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

思想与方法探原

内容提要：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关键词：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着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

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1]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

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

阐述。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

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

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

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也就是文学。钱穆认为，文学本质上反映人生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他说：“文学则是情感的。人生要求有趣味，更求要有情感。” 又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第二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说：“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 这里，钱穆显然是将义理、考据

和辞章视为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运用的

方法。他又说，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其实此种分法，仍不

是就学之内容分。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下面，再来看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内涵的阐释。

关于义理。钱穆说，义理“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义理当然要有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是义理。义理也不是今天所说的哲学，双方有些不同。”“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10] 在他看来，义理是思想，但必

须是有人生理想和道德的，同时又能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而思想的涵义则比义理宽泛。也就是说，义理是思想的一种。钱穆在论及学术研究中“道”与“术”的不同时，对义理又作了解释，说：“道指义理，……凡有关从事学问之方向、及其所应达到之目标等，应属‘道’，即凡论该做何等样学问，或论学问之‘意义’与‘价值’等皆属之。”[11]

关于考据。钱穆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和是非的方法。他说，一门学问的建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胡凡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多种因素说。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 [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 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19年历史考研各院校论述简答真题

先秦： 1、新石器时代中国农业革命有何特点（东北师大简答） 2、商代文化成就（华中师大简答） 3、西周周公摄政和共和行政（天津师大简答） 简述周公旦在周初政权巩固中的历史功绩（陕师大简答） 4、对比周秦汉晋分封制异同（北师大简答） 先秦到魏晋的分封制（江苏师范简答） 5、春秋霸政的历史成因，历史意义和影响（南京大学古代史简答） 春秋争霸的影响（苏大论述） 6、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经济措施（曲阜师范简答） 商鞅变法内容性质影响（山师大简答） 7、简述百家争鸣（社科院古代史简答） 孔子思想和教育成就（黑大简答） 轴心时代（云大论述题） 评述西周至秦汉的爵制（南开论述） 异姓受命（云大简答） 秦汉： 8、秦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苏大简答） 秦初巩固统治的文化措施（江西师大简答） 9、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上大简答） 论述西汉中外朝制度（中国政法简答） 汉武帝中央集权（黑大论述）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苏大简答） 10、盐铁会议（中国政法简答） 《盐铁论》（东北师大简答） 11、今古文之学（上大简答） 12、王莽改制（江苏师范论述）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陕师大简答） 13、简述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三公九卿到尚书台的变化（西北师大论述） 14、党锢之祸（中央民大简答） 东汉，唐，明宦官问题严重，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河北师大论述） 15、试阐述从秦汉到隋唐的赋役制度发展变化（厦大论述） 魏晋南北朝： 16、论述汉晋门阀士族的发展变化（统考论述） 简述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社科院古代史简答） 论述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以其影响（天津师大论述） 门阀制度（江苏师范简答） 东晋南朝士族门阀的兴衰（首师大论述） “王与马共天下”、“与士大夫共天下”是怎么回事？分析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人大论述） 17、冯太后、孝文帝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影响（南京大学古代史简答） 北魏孝文帝改革（兰大论述）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河北师大简答） 简述北魏均田制（中央民大简答）

考据学

考据学——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亦称汉学、朴学，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 又叫“乾嘉史学”或乾嘉学派。他们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治学严谨，不尚空谈，重视证据，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 《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代宗以后的变革）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其代表作为《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书中阐发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提倡编写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张和意见。“三通”：泛指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通典》是我国古代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三皇，下迄唐朝的历史。纪传部分全部抄写旧史，无甚创新。惟有“二十略”记载的名物、典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历朝典章制度。全书分成《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等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所著，共12卷。卷1至卷4，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详述各地的山川、交通、风土、特产、民俗、文化等；卷5至卷7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刘备、刘禅事迹；卷8记载晋平蜀以后的蜀事。卷9记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卷10至卷11，记载西汉以来贤人的生平事迹。卷12为本书的序言。是一部著名的地方史志。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阳）衒之，北魏北平人。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可算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女主临朝、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以及外国商人的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实录|——所谓实录就是按时间顺序专门记载某一皇帝大事的编年体史书，并附有该皇帝时期死去的大臣的人物传记。最早见于南朝梁。是“国史”的长编，史料价值极高。 崔浩史狱——北魏太武帝命崔浩撰著《国纪》。崔浩出身于北朝汉族门阀第一大族，在《国史》中贬低鲜卑拓跋部，美化汉族门阀士族。书刊刻后，鲜卑贵族以“暴扬国恶”罪名，把崔浩及其三个姻家皆夷族。反映的是汉族地主阶级和鲜卑贵族的矛盾，也说明了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正史——所谓正史就是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是指由封建统治机构专门总结各朝各代治乱兴衰的、并经过皇帝批准的、以本纪和列传等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南宋袁枢在编撰《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创立的。该书的编纂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读《通鉴》的困难，详明历史事件的始末。袁枢将《通鉴》分年叙述之事统一集中起来，分为239个标题，不动一字的加以抄录。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详细记载事件的来龙去脉。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王俊义 前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一、倡导经世重视实证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鲜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而重视实证与博学，倡导具有批判求实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他研究探讨的问题，多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以及“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举凡兵、农、财赋、典制、舆地等等。 为了改变明末以来弃经书于不读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是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也反映了他对理学中不同流派的态度。在《与施愚山书》中他明确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说宋以前尚无“理学”。接着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2换言之，也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辞章之学

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的辨别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 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 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 。 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 ”也就是文学。

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综述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 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胡 凡 k 大连大学文史学院 辽宁大连 ttysutl 清代乾隆! 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o 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o 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o 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o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 us 世纪{s 年代以来o 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o 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o 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o 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o 仅就近us 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o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s 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o 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o 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o 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o 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o 屡兴文字狱o 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o 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o 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o 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o 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o 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o 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o 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o 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o 历史原因k 远因l 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o 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o 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o 转为/经世致用0的学术工作o 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o 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o 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o 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o 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o 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o 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o 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o 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o 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o 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o 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o 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0o 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o 就会看到o 无论中外o 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o 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o 而是 u ussv 年第u 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中国古代史明清部分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复习资料【精心整理】

中国古代史期末复习资料之 名词解释 《大札撒》札撒是古代蒙古部落对众人发布的命令。1219年确立，形成初步的成文法。它来源于蒙古社会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或行为规范。为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成吉思汗十分重视法律风纪的作用。《大札撤》即是成吉思汗召集制定的，其内容共65条，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役税制度、军事法、行为法、诉讼法准则等。作为蒙古部族初创期的法律规范，它既不完备也不系统。(大札撒》的特点之一是刑罚严酷，大量使用死刑，二是具有原始性，生活习惯与迷信禁忌在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三维护贵族特权，取得贵族广泛支持。《怯薛》蒙古、元朝禁卫军的称谓。突厥、蒙古语，汉译为「宿卫」。1204年秋，铁木真建立怯薛，成为他亲自控制的精锐部队。蒙古见过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元太祖)加强怯薛的地位和实力，将数量由550人增加到1万人，挑选万、千、百户长及白身人中有技能，身体强健者为怯薛，负责大汗的保卫工作，作为大汗亲率部队参战。怯薛长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杰)家族世袭。元朝建立后，仍保留怯薛制，重要官员多由怯薛出身的人充任。五卫亲军建立后，替代怯薛守卫皇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是明代著名航海家，1405年，明成祖为了追踪建文帝下落，扩大明朝影响，同时为了发给西洋各国诏书，以完成他构建一个理想和谐的世界秩序，即“天朝礼制体系”，遂派遣郑和下西洋。到1433年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郑和庞大的舰队对沿海海盗进行打击，扫清了海上交通。郑和等人的著作如《航海图》等，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概况，增进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了解，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和远洋航海史的重要资料。但是，明政府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体制，导致“中国未至费亦不资”《站赤》驿站的译称，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元代以前，中国早就有了驿站制度，成吉思汗时已在境内开始设驿站，元代在全国交通线上都设臵了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驿站分陆路和水路。元政府为了维持驿站的运行，特设站户专门承担此役，站户固定在驿站上。乘驿凭证有圆牌（专为紧急军情用）、铺马圣旨和札子。元代了驿站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生活在明朝中期人心弊坏的时代，但程朱理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于是王阳明创立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作为维护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学术渊源来自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故此一学术派别称为“陆王心学”。王守仁的思想有：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他认为“心之本体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 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

浅析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中国古典文献学笔记整理

中国古典文献学笔记整理 第一节：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献学：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它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古文献史以经学史为中心。经学成为古文献学的中心。 中国古文献学分两派：考据学派、义理学派 中国古文献典籍传统上分经、史、子、集四部 中国古文献学史分7个时期：先秦（含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含辽、金）、元明、清及近代。 ·夏代就有“图法”，即文献典籍。今天能见到最早文献为商代的甲骨卜辞。我国最早的古文献整理学者，为周宣王时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 ·孔子与五经的关系：对于传世的《易》《书》《诗》《仪礼》《春秋》等五经，相传多为孔子所作，或认为是孔子删改，实际并非如此。对于《易经》，孔子只是在教授学生时偶尔提及，并未把它作为教学内容；孔子虽然教授过《尚书》，但是否有系统整理过，尚在疑然间；孔子删《诗》只说也不可信，但他对《诗经》的解释与评论，对后世研究有巨大影响；《礼记》为儒家之书，出于孔门后学之手，受孔子思想影响很大；《春秋》为孔子整理修订过，这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看法。 孔门弟子“四门十哲”中，子游、子夏为文献学家，此后则为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文献的禁毁情况：官方所藏《诗》《书》，诸子书不在禁毁之列；医药、卜筮、种树、法家、兵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各国史记禁绝尤甚，损失惨重；民间所藏《诗》《书》与诸子书损失惨重，但远未被烧绝，故汉代屡有古文书被发现。 ·两汉官方4次大规模整理古文献活动：1.西汉宣帝时，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2.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整理群书；3.东汉章帝时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经义同异，作《白虎通义》；4.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刊成石碑，即“熹平石经” ·汉代诸子等书注释说解代表作：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王逸《楚辞章句》 语言文字学代表作：《尔雅》《说文解字》《方言》 ·经学今古文之分：汉代文献学的重要问题，对整个文献学史影响深远。主要区别为：第一、经书写本不同。1.书写字体不同：今文经以汉时通用的隶书写本，而古文经则是先秦保存下来的六国文字抄本；2.彼此有异文，即文字或语句不同；3.篇章不同。第二、说解不同。表现在训诂名物典制等方面。第三、宗旨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古文家强调从语言文字入手，以求得对经书本身的确实理解。今文家往往借题发挥，穿凿附会，例多伪说；古文家则追求以经书的正确理解与把握，因此比较质实可靠，但二者不能绝对而论。在古文献史上，今文学对后世义理派产生较大影响，古文学对后世的训诂考据派产生较大影响。

罗炳良：乾嘉学派的学术理念

罗炳良：乾嘉学派的学术理念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我国学术史上出现一股以注疏、辑佚、辨析和考证历代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清理传统文化运动，史称乾嘉考据学，又名乾嘉朴学、乾嘉汉学。这种治学风气在当时风靡全国，臻于极盛。梁启超曾形容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乾嘉考据学在清代各个学术领域都产生出众多的学者，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即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的学者虽然在治学范围和治学风格上各有差异，但在学术宗旨上都一致继承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传统，把这个口号作为自己高悬的旗帜。钱大昕表示“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王鸣盛宣称“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十七史商榷?序》)；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

学?与巡抚毕侍郎书》)；阮元阐明治学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揅经室集?自序》。可见“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乾嘉学派的个别学者所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乾嘉学人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它来评骘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如钱大昕一方面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另一方面称赞时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文集?戴先生震传》)，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元史本证?序》)。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邵学士家传》)。阮元评价钱大昕“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十驾斋养新录?序》)。这类评价在乾嘉学派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实事求是”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它不单纯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学术理念，应当属于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经学理念重在追求儒家经典的文本之真，藉以求得儒家义理之道，目的是要自觉纠正汉唐“文以载道”和宋明“义理明道”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