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自刊本1957年4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龠》，香港自刊本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1960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1961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1962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1963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1968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1969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197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1971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1973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5月出版。
1974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1975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八十忆双亲》，香港新亚书院校友会1975年印行。《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1976 《灵魂与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2月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1977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重版。
1979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1981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1982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1983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1987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1989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1998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全部完成。分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共五十四册。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由钱穆先生讲演录音稿编制而成）为什么学历史？因为要想知道明天的事，总该先知道昨天过去的事。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世上所有因素都处于不停地变动之中。但历史却具有潜在的规律性，例如盛衰交替之变，或是权利更迭之变，这种神秘的周期性规律使历史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钱穆先生也是其一。这本书从史学精神与方法、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个方面来对历史进行描述。我暂且以我浅薄的学识来对这本书进行分析。 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与总探讨，研究历史便是在探索人生。钱穆先生主张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将来来研究历史，遵从历史的绵延性，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旧时代中找答案。欲想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要先认识自己，若要认识自己，首先要用理智的目光回顾历史，这便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是否是君主专制？钱穆先生在第二个板块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是反对“专制论”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何为专制。第一种说法是：独断专行。“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羈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i”第二种说法是：控制掌管。《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中言：“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騫，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北齐书·神武纪下》：“景 ( 侯景 )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第三种说法是：君主独掌政权。瞿秋白《赤都心史》十九：“封建遗毒，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而这一切解释都是指向君主独裁。在中国知网上的解释是指，封建社会中由至高无上的君主独揽大权,凭个人意志实行独断专行统治。在这一制度下，居于封建等级制度尖顶的封建君主拥有超乎一切法律、一切机构之上的最高个人权力，凭借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总结起来就是：君主大于法。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有四大特点：一是，出于皇权，维护皇权；二是，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三是，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四是，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行政，无独立审判权。由此可看出：法自君出。也就是说——君主凌驾于法律。因此也就能推论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封建君主专制的。钱穆先生反驳的理由是，古代政治制度并非仅仅是君主一人专权，同时有宰相等上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附答案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附答案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答案 钱穆父亲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体弱多病。钱穆七岁入私塾，但是在十二岁时，家庭的顶梁柱、四十一岁的父亲离世，孤儿寡母不胜困苦。所幸母亲节表缩食，坚持让钱穆上学。钱穆在高中尚未毕业之时，1911年，十六岁的他固家贫不得不辍学去乡间担任三兼小学的国文教师，到1927年成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前前后后钱穆担任小学、中学教师达十九年之久。所以这位国学大师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 钱穆“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经过十几年的日夜苦读苦学，他发现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竟然“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1929年，胡适、顾颉剐来苏州中学演讲，作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三十四岁的钱穆得以与他们相识。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所力主的刘向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一顿时，钱穆引起了胡适、顾颉刚等北平学术界名流的广泛注意。 当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致函钱穆：“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二”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这位江苏乡间教师在1930年一举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为美国的“中国通”司徒雷登，他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钱穆应邀出席。司徒雷登询问新来的教师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直言道：“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司徒雷登很重视钱穆的意见，号门召集校务会议加以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园中有一湖未名，众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名字都觉得不合适，钱穆建议就叫“未名湖、得到一致赞同。 钱穆来到北平的次年，即1931年，顾颉刚又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致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亦看重钱穆。就这样，钱穆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顾颉刚致胡适函中提及的钱穆新著《诸子系年》，即《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推崇。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胡适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从此钱穆进入国学研究精英之列，除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还兼课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 1937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钱穆，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在抗战的动荡岁月，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的岩泉下寺，独居小楼一年，写成名著《国史大纲》。在《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在引论中开宗明义指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乏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正是以这种“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由于傅斯年与钱穆在学术见解上相左，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钱穆：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语类》亦一百四十卷。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
《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性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
2019届吉林省吉林市高三第三次调研文综历史试卷【含答案及解析】
2019届吉林省吉林市高三第三次调研文综历史试卷 【含答案及解析】 姓名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 一、选择题 1.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说明西周时期 A. 皇权宗法化 B. 王权专制化 C. 封国宗亲化 D. 王国同姓化 2. 《秦律》规定，有事必须以公文的形式书面请示，不得口头请示或托人代达。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是 A. 维护国家统一的行政手段_________ B. 确保行政信息的真实性________ C. 构建君主专制的纠错机制_________ D. 保障皇帝政令畅通无阻 3. 唐朝史书记载：“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到了宋代，一些相当繁盛的草市广泛分布在乡村中，成为政府最基层的税收单位。两则材料表明 A. “市”的发展是政府精心管理的结果 B. 宋朝广大乡村开始出现很多草市 C. 草市的发展经历了从违法到合法的过程 D. 草市的税收满足了政府开支的需要 4. 朱熹之所以得中进士，是因为他在答卷中糅进了佛理，他的成才之路也是始于儒家经典，中间泛滥释老，最后归本孔孟。但他学成后，对佛道有很多批评和攻击的言论。这种变化反映了 A. 程朱理学中糅进了佛道思想 B. 朱熹最终对佛道思想的排斥 C. 理学是以先秦儒学为起点的________ D. 朱熹维护儒学纯粹性的精神趋向
5. 对下图理解准确的是 A. 造船技术落后 B. 清政府政治制度的腐败 C. 清政府官员愚昧无知 D. 清政府盲目排外 6.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 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下列理解准确的是 A.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性质不同 B. 新文化随着时间推移变成旧文化 C. 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东方文化 D. 李大钊创造了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7. 1935年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实力增强，中共中央进一步突出 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包含的意图主要是 A. 接通苏联，获取援助______________ B.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C. 打破围剿，开始长征______________ D. 主动出击，国共合作 8. 针对下表情况，建国初我国采取的相应政策是p 9. 人均产量（1950年）中国美国印度钢产量 2.37kg 538.3kg 4kg 发电量 2.76kwh 2949kwh 10.9kwh A. 实行三大改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优先 发展重工业 C.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______________ D. 开展大跃进运动 10. 色诺芬《回忆录》记载：“（苏格拉底）主持人民大会，不允许人民非法投票，而 是要符合法律，他反对群众的反复无常，无法无天”。材料反映出 A. 苏格拉底维护民主政治______________ B. 苏格拉底之死的直接原因 C. 民主政治导致雅典灭亡______________ D. 雅典奉行法律至上原则
2017_2018学年高二历史下学期期中试题(2)
江西省赣州市四校协作体2017-2018学年高二历史下学期期中试题 试卷满分：100分 一、单选题（每小题2分，共50分） 1．《商君书》说：“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是( ) A．军功爵制B．世卿世禄制 C．三公九卿制D．九品中正制 2．秦国商鞅变法规定：男子成年须与父母别居，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须出嫁，又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有相互纠察告发的责任，否则处以极刑。这些规定( ) A．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形成 B．削弱了分封贵族的势力 C．保障了兼并战争的胜利 D．有利于法家思想的传播 3．商鞅认为“一教则下听上”，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教育。这主要反映了商鞅( ) A．力图建立并维护专制局面 B．竭力提高民众的法治观念 C．主张统治者要有民本意识 D．重视教育和法治的统一性 4．有史学家高度评价商鞅“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它使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堪称世界政治制度的“一项创举”。这一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商鞅变法( ) A．改变了权力逐级弱化的态势B．巩固了法家文吏的政治地位 C．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D．改变了秦国国内的阶级结构 5．柏杨称商鞅变法是在大黄金时代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魔术。这次变法使秦国( ) A．出现迁徙与择业的相对宽松环境B．私人工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C．士人阶层冲破束缚出现思想争鸣D．创建新权力结构实现富国强兵6．下列改革中有利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性措施是( ) A．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B．孝文帝禁穿胡服，改穿汉服 C．庆历新政中整顿吏治 D．王安石推行均输法、市易法 7．北魏皇家园林主要分布于平城和洛阳两大区域。平城的皇家园林风格粗犷，多为自然景观，是帝王狩猎与祭祀的重要场所；洛阳的皇家园林精巧雅致，多是人工山水，帝王于其中游宴、赋诗以及听讼断狱。这样的变化印证了( ) A．拓跋珪吸收汉族先进文化 B．冯太后对汉文化的兴趣 C．孝文帝汉化改革影响广泛 D．孝文帝迁都为明智之举 8．北魏孝文帝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为此孝文帝决定( ) A．统一文轨B．整顿吏治 C．定都平城D．迁都洛阳 9．孝文帝时期，推行按人口平均授田、受田者负担国家赋役和兵役的均田制。从物质文明演进的角度看，该制度的作用是( ) A．缓和北魏的阶级矛盾 B．促使鲜卑族从游牧转向农耕 C．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D．推动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 10．钱穆认为北魏均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如此评价是因为该制度( ) A．把部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B．起到过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 C．完全取消了土地买卖 D．没有具体的授田规定 11．范仲淹说：“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王安石说：“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
《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语文阅读答案
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郝一默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全部抛弃。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把石壁上的影子当做敌人来打。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选自《都市?翻阅日历》2010年第10期，有删改）19．结合文本内容，谈谈你对钱穆提出的对国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理解（4分）20．余英时评价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请指出“为故国招魂”的含意并概括其具体表现。（5分）21．钱穆认为中国人
钱穆论陈寅恪_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不乏学术论争，同行之间尤然。而所有本于学术探讨的论争，无论激切还是温和，自然都会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值得后人重视。但有些隐而未发的学术争论却不易为人所关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梳理这些隐藏的、从未公开化的论争史料，对于深入研究潜在论争双方的学术思想以及一个时期学术的发展路线，显然是有价值的。本文要谈的，即是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与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这两位史学大师之间的一场从未公开的学术争论。 一、《师友杂忆》对“陈寅恪学术”的回避 钱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留下了一册兼有文章意趣和史学价值的《师友杂忆》，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４４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以下简称《杂忆》）。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师友杂忆》亦可视为２０世纪前中叶学术史的缩影。 然而，《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计有七八次之多，时间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４０年代末），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间接相关的，只有１９４４年钱穆在陈寅恪因目疾至成都休养期间因病未能与之作一学术交流而引以为憾的一段记述： 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杂忆》，第２５４页） 关于《坛经》作者问题的争论曾是３０年代学界的一桩公案。１９４４年冬，钱穆撰《神会与坛经》一长文，批驳胡适“神会是《坛经》作者”之说。而陈寅恪早年即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项念东
北京市朝阳区2017年高考历史一模试卷(含解析)
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高考历史一模试卷 一、选择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满分48分） 1．柏杨称商鞅变法是在黄金大时代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魔术。这次变法使秦国（）A．出现迁徙与择业的相对宽松环境 B．私人工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C．士人阶层冲破束缚出现思想争鸣 D．创建新权力结构实现富国强兵 2．钱穆先生认为“（孔子）以学不厌、教不倦为中心，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汉儒尊孔，不免将此事业之重要性首尾例置”。他认为汉儒推崇孔子是更注重（） ①安贫乐道②传道授业③通经致用④德治仁政。 A．A B．B C．C D．D 4．一位学者曾发表这样的感慨“一场运动，使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一个由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幼年的党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
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卷入这场洪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谈到的历史事件是（） A．辛亥革命 B．五四运动 C．国民革命 D．抗日战争 5．某组学生承担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习主题，提出研讨具体方案。方案中符合该小组学习主题的是（） ①考验：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②对抗：从两党合作到分裂对峙 ③转移：从政府迁徙到北上抗日 ④较量：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行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6．如图反映的历史事件，使全国大约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同时（） A．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B．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C．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工业基础 D．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取得的重大成就是通过、签订了（） A．《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B．《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 C．《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D．《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8．如图所示三位学者在学术思想与学术探索中遵循的共同原则是（）
大学读书笔记 《秦汉史》 钱穆
会员评价：(共0 条)参与评论 原书名：秦汉史——钱穆作品系列 原出版社： 作者：钱穆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号：7108020666 出版日期：2005-3-1 开本： 2 页码：328 版次：点击: 419 本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论钻研之一助。”第一节春秋 以下政治社会学术之剧变 春秋时代中国疆土：西到秦，达陕西之东南部。南到楚，达湖北之西北部。北到晋卫诸国，晋达山西南部，卫达河南的北部。东到齐鲁，统治 并没有及于东海。 当时所谓一国，其意义仅属于一城。一国就是一个大宗族的异称。国际间的往来，也就是几个大宗族间的家庭宴会，诸侯通过这种途径来沟通 政治。 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平民耕地纳税和服役。山川沼泽，渔猎采伐 所得的收入均归国家所有。 当时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政治历史宗教三者混而不别。 春秋历经240多年，社会变动不已。到战国时，先是诸侯兼并，随后是大夫篡权，春秋时那种一姓一宗封建世袭的诸侯逐渐消亡，君主国家逐渐形成。这种军政国家对内开辟耕地，对外则进行兼并战争。 战国时已经遍设郡县以直辖于中央。
各国为了扩大土地规模，突破原先封土的限制。耕者不定于百亩，而民 田也可以自由买卖。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自封建君主转入庶民手 中。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大都市兴起，邯郸临淄数百里相 望。国家开始扩充军队，筑成开渠，建设宫室，制造兵器，不得不大量 奴役百姓。游侠和学者穿梭与各国，各国君主和贵族也争相招养食客。 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剧变最为瞩目的是学术的勃兴。当初由各国控制的学 说转为民间的诸子。当时各国学术高下差异很大。大体上说，东方先进， 西方落后。秦自吕不韦后才有著述，而吕不韦也是东方人。首先兴起的 是儒墨，孔子和墨翟都是鲁国人，他们的影响也主要在齐鲁东方。接着 兴起的是法家兵家纵横家，如吴起、商鞅和张仪等，多是三晋之士。从 学风上讲，有东西的差别。东方齐鲁文化，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 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其议论思想不是从国家富强为出发点，而是注重 对人生的探讨。至于三晋之士，学术往往局限于一国，仅以国家富强为 基准。 此（吕氏春秋）明讥秦政……不韦书成，布诸咸阳市门，而其言犹如此。则当时吕氏宾客，口谈议论，其所不见于文字者，又当如何乎。凭此推想，则无怪不韦之终必招忌贾祸矣。旧史述不韦事迹，其实多可疑处。最著者如称秦始皇为吕不韦子，其说实无根。同时楚相春申君见杀，而杀之者楚幽王悼，亦流言是春申君子。其情迹与吕不韦大体相似。同时发生此二怪事，较之古史传说，桀纣暴行，先后相类，更为出奇。……东方宾客在文化的见地上轻傲秦人，而秦人对东方文化亦始终不脱其歧视与嫉视之意，则为吕氏取祸之最大原因也。 ……（李斯焚书之论）其背景实即战国以来齐鲁学与三晋学之冲突也 （汉初）学风则大抵可论，治黄老则主清静无为，治申商则务循名切实。要之沿袭秦廷以古非今之禁，卑之无甚高论，求为当身之可行则止。至于其变而渐趋于复古，则其动机似先发于王国，而犹不在中朝。
钱穆经典语录
钱穆经典语录 导读：经典语录钱穆经典语录 1、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2、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3、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4、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5、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6、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
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9、从知厚积而薄发，急速成书之终非正办也。 10、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11、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意，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12、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则必在道。
钱穆著述年表
钱穆著述年表 年代表重要著述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问题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店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店摘1955年3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03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作者：项念东 --------------------------------------------------------------------------------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不乏学术论争，同行之间尤然。而所有本于学术探讨的论争，无论激切还是温和，自然都会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值得后人重视。但有些隐而未发的学术争论却不易为人所关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梳理这些隐藏的、从未公开化的论争史料，对于深入研究潜在论争双方的学术思想以及一个时期学术的发展路线， 显然是有价值的。本文要谈的，即是陈寅恪（1890～1969）与钱穆（1895～1990）这两位史学大师之间的一场从未公开的学术争论。 一、《师友杂忆》对“陈寅恪学术”的回避 钱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
往事，留下了一册兼有文章意趣和史学价值的《师友杂忆》，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4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下简称《杂忆》）。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师友杂忆》亦可视为20世纪前中叶学术史的缩影。 然而，《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计有七八次之多，时间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间接相关的，只有1944年钱穆在陈寅恪因目疾至成都休养期间因病未能与之作一学术交流而引以 为憾的一段记述： 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杂忆》，第254页）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阅读附答案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阅读附答案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