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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西蒙·库兹涅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异一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大；随后这种差异开始缩小。在二维平面空间，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这一假设便是一个倒“Ｕ”形的关系。这一关系为大量的现实统计数据所证实，通常被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先是变得恶化，而后得到改善。例如，较之于二三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污染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染，则随着经济增长而使污染水平不断得到降低，污染状况远比六七十年代轻微。这些经验数据很可能支持一种倒“Ｕ”形的环境退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的存在。环境经济学家把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关系的倒“Ｕ”型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解释，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波动处于一种生存维系状态，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较为有限；所排放的废物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可生物降解。因而，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强度上，环境退化都是有限的。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出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和工业化的起飞状态，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出资源更新速率，废物排放的数量和毒性均有所增加。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环境意识得到了强化，环境管制也更有效，技术更为先进，环境治理开支得到增强，使得环境退化得以遏制并逐步得到逆转。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道路，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经历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反映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现在，发达国家在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之后，大力进行环境治理，已开始走上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道路。对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可以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未来环境改善的价值往往难以弥补现期环境破坏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货币有时间价值，环境改善的出现也存在着时间价值的问题。如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到达顶点需要很长时间，这意味着该国在较长时间里要承受环境污染给人们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如果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损害；若环境污染超过生态阈值，则由于生态系统的崩溃人们将不能在此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环境改善的现值往往难以弥补现实环境破坏的成本。第二，基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应该采取积极的环境政策。国家经济风险因素来自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２０年，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承袭了“资源型”、“规模型”的发展模式，“环境让步于经济”的现象随处可见。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我国由于空气和水的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３％—８％。我国在治理污染和保护、恢复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已数倍甚至１０倍于从污染和环境中得到的经济收益的总和。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重视环境安全，否则环境支持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并将以往的经济发展成果逐渐消耗掉。第三，在概念上接受倒“Ｕ”形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对环境恶化可以听之任之，相反，我们必须同时努力改善环境状况。这是因为，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它就成为不可逆了。如果许多重要资源如森林、渔产、土壤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造成严重枯竭或退化，那么，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能使之恢复。对我国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污染水平也基本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且随着今后４０—５０年内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快速推进，对我国的环境必将造成更巨大的冲击。在此情况下既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又要避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进一步提高（甚至超过生态阈值），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三、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的政策措施（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制定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外资政策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特点是整个生产过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这种模式忽略或较少考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忽视生态环境成本而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当这种工业化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后，他们又凭借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积累，进行内部治理，或借助其跨国投资优势将“污染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必然会加速资源枯竭、环境恶

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避免环境退化超过生态阈值，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既要推进经济发展，又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优先考虑发展，然后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因此在经济起飞的较短时期内可以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对较为宽松的环保标准吸引外资，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适当开发自然资源以换取宝贵的初始资本。但这只应是短期的行为，而不能作为长期的战略。对于我国来说，要防止环境恶化的不可逆，除了需要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应该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通过对外资的产业限制和导向，防止外商借投资之名，向国内转移污染产业，加剧我国环境的恶化。（二）适当调整环境政策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现行的部分政策显示出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要降低污染排放，需要改革调整现行部分环境政策。１、由治理型向防治型转变。目前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的主导倾向，是把环境保护的重点放到对污染排放的处置上，相应的污染治理措施只是要求企业提高处理率达到排放标准。这种以末端控制为目标的环境政策在实践中已经面临严峻挑战：一是资源浪费严重，许多可以回收利用的原材料变成了“三废”被处理掉或被排入环境。二是治理污染的成本较高，部分企业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自己治污。三是污染治理不彻底，单纯依靠处理设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往往形成二次污染。鉴于此，需要改革调整环境政策，由末端控制的治理型向全过程控制的防治型转变。２、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换。我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采用排污费制度，在抑制环境不断恶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污染物浓度控制不能给企业以足够的治理污染的激励，企业只要在标准以下排污就能持续生产，没有必要去实施清洁生产而减少污染物的总量，其结果是无助于环境的改善。因此，应该通过调整排污收费标准，使排污费率略高于最优排污费率，迫使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三）实施有益于环境改善的制度创新１、生态税制度。生态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凭借其政治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开发、利用水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ＣＦＣｓ产品税。纳税人分别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或生产、使用有污染的产品者；课征对象分别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有污染的产品；而计征依据分别为开发、利用、破坏自然资源的程度以及有污染的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危害程度。开发、利用或破坏自然资源程度大的行为和对环境的污染、危害程度严重的产品税率高、税赋重；反之，则税率低、税赋轻。对于有利于环境资源的行为、产品，则按照减轻损害的程度进行税收减免。可见，生态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调节经济主体开发、利用、破坏或污染环境资源的程度，而不是为国家聚敛财富。

在许多发达国家，生态税早已广为运用；而在我国，它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西方国家应用最广的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东欧国家以及新加坡、印度、韩国等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生态税收政策。受传统产品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生态税收基本上是空白。目前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的资源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经济理论与国际经验表明，要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实施生态税收制度。实行生态税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针对国家的主要环境与生态问题，分期分批地实施。目前，应首先对含硫燃料征收硫税，对严重危害环境的产品征收“污染产品税”。这不仅有利于资源与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履行国际公约，也可作为环境基金的一个来源（生态税具有专项税收的性质，只能定向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同时也是强化环境管理、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２、排污权交易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纳污能力作为

一种十分稀缺的特殊自然资源和商品，是国家所有的财富。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发放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实质上出卖的是环境纳污能力。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可促使污染者加强生产管理并积极利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以降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排污量，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节余的排污指标可以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或有偿转让，这就提高了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可见，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应是市场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绿色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同一集团下属的不同企业、不同集团、不同行业的企业，甚至包括环保组织，均可作为市场之主体。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污染控制中。如果排污者能削减其排污量，其余额就可以出售获利。因此，可以刺激排污者发明或利用新的更经济的处理技术和方式，这样社会治理环境的总费用就会减少，效益差、污染严重的排污者在市场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排污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１９９０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应用了基于市场的控制策略。在控制ＳＯ２排放上实施了排污权交易，并取得了成功。其所花费用只有采取“逐厂控制”措施所需费用的一半。另外，排污权交易不仅可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也可在不同地区进行，同时企业还可把实际排放和允许排放的差量存于银行之中。鉴于排污权交易在降低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功能作用，我国应该利用这种市场化的污染治理机制，以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对此，可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开；并由此制定相应的交易法规，规范市场运行。（四）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从国民经济的产业层面来说，要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就要大力发展能减少环境污染的环保产业。环保产业不仅包括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与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产品与技术服务，还包括清洁生产技术与洁净产品、节能技术、生态设计和与环境相关的服务等。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都得到政府立法和政策的扶持，一是因为环保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二是因为环保产品和技术设备生产成本高，在市场上不具价格优势，企业不愿投资；三是因为环保产业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一般企业很难有这种实力。我国环保产业尚属幼稚产业，环保产业市场在我国的发育非常不完善。为了加强国家对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国家除了要严格依法治理污染与进行环境管理外，还应在税收、信贷、建立投融资渠道等方面对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切活动予以政策优惠，以促进环保产品生产、环保技术服务、环保资本三个市场领域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我国完整的环保产业市场体系，稳健而系统地发展环保产业。

20世纪60年代服装风格要点

读书笔记 ─关于20世纪60 年代西方时尚时装潮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姓名：李芬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学号：14121030130

关键词：年轻风潮、迷你裙、连裤袜和平底靴、沙宣、比基尼、波普艺术、嬉皮士、摇滚风、安德烈库雷热、未来主义、中性服装、伊夫圣洛朗、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服装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其基本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多种不同的艺术文化和不同的服饰风格都得以共存，成衣业兴起并大力迅速发展，几乎主导20世纪后期的服装产业。现在的人们都称这个时期为“成衣时期”。设计理念的转变，特别是Mary Quant推出的迷你裙的出现，是整个时装界的重大革新。 ◆“年轻风潮”─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战争后的人口急剧发展，于是一个巨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出现。再不用担心物质的缺乏，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此，由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时尚的引领者也有高级时装设计师和贵妇名媛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嬉皮士与摇滚风也在这个时期诞生。 ◆“迷你裙（mini skirt）”─50年代末，Marry Quant 开始进行短裙的实验，这导致了1965年迷你裙的出现。这种长度在膝盖20厘米上的裙子被称为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的标志。这种裙子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名模Twiggy、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现在的人们，即使是年纪较大的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超短裙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裙子对整个时装界、整个社会的女性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Marry Quant Marry Quant和迷你裙名模Twiggy 名模Twiggy 杰奎琳杰奎琳

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08历21 08022039 曹忆鸣浅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摘要：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对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关键词：60年代;美国;女权;解放运动 Abstract: the second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began in the 1960 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biggest impact on social movement, which includes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many aspects to the individual, and all aspects of public lif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60s; the United States; feminist; liberation movement 目录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 (3)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4) 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 (5) 四、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6) 五、总结 (7)

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美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9 世纪初，起飞于内战之后，蓬勃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工业化的进行加快了美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带来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美国妇女的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都得到了重大改变。这些变化都促使她们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化带来的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妇女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工业化带来的个人独立性的增强以及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妇女的择偶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爱情和个人喜好代替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成为择偶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女性改变了婚姻是生存需要的观点，纷纷推迟结婚年龄。随着核心家庭的出现，美国家庭拥有的孩子已经由殖民地时代的7-8 人降至1900 年的平均3.56 人。这期间的人口增长还包括1200 万移民的涌入，这就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第二，妇女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使妇女的家庭权利增强。妇女经济独立性的提高使妇女摆脱了对男性经济的依赖，有的甚至要养家糊口，这样妇女家庭生活就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家庭权利得到了提升。第三，工业化形成了新的家庭生活观。这一家庭生活观最早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形成，随后被全社会所认同。由于这一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对儿童童年的重视，使母亲在养育孩子上花费更多的精力。由于家庭和工作严重分离，家庭被作为远离外部竞争压力的避风港湾。而妇女被期望集中精力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不再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妻子主要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而丈夫则外出工作挣钱养家。这一家庭生活观念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理解，阻碍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对事业的追求，并影响至今。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1、民权运动的催化 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影响巨大的民权运动发展而来的。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页辉煌的篇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黑人就开始全面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经过持续的斗争，1964、1965年美国颁布民权法案，宣布消除劳动场所的种族隔离，保护黑人的投票权。此后，种族平等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在民权运动中，黑人妇女堪称是"运动的脊梁"，在"追求尊严的斗争中处在风口浪尖上"。①20世纪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则成为当代妇女运动的催化剂②。一个受到社会歧视的种族奋起反抗，发出"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呼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年轻女性。 2、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理想、期待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是推动美国年轻女性走上社会运动道路的一个重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_1981_2004_

2008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l2008第28卷第4期(总90期)Journal of X i c 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 ial Sciences)V o.l28(Sum No.90)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1981-2004) 李瑞娥,张海军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利用1981-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区域差异性与趋同性特征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部分污染物具有明显的EKC特征,转折点的收入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污染物EK C特征的短期性和对于模型设定形式的依赖性都表明,我们必须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作出理性的判断。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对于环境-收入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 它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区域特征。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污染;环境政策;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5X(2008)04-0035-09 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经典表述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 iron m entalKuznets Curve),简称EKC,这一假说为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考证并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检验。然而,各国资源、环境背景有极大的差异,E KC表现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发现中国EKC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0特征,为中国环境现状提供一种实证性依据,使人们对/中国环境威胁论0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一、理论支点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经济增长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一系列负效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 S.)在对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发现,人均收入的差异随着经济增长表现出先逐渐加大、后趋于缩小的变化规律[1]。如果以人均收入作为横坐标,表示经济增长,以收入差距变化作为纵坐标,则存在一条倒/U0型的曲线,它通常被人们称为/库兹涅茨曲线0(KC)。1991年,格罗斯曼(Gene G r oss-m an)和克鲁格(A lan K r ueger)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影响时,对66个国家的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在12年间的变动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污染水平随收入的增长不断上升;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收入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后,进一步的收入增长将导致污染水平降低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即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 的变动趋势呈倒/U0型关系[2]。于是,他们在199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5Econo m ic G ro w th and the Env iron-m ent6[3]中正式提出了这个假说。这一假说因与库兹涅茨曲线的相似性而被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0假说(如图1所示) 。图1典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EKC假说提出之后,大量后续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EKC的存在性[4-6],同时,经济发展的现实进程也为EKC假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于人们更偏好于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长而忽 [收稿日期]2007-11-28 [基金项目]国家/985工程0二期建设项目(07200701) [作者简介]李瑞娥(195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张海军(1983-),男,宁夏平罗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35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理论模型

1.1.1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简介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即库兹涅茨曲线。在1991年，美国环境学家Grossman和Krueger 首次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 它假定一个国家的污染水平会先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污染水平会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下降。Grossman和Krueger通过研究发现SO 2 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如果用纵轴表示污染水平(污染物排放量等),横轴表示经济增长(GDP、GNP或人均GDP、人均GNP等),可得到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散点曲线呈“倒U型”，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以下简称EKC)。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对其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比较早，主要研究文献有：1992年Bandyopadhyay和Shafik运用EKC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Lucas（1996）验证了BO 2、NO 2 等与经济发展也符合EKC假说。 Panayoutou（1997）运用了3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2-199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政策和制度不仅能够显著减少由二氧化硫引起的环境退化，而且能够减轻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Dasguptaetal（2002）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使经济增长的每个时期污染排放水平都低于没有规制时的排放水平，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变得比较平坦。除此之外，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EKC假说,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污染物的“倒U”顶点出现的时机不同。国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文献有：范金(2002)采用中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SO 2 、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浓度等的面板数据对EKC进行研究,发现除了氮氧化物浓度之外,其余污染物与国民收入水平存在“倒U”关系;包群、彭水军（2006）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6—2000的环境指标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特征。张红凤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严格且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改变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位置。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差别也较大,很难建立统一的模型来描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环境污染的实际状况。 1.1.2 EKC模型国际上根据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所产生的计量模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另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 1.1. 2.1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EKC模型

区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及应对

区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及应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将此学说运用于环境上的表述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增后降，当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也相对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加剧，当污染程度达到一个最高点时，随着经济的继续增加，此时的环境污染却逐渐下降，使得环境得到改善。环境质量与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增长又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会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不完全利用或者开发资源和利用的过程中的不充分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将使人们有能力发展更好的环保技术、以及处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高效率技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重研发支出，推动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原有的资源利用率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将会直接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即资源的投入，相对以前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可减少开发资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可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化工石油原料的使用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规模效应会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腾飞的开始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带来的环境负担远超过了技术效应能减少净化的能力和结构效应所能产生的改善力量，使得环境逐步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环境污染水平达到最高，此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产生大雨规模效应的能力，环境恶化减缓并逐步向原来的方向恢复。湖口县是江西省九江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处于规模效应的时期，并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时间，如今也出现了大量的以服务性产业的项目，但转型速度缓慢。自发展初期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但由于发展初期科学技术非常不发达，更好的保护环境的技术尚未出现，政府亦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可调控的力量资源以及多余的资金支持环境的保护，经济的发展在初期只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和自身健康有什么联系，环境保护意识差，因此，对于开始良好的环境状况并不在乎和珍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增大，自然资源消耗就越来越多，污染物的排放也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环也越来越严重，此时，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描绘出的上半段，随经济的增长而环境污染也加重。也由于此时的清洁科学技术不发达，不能在大范围内实行减污计划，而经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主要以资源依赖型，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而这些产业都是消耗大量资源，以对环境的掠夺和污染为基础谋求发展的，因此，在经济积累的过程中，对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污染。为增长经济，湖口县大量引进重工业项目，最大的是位于金沙湾的工业园区，虽然有着生态示范园区的称号，但污染却是十分严重，地方的污染可以从随处可见的污

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生态经济》２００９年第７期总第２１３期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二般分析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朱述斌Ｉ２高岚１’３（１．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２．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４５；３．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广州５１０６４２）摘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突出的两项任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优先保护贸易保护论的双重影响下．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竞争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文章在借鉴前人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解释的基础上，指出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贸易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下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最后提出应通过对环境资源产权改革、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措施来消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宿命论的影响。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经济与贸易；环境与贸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ｅｒｍＺＨＵＳｈｕｂｉｎ。?２ＧＡＯＬａｎｌ?３（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Ｆ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ＪＸＡＵ，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４５，Ｃｈｉｎａ；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ＮＡ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２。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ｗ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ｇ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ｆｒｏｕ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色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ｍａｔｔｈｅｆｏｎＴｌｅｒｈ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ｏｕ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ｎｅ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ｖｅ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ｉｎｇ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ｂ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ｔｃ．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状况改善还是会导致环境恶化，这是贸易与环境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经济学家ＳｉｍｏｎＫｕｚｎｅｔｓ发现随着一国摆脱贫穷和落后，国民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在一定时期后，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又将逐渐缩小。因此，通过平面坐标系，经济增长（横轴）与收入差距（纵轴）之间呈现出一种倒“Ｕ”型曲线形状…。２０世皇己９０年代初期，ＧｒｏＳｓｒ】ｎａｎ和Ｋｒｕｇｅｒ，以及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发现环境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也会出现这一相似图形的现象，因此将其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ＥＫＣ描述的是：在人均收人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加剧；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改善【２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特别是，如果收入增加要求环境质量提高的速度快于收入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增加速度，就会产生倒“Ｕ。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下页图）。而贸易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带来的财富积累效应和生产力发展将最终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在曲线转折点后的情况；在转折点以前，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环境污染加剧。但是，倒“Ｕ”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它适用于国内环境问题，但对于基金项目：江西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江西农业大学“三捉问题”研究中心资助作者简介：朱述斌（１９６５一．），男，江西上饶人，博士生，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高岚（１９５９～），女，四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经济、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0世纪中期以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世人广泛关注的新现象和新变化：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低潮；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在这种新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两个必然” (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否仍然有效?人类社会的未来与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哪些主要的新变化?如何正确判断与看待世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形势? 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指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尤其是指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新科技革命不仅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次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的军备与军事技术的竞争，到50—60年代开花结果；它源于美国，后来扩展到西欧与日本。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普遍较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可以讲，由于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两制”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形成，而且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也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十市场机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干预和调节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朱平辉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目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七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而其他五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的关系。 [关键词] 工业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空间面板模型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和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基础上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支付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总体情况一直比较严重。中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与此对应的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否则GDP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个变量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变化趋势。对于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有学者从协整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李国璋和孔令宽（2008）[2]通过协整检验中国1985-2006年间CO2和SO2排放量的对数值与人均收入变量间分别在5%和平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增长与排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更多的学者是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绘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长期关系，如图1所示。根据EKC 假设，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如图1中的Y0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点也称为转折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因此，中国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其转折点在经济增长何种水平上可能出现，就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对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末

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其思想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起着具有相当价值的指导意义。本书作者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今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追求社会公平，重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2部分）在美国，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尤其是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把效率和经济作为评估政策或政策执行的正确尺度。虽然效率和经济对于知道公共行政是必要的，但仅此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要探讨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一个要回答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很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将悬而未决。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官员们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充分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接着，弗雷德里克森对“社会公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因素，是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从法律和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公共行政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理论包括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也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的机会公平以及公平的价值。该理论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在他们执行政策使用自由裁量权时，公正、公平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也正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其次，作者还认为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公共行政的价值往往和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在一起。（第3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最根本的是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一般在缺乏控制和强制标准的情况下，政治人往往会在公共行政中追求个人的利益。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公共行政精神中涉及的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包括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基于价值的选择，也包括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高尚的伦理。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公共行政伦理追求的目标。一般那些具有公民精神倾向的人具有更高的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民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的政府上。由此观之，公民精神有助于行政伦理的实现，进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

第五节乒乓球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广东乒乓球队战绩辉煌的时期。先是广东籍运动员容国团于1959年勇闯世界乒坛，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继而在他的带领下广东籍运动员梁丽珍于1965年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乒乓球运动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省体委十分重视乒乓球项目，将其列为奥运的重点项目之一。从1979~2000年，在队伍人员的编制上，每年都保持有60名（正式运动员40人，集训运动员20人）。有了编制的保证，队伍的每个年龄层、技术打法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运动员训练热情高涨，运动成绩保持在全国前3名。历任领队：冯国明、杠国瑞、杨国腾、张杞昌、何辉历任教练：蔡明枢、杨国腾、陈锦棠、苏国熙、欧盛联、梁玉海、李联益、胡克明、卢炳勇、郑玉珊、方文、王建强、赵国成、杨峰、董海城、董茂青 70年代中期，广东乒乓球队由于老队员陆续退役，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态，成绩下滑。1976～1980年在全国比赛中仅得第一、二名各1个。为了改变落后局面，省队广泛听取乒乓球界和群众意见，派教练到业余训练较好的基层辅导和选苗。同时还根据世界乒乓球发展方向，结合该队实际，扎扎实实地进行训练改革。80年代初，队伍的状态终于有了改观。于1977年进入省队的江嘉良在教练蔡明枢的悉心培育下，几经艰辛磨炼，终于成长为队中的领军人物。1979年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8战6胜，威震日本，被评选为“乒坛新星”。1981年江嘉良调入国家乒乓球队。 1979年5月泰国、新加坡两支乒乓球队先后访问广州。 1982～1988年江嘉良参加过3届亚洲杯赛，3届亚洲锦标赛和3届亚洲运动会，获5个冠军（团体3个，单打和混双各1个）和5个亚军。 1983～1988年，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获3个团体冠军、2个单打冠军、1个单打亚军；4届世界杯赛，获单打冠军1个、亚军2个、季军1个，1届奥运会，获单打和双打2个第五名。1985年和1987年江嘉良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 1985年8月22～25日，第六届世界杯乒乓球赛在佛山市举行，开创了中国中等城市承办世界大赛的先例。 1988年6月，首届中国乒乓球公开锦标赛在广州举行，有12个国家和香港、澳门

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的三次演变

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一、三次演变 1、一战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2、二战后形成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会议）； 3、冷战后暂时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二、变动原因 1、第一次原因： ①一战打破原有格局，改变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

②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第二次原因： ①二战使欧洲国际地位下降 ②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称霸世界的野心膨胀 ③苏联实力强大，成为唯一能够同美国抗衡的国家 ④美苏冷战，北约和华约先后成立，两极格局形成 3、第三次原因： ①政治多极化趋势的根源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多级化 ②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

③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欧盟、中、日、俄等实力不断增强 ④第三世界的崛起等三、前两次国际格局的实质： 1、“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体系。 2、两极格局的实质是：美苏在实力的基础上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四、前两次国际格局的结束： 1、1939二战全面爆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结束； 2、1991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

五、三次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第一次： ①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世界局势相对稳定 ②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体系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第二次： ①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取代； ②美苏争霸造成国际局势紧张； ③美苏势均力敌，防止了新的大战的爆发。第三次：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政策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试图用“补偿性”政策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其结果尽管使战后几次经济衰退比较缓和，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萨缪尔森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赫勒、托宾、奥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长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伯恩斯曾把“增长性”政策总结如下：“这个学派的中心教义是：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是强有力的赤字。【注释】刘涤源、王平洲：《后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页。【注尾】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年度收支平衡，也不应要求周期性预算平衡，而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因此，必须抛弃以缓和经济波动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政策，而采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赫勒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于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产出缺口，关键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具体地说，赫勒主张通过减税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部门的需求，这样才能缩小产出缺口，扩大就业，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实现较快增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对我国的启示内容摘要：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年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青年的价值观出现了许多困惑和问题，二战后的美国同样也经历了相似的状况，所以研究和借鉴美国的价值观教育，吸取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如何引导青年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意义重大。关键词：青年，价值观教育，社会转型作者简介：郭小路(1987-)，男，汉族，籍贯山西长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大幅增长，毫无疑问的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体，出现了“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美国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都基本认为美国处于一个繁荣稳定的状态，主流社会价值观也是积极健康的。然而随着美国社会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加速，60年代后发生了以青年为主的反文化运动，这一代青年即人们描述的“垮掉的一代”、“沉默的一代”、“坎坷的一代”、“x一代”等。一、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表现和原因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他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中这样定义：“反文化运动指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1]通常来讲，人们一般把发生在校园的激进主义的改革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等运动称之为“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在本文中“反文化运动”指后者。（一）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表现 1.嬉皮士运动。“嬉皮士”一词源于20世纪40年代爵士音乐家的“赶时髦”(hip)，意指某些衣着时髦并对服饰深有研究的人。但是嬉皮士运动并不是对服饰研究的运动，而是一群奇装异服、行为怪异、留着长发长须、沉迷于毒品和摇滚乐、崇尚群居等行为青年运动，他们为社会中的争名夺利感到不可理解和可笑之极。他们的核心观念是，“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嬉皮士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当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8月15日至17日，嬉皮士们在纽约州北部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盛大流行音乐节，大约45万年轻人蜂拥而至，形成一片人海。他们坐在泥泞的草地上，在滂沱的大雨中聆听流行歌手和摇滚乐队的轮番演奏。在整个演出期间，他们有的吸毒、有的裸体，也有的打坐、冥想，以疯狂的形式来表达和发泄他们对社会的厌恶尽管这次盛会以后，嬉皮士运动逐渐失去势头，但是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2]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学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学说起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它是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方法，在企业界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受到企业和员工的普遍欢迎。在学科领域，有关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正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来。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国内外相关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的研究文献做出了提炼和总结；国外研究现状：职业--人匹配理论是用于职业选择、职业指导的经典性理论。１９０９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帕金森在其《选择一个职业》著述中提出明确阐明职业选择的三大要素或条件：（１）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态度、能力、兴趣、智谋、局限和其他特征。（２）应清楚地了解职业选择成功的条件，所需知识，在不同职业工作岗位上所占有的优势、不利和补偿、机会和前途。（３）上述两个条件的平衡。帕金森的理论内涵即是在清楚认识、了解个人的主观条件和社会职业岗位需求条件基础上，将主客观条件与社会职业岗位（对自己有一定可能性的）相对照、相匹配，最后选择一个与个人匹配相当的职业。职业—人匹配，分为两种类型：（１）因素匹配。例如，所需专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职业与掌握该种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择业者相匹配；或者脏、累、苦劳动条件很差的职业，需要吃苦耐劳、体格健壮的劳动者与之匹配。（２）特性匹配。例如，具有敏感、易动感情、不守常规、个性强、理想主义等人格特性的人，宜于从事审美性、自我情感表达的艺术创作类职业。美国最著名的职业生涯管理研究者当属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研究院的E·H·施恩(Edgar H. Schein，又译雪恩)教授。他于1978年出版的《职业动力论》(Career Dynamics，中译名为《职业的有效管理》)一书中率先从职业发展观出发，勾勒出了个人与组织相互作用的基本图式，为我们认识个人成长和发展，组织发展与变革，管理角色与管理功能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该书由于首次提出了“职业锚”概念而成为职业生涯管理的经典著作。“职业锚”。他认为，职业生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天资、能力、动机、需要、态度和价值观等慢慢形成较为明晰的与职业有关的自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