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钱穆文化思想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着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着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着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着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
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不同的根源不在于别的?归根结底是因其自然环境的不同?特别是气候、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物产之异?而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兴趣、观念、信仰乃至行为及心理等种种差异?如此以来?文化精神必然相异。据此?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但就其内容和特征而言?这三种文化实际就是两种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东西文化之不同在于:宇宙观: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物我对立。
民族性格:中国文化:安、足、静、定;西方文化:富、强、动、进。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和合的、内倾的;西方文化:分别的、外倾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化:重融通?一切学问皆会通合一;西方文化:重区分?学术贵分门别类。作为一位史学家?钱穆从宇宙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学术等各方面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由此得出“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的结论。钱穆不仅为文化做出自己的解释?而且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区分?而这一切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强调调和持中?天人合一?追求内在的超越与和谐?具有永久的魅力?时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但他也同时看到?近代中国文化“显为有病”?其病因有二:一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二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残。而其中中国人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隐忧和病害。救治其病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态度?即对本国文化的态度?他认为应用沉静的理智来看待自己以往的历史文化?这也是他在《国史大纲》中首先强调的对历史要怀有“温情与敬意”。有了正确认识本国历史文化的态度?那么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怎样面对西方文化?钱穆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要传发于中国文化内部?新文化只能从以往的文化中孕育。因此?他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创造和发展的主体?认为文化的发展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
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钱穆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化问题?其解决的途径也必然要从文化人手。他主张把中国文化纳人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加以评价和探讨。他认为虽然西方文化近几百年来执世界文化之牛耳?但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物质经济?崇尚权力胜过道义?其文化的内在病痛急需诊治?不足以领导人类文化前进。他提出:“当前世界人类?另外拥有一种优良文化?博大深厚?足以与现代欧文化抗颜者?则只有中国”。所以钱穆认为“复兴孔孟学说?不仅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实际所以顺应世界的潮流?古今中外?可以会归合一。复兴中国文化?不仅为我国民族振衰救弊?实亦可为世界文化开其新生”。钱穆认为未来的文化必将是“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运动?而中国文化的长处即在于此?中国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而领导人类前进。
一般来讲?学术界总习惯把钱穆、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同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看成对峙的两极?却很少留意这种对峙产生的张力下所隐伏的共同的时代底蕴。事实上?他们和同时代那些运思路向殊异的思想家们一样?对民族文化有一种立于主体文化真实的整合反思?而且这一反思是在一种注重流变的世界文化视野中?在崇尚个性、富于创造精神的时代氛围里进行的。钱穆对文化的定义以及由此衍发的中西文化比较均是对中国近现代命运的忧虑下的产物?只不过他们站在了文化传统主义的立场上。
钱穆的文化定义?肯定了文化的时间性、空间性、集团性、持续性和整合性。他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更注重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完整性和传统性。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文化
下定义?强调大文化观的同时?更揭示了文化的精髓。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是站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根据他的理解?二者不是古今之别?而是各自平等的。在中西文化比较上?他极力张扬文化的个性差异?揭集文化的民族性?在认同中肯定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因而?相对于梁漱溟等新儒家而言?钱穆在文化上的民族本位立场显得更加突出和坚定。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分途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解释不无识见?在文化产生的初期?各个民族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提出的由地理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由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文化精神之异的论断?确有其合理之处?拓宽了时人解释中西文化之异的思路。但是人类文化之形成?并非地理环境一因素的影响?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所以?他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失之偏颇的?夸大了环境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他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把握和理解多有偏颇之处?有些归纳和总结带有主观的意愿和评价的局限?没能找到文化的根本差异和深层原因。他以儒学精神醇化世界的遐想神思?其中不乏真切善美的理想?但却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力量。
无疑?作为文化传统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命脉息息相关?因为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根基。他站在现代化的立场疏理阐扬传统?又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地消化现代西方文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道路决非一元的?它应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绝对不会从完全废弃了传统的“空壳”中孕育出来。这种对奉西化为圭皋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抨击以及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观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时代虽已迈人新的世纪?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钱穆为我们提供了并不过时的选择。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浅析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钱穆 国史新论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钱穆与梁漱溟_文化三路向_说之比较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 M ar .,2010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1] 。但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