所报道生存率的不同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 如不能手术治疗判断标准的不同、患者全身状况及肝功的差异等。对可切除的大PHC数术前或术后是否行TACE的观点已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弊大于利而持否定态度。

5.放射治疗

继1965年首次报道PHC的放射治疗效果后，放疗在PHC中的作用受到重视。放疗在经历了局部放疗、全肝放疗和全肝移动照射等探索后，随着放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已成为PHC根治性或姑息性的重要疗法[18]传统的放疗多采用Co、X线等作为外放射源，因其操作简易无创，并且不受解剖位置和肿瘤是否局限的限制

而较早应用于PHC的临床治疗，并有一定治疗。但随着放射剂量的增大，对正常肝脏组织的损害也随之增大，甚至出现放射性肝损、肝功能衰竭等并发症。故目前临床上多采用3DCRT. 3DCRT是通过非共面高能射线线束入射形状的调整，形成与靶区三维空间体积形状相符合的、剂量分布均匀的射线体积，而在这一体积外则为相对低剂量区，实现了精确治疗，减少了周围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目前多主张3DCRT加介入治疗或其他治疗手段联合应用，既可互补各自的不足，又可取得协同抗癌效应[19]。国内外学者均已证实3DCRT联合运用的疗效明显增加[20-21]。目前关于外放射治疗剂量上尚无统一标准，如何根据患者肝硬化程度、受照肝体积等情况估计最高耐受量，如何在可耐受的范围内给予最高剂量，提供最佳治疗方案，临床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6.免疫治疗

孙长江等[22]以MTT法检测IFN-α对肿瘤细胞增殖的影响，以Annexin V-FITC检测IFN-α诱导肝癌细胞组的凋亡情况，结果显示IFN-α可以明显抑制体外SMMC-7721细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凋亡。TNF可能是通过巨噬细胞、NK 和CTL的细胞毒作用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由于全身应用存在较大的毒副反应，目前TNF仅限于局部应用。彭宝岗等[23]报道，对实验性肝癌裸鼠单用TNF-α及联合运用IFN-γ均可达到抑制移植肝癌瘤体生长、促进移植瘤体坏死的作用。陈玉堂等[24]以注射用重组改构人肿瘤坏死因子，采用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治疗肝癌后，肿瘤明显缩小，近期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且两组肝功能损伤程度相似。细胞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 cytokine induced killer，CIK) 是来源于外周血中的单个核细胞在体外经过多种细胞因子的激活和一段时间培养而获得的一群异质细胞，其主要效应细胞的表面标志为CD3+CD56+，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具有高效和非MHC限制性的特点，是一类杀瘤活性强和抗瘤谱广的新型抗肿瘤效应细胞，一项来自于国内的报道观察了微创治疗（肝动脉化疗栓塞和射频消融）后联合CIK治疗的疗效，发现联合CIK治疗后患者CD3＋、CD4＋、CD3+CD56+（NK）效应细胞的比例及CD4＋／CD8＋比例较未联合CIK组显著上升，生存率明显提高，证实CIK治疗在提高肝癌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肝癌复发率和提高生存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5]。目前，CIK被综合运用在肿瘤治疗中，特别是临床上评价肿瘤达到完全缓解和达到根治性去除瘤负荷之后，被认为是预防肿瘤复发的较好方法之一。DC是目前已知人体内最主要、功能最强大的抗原呈递细胞，将具有高效抗肿瘤活性的CIK和具有强大肿瘤抗原递呈功能的DC共同培养，无疑会增加CIK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杀伤活性，有望成为肿瘤过继免疫治疗的首选方法。体外研究提示CIK联合D C可明显抑制肝癌HepG2细胞系的生长，显著诱导该细胞凋亡[26]。近年来有人提CIK和DC联合ＩＦＮ治疗以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显示，DC和CIK联合组治疗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乙型肝炎病毒定量、HBeAg定量均明显下降，而DC、CIK、IFN三者联合组下降更明显，疗效更佳[27]。

7.展望

从近年发表的文献来看，由于肝癌病理机制和临床表现的复杂性，随着对肝癌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对肝癌的发生发展机制及治疗途径选择上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较好地解释了肿瘤异质性、复发转移、肿瘤耐药等问题。但是，在研究中仍有许多困惑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1）、大部分的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不能确定相应的因果联系；（2）、同时强调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临床治疗上应针对病例个体化策略结合手术或微创介入疗法的综合治疗方案。（3）缺少大样本的队列研究。因此，开展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分析。我们相信随着肝癌基因谱的确立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肝癌的基因治疗也一定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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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进展

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进展 发表时间：2018-12-17T11:14:41.903Z 来源：《大众医学》2018年9月作者：吕瑞昌宋海霞田高波 [导读] 外科手术治疗是当前肝癌的首选治疗手段，通过手术治疗的肝癌5年生存率总体达20-40%。 外科手术治疗是当前肝癌的首选治疗手段，通过手术治疗的肝癌5年生存率总体达20-40%。近年来，随着对肿瘤生物学探索不断深入、对肝脏解剖认知水平的加深以及外科治疗技术的发展，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模式也取得很大突破。 首先，术前评估是原发性肝癌不容忽视的部分，主要包括对肿瘤生物学行为、患者肝硬化程度及肝炎状态这三方面进行评估。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整体把握，对肝切除术式选择有指导意义，有利于对术后的预后进行正确评估。同时改善手术不利因素，为手术治疗创造有益条件。 近年来，外科技术也取得了“更精准”和“更微创”的进展。精准外科，包括精准的病理诊断、精准的手术方案选择、精准的方案规划、精准精细的手术解剖等。“更微创”包含微创手术和微创伤两个理念。 随着对肝脏解剖水平的认识加深、腔镜技术及肝门阻断技术的精进，与手术相关的大出血死亡原因极为罕见，外科手术更安全。除此之外，肝移植技术日渐成熟，已成为某些医疗单位的常规手术项目。多结节肝癌中微血管侵犯（MVI）的问题长期以来是外科治疗的难点，主要挑战在手术后复发转移的风险比较高。 术后复发是影响肝癌患者长期生存的最主要因素。术后肝内复发有两种类型，一类为起源于原肿瘤的肝内转移性肝癌，复发间隔时间常小于1年，另一类是由于长期肝病引起的多中心发生的复发性肝癌，复发间隔时间常大于1年。后者由于是多中心发生的新生肿瘤，手术效果较理想；而前者，因有可能存在影像学检查无法探及的微小转移灶，通常手术再切除的效果较差。有学者认为，对于1年内复发的肝癌，可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再根据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进行手术切除。 肝移植一直以来是肝癌治疗最好的方法之一，特别是符合Milan标准的肝癌患者（单病灶<5cm，2-3个病灶，每病灶<3cm）获益尤佳，但由于肝源缺乏，多数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期间肿瘤进展，失去移植机会，因此“挽救性肝移植”（SLT）的观点应运而生，即在肝癌移植患者等待供肝期间，可选择行手术切除病灶，延缓肿瘤进展，为获得肝移植提供更多的机会。研究显示，挽救性肝移植对符合Milan标准的肝癌患者其1、3、5年的总生存率及无病生存率与初次肝移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从而为肝癌的外科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亚洲与非洲地区的高发肿瘤，在诊断原发性肝癌的血清学指标中仍主要依赖甲胎蛋白（AFP）含量的测定，然而并非所有肝癌患者的肝细胞都分泌AFP，仍有30％～40％左右的患者（特别是小肝癌）AFP呈阴性或低浓度。肝癌的理想标志物，应存在于肝癌患者血清中，具有高度敏感性，而不存在于其他肿瘤，没有假阳性，能用于早期诊断,监测治疗反应及估价手术切除的完全程度和复发的早期发现，并能很快从血清(或血浆)中检测出来。因此，联合AFP等多种肿瘤标志物发现早期肝癌已经成为当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本文就几种主要TM在肝癌早期诊断中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做一综述。 1 甲胎蛋白 AFP作为肝癌标记物的价值已得到公认，通过它的检测发现和诊断，为肝癌早期诊断和肝癌早期治疗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但是，AFP检测方法在肝癌诊断中也有其限制。最大限制是约有30%～40%肝癌患者血中AFP值在正常范围内，其AFP检查阴性，因而早期诊断还需要其他肝癌辅助诊断手段。另外，在AFP呈阳性肝癌中，与肝炎、肝硬化等活动期鉴别也非易事。就总体而言，AFP 浓度高低与肿瘤大小和预后相关，但就个体而言，AFP值低不一定是肿瘤小和预后良好，还要和一些引起AFP升高的其他疾病鉴别。 2 肝癌特异性γ谷氨酰转移酶(HS GGT)、GGTmRNAH亚型 肝癌患者血清γ谷氨酰转移酶(GGT)活性显著升高，但特异性较差，大多数良性肝、胆、胰疾病患者GGT活性也可增高。应用聚丙烯酰胺梯度凝胶电泳可将GGT分成1～12条区带,其中Ⅱ、Ⅰ′ 、Ⅱ′被称为肝癌特异性 GGT(HS GGT)。对AFP假阴性肝癌(<50μg/L)和小肝癌的诊断率分别为84.0%，78.6%(AFP仅为50%)。与AFP浓度或肿瘤大小无明显相关[1]。 3 异常凝血酶原 异常凝血酶原是由肝脏合成的凝血酶原前体，不能转化为具有凝血活性的凝血酶原而释放入血。其结构N端氨基酸未羧化，失去酶活性，肝癌时肿瘤丧失羧基酶基因表达。1999年日本Nomura采用新的免疫电子化学发光测定技术，提高了异常凝血酶原的检出率。但是，敏感性较差。 4 αL岩藻糖苷酶 αL岩藻糖苷酶(αLfucosidase, AFU)是存在于多种组织中的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其对早期肝癌诊断的特异性达82.6%(AFP 68.6%)[2]，国内外均有学

卫生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 一、概述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以下简称肝癌) 是常见恶性肿瘤。由于起病隐匿，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进展迅速，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经达到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治疗困难，预后很差，如果仅采取支持对症治疗，自然生存时间很短，严重地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CC)和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等不同病理类型，在其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其中HCC占到90%以上，故本文所指的“肝癌”主要是指HCC。 二、诊断技术和应用 （一）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我国肝癌的病因因素，主要有肝炎病毒感染、食物黄曲霉毒素污染、长期酗酒以及农村饮水蓝绿藻类毒素污染等，其他肝脏代谢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隐原性肝病或隐原性肝硬化。由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对于有效治疗和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十分强调肝癌的早期筛查和早期监测。

常规监测筛查指标主要包括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肝脏超声检查(US)。对于≥40岁的男性或≥50岁女性，具有HBV和/或HCV感染，嗜酒、合并糖尿病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一般是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检查。一般认为，AFP是HCC相对特异的肿瘤标志物，AFP持续升高是发生HCC的危险因素。新近，有些欧美学者认为AFP的敏感性和特异度不高，2010版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指南已不再将AFP作为筛查指标，但是我国的HCC大多与HBV感染相关，与西方国家HCC致病因素不同（多为HCV、酒精和代谢性因素），结合国内随机研究(RCT) 结果和实际情况，对HCC的常规监测筛查指标中继续保留AFP。 （二）临床表现。 1.症状。 肝癌的亚临床前期是指从病变开始至诊断亚临床肝癌之前，患者没有临床症状与体征，临床上难以发现，通常大约10个月时间。在肝癌亚临床期（早期），瘤体约3－5cm，大多数患者仍无典型症状，诊断仍较困难，多为血清AFP 普查发现，平均8个月左右，期间少数患者可以有上腹闷胀、腹痛、乏力和食欲不振等慢性基础肝病的相关症状。因此,对于具备高危因素，发生上述情况者，应该警惕肝癌的可能性。一旦出现典型症状，往往已达中、晚期肝癌,此时，病情

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进展

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进展 发表时间：2019-07-23T09:36:45.350Z 来源：《医师在线（学术版）》2019年第10期作者：朱茜1,吕盼盼1,王金阳1,申显英1,熊绍权2 [导读] 对于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有手术、局部消融、TACE、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多种选择。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0075 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进展快、死亡率高的特点。目前对于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有手术、局部消融、TACE、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多种选择。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 原发性肝癌(primaryhepaticcarcinoma,PHC)是在肝细胞或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引起的恶性肿瘤,其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于恶性肿瘤的第5位和第3位[1]。其治疗目前以内科与外科相结合综合治疗为主,其中手术治疗是主要手段。以下就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一、手术治疗 1、手术切除包括根治性切除和姑息性切除,除了门静脉高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术禁忌,是临床根治PHC的首选方案。通过精确的术前评估与精细化的手术解剖、规范化的手术方式,精准的外科操作能彻底清除病灶、最大限度地控制手术出血和全身性创伤,术后个体化管理课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手术切除率,促进患者康复。但手术治疗也有其局限性,对于中晚期肝癌和巨大肝癌的根治率低,疗效差。 2、肝移植术是肝功能无法耐受肝切除的早期肝癌及复发性肝癌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活体及劈离式肝移植可增加肝脏供者,但供者年龄、供肝脂肪变性、缺血再灌注损伤及门静脉过度灌注等可影响移植术后减体积移植肝的再生；制订针对上述因素的评估标准有助于实现活体及劈离式肝移植供者精准选择,提高成功率［2］。 二、局部治疗 1、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TACE被认为是非手术治疗PHC的首选手段,通过阻断肝动脉血供、持续以化疗药物来促进肿瘤病灶缩小、缺血或坏死延缓肿瘤进展。TACE在临床上可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研究显示,利用TACE治疗PHC患者,近期部分缓解率、稳定率及 2、3年生存率均明显高于单纯行肝动脉栓塞治疗,而进展率明显较低[3],认为其能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 2、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治疗（RFA）RFA是利用电中高频率的射频波与组织细胞离子震荡撞击产生的温度使肿瘤细胞坏死,是早期PHC 根治的有效手段之一[4]。RFA治疗PHC时创伤小,对肝功能损害小,并发症少,其显著疗甚至被认为可以替代手术治疗的疗效。 三、放疗与化疗 1、放疗放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传统的放射治疗会损伤大量正常的肝细胞并导致肝脏疾病的发生率,故其应用有很大的限制。近年来三维适形放疗技术的应用使得放疗过程中正常肝细胞耐受量减少而得到有效保护,且肿瘤局部控制率有所提高。 2、化疗对于不适合手术的PHC患者可行化学药物治疗。静脉化疗方案包括FOLFOX方案、XELOX方案等。常用化疗药物有:氟尿嘧啶、顺铂、丝裂霉素等。大多数化疗药对PHC的敏感性较差[5]。因此临床常采用联合化疗的方法来治疗PHC,例如化疗常常与分子靶向药物、外科等相联合,从而降低药物剂量、减少毒副作用,来提高PHC的有效治疗率。 四、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采用抑制血管生成、阻断信号转导通路、封闭受体等方法作用于肿瘤细胞特定的靶点,从而达到特异性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目前的靶向药物包括针对生长因子(EGFR)信号通路的西妥昔单抗、吉非替尼、乐伐替尼；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信号通路的贝伐单抗、甲磺酸阿帕替尼、卡博替尼等；c-Met信号通路的Tepotinib；针对Ras/Raf/Mek/Erk信号通路索拉非尼；针对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的依维莫司；针对NF-кB信号通路的硼替佐米等［6］。 五、免疫治疗 大量研究指出,免疫治疗可作为晚期肝癌的一种可选择的有效治疗手段。目前临床应用及研究用于肿瘤生物治疗的免疫活性细胞主要有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等［7］。与手术、放化疗相比,细胞免疫治疗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望完全杀灭肿瘤细胞的治疗手段之一,是通过给荷瘤机体输注具有抗肿瘤免疫效应细胞的方法来调节机体细胞免疫水平、清除肿瘤微小病灶及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最终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8]。 六、中医药治疗 中医将肝癌归为“肝积”“黄疸”等范畴,是由于多种致病因素导致脏腑气血亏虚,使湿热、痰毒、血淤等互结于肝脏所引起。临床常用的方药有逍遥散加减、茵陈蒿汤加减、柴胡疏肝散等。有大量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能提高PHC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率[9]。 七、结语 我国作为原发性肝癌的高发区,在制定肝癌的综合治疗方案时,一定要多方面综合评估,结合多种治疗方法,为患者争取最大的获益,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率。 [参考文献] [1]陈万青,郑荣寿,张思维,等.2012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J].中国肿瘤,2016,25(1):1-8. [2]李蕊利,万娟.原发性肝癌射频消融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肿瘤医学,2015,23(20):2970-2972. [3]胥栋,袁伟东.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癌临床疗效分析[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5,18(2)：195-196. [4]欧盛钊.原发性肝癌的治疗进展[J].基层医学论坛,2013,17(13):1741-1743. [5]邵艳,管静芝.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J].传染病信息,2016,29(4):248-252. [6]徐琦,应杰儿.晚期原发性肝癌内科治疗进展[J].中国肿瘤,2019,28(05):373-380. [7]许洋,刘子荣,张雅敏.原发性肝癌的免疫治疗进展[J].山东医药,2017,57(02):104-107. [8]丁晓燕,陈京龙,孙巍,等.低剂量白介素-2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在≥5cm的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和安全性[J].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14,12(3)：23-29. [9]侯帅,樊琳琳,戴光荣.非手术治疗原发性肝癌研究进展[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6,19(2):249-252.

例文：中医药防治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

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王庆高广西中医学院2001级研究生（专业、学号）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发病隐慝，进展迅速，治疗难度大，生存期短，被称为“癌中之王”。当前，对肝癌的治疗仍以手术切除为首要措施，但在临床中大多数患者常不适于根治性切除。运用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肝癌药性缓和，副作用小，应用范围广，能提高早、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其生存期。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在不断地发展。本文就近5年来中医药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有关文献综述如下。 1.辨证论治 目前研究者对肝癌辨治的认识不尽相同，迄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肝癌基本证型和治疗法则。李永健等[1]统计近20年来国内外公开报道的肝癌辨证分型，进行多组间 2检验，结果2492例肝癌最常见的证型依次为①气滞血瘀型；②肝郁脾虚型；③肝肾阴虚型；④肝郁气滞型；⑤脾胃虚型；而肝胆湿热型、湿热内蕴型亦为肝癌证型中常见证型。王榕平等[2]辨证分析了117例肝癌患者，归纳出肝癌的临床四大证型为脾气虚型、肝气郁结型、肝郁脾虚型和肝肾阴虚型，而以肝气郁结型和肝郁脾虚型为主，约占临床患者的98.2%。 由于临床分型及治疗方法不同，临床疗效报道也各异。段平等[3]分3型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21例，肝郁脾虚、瘀毒不化型治以疏肝、健脾、化瘀解毒抗癌之法，方取四逆散合白蛇六味汤加味（柴胡、枳壳、白芍、甘草、白英、蛇莓、丹参、郁金、当归等）；脾肾双亏、毒瘀互结型治以健脾补肾、养气血、解毒化瘀抗癌之法，方取四君子汤加味（黄芪、党参、云苓、白术、土茯苓、莪术、山茱萸、枸杞、桑寄生、白花蛇舌草、生地黄、当归等）；热毒蕴结型治以清热解毒、泻肝利胆之法，方取龙胆泻肝汤加减（龙胆草、栀子、青皮、白英、龙葵、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七叶一枝花、茵陈等）；结果生存期平均8.6个月，中位生存期5.0个月，半年、1年及2～5年生存率分别为31.3%、9.5%、4.8%。熊墨年[4]分4型治疗中晚期肝癌30例，肝郁脾虚型用逍遥散或柴胡疏肝散加减（柴胡10g，当归10g，白芍10g，七叶一枝花15g，八月札12g，白术10g，黄芪30g，牡丹皮10g，炒莱菔子15g）；气滞血瘀型用自拟化瘀消瘤汤（芍药10g，三棱10g，莪术10g，郁金10g，佛手10g，水红花子10g， １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完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完整版) 1概述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2]。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3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85%～90%，因此本规范中的“肝癌”指HCC。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肝癌诊疗行为，2017年6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该规范的颁布反映了当时我国肝癌诊断和多学科综合治疗以及研究的状况，对规范肝癌诊疗的临床行为、改善肝癌病人预后、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7年至今，在肝癌的诊断、分期及治疗方面国内外新出现了许多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尤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委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多学科专家，结合目前肝癌临床研究的实际，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以下简称规范）。本规范参照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按照《牛津循证医学中心2011版》进行分级（附录1）。 2筛查和诊断

2.1肝癌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在我国，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过度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的男性风险更大。借助于肝脏超声检查和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进行肝癌早期筛查，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检查[3]。 2.2肝癌的影像学检查 各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各有特点，应该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 2.2.1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US）： 超声检查因操作简便、实时无创、移动便捷等特点，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常规灰阶超声可早期、敏感地检出肝内占位性病变，可鉴别其是囊性或实质性、良性或恶性，并观察肝内或腹腔内相关转移灶、肝内血管及胆管侵犯情况等。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观察病灶内血供，同时明确病灶性质及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毗邻关系。超声造影检查可提示肝肿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帮助鉴别诊断不同性质肝肿瘤，在评价肝癌的微血管灌注和引导介入治疗及介入治疗后即刻评估疗效方面具有优势。超声联合影像导航技术为肝癌的精准定位和实时微创消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4]（证据等级3）。术中超声及术中超声造影检查能更敏感地显示肝内直径约

肝胆外科原发性肝癌诊疗常规

肝胆外科原发性肝癌诊疗常规 【病史采集】 1．肝区痛、上腹部不适、饱胀、乏力、纳差、消瘦、发热、黄疸等。 2．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病史。 3．有无肺、胃、脑转移症状。 【体格检查】 1．肝肿大或上腹部肿块。 2．有无肝硬化及门脉高压的体征。 3．有无腹水、黄疸、下肢浮肿及恶液质等。 4．有无其他脏器转移的体征。 【辅助检查】 1．实验室检查： （1）HbsAg、血清胆红素、蛋白定量、凝血酶原时间、谷丙转氨酶。 （2）甲胎蛋白（AFP）测定： 1）采用对流免疫法或放射免疫法测定。 2）排除妊娠、活动性肝病、生殖腺胚胎性肿瘤。 3）血清AFP > 400ng/ml；或> 200ng/ml观察2～3周内逐渐升高者即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2．影像学定位检查： （1）B型超声检查能发现直径2cm或更小的病变。 （2）放射性核素计算机体层扫描（ECT）能分辨1～2cm 病变。 （3）CT检查检出直径约2cm左右的早期肝癌。 （4）选择性肝动脉造影，对< 2.0cm的小肝癌其阳性率可达90%，是目前对小肝癌的定位诊断检查最好的方法。 （5）磁共振成像（MRI）可分辨2.0cm左右的肝癌。 【诊断】 1．病理诊断： （1）肝组织学检查证实为原发性肝癌者。 （2）肝外组织学检查证实为肝细胞癌。 2．临床诊断： 临床上有原因不明的肝区疼痛、消瘦、进行性肝肿大，AFP对流法阳性或放射免疫法> 400ng/ml者，或>200ng/ml 持续2～3周，影像学检查有明确肝内实质占位性病变者，即可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鉴别诊断】 1．AFP阳性者需与妊娠、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胚胎性肿瘤及转移性肝癌等鉴别。 2．AFP阴性影像学检查肝内占位性病变者应与肝血管

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进展 摘要原发性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与炎症密切相关。在我国，肝癌患者中约大多数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病史；在欧美及日本，肝癌与丙型病毒性肝炎有关。本文总结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多种炎症介质对肝癌发生、转移的促进机制，通过阻断相关炎症介质作用，探索出抑制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发展，减少复发、转移的新治疗途径。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新发及死亡病例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5.4%。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有上升趋势。原发性肝癌是一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炎症在肝癌的发生和转移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1][2]。本文就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 概述 Rudolph Virchow[3]第一次提出炎症在恶性肿瘤进展中起一定的作用，认为慢性炎症可促进肿瘤的生长；随后Wiemann B[4]证明：通过给患者注射化脓性链球菌和粘质沙雷菌引起的急性炎症可使部分患者的恶性肿瘤退化。目前炎症与肿瘤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提示：炎症是导致肿瘤发生或促进肿瘤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约20%的恶性肿瘤由炎症诱发或促进[1] [2] [5]。炎症与肿瘤发展的多个环节相关，包括肿瘤细胞形成、进展、逃逸、增生、浸润、血管生成、转移。炎症引起恶性肿瘤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认为：炎症发生后，炎性细胞在迁入炎症部位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活性氧、活性氮物质，而且在慢性炎症过程中，内生抗氧化机制的抑制作用也可以产生超负荷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诱导DNA损伤，破坏增生细胞的基因稳定性，最终在炎症和活性物质的反复破坏下，细胞基因改变，包括点突变、基因缺失、基因重组[6]。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约1/3有明确的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欧美及日本，肝癌主要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酒精性肝病有关。肝癌与肝炎病毒、酒精性肝病的关系，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部分机制已经阐明。研究证实：乙型肝炎病毒（HBV）是一种DNA病毒，它可以整合插入宿主基因组，改变宿主体细胞基因的表达，导致宿主细胞基因组的不稳定，易发生基因改变，从而转化为肝癌细胞[7]；丙型肝炎病毒（HCV）为单链RNA病毒，可以和多种细胞蛋白作用，促进肝细胞向肝癌细胞转化[8]；酒精性肝病诱导肝癌形成过程中，酒精产物乙醛可直接损伤肝细胞或乙醇代谢产生的反应性氧化剂和脂质过氧化物直接造成DNA损伤[9]。原发性肝癌通常发生在慢性肝损伤的基础上，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这些被认为是癌前病变。慢性肝损伤引起的炎症反应促进肝硬化的发展，并且激活了肝细胞的再生能力[10]。肝脏的修复机制若被短暂的激活，肝脏的结构和功能可迅速恢复，修复机制的持续激活可促进肝癌的形成和发展，肝炎病毒感染和长期饮酒可激活先天性免疫功能，维持持久的炎症反应，从而促进肝癌的形成和发展[11]。 目前研究已证明，在炎症与癌症的关系中，许多炎症介质具有重要作用。炎症介质产生于炎症反应过程中，也可以由肿瘤细胞产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炎症介质包括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核转录因子—kappaB（NF-kB）、肿瘤坏死因子（TNF-α）、补体系统。. 原发性肝癌与Cox-2 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是花生四烯酸转变为前列腺素的限速酶，又称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成酶，是一种完整的膜结合蛋白，至少有三种形式：Cox-1位于内质网，属于结构型基因，多种正常组织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20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及HCC-ICC混合型三种不同病理类型，三者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及therapy、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肝细胞癌占到85-90%，本规范中的肝癌指肝细胞癌。 1 筛查 1.1 辅检 ①超声检查：略； ②CT：常规使用CT平扫+增强，检出及诊断小肝癌能力总体略逊于MRI。更多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后碘油沉积观察有优势。 ③MRI：常规采用平扫+增强扫描，系临床肝癌检出、诊断、疗效评价的常用影像技术。 （“快进快出”是肝癌CT/MRI扫描的诊断特点。） ④DSA：侵入性创伤性操作，多用于肝癌局部治疗或急性肝癌破裂出血治疗等。 ⑤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ET/CT）：优势在于：1、对肿瘤分期，可全面评价淋巴结转移及远处器官的转移；2、再分期：可准确显示解剖结构发生变化后或解剖结构复杂部位的复发转移灶；3、疗效评价：更敏感、准确；4、指导放疗生物靶区的勾画、穿刺活检部位；5、评价肿瘤的恶性程度及预后。 ⑥肝穿刺活检：1、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通常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穿刺活检。2、缺乏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占位性病变，肝穿刺活检可获得病理诊断，意义重要。 1.2 肝癌的血清学分子标记物 AFP是当前诊断肝癌常用而重要的方法。诊断标准：AFP≥400ug/L，排除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睾丸或卵巢胚胎源性肿瘤及怀孕等。 约30%肝癌病人AFP水平正常，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有助于提高诊断率。 其他：α-L-岩皂苷酶、异常凝血酶原等。 1.3 肝癌的病理学诊断 免疫组化检查： 常用的肝细胞性标志物有：Hep Par-1、GPC-3、CD10、Arg-1及GS等； 常用的胆管细胞标志物有：CK7、CK19、MUC-1等。 余略。 2 诊断 2.1 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或任何原因引起肝硬化者，至少每隔6个月行一次超声检查及AFP检测，发现： ①肝内直径≤2cm结节，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超声造影及普美显动态增强MRI四项检查中，至少两项显示有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门脉或延迟期强化下降的

原发性肝癌的治疗进展

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厅博士启动项目,编号:20101064。 作者简介:张驰(1986),女,辽宁义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消化道肿瘤。 原发性肝癌的治疗进展 张驰 综述,李静 审校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辽宁锦州121000) 摘要: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是指发生在肝细胞或肝内胆管细胞的恶性肿瘤,以发生在肝细胞为主。原发性肝癌是目前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治疗上多以手术治疗为主,但微创治疗、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也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生存率。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 中图分类号:R7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424(2012)02-0175-04 Treatment Advances in Primary Liver Cancer ZHANG Chi,LI Ji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Medical University,Jinzhou 121000China)Abstract:Primary liver cancer is one of the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world which has the highest mortality.The mor 2bidity shows a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Surgery treatment is the priority given to the PLC patients.Meanwhile,the mini 2mally invasive treatment,radiotherapy,chemotherapy and biological therapy ,can also enhance the survival rate of PLC pa 2tients. Key words:PLC;treatment;advance 原发性肝癌是死亡率位于全世界第5、我国第3的恶性肿瘤[1] ,目前,原发性肝癌的治疗首选仍然为以外科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式,虽手术为肝癌的首选治疗,但确诊时大部分患者已达中晚期,往往失去了手术机会,据统计仅约20%的患者适合手术。近年来非手术途径在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微创治疗、放疗、化疗、生物治疗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可使相当一部分患者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本文将就原发性肝癌治疗主要进展作一综述。1 外科治疗111 肝脏切除 手术切除为肝癌治疗的首选方法,应遵循彻底性及安全性原则,术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肿瘤的分期、大小、位置及肝功能储备情况,需综合分析。11111 直径[3cm 的小肝癌,肝功能尚好、无远处转移者,全身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尽早行手术切除,段或叶切除的远期生存率明显高于亚段的小范 围切除。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小肝癌手术切除5年生存率为6217%,10年为4613%[2] 。11112 直径\5cm 的大肝癌,或巨大肝癌(\10cm)甚至特大肝癌(\15cm ),只要包膜完整、无血管瘤栓、肝功能代偿良好,也应行手术切除,可明显改善生存期、提高生存率 [3]。 112 肝移植 肝移植现多作为补充治疗,适用于无手术指征,亦不能进行微波消融或肝动脉栓塞化疗(TA 2CE)治疗及肝功能失代偿的患者,理论上为唯一 根治肝癌的治疗手段。Mazzaterro [4] 等在1996年提出的米兰(Milan)标准:单个肿瘤结节,直径[5cm,多结节不超过3个、最大直径[3cm 、无血管浸润、无淋巴结转移或肝外转移,但此标准过于 严格,使部分患者失去移植机会。美国Yao [5-6] 等在2001年提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615cm,多发肿瘤数目[3个、最大直径[415cm 、总的肿瘤直径[8cm,不伴有血管及淋巴结的侵犯,此标准既扩大 175 辽宁医学院学报J Liaoning Medical University 2012Apr.33(2)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的研究进展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的研究进展 杨学刚１综述 许国辉２，吴　戈２审校 （１．贵阳医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０４；２．四川省肿瘤医院影像科，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 【摘要】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提高诊断率，早期治疗肝癌对其预后尤为重要，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特点：恶性程度高，进展快，预后差，甲胎蛋白水平高，发病与（ＨＣＶ或ＨＢＶ）病毒感染密切相关，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方法有：甲胎蛋白检测是定性诊断的最佳标志物；Ｂ超是最常用方法；螺旋ＣＴ、磁共振扫描已广泛运用于临床；肝动脉灌注指数有可能成为诊断青年人原发性肝癌的最佳指标；超顺磁性氧化铁比Ｇｄ－ＤＴＰＡ磁共振对比剂的增强ＭＲ检出小肝癌有一定优势；选择性肝动脉造影与穿刺细胞学已成为诊断中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 ＣＴ／灌注成像【中图分类号】　Ｒ　７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３５１１．２０１２．０７．０８０ 通讯作者： 许国辉，Ｅ－ｍａｉｌ：ＸＧＨ０９１３＠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原发性肝癌（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ＰＬＣ）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每年新增肝癌患者高达百万人。ＰＬＣ在我国高发，目前我国发病人数约占全球患者的５５％， 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２位， 在城市仅次于肺癌，在农村仅次于胃癌［１］ 。目前关于青年人原发性肝癌的定义国内外无统一的年龄上限标准。在日本采用４０岁为青年人肝癌的年龄上限， 主要由于日本肝癌的发病高峰年龄接近７０岁［２］ 。原发性肝癌在我国好发年龄 段主要集中在４０～６０岁之间，这里采用４０岁为青年人肝癌年龄上限。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率相对较低，但是恶性程度高，早期诊断困难，预后差，一般发现时已属于中晚期 ［３］ 。青年 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率目前没有详尽的流行病学资料，但是根据不同时期青年原发性肝癌所占肝癌总的百分比估计，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率日趋增高，故提高诊断率，早期手术，延长青年患者生存时间尤为重要。本文将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进展做一综述。 １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特点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无特异临床表现，与中老年人相比，临床症状不典型，恶性程度高，分化程度低，进展快，易漏诊、误诊，手术根治性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差的特点。目前认为，青年男性易患原发性肝癌是因为男性易感性高、遗传和后天获得因素不同以及暴露于致癌因素机会多。青年人原发性肝癌与（ＨＣＶ或ＨＢＶ）病毒感染密切相关。ＨＣＶ病毒感染是西方国家终末期肝病的首位原因，ＨＣＶ的核心和ＮＳ５Ａ蛋白具备转录活性，可下调ｐ５３的功能；在细胞凋亡方面还有明显作用，可诱导ＨＣＶ感染肝细胞的氧化应激，已发现ＨＣＶ核心 转基因鼠可发生肝癌［４］ 。ＨＢＶ与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关系已有 众多的阐述，虽然它不是青年人原发性肝癌发病的直接原因，但却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肝癌患者常有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发展过程。有文献报道，青年人（＜４０岁）肝癌组ＨＢＶ感染阳性率达９０．６％，显著高于老年人肝癌组４１．３７％（Ｐ＜０．０１）。青年人原发性肝癌以巨块型和弥漫型多见，肿瘤易侵犯肝内门静 脉而发生癌栓［３］ 。血清甲胎蛋白（ＡＦＰ） 已是公认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标记物，有研究表明，ＡＦＰ具有促进肝癌细胞ｐ５３、ｃ－ｆｏｓ、ｃ－ｊ ｕｎ、Ｎ－ｒａｓ等原癌基因的表达，促进肝癌细胞ＤＮＡ合成，直接刺激肝癌细胞的增殖的功能［５］ ；另外，ＡＦＰ还能通过诱导 淋巴细胞凋亡、抑制树突状细胞的功能以及降低肝癌细胞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的表达，最终导致肝癌细胞的逃避机体免疫监 视［６］ 。故青年人血清ＡＦＰ值越高， 提示肝癌恶性程度就越高，也可能是患者预后差的一个原因。２　青年人原发性肝癌的诊断 ２．１　免疫学诊断　甲胎蛋白（ＡＦＰ）目前是原发性肝癌定性诊断的最佳标志物。文献报道，ＡＦＰ在青年人原发性肝癌阳性 率７６．７％［７］ 。并非所有的肝癌细胞都分泌Ａ ＦＰ，有３０％左右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ＡＦＰ值在正常水平， 甚至包括晚期肝癌［８］ 。ＡＦＰ异质体的研究和应用，有效地提高了ＡＦＰ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提高了低浓度ＡＦＰ阳性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检出率。ＡＦＰ异质体分为ＡＦＰ－Ｌ１、ＡＦＰ－Ｌ２和ＡＦＰ－Ｌ３，其中ＡＦＰ－Ｌ３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癌患者血清中，血清中的ＡＦＰ－Ｌ３水平随着肝细胞癌的生长成线性升高，对肝细胞癌的诊断具有很高 的特异性，即使是处于早期的肝细胞癌也能产生ＡＦＰ－Ｌ ３［９］ 。丁贤等人研究表明ＡＦＰ－Ｌ３用于肝癌诊断不受ＡＦＰ≥４００μｇ／Ｌ作为肝癌诊断标准的限制，如果患者血清中总ＡＦＰ只有轻微升高，而ＡＦＰ－Ｌ ３所占比例超过１０％，就提示肝癌发生的可能性较大［１０］ 。ＡＦＰ异质体检测方法操作繁琐， 精确度要求高，至今未在临床中推广。多种肝癌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具有互补性，有利于ＡＦＰ阴性肝癌的诊断。有报道，ＡＦＰ，γ－ＧＴⅡ，ＡＡＴ及ＡＬＰ－Ｉ联合检测，肝癌的阳性率为９８．０％，以ＡＦＵ及γ －ＧＴⅡ及ＡＡＴ联合诊断肝癌的阳性率９１．７％［１１］ 。随着基因 组、蛋白组等组学研究进展，有学者用组学“标签”进行肝癌的早期诊断，而这些“标签”的应用价值尚需通过临床随机研究的 证实［ １２］ 。２．２　影像学诊断 ２．２．１　Ｂ超检查　Ｂ超检查具有无创、廉价、可重复性使用和对病人无放射性损伤等优点。Ｂ超是青年人原发性肝癌诊断 ·２１４１·西部医学２０１２年７月第２４卷第７期　Ｍｅｄ　Ｊ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４，Ｎｏ．７

原发性肝癌急性并发症的诊疗进展

原发性肝癌急性并发症的诊疗进展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急性；并发症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常见实体瘤中排位第5,在相关性肿瘤死亡原因中排位第4。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26万例,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男女之比3．2∶1。80%新发现病例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约11万人,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45%。PHC临床表现和病情变化较为复杂,其致死性的急性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出血、肝癌破裂、胆道梗阻、自发性低血糖、肝肾综合征、腔静脉阻塞、肝性脑病等,其中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上消化道出血及癌结节破裂出血,其次是肝昏迷及肝肾综合征。这些急性并发症常是外科、肿瘤科及ICU所不能单独处理的,诊疗中内科医师往往负有主要责任,因此积极早期诊断及治疗原发性肝癌急性并发症非常重要。 1 上消化道出血 原发性肝癌患者,其中15．1%的患者死于上消化道出血,PHC 多合并肝硬化,肝储备功能差,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发生率较高;对皮质激素及体内激素的灭活能力低下,消化道溃疡、胃黏膜病变较为普遍。 抢救措施：(1)正确估计出血量，积极扩容,纠正休克。(2)药物治疗①血管加压素：垂体后叶素能迅速收缩内脏血管,减少进入门脉系统血液,降低门脉压,达到止血功效,止血成功率为50%~70%,其

用药方法较好的方案是每分钟2．75mU/kg静脉持续输注,根据治疗反应,可逐步增加剂量,但不宜超过0．4 U/min,如果出血得到控制,应继续用药8~12 h,然后停药。也可合并应用舒血管药硝酸甘油、酚妥拉明治疗出血,可显著降低门脉压力和增加局部效应,防止心血管并发症。

原发性肝癌研究进展(最终版本)

原发性肝癌西医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很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人，尤其以亚太地区居多，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5位，死亡率位居第3位[1]。我国肝癌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中位居第二[2]。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及遗传学的进展, 普遍认为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包括外环境致癌因素( 病毒、寄生虫、饮水污染、烟酒、黄曲霉毒素的摄入、)和自身遗传因素相关。现将近年来有关原发性肝癌西医治疗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分子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具有较好的分子选择性，能高效并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分子靶向药物的选择性高，不易发生耐药，同时安全性优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是目前肿瘤治疗领域发展的新方向。分子靶向治疗是以肿瘤细胞过度表达的某些标志性分子为靶点，选择针对性的阻断剂，有效地干预受该标志性分子调控和密切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进展及转移的效果[3]。索拉非尼(sorafenib)是一种口服的有活性的多激酶抑制剂，具有对抗酪氨酸激酶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活性[4]。因而，这种药物可以靶向两个主要通道，通过阻止血管生成和通过阻止Ras/MAPK激活细胞增殖来阻止肝癌形成。临床前研究显示在HCC异种移植模型中其表现出抗肿瘤活性[5]。137例晚期HCC患者的n期临床试验显示索拉非尼可使35%患者的病情稳定持续达4个月,所有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9.7个月，部分应答率低于10%。有趣的是，有Ras/MAPKK 途径激活的患者可存活178d，未激活者仅存活46d%。 2.射频、介入治疗 RFA 系统由射频发生器、电极针、中性电极板及患者一起构成的闭合循环环路，在影像技术导引下将射频电极插入PHC组织，通过电流方向的改变引起局部组织中离子振动，摩擦产热，局部温度增高使肿瘤组织迅速发生凝固性坏死，直接原位杀死肿瘤细胞。①直径≤3cm的小肝癌，RFA可以取代手术切除成为首选治疗。Livragh进行的[6]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比较了小肝癌经皮RFA与手术肝切除的1、3、5年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发现手术切除并不优于RFA，而RFA 治疗的创伤、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及费用均显著优于手术切除者，认为小肝癌应优先选择RFA。TACE是晚期原发性肝癌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法，但组织学发现仅有20%-50%的病例在TACE术后肿瘤呈完全坏死，绝大部分在肿瘤周边、肿瘤包膜下及包膜内显微镜下可见存活的肝癌细胞。而且TACE对大部分门静脉

2019年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盘点

2019年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盘点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目前仍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的新发病例及死亡病例均超过80万例，中国患者占一半以上。多学科综合治疗仍是延长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提高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有效治疗策略。2019年，针对肝癌治疗的临床研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肝癌的治疗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早期肝癌仍以切除和射频消融等根治性治疗为主，中晚期肝癌则采取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的方式，以有效延长肝癌患者的生存期，部分肿瘤经联合治疗后甚至可达到转化切除的目的，最终获得长期生存。本文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疗方式，对2019年肝癌治疗新进展综述如下。 局部治疗 1.1 手术切除/局部消融治疗 手术切除和局部消融治疗目前仍是最常用的肝癌根治性治疗手段。既往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结果表明，对小肝癌而言，手术切除和局部消融治疗的长期效果相当。尽管局部消融治疗的局部复发率高于手术切除，但在密切随访下，补充消融或挽救性手术切除可有效延长患者的总体生存。今年的一项RCT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符合米兰标准的复发性肝癌，接受再次手术与接受射频消融患者的长期生存无明显差异。但对于复发肿瘤直径＞3 cm或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200 ng/ml的患者，接受射频消融

的总体生存和无复发生存均显著低于接受再次手术切除者[1]。但再次手术切除的并发症发生率亦显著高于接受射频消融者[1]。对于手术切除风险较高的小肝癌患者，射频消融仍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而对于大肝癌患者，直接手术切除后残余肝脏体积不足者，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术方案。ALPPS通过促进残余肝脏代偿性增大降低术后肝功能低下的风险。但其手术安全性及促进残余肝脏增生能力仍需进一步验证。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Chan等[2]对比了46例ALPPS和102例PVE促进肝脏再生的效果，结果显示，接受ALPPS患者的手术切除率显著高于接受门静脉栓塞（portal vein embolization，PVE）患者（97.8%∶67.7%，P＜0.001）。第6天时ALPPS使残余肝脏体积增加约48.8%，肝脏总体积增加约12.8%。尽管该研究显示，接受ALPPS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46.8%，而接受PVE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64.1%，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234），但对于ALPPS的采用仍应谨慎，需严格把握适应证。 1.2 放射治疗 放疗技术的发展使放疗在肝癌治疗方面拥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但其适用范围仍值得进一步探讨。2018年，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发表的一篇回顾性的研究指出，对于未接受手术切除的Ⅰ/Ⅱ期肝癌患者，接受射频消融治疗（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者其5年生存率优于接受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者（29.8%∶19.3%，P＜0.001）[3]。而2019年的另外一篇报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