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钱穆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摘要

钱穆先生是中国20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又加以创造的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钱穆先生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以及文化的特征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而钱穆先生关于文化发生论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也十分合理。

钱穆先生一生都没有停止对中国文化进行阐扬。钱穆先生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关键词：钱穆；文化；文化发生论；中国文化；文化哲学

1.钱穆

1.1钱穆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同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钱穆先生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其一生著述宏富,总计80余部,1700万言。1918《论语文解》，1919《朱怀天先生纪念集》，1925《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1926《孟子要略》，1930《墨子》(万有文库)，《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1931《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周公》，1932《老子辨》，1935《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 193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国史大纲》，1942《文化与教育》，1943《中国文化史导论》，《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1945《政学私言》(人人文库)，1948《孟子研究》，1949《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1950《中国社会演变》，1951《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1952《文

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1953《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1954《黄帝》，1955《阳明学述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1957《秦汉史》，《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庄老通辨》，1958《学龠》，《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1960《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1961《中国历史研究法》，1962《史记地名考》，1963《孔子论语新编》，《中国文学讲演集》，《论语新解》，1968《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1969《中国文化丛谈》，1970《史学导言》，1971《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1973《中国史学名著》，1974《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1975《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八十忆双亲》，《中国学术通义》，1976《灵魂与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1977《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1979《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人生三步骤》，1981《双溪独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82《古史地理论丛》，《中国文学论丛》，1983《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宋明理学三书随札》，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87《晚学盲言》，1989《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1998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全部完成，分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共五十四册。

1.2近十年来钱穆思想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钱穆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非常多。大致说来，因研究者切入问题的视野各自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从研究钱穆的教育思想入手。邓子美、孙群安对于钱穆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人文教育理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钱穆独特的与人生信仰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既是国学人文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对当代中国教育如何寻回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具有启示。[1]谭徐峰就钱穆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作了探讨，他认为钱穆所提倡的乃是自由主义教育，重人格完善与德性修养，留意培养学人，昌明学术以传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化为使命，可谓是具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发的人文主义。[2]在钱穆看来，“一个人自小至老，时时在学，最快乐的就是学‘做人’，人生下来第一个职业，也是我们人最伟大、最高贵的知识和技能，就是那敬业乐群四个字。”[3]其二，从研究钱穆的哲学观念入手。徐国利针对钱穆的历史认知论和宇宙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钱穆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阐发了在人文界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人文性，即重经验、直觉和综括，寓价值观与仁慈心，这和自然科学认识方式是绝然不同的。[4]朱寰先生就钱穆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了细致的探讨，他认为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不过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

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是他侧身新儒家之列的重要佐证。[5]廖建平对钱穆的人类生命观进行了分类探讨，其内容有三：一是探讨人类生命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生命是从宇宙大生命中分得的小生命；二是探讨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他人生命的关系，认为人类生命寄托在个体生命中，要通过个体生命表现出来；三是认为精神属性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属性。[6]钱穆曾云，“心生命必寄存于身生命，身生命投入于心生命，亦如大生命必寄存于小生命，而小生命亦必投入此大生命，中华四千年文化，是中国人一条心的大生命，而至今仍寄存表现在当前吾中国人每一人之心中，只有深浅多少之别而已。”[7]其三，从研究钱穆的文化思想入手。郑大华对于抗战时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抗战时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和吸收西方的科学。[8]赖功欧则对钱穆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而且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9]在钱穆看来，文化是可以进化的，只不过这种进化须奠基于“故常”之上，即“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总体而言，近些年有关钱穆学术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诸多领域有了新的进展，为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宏大庞杂的钱穆学术思想体系提供了可能。[10]

2.钱穆的文化观

2.1关于文化的内涵界定

钱穆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著主要是《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钱穆先生书中的文化主要指：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惟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而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生，却不可以说是文化。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之曰文化。文化既是指的是人类生活之综合的全性而言，此必有一段相当时期之绵延性与持续性。因此文化不是一平面的，而是一立体的，即在一空间性的地域的集体人生上面，必加进一时间性的、历史的发展与演进。文化是指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

2.2文化与文明

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钱穆说，“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概念。不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是指人类的群体生活。文明侧重于外，属物质方面。文化侧重于内，属精神方面。所以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接受，文化则必须产生于群体内部的精神积累。钱穆举例说，比如近代的工业机械，都是由欧美人发明的，这表现了近代欧美人的文明，也就是它的文化精神。但是，此等工业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都可以使用。我们可以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或者说世界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的近代工业文明，却不能说欧美近代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因为产生机械的是文化，应用机械而造成的人类生活的是文明。[11] 正如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被传播到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在使用它，但是，它只是文明，并不可以称为文化。再比如，现在很多国家的人民开始学习中国儒家文化，如《论语》，这时就可以称之中国文化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学习。

2.3文化的特征

在界定文化的基础上，钱穆阐释了文化的一般特征。第一：复杂性。文化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枝枝节节，但研究文化又不能单独着眼在枝节上，应该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这是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紧密相连的。第二：完整性。文化具有复杂性，但复杂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其内在要素彼此相连，息息相关。钱穆举例说，这就好像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

?相互间都是息息相通，迁一发而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第三：发展性。文化就像生命一样，它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按照钱穆的话说：“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12]

2.4文化发生论：自然环境决定论

钱穆说:“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遇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钱穆展开论证说，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又可概括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因此，中国文化也必然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农耕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这也就决定了农耕文化的特点——自足的、独立的。钱穆说：“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径。”一般来讲，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的发生，精确地说，并不依藉于黄河本身，它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河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在今安阳县(旧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11]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是先发展在诸多小水系上，然后渐渐扩大蔓延，最终弥漫于整个大水系。因此，他具备农耕文化的特征——自足、独立。

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钱穆先生自然环境决定论的文化发生论，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始祖泰勒斯，他曾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不可否认，泰勒斯之所以可以提出这个命题，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居住在沿海地区。

因此，我认为，对于文化发生论，虽然不可以说只由自然环境所决定，但是，自然环境一定是文化发生的一大重要原因。

2.5钱穆与中国文化

钱穆一生都在阐扬中国文化，正如他在告别他七十五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次课上，仍然殷切地嘱托听众:“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13]

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大生命；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脉为中心；中国文化与儒学以心性论为中心，并由此心性论的阐发，抉显而展现出其哲学思想的重大观念；本中国文化之根据开现代化，这是钱穆阐扬中国文化的四大基本观念。这四大观念，表现出他中国文化观的自信、开放、超越、内省的心态与精神。[14]钱穆在解释他的文化感情与文化自信时曾说：“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是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份，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时期的理智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

2.6钱穆的文化哲学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15]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哲学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向度。一种理解为文化的向度，即从文化向哲学靠拢，不断走向深层，目的在于寻求文化的元理论，最终走向了文化哲学；一种理解为哲学的向度，即哲学向文化接轨，把文化纳入哲学思考的框架；还有一种综合、调和的向度。[16]作为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钱穆始终坚持以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化，强调研究文化必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我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值得所有人学习，只有用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看文化，才能充分地学习文化，研究文化，发展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把人文科学的基础称之为文化哲学。钱穆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外界的兴趣不同，西方人似乎偏爱于以数学和几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以西方寻求向外扩张，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中国人更偏爱在人文科学的圈子里用心，所以注重人生实际经验之总结与会通，主张向内充实，寻求人与自然的适应与协调。在钱穆看来，这种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差异，乃由人类对于天地间种种智识之一个长序列之某一端即自然科学之基本数学与几何，至此序列之别一端即人文科学之文化哲学，之相差而形成。[17]钱穆还详尽地阐述了研究文化的其他方法和态度：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分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

多从长处着眼。[15]钱穆先生的这六大方法也对研究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点和钱穆先生用历史的眼光研究文化相呼应。第二点强调找到不同的地方，这重在找到每个研究对象的特殊之处，这才是对研究最有意义的部分。第三点强调了统览全局，要从整体出发，抓住主要方面。第五点注重长远发展，并不拘于眼前的东西。最后一点大概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点，很多人只喜欢找到缺点，并不注意找到有点，长处。在研究文化时，一定要参考钱穆先生的这几点方法，对研究文化一定有很大帮助。

钱穆称：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8]“只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19]关于文化结构，钱穆依据人生的三类,划分了文化的三层次。钱穆认为，文化既是人类生活的整体，我们要开始研究文化，必须先将这个复杂多样的整体进行分析解剖。分析解剖的方法，有两大步骤：第一，是把此多方面的人生试先加以分类；第二，是把此长时期的人生试先加以分段。前者是对人类文化一种横剖面的研究，也可说是平面的研究。后者是对人类文化一种纵割性的研究，亦可说是直线的研究。但人类文化又是时空交融的一个整体，因此我们的分类分段，横剖纵割，又须能使两者紧密配合，以达到较为自然的效果。根据以上原则，钱穆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物质的，亦可说是自然的人生，或经济的人生。此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的第一阶层。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这是第二阶段的人生，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第二阶层。最后才到达人生的第三阶层，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灵的人生，这是一种无形累积的人生，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哲学化的人生。[20]

3.总结与评价

社会各界人士对钱穆先生的评价不一。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林语堂说：“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唐君毅说：“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牟宗三说：“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杨联升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余英时说：“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毫无疑问，钱穆先生被称为“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都在为中国文化奉献，都在为阐扬中国文化而奋斗。

钱穆先生的80余部著作,1700万言，是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钱穆先生的每一个观点都值得我们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美,孙群安.论钱穆独特的人文教育理念[J].无锡教育学报,2005,25(3):11-14,32.

[2]谭徐峰.钱穆人性化教育思想与实践[J].人文杂志,2002,(6).

[3]钱穆.为学与做人[A].新亚遗铎[M].北京:三联书店,2004.

[4]徐国利.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J].求是学刊,2002,29(1):110-115.

[5]朱寰.钱穆天人观的转变[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21(1):12-16.

[6]廖建平.钱穆的人类生命观及其意义[J].江汉论坛,2003,(11):66-68.

[7]钱穆.生命的认识[A].钱穆.灵魂与心[M].台北:联纪出版事业公司,1976.

[8]郑大华.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其评价[J].齐鲁学刊,2006,(2):26-31.

[9]赖功欧.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6，

(2):118-126.

[10]梁民愫,戴睛.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钱穆学术思想研究的新取向[J]. 上饶师范学

院学报，2009,29（4）.

[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3]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A].无锡县政协.钱穆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92.

[14]罗义俊.论钱穆与中国文化[A].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6]朱人求.近期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1(3).

[1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8]钱穆.晚学盲言: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钱穆.人生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0]钱穆.文化学大义[A].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7册[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