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宠臣李延年的兄长）攻打匈奴，被贰师将军派出，从居延海出塞向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借以分散匈奴的兵力，不料遭遇匈奴八万大军的围攻，他率士卒激战八天，杀敌过万，而终因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且救兵不到而被迫投降。上报汉武帝后，汉武帝因其投降而大怒。司马迁因感李陵勇敢杀敌，为了士卒之命，且是否是真正投降还尚不明确，就在所有人不敢为其申辩时，为李陵申辩，因此被处以腐刑。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种刑罚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
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人生、社会进行了一定的质疑与反思，他的修史动机也随之而发生改变。
司马迁首先质疑的就是人的命运由谁或什么来主宰，在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谁主沉浮。李陵之祸“不仅让他的身体、人格体会了巨大的屈辱，更重要的是让他的思考迈进了一个沉默失语的领域。羞辱让他把目光转向人的自身，转向生命最深处的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才会闪现《史记》古往今来中国史书中绝无仅有的人的光辉。
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的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到底是一步什么样点的著作呢，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史记的成书和体例。
（二）《史记》的成书于体例
1、《史记》成书简介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也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此书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体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本纪—序帝王—以主宰天下政局的帝王为纲，以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记载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
表——系时事—以谱牒形式，用清晰简明的表格，概括排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
书——详制度——专门记述礼乐、军事、历法、天文、祭祀、水利、经济等社会政治制度；
世家——记侯国——主要叙述侯王和有特殊功勋人物的历史；
列传——志人物——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代表性历史人物的传记。
《史记》之前的史书或以时间为线索，比如《左传》，或者以事件为线索，比如《战国策》，有别于以前的史书，《史记》以人物为主，所写人物众多，而这些人物大都以悲剧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要深入理解《史记》，便可以从这些人物入手，在分析悲剧人物形象之前，首先要了解悲剧、悲剧人物的含义，他们的内含与外延。
第二部分悲剧人物的定义及其内涵
（一）悲剧：三重含义
“悲剧”一词，源自欧洲文明的悠久传统，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戏剧类型，起源于古希腊酒神祭祀的仪式之中。但是，这个概念历史地发展到今天，含义已经非常宽泛，现在我们使用这一概念，基本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1，狭义：戏剧的主要类别或体裁之一：悲剧、喜剧、正剧
2，现实生活的悲剧：指不幸的遭遇
3，美学范畴的悲剧：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悲剧意识是人在感受自我与外界的对立时产生的对立意识，促使人对悲剧必然性的明确认识，并进行理性反思的意识。悲剧精神即为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在苦难与毁灭面前所迸发出的抗争性的精神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悲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发怜悯和恐惧之情。
黑格尔：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
鲁迅：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恩格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刚才我们对悲剧、悲剧人物有了一个界定，对中外不同的悲剧有了一定认识，我们在来看《史记》，《史记》中的悲剧既是现实生活的悲剧也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决定了它的现实性，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的，同时它又是文学著作，决定了它的美学性，其中蕴含着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人物在苦难与
毁灭面前具有顽强的抗争精神，他们的理想被毁灭，生命终结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引起读者的共鸣。
无论是最初作为戏剧的悲剧，还是经过进一步发展的广义上的悲剧，它都有一个主角，即悲剧人物。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悲剧人物的内涵。
（二）悲剧人物
1、定义：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亚里士多德）
2、悲剧人物的标准在于：一，作为悲剧承载主体之士人，或具有崇高的人格，或在历史发展中有过贡献，或力有所作为，但命运悲惨的士人；二，悲剧性命运主要是由外部势力的打击造成，而非自身之缺陷与不足造成。这样，他们遭遇了不应遭遇的厄运，而使人们产生了怜悯和同情之情。而其道德人格越伟大，对社会之贡献越大，受外部邪恶力量打击越猛烈，其命运的悲剧色彩就越浓，而其悲剧精神也越为震撼人心。
《史记》全书共有人物传纪一百二十篇，其中以悲剧人物命名的篇目就有五十七篇，加上虽不以悲剧人物作为篇名却涉及到人物悲剧命运的二十几篇作品，《史记》共有七十余篇悲剧作品，记载悲剧人物近一百二十余人，单从数量上看，史记就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著作。
第三部分悲剧人物类型及其形象分析
（一）悲剧武士——以李广、韩信为代表
武士是指以要厮杀与战场或主要以靠战场之功取得社会地位之士。春秋战国之事，楚汉枭雄之争，汉匈无数次的交战，千万次的战争中涌现出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最过于醒目的莫过于处于战争最前线的武士将领，他们处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驰骋于疆场，成为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闪烁的璀璨明星。然而，有些璀璨的明星，他们没有陨落在战场上残酷的厮杀中，而是牺牲在看不见的刀刺下。这是作为一个战士的悲哀，也正是他们悲剧之所在，这样的悲剧武士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1、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以李广为代表的一代名将悲剧
提到李广，我们就会想起王昌龄那句著名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初文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感叹道：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来借此感叹自我的时运不济与不得志，并使此意流传千古，而李广的悲剧性命运也随着这首著名诗句再一次深刻在人们的心中。
①猿臂善射、英勇善战:最能体现李广善射的莫过于李广射虎，“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如果说此次是由于人在情急之下潜力被激发所致，那么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足可见其箭术高超。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 70 多次，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人闻名丧胆，称之为“飞将军”
②作战机智、谋略过人:汉景帝时，李广率百骑出巡，匈奴数千骑突然而至，随骑惊恐欲奔，李广说：我们离大军甚远，如走，匈奴
立可追杀尽我们，如不走，匈奴以为我们设计诱敌，必不敢逼迫。他令随骑解鞍下马，独一人往来奔突射杀匈奴数人。匈奴恐其是计，不敢迫前，夜半撤围而李广得归。
③仁爱士卒、敢于承担:他治军简易，对士兵从不苟刻，尤其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公元119 年，李广以六十岁高龄从卫青出击匈奴，出塞后，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单于的驻扎地，他想让公孙敖立功，并且“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徙广出东路，与赵食其出击匈奴。然因道路难走且军无向导而迷失道路，延误了军期。然而至幕府对簿时，他将责任揽于一身，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李广）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一代名将，以自杀尽职，留给世人无限悲痛和惋惜.
2、功高震主，权大遭忌----以韩信为代表的汉初功臣悲剧
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汉朝的建立离不开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的名字。
韩信是汉初开国功臣，帮助刘邦打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
建立大汉基业。作为一个独立个人，他自信傲然：在寄食于南昌亭长时，敢于因受辱而愤然绝去；他知恩图报，对漂母一饭之恩也要许以回报，他能够忍辱负重，甘受胯下之辱，以此换来生存乃至实现日后的更为高远的目标。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他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
韩信可以说是一个军事上的千古奇才，是一个傲视群雄的英雄武士，他将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彻底击败，一举奠定建立汉王朝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样评论：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可是这样一位人物却因勇略震主被谋杀。韩信在打下齐地后以功要挟封齐王，在陈豨谋反之事上的优柔寡断，然而，从整篇《淮阴侯列传》我们可以看出，手握重兵，又用兵如神，且功高盖主，为帝王最为忌惮，才是他最终被杀的主要原因。“国士无双”的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的悲剧结局。而其后的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梁地展开的大规模的游击战，掐断了项羽，前后方的联系，与刘邦一起消灭了项羽，也是汉初的开国功臣，然也终因刘邦、吕后所猜忌，被“吕后乃使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之罪名杀害。还有黥布、陈豨等，也因恐惧、
怀疑、猜忌被逼“造反”而被杀。他们是叱咤疆场的英雄，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对功高震主、权大遭忌的君权政治的最好诠释！
3、精神解读：
（1）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
《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古老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儒家入世思想：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大丈夫该如此。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项羽虽没有真正成为一代帝王，但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所建立的功业几近于真正的帝王，司马迁把他列于“本纪”已体现出他对项羽的钟爱与称许。而司马迁所以如此称颂项羽的，决不单单是项羽的功业，最主要的是项羽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正像他在《项羽本纪》中所赞美的那样：“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一直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主旋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以其执著奋斗的人生历程，为后世的仁人志士奏响了壮行的凯歌，他们的进取精神融注于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凝结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普照后世。
(2)知恩图报、仁而爱士的美好品德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韩信对刘邦知遇之恩，坚守着“士为知
己者死”的信条，在蒯通、武涉劝其叛汉之时，忠汉之心毫不动摇。“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李广带兵：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史记·李将军列传》
（二）悲剧文士——以孔子、屈原为代表
《韩诗外传》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子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苏秦说的“文士并诺”，便是指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人。《史记》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文士，他们活动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凭借他们的知识与技能，或成为当时以至后世人们敬仰的思想家，如孔子；或成为当时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士，如苏秦、张仪、萧何、张良、陈平等，在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的舞台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然而，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开始以悲剧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时，如屈原、孙膑等，不能不震撼这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的思考。
1、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孔子为代表的生未逢时之悲剧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弟子周游列国 14 年。他关心政治，关心民生疾苦，看到百姓备受战争之苦，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的统治者。他不但有着这样的宏伟的政治理想，还有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的政治才干。他直道
而行，坚强不屈，他在战争纷乱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仁政的政治理念得以实施而奔走；他不顾艰险，在 55 岁之时，背井离乡，开始周游列国之旅，在途中多次被围，被人耻笑为“丧家之狗”，他却依然坚持着信念。然而，一生刻苦顽强的孔子，有着治国安邦才能的他，却始终没有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重用，甚至连自己的故国也不能回。他历经十多年的时间，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甚至险些丧命他乡，其命运是何等坎坷。
孔子的悲剧在于，在当时那个已经礼崩乐坏的社会，战争频繁，各个诸侯国所想的是如何强兵壮国，而孔子以“君子之礼”辅政，以夏、商、周为治国典范，这样的政治理想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是找不到出路的。因此，孔子至死得不到重用，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数士人，他们有着美好的理想，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是背离了时代的现状，以致壮志难酬，抑郁终生。
2、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屈原为代表的怀才不遇之悲剧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他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但却因此受到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宠妃郑袖等人的嫉妒与谗害。继而楚怀王对其疏远，致使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
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屈原感到报国无望，政治理想破灭,只得以死明志，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可以说是志洁行廉、品格高洁、忠贞爱国的典范，司马迁赞美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这样一位“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忠臣，却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终因“谗人间之”导致一向非常信任屈原的楚怀王恼怒且疏远了屈原。至此，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怀与昏君谗臣所不容的事实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并没有对国事置若罔闻，也没有对上官大夫表现出丝毫的屈服，而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表达自己的不平与心志，即使是在被放逐之时，仍旧“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这是屈原最初的抗争。楚怀王因听信谗臣“身客死于秦国”，屈原更加痛心，也因此再次遭到奸臣的迫害，被放逐到更远的地方，悲剧性加强。当屈原在江滨与渔父对话表白心志时，其悲剧性的结局已经蕴含在其中了。“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仅仅是有昏君、奸臣的迫害是构不成真正的悲剧的，充其量是一幕人间惨剧，博人几分哀叹而已。而屈原所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屈原没有因为“举世混浊”而“随其流而扬其波”，没有因为“众人皆醉”而“餔其糟而啜其醨”，反倒是带
着自己美好的治国理想和这种理想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无奈，带着自己美好、高洁的品格不被理解的愤懑，毅然“怀石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然死去了，但他的死使他的人生悲剧有了质的超越，他的爱国情怀、高洁之志成为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在中华民族的上空。
纵观屈原的一生，他是清正刚廉的政治家和才华出众的文人，年少得志，被统治者重用，然正因如此，便受小人嫉妒，谗言诋毁，被君王猜疑而疏远，在一种怀才不遇、郁闷忧愤的状态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他们仕途上的坎坷与悲剧，是中国封建文人仕途苦旅的代表
3、精神解读
（1）坚持理想、独善其身的高洁志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2)忧国忧民、英勇献身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与实际表现。司马迁的《史记》以巨大的热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歌颂了历史上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英雄和对国家、对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壮烈的屈原对祖国的热爱可以说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典范。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的愤懑记叙了屈原悲剧的一生，歌颂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刚直不阿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屈原作为楚国的政治家兼诗人，他“眷顾楚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完成统一中原的宏伟大业，所以他“奔走以先后”，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弊政、连齐抗秦。即便是在受谗见疏、贬谪流放的境况下，他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始终以祖国的前途为念。他在因忧愁忧思而作的《离骚》中，将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强烈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泪融为一体，把一篇《离骚》写得如泣如诉、回肠荡气。他总结古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以古论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希望楚王觉悟，改弦易辙，奋发图强。他明知“鲧婞直以身亡”，“謇謇之为患”，却拒绝女媭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终“忍而不能舍也”，表现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他上下求索、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后，神巫指点他离楚远逝，但他始终不能离开祖国一步，最后以身殉国，用高尚的节操、光辉的品格，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屈原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品质，千载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也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士林阶层重建一统天下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着力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林阶层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所呈现出来的“扶义倜傥”（《太史公自序》）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育化作用。所以说，《史记》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三）悲剧谋士——以商鞅、伍子胥为代表
1锐意革新、敢为人先----以商鞅为代表的改革家之悲剧
商鞅，公孙氏，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称为卫鞅。初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被公叔痤举荐但未受重用。后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和实行郡县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并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孝公死后，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的罪名诬陷商鞅，将他逮捕并车裂。
商鞅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秦王朝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遭到反对党人的联合绞杀，他以死亡获得作为特殊存在的优越性。按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他们的变法应该得到合理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下，却遭到了阻挠、打击和迫害，直至不容于世。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新观点、新思想、新的事业开辟道路。
商鞅与甘龙、杜挚之千古雄辩，两千年后依然振聋发聩。他徙木为信，奠定变法的基础，他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他的变法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变法所起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商鞅的变法也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的措施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2遭际悲惨、忍辱偷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政治家之悲剧伍子胥不随父兄而死，而是为了“借力以雪父之耻”，为报杀亲之仇而隐忍苟活，自此，开始了他一生传奇而又悲惨的逃难历程。从楚到宋，出宋至郑，最后逃之吴国，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与谋国政。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荐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之策，引兵破楚，终报杀亲之仇。对此司马迁如是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于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3、精神解读
（1）变法改革、开拓创新
不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便是中国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变法改革运动。改革是人类智慧最惊心动魄的表演，是生命活力的集中体现。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改革在历史上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以如椽巨笔描写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变法图强、开拓进取的改革家形象。虽然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其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有的改革家得以保全自己，有的改革家却以身殉职，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却万古长存，尤其是后者。
变法改革既有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社会的急剧变化诊脉开方的诸子，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道家的老子、庄子，抑或是法家的韩非子等，他们都有“当今之世，如欲
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变法改革也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尤其是吴起、商鞅、晁错等人的变法之举，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
司马迁通过他笔下为改革创新而大胆探索、锐意实践，甚至牺牲生命的改革家的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创新，这种创新与进取使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些改革家形象所闪现的思想光辉和所表现的思想品德，汇集、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改革变法、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改革进取，推动着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前进。
（2）、坚忍不拔、顽强抗争
韩愈曾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亦好。”司马迁从自己忍辱负重、求证人生的生命体验出发，对在屈辱中巍然屹立的坚毅之人给与了高度赞扬，这种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面对困苦却能顽强抗争的英雄品格成为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司伍子胥是《史记》中隐忍不死以就功名的典型形象。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饱含感情地记述了伍子胥替父兄报仇的不平经历。荒淫残暴的楚平王听信谗言，加害伍子胥一家。伍子胥在“俱灭”与“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弃小义、雪大耻”，逃离楚国。他先后逃至宋、奔于郑，历尽风险，最后不得不逃往吴。即便是在“窘于江上，道乞食”的困境中，伍子胥也不曾有一刻忘记楚国的仇恨。伍子胥凭借他杰出的才智、坚忍不拔的精神，历
尽艰难困苦、辛酸曲折，终于在15 年后，利用吴国的兵力击败楚国，鞭尸楚平王替父兄报仇。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充分表现了伍子胥为复仇而经历的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以及他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隐忍精神、坚毅品格和坚决彻底的抗争。伍子胥在吴国潜心致志，辅佐阖庐，为破楚做准备。在佐吴兴邦、佐吴破楚、佐吴争霸的长期奋斗中，伍子胥的才智、潜能得到了超常发挥，终于“五战，遂至郢”，掘坟鞭尸，申报冤仇，实现了“隐忍就功名”的人生价值与奋斗目标。
司马迁他本人更是一位以忍辱著述的方式进行顽强抗争的超拔之士。史莱格尔说：“人性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司马迁与这些在屈辱中愤然抗争、尽显英雄本色的悲剧人物虽隔代相望却心气相通。这种“隐忍就功名”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顽强抗争的精神支柱，“为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出路、一种向上的力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
（四）悲剧侠士——以荆轲、郭解为代表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认为“侠”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是目无法纪、活贼匿奸、以武扬名之徒，他站在法家和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侠”是“五蠹”之一。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与《史记·刺客列传》中，为我们塑造了两类侠士的具体形象——游侠与刺客
1、轻死重气、知恩图报----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之悲剧
战国后期，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国力强盛，一跃而成为诸侯之首，威胁到了其它六国的生存，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恐慌。于是，当时的秦王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成为了众矢之的，六国之人都想刺杀秦王。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为后人称道的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故事，而荆轲也得以流芳千古。
荆轲，卫国人。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以术说卫元君，但未受重用。后秦灭卫,他逃至燕国，与好友高渐离等在市间放歌纵酒，后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荐给太子丹。秦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太子丹乃与田光密谋，后田光自杀以激荆轲入秦行刺秦王。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在此种情况下，荆轲献计太子丹，拟以秦国叛将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樊於期也为成全荆轲而自刎。荆轲本欲待好友前来共赴大事，但太子丹却疑荆轲反悔。荆轲怒与秦舞阳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秦王在咸阳宫隆重召见了他。荆轲在献燕督亢地图时，图穷匕首见，刺秦王不中，被杀。而在此五人列传中，司马迁并没有平均用墨，荆轲的形象较之他人更为突出，更具有代表性。他好读书击剑，有一定才能。面对盖涅与鲁勾践的挑衅，他主动避让显示了他的为人沉稳，能够忍辱负重；“尽与其贤豪长者想结”，受燕太子知恩，勇于报答，显示出其道德品质之高尚；而易水送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场景，他在明知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慷慨上路，更显其悲壮的侠者风骨。行刺之时，他在“舞阳色变振恐”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发布时间:2012-11-21 来源:应届毕业生求职网 以下是一篇关于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欢迎浏览！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悲剧特色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人们对《红楼梦》的高度赞赏，以及对它的推崇。从《红楼梦》现世到今，已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也说了一两百年，不但没有说完，还成了现今社会的一大热点；《红楼梦》增删了五次，披阅了十载的，不仅没有写完，作者还泪尽而逝。《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自《红楼梦》出世以来，人们一直在读红楼，说红楼。因它的美而惊叹连连，因它的悲而悄然落泪，甚至因对它的品评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红楼梦》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让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甚至影响至今。从而引起了人们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极大兴趣。下面我就以宝、黛、钗尤其是宝黛之间的爱情，来浅谈一下《红楼梦》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宝、钗、黛爱情的评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以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样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免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整个梦终成一场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悲剧的主线。其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我们首先看宝黛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宝玉深爱着青梅竹马的黛玉，但他却不能与之生死相守。宝玉视黛玉为红尘知己，但黛玉的飘然而逝，令宝玉心如死灰。可以说，黛玉的死对宝玉来说不仅是爱的破灭，而且也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毁灭。再来看宝玉和宝钗，虽然宝玉在丢失了通灵宝玉、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迫与宝钗成亲，但他却不爱宝钗，不愿与之厮守一生。宝钗虽然与贾宝玉成婚了，但也只是得到贾宝玉毫无灵气的空壳躯体。相比较之下，也许薛宝钗的命运比林黛玉更富有悲剧性。 我们先看宝黛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可能。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的化身而出现的，贾宝玉存在的意义，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他负担者巨大的精神矛盾，贾宝玉和林黛玉悲剧，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
《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文献综述
《<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项羽戎马一生最后却惨遭失败的悲剧命运，两千多年来人们依旧谈论着这个悲剧英雄，众多学者认为，项羽的失败多归于他的悲剧性格。其性格中的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令他在与刘邦的抗争中处于劣势，最终灭亡。拟总众多学者的观点，力求将《史记》中项羽的悲剧性格研究系统化地呈现出来，对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字：史记；项羽；性格悲剧；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 项羽是秦末反秦起义中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领导起义军摧毁了秦军主力，为彻底推翻秦王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最终归于失败。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项羽破釜沉舟，“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设鸿门宴、“项王军壁垓下”、“自刎而死”【1】。两千年以来众多读者无不为项羽的失败惋惜，认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却因为其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而导致了他最后失败的悲剧结局。本文着重从历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入手，对《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及综述，力求在综述的过程中加深对项羽性格悲剧的了解，希望为今后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 一、凶狠残暴 对于项羽的凶狠残暴，最直观的要数《史记》中项羽周身之人对其的评价。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评价项羽“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1】同时，司马迁亦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直面揭露了项羽的凶残：“烧夷齐城廓宫室，皆田荣降卒……询齐至北海，多所残灭”【1】二人皆认为项羽每到一处地方，就活埋投降的士兵，焚烧房屋，抢夺妇孺，所到之处，皆成了民不聊生的地狱，怨声载道。 明代杨维桢把项羽比作夏商两代暴君桀纣，痛斥其残暴行径，认为“迹其慓悍滑贼之性，嗜杀和嗜食”，“此真天下之桀也”。杨维桢在《史记评林》中说道：“《孟子》云：‘为天下驱民者，桀与纣也’。籍亦为汉驱者耳，其能与汉争天下哉？迹其慓悍滑贼之性，嗜杀和嗜食……残灭襄城，杀秦降王子婴，斩韩王成，王陵母，甚至于杀义帝，此真天下之桀也。”【2】在《史记评林》中，凌稚隆也提出“项王非特暴虐不得人心”，认为项羽凶残暴虐，让人恐惧厌恶而不得人心。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卷一中也曾提出“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认为项羽以凶狠残暴让人服从，凶名在外；而刘邦却擅攻心计，以德服人，是谓开明，而得人心。【3】清朝郑板桥也曾有这样一首诗来评价项羽的“夜坑秦卒”的残暴之举“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杀汉王。”【4】 在现今，很多学者在认同项羽的英雄形象的同时，指出了其性格的残暴之处。沈薇在《项羽兵败的性格原因》中说道：“项羽失败的原因都绕不开他性格暴戾、烧杀掳掠以致失去民心的这一面。”【5】认为项羽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帜起兵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在重蹈秦始皇的覆辙，用一种暴行代替另一种暴行，大量的屠杀行为使他大失民心与军心。【5】张桂英在《太史公笔下的项羽》中指出“项羽似乎是为了应验“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在整个反秦斗争中,他表现得极为残暴。”【6】并列举了三个事件作为证据：一是活埋襄城守城军民；二是汗水之战后，在新安城南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军投降的士兵；三是在平叛田荣叛乱时，把田荣手下投降的
浅论《史记》人物形象
浅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申艳丽 准考证号:050204100323 【内容提要】：《史纪》开我国纪传文学之先河,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很有特色。本文主要从人物描写的方法、互见法的运用、突出人物形象的崇高美和司马迁的圣人情结等方面来分析《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关键词】：《史纪》互见法崇高美圣人情结. 【正文】《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西楚霸王所表现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拨动每位读者的心弦，而兵败垓下是的苍凉及霸王别姬是的柔情，则带给我们一丝丝的惊讶，表面豪放霸气的项羽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开创汉代百年基业的刘邦，其神秘色彩在司马迁笔下戛然而止，《史纪》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司马迁以一个伟大史学家海纳百川的心胸还原了历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小人物荆轲第一次在司马迁笔下登上正史的大雅之堂，综观《史纪》全书，不管是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家喻户晓的名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赵奢、廉颇、韩信；还是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郭解，他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史纪》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鲁迅先生曾称赞《史纪》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总所周知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遇，通古今之风云成一家之言”的气度，更是让人折服。《史纪》中，看不见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对同时代的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史纪》中所展现的人是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完整的人。从总体上说，《史纪》人物形象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三大特点。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关键字：红楼梦，结局之悲，家族之悲，人物之悲 摘要：红楼梦的结局历来备受人们的亲睐，其结局的悲剧也是争论不休的，由 于《红楼梦》的章节失传，古本和高鹗续本的一些差异，也是越发的引人进行深入的研究。《红楼梦》里面写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悲剧色彩浓厚。写作手法精妙。让人爱不释手。 《红楼梦》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倾注毕生心血浇灌和培育而成的一朵奇葩，它是曹雪芹在自己的家族经历了兴盛衰败后的对人生、社会的一种独到感受、体会和理解。这也是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抨击。 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千古杰作的思想主旨的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爱情说”、“色空说”、“情场忏悔说”、“掩盖说”、“正反说”、“政治历史小说说”、“封建家族衰亡说”、“反封建说”、“青年女子悲剧说”、“双重悲剧说”、“后继无人说”以及“多重主题说”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大家知道，一般比较著名的作品，它所包含的内涵就越是丰富。读者的见解也是非常多的，不同的人的见解的差距也很大。对此，鲁迅先生就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讨论虽然众多，但大多围绕着一个字：悲。《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悲剧世界，其悲有三：故事结局悲、家族结局悲、人物结局悲。 一，故事结局之悲 《红楼梦》从整体看描写的是一个大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囊括了家族的结局和人物的结局。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因为社会元素由兴到衰，人物因为家族原因有喜道悲的过程。 《红楼梦》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而各个悲剧又构成《红楼梦》整个的大悲剧，因而《红楼梦》整部书都充满悲剧气氛。从第一回甄家的衰败，就预示了后来贾府的衰败。这种悲剧气氛在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全书最早出场的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人物本身都是悲剧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隐家还很富足的时候就笼罩着一层悲剧气氛，书中说士隐“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从当时“人丁兴旺”的角度来看，甄家已显出后继无人的荒凉景象来了，几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说了些“疯话”，就更觉不祥。后来，甄家遭火灾败落，甄士隐落了个出家的结局。甄家的这个悲剧，全面预示了贾府的悲剧，甄（真）就是贾（假）、贾（假）就是甄（真）。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一个出家，一个为官，走的是两条人生之路，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性格决定的，这从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上便可见出：一个是感觉“无聊之甚”，欲“消此永昼”；一个则是“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的忧心忡忡。一道一儒，两种人生态度判然可见。这两种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待人生的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 ——读司马迁《报任安书》陆精康 (一)什么是人生的悲剧？“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⑴“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⑵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首先是这种“伟大的痛苦”、悲情的人生。 人生旅途有种种屈辱和不幸。司马迁那个时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然而，这种种耻辱比起宫刑，算得了什么！“最下腐刑，极矣！”⑶一个“最”字，一个“极”字，将人生的悲剧命运推向了极致！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⑷受宫刑六年之后，司马迁“泪洒书函”回复故友任安之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史记》已在磨难中草成。他以“大质亏缺”“身残处秽”为代价，成就了“功追尼父”的千秋伟业，在民族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尊悲剧英雄高高耸立的雕像，令后人高山仰止。而我们从《报任安书》中读到的，则是这位悲剧英雄饱含血泪的内心独白，其间浸透着崇高绚丽的悲剧精神。 (二)奇耻大辱——司马迁清晰记起天汉四年（前97）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刻骨铭心的一幕。那是在修撰国史的中途。罪囚司马迁接受了这一生命的重新选择，也开始了人生的一大转捩。 “诟莫大于宫刑。”“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丧气”，何况司马迁这样的慷慨之士！卫国的雍渠、秦国的景监、本朝的赵谈……君子不耻。这些故事，司马迁是太熟稔了——这更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的不幸。 传统理念是：“士可杀不可侮。”不甘受辱视死如归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壮举。司
《史记》悲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e63642915.html,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 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的悲剧不仅是官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意识悲剧框架悲剧冲突悲剧美感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 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 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
中国悲剧精神论
寇鹏程：中国悲剧精神论 一、 中国悲剧精神？但是，首先，中国有悲剧吗？自从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悲剧开始，此后又有一大批学者诸如蔡元培、朱光潜、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人都批评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很多人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使得“中国无悲剧说”广为流传，很多人提起中国的悲剧也立即就会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悲剧产生了一种轻视之情。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也成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鲁迅：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化。最早提中国没有悲剧的有影响的人要算王国维了，当初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所以，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可以说这是中国无悲剧说最早的滥觞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王国维对中国悲剧做这样的评判完全是根椐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判定的，王氏与叔本华一样把艺术看作解脱人生永恒苦痛的避难所，认为真正的悲剧就应该是弃绝人生、放弃生命的，他的悲剧理论完全是叔本华理论的汉语版。悲剧在这儿成了悲观的意思。所以王国维说“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把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把符合叔本华的理论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并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种评判标准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足以此为据的。 我们再来看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纷纷声讨中国的悲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比如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复相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少真正悲剧，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朱光潜先生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我们看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的看法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关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但我们应知道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中国悲剧“团圆主义”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把悲剧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此来批判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武器，以此来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其历史性价值，但他们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就悲剧本身而探讨悲剧的，借批判悲剧进行启蒙和革命的工作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当时整个时代都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大规模声讨的浪潮中，悲剧被有些简单地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他们是以势反悲而不是以理反悲，以反传统之形势、大势来反对悲剧，而不是以学理来反对悲剧。 胡适：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中国的悲剧确实很多都以悲开始，但最后都以“大团圆”的乐结束，有《红楼梦》之悲则必有《红楼后梦》之喜，有《琵琶记》之分就必有《青衫泪》之合，生不能成连理，死后也要成鸳鸯、变蝴蝶。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们诟病中国悲剧，说中国无悲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样说来中国无悲剧就是因为这些悲剧的结尾是“大团圆”了，如果让这些悲剧的结尾都换成剧中人物各分东西，各自死去的“大分散”，这些悲剧就是真正的悲剧了，或者说只要是“大团圆”结局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那么这样说来一部悲剧是不是真正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
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 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