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库 › 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

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

范毓周

【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n the Archaeological Date Dividing of Yinxu Culture

【作者简介】范毓周，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36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目前殷墟文化的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这种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期体系。

【英文摘要】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date dividing system of Yinxu culture is founded on that of Dasikongcun site. Though through the test of practice, the date dividing is effectiv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the system has can not included some new materials, so a new system should be founded on the former study and new materials.

【关键词】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综合分期体系

Yinxu culture/date dividing/synthetical date dividing system 殷墟文化作为商代后期的典型文化，曾经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面貌前后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对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进行考古分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问题作过许多极有价值的探讨，现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略谈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一、殷墟文化的年代

殷墟经过近80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不仅文化分布范围和大体布局已经清楚，而且殷墟文化所包纳的年代范围也已基本清晰。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之后建立的都城。不久前考古工作者曾在洹河北岸发现时代较早的洹北商城①，学者多认为可能是盘庚迁殷时所建都城②。目前在殷墟范围内所发现的商代考古遗址和墓葬，具有早期特征的商代文化遗存也大体在盘庚迁殷以后，根据长期从事殷墟考古的学者判断，尚无早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文化遗存出现在殷墟范围内。殷墟文化的下限，过去一般认为是至帝辛灭亡，但已有学者指出殷墟文化的下限可能延续到西周早期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殷墟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在西周武王灭商后并未毁弃，其毁弃的时间可能是在周初发生“三监之乱”引发周公东征之时，其时间约在周公摄政的第二年之后④，依照我们的年代推算，在公元前1023年左右⑤。史载箕子在殷亡之后朝拜周朝路经殷墟时见其宫室毁坏、地生禾黍而歌麦秀，尚有殷人闻之皆为流涕⑥，可见殷墟被毁弃后还有一些殷遗民继续在殷墟生活，其文化当还会延续一个较短时期。在考古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文化的转换总是较之政治统治的转换略微滞后一段时间。因此，殷墟文化，就考古资料分析而言，应为盘庚迁殷之后至帝辛灭亡，甚至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⑦。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述，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大约273年间，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今天的殷墟⑧。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商代后期共经历8世12王，其传承关系见表一。

表一商代后期商王世系传承表

商代后期的积年数虽然比较明确，总共273年。但是，由于古史年代学在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多有疑问，许多推断尚难确信。为此，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曾以[14]C测年和殷墟文化分期为依据，并以甲骨分期与殷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对商代后期年代进行综合研究，得出过一些年代学的结论⑨。对于这些结论，学术界仍有争议。

我们在研究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后期五次月食记录的记事刻辞时，也曾根据推算的月食发生时刻，结合文献记载的商代后期有关资料，推定商代后期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27年。同时推定商代后期各王在位的历史年代大体约如下表⑩。考虑到殷墟文化中最晚的文化遗存可能包含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11)，则其历史年代可能还要下延一段时间。

如果不作特别精确的论定，殷墟文化所包含的历史年代为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并包括西周早期一个较短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初叶到公元前10世纪初叶，应是大体不差的。

二、殷墟文化分期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殷墟发掘工作开始不久，学者们就注意到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问题。最早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探索的学者是董作宾，他在殷墟发掘之初就考虑如何分出甲骨文资料的时代先后。1928年，董作宾在殷墟第一次发掘结束后，注意到小屯北地的朱姓地、刘姓地、张姓地所出甲骨文资料在字体、文例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他曾推断这些现象可能与它们的时代先后有一定关系(12)。1931年殷墟“大连坑”南部的长方坑中出土著名的“大龟四版”后，他又运用考古学方法试图对甲

骨文进行考古分期，提出运用坑层、同出器物配合、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等作为区分甲骨文资料时代先后的标准(13)。1933年，董作宾在此基础上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系统论述他的比较系统的甲骨文分期理论(14)。他依照世系、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作为标准，把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如下所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二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这篇论文无论在甲骨文研究史上还是在殷墟文化研究史上都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它使一向混沌一片的甲骨文资料开始可以分出不同的时代，使之成为先后关系分明而又有序的可资利用的史料，同时也为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提供了依据和理论框架，为进一步进行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董氏的分期断代理论经过后来的学者研究和讨论还有不少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但直到现在仍然是甲骨文分期研究和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的重要基础。

1936年，董作宾又发表《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根据曾经出土“大龟四版”的灰坑内的文化堆积分出不同的层位，并按照不同层位文化遗物的主要特点，以及陶器和甲骨文的共存关系，把坑内的文化堆积分为两个时期。他将出土“大龟四版”的灰坑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打破这一灰坑的墓葬。其时代为商末周初，与灰坑的内容无关。第二层为灰坑的上层，出土有灰色和红色的绳纹陶片、灰色素纹陶片、刻纹陶片、带釉陶片和占卜用卜骨，第三层则出土有灰色和红色绳纹陶片、无刻纹陶片和带釉陶。董氏根据这些“殷墟后期所常见的”文化遗物间的差别，将这一灰坑划分为两个时期，并推定出土“大龟四版”的第三层当是廪辛、康丁时期的文化堆积(15)，其意见大体上是正确的。

这是利用考古学方法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的一次重要尝试。

1948年，李济在对殷墟文化中的青铜器研究中，明确提出可将殷墟青铜器分为四期的意见(16)，首次对甲骨文以外的殷墟文化遗物进行分期，开启了对殷墟文化进行全面分期研究的先河。

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的全面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马得志等几位考古学者对1953年发掘的166座殷代墓葬进行分析时，把他们定为殷代晚期(17)。1958年，吴汝祚分别从地层关系、器物形制和器物组合关系等角度对他们的分期看法提出异议，提出殷墟文化应当分为小屯殷代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意见(18)。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大司空村殷代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后，根据发掘中发现的文化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的不同特点，把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期、大司空村二期两个时期，并分别对其年代作出初步推断，认为大司空村二期大体上与董作宾所定属于廪辛、康丁的侯家庄遗址第三层和被定为帝乙、帝辛时代的侯家庄第二层相当(19)。

与此同时，邹衡在对郑州商代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时，根据20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和5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资料也对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把商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整理为五个时期，并把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列为下述发展序列关系：

他并推定小屯早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中的零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小屯中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中的一至三期，即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时期；小屯晚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四至五期，即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时期(20)。他的这一分期系统为我们研究商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1962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对大司空村遗址进行更进一步的发掘中发现了晚于大司空村一期而早于大司空村二期的灰坑，因此将这一灰坑所代表的时期列为新的大司空村二期。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发掘中所获地层关系资料将原来的大司空村二期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列为新的大司空村三期和大司空村四期，结合与陶器共存的甲骨文、青铜器资料分析，推断它们分别相当于甲骨文的三、四期和第五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和帝乙、帝辛时期，甚至可能延续到西周早期(21)。他们认为大司空村殷代遗址的一至四期文化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并将大司空村一、二两期统称为殷墟文化早期，而将大司空村三、四两期统称为殷墟文化晚期(22)。应当说，这一分期意见构成了后来殷墟考古工作和文化分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意见可以表述为下表。

1964年，邹衡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将殷墟文化分为2段、4期和7组。所谓2段，是将殷墟文化分为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然后在殷墟文化早期中再各分出第一期、第二期两个不同时期，同样在殷墟文化晚期中也在分出第三期和第四期两个不同时期；同时他又在第二期到第四期各个时期中都分出两个组，把第一期看作是一个组，这就构成了殷墟文化的7

组分期体系。他所分的第一组，大约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0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第二组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三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第四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五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六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的前半期，为帝乙时期；第七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的后

半期，为帝辛时期(23)。他的这一分期体系是十分细密而又灵活的。他的分期意见大体可以下表表示：

邹氏的这一分期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于甲骨文的框架对殷墟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他的这一体系有很多方便之处，当文化遗存可以细分时就按组进行划分，如果不能细分则可采取四期分法或两段分法处理，这给考古工作在实际处理分期问题带来很大的方便，这是值得赞许的。1979年在他主持编写北京大学考古教材《商周考古》中，他对殷墟文化又采用了新的三期分法。他的这种新的分期方法实质上是它原来的四期分期法的变异。所不同的是，他将原来分期体系中的殷墟文化第一期归入到二里岗文化上层的商代前期阶段称之为早商文化晚期，而将原来的殷墟文化的第二至四期划归商代后期阶段，从中再分出晚商文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他的早商文化晚期，即他原来所定殷墟文化一期，与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河北藁城和济南大辛庄早期相当，时代约在武丁以前。晚商文化早期则以殷墟文化二期为代表，从他列举的陶器看，他所说的晚商文化早期实即大司空一期文化，认为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一、二两期，年代为武丁、祖庚、祖甲时期。其晚商文化中期是他原来分期的殷墟文化三

期，大体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三、四期，年代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其晚商文化晚期是他原来分期的殷墟文化期第四期，大体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年代为帝乙、帝辛时期(24)。邹氏的这一考古分期意见也可列表如下：

应当说，他的这一新的分期意见过于粗略，但在具体考古实践中比较便于把握。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获得相当数量的甲骨文资料及其共存陶器和相关地层关系资料，根据这批新的考古资料，他们对殷墟文化提出了一种三期考古分期方法。他们根据小屯南地的发掘现象，将小屯南地的文化遗存分为小屯南地早期、小屯南地中期、小屯南地晚期三个时期，其中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大司空村一期，即殷墟文化早期；小屯南地中期分为一、二两组，中期一组由于可复原的陶器较少，面貌不太清楚，中期二组则与大司空村三期相同，属于殷墟文化中期；小屯南地晚期则与大司空村四期相当。同时指出，在小屯南地早期与中期之间尚有缺环(25)。这一分期意见也可列表如下：

实质上这一分期意见与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意见并无本质区别，除了小屯南地中期一组的面貌不清和早期与中期之间尚有缺环外，完全可以视为把原来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其分期基础仍是建立在把原来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体系之上的。至于早期与中期之间的缺环和中期一组之间是否会有一定的联系，由于中期一组的面貌不清，目前仍然难以判断，但通过小屯南地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可以说明原来把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体系是大体可行的。

值得赞许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小屯村北发掘殷墟妇好墓和17、18号墓后，发现殷墟文化的第一期上限可以早于武丁，而第二期也可早到武丁时代(26)。

1986年，郑振香根据殷墟文化中三家庄墓葬和小屯村西北地第二期灰坑发现的新资料，对殷墟文化分期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提出在原来四期分期体系的基础上，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再分别分出偏早、偏晚两个阶段的意见(27)。

她的看法与我们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得到的看法也是相吻合的(28)。她的分期意见大体如下表所示：

她的这一分期意见使原有的分期体系更加细致化和体系化，已为考古学者所接受。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整理1959年至1961年苗圃北地发掘资料时，也曾根据发掘资料提出一种三期分期意见。他们将苗圃北地的殷墟文化遗址分为苗圃一期、二期和三期，其中苗圃一期和二期分别与大司空村一期、二期基本相同，其第三期与大司空三、四期相当，但在对墓葬进行分期时，还是分为四期，其一、二、三、四期分别与大司空村一、二、三、四期相同。实际上，苗圃北地的文化遗址分期与大司空村分期并无本质不同，只是一种原来四期分法的粗略划分，等于是将相当于大司空村三、四期无法细分的文化现象笼统称为苗圃第三期而已。他们的分期意见可以列表为：

实际上，他们的这一分期意见是将新的考古资料分期纳入到已有的大司空分期体系中，不仅丰富了原来的殷墟文化考古分期体系，而且验证了原来的考古分期体系是完全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分析殷墟西区的墓葬时，由于缺乏与大司空村一期相当的早期材料，他们也把殷墟西区墓葬分为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大司空村二、三、四期，无疑也是以大司空村分期框架为基础的(29)。可见，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殷墟文化分期体系都是以大司空村分期框架为基础的。

上述分期体系经过后来殷墟发掘的实践反复检验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经过与历年出土的甲骨文和共出陶器的对应研究，可以把上述分期体系与甲骨文分期体系对应起来，并与商代后期的商王传承关系及其历史年代联系起来，大体可以得出殷墟文化分期的基本结论(30)。我们不妨把它表述为下表：

应当指出，上述考古分期中的历史年代是承袭甲骨文分期与断代研究的框架建立的，其中以商代后期各个商王在位为界限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商王更换后考古学文化就会马上变化，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中遗物的文化面貌的变化都不可能与商王更替同步。所谓分期也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提出的一种理论框架，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硬性的教条。殷墟文化中诸多文化因素的变化也不是同步的，例如陶器和青铜器的变化就并非同步(31)。

三、几点讨论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目前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体系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甲骨文分期意见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一四期分法的分期体系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首先是现有的以大司空村四期分法为基础的殷墟文化的四期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现的考古资料。

1980年，殷墟三家庄东发掘时，发现所发掘的8座墓葬中，M3和M4的随葬器物类型及其组合都是过去大司空一期所罕见的(32)。为了弥补原来殷墟文化四期分期体系的不足，对于这种明显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的文化暂时归入殷墟文化一期的范畴，只是另外列出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作为一种变通性措施(33)。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屯东北地又发掘到与三家庄墓葬大体同时的灰坑（87AXTH1）(34)，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有了更多的认识，证明把这一时期另行列为殷墟文化一期是适当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类似于三家庄M3、M4的文化遗存就曾发现

过，例如在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墓葬M232、M333、M388等(35)，其中出土的器物与三家庄基本一致，目前学者对于这一阶段的年代还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把这一阶段划分在“早商文化晚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与河北藁城早商遗址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早期层同时(36)。有的学者则强调，这一阶段的文化虽然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类型，但从出土青铜器的器物形态、文字和陶器分析角度看，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差别较大，仍然与殷墟出土的较晚遗存风格接近，应是殷墟文化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并入盘庚迁殷以前。并且指出，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到这一阶段，中间尚有缺环，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应当属于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文化，其绝对年代应相当盘庚迁殷至小辛、小乙时代(37)。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但是，最近洹河北岸洹北商城的发掘又带来新的问题(38)。洹北花园庄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考古工作者对洹河流域的调查中被发现了(39)。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三家庄东的墓葬时，曾发现殷墟一期灰坑直接打破相当于三家庄阶段的墓葬。根据层位关系可以断定，三家庄阶段应当早于殷墟一期，并且从两者器类和器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来看，两者之间前后相接，并无明显缺环。因而断定殷墟文化一期早段是由三家庄期直接发展而来，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1997年，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在洹北花园庄与三家庄阶段相当的文化遗存中有早、晚之分，由于当时发掘面积尚小，出土完整的陶器较少，未作详细分期(40)。1998和1999年秋，为配合殷墟发掘70周年讨论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工作者在洹北花园庄东地进一步发掘，不仅发现花园庄遗址及其周围京广铁路两侧是一座比小屯附近建筑基址时代更早的城址“洹北商城”，而且获得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和一批较三家庄阶段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41)。目前考古学者普遍把原来的三家庄阶段改称花园庄期。有学者开始根据花园庄的最新发掘资料提供的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和陶器分析，提出应把花园庄期从殷墟文化一期中分离出来，并把花园庄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分别称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花园庄期第二阶段，指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接近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略晚，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略早于大司空村一期，时间上与大司空村一期相衔接(42)。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相比则有较晚的特点，尤其是在器物群组合方面，与二里岗上层二期有较大的区别，因此，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43)。也就是说，花园庄期是大司空村一期紧接其后的独立一期，可以分为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尚有一定缺环。一般认为大司空村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武丁早期，这已由花园庄东地H3出土的甲骨卜辞和共存陶器所证实(44)。花园庄期的年代目前也多倾向于为盘庚迁殷以后至小辛、小乙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学者普遍认为盘庚迁殷后在位14年，小辛、小乙两位商王在位不会超过46年(45)，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总共50到60年间，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应当说是合适的，问题是这种分法如何与历史年代相照应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最近，对于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是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时期，并提出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则应早于盘庚。至于能早到何时，具体跨度能涵盖多少个王世，还有待新资料对其作进一步探讨(46)。

与此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属中商文化，分别是商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二期和三期(47)。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考古学界曾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当时所谓中商文化是指殷墟期文化之前的二里岗期文化，其历史年代按照当时“汤居毫应属于商代早期，盘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的说法(48) 应当是仲丁迁隞以后到盘庚迁殷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邹衡在探索夏文化中将原来的商代早期文化看作是夏文化，原来的商代中期文化二里岗文化就成为新的商代早期文化(49)，在这个新的分期体系中，中商的概念消失了，只有早商和晚商两个阶段。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界已经习惯于将商文化看作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晚商文化两大阶段(50)。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间开始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51)，此后，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岗晚期与殷墟早期之间应有一个独立的阶段，认为商代文化用三个阶段的分期法更为合适(52)。有学者并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线索，提出中商文化应始于仲丁迁隞，终于武丁之前的小乙，可以分为以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为代表的中商早期；以藁城台西M14为代表的中商中期；以“殷墟文化第一期”为代表的中商晚期(53)。至90年代末，“中商文化”的概念及其分为上述三期的意见已在考古学界流行(54)，有的学者还依此为据建立起商代考古文化序列，并对中商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55)。但是，推究起来，把殷墟一期偏早阶段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中分离出去纳入“中商文化”三期的看法仍有不妥之处。依照目前考古学界的普遍看法，洹北花园庄一带的洹北商城仍然是在殷墟的范围之内，其文化遗存无疑应属殷墟文化的范围，殷墟文化自应以盘庚迁殷为其起点。如果将花园庄期的殷墟文化纳入到中商文化，殷墟文化就只能从现在大家公认的殷墟文化晚段开始，也就是从武丁早期开始，从而把武丁之前的盘庚至小乙三王从殷墟的文化遗存中分离出去，这从情理上是不太合适的。对于洹北商城的时代性质，目前学术界有盘庚迁殷时所建的殷都(56) 和河亶甲居相之相(57) 等不同意见，甚至还有既不排除盘庚迁殷的可能，也不能忽视“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可能是“先后相继”地发生过的意见(58)。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之间相隔四代七王，河亶甲迁相后，下一代商王祖乙随即迁于邢，然后历经祖辛、沃甲、祖丁，至南庚又迁于奄直至阳甲，到了盘庚时才从奄迁至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想证明洹北商城既曾经是河亶甲所都之相又曾是盘庚所迁之殷，需要在考古学上确认在洹北商城既存在属于中商前期即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亦存在属于“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而且要证明这些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

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在被废弃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后，才有新建的“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因为从河亶甲到盘庚中间有四代七个王的都城并不在安阳，也就是说，这需要在洹北商城的发掘中看到有“兴建——废弃相当长时期——再兴建”这样的迹象(59)。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要想确立洹北商城是河亶甲所居之相尚有一定困难。即使能把洹北商城的年代提早到河亶甲时期，其所居留的时间也是极短的。如果考虑到上述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的情况(60)，要排除它是盘庚迁殷以后居于洹北商城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显然是困难的。既然殷墟的得名是始于盘庚迁殷，洹北商城又在殷墟的范围之中，就没有理由把花园庄期的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分离出去而另外列为中商文化三期。

在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除了参考甲骨文分期框架之外，还应考虑到殷墟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的分期问题(61)。由于青铜器的自身发展变化和陶器发展变化并不同步，而且陶器的出土数量也比青铜器要多得多，因此，考古工作者除了充分考虑文化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外，总是把陶器分析作为殷墟文化分期的主要依据，这是无可回避的。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对青铜器单独进行分期研究而得出了相对独立的分期体系(62)。但在最近，已有学者根据青铜器礼器自身的发展规律，将青铜器划分出接近于依照陶器分析作出的分期体系(63)。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分期意见约如下表：

实际上他所讨论的青铜器分期中定为第一期的花园庄期，也是到可以分出早、晚两个阶段的。例如，三家庄M3出土的青铜鼎80SJM3∶2的形制就明显较之花园庄M10出土的99AHDM10∶1要早一段时间。因而就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来讲，花园庄期也是可以分出早、晚两段的。

如果考虑到前述我们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同时兼顾青铜器与陶器在分期上的对应情况，殷墟文化的合理分期应当是将现有的殷墟文化一期早段之前的原三家庄期列为新的殷墟文化一期，其中再细分为新的殷墟文化一期的早段和晚段；然后把现在的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大司空村一期和殷墟文化二期的大司空村二期分别作为新的殷墟文化二期的早、晚两段；现在新的殷墟文化三期，并可细分为早段和晚段。以下顺延把现在的殷墟文化三期的大司空村三期和现在的殷墟文化四期的大司空村四期分别列为新的殷墟文化四期和五期。我们可以将目前可以认可的成果综合为表十一：

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构成上表所展现的新的综合分期体系。

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虽然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范围内不断有新的发现，有关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入。可以相信，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会有新的资料拓宽我们的视野，有关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还会继续深入，不断提出新的更合理的看法，形成更趋完善的体系。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②(42)(43)(60)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

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一段历史。位于废墟上的殷墟博物馆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将殷商王朝所创造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传递给观众。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一：各位游客：大家好!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有一个愿望叫常出去转转，我仅代表我们旅行社欢迎大家到河南来转转，各位远道而来一路上辛苦了，敝姓张，是大家在河南省内的地接导游员，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十分稳重的先生是我们本次旅游的安全保障员，司机张师傅，张师傅驾驶技术纯熟，对我省内的路况了如指掌，用我们河南话说就是“张师傅，中!”所以请大家放心的观光旅游，享受我们河南的大好河山。今天，能够前来为大家服务，我和张师傅都感到十分的荣幸，也请大家不要拘谨，有什么需要遇到任何问题尽管来问我们，我们叮当竭尽全力帮助大家，只有您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玩的开心，才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那么，我先预祝大家旅途愉快，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出发前往安阳殷墟博物院，中午我们留在安阳市用餐，下午两点钟我们将会返程回郑州，以方便您按时踏上归途。我们的旅游车走走京珠高速途径新乡、鹤壁等市约行驶三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安阳殷墟博物院。此刻您看向四周，看到的是繁华的郑州市区，说道我的家乡郑州啊，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郑州古属豫州，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殷后封此地为管国，东汉时则称为管城，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郑州市区县的名称中寻找到历史的踪迹，如：管城区。到了隋文帝天皇三年，才有了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9期本刊专稿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关键词:河南安阳殷墟小屯两条墓道大墓殷墟第四期晚段 KEY WORDS:An y an g,Henan Xiaotun w it hin t he Yin Ruins lar g e sized tom b w it h tw o p as sa g es lat er fourt h p hase of the Yin Ruins ABSTRACT:In2003to2004,t he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IA,CASS carried out excavat ion at Locus West of Xiaot un and revealed t here a large sized t omb w ith tw o passage,of w hich t he southern passage extends first eastw ard and t hen t urns to t he south.T his is a rectangular earthen pit furnished w ith m ature second tier platforms along the pit w alls,a w aist pit on the bot tom,and level platforms on t he southern and nort hern sides of t he chamber.It cont ains a double coffin and eight human and six an imal vict ims.Among the grave goods are pottery,bronzes,lacquer w are,jades,stone implements,and bone,tooth and shell artifacts.In the light of the unearthed st rat igraphic evidence and objects,it can be assi g ned to t he lat er fourt h p hase of the Yin Ruins,and the tomb ow ner must have been a hi g h rank no bleman.Its excavation p rovided im p ort ant data for further in q uirin g into the la y out of the p alace and ancest ral tem p le q uart er at Xiaotun and its vicinit y,and at the sam e time p ut forw ard a number of new p roblems. 2003年冬至200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小屯西地为配合安阳工作站内北楼改造进行发掘(图一)。安阳工作站北楼初建于1960年,当年建楼之前已进行过发掘,资料发表于殷墟发掘报告。由于当时水位较高和其他的原因,!除少数挖到生土外,多数探方都未作到生土,有的只挖到殷代文化层就停止了;有的仅掘去表土见到盗坑就主动放弃。?[1]本次发掘,实际上是对当年未清理到底的遗存进行补充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商代墓葬31座,灰坑和窖穴10余座,祭祀坑1座,水井2眼。此图一发掘位置示意图外,还发现夯土建筑基址10余座,多数仅暴 #54(总822)#考古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概要一、简介：本次规划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块范围，即东至安溪路和良渚博物院，南至新104国道，西至华兴路，北至东苕溪，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0.65平方公里。二、现状情况：规划区内用地一半为农田，现状的建设用地以工业用地和村镇居住用地为主。三、规划目标：通过对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历史文化的发掘,生态景观的改良利用及质量的提升,为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一个生态旅游系统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遗址公园内以历史文化认识发展为主线，同时辅助于生态景观绿地，并对遗址公园周边的山地森林绿化加以系统改良，共同形成一个-----集遗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规划结构：规划形成“一轴一核两心三片”的结构形态。一轴：文化景观轴从良渚博物院沿良渚港河至古城。一核：古城核心保护区由东南西北四周的城墙以及雉山、凤山围合而成，是整个良渚遗址保护的核心。两心：良渚广场、良渚博物院

良渚广场是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入口，游客集散与换乘中心。良渚博物院是文化景观轴的起点，良渚文化的集中展示传播处，同时还是一个国际学术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三片：西部保护区、南部保护区和北部保护及传统村落区西部保护区位于古城的西侧，以生态保护和文化堆积层保护为主。南部保护区位于古城的南侧，以生态保护和文化堆积层保护为主。北部保护及传统村落区位于古城的北侧和东侧，以生态保护和文化堆积层保护和传统村落为主。五、道路交通规划：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外围的城市快速通道为依托，综合考虑交通出行方向与交通方式，建立一个各级道路功能明确，道路空间富有变化、畅通、安全、便捷、景观化的路网系统。六、绿化系统规划：规划充分利用山、水自然资源，结合公园、街头绿地、建筑小品等设施，精心设计，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地融合，形成“古城为核心，湿地为依托，绿廊为轴线，远山为对景”的空间景观构架。

四、殷墟王陵遗址

四、殷墟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是商代后期王陵墓葬群，也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之一。殷墟王陵遗址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商代奴隶制社会残酷的杀殉制度，而且辉煌地展现了殷商时代青铜器文化的卓越成就，被国际遗产专家誉为世界上第二个古埃及，堪与金字塔王陵相媲美。 1. 殷墟王陵遗址的分布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殷墟王陵区包括东、西两区。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布，最西为M1500、M1217号，最东为M100 1、M1550号，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号，西北部为M1003号，南部为M1002号，居中位置为M1567号；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１座，为M1400号，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１129和50ＷGKM１号（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号。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亞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图三六）殷墟王陵遗址北门殷墟王陵遗址鸟瞰（图三六）在殷墟王陵遗址中，规模最大、墓道最长的是M1217号大墓。其墓室平面呈亞字形，墓室南北长18.4米，东西宽18.1米，墓口至墓底深15.4米，东、西、南、北四条墓道分别长28.9米、25米、60.4米、41.55米。

殷商考古专家杨锡璋认为，在殷墟王陵墓葬中，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才符合国王的身份。他对殷墟王陵西区大墓进行考古分期，提出最早的M1001、M1550、M1400号墓分属殷王武丁、祖庚、祖甲，其次的M1004、M1002、M1500、M1217号墓分属殷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后期的M1003号墓为殷王帝乙之墓。至于那座未完成的只有墓室而未筑墓道的“空大墓”，本应为殷王帝辛（殷纣王）而修筑，只是因周武王伐商，帝辛自焚而死，未能如愿埋入。这座“空大墓”也成了失落千古的殷陵掌故。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祖先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安阳市为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于2001年新征地11.2公顷，对殷墟王陵遗址墓室和祭祀坑遗迹采用地下封存、地上标识的展示方法，先后完成了M260号大墓复原展示和保护房工程、12座王陵大墓以植侧柏标识，480余座祭祀坑、兽祭坑展示工程、殷陵馆改造、文物陈列展示、遗址绿化和道路建设等工程。有效地解决了殷墟王陵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问题，改善了殷墟王陵内部的环境。游客登上王陵区新建的瞭望台，即可看到殷墟王陵所展示的诸多大墓和祭祀遗迹景观。殷墟王陵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程，经过五年的施工，现已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集文物保护、学术考察、宣传教育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文博单位。 2. 亞字形墓室的象征殷代国王构筑的大墓亞字形椁室，形制比较复杂，比营建一般方形、中字形、甲字形陵墓困难，而且又费工料。后人对此多有揣测。国内有学者认为，构筑这种亞字形墓室并非为了美观，而是自有一定的涵义，应该是当时丧礼的一种，象征着贵族社会的礼制建筑。也就是说，这种亞字形墓室可能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的象征，表现了后者最具代表性的亞字形特征。殷代的王公贵族死后，地上的亞字形建筑是他们的灵魂寄托所，而地下的亞字形椁室则是他们的尸体埋葬处。英国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亞字形墓室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反映了殷人的宇宙观。亞字形是殷人心目中的土地之形，当时按亞字形来划分土地、上界、下界，亞字形所代表的土地可分成中央和四方五部分。这一形式也是中庭连四厢的布局，人站立于四个方向的中央，最易取得和谐之感；而死者安睡在亞字形椁室的中央，灵魂可直接享受四方供品。 “亞”字形墓有M1001号、M1002号、M1003号、M1004号、M1400号等8个，其中M1001号武丁墓是殷墟比较典型的一座大墓，从中可以窥见殷代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埋葬情况。（图三七）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试题答案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试题答案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

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

殷墟游后感

殷墟游后感记得刚来安阳时，很多同学都给我说安阳殷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名弘扬世界。殷墟内充满了历史的色彩，能让你感受到古代商朝的风采，是很值得一去的。于是，怀着对历史向往的心情，我游观了殷墟。来到殷墟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扇红色的大门，横梁上赫然写着“商朝王陵遗址”几个金黄的打字，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进入大门，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吸引力，不知该先去那个地方看好。心想，就跟着导游慢慢地、一一游览吧！以前对殷墟的了解仅限于历史课本的知识，对殷墟的印象也只源于那古老的图片。而今，当我置身于这一充满历史色彩的地域时，听着导游那从未听过的解说，我仿佛回到了从前，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对殷墟的参观让我收获颇多，是我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有了更全面、更深次的了解，它们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一、殷墟的来历公元前14世纪（正时奴隶社会制度），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安阳小屯村一带)，在此建立了商代二百七十余年的都城，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稳定的国都。曾时的殷都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沿古老的洹河两岸呈环型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式的古代都城，城市布局规模巨大、严谨合理。都殷时期是商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里留下了辉煌绚烂，独具东方特色的殷墟文化。商朝灭亡后，周公平三监之乱，大迁殷民，使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为美丽的都城繁华散尽，逐渐沦为废墟，史称“殷墟”。知道被考古学家们发现，才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殷墟的介绍在游殷墟的过程中，处处都有牌子向游客做简单的介绍，从这些文字中以及导游的解说中，我对殷墟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殷墟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内有大量的青铜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文物，其中最有名的是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殷墟由三部分组成：（一）、殷墟王陵遗址位于著名的洹水北岸，是商王朝的皇家陵地与祭祀场所、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出土地。王陵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80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在这里相继发现了13座王陵大亩（包括一座未完成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被学术界公认为殷商时期的王陵所在，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二）、宫殿宗庙遗址宫殿宗庙遗址管理处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4A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2.12公顷，房屋占地面积1392.34平方米。现有《殷墟发掘史展厅》、《妇好墓圹展厅》、《YH127甲骨窑穴展厅》、《车马坑展厅》、《殷墟博物馆》等陈列展馆，复原展示了十余座有代表性的基址。（三）、洹北商城遗址

安阳殷墟导游词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您来到甲骨文的故乡参观，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使您对殷商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片甲骨惊世界”。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不但结束了仓颉造字的神话，也使一个普普通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举世闻名。随着对安阳殷墟的全面发掘，一个古老王朝的都城遗址及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昭然于世。殷墟，是商朝后朝的文化遗址，位于安阳市的西北郊。它的范围是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和村西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据史书记载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由山东“奄”（今曲阜）迁到“殷”（今安阳小屯），并在此建立都城，经历8代12王，共254年。从此，这里成为殷商王朝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来商以后，这片土地逐渐荒芜，变成了一片废墟，史称“殷墟”。 1961年，国务院把殷墟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和利用殷墟，使其不再遭受人为破坏，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兴建了“殷墟博物馆”。殷墟之所以闻名世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甲骨文、青铜器和都城。首先就是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情况稍后再介绍）。我们先来看看进苑的这座大门，这座门是由北京著名古建筑学专家杨鸿勋教授专门设计的，它是仿甲骨文的“门”字的写法而建。它看似简单，却是最原始的大门，可称其为华夏“门”的鼻祖。我们再看看门框上的这些图案，浮雕着凤、虎、饕餮和蝉等花纹。门额苑名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整个苑门庄严大方，朱墨雕彩，古风古韵，古香古色。门两侧墙上浮雕殷代龙形玉决，仿佛显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此苑门和仿殷殿建筑的人文景观已经成为古都安阳的象征。当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也正是殷墟闻名于世界的第二个原因。您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器，就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的仿制品。司毋戊鼎1939年从王陵区出土，通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掘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我们的国宝。如此大的重器，浇铸起来特别困难。据估计制造这样的重器需要明确的分工和协作，从炼铜的浇铸，从制模到拆范需要130多人同时施工。青铜器中，铜、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高考阅读练习及答案(2016年全国I卷高考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思路院系：历史文化学院专业：文化产业管理

摘要大遗址保护是文物保护和城乡规划建设领域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在保护历史遗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塑造曲阜城市形象、促进区域发展和提升生态环境等方面意义深远。在全面深入探讨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规划建设策略，并体现在功能结构和用地布局中，这是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现区域社会、生态与经济效益和谐统一及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关键词：大遗址保护；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Great site protection is a major issue facing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ucheng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carry forward thetraditional culture, China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of Qufu,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Gucheng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everal key problems deeply,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is reflected in the function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land use,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in the Gucheng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to achieve regional social,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Key words:Great site protection；The archaeological site city park of Lu；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研究背景

殷墟文化论文

殷墟文化摘要：在传统的清明节假期中，我有幸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殷墟是安阳的最为著名的文化亮点，也是我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在对殷墟的参观之后，使我了解许多关于殷墟的文化，使我对殷墟的敬佩之情更加深刻，由此我也为能在安阳这个文化之都学习而感到骄傲。关键词：殷墟遗产价值一．殷墟发掘和资料简史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1950年起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1928年10月13日，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与临时工作人员开始对殷墟进行试掘，在18天的发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铜、陶、骨、蚌等若干，一个有别于传统史学与金石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时代由此开创。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的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并于1929年春主持殷墟第二次发掘，这也是殷墟首次正式发掘。1931年，国内首次将地层学原理应用于高楼庄后冈发掘，厘清了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1934年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被发现，墓坑棋布、文物宏富，轰动学界。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保存完好，极富学术价值。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1961年3月，殷墟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于今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史称殷,历经八代十二王,共255年。殷墟宫殿宗庙基址,为殷墟的主要组成部分,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珍贵文物,是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地,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青铜器三大要素，是华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征。展厅采用古代的茅草为顶，这种草是专门从南方运过来的，具有防酸和碱和紫外线，不掉色等特点，前面是发掘出来的和原始大小一样大的中国最大的司母戊大方鼎，这是仿制的，总共两个，另一个是在王陵，原品现在北京博物馆地下展厅里，往北京送时都是枪核实弹特级

安阳殷墟景区导游词

安阳殷墟沿途讲解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代表郑州旅行社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而又历史悠久的的河南，我是你们的地接导游，大家可以叫我翟导或者小翟，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咱们的司机王师傅，本次旅程就有我们王师傅保驾护航。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使我荣幸的成为大家的导游员，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个舒适愉快的旅程，希望大家把放心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努力把开心还给您。今天天气寒冷，空气干燥，气温是5-8摄氏度，请大家注意御寒，多喝水，保证健康的体魄踏上我们愉快的行程。在此，预祝大家游地尽兴玩的开心！我们现在所走的是连接北京、广州、珠海等南部重要城市的京港澳高速，再有三个小时的路程，就要到了今天咱们要参观游览的目的地，安阳殷墟景区，我们在那里的游览时间为3小时，下午五点返回。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郑州。郑州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有“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等荣誉称号刚才我们经过的二七纪念塔是郑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位于二七广场，建于1971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中国建筑独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它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景与美食相配，说到这，不得不提及郑州的烩面。郑州烩面是河南面食的代表作之一，它大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益于改革开

放、流动人口大量增加、餐饮业需求大增，先是老字号“合记”的羊肉烩面独领风骚，然后是萧记三鲜烩面异军突起，并快速发展，二十年间成为郑州市餐饮的城市名片，一碗在手，酣畅淋漓的烩面别具另种风情。车过鹤壁，我们就进入了安阳境内。安阳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周易》的发祥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和文物可考的长期稳定的都城。同时被国际友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三千里人工长河——红旗渠也在这里。殷墟位于安阳市西北2.5公里小屯村附近的洹水两岸，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商代文化遗址，商代后期盘庚迁殷至纣灭亡历经八代十二王。周武王伐纣后，逐渐荒废，因而称为“殷墟”，殷墟之所以闻名世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甲骨文、青铜器和都城。一路走来一路聊，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景区的停车场。下车之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旅游车是蓝白相间的宇通车，车牌号是豫A12345，我们的导游旗是黄色的，我的手机号是12345654321。好了，朋友们，现在就请您关好门窗，带上您的随身物品，随我下车一起去领略安阳殷墟景区的神奇魅力吧！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 20世纪作为现代史的开端，考古学在这个阶段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首殷墟博物苑位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区”而命名，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 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物遗址司母戊鼎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二个王朝，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相比较，殷墟的青铜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以青铜礼器为基础，发展成为一套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体现出独特的东方色彩。殷墟出土青铜器种类繁多，器形厚重，纹饰繁缛，铸造工艺高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尤以王陵遗址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最负盛名，大鼎高达133厘米，器口长79.2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它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鼎

造型庞大雄浑，纹饰精美细腻，通体以雷纹为底纹，饕餮纹、夔纹为主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又神秘的感觉，是古代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是中国青铜器文化中的瑰宝，美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54号凹形遗址 54号基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基址濒临洹水西岸，整体呈凹字形，缺口向东。包括南、北、西三组基址，这些房基构成半封闭状的建筑群，面积达5000平方米，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已具备了中国“四合院”的雏形。该基址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宫殿宗庙区内发现的最重要的建筑基址。殷墟车马坑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但由于受当时发掘技术的限制，都未能将坑中的木质车架清出。1953年在殷墟首次成功清理出商代车子的残迹，搞清了车子的大体结构及部分构件的尺寸。殷墟发现并清理的多座车马坑以及道路遗存，展示了我国古代道路交通的基本雏形，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等级关系、亲族制度、埋葬习俗及工艺水平等，都是极重要的研究资料。华夏幅员广袤，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古文献中说夏代就发明了车，但是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由此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殷代车马坑不仅展示了上古畜力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 Corporation standardization office #QS8QHH-HHGX8Q8-GNHHJ8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导游词各位游客朋友：欢迎您来到甲骨文的故乡参观，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使您对殷商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片甲骨惊世界”。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不但结束了仓颉造字的神话，也使一个普普通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举世闻名。随着对安阳殷墟的全面发掘，一个古老王朝的都城遗址及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昭然于世。殷墟，是商朝后朝的文化遗址，位于安阳市的西北郊。它的范围是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和村西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据史书记载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由山东“奄”（今曲阜）迁到“殷”（今安阳小屯），并在此建立都城，经历8代12王，共254年。从此，这里成为殷商王朝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来商以后，这片土地逐渐荒芜，变成了一片废墟，史称“殷墟”。 1961年，国务院把殷墟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和利用殷墟，使其不再遭受人为破坏，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兴建了“殷墟博物馆”。殷墟之所以闻名世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甲骨文、青铜器和都城。首先就是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情况稍后再介绍）。我们先来看看进苑的这座大门，这座门是由北京着名古建筑学专家杨鸿勋教授专门设计的，它是仿甲骨文的“门”字的写法而建。它看似简单，却是最原始的大门，可称其为华夏“门”的鼻祖。我们再看看门框上的这些图案，浮雕着凤、虎、饕餮和蝉等花纹。门额苑名由着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整个苑门庄严大方，朱墨雕彩，古风古韵，古香古色。门两侧墙上浮雕殷代龙形玉决，仿佛显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此苑门和仿殷殿建筑的人文景观已经成为古都安阳的象征。当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也正是殷墟闻名于世界的第二个原因。您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器，就是着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的仿制品。司毋戊鼎1939年从王陵区出土，通高米，长米，宽米，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掘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我们的国宝。如此大的重器，浇铸起来特别困难。据估计制造这样的重器需要明确

关于介绍殷墟导游词5篇

关于介绍殷墟导游词5篇殷墟是中国至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甲骨窖穴等构成。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介绍殷墟导游词5篇，欢迎阅读参考! 关于介绍殷墟导游词(1)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欢迎阅读参考!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安阳殷墟的大门处.我们先来看进苑的这所大门,这座们是由北京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专门设计的,它是仿甲骨文中门字而建, 它看似简单,却是最原始的大门,堪称是华夏门的鼻祖,门框上浮雕着凤,虎,饕餮，蝉等花纹，门额苑名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整个苑门庄严大方，朱墨雕彩，古风古韵，古香古色，门两侧墙上浮雕殷代龙形玉块，是根据妇好墓中出土的龙形玉块放大而成，是中华民族早期龙的形象之一。朋友们，欣赏完这扇大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感受三千多年前的上古文化吧!当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是殷墟闻名于世界的第二个原因。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器就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的仿制品。司母戊鼎是1939年从王陵区出土，通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掘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我们的国宝。如此大的重器浇铸起来特别困难，据估计制造这样的重器，需要明确的分工与协作，从炼铜到浇铸，从制模到拆苑需要130多人同时施工，青铜器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与现在所铸青铜器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基本相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冶炼技术是何等的高超。鼎最开始的作用只是用来煮肉用的锅，到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了权利的象征。提到殷墟闻名于世的第三个因素，无疑就是商朝的都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在商都宫殿遗址上复原的仿殷大殿，它好似殷都的心脏，是商王议事朝拜的场所，这个建筑是‘‘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建筑方式，也就是茅屋盖顶，夯土台阶，四面斜坡，重重屋檐，整个大殿宏伟庄严。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最早的档案馆——甲骨窖穴展厅，1936

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

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陳劍* 本文主要討論《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1263收為3262號字頭釋作「玉」的那個字（以下用△代替），其代表字形作、。研究者大都承認，△字在卜辭中當是表示「玉器」一類意思或是專指某一種「玉器」，但對其字形則有釋讀為「朋」、「寶」、「玉」、「珏」、「琮」和「賏」等多種異說。從近年所見甲骨論著看，似乎信從釋「玉」和釋「琮」兩說的研究者最多。本文排比分析殷墟甲骨文中△字的不同形體，聯繫族氏金文中象形性更強的△字，通過跟殷墟甲骨文中象形的「戚」字的字形和出土的商周「玉戚」實物之形仔細比較，論證了△是「玉戚」的象形字，其字形象鋒刃朝上放置的兩側有齒牙形扉棱的戚體之形。接下來本文進一步梳理△及以它為偏旁的字在殷墟甲骨文裡的用法，指出義為「玉戚」的△在卜辭中或用為祭品，或用為臣下向商王等的獻納之物。以△為偏旁的字有些跟△用法也相同，當是其假借字或繁體。最後本文結合「戈」與「圭」、「王」與斧鉞類武器「揚」在字形和讀音上相類似的平行關係，認爲「玉戚」字△的讀音也應該可能與「戚」相近，△是由武器「戚」轉化為禮玉，又將「戚」字讀音稍加改變而來。據此推測，「玉戚」字△尌是《爾雅·釋器》裡的「琡」字，其它古書和出土文獻裡或寫作「（璹）」、「」，或假借「」字爲之。關鍵詞：殷墟甲骨文古文字考釋玉器玉戚琡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一、待討論之字的字形及舊說檢討本文主要討論《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1263收為3262號字頭釋作「玉」的那個字。這個字（以下用△代表）《類纂》字頭下列了、兩類代表字形。前一類主要見於賓組卜辭，後一類主要見於歷組卜辭。在近年新公佈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中，1 這個字也多次出現，寫法又有不同。下面先分類組列出一些字形，每類中靠前的是我們認爲更爲接近原始字形的。（一）賓組△字：《合集》15058 《英藏》1291 《合集》16976正《合集》14735正《合集》6033反《英藏》1264正《合集》14735正《前》6.26.7 《合集》5598正《合集》4059正（二）歷組△字：《合集》34657 《合集》32535 《合集》32721 《合集》34562 《合集》32420 《屯南》225 （三）《花東》△字：()288 180 372 391 37 490 90 149 427 29 可以看出，歷組跟賓組字形的主要區別在於其中部的橫筆是否穿透相連，花東卜辭的字形則常常作橫置，絕大部分又有所省略。研究者大都承認，從這個字在卜辭中的用法看，它當是表示「玉器」一類意思或是專指某一種「玉器」。至於其字形，則有釋讀為「朋」、「寶」、「玉」、「珏」、「琮」和「賏」等多種異說。2從近年所見甲骨論著看，似乎信從釋「玉」和釋「琮」兩說的研究者最多。3 這些說法在字形上都缺乏可靠的根據，實不可信。 1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以下簡稱「《花東》」。 2看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13輯，1993），頁197。 3釋「玉」之說較詳細的論證可參見連劭名，〈甲骨文「玉」及相關問題〉，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39-243。釋「琮」之說詳見沈之渝，〈釋〉，《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特輯（總第二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3-6。收入《沈之渝文博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15-119。又參看賴炳偉，〈說「琮」（外二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