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讨

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讨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几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他在《史通·六家篇》中认定，孔子所整理的《尚书》、《春秋》及《左传》皆为史书，并不神秘。刘知几对儒家经典的人文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学的神秘主义因素。他所做的《疑古》和《惑经》两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历史上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唐末柳璨在《史通析征》中将其评价为：妄诬圣哲，清朝官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指责史通是：“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疑古》、《惑经》世所共诟，不待言矣。”梁启超却对之大加赞赏，他认为：“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够，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后人的评价当且不论，刘知几敢于针对当朝官学提出怀疑性思考，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意义。

一、对刘知几“疑古事”的再理解

《史通·惑古》篇，历来被做为刘知几疑经的重要证据之一。事实上，对于刘知几的“疑古”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经文本身的怀疑。因为，在《史通·采撰》篇中，刘知几就已经提出对“异辞疑事”和“学者宜善思之”的明确态度。而且，在《史通·采撰》篇中，他还说：“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可见，刘知几对不同的古书对古事相异的记载是持理解态度的，并且提出以“采摭群言”作为辨别古事真伪的方法。所以，简单地根据《史通·疑古》所列的十条“疑事”，便认定刘知几怀疑经典、“妄诬圣哲”显然是不合理的。从刘知几的《史通·疑古》篇看，他虽然罗列了疑古的证据，但是，对产生“疑事”的原因更是进行了非常透彻地分析。

刘知几认为产生“异辞疑事”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古之史氏，重言而轻事”。因为古史重言轻事，所以使很多史事在后世学者看来“罕传其说”，就算是博物的君子，也可能“只知其一隅”，正因为如此，疑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

二、对刘知几“疑古法”的再分析

刘知几在《惑经》篇针对孔子修《春秋》时，产生的笔法体例不一的情况提出了十二“未谕”和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种虚美评价。他对孔子的批评，主要在于孔子修《春秋》时，没有做到“直笔”和“实录”，并且“多为贤者讳”三个方面。

刘知几首先提出“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或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偿。遂皆被是以恶名，播诸来叶”。以“彼三逆”与“二弑”的记载进行对比，认为《春秋》的作法是“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而“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批评《春秋》不能直道记史，就不能够达到善则褒、恶则贬的目的。

其次，刘知几认为“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是“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这种做法只能“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并且“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是“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批评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的错误作法。

最后，他批评孔子修《春秋》，“皆尊彼乖习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不能做到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春秋》中，对于有此“必当有说”的事件，“《经》”既不书，《传》又阙载”，书事不明，其理难明，后人对古事就会“寻绎难知”。而且《春秋》对于别国发生的事件，以“凡书异国，皆取来告”的原则，会产生“苟有所告，小事必书;如无所告，虽大亦阙”的后果，并且在记载“它国之事”时，又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以使“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刘知几作为史家，积极主张实录直书，他在《史通·直书》篇中说：史家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他要求史家“善恶必书”。但是他对于“曲笔”也不是绝对地反对，他在《史通·曲笔》中说“肇有人论，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别内外，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他在《通书·杂说下》中说“所谓直笔者，不掩

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但刘知几同时还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既为实录”。由此可见，刘知几对于著述的态度虽然主张直道，但对于史讳的态度也是“当隐则隐”的。因此，如果仅以“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作为刘知几批评孔子的证据，也应当是有所偏颇的。

那么，刘知几对于《春秋》的批评，可以理解为他从“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对《春秋》记法所进行的检讨。而他所检讨的结论，则应是要说明：连孔子之圣都难免有失，那么儒家经典，特别是庸儒末学者的解释又有什么不能怀疑?这是他在《惑古》开篇即所点名的主旨。

总而言之，刘知几虽然以史家的立场，对《尚书》的古事和《春秋》记法进行了怀疑，但刘知几在《史通·惑经》序中的感叹不能不令人回味。他感叹时过境迁，孔子的言论被后世所误解，希望能够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直接向孔子请教。明确表达了他希望重释经典的态度，同时论证了重新解经的可能。

综上所述，刘知几作为一位史学家，他的疑古思想，是以史学的立场对经学的发展进行的一次从容的检讨。在刘知几的影响下，唐大历年间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为代表的疑经学派和疑经思潮的崛起与发

展，最终使儒学突破唐代官方的解经束缚，成为儒学向理学过度的重要环节。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简述刘知几《史通》中的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一生著作颇丰，但除《史通》外，其余皆亡佚。 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虽然自身才气勃发，却因为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仰承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因而后来退出使馆，私自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通》。这部史书与唐代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他并非描写某一时代的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的各种史学作品作出评论，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此时正处唐朝全盛时期，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此《史通》应运而生。《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由于刘知几除《史通》以外的各种作品都已流失了，因此，要想研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只能从《史通》和新旧《唐书》去寻找材料。但是新旧《唐书》成书于后代，因此《史通》更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史通》文字简约，全书不过数万字，这跟中国古代史书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比起来，算是不折不扣额的小部头了。不过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这部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史学的观点，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则是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

能，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 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 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关于史学的重要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史家们，都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Ξ □　白　云 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 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 《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 “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 Ξ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云南蒙自661100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全国百强校】河北省衡水中学2018届高三下学期第9周周考文综-历史试题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9 24. 夏、商、周三代更替的事实，使周人不得不怀疑“天命”的永恒，对此，《尚书》记载：“天命 糜常”、“惟德是辅”。这说明 A．孔子继承了夏商周的主流文化思想B．《尚书》是研究此历史的唯一证据 C．西周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具有优越性D．周人认为天命、道德是治乱的关键 25. 西汉中期的《史记》记载人物籍贯以封国国名为主，县名次之，绝少以郡命名；东汉成书的《汉书》 以封国命名籍贯的数量骤减，且在记述司马迁以后的人物籍贯时，在县名前加上郡名成为主流。 由此可推知 A．宗法制已完全退出两汉政治构架B．朝廷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渐趋强化 C．以县为主导的区域观念逐渐形成D．封国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 26. “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每用一药，必为色香形味，分 配脏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这说明中医 A．具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B．诊断和治疗带有迷信色彩 C．不受重视，医生地位低下D．发展受到阻扰，作用较少 27. 下表为明清时期进士的出身情况统计资料：据此可知 时期平民家庭出身低级官员家庭出身中高级官员家庭出身 明代46．7%2．8%50．5% 清代19．2%18．4%62．4%明清平均值31．1%11．6%57．3% A．科举促进社会公平但作用有限B．科举制主要为士族子弟服务 C．家庭背景与科举成就毫无关联D．寒门向上层流动的难度降低 28.1861 年，奕?上书：“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为势所迫交友（蛮夷）求和，实为攻防之策。”材料反映的主旨是 A．攘外必先安内 B．两只拳头出击 C．远交近攻 D．和平外交 29.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一宣誓的主要价值是 A．激发革命党人的斗志B．号召实行责任内阁制 C．树立民主信仰，凝聚共和力量D．彰显神圣感和宣誓者的使命感 30. 下表是某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笔记提纲，这主要反映出这一时期毛泽东 A. 解决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问题 B. 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C. 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 D. 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31.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1982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时这两部宪法的颁布和修订 A．都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B．分别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C．都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D．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32.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便成为法律。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规定，如果 公民大会上有人对任何法律提出异议，公民大会则要对有关法律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立法委员会进行裁决。这反映了 A．立法规则受到破坏B．民主政治逐步建立C．公民大会权力强化 D．法律权威得到提高33. 加尔文派教徒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原来信奉新教，据说后来打算改信天主教。1761 年安东尼自 杀。在天主教修士的煽动下，信奉天主教的民众群情激奋，纷纷指控卡拉斯一家，法院无证据宣判卡拉斯有罪。伏尔泰为卡拉斯案的平反辩护。这说明伏尔泰 A．维护人权，追求公平B．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 C．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D．具有人文主义宗教观 34. 1881 年11 月，德皇威廉一世发表的《黄金诏书》宣称：“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 对社会民主党过火行为进行镇压，同时要积极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他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这反映出 A．德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B．工人运动催生社会保障制度发展 C．工业革命消弥了德国的社会矛盾D．政党斗争制约了德国的统一进程 35. 右图为创作于1951 年的苏联一幅漫画。该漫画主旨是舒曼对阿 登纳说：“我很荣幸和愉快把管理权交给你。让我们鞭策这匹 马前进吧……” A．欧洲联合进程启动B．西欧经济艰难复兴 C．美国推动法德和解D．西欧沦为美国附庸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 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摘编自《新唐书》 材料二驴象之争代指美国政治竞选，也是美国两党制的喻词。“驴子”是民主党的党徽，“大象”是共和党的党徽。2016 年美国“驴象之争”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之间展开。胶着的选情在金融市场掀起风浪，股市倾跌、债市下滑，而黄金等避险资产又重新获得青睐。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和选前的各种民调明显看好希拉里，但选民用选票表达了不同的声音。不靠谱的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欧洲政治精英和学者担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会助长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韩国前外长金星焕曾对记者说，如果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对韩国将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摘编自搜狐网时政新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牛李党争、驴象之争的特点及它们出现的背景。

从《史通》略论刘知几之史学思想

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92年 第六期，頁143-151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黃俊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博士班 摘要 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

14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一、前言： 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1 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頁56-57。2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卷十〈自敍〉，頁619-620。

史学概论复习资料

绪论（概要） 一、名词解释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二、论述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 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 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 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 （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 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词解释 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 （1）君举必书----慎言行 （2）人君不观史 （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 （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 （1）梁启超 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 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 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 （2）章太炎 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着作：《訄书》论文集 （3）夏曾佑 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 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4）陈黼宸 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 （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 （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 （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一） 如我们的标题所示，我们写作本文的意图是想对中西史学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但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困难，即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界定西方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儒学思想。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西方史学史中，找到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同理，我们也是否能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发现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传统。在本文的写作中，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将主要负责中国史学思想的部分。但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即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es sentialize)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它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 无论是我们把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作同质化的处理，都是同样不妥和危险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形。尽管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倾向于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大而化之的概括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如所周知，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开始传授其学说思想的时候，他有不少竞争者。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被人称之为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还能找到那些学派残存的、但又清晰的痕迹。有些学派，如道家和法家，曾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另一些不太著名的学派则被融和与吸收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面。儒家地位的上升，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朝的儒家董仲舒(约前179-114)获取了汉武帝（前141-87）的信任，得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型态。儒家的著作也就成了经典。汉武帝决定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儒学的影响在当时也主要局限在政治的领域。这种情形到了宋代，特别是十一与十二世纪以后，才有改变。理学的兴起使得儒学开始对社会道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的影响，理学所关心的问题，又与古典的儒学有所不同。这在下面还要讨论。 其次，儒学本身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就像一个开放的、但又高度竞争的活动空间，为不同的诠释学派所使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与声音。就在儒家被奉为经典不久的公元一世纪，汉代的学者在孔子旧居中发现了一些以不同字体记载的典籍，因此就面临了一个如何鉴定其真伪的问题。从此以后，儒家便在大致上分为两派，分别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属于今文学派的儒家信奉汉代一般通行的版本，而古文学派的学者则相信那些新发现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文经”是因为其采用的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再为人所用。但是，这两派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仅仅是所用版本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儒家经典诠释的不同。到了三世纪，汉代灭亡，儒家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他们不但要寻求内部的统一，同时还要对付外部的挑战者-佛教。理学在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儒家成功的复兴。但其实这一成功，正是以理学的折

华严字母说明

《华严字母》,据说是古代和尚为了学习梵语而用汉字标识的梵语古印度语字母表。借助华严字母,可以倒推中国那个时候的汉字读音。华严字母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音韵“反切”之母。它让我们知道，在唐代，佛陀（Fotuo）两字读“Boda”。 华严字母是东方文明最完美的「歌乐」之一。「华严字母」经过一千多年来的传承整理和弘扬，已成为中华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又是佛教梵呗的一颗明珠，堪称东方文明最完美的「歌乐」之一。 「华严字母」共有四十二个。因为这四十二个字母出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所以称他为「华严字母」。 这四十二个字母是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时参访到第四十四位善知识──众艺童子教他这四十二个字母，叫做修学菩萨行的「字智法门」。 唱诵《华严字母》功德很大，是学菩萨行、修菩萨道的一种殊胜法门，又是深入“般若波罗蜜门”，生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字智法门”。 《华严字母》是梵呗唱诵音乐中的经典曲目。其唱诵词分为单音字母、双音字母、三音字母三种，《华严字母》的曲谱结构包括三个部分，即三个乐章。《华严字母赞》为第一部分，即第一乐章；《华严字母》每卷唱三个字母及小回向为第二部分，即第二乐章；《总回向》为第三部分，即第三乐章。 《华严字母》铿锵、雄健、掷地有声，在佛门中也实为罕见。《华严字母》不愧是东方最完美的乐曲之一，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佛门恩波。它历代流传，深受比丘、比丘尼以及教友们的欢迎。 《华严经》的富丽幽深，殊妙难测，犹如罗网珠光，光光相摄，遍及十方。华严字母为梵腔，音律婉转曲折。当我们拋下对文字语义的恋栈，四十二字，字字都是佛身、佛语、佛意三密的流露。 附录1： 《华严字母》的结构及其唱颂 在大江南北的各处寺院中常常能听到清静、庄严、肃穆的唱诵音乐——梵呗，其中的《华严字母》铿锵、雄健、掷地有声，在佛门中也实为罕见。《华严字母》不愧是东方最完美的乐曲之一，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佛门恩波。它历代流传，深受比丘、比丘尼以及教友们的欢迎。《华严经·入法界品》记载：众艺童子唱诵《华严字母》时，以“四十二般若波罗蜜门”为首，一切章句都“随转无碍”，于是又能深入无量无数的“般若波罗蜜门”。“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地，实以闻中入，”以音声而作佛事，也是方便善巧的一种法门。唱诵《华严字母》是学菩萨行、修菩萨道的一种殊胜法门，又是深入“般若波罗蜜门”，生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字智法门”。 《华严字母》的唱诵词由四十二个字母组成，据传是由善财童子(梵文Sudhana)向众艺童子(梵文Silpabhina)参学时请教得来的。在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时，每卷尾所唱诵的就是其中的三个字母。从第一卷到第十四卷，每卷依次取三个字母，才将四十二个字母全部唱毕。再从第十五卷开始，重头依次排列，即四十二个字母。每经过十四卷重复唱诵一遍。 因为这四十二个字母出于《华严经》，所以称它为“华严字母”。 四十二个字母从语音上看有“单音字母”、“双音字母”、“三音字母”三种类型。“单音字母”共有三十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 【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刘知几史学三长

1|、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所谓才，是指史家应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叙述史事编纂技巧方的能力。所谓学，是指史家志有的学问，即要掌握广博的史学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掌握充分的史料。所谓识，是指史学应有的见识，即辨明是非，有正确的见识、观点，还包括疾恶扬善、秉笔直书的品德和胆识。 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内容只应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记“州闾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得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徵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对于符合这些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和王劭《齐志》）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疑古》批评《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2、才、学、识“史才三长论” “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几在史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之一。他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卷一0二《刘子玄传》）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学家，不应担负史官的重任。实际上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孔、孟、班、范等人论史，都曾提出过“文”（指语言文字）、“事”（指史料史实）、“义”（或曰“意”，指思想观点）的概念，并论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刘知几则以史才、史学、史识对这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考察的内容也更全面、具体、充实。这在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创见。所谓史才，包括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它要求做到“善择”、“辨疑”、“考伪”，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叙事》）。《史通》中专有《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核才》、《烦省》等篇论史传之文。所谓史学，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的史料以及历史知识，它强调“采摭zhi群言”，主张把所有历史著述都作为取材的对象。《史通》中则有《采撰》、《补注》、《杂述》等篇论史学。所谓史识，包括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它重视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史通》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ze》、《人物》、《暗惑》等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史识。刘知几认为这是搞好历史必不可少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但三者当中，他又最注意“史识”，认为史才、史学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成为后世公认的名论。 3|、比如写一篇史学论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史学工作者的才、识、学如何表现，它就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得。 先看史识。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 再看史学。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

中国史学史复习材料

先秦史学的特征：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 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 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 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 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 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

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经典语录 作者：陈寅恪 陈寅恪资料：出生日期：1890年7月3日，逝世日期：1969年10月7日。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1925年，陈寅恪回国。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

陈寅恪名言陈寅恪经典语录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论再生缘》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经典语录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柳如是别传》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名言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溶溶院落共黄昏。《柳如是别传》 唐之初期其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若其后之改创及直接从西域输入者则事在本章主旨范围之外，故置不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经典语录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

中国史学史

第一章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发生 第一节远古的传说和原始的历史意识 一、史·历史·史学 1.何谓之“史”？ （1）《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2）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 （3）“史”的原意就是指掌握文献记载的一种官职。 2.历史是指一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是指历史的记载。 3.史学是指一门学问，一门以人类客观的活的历史为对象，利用各种史料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 二、远古的传说 1.阅读以下内容，思考远古传说具有哪些史料价值？ 2.从远古传说看人类原始的意识： （1）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上，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相信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的；另一种是对自然的迷信； （2）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是看其是否献身公共利益； （3）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远古传说 居住情况：“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暮栖木上” 饮食情况：“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生产工具：《易·系辞》记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 .婚姻状况：“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人类征服自然的状况：大禹治水，女娲补天 三、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1.文字的发明； 2.历法的产生； 3.史学意识的产生 四、史学产生的年代 我国的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产生的内在因素是：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史学为其统治服务。可追溯到夏商时期 第二节先秦史官的设立及其职责 一、我国古代早期史官的设立及其职掌 1.传说中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诵，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 2.商的史官：甲骨文作“作册”、“史”、“尹”、“太史”、“内史” 。 二、周朝史官的设置和分工 1.周朝史官的设置及分工； 2.从夏商周看史官的任务：一是关于人事方面，一是关于天道（宗教迷信）方面。 周朝史官的设置及分工 1.《周礼》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称：其中“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八枋：爵、禄、废、置、杀、生、予、夺）“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之冢宰” 。 2.另有女史负责后宫记录。

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教学教材

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

简述刘知几《史通》中的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 ），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一生著作颇丰，但除《史通》外，其余皆亡佚。 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虽然自身才气勃发，却因为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仰承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因而后来退出使馆，私自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通》。这部史书与唐代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他并非描写某一时代的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的各种史学作品作出评论，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此时正处唐朝全盛时期，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此 《史通》应运而生。《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由于刘知几除《史通》以外的各种作品都已流失了，因此，要想研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只能从《史通》和新旧《唐书》去寻找材料。但是新旧《唐书》成书于后代，因此《史通》更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史通》文字简约，全书不过数万字，这跟中国古代史书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比起来，算是不折不扣额的小部头了。不过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这部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史学的观点，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则是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史

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 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 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关于史学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