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库 › 郭店简中的_性命_与_易传_的年代问题

郭店简中的_性命_与_易传_的年代问题

　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八十九期)　

郭店简中的“性命”与《易传》的年代问题

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本文根据郭店楚墓的年代,利用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中出现的“性命”以及传世文献的材料,指出刘笑敢先生以“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判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说,存在问题。因而以刘先生之说为根据的种

种关于《易传》年代的结论均不可靠。

关键词:郭店简;唐虞之道;性命;易传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3-0013-07

The I dea of Na ture&D esti n y i n Bam boo Sli psM anuscr i pt Excava ted

a t Guod i a n and the Com pleted T i m e of Yi Zhuan

L I Rui

(I nstitute of H ist ory,School of H ist ory,Beijing Nor 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 o the comp leted ti m e of the Chu t omb at Guodian,the chap ter of the D ao of Tang Yu of the ba mboo sli p smanu2

scri p t and the extant materials as well,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issues t o be discussed further in M r.L I U Xiao2gan’s idea

on Zhuang Z i by the three ter m s of moral,nature&destiny and s p irit.A s a result,M r.L I U’s conclusi ons on the comp leted ti m e of

Yi Zhuan are not reliable.

Key words:ba mboo sli p s manuscri p t excavated at Guodian;the Dao of Tang Yu;nature&destiny;Yi Zhuan

《易经》所附《彖传》上下篇、《大象传》、《小象传》、《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八种十篇,俗称《易传》。古代学者一直根据孔子赞《易》的传统说法,以之为孔子所作(或者说孔子后学所编撰,而思想来源本于孔子)。后来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了怀疑,认为《系辞》中的“子曰”为先生之言。至疑古思潮认定《易传》晚岀(甚至有认为晚至西汉晚期者),《易传》的年代问题就成了一个易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的研究,尤其是马王堆帛书《易传》出现之后,使得人们对于《易传》的年代问题有了新认识。然而因为马王堆汉墓的时代限制,所能解决的年代问题有限。譬如许多学者就帛书《系辞》与传本的关系,就有不同看法。郭店楚墓竹简儒学典籍《六德》中出现了六经之名(又见于《语丛一》),这对于判定《易》与儒学的关系以及年代,很有帮助。[1]

但是对于承认《易传》的主体年代在先秦的学者来说,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当前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是以金景芳先生及其同仁、弟子为代表的意见,大体上倾向于重构传统意见;另一种是以朱伯崑先生及其同仁、弟子为代表的意见,大体上倾向于战国中晚期说。而出现这种差异,和刘笑敢先生论

收稿日期:2008-02-26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07CZS0005)

作者简介:李锐(1977-),湖北黄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证《庄子》内篇早出的方法或不无关系,两边对于刘先生之说均有回应。

下面首先简要阐述刘笑敢先生之说及其影响,然后论述两边的回应,最后谈一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

刘笑敢先生采用了主证和辅证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时代先后问题。在主证中,刘先生指出“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刘先生说根据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内篇早出,外、杂篇晚岀的结论;并进一步考察《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还查证了《诗经》、《尚书》、《国语》,发现“在战国中期以前,约略相当于《孟子》的时代以前,还没有出现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此后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就出现了这三个概念,由此断定《庄子》内篇基本上是庄子所作。此外,刘先生还从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方面提出辅证,支持其结论。①

刘先生此说一出,影响非常大。尤其不少知名学者对于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张岱年先生云“像数学一样,别人很难反驳”,“《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张岱年序》,第1页)[2],李泽厚先生谓“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李泽厚序》,第3页)[2],陈鼓应先生说“这些论证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陈鼓应序》,第10页)[2]。于是,《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几乎就被解决了。

虽然后来张松辉先生指出刘先生之说“有一个漏洞”:外杂篇26篇中只有13篇用过以上复合词,那么如何证明其余13篇也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呢?“当然刘先生也采用了其它证明方法,但同词汇证明法相比,其它方法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是他也认为“这一方法是科学的”[3]。

倒是刘笑敢先生后来在其专著的台湾修订版中说:

很多问题光靠某种语言现象的统计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我们不能认为《外杂篇》中没有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的篇章都一定是早于《外杂篇》其它篇章的。因为,晚出的文章也可能因为内容的原因或作者的习惯风格等原因而不使用这三个复合词。脱离开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考察词汇的有无和数字,不一定有重要意义。②

刘先生后来的话是否表明他对早年的考证方法有了根本改观,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可以见到的是这一方法的示范作用非常大,不少学者也采用相近的方法,例举一些词汇,考证古籍文献的年代。

更常见的则是继续利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一既有成果进行发挥,如陈鼓应先生后来申述刘笑敢先生之说:“由此我们大至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战国中期及以前的子书不使用‘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而后期的子书则使用。根据这点来考察《黄老帛书》四篇,‘道’字出现86次,‘德’字42次;‘精’字9次,‘神’字14次;‘性’字1次,‘命’字13次,却无一例‘道德’、‘精神’或‘性命’的复合词出现。因此,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这四篇应写成于战国中期或以前,至少与《孟子》、《庄子》内篇同

①②刘笑敢《〈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新证》,《文史》,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庄子〉内篇的年代》,《庄子哲学及其

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按:唐钺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性命、情性的例子,间接证明了《庄子》内篇早出(参唐钺《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文史》,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时间在刘笑敢说之前。据刘笑敢先生回忆,张岱年先生曾说:“这是你自己的创见。唐钺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类似的想法,但是他的文章还在我这里,没有发表,你肯定没有见到。”见刘笑敢《为学、为师、为人———岱年师散忆》,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序言》,台湾修订版,1997年。转引自张京华《评近十余年出版的四部庄子研究博士论文》,《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时。”①

对于《易传》的年代,朱伯崑先生就根据《说卦》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和“顺性命之理”,“道德”、“性命”连称,遂认为《说卦》“是战国后期的作品”(第53页)[4]。值得注意的是,许抗生先生也说到:“《系辞传》中出现了道、德、精、神等词,但皆是以单词出现的,而没有道德、精神等复合词。而现存的通行本《说卦》与帛书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至‘故《易》逆数也’一段文字相同,却出现了道德与性命的复合词。可见《说卦》与帛书中这一段文字的写作时代一定晚于《系辞》。”(第56页)[5]但是许多学者并没有利用这个成果说明《系辞》早出(按照刘笑敢先生的成果来推断,《系辞》应该早于《庄子》外杂篇,起码和庄子的生存年代接近)。尤其是朱伯崑先生举出范畴、概念、命题等方面的五条证据,认为“《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第52-53页)[4]同样,运用刘笑敢先生的成果以说明《黄老帛书》年代早出的陈鼓应先生,也不再运用相同的方法证明《系辞》早于《庄子》外杂篇了———这恐怕和他论证《系辞》等作品是道家作品、受老庄思想影响有关。其说之不可据,笔者已有所讨论[6]。而朱先生的五条证据背后的思想分析法,相对于刘笑敢先生的方法而言,似乎不太有力(详后文)。

朱先生的弟子王博先生根据《彖传》中有“各正性命”,已经使用了“性命”,论定《彖传》晚于《孟子》。(第49-50页)[7]其说看来是对朱先生的观点作补充。但是为什么在论证《说卦》的年代时已经用过相近方法的朱先生,却没有在论证《彖传》年代时运用这一方法呢?我们还注意到陈鼓应先生也根据“性命”断定《彖传》晚于庄子(《〈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第20页)[8];可是,由个别例证就断定文献年代,是陈鼓应先生曾经激烈批判过的存在逻辑错误的方法。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之后,陈先生曾回顾了《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指出:晚岀说认为“《老子》书中‘王侯’、‘仁义’、‘尚贤’、‘万乘’这几个名词术语是战国时才出现的。然而这些论点当其提出之时,就已经被张煦等人驳倒了……上述论点之所以被一些人用来否定《老子》成书的年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考证的思想方法上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抓住一些片言只字,或一些孤证,便对整本书进行论断,也就是以一些特称命题扩展而为对全称命题的论断,这在形式逻辑上是犯了‘急速推广的谬误’(The 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gati on)”②。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说法来看,他和王博先生由“性命”就断定《彖传》晚于庄子,恐怕是犯了“急速推广的谬误”。朱先生是否因为《彖传》中的“性命”是孤证而不用,尚不得而知。

相反,金景芳先生曾专门指出过:“‘性’与‘命’有联系,但却是两个概念。《易》经多次讲到‘性’、‘命’。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卦传》也说圣人作《易》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以顺性命之理’,都没有把‘性’、‘命’说成是一回事。”(第31页)[9]《彖传》、《说卦传》中性命已经用在一起,但是又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分用。金先生的意见,看来是即使性、命连用,也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一个复合词。金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说这里的“性命”应该点读成“性、命”,是一个并列词组。这样的话,刘笑敢先生的论证就有被完全消解之嫌疑。同理,根据道和德的差别与联系(这是从《老子》以来就明确了的问题),《说卦》传中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可能点读成为“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那么《说卦》的年代也要重新考虑了。

二

关于早期文献中的“性命”、“道德”连用,是否能表明它们就是复合词,抑或只是并列词组的问题,

①②陈鼓应《关于〈黄老帛书〉四篇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

术讨论会论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10页。按:“大至”,或为“大致”排印之误。又可参陈鼓应《关于〈黄帝四经〉的几点看法———序余明光先生〈《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哲学研究》,1992年第8期。

陈鼓应《论〈老子〉晚岀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兼论〈列子〉非伪书》,《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415页。按:“Generaligati on”,当为“Generalizati on”排印之误。此为李学勤先生阅笔者相关旧稿时所指出。

笔者将专文论述。下面只是根据一些文献证据,说明“性命”、“道德”的使用年代并非如刘笑敢先生所说的那样晚。

刘先生考察了《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还查证了《诗经》、《尚书》、《国语》。可是

先秦古籍佚失者太多,而我们无法保证现存古书相对于全部古籍是“合比例地存在”①,故而刘先生所使

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法,而这种方法,“说有易,说无难”。并且,刘先生回避了也许是问题比较复杂的《逸周书》、《战国策》等书篇。

应该说,“不完全归纳法”在很多的学术条件下是无奈之举(而在疑伪书思潮的笼罩之下,刘先生考察《左传》、《国语》已经属于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所得结论持谨慎的态度。在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中,简11就赫然有(为方便,通假字直接写出正字)

:“”②。简文若果从“　”,疑读为“述”,《说文》:“循也。”这句话可以读为:“述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这句简文中,最关键的是出现了“性命”。

考古工作者根据郭店一号墓出土文物,推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

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11]。虽有个别学者对于考古工作者的楚墓序列提出了质疑(第

366-389页)[12](第18-29页)[13],但是,这种怀疑本身存在许多问题,难以成立(第47-54页)[14]。后来李学勤先生进一步将墓葬物品和其它楚墓所出土物品做了详细的比较,支持考古工作者的研究结论[15]。池田知久先生则对于郭店简中的《五行》、《穷达以时》等篇,从文献的关联出发,断定其年代晚

于荀子,由此推论郭店简很晚(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研究》)[16];王志平先生也从文献关联论证《穷达以时》很晚

[17];还有张立文先生运用和唐钺、刘笑敢类似的方法,认为《穷达以时》篇“‘穷达’两字是作为复合词出现的……可能作于孟子晚年,或孟子稍后”(第11页)[18]。

这三种说法均存在不少问题,不可信。③墓葬中出土的带有思想性内容的简文,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所有,不像遣策一样是临葬时书写,所以,郭店楚墓中所出土竹简之作品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如果考虑到竹简文本还有一个著述、抄写以及流传到楚地的过程,那么竹简文本形成的时代当更早,不会晚于公元前三百年。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孟子活动的后期相当,墓中书籍都为孟子所能见。《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

撰作的,故而郭店竹简典籍均早于《孟子》的成书。”

(第15页)[19]李先生后来还指出:“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三六五～二九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为其所能

见。”(第7页)[15]在充分考虑到郭店楚墓竹简年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断定,公元前三百年之前,很可能在《孟子?尽心下》中出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以前,在庄子还在世的时候(甚至《庄子》内篇还没有完成之前),性、命就已经连在一起使用了。

而《逸周书?谥法》有“道德博厚曰文”、“道德纯备曰思”。《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齐策四》“齐宣王见颜　”章有“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赵策二》“王破原阳”章有:“仁义道德”,《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章有“不好道德”。《逸周书?谥法》

或可谓递有增补;《秦策一》或可说是追录之文(第121页注二金正炜说)[20],至于其它的《战国策》几

①②③“合比例地存在”为笔者于2008年3月27日咨询刘家和先生时,刘先生之语。

李家浩先生2003年1月15日在湖北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考查?高级研究班”上的发言。

参李锐《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七辑,2007年。均载于《简帛释证与学术思想研究论集》,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篇,则时代可能并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

至于“精神”,传世文献中有记载较早期的人物提到“精神”者,但是因为书篇年代本身还有一些疑问,我们就不举例了。

因此,刘笑敢先生所举论证《庄子》内篇早出的三个概念中,有两个其实在《庄子》内篇的时代就已经可以运用了。而根据上述陈鼓应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相信,仅凭“精神”一个孤证,是难以断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的。因此,在《庄子》内篇的时代就已经可以运用的概念,虽然尚不见于《庄子》内篇,但是很显然我们已经不能由此推断:使用了这几个概念的《庄子》外杂篇,比《庄子》内篇的时代晚。

胡适先生曾经在讨论《老子》的年代时指出: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作证明,他是“始作蛹”者,但这种方法“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方法很有用,但是“(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问题的批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替古人著作做“凡例”,是劳而无功的工作。[21]由胡适所说来考察,刘笑敢先生所提出的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辅证,恐怕也难以支撑其说了。

上述言论,是不同意刘先生论证《庄子》内篇早出的方法(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就否认《庄子》内篇早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尚有待研究)。如此一来,上述运用刘先生的结论进行推论的一些论证及其结论,我们也是难以承认的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没有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出现,也有《战国策》足以构成反证;也有金景芳先生的意见值得考虑。可是许多学者并没有严格地审查论据和论证,倒是往往根据内心的成见和个人的学术兴趣,而得出了结论,乃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做法。因此,《易传》篇章的年代,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在此,想顺便讨论一下朱伯崑先生推断《系辞》年代的问题。

关于《系辞》的年代,张岱年、李学勤先生曾认为《乐记》袭用了《系辞》[22](第81页)[23],故《系辞》的年代在公孙尼子之前。朱伯崑先生针对这种观点,又根据其它问题,讨论了《系辞》的年代,认为“《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今分条转述如下:

(1)《乐记》(尤其是其中和《系辞》相近的“乐礼”部分)尚不能断定为公孙尼子所作,有些言论是“荀子常用的语句”、“商鞅的言论”,不能据《乐记》推断《系辞》为战国前期作品。

(2)《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一辞在先秦的文献中,仅见于《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此处太极与六极对文,太极指空间的最高极限。《系辞》说的“太极”,指大衍之数或奇偶两画未分的状态,乃卦象的根源,故称其为太极。庄文说的“太极”,当是此辞的最初含义,而《系辞》则是借用庄文的“太极”解释筮法。

(3)《系辞》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是以精气之聚散解释鬼神。此种观点又见于《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4)《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地卑”说,又见于《庄子?天道》:“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系辞》以天地神明解释乾坤两卦之来源,即圣人取象说。

(5)《系辞》论述圣人观象制器时,认为包牺氏发明网罟,其后神农氏发明耒耜,又其后黄帝尧舜发明衣裳、舟楫、牛马、弓箭等。这一历史的次序,又见于《商君书?更法》:“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后来朱伯崑先生的弟子金春峰先生针对张岱年、李学勤先生之说,反过来认为《系辞》袭用了《乐

记》(第76-77页)[24]。此种一正一反之说,是对于“重文”的不同看法。可是对于“重文”,其实还可能有“同源”的可能,未必就一定只存在“袭用”的关系。[25]同理,既然相近的思想、文句有可能同源,也有可能是“袭用”,那就不能认为几则“重文”之间的年代一定相近。朱先生的五条证据中,很多就是立足于相近范畴、概念、命题的年代相近,认为《系辞》合乎战国中晚期的思潮。可是,这种思潮论证法,并不具有确定性,因为思想的先后承袭和同时流行等等现象,从来都不新鲜。

我们仔细分析朱先生的证据,其中第一条,确实“不能据《乐记》推断《系辞》为战国前期作品”,但是也不能认为相反的观点就正确。因为《乐记》中的“乐礼”部分,未必和《系辞》是简单的彼此“因袭”关系。

而“太极”,古书只作“大极”(帛书《系辞》作“大恒”,或以为另有深意,或以为字讹,此暂不论),曾见于《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此处“大极”之含义是“大准则”,“极”字训为准则,较为常见(第68页)[26]。《庄子》文中“太极”,王叔岷先生引《淮南子?览冥》高诱注“天地始形之时也”作解(第232页)[27],或可从。至于《系辞》中“太极”之意,说法不一。总之,至少我们看不出《庄子》所用“太极”是“此辞的最初含义”。

关于《内业》篇的时代,据郭沫若、胡家聪等先生考证,可能在《孟子》之前。(《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第165-166页)[28](《〈内业〉道家著作与孟子思想》,第325-327页)[29]其中的“精气”,裘锡圭先生指出不能“肯定这是稷下道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完全有可能只是继承了这种思想”(《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第31页)[30]。金春峰先生也曾指出过《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有:“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大戴礼记》中的《曾子》诸篇,过去认为时代较晚;但是最近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的《内豊》篇中,发现了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篇相关的内容(第219-229页)[31],因此《曾子天圆》篇的来源年代可能是很早的。退一步讲,在孔子有关的话中,他说到的是“游气”①,因此《系辞》中的“精气”,也有可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文字修饰,或者是传闻异辞,而其思想则本于孔子。

朱先生所讲的第四、五条证据,论证方式和第一条接近,可以商榷。譬如所引《庄子?天道》,既未必能说明此文在《系辞》之前,也未必能说明二者时代相近。庄子后学中,有些对于孔子,是一种称赞的态度,《庄子?天道》或有可能是称引《系辞》。至少我们不知道是《系辞》在先还是在后,或者二者同源。而金景芳先生则认为观象制器一段是后人误增(《〈系辞传〉新编说明》,第178-181页)[9]。

因此,朱先生论证《系辞》年代的证据,并不很充分。《系辞》的年代,仍然值得重新研究。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过去的一些证据进行考核,特别是对论证方法背后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同时也要根据出土文献的启发,好好总结古书篇章的形成等问题,以更通达的态度看待古书年代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年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J].孔子研究,2000,(1).

[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松辉.庄子考辨[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5]许抗生.略谈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A].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李锐.《易传》道家说质疑[J].周易研究,2007,(3).

[7]王博.易传通论[M].北京:中国书店,2003.

[8]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9]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①《说苑?辨物》篇第一章记:“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相近的内容,也见于《孔子家语?颜回》。此篇中许多内容与《系辞》有关。

[10]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1]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J].文物,1997,(7).

[12]王葆τ.试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代及其背景———兼论郭店及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A].中国哲学:第二十辑[C].沈阳:辽

宁教育出版社,1999.

[13]王葆τ.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兼论郭店与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J].哲学研究,1999,(4).

[14]刘彬徽.关于郭店楚简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A].简帛研究(2001)[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李学勤.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A].李学勤,林庆彰,等.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C].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7.

[16]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17]王志平.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A].艾兰,邢文.新出简帛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8]张立文.论郭店楚墓竹简的篇题和天人有分思想[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6).

[19]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A].中国哲学:第二十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20]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1]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A].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C].北京:中华书局,1991.

[22]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A].中国哲学::第一辑[C].北京:三联书店,1979.

[23]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24]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25]李锐.“重文”分析法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26]李锐.释《墨子?非攻下》之“卿制大极”[J].中国史研究,2003,(1).

[27]王叔岷.庄子校诠[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28]郭沫若.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9]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0]裘锡圭.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林忠军

书　刊　邮　购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中心现邮购下列图书与期刊:

1.《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出版,邮购价:45元/册;免邮挂费。

2.《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古籍出版社,邮购价:22.50元/册;免邮挂费。

3.《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邮购价:36.00元/册;免邮挂费。

4.《儒学释蕴》,上海古籍出版社,邮购价:54元/册;免邮挂费。

5.《大易集义》,上海古籍出版社,邮购价:38元/册;含邮挂费。

6.《大易集说》,巴蜀书社出版,邮购价:50元/册;含邮挂费。

7.《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出版,邮购价:21元/册;含邮挂费。

8.《象数易学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出版,邮购价:24元/册;含邮挂费。

9.《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出版,邮购价:34元/册;含邮挂费。

10.《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出版,邮购价:10元/册;含邮挂费。

11.《增删卜易》,邮购价:15元/册;含邮挂费。

12.《周易初阶》,巴蜀书社出版,邮购价:22元/册;含邮挂费。

13.《周易研究》合订本,03、04、05、06、07年五种,邮购价:70元/种?册;含邮挂费。

14.《周易研究》(双月刊),定价:6元/册,全年6册共36元;需挂号者另加2元/册。

书款请寄:250100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周易研究》编辑部。(汇款时请写清楚您的地址和邮编)本中心联系电话:0531288364829

[郭店,学派,唐虞之]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分析

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分析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 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有800 余枚，其中有字简共703 枚，大部分完整。1998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竹简各篇原来皆无篇题，现在的篇题是整理者拟加的。《唐虞之道》是《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一篇，存竹简 29 枚，上端一小部分残缺，其余保存完整。全文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了舜知命修身及具有的仁义孝悌的品德。禅让传说在先秦广泛流传，《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录。《孟子万章上》：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古本《竹书纪年》：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而《尚书尧典》则详细地记录了尧舜禅位的全过程。可见尧舜禅让在先秦时期已经是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并不限与一门一派的学说。先秦的众多学派中，真正赞成禅让学说的只有墨家学派和儒家的一些派别。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但儒家最有影响的后学孟子和荀子并不完全赞同禅让。墨子死后，墨分为三，《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但何家宣扬禅让，何家对禅让有具体的论述，具体情况已不可考，《韩非子》书中也多讲禅让，但对禅让持否定态度。关于本篇的学派归属，研究者争论较多。或认为本篇属于纵横家作品，或认为本篇属于儒家作品。认为属于儒家的学者中，有人认为此篇为孟子作品，或认为此篇为子思及后学的作品，或认为此篇为儒家作品，但包含了道家、墨家、纵横家等学派等思想。我们认为，此篇专论禅让，甚赞唐虞之道的禅而不传，对禅让是持肯定并赞扬态度的，这种态度符合儒家学派对禅让的态度。《唐虞之道》开篇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此处在颂扬尧舜的禅让，认为是仁的表现。除颂扬禅让外，此处在颂扬仁、孝、亲、悌等品德，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孝后而归先，教民大顺之道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故其为瞽瞙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而〈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以上在颂扬忠、孝、亲、悌等品德，并指出禅让是爱亲尊贤尊贤的必然结果，将禅让与仁、孝、亲、悌紧密的联系起来。本篇所赞颂的核心内容皆与儒家相同，本篇当为儒家学派学者的作品。但其中确有其它学派思想的体现。有学者认为本篇中的一些内容与纵横家有关。李学勤先生认为本篇过分强调禅让，因此怀疑此篇与苏代、厝毛寿游说燕王哙禅让有关，并无具体的论证和论据。战国时代，禅让制的唯一一次实践发生在燕国。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禅位于其相子之，燕王哙反而称臣，告老不理政事。第二年，燕王哙的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结党聚众，谋划攻击子之。市被领兵包围子之的公宫，双方相持很久，始终未能攻克。百姓起而反攻太子平，市被被杀。这次内乱长达数月之久，公元前 314，子之才平息内乱。燕国的内乱给他国侵燕创造了机会。齐国乘燕内乱之际攻燕，杀燕王哙，擒子之。公元前 314，赵送燕公子职入燕为王，是为燕昭王，昭王励精图治，在乐毅、剧辛、苏秦等人帮助下才最终复国。可以说，燕王哙的禅让是失败的，

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

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甲本第一编第一章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消除智谋，抛弃辩慧，人民会得到百倍的好处。消除机巧，抛弃私利，盗贼就会没有。不用心计，不钩心斗角，百姓就会归朴返真。13 三言以为文不足，故命之有所嘱。以上三句为文尚有不足，所以告之还另有嘱咐。19 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养视纯素，保持质朴，减少私心，减少嗜欲。25

第二章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溪流之王，是因为它们能处于众溪流之下，因此才能成为众溪流之王。30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圣人走在百姓的前头，指挥百姓，就得以身退让；34其位居百姓之上，就得讲话谦虚。35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詀。尽管圣人位在百姓之上，但由于言词谦虚，百姓并不觉得他们的地位过于优厚；尽管圣人走在百姓之先，指挥百姓，但由于他们为人退让，百姓并不嫉恨，反而乐于拥戴他们而不止。42 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因为圣人不和天下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和他争。45 第三章罪莫厚于甚欲，咎莫佥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罪恶没有比好欲更重的了，灾咎没有比贪得更过头的了，凶祸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大的了。56

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以知道57满足作为满足，这就永远满足了。58 第四章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用道来辅佐人君的人，不打算以武力在天下逞强。62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善于辅佐人君的人，只要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就行了，不能靠用兵来逞强。66 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长。实现目的而不要夸耀，实现目的而不要骄傲，实现目的而不要矜持，这就叫作实现目的而不逞强，他的事业就会美好而长久。76 第五章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妙玄通，深不可志，是以为之颂。古代善于为士的人，一定是精微玄妙，深不可测的，所以作文来形容就是。85 豫乎[其]如冬涉川，犹乎其如畏四邻；严乎其如客，远乎其如释；屯乎其如■，沌乎其如浊。

老子道德经郭店楚简本及帛书本

注：其中有词或句，可能因输入法原因输入错误或重复，还请辨别。第一篇为郭店楚墓竹简版老子，其内容与现今传本有部分差异或不全。全文2000余字，为现今流传版本五分之二。第二篇为马王堆汉墓道德经帛书版，其内容与现今传本稍有差异，全文5300余字。道德经（老子）郭店楚墓竹简本（战国中期）甲本一组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虙,民复季子,三言以为使不足,或命之或呼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身后之.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罪莫厚乎甚欲，咎莫险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己，不以取强。其事好。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纱玄远，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豫乎（其）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俨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敦乎其若朴，沌乎其若浊。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临事之纪，慎冬始，此无败事矣。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然，而弗能为。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以静，万物将自定。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丑矣；皆知善，此其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圣

郭店简与《大学》(一)

郭店简与《大学》(一) 【提要】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一）《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

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疏解

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疏解 (首发) 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之中，《慎子曰恭俭》一篇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在李朝远先1生筚路蓝缕的考释工作基础之上，学界主要对字词考释和竹简编联、思想研究三大方面进行了讨论。思2想方面，笔者已经有过专文讨论，现在主要讨论本篇的字词和竹简编联的有关问题，敬请大方之家教正。一 3关于字词考释，笔者旧曾作有释文，当时注重于思想研究，限于体例，未作详细注释(已列出参考文章)，且此后时贤续有新见当从者。今新作释文、注释如下。常见通假字或诸家多无异义者(如“慎”字之考释)，不再一一标注。凡有得于时贤之意见，均一一标注。时贤意见可供参考者，亦择要标注。 [一][二]慎子曰: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忠,中,疐,实,以反俞,渝,～逆,择,[三][四]友以载道～精法以巽,顺,,势,。 1[五][六]襄,尚,得用于世～均分而广施～时,恃,德而方,傍,义～民之...... 4[七][八]干,焉,～恭以为履俭～莫,偏,干,焉,,信以为言～莫,偏,干,焉,,[九]强以【为】庚,赓,志～【莫偏焉】...... 2[十][十一][十禄不累其志～故曰强。首,戴,茅芙,蒲,～,撰,筱,莜,执樝,鉏,二][十三]～,遵,畎服,亩,～必于...... 5[十四]察今～为民之故～仁之至:是以君子向方知道不可以矣,已,～临...... 6[十五][十六][十物以坏,丕,～身中处而不皮,颇,～赁,任,德以,竢,～故曰青,精,七]。断室,,, (3) 慎子曰恭俭 3背注释:

[一]:“恭俭以立身”，郭店简《缁衣》中有佚诗“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表明恭俭之效用。类似强调“恭俭”之语句，古书多见。《慎子》佚文有:“久处无过之地，则世俗听矣。”对比简2“信以为言”，恐当将“恭俭以立身”之“身”读为“信”，才能更符合上下文文脉，详后文。当然，“身”和“信”4不仅古音相近常通假，而且紧密相关，《国语?晋语八》记叔向说:“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子思子?累德》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 5[二]:“忠(中)疐(实)以反俞(渝)”，“疐(实)”、“俞”从何有祖先生说。6“忠”，李学勤先生改读为“衷”，训为中心。林志鹏先生从之，指出:此“忠”字指内在而言，可径以心说之，疑当读为“中”。“忠”字虽可训为中心，但简文此处宜破读，因慎子有反忠之主张，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07CZS0005)成果。 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3,282页。 2 拙作:《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3 拙作:《〈慎子曰恭俭〉学派属性初探》，Confucius2000网，2007年7月9日，下引旧说皆出此文，不另注。 4 参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82页。 5 何有祖:《〈慎子曰恭俭〉札记》，简帛网，2007年7月5日。下引何说皆出此文，不另注。有关“疐”字的讨论，参陈伟:《上博竹书〈慎子曰恭俭〉初读》，简帛网，2007年7月5日;胡琼:《释〈慎子曰恭俭〉中的“陟”》，简帛网，2007年8月8日;刘洪涛:《〈说文〉“陟”字古文考》，简帛网，2007年9月22日。 6 李学勤:《谈楚简〈慎子〉》，《中国文化》第25、26期合刊(2007年10月)。下引李说皆出此文，不另注。 1如《慎子?知忠》:“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庄子、孟子和郭店儒简论“性”(一)

庄子、孟子和郭店儒简论“性”(一) 摘要]：庄子、孟子对“性”的论述分别代表了战国中期道儒两家的不同价值追求，而新出土的郭店儒简中的看法则体现了儒道之间的某些会合。文章通过对三者关于“性”、“命”、“心”、“情”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从不同角度给人的安身立命之不同思路。关键词]：庄子；孟子；郭店儒简；性在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的思想中以及新近出土的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等文字中均反映了战国中期尤其是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00年间的学术思想。虽然学界对庄子、孟子生卒年意见不一，但二者壮年时当大致在这一时段内，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据学者考证，其墓葬年代亦不晚于公元前300年1]，则其抄写和流行时间当亦在这之前。本文试对战国中期学界关于“性”及其与“心”、“命”、“情”等的关系作一比较探析。一、性的内涵庄子把性作为从道所禀赋的本然之质性。如《庄子·庚桑楚》：“道者，得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道、德、生、性即是一个简单的生成顺序。又如《庄子·天地》：“泰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而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详加分析，庄子秉承老子“天下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宇宙生成论思路，但其思想更加复杂细密。“一之所起”是对“道生一”的解读，“未形者有分”是对“一生二”的发挥，从而引出“命”来说明万物未成形前便具有其内在分化因素。“留动”之中生出有形之物，而万物具备形体并保有从道那里所具备的特殊神态，便是万物（包括人）之“性”。因此“性”成为从无到有的一个连续性的内在本质规定，它既保持原初之真，又突破了原初之“未形”。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庄子·天运》）。万物（包括人）禀赋于泰初之真性是最宝贵的。可是，因为人“为”，常常动性失性：“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据此，庄子认为只有无为才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他批评“倒置之民”往往“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在《庄子·天地》中他论述了五类失性的情形：“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以及趣舍滑心，皆有害人之自然生命，伤性害生，因而他主张修性。《庄子·天地》中说：“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与天地为和”。只有具备真性之人才是全德之人，才可同于泰初，与天地一体。《庄子·达生》有：“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庄子·天地》亦有：“通于天地者，德也”。因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能通天地，即人能“性修反德”，体会从道那里所禀赋的真性才是全德之人。

郭店简《六德》用为“柔”之字考释

郭店简《六德》用为“柔”之字考释剑提要：郭店简《六德》中写作“”的字，跟简帛《五行》的“柔”字相当。本文认为，“”字下半所从的声符“”就是《周礼·考工记》和《墨子·杂守》中用为“脑”的“”和“”字。“”的字形象以刀断草，是“刍荛”之“荛”的表意初文。“荛”、“脑”、“柔”并音近可通。进一步推测，“脑”的古字“匘”也是由“”或“”形进一步讹变而来的。关键词：古文字考释郭店简《六德》柔匘（脑）郭店简《六德》第31～33号简两次出现一个写作“”的字，其形如下：① A、B、其所在简文为：② 仁类③A而速④，义类⑤而绝。仁B而（？），义刚⑥而简。（？）之为言也，犹（？）（？）也，小而多也。 ①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②《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88、190页。本文引用简文释文尽量使用通行字。 ③研究者或在“类”字上断开，将“类”理解为动词“类似”，不确。陈伟2002b （127页）云：“类，品类。‘仁类’、‘义类’，与《五行》‘仁之方’、‘义之方’类似。”其说正确可从。 ④“速”当读为何字尚无定论。诸说中以陈伟2002b（127页）读为“数”和颜世铉2001（479页）读为“属”较为合理，可参考。 ⑤“”字尚不能确识。它有可能当分析为从“止”得声，研究者据此有读为“止”（廖名春2000a，81页；又廖名春2000b）、读为“持”（陈伟2000，67页；又颜世铉2001，479页）、读为“樴”（刘信芳2000，215页）、读为“等”（陈伟2002a，397页）、读为“志（识）”（陈伟2002b，127页）和读为“齿”（林素清2003，74页）等说，从文意上看都不是很好。“义类而绝”的“”跟“仁类而速”的“”相对，下文要谈到，“”当释读为“柔”，则“”的意义应该跟“刚”、“强”或“坚”一类词接近。 ⑥此“刚”字的释读从裘锡圭先生说，见张富海2000所引。

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

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 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处墓地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学术界称之为“郭店楚墓竹简”。这批竹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30枚，这是建国以来简帛佚籍的重大发现。经过整理，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该墓出土全部竹简的图版、释文和注释。竹简的内容分属道家和儒家，除了道家的《老子》和一篇《太一生水》外，其余文献全部属于儒家。儒家著作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6篇;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2篇。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篇、《语丛》4篇。这些著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对儒学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立即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继1998年和1999年后，郭店竹简的研究继续成为2000年学术界的热点。1月份，日本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出版了专号《郭店简与儒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则召开了西安30余位学者参加的“郭店楚简学术座谈会”(下称“西安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在《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和《孔子研究》第5期进行了报道;5月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人文论丛》特辑的形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去年10月中旬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学术研讨

郭店简从“ ”之字考释(1).

郭店简从“ ”之字考释(1) 郭店简从“ ”之字考释廖名春郭店楚简有所谓“殜”字，两见於《穷达以时》简二，两见於《语丛四》简三，一见於《尊德义》简二十五。《穷达以时》与《语丛四》的四字，《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释文都读为“世”，只是对《尊德义》的此字有点疑问。[1]裘锡圭先生认为：古文字多借“法”為“廢”。“世”、“枼”在古音上的關係，與“廢”“法”相類，與“蓋”“盍”也相類，所以“殜”可讀為“世”。[2] 这些意见目前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刘信芳就将此字隶定为“ ”，認為該字右部為“桀”之省形，在《穷达以时》裡讀如“傑”；在《尊德义》中读如“列”，“列”字从“歹”聲，而桀、歹古讀音近。[3] 黄锡全则认为：《窮達以時》簡二的“殜”字，依字義可釋讀為“世”。所从的“世”當是省形或者以“止”為聲。但這不等於凡是與此相近的字形都可釋為从“世”。有的有可能从亡。 [4]李锐依此将字隶定为“ ”[5]。上述意见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此字的右上构件当为“止”而非“世”或“亡”等，因此当隶定为“ ”，而不能隶作“殜”、“”或“”。从字形看，此字的右上构件确实是“亡”[6]。但据此隶定为“3”，除以“殜”之形讹外，很难解释上述文例。刘信芳以为该字右半与包山簡129、170，《鄂君啟節》从“枼”之字不同，不容相混。[7]是正确的。但隶定为“”，也主观性太强，难以信从。“止”与“亡”形近，隶定为“”在字形上不如隶定为“”，但较隶定为“殜”显然更为逼真。特别是在训解上，较之“殜”、“”或“”更为优长。《郭店楚墓竹简》将此字读如“世”，在《语丛四》简三的文例中，可以说是勿庸置疑。“言之善，足以终世。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将“世”换做别的什麼，显然难以通过。《窮達以時》簡二的两“”字，由於简十四、十五皆有从之从日的“时”字在，显然不好再读为“时”，更何况“世”与“时”义本相通。笔者曾指出：简文“时”有时又称为“世”，《荀子·宥坐》有此例。如“不遇世者众矣”，即上文“不遇时者多矣”。[8]因此，“世”即“时”，简文的“有其人，無其，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何慬之有哉”即“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慬之有哉”。读“”为“世”，在《窮達以時》簡二中，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但在《尊德义》中，将“”读为“世”，显然不通。《尊德义》简二十四、二十五有关的简文，《郭店楚墓竹簡》一书的釋文作：“非豊（禮）而民兑（悦）此少（小）人矣。非侖（倫）而民備（服），殜（世？）此亂矣”。[9]李零作：“非禮而民悦哉，此小人矣。非倫而民服，世此亂矣。”[10]陈伟则釋讀為：“非禮而民悅戴，此少人矣。非倫而民服，世此亂矣。”注：戴，本从“才”从“心”。似當讀為“戴”，擁戴義。《左傳》文公十一年：“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國語·周語上》：“庶民不忍，欣戴武王。”此，乃，則。[11]劉信芳则標點為：“非豊（禮）而民兌（悅）5（慈？），此小人矣。非侖而

郭店楚墓老子道德经-最早版本的原装道德经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道德经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精装) 本帖最后由明明德于2009-5-14 10:50 编辑总说明： 1、此竹简老子道德经是目前所知所见的最早的版本，我觉得也是最接近原文的。在内容、章节顺序上与其他版本有很多不同，欢迎大家探讨。 2、按照出土竹简的状况，将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 3、竹简文字深奥冷僻难识，存在误认或不同理解的情况。这恐怕是后世所传老子众多版本的一个缘故吧。 4、对同一竹简的个别文字出现了不同释文，本帖释文将列出我所知的一些不同之处。为录入方便，没有细比较，请读者谅之。 5、本帖内容参考了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丛书和网上搜索来的资料，仅供网友学习、研讨之参考。 6、竹简释文（采用繁体字）是我一字一字键盘上打出来的，也校对过。唯恐有错漏，请指正。 7、另外，因急着发帖，未待一次性全部录入，请读者包涵。繁体版: 一、竹简老子甲说明：存39枚竹简。按其内容，依次对应现今流传广泛的王本道德经之第19、66、46、30、15、64、37、63、2、32、25、5、16、64、56、57、55、44、40、9章。释文：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詐，民複孝慈。三言以為辯不足，或命之，或乎屬：視素保樸，少私寡欲。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詐，民複季子。三言以為使不足，或令之，或乎豆：視索保僕，少私須欲。江海所以為百穀王，以其能為百穀下，是以能為百穀王。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

由郭店簡〈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裘錫圭 P43 《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有「交性者故也」一語。1我在〈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以下簡稱「〈錯別字〉」）一文中已經指出，上博簡〈性情論〉與上引之語「性」上一字相應之字，實作「室」下加「心」之形，可知「交性」應改釋爲「室性」；此「室」字原來被抄書者寫走了樣，形狀頗近「交」字，故致誤釋。2對這個可加「心」旁的「室」字的意義，我在〈錯別字〉中作了兩種推測。一種是把這個字讀爲與「室」音近的「實」。另一種說法比較複雜，現將有關原文引錄於下： ……其義（指此字之義）應近於「窒」（原注：「室」、「窒」皆从「至」聲，應爲同源詞）。也可以說這個「室」是名詞用作動詞，「室性」的意思近於爲性築室，也就是給性一個框架。3讀此字爲「實」，在音韻上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當使性實講的「實性」這種說法，卻從未見於古書。第二種推測的可信度似乎更低。〈錯別字〉在2002年春舉行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之後，引用此文讀「實」的說法的學者，總算還有兩三位，引用第二種推測的則一位也沒有。但是不久前我在馬王堆帛書中找到一條資料，發現還是此文的第二種推測比較接近事實。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的〈十大經·觀〉這一篇，有不少語句與《國語·越語下》所記笵蠡語相同或相似。其中的「時三樂」一句，〈越語下〉作「時節三樂」。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所作的注釋說：「疑與挃爲一字，讀爲窒，窒、節音義相近。」4此注據文義讀帛書从「手」「室」聲之字爲「窒」，〈錯別字〉也據文義懷疑楚

P44簡可加「心」旁的「室」字之義應近於「窒」，這兩個字所代表的無疑是同一個詞。但是把它們釋讀爲「窒」，是有問題的。「時窒三樂」和「時節三樂」的意義頗有距離，「窒性」的意思更與相關簡文的文義明顯不合。「室」是書母質部字，「節」是精母質部字，上古音的確相當接近。帛書从「手」「室」聲的字和楚簡可加「心」旁的「室」字，它們所代表的那個詞，有可能是音、義都跟節制的「節」非常相近的一個詞，也有可能就是節制的「節」。由於在古漢語中找不出一個真正符合前者的條件的詞，並考慮到「」和「節」有異文關係，「節性」之語又見於古書，我們認爲把上舉這兩個字釋讀爲節制的「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室（或加「心」旁）性」就是「節性」。「節性」之語最早見於《尚書·召誥》：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認爲此文的「節性」應該當「節生」講，其說非是，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已詳加反駁。5徐氏認爲〈召誥〉所說的「節性」是「由『敬』而來的節制個人的欲望」。6《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這裏雖然沒有出現「節性」之語，其實就是講以禮樂節民之性，《禮記·王制》說「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可證。上引〈大司徒〉文鄭玄注也說：「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前人已指出此字當從或本作「容」）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已有學者指出，〈樂記〉關於物和心、性的關係的看法，跟〈性自命

0059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 - 由郭店简

0059由郭店簡〈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 - 由郭店簡由郭店簡〈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裘錫圭 P43 1《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有「交性者故也」一語。我在〈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以下簡稱「〈錯別字〉」:一文中已經指出,上博簡〈性情論〉與上引之語「性」上一字相應之字,實作「室」下加「心」之形,可知「交性」應改釋爲「室性」;此「室」字原來 2被抄書者寫走了樣,形狀頗近「交」字,故致誤釋。對這個可加「心」旁的「室」字的意義,我在〈錯別字〉中作了兩種推測。一種是把這個字讀爲與「室」音近的「實」。另一種說法比較複雜,現將有關原文引錄於下: ……其義:指此字之義:應近於「窒」:原注:「室」、「窒」皆从「至」聲,應爲同源詞:。也可以說這個「室」是名詞用作 3動詞,「室性」的意思近於爲性築室,也就是給性一個框架。讀此字爲「實」,在音韻上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當使性實講的「實性」這種說法,卻從未見於古書。第二種推測的可信度似乎更低。〈錯別字〉在2002年春舉行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之後,引用此文讀「實」的說法的學者,總算還有兩三位,引用第二種推測的則一位也沒有。但是不久前我在馬王堆帛書中找到一條資料,發現還是此文的第二種推測比較接近事實。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的〈十大經?觀〉這一篇,有不少語句與《國語?越語下》所記笵蠡語相同或相似。其中的「時?三樂」一句,〈越語下〉作「時節三樂」。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所作的 4注釋說:「?疑與挃爲一字,讀爲窒,窒、節音義相近。」此注據文義讀帛書从「手」「室」聲之字爲「窒」,〈錯別字〉也據文義懷疑楚 1 P44簡可加「心」旁的「室」字之義應近於「窒」,這兩個字所代表的無疑是同一個詞。但是把它們釋讀爲「窒」,是有問題的。「時窒三樂」和「時節三樂」的意義頗有距離,「窒性」的意思更與相關簡文的文義明顯不合。「室」是書母質部字,「節」是精母質部字,上古音的確相當接近。帛書从「手」「室」聲的字和楚簡可加「心」旁的「室」字,它們所代表的那個詞,有可能是音、義都跟節制的「節」非常相近的一個詞,也有可能就是節制的「節」。由於在古漢語中找不出一個真正符合前者的條件的詞,並考慮到「?」和「節」有異文關係,「節性」之語又見於古書,我們認爲把上舉這兩個字釋讀爲節制的「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室:或加「心」旁:性」就是「節性」。「節性」之語最早見於《尚書?召誥》: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認爲此文的「節性」應該當「節生」講,其 5說非是,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已詳加反駁。徐氏認爲〈召 6誥〉所說的「節性」是「由『敬』而來的節制個人的欲望」。《周禮?地官?大司徒》: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這裏雖然沒有出現「節性」之語,其實就是講以禮樂節民之性,《禮記?王制》說「司徒脩六禮,以節民

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

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一、郭店楚简《老子》丙组属“解说文”之证郭店楚简《老子》篇幅仅为今本的五分之二，且书写于形制各异的甲、乙、丙三组竹简上，这就使学者们对《老子》其书原貌产生了种种推测。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既非今本《老子》的原本，亦非《老子》的足本，而《老子》文本的定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①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大学的周凤五教授就书写《老子》文本的简策形制加以考察、并与儒家简加以比较，提出郭店楚简《老子》存在经、传之分：“甲组《老子》是一个经过战国时代儒家学者改编的本子，尽量淡化道家宇宙论与形上学思想的色彩……是一个已经‘儒家化’甚至‘子思学派化’了的道家经典”。“乙、丙两组《老子》的简端同样平齐而非梯形，显示其与甲组《老子》确有区隔。……只能归入传注之列。”② 郭店楚简是否为《老子》原貌姑且不论，但它表明《老子》文本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则是勿庸置疑的；周凤五教授从竹简形制上的区别，推测楚简《老子》应存在经、传之别，也是确有创见的。它为我们研究郭店楚简《老子》乃至整个《老子》其书其人开出了新的思路。但是，周氏的观点更多的仍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上，还需要结合楚简《老子》文本具体形式及整个先秦学术界经、传文本的形式特点作进一步的考辨，以证明楚简《老子》的确是经、传合一的文本。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可先以郭店楚简《老子》丙组为例加以研究。郭店楚简《老子》丙组共存１４枚简，竹简两端削成平齐，简长２６．５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１０．８厘米，全部简文内容大致相当于今本《老子》的第１７、１８、３５章、第３１章的中段和下段、第６４章的中段。③其中第６４章中的内容为对楚简《老子》甲组的重复。研究郭店楚简丙组，我们不难发现该组内容和文本形式上具有一些重要特点。首先，郭店楚简《老子》丙组第三段有“兵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一段文字，④为今本《老子》第３１章的内容。尽管《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由于楚简的出现而被上推至战国中期以前，但此段内容中所谓“偏将军”、“上将军”一类名词术语，自宋人晁说之、至明人焦竑、清人纪昀，直到近人梁启超，都认定属于战国的内容，而非出于与孔子同时的老子本人，属“后世的注疏”杂入“经文”。⑤郭店楚简《老子》丙组中有与今本文字相同的这段话，说明这个“后世”是在郭店楚简《老子》丙组写定以前。质言之，郭店楚简《老子》丙组中既有明证说明它有属于传、注的成分，我们就有理由认定这部分楚简《老子》属于《老子》经文的注解——郭店楚简《老子》丙组文本是“解说文”。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纲要

《中国古代文学》Ⅰ课程教学纲要一、课程概述（一）课程学时与学分课程代码：1301开课专业：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课学期：第四学期开课课程总学时：68学时，其中课堂讲授：66学时，课堂讨论：2学时学分：4学分（二）课程性质：本课程在学科体系中属于主干课、必修课。（三）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借助对作家、作品，对文学发展史及本专业学术前沿状况的评述，使学生把握中国先秦文学的演变历程及其特色。从而，培养学生阅读、鉴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其高尚的审美情趣，进而提高写作能力，提高其文学鉴别和审美水平。在教学中，注意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四）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分工本课程应在学生修完古代汉语和文学理论课以后开课，因为它们都是本课程的基础课。二、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与要求本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两大部分，二者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辅相成。本课程采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授课者既要讲历史的文学，又要讲文学的历史。作品是史的基础，而史又是作品的座标定位。空讲史是天马行空，只讲作品是瞎子摸象。授课者在讲授时，应立足于文学本位，运用史学的思维，采取美学和文化学的大视角，关注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古为今用。只有准确把握作品和文学史的这一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才能驾御好教材，处理好授课内容。具体说来，其操作过程，大致如下：就其通常的情况而言，授课时，应先作要言不烦、提纲挈领的文学发展史的概述，随后，再作作品的讲读。讲读与概述，二者应水乳交融，具有极强的因果内在联系。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疑问，应贯穿于整个的授课之中。如此，才有助于学生对作品与史有感铭肺腑的效果，有助于启迪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助于学生形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有残缺,残缺处由马王堆帛书'老子'填补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 'pi 1' 绝攷'kao 3'弃利覜'tiao 4'惻'ce 4'亡绝智弃卞'bian 4' 民利百伓又'you 4' 绝偽'wei 3'弃虑民复季子三言以為'wei 2'?ban3,或攴)不足或命之或乎豆视索保僕'pu 2' 少厶'si 1'須欲江海所以為百浴王以其能為百浴下是以能為百浴王聖人之才民前也以身後之其才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詀'zhan 1' 以其不静也古天下莫能與之静辠'zui 4'莫厚乎甚欲咎莫僉'qian 1'乎谷得化莫大乎不智足智足之為足此互足矣以差'chai 1'人宔'zhu 3'者不谷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癹'ba 2' 果而弗喬'qiao 2' 果而弗矜'jin 1' 是胃果而不强其事好长古之善為士者必非溺'ni 4'玄达深不可志是以為之頌'song 4' 夜乎奴冬涉川猷'you 2'乎其奴愄'wei 1'四邻敢乎其奴客涣乎其奴懌'yi 4' 屯'tun 2'乎其奴樸'pu 3' 坉'dun 4'乎其奴濁'zhuo 2' 竺'zhu 2'能濁以朿'ci 4'者将舍清竺能庀'pi 3'以迬'wang 3'者将舍生保此道者不谷尚呈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聖人亡為古亡败亡执古亡失临事之纪誓冬女始此亡败事矣聖人谷不谷不贵難'nan 2'得之货教不教復'fu 4'众之所过是古聖人能尃'fu 3'万勿之自肰'ran 2' 而弗能為互亡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勿将自化化而欲作将贞之以亡名之樸夫亦'yi 4'将智足以朿万勿将自定為亡為

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异同(一)

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异同(一) 深究《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的文本，笔者以为，二者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文献上的，倒不如说是思想上的更为确切。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体现了先秦儒学在学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问题。一李零先生基于古往今来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出：“《缁衣》中的‘子曰’肯定是记孔子之言。”①]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我们知道，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孔子47岁，季氏专权，阳虎作乱，故孔子不仕，退修《诗》、《书》、《礼》、《乐》以教授弟子。②]但是，《诗》《书》《礼》《乐》虽然都有可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倾向，却并非孔子思想的直接展现。而且，柳宗元着有《论语辨》一文指出：“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无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而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③]柳宗元的观点得到了程子、朱子以及很多学者的普遍认同；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认同此说，并且进一步在其《论语译注·导言》中论证并加强了柳宗元的观点。可见《论语》一书的思想未必就百分之百都属于孔子。这样一来，真正可资查证的原汁原味的孔子的著作就相当少了。如果李零先生的上述判断不错，④]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缁衣》视为以孔子为核心的先秦原始儒家的代表作，其中的一些有别于后世的思想精髓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郭店简《缁衣》第一章：“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屯。《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礼记·缁衣》改写为：“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⑤]将“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改为“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缩小了原引《缁衣》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贤，多才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义矣。”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对“贤”字的疏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疑义。但是笔者以为，此字从臣、从又、从贝，此谓多财、多能，君人者笼络而为己用者也。故《庄子·徐无鬼》有“以财分人之谓贤”，《战国策·赵策》有“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荀子·劝学》还有“君人者隆礼尊贤则王”这三个义项有逐步递升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好贤如《缁衣》”的“贤”，是指为“君子”所用的“贤能”之士。换言之，郭店简《缁衣》以“美”字概括《诗经》中《缁衣》一诗的思想，把原诗中亲切和睦的气氛、音节悠扬的韵律美都彰显了出来。根据闻一多《风诗类钞》，我们知道《缁衣》是一首赠衣诗，虽然缁衣为当时卿大夫私朝穿的衣服，但其亲密的口吻和热情洋溢的感情却徜徉于字里行间，故笔者以为，《缁衣》一诗当属于爱情诗的范畴。可见，郭店简“好美如好《缁衣》”，实谓“君子”要有高尚的情感境界和精神追求。因此，《礼记·缁衣》改“美”为“贤”，明显受到了《毛诗》和三家诗有关此诗为赞美郑武公的臆说的影响，而且加上了传述者自己置身刘邦大一统专制集权社会之中的独特理解。“美”，是指德性、心性、性情的纯一之美，是人性之美，其反面是与美相对立的“恶”；而“贤”则是君对臣的评价，是政治上的党派认定，其反面就是“不肖”之人，严重的就成了“乱臣贼子”。前者是一个人学、美学以及思想境界方面的名词，后者则是一个政治学方面的名词。前者包含了后者，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前者的一个层面。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背景和认知理路，《礼记·缁衣》又将简本的“则民咸力而型不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