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也郑重加入了以德治国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再一次昭示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入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
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关系。自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来，一些同志在思想上的疑惑，主要是在如何看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德治和人治的关系等问题上面。一些观点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因而提倡德治就会导致削弱甚至否定法治，最终会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对于这样一些疑惑问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力求释疑解惑。不然的话，就会妨碍真正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9 000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7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法部门也屡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汕头海关重大走私案、厦门海关重大走私案等，涉案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海关、公安部门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不是由于无法可依或不懂法、不知法，而是由于在道德上被首先打开了缺口，产生了道德防线上的"管涌"，导致思想道德大堤的崩溃，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们是明知故犯，执法犯法。前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在案发受审的过程中曾自述，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但由于自己在道德防线上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最终一步步地被拉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类似的"自述"，在不少违法犯罪的中、高级干部的所谓"悔过书"中，几乎都可以见到。
从这些问题中，特别是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案要案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威严终究会受到挑战。因此，加强法治，必须同时加强德治，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的效用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第一，德治不但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削弱，而且是对法治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范也可以说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挥的都是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各自起作用的手段不同。法律规范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而发挥强制的作用，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而发
挥劝导和教化的作用。由于法律规范主要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发挥效用的，同时，法律的一个重大优越性，在于它可以不顾及人们对它是否赞成的主观因素，只要人们违犯法律，都可以靠强制手段来照样发挥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但由此也同时显露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即法律一般而言主要是禁于行为的"已然"，也就是对行为后果的一种惩戒，而且，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或"盲区"，正是因为这样，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不可能是万能的。要克服法律的这种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道德的作用主要针对行为的"将然"，即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性，靠道德良心，防止越轨行为的发生。而且，道德规范的覆盖面是无所不包的，道德没有"盲区"。只要人们真心服膺道德规范，就会成为一个守德守法的合格的社会成员。一般来说，违犯法律规范，同时就意味着违反道德规范；而违反道德规范，则不一定同时违犯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规范可以理解为道德规范的最后防线。社会通常是把一些最基础、最重要的行为规定，用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的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化，以防止社会成员超越这道最后的防线，破坏社会的基本秩序，损害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正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这种特殊的共性与个性兼而有之的关系，使道德成为法律的伦理基础。因而加强道德建设，同时就意味着加强法律建设，强化德治的同时就意味着强化法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中，在正常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相辅相成的环境下，没有道德建设加强了而法制建设反而削弱了的现象，也没有德治强化了而法治反而弱化了的现象。
第二，德治不是超越法治，而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
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各自的特性来看，法律规范是比较确定的，具有严格的内涵，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完全可以用刚性的尺度来衡量人们是守法还是违法。因而，依法治国、法治，正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来治国，用法律规范严格的尺度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道德规范则具有较宽泛的伸缩空间，人们对同一道德规范的认识程度会有层次上的差异。因此，很难像法律规范那样，由一个专业的部门(如法院)和专业人员(如法官)来对道德规范的涵义作权威性的准确定义，并用刚性的尺度来衡量人们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因此，以德治国，德治，更主要的是强调道德对人们的教育和感化作用，强调通过道德建设，加强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的导向，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自觉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也包括自觉地守法，做一个守德守法的好公民。德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的进程中，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法治，而只会成为法治的最有效的辅佐手段，成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德治的辅佐，没有德治作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第三，德治不是针对法治提出的另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而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在道德上的重要补充，以使人们更加重视道德的作用，更加重视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
可以说，提出德治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对法治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加深刻的理解，是治国理论的前进。从中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百废待兴、社会秩序的整顿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往往首先采用的是刚性的法治手段，以求令行禁止、稳定大局，使重整社会秩序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时期，一般尚来不及对社会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各个方面作出细致周到的协调安排。但是，一旦社会走上了正轨，要求有大的发展和长期繁荣时，长治久安的问题便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矛盾突出出来。德治常常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受到政治家和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关注的。只有德法并用，发挥道德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各自的特殊优势，才能够使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调整，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50多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在面对21世纪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必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前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正是应对我国长治久安问题的一种战略思考和战略举措。因此，如果认为谈法治，谈依法治国，就必须排斥德治，排斥以德治国，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治国方略浅层次甚至是片面的认识，是不足取的。法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只有包括德治和以德治国的内涵，才是成熟的、完整的和可行的。
二、如何正确看待法治、德治和人治的关系?
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的观点，实际上是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尤其是将儒家的德治简单地等同于人治。这样的立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情况，甚至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情况，更不符合今天的实际。
第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孔子和孟子的德治思想，确有轻视法治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孔子、孟子绝对排斥法治，更不等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排斥法治。
孔子比较轻视法治，认为任用刑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孔子也并未完全排斥刑的作用，如他讲"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表明了他对"猛"即刑的绝非一概排斥的认可态度。孟子在
讲"王霸之辩"时，既推崇"王道"、德治，也认识到了"霸道"、刑罚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家中，荀子对法治的看法更加积极。他所持的基本上是"德主刑辅"的态度，主张"明德慎罚"，强调"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荀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很大，所谓儒家的治国方略是"阳儒阴法"，基本上讲的就是荀子这样的思路。汉武帝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得到认可，从而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正统化和官方化。而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也主要是"德主刑辅"的思想。
第二，儒家的德治理想，是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贤人身上，这既是儒家的德治归结为人治的主要表现，也是儒家意欲从道德上约束帝王国君的一种道德理想的反映。
儒家德治理想的核心是圣人之治。孔子时代，儒家的圣人榜中有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后世又加入孔子，并把孟子列为"亚圣"。魏晋以后，明确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儒家圣人之治的主张更加学理化。
把天下治理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制度上，而是寄托在少数几个杰出人物身上，这确实是典型的人治模式。但是，对这样的模式，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由此推导出德治必然等于人治的结论。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皇帝是至高至尊、超越一切之上的，政从君出，法由君命，皇帝就是天下根本大法的象征，天下的安危祸福也由此而系于一姓王朝的总代理人身上。孔子和其他儒家思想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治理特征，也从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看到了君主皇帝个人的道德品质对于天下兴亡的直接关系：仁君、明君治国，如文武、周公，则兴邦；暴君、昏君治国，如夏桀、商纣，则丧邦。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丧邦，这种历史规律折射出来的表面现象，给予儒家极大的警示。儒家提出德治方略，列出尧、舜、禹、文武、周公作为仁君、明君的楷模，列出夏桀、商纣、秦始皇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其目的确实包含着对当政者的明喻和劝戒的用意，希望当政者以仁君、明君为榜样，为政以德，厚仁亲民，率先垂范，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想。
说到底，儒家的德治之所以成为人治，首先是由于它赖以施行的政治制度是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治，是君主皇帝的一人之治。虽然中国古代有世界史上最完备最系统的刑律体系，但皇帝是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不受任何一条刑律的约束。正是人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为统治阶级所采纳的儒家的德治，必然归结为人治的德治。孔子和其他儒家思想家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提出民主政治的治国方略；不可能从政治制度上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也只能在人治的专制制度的框架内提出自己的德治方略和道德理想。儒家的德治走向人治或者归结为人治，最根本的是社会制度的原因。
第三，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背景下，不仅儒家的德治归结为人治，就是法家的法治也必然成为人治。 一般意义上会认为法治是排斥人治而注重制度性约束的，但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方略，却仍然是与人治相结合的，而且是与暴烈的人治相结合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帮助弱小的秦国变法图强，并最终由泰始皇统一中国，创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时期。秦始皇最欣赏的思想家是韩非，最重要的辅佐之臣是李斯，韩非和李斯均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因而，秦始皇的治国方略正是法家的法治。可是，秦始皇施行的也是最严酷的人治，他本人是历史上最具铁腕的"暴君"，秦朝因此也被后人称为"暴秦"。秦朝制定的《秦律》在当时是空前完备的，它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刑律体系的基础。然而，秦始皇也是绝对凌驾于《秦律》之上的，"朕即天下"，对秦始皇而言决非虚妄。秦王朝在速强之后而速灭，即所谓"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及时地调整治国，而是一味沿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最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弹指间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灰飞烟灭。西汉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能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与统治阶级反思秦朝速强速灭的历史教训有紧密关联。
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朝与人治相融合，根本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一种治国方略，都必然会深深地打上人治的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而言，法家是暴烈的人治，儒家是怀柔的人治。法家的人治由于过于残酷，从而被历史所摒弃；儒家的人治由于对统治阶级多少还有一点约束和警示作用，因而成为能够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治国方略，从而被历史所接纳。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对于儒家德治与人治的关系，就应当从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也不宜对儒家的德治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彻底否定的态度。
三、如何认识古今法治和德治的根本区别?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性质和内涵作了精辟的阐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基本思想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我们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这些表述来看，今天所强调和施行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框架内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是有法"治"而无法"制"，即不是在法制社会的框架内来施行法治，不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存在着特殊的超越法律之上的人-----君王或皇帝，存在着特殊的超越法律之上的群体------统治阶级，既有"朕即天下"，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样的"法治"，当然要走向暴政，也当然要排斥强调获取民心的"德治"。同时，古代专制制度下的"法治"，其立法和执法，更不可能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维护一姓家天下的私利为基本立场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下的法治，其出发点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民主政治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天施行的德治，与古代儒家的德治的重大区别，不仅表现在今天的德治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德治，而不是重德轻法、排斥法治的德治；不仅表现在今天的德治是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框架内施行的德治，而不是圣人之治、从而导致人治的德治。更重要的，今天的德治如同法治一样，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是真正厚仁亲善、政通人和的"民治"。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哲学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观点，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但是，这种民为邦本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一种"治道"之术，即一种统治权术。荀子所说的"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思想，代表了儒家对统治者与老百姓关系的一种基本看法。因此，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儒家的德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笼络民心的具体举措，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百姓。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将儒家的德治方略树为官方正统的治道之术，正是看中了儒家这一套学说对于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攻心为上，是儒家德治的特点。因此，儒家德治的治道之术，也可以说是"心治"，是治心之术。在剥削阶级社会中，这套学说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到麻痹人心的作用，使人们盲目顺从统治阶级的压迫。一旦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统治阶级就撕下假仁假义的面具，对百姓施以残酷的压迫。因此，儒家的德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真正施行过。而今天的德治，不但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而且是人民自己治理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一种具体形式，是能够真正施行的仁政。因此，今天的德治不是治道之术，不是心治，不是为了笼络民心和归顺人心，而是调整社会关系所必须的手段，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具体体现。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分析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分析 摘要: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分歧比较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对德治与法治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分析，而后对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由此可知德治与法治存在差异，又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也需要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进行研究分析。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分析 “德治”与“法治”是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经常被人们提起和使用的概念，两者似乎浅显易懂，实则至今仍存模糊之处。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进行定义和诊释，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问题。为此，本文简单区分了“德治”与“以德治国”、“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含义，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概念。 关于“德治”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以德治国”基本上是同义的，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区分，但是仔细分析这两者可以发现还是存在区别的。“以德治国”侧重运用道德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国家治理，突出道德治理的手段性;而“德治”除了这种治理手段歪还包括其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具体地来说，以道德作为手段治理国家是不同于道德治理成效的，“以德治国”侧重的点在治国方略上道德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德治”除了这层含义，还要包括道德作用所取得的社会成效。由此可见“以德治国”与“德治”并不同，“德治”包含了道德手段与治理成效。如果“以德治国”单单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而达不到道德治理的最终目标，就谈不上真正地实现了“德治”。 “法治(rule of law)，即‘依法治国’，是‘以法为根据和准则来治理国家’，是让法律成为我们生活的普遍根据’。这句话的意思是认为“法治”跟“依法治国”是等同的，然而，这两者有所差另‘依法治国”具有工具性和手段性的特征，而唯有“法治”，强调“法的统治”，意味无人居于法之上，无人处于法之外，才真正把国家权力预设在了法律的框架内[Cz7。所以说，“法治”相较于“依法治国”而言，在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同时，也表现出国家的良好状态。与“依法治国”相比“法治”更好更准确地表达了当今社会的治理理念。 二、德治与法治的差异分析 (一)德治与法治的形成方式不同 德治是人们在复杂的交往活动中慢慢形成的种种行为准则，经学者们归纳提炼而成的治国方略。法治则是学者们根据社会很多矛盾冲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订和颁布各种法律法规用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治国方略。 (二)德治与法治的着眼点、适用范围不同 以法律为准则的治理方式是以惩恶来维持社会相应的秩序并供以警醒，而以道德为准则的治理方式则是以扬善来达到抑制罪恶发生的目的。法律诉诸惩戒，其出发点在于惩治己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道德诉诸良心，着眼于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法治仅仅是治标的方式，可被用于己经经法律改变或调整过的社会关系，还没有或不能被法律所改变或调整的社会关系不适用。道德则为了治本，因此德治适用于社会的所有范畴，可被用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 (三)德治与法治的具体内容不同 德治常以人的义务为本位，要求人们自尊、自爱、至诚、至善、尽忠、报国，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则是以人的权利为本位，它以保护人的权益为出发点，将法所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转变为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它既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又对人们履行法定的义务进行约束。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一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法制得发展,也就是时代得呼唤。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得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得过程中得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得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上层建筑得重要组成部分,都就是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得地位与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得互补性。依法治国就是外在得,从外面得力量、从强制得角度来规范人得行为得话,以德治国就就是从内心、从人得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得实施依然需要道德得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得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得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得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得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得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得关照,我们缺少道德得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得观点,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得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得思想,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得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得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得法律与道德在实质上就是一致得,有着共同得经济、政治与思想基础,法律得基本原则与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得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就是对人们行为得约束力量与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得约束与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得功能,实现它为一定得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得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得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得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得道德价值。法治与德治就是人类管理社会与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得两种重要手段，就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得社会现象。其中，法治就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得调整,就是对道德力量得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得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就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得品质,同时也就是对法治得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得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得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一个交互演进得过程。法律就是传播道德得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得任务。” 「1」“法律得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得最大得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得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得真正松弛与堕落得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得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得总方向,并使共同得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得充分实现。”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与时代意义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及其时代意义 内容提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德法并重，德法同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是加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关键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结合时代意义 在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德法并重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总结中西方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1、法治以德治为基础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 的辩证关系 德治、法治、人治;在现在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 20 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 9 000 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 7 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 ， "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 "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_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摘要]文章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道德对法律具有奠基和补充作用,法律离不开对道德的原初依赖。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否定人治,必须实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切实推进/依法治国0和/以德治国0。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1)24-0014-03 一、/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补充和加强 在/依法治国0的原则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选择和政治价值基准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中共中央还发布了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建设。围绕着/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人士,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认识,就是认为/以德治国0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比较于/依法治国0的基本国策,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国策,至少是要/以德治国0与/依法治国0这双策并举、并驾齐驱。抽象观之,这种认识似无大错,但深入来看,其中则不无模糊之处:新的国策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它与既有国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线性关系?换言之,/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否定和取代吗?可以说,如果不对这些认识加以明确和澄清,必定影响到对/以德治国0思想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也会进而影响到对/依法治国0基本国策的认识。 质言之,/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从它作为一种治理思想来说,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的深化形式,其主旨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依法治国0这一重要国策的片面认识,以及因为这样的片面认识而导致的淡化、甚或无视作为法治之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错误倾向。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才会对/以德治国0的思想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把握。 因此,/以德治国0的提出,不是要取消或弱化/依法治国0,而是通过继承和汲取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的德教文化传统,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公德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资源以及精神文明理论与实践资源,帮助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使得/依法治国0与/以德治国0在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能够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现实社会生活共同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0这一思想的深刻意蕴,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识到,德治既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又是法治的一个重要补充。而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深入考察和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二、无论何种法律都有其一般的道德与习俗基础 有一种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解认为,德治就是德治,法治就是法治,两者各不相碍,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德治排斥法治,强调德治就没有法治的位置,同时,法治也排除德治,有了法治也就没有德治的空间。这种认识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了,也把/以德治国0和/依法治国0对立起来了,其错误和片面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根本之点乃在于,它不能从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上来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作为其基础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于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不能不回溯到道德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探讨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原初意义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才可以真正地得到说明。法学家们在这一关系上大都见仁见智,但在实际的分歧之上,还是可以做出基本的归纳,大致不超出如下五个基本方面:其一,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和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康健 理论研究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 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3]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
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思考
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思考 钟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和发展，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系统地阐述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正确认识和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完整理解、全面认识江泽民同志关于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的思想，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1、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宏观调控。但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屡禁不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生。要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就要靠法治来规范、引导和遏制，但也要靠德治。要运用道德这一特殊调整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和对人们思想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各种利益矛盾调整到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并逐渐缓和乃至最终化解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靠德治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规范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其显著标志是在制度上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要和德治相结合，需要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状况同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密切相关，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因此要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养；大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真正使法治和德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更好地结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3、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些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 二、积极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1、探索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百城万店无假货”、“希望工程”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摘要：庞德曾说过：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而德治和法治作为法律和道德的动态系统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试着从德治和法治的释义以及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德治法治动态系统关系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历史上首次明确将其区分的是康德。康德认为，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外在的。而在人类文明时期，法律与道德的混合是一切法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而在这所要论述的德治和法治即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要从道德和德治以及法律和法治着手。 一，道德与德治 “礼法结合，一准乎礼”是我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古代立法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一准乎礼”，礼的精神上是尊尊，亲亲，即维护“父子有亲，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的人伦关系。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得知，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了礼治（德治）的时代，而在以后的年代里，礼治（德治）就一直贯穿着各个时期。如“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完善了礼法结合”，“曹魏首创“八议”“入律””，“西晋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的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 。而自《唐律疏议》以后，“一准乎礼”就是封建律典的楷模。如是的回看一下历史，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德治（礼治）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什么又称为德治呢？ 德治是道德的动态系统，要了解德治，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道德。道德在我们古籍上是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的。“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际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照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是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引申其义，也有偶规则，规范的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含义。孙笑侠等人认为：道德是评价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要：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依法治国是法治，以德治国是人治。法治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而以德治国是以官员或领袖的个人品德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官员或政党的意志可以凌架于法律和国家之上。前者就算是个失德无能的人站在统治阶层的最高位上，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难与损失，而后者，往往结局都是走向灾难，纳粹德国，每一个红色政权，都有过同样的模式，就是在所谓的领导者“德”行最盛人道大灾难，而这些政权，无一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以德治国的人治模式上。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 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二、“法治”和“德治”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
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 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 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德治与法治
论文提纲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我国坚持德治与法治“两手抓”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简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局限性的，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代替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意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制原则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德治法治关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德治”与“法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德治”学说与“法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热情一边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纷纷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的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春秋时期，法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学派，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当时，管仲、子产已有重视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特别指出的是，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也郑重加入了以德治国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再一次昭示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入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 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关系。自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来，一些同志在思想上的疑惑，主要是在如何看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德治和人治的关系等问题上面。一些观点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因而提倡德治就会导致削弱甚至否定法治，最终会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对于这样一些疑惑问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力求释疑解惑。不然的话，就会妨碍真正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9 000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7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法部门也屡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汕头海关重大走私案、厦门海关重大走私案等，涉案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海关、公安部门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不是由于无法可依或不懂法、不知法，而是由于在道德上被首先打开了缺口，产生了道德防线上的"管涌"，导致思想道德大堤的崩溃，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们是明知故犯，执法犯法。前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在案发受审的过程中曾自述，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但由于自己在道德防线上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最终一步步地被拉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类似的"自述"，在不少违法犯罪的中、高级干部的所谓"悔过书"中，几乎都可以见到。 从这些问题中，特别是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案要案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威严终究会受到挑战。因此，加强法治，必须同时加强德治，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的效用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第一，德治不但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削弱，而且是对法治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范也可以说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挥的都是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各自起作用的手段不同。法律规范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而发挥强制的作用，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而发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应用电子1201 贾壮壮 2012111311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联系起来，是当今社会法制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中国多年以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分不开的；而中国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更是离不开法治的约束：无论是早在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的习惯法，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还是唐朝及以后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都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而后更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 如果说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那么我要说，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地基的法治，便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这样的法治是不得民心的，更是无法有效的实施。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治，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而法治与德治区别就在于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有国家制定和实施，代表了公平与公正，更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而道德的惩罚方式主要来自于公共舆论和内心的谴责，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所以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的支撑，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制约；而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是适合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