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朱平辉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目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七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而其他五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的关系。
[关键词] 工业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空间面板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和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基础上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支付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总体情况一直比较严重。
中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与此对应的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否则GDP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个变量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变化趋势。对于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有学者从协整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李国璋和孔令宽（2008）[2]通过协整检验中国1985-2006年间CO2和SO2排放量的对数值与人均收入变量间分别在5%和平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增长与排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更多的学者是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绘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长期关系，如图1所示。根据EKC 假设，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如图1中的Y0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点也称为转折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因此，中国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其转折点在经济增长何种水平上可能出现，就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对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1 EKC 曲线
在EKC 的实证研究中，人们通常根据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划的截面数据进行模型分析。这种分析思路都假定地区间的污染排放是不相关联的，即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只对本地区的工业污染排放量产生作用，忽略了对周边地区的环境的影响，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人们应该考虑到污染排放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或空间依赖性，传统的面板数据模型在描述数据空间特性时，更多的是强调空间异质性，而忽略了空间相关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估计模型的稳健性。到目前为止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EKC 的文献并不多见。鉴于此，我们利用空间面板模型（Spatial Panel Model ）对中国各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的EKC 假设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二、EKC 空间模型
1．EKC 的方程形式
在EKC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工业污染排放量指标，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平方，称为EKC 的二次方程模型，如果解释变量进一步包括经济增长的三次方，则称为EKC 的三次形式。
假设经济增长（或其对数指标）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β1和β2，工业污染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有以下几种关系：（1）β1=β2=0，说明经济增长与工业排污之间没有关系；（2）β1>0，
β2=0，说明工业污染随经济的增长而线性增加；（3）β1<0，β2=0，说明工业污染随经济的增长而线
性减少；（4）β1>0，β2<0，工业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 型”关系，转折点根据公式：-β1/2β2计算；（5）β1<0，β2>0，工业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正“U 型”关系，转折点计算公式相同。
2．EKC 空间模型的设定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Cliff 和Ord 的开拓性工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Anselin （1988）[7]和Elhorst （2003）[10]在面板模型基础上引入空间滞后误差项或空间滞后因变量，将空间相关性引进计量模型。Anselin （1988）[7]讨论了随机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Elhorst （2003）[10]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成四类：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空间随机效应模型、空间固定系数模型和空间随机系数模型，并给出了每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还分析了ML 估计量的渐近性质。
一般空间计量模型可以分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和空间滞后模型（SLM ，也称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本文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通常情况下，当回归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个体时，固定效应模型是更好的选择（何江和张馨之，2006[11]）；另外，空间面板研究文献一般都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何江和张馨之，2006[11]；王火根和沈利生，2007[12]；吴拥政和颜日初，2009[13]）。
经济增长
环 境 压 力
Y 0
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Spatial Error Model ）的设定如下：
2121ln ln (ln )it i it it it N
it im mt it
m E Y Y u u w u αββλε==+++=+∑ （1）
式中，Yit 表示第i 个地区第t 年的人均GDP ；Eit 表示第i 个地区第t 年的排污水平；uit 是相应
的随机误差项，服从一阶空间自回归过程；εit 表示特定误差，假定E (εit )=0，22()it E εσ=；αi 表
示各地区的固定影响；λ通常称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w im 表示空间权重，反映地区间的相关性。参照相关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选择了最简单并且也是最常用的二元邻接矩阵（王远飞和何洪林，2007[14]），具体设定是，如果地区i 与m 相邻，则w im 为1，否则为0。在实际应用中，空间权重要行“归一化”处理，即用每个元素分别除以所在行元素之和，使得每行元素之和为1。
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Spatial Lag Model ）的设定是：
1
1
ln ln ln K N
k
it i k it
im mt it
k m E Y w E αβδε===+++∑∑ （2）
式中，δ通常被称作空间自回归系数。
如果用矩阵形式来表示，则上述两个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E Y λ=++=+βA u u Wu ε （3） δ=+++E WE Y βA u
（4）
式中，E 、u 、ε均为NT ×1维列向量，Y 为NT ×K 维矩阵。
T =?A ια，T ι是T 维元素全为1
的列向量，α（N ×1维列向量）描述了样本N 个截面的个体特性，即固定影响。
T N =?W I W ，
IT 为T ×T 单位阵，空间权重矩阵WN （N 阶方阵）反映了个体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3．空间相关性的检验与参数估计
对于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常用的统计量有：LMerr 、LMlag 、Robust LMerr 、Robust LMlag 和Moran ’s I 。其中，Moran ’s I 也称为空间自相关指数，基于该指数可构造正态分布统计量，用以检验SEM 中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λ的否显著性（王远飞和何洪林，2007[14]）。LMerr 和LMlag 分别用于检验SEM 中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λ的显著性和SLM 模型中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δ的显著必性，具体可参见Anselin 等（1996）[15]。以上各个检验统计量均是基于截面模型的OLS 估计得到。根据Anselin 等（2006）[16]人的研究，当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合并回归时上述方法仍然适用，不过此时空间权重矩阵应该使用W 而不是WN 。目前国内多数空间面板实证文献均是使用这一做法。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LMlag 比LMerr 统计量更显著，那么恰当的模型是SLM ；否则，恰当的模型是SEM 。
OLS不适合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因为在模型包含空间滞后误差项的情况下，虽然OLS 估计量是无偏估计，但不再满足有效性；在模型包含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OLS估计有偏且不满足一致性要求。估计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一般使用ML方法估计，关于空间面板模型的ML估计方法可参见Elhorst（2003）[10]。由于通用、商业化的计量软件还没有实现对空间面板模型的计算功能，我们以下的计算都是通过Matlab软件实现的。①
三、指标与数据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我们选取以下7个环境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以上排放量均为人均排放。样本来自1989—2007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的数据。重庆在1997年单列直辖市，以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我们将1997年之后的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省。此外，对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在估计该污染指标的EKC方程时排除了海南与西藏的缺失数据仅含28个省区的数据。所有污染排放数据均来自相关各期《中国环境年鉴》，人口数据来自相关各期《中国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排污量指标在《中国环境年鉴》中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1991年之前仅有废气排放总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数据，缺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数据。我们根据1991年的数据推算出各个指标在废气排放总量中的比例系数进行折算。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也没有1992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相同的方法推算。
经济增长指标用人均GDP来衡量。与总量指标相比，人均GDP更加能够反映真实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为了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实际数。本文中涉及的各类指标、单位及符号如表1。
表1 各类指标单位与符号表示
由于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后不改变数据原有特征，并会减少异方差或使得时间序列变得平稳，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各指标的自然对数。
①空间计量模型的Matlab软件包可通过网址：https://www.wendangku.net/doc/2013452767.html,/下载，主要由Lesage和Elhorst等人编写。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我们首先利用传统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Least Square Dummy V ariables）进行估计，并对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基于LSDV的估计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性，***表示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性。
从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FS的EKC方程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不是“倒U型”的，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EKC方程均呈现出“倒U型”形状，但需注意FQ的EKC方程中平方项的系数不显著。根据LSDV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1）Moran’s I、LMerr以及Robust LMerr 检验统计量显示，空间自相关系数λ显著不为零，即所有污染物传统的固定效应EKC模型残差中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问题。（2）对于空间自回归系数δ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LMlag检验结果显示，各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空间滞后性，即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应当加入空间滞后因变量；而Robust LMlag检验结果则表明，仅COD、FQ和YC的排放有空间滞后效应。
从检验结果还可知道，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而必须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EKC做出估计，那么应该如何引入空间相关性，即选择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呢？对于COD而言，LMlag、Robust LMlag统计量分别大于LMerr 和Robust LMerr统计量，因此应选择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而对于其他污染物，结果却相反，表明应选择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这样的选择基本能够与Robust LMlag检验结果相互印证。
2．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对所选择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引入空间相关性后，除了FS，其他污染物的EKC模型估计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且均呈现“倒U型”形状。这与LSDV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在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后，EKC的估计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模型的可决系数和对数似然值均有所提高，这说明考虑空间相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与LSDV估计结果相比，FQ的EKC方程平方项系数在5%水平上变得显著，说明引入空间相关性可以改善变量的显著性水平。
表3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除FS外的六种污染物EKC模型中，λ和δ的估计值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间的污染排放确实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本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受相邻地区污染排放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来讲，COD模型中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δ估计值为0.134，说明相邻地区人均COD排放量变动1%，会导致本地区人均COD排放量平均变动0.134%；另外五种污染物为空间误差模型，其空间自相关系数λ的估计值均大于0，说明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加重本地区的污染排放。
为了更好地描述人均GDP与人均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我们对EKC方程的形状做进一步的分析，并我们结合2007与2008年各地区人均GDP数据（如表4所示），研究各地区是否越过EKC 曲线的转折点。
表4 2007与2008年中国各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单位：元（2000年不变价）
对于COD、YC和FC来讲，根据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EKC是典型的“倒U型”的曲线关系，与通常认为的经济增长与污染“倒U型”曲线关系一致。其转折点分别是人均GDP 为2788元、5728元和5187元之处，均在样本数据区间内，从表4可知中国各地区都过了这些转折点。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工业粉尘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当经济发展越过各自的转折点后，这些污染排放将呈现出稳定改善的趋势。
对于SO2来讲，根据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EKC为“倒U型”，因为只有上海市2007年与2008年的人均GDP超过转折点51189元/人，这说明其它地区的EKC基本上位于上升的左半段，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拐点可能会在近期出现，SO2排放的下降是可以期待的。
对于FW来讲，其空间EKC同样是“倒U型”的，转折点在人均GDP为1418元处。中国各地区只有贵州省1989和1990年的人均GDP小于该转折点；这说明FW的EKC基本上位于下降的右半段，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对于FS而言，引入空间相关性后，回归系数仍不显著，并且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 也不显著。这说明FS的EKC方程形式设定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用三次方程形式重新进行检验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FS三次方程形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相应检验统计量的P 值（P value ），即观察到的显著性水平。星号含义同表2。
从检验结果来看，FS 传统的三次方程形式固定效应模型中依然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在引入空间相关性时，应选择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但从SEM 估计结果来看，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 仍不显著，这说明FS 的空间相关性可能并不是很明显；同时，我们注意到，引入空间相关性后，模型的可决系数和对数似然值均略有下降。以上分析表明，对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FS 最合适的模型应该是传统的三次方程形式固定效应模型。
对于FS 来讲，根据三次方程的LSDV 估计结果，其EKC 图像参见图2。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种形状即是所谓的“倒N 型”，但与通常“倒N 型”有两个拐点不同，这里只有一个拐点，即人均GDP 为7283元。
图2 人均GDP 与人均工业废水排量之间的关系
从图2还可以看出，在拐点7283元附近FS 存在一个较长的“平台期”，在此平台期内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FS 不会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过了平台期，随着GDP 的增长，FS 排放存在一个快速下降的关节点，即曲线曲率最大值点。根据拟合数据，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个关节点是人均GDP 超过21807元。以此为标准，现阶段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越过此关节点，预计这些地区的FS 排放量将会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能否真正出现，与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是否顺利完成也有重要关系。
关于FQ 与人均GDP 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到，FQ 在基于LSDV 方法估计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对于GDP 的二次项并没有通过显著性的检验，其估计参数的检验统计的p-value 是0.484。可能合适的模型是一次方程或三次方程。FQ 基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三次方程，其估计的转折点却达到不可思议的161083899元/人，远远超出样本数据区间之外。如果将FQ 一次、三次方程形式进行基于LSDV 和SEM 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和检验，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FQ 一次、三次方程形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lnGDP
lnFS
从检验结果看，一次方程模型与三次程方模型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空间相关性显著。选择三次方程，基于LSDV 方法与基于SEM 方法估计的结果都是传统的具有两个转折点的倒N 曲线。模型的拟合曲线如图3所示。两种估计方法下的两个转折点分别是人均GDP 为515.75元，76606.98元和597.24元，57497.34元，都在样本区间之外。显然拟合三次曲线在两个转折点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趋势”，因此我们利用样本数据进行一次方程的估计，模型也是显著的。
图3 人均GDP 与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一次模型或三次模型，对于FQ 来讲，人均工业废气的EKC 都位于上升阶段。但是从长期看，任何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都不会永远直线上升，选三次方程模型更切合实际。根据检验结果我们最后选择三次形式的SEM 模型，得到的结论是：FQ
的
EKC 呈现出“倒N 型”，其图像的两个拐点分别597.24元，57497.34元，这两个数据都在样本数据区间之外，三次方程形式的EKC 同样位于“倒N 型”上升的部分。但是从2008年GDP 数据来看，只有上海已经越过第二转折点，其他地区均未越过该转折点，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还是呈增长趋势。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废气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有以下结论：（1）根据空间相关性检验可知，传统的固定效应EKC 模型中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于COD 而言，适用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而对于其他污染物，适用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2）根据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对于除FS 外的六种工业污染物来讲，其地区间的污染排放确实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本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受相邻地区污染排放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FS 的二次和三次形式的EKC 模型中的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FS 的空间相关性可能并不是很明显，合适的模型应该是传统的三次方程形式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说明FS 下降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平台期”，这个平台期的关节点是人均GDP 达到21807元，中国北京、上海等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越过此关节点，进入FS 快速下降期。（4）FS 的EKC 为只有lnGDP
lnFQ
一个拐点的“倒N型”曲线，其他污染物的EKC均呈现出“倒U型”形状。但要注意的是，COD、YC和FC的EKC已经越过拐点；SO2的EKC均位于上升阶段，SO2的拐点可能会在近期出现；FW 的EKC基本位于下降的右半段。（6）FQ的EKC呈现出两个拐点的“倒N型”，中国目前FQ处于EKC “倒N型”的上升部分。（7）从整体上看，中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地区的GDP水平显著相关，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压力的必然性。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有以下建议：（1）企业应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必然联系，看出“低碳经济”的前景，捕捉背后的商机。（2）中国虽然有部分地区越过了FS排放平台期，但是包括河北、山西、内蒙等在内22个省市地区经济发展仍处在FS排放的平台期内，这些地区的FS排放还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不会快速下降，FS处理技术的应用范围广阔。（3）计量结果显示出中国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或“倒N型”关系，一方面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①，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呈现出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但应该注意到：不同污染物排放的转折点不同，说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的重点也不同。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FQ排放的转折点超出样本数据之外，数据没有反映出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反转的迹象，说明人均工业废气的EKC仍处于“倒N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可以肯定的是，减排目标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强烈信号，企业家应从中看到机会。
[参考文献]
[1] 朱行保.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的极限——EKC理论综述与模型分析[J].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8(08): 33-35.
[2] 李国璋,孔令宽.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J]. 广东社会科学. 2008(2): 37-43.
[3] Anselin L, Getis A.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92, 26(1): 19-33.
[4] Maddison 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6, 51(2): 218-230.
[5] Poon J P H, Casas I, He C F. The impact of energy, transport, and trade on air pollution in China[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47(5): 568-584.
[6] Anselin L, Griffith D A. Do spatial effecfs really matter in regression analysi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88, 65(1): 11-34.
[7]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 :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988.
[8] Rupasingha A, Al 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US Countie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with Extension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4, 83(2): 407-424.
[9] 李刚. 基于Panel Data和SEA的环境Kuznets曲线分析——与马树才、李国柱两位先生探讨[J]. 统计研究. 2007(5): 54-59.
[10] Elhorst J P.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3, 26(3): 244-268.
[11] 何江,张馨之.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空间面板数据分析[J]. 南方经济. 2006(5): 44-52.
[12] 王火根,沈利生.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空间面板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12): 98-149.
[13] 吴拥政,颜日初. 中部六省地级市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面板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9(3): 63-71.
[14] 王远飞,何洪林.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5] Anselin L, Bera A K, Florax R, et al. Simple diagnostic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6, 26(1):。
①“倒N型”曲线关系也符合EKC所描述的环境与发展特征，即“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将存在”，只不过“倒N型”关系在早期有较大的波动而已。
[16] Anselin L, Gallo J L, Jayet H.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s[M]. in The Econometrics of Panel Data(Third Edition), Mátyás L., Sevestre P., 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 2008.
Analysis of Chinese Industry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patial Panel Model
Zhu Pinghui Y uan Jiajun Zeng Wuyi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s a classic hypothesis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but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es is rare . This paper tests the 7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Kuznets Curve models by using of spatial fixed-effect models based on Chines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set of yearly observations covering the time period 1989-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in interprovincial pollution emission data;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panel data modes are robust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panel data models and the goodness-of-fit and coefficients’ significance levels of the spatial models are improved; an inverted-N-shaped curve with only one inflection point exists between per capita industrial waste water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GDP, So does an inverted-N-shaped curve with two inflection points between per capita industrial waste gas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GDP, and inverted-U-shaped relationships are founded between five type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GDP.
Key words: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KC;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 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DirectInvestment，ODI）是指我国国内企业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或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且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与国内投资相比，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货币利率、汇率波动复杂，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因素也更多，从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明显大于国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积极评价风险因素，分析风险产生的环节，制定有针对性措施，才能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993年后，我国成为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878亿美元，成为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增加了60余倍。二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延伸。在初期，我国的
企业一般在零售批发、采矿等行业投资，而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域已扩展到技术开发、商务服务、金融地产、生产制造等产业。三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我国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亿美元，居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的第13位，虽然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长迅速，但在许多项目上出现了大量的亏损，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不小损失。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东道国要么以保护资源或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要么因为政权更替等原因致使我国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失败或者即使能够并购成功其后续经营也出现了很大问题甚至项目被迫中止。比如，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过程中由于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干预而失败；2009年中铝在收购矿业公司力拓的过程中，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干预而失败；近年来则出现了我国两大通信企业中兴和华为在美国的投资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受阻。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也给我国的海外投资带来很大风险。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迫使中铁在利比亚总额为42亿美元的3个铁路工程搁浅。此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发达国家恶意设置的各种壁垒也使我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_1981_2004_
2008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l2008第28卷第4期(总90期)Journal of X i c 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 ial Sciences)V o.l28(Sum No.90)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1981-2004) 李瑞娥,张海军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利用1981-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区域差异性与趋同性特 征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部分污染物具有明显的EKC特征,转折点的收入低于 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污染物EK C特征的短期性和对于模型设定形式的依赖性都表明,我们必须对中国环 境污染问题作出理性的判断。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对于环境-收入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 它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区域特征。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污染;环境政策;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5X(2008)04-0035-09 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经典表述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 iron m entalKuznets Curve),简称EKC,这一假说为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考证并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检验。然而,各国资源、环境背景有极大的差异,E KC表现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发现中国EKC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0特征,为中国环境现状提供一种实证性依据,使人们对/中国环境威胁论0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 一、理论支点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经济增长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一系列负效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 S.)在对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发现,人均收入的差异随着经济增长表现出先逐渐加大、后趋于缩小的变化规律[1]。如果以人均收入作为横坐标,表示经济增长,以收入差距变化作为纵坐标,则存在一条倒/U0型的曲线,它通常被人们称为/库兹涅茨曲线0(KC)。1991年,格罗斯曼(Gene G r oss-m an)和克鲁格(A lan K r ueger)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影响时,对66个国家的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在12年间的变动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污染水平随收入的增长不断上升;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收入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后,进一步的收入增长将导致污染水平降低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即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 的变动趋势呈倒/U0型关系[2]。于是,他们在199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5Econo m ic G ro w th and the Env iron-m ent6[3]中正式提出了这个假说。这一假说因与库兹涅茨曲线的相似性而被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0假说(如图1所示) 。 图1典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EKC假说提出之后,大量后续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EKC的存在性[4-6],同时,经济发展的现实进程也为EKC假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于人们更偏好于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长而忽 [收稿日期]2007-11-28 [基金项目]国家/985工程0二期建设项目(07200701) [作者简介]李瑞娥(195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张海军(1983-),男,宁夏平罗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35
七大新兴产业
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昨日，上证报记者经过深入采访业内人士，对各产业的发展与机遇进行了梳理与解读。 节能环保 重点推行清洁生产和低碳技术 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节能环保产业位列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国务院对其未来的发展要求是：突破能源高效与梯次利用、污染物防治与安全处置、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行清洁生产和低碳技术，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事实上，近期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利好不断。上证报记者获悉，《"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目前已报国务院审批，《规划》明确了环保技术和装备、环保产品和环境服务的重点发展领域。同时，环保部也已完成《环境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草案提出的"十二五"发展目标是，环境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40%，服务业在环保产业中的占比达到30%。 据环保部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的2%左右，预测到"十二五"末期，环保产值将达到2万亿元以上。 中国节能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宋忠奎告诉记者，当前国家对于节能环保产业推出的财政扶持力度，无疑会拉大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投资规模有望翻倍。"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有望从节能领域引入到环保领域，从而促进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海通证券本月的一份策略报告认为，节能环保位列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四大支柱性产业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平衡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仅就环保产业废气领域而言，预计废气治理"十二五"期间市场需求容量超过2300亿元，其中除尘需求300亿、烟气脱硫需求1000亿、火电厂脱硝市场需求在1000亿。 此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全国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专家论证会，《规划》提出了构建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社会层面循环经济体系。 信息技术 宽带建设是重中之重相关实施方案或9月出炉 昨日出炉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描绘的蓝图是：加快建设下一代信息网络，突破超高速光纤与无线通信、先进半导体和新型显示
日本投资环境分析
浅析日本投资环境及评价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致力于海外事业的拓展。 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两国的经济关系一直处于很热的状态，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日本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以及商业服务业处于世界领导地位，首都东京不仅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日本，一个地域狭小，却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丰富的人才和雄厚的资本积累的富裕岛国，无不吸引着各国的投资商纷至沓来。 据日本中文道报报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最新调查表明，现在在日外资企业达4276家，雇用人数为102.3441人，占日本整体雇用人数的2.4%。其中，在日中国大陆企业为61家，居第九位。 然而，投资是一种风险，如同自然界的气候一样，“投资气候”也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幻莫测，令人难以捉摸，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因此，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时，投资者首先要发现、寻找各种因素变化的动向和规律性，根据投资环境的综合分析，合理选择投资的规模和方式，决定投资流向。 一、日本的外商投资环境及市场准入政策 （一）日本对外资的定义 日本将外国投资称为“对内直接投资”，包括下列投资行为： 1、收购日本国内上市企业股票，持股比率10%以上； 2、参股国内非上市企业；
3、投资者为“居民”身份时取得国内非上市企业股份，或投资者转为“非居民”后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外国投资者； 4、持有国内企业股份或保有企业注册资本三分之一以上时，同意企业对营业内容作实质性的变更； 5、“非居民”个人或外国法人在日本国内设立分公司、工厂等营业机构，或对其营业内容或业务种类进行实质性的变更； 6、对国内法人企业贷款期限超过1年以上，金额超过1亿日元（贷款期间超过5年以上的）或贷款金额超过2亿日元（贷款期限在5年以下的）中长期贷款； 7、取得国内法人发行的私募债券，金额超过1亿日元，偿还期限超过5年； 8、取得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企业的股份。 （二）日本的投资制度原则上对大部分行业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 日本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是《外汇及外贸管理法》。1992年以前，外汇法对外国的投资实行事前审批制度；1992年后，改为事后报告制度，原则上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给与自由化。1997年，外汇法又作修改，对外资仍采取事后报告制度。但涉及国家安全，妨碍公共秩序、公众安全的行业，以及属于日本要保持自由化特征的行业，实行事前申报、审批制度。 尽管日本在制度上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但在具体实践中个别行业的市场准入仍很困难。例如建筑业，由于日本尚未开放劳务市场，加之本国固有的承包、分包体系，外国企业很难进入日本建筑市场。又如海运业，在日本的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用码头，而无法进入码头装卸等服务市场。 二、对日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具优势_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_冯维江
China Business Update / September 2010 24 投资环境的声浪逐渐升高。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未果，到处理力拓商业贿赂事件引起的“非议”，到谷歌中国从内地迁往香港，再到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抱怨在中国“遇到了25年来最艰难的商业环境”，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外资对中国经营环境的适应和利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被一些人列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依据。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近期公布了一项对87个国家4个方面的外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的研究。这份报告显示，与东亚、亚太乃至全球各国相比，中国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更加严格，外资在华建立子公司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皮埃尔?吉斯兰(Pierre Guislain)更是直言：“跟87个国家相比，在具有限制性的政策法规所占的比例方面，中国的行业限制数量要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都多”。 直观的事件与“客观”的调研言之凿凿，似乎坐实了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堪虞之状况。然而，也有一些人为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证。例如，代表了160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刚刚对外发布了《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报告称其九成会员企业对目前中国的经商环境较为满意，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亦有 人以客观数字为证，指出自2009年8月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各月均呈同比增长态势，而2010年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加39.6%，上半年累计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亦达到19.6%。如此大好形势，岂可谓外资环境恶化？ 在我们看来，抱怨者的质疑固然有待商榷，辩护者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商人以逐利为职，自然希望环境对自己越有利越佳，个别企业在经营中遇不如意事而有所表达实属平常。只是因为其中一些在华企业声名显赫，才特别引人关注且容易为人所利用罢了。以个案而论“环境恶化”殊不足道。伊梅尔特在私人餐会的抱怨被曝光之后，旋即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是通用电气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并且必将长期发展下去。”至于世界银行的报告虽有其一定的“客观性”与严谨性，但因为调查主要考察的是各国对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而这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并且与经济规模大小、投资机会多寡、经济成本高低等相比，仅是相对次要的方面，因此在“全面性”或“代表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以此论证中国投资环境之优劣，其结论亦不可靠。 当然，以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满意度调查来举证也存在问题，不仅样本选取及回答的主观性可能存在，更因为这样的调查缺乏国际比较的视角。至于用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数字为据虽然颇为有力，但影响外资进出的除了投资环境，更有经济形势。外资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完全排除是因为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的恢复阶段，因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具优势 ——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理论模型
1.1.1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简介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即库兹涅茨曲线。在1991年，美国环境学家Grossman和Krueger 首次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 它假定一个国家的污染水平会先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污染水平会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下降。Grossman和Krueger通过研究发现SO 2 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如果用纵轴表示污染水平(污染物排放量等),横轴表示经济增长(GDP、GNP或人均GDP、人均GNP等),可得到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散点曲线呈“倒U型”，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以下简称EKC)。 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对其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比较早，主要研究文献有：1992年Bandyopadhyay和Shafik运用EKC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 进行了对比研究。Lucas（1996）验证了BO 2、NO 2 等与经济发展也符合EKC假说。 Panayoutou（1997）运用了3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2-199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政策和制度不仅能够显著减少由二氧化硫引起的环境退化，而且能够减轻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Dasguptaetal（2002）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使经济增长的每个时期污染排放水平都低于没有规制时的排放水平，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变得比较平坦。除此之外，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EKC假说,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污染物的“倒U”顶点出现的时机不同。 国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文献有：范金(2002)采用中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SO 2 、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浓度等的面板数据对EKC进行研究,发现除了氮氧化物浓度之外,其余污染物与国民收入水平存在“倒U”关系;包群、彭水军（2006）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6—2000的环境指标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特征。张红凤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严格且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改变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位置。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差别也较大,很难建立统一的模型来描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环境污染的实际状况。 1.1.2 EKC模型 国际上根据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所产生的计量模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另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 1.1. 2.1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EKC模型
区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及应对
区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及应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 将此学说运用于环境上的表述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增后降，当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也相对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加剧，当污染程度达到一个最高点时，随着经济的继续增加，此时的环境污染却逐渐下降，使得环境得到改善。环境质量与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 经济增长又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会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不完全利用或者开发资源和利用的过程中的不充分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将使人们有能力发展更好的环保技术、以及处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高效率技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重研发支出，推动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原有的资源利用率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将会直接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即资源的投入，相对以前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可减少开发资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可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化工石油原料的使用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规模效应会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腾飞的开始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带来的环境负担远超过了技术效应能减少净化的能力和结构效应所能产生的改善力量，使得环境逐步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环境污染水平达到最高，此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产生大雨规模效应的能力，环境恶化减缓并逐步向原来的方向恢复。 湖口县是江西省九江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处于规模效应的时期，并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时间，如今也出现了大量的以服务性产业的项目，但转型速度缓慢。自发展初期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但由于发展初期科学技术非常不发达，更好的保护环境的技术尚未出现，政府亦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可调控的力量资源以及多余的资金支持环境的保护，经济的发展在初期只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和自身健康有什么联系，环境保护意识差，因此，对于开始良好的环境状况并不在乎和珍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增大，自然资源消耗就越来越多，污染物的排放也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环也越来越严重，此时，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描绘出的上半段，随经济的增长而环境污染也加重。也由于此时的清洁科学技术不发达，不能在大范围内实行减污计划，而经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主要以资源依赖型，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而这些产业都是消耗大量资源，以对环境的掠夺和污染为基础谋求发展的，因此，在经济积累的过程中，对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污染。 为增长经济，湖口县大量引进重工业项目，最大的是位于金沙湾的工业园区，虽然有着生态示范园区的称号，但污染却是十分严重，地方的污染可以从随处可见的污
开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资计划书
开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投资计划书 规划设计 / 投资分析
摘要 国家信息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千家企业景气调查显示，2017年末企业家信心指数达到154.9，处于“十二五”末以来的最高值区间，而同期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工业企业整体企业家信心指数仅为123.9。2018年上半年，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保持高位运行，2017年以来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在150以上，处于较强景气区间。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十三五”时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十三五”时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该互联网设备项目计划总投资23810.9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6080.8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7.54%；流动资金7730.04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32.46%。 达产年营业收入54967.00万元，总成本费用42143.00万元，税金及附加435.17万元，利润总额12824.00万元，利税总额15028.00万元，税
后净利润9618.00万元，达产年纳税总额5410.00万元；达产年投资利润 率53.86%，投资利税率63.11%，投资回报率40.39%，全部投资回收期 3.98年，提供就业职位913个。 坚持“三同时”原则，项目承办单位承办的项目，认真贯彻执行国家 建设项目有关消防、安全、卫生、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规范， 积极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确保各种有害物达标排放，尽量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报告主要内容：概论、项目建设背景、项目市场前景分析、项目规划 分析、选址科学性分析、土建工程说明、工艺技术分析、环境保护和绿色 生产、生产安全、项目风险性分析、项目节能、项目实施计划、投资规划、项目盈利能力分析、结论等。 泓域咨询规划设计/投资分析/产业运营
我国的投资环境分析
我国的投资环境分析 一．冷热国对比法分析 冷热国对比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述环境优劣的一种评价方法，即把各个因素和资料加以分析，得出“冷”、“热”差别的评价。该方法把一国投资环境归结为七大因素 1．政治稳定性，它是指东道国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代表所组成的，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府。该政府能够鼓励和促进企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适宜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当一国政治稳定性高时，这一因素为“热”因素。总的来讲，中国政局稳定、政策基本连续。虽然中国投资的政治环境中存在许多不利的方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及涉外经济方面的法律。对外商投资活动进行了系列规定，保障了外商投资经营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2．市场机会，当对外国投资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在东道国市场的有效需求尚未满足时，表明东道国市场机会较大，为“热”因素。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潜在的市场很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服务大有市场。从近几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消费，对国外产品的消费量也激增。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3．经济发展和成就，若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运行良好，则此项为“热”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往往是对一国投资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中国经济目前既出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正处在转型时期，是典型的过渡经济。这一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投资环境经济因素的独特特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无疑对国际投资者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我国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总体上劳动力素质较低，高素质人力资本相对较为贫乏，这又是我国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要劣势。所以，这一因素为较“热”因素。 4．文化一体化，东道国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相互关系、处世哲学、人生观和奋斗目标都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东道国文化一体化程度高为“热”因素。两国间文化传统越接近，越有利于双方相互间经济往来，而语言是社会文化中最为显著、稳定与典型的特征因素。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共同的文字将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到世界各国的华人联系在一起。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海外的华人在其居住国立足之后，往往倾向于回国进行投资与贸易，这一点形成了中国投资环境中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5、法令阻碍，东道国的法律繁杂，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和阻碍外国企业的经营，影响今后企业的投资环境。若法令阻碍大，为“冷”因素。总的来讲，中国政府尽量制定和完备有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外商来华经营提供有利的安全的法律环境，保障了外商的基本权益。但是，中国的法律环境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
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生态经济》２００９年第７期总第２１３期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 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二般分析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朱述斌Ｉ２高岚１’３ （１．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２．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４５； ３．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突出的两项任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优先保护贸易保护论的双重影响下．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竞争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文章在借鉴前人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解释的基础上，指出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贸易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下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最后提出应通过对环境资源产权改革、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措施来消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宿命论的影响。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经济与贸易；环境与贸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ｅｒｍ ＺＨＵＳｈｕｂｉｎ。?２ＧＡＯＬａｎｌ?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Ｆ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ＪＸＡＵ，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４５，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ＮＡ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ｗ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ｇ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ｆｒｏｕ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ｏｕｂｌｅ ｅｆｆ色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ｍａｔｔｈｅｆｏｎＴｌｅｒｈ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ｏｕ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ｎｅ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ｖｅ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ｉｎｇ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ｂ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 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解释 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状况改善还是会导致环境恶化，这是贸易与环境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经济学家ＳｉｍｏｎＫｕｚｎｅｔｓ发现随着一国摆脱贫穷和落后，国民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在一定时期后，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又将逐渐缩小。因此，通过平面坐标系，经济增长（横轴）与收入差距（纵轴）之间呈现出一种倒“Ｕ”型曲线形状…。２０世皇己９０年代初期，ＧｒｏＳｓｒ】ｎａｎ和Ｋｒｕｇｅｒ，以及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发现环境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也会出现这一相似图形的现象，因此将其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ＥＫＣ描述的是：在人均收人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加剧；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改善【２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特别是，如果收入增加要求环境质量提高的速度快于收入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增加速度，就会产生倒“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下页图）。 而贸易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带来的财富积累效应和生产力发展将最终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在曲线转折点后的情况；在转折点以前，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环境污染加剧。但是，倒“Ｕ”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它适用于国内环境问题，但对于 基金项目：江西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江西农业大学“三捉问题”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朱述斌（１９６５一．），男，江西上饶人，博士生，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高岚（１９５９～），女，四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经济、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朱平辉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目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七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而其他五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的关系。 [关键词] 工业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空间面板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和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基础上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支付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总体情况一直比较严重。 中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与此对应的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否则GDP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个变量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变化趋势。对于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有学者从协整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李国璋和孔令宽（2008）[2]通过协整检验中国1985-2006年间CO2和SO2排放量的对数值与人均收入变量间分别在5%和平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增长与排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更多的学者是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绘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长期关系，如图1所示。根据EKC 假设，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如图1中的Y0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点也称为转折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因此，中国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其转折点在经济增长何种水平上可能出现，就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对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余干县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报告
余干县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报告
“十三五”余干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前言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支撑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引领创新驱动等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三五”时期我国将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要任务和大事来抓，要重点培育形成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产业以及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数字创意等突破十万亿规模的五大产业。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导力量，既能创造新供给、提供新服务，又能培育新消费、满足新需求，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环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新兴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有效衔接。 未来几年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背景之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新兴产业对经济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上，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有望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出版日期】 2016年 【交付方式】 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价格】纸介版：12800元电子版：12500元纸介+电子：12800元 第一章战略性新兴产业概述 第一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述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由来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成 第二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一、技术创新集成化 二、生产制造智能化 三、能用发展绿色化 四、资源利用循环化 第二章“十二五”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分析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创新类政策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环境类政策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管理机制类政策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决定了投资是否能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增长。世界银行报告将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预期归为三大类相互关联的组成要素：一是宏观经济、国家外贸外资政策以及政局的稳定；二是国家监管框架的效率，如劳动关系、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等；三是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在熟练工人流动性不足与技术集约化条件下的技能和技术禀赋。2003年12月16日，世界银行在其网站公布了2003年中国投资环境调研报告，题为《改善中国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对中国5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天津）进行投资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国23个城市，对投资环境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该报告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世界银行所调查的25个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一、我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近期世界银行所作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我国在投资环境的许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在某些方面仍落后于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邻国，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空间。 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优于印度，但落后于泰国。印度的铺砌道路占56%，我国为88%，泰国为97%；印度每1000人有3部私人电脑，我国每1000人有12部，而泰国为23部；从每1000人拥有的电话数量看，印度为131部，我国为294部，泰国则为371部。 第二，在对174个国家的调查中，我国的政治稳定性高，在政府效率方面表现中等，政府管制造成的成本低于印度和巴基斯
坦。 第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高于印度。 第四，总体来看，我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源和技能水平基本相当。但我国的研究和开发力度要低于一些东亚邻国。如在泰国，销售额的5.6%要用于研发，而我国只有2%。 第五，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分明显。 第六，我国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低，绝大部分贷款都贷给国有企业，并且经常得不到偿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 二、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比较 世界银行报告将投资环境的要素指标描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domestic entry and exit barriers)、生产技能和技术禀赋(skills and technology endowment)、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labor market flexibility)、参与全球化程度(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私人部门参与程度(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非正式支出(informal payment)、税收负担(tax burdens)、法院工作效率(count efficiency)、金融环境(finance)等10个方面。以这10项指标衡量并综合静态数据和动态潜力，世界银行得出我国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排名（详见附表）。我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东部的投资环境优于中西部，吸收外资的规模占绝对优势。2003年1-10月份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82亿美元，占全国的88%；中部实际使用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的9%；西部只有13.5亿美元，占全国的3%。世行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 2.环境质量需求。 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 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于环境规制的变革。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7]。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健全，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