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摘要《菊与刀》

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作者以比较文化、比较哲学的方法来论及到日本民族性格文化的特殊性，提出“耻感文化”，对名誉的看重及尽忠天皇等方面来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关键词《菊与刀》民族性格耻感文化尽忠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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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703（2009）08-339-02界定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凭一句话或者某句言论来下

定义，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办得到的，这需要超于常人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博学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的储备。而且，即使是确定地论及某一个民族的性格文化时，这还需要大量的实证和论据来给人一种强有力的说服。因为这并不是一种想象和假设出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背景的涉及，而是呈现给世人面前的一份有价值的学问证明。美国女人类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文化学著作《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经典著作。在日本国内，一个外国学者所论述的日本民族性格文化的书竟受到了极为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且60年来畅销不衰，这不得不使人进行研究并思考日本国民性格中的特殊性了。“菊”是日本皇室家徽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此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象征物来说明一个问题，即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形容一个民族性格特征，那企不是精神分裂，压力过大?但是，日本人就是那样独特、与众不同、异于别国文化而存在于世界的特殊民族。《菊与刀》正是我们了解日本大和民族性格文化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二战后，德日败局已定。美国因对日本文化的不了解，为求得对日采取怎样的统辖政策，来改善美与日的战后关系而委托人类文化专家本尼迪克特去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菊与刀》正是她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成果。她运用多种文化学理论和独特的文化类型视角，阅读了大量的书刊和文学作品，以当时战后被捕的日本人为调查对象。而最重要的是，她能采取宽容的态度和系统研究的精神，去了解异于自己民族的文化，鼓励世界多种不同文化存在的必然性，还把两国差异较大的文化就同一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她客观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文化的角度。

“耻感文化”是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谓“耻感”，即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行为、所作所为的后果在别人看来是否受到嘲笑、侮辱。如果社会和他人对其表示排斥、讥笑，那么他就会感到受到了耻辱，心理上就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一切都将会判上了“死刑”。日本人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由此可以得知，“罪感”，即人的良心，自我意识里的犯罪感。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被认定为是错误的，违反道德标准的，那么不用别人说，他自己都会自责，认为在良心上犯了罪，通过祷告、坦白、忏悔来赎罪，以此解脱心灵上的枷锁。这种“罪感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观”。从人

类始祖亚当、夏娃背负着“原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始，人生来

就是有罪的，一生注定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内省以求得到上帝的宽恕。所以人的道德和良心都受制于上帝，只有不断地向上帝忏悔，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了上帝的要求，那么他才能减轻内心的重负。而“耻感文化”却截然相反，“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也就是说，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是以他人的评价作为标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批评和排斥，那么他会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而没有了个人的地位。“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外部强制力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制约着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人在生活中，为人处世方面都会避免“羞耻感”的产生。所以，名誉在他们看来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名誉，在别人眼里看来找不出任何可以讥笑和批评的地方。他们会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即使所有一切细微的活动都暴露在太阳下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是一个尚礼的国家，他们用种种礼节来制约着日常的行为，为避免受到羞辱而宁可把一些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如书中所举出的一个例子：主人迎接客人必换上新衣并以一定的礼节。如果访问农家时,他还穿着劳动服，那么必不得相见，须穿上新衣时，才得以见面，即使让客人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想象这种“耻感文化”在我们民族中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大和民族中，这种“羞耻之心”根深蒂固，将影响每个人的一生。所以，日本人就生活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累。他们需要不断地观察别人评价自己的目光，看看是否有人在旁边评论自己。为要做到期待别人的赞许而活，这完全不可思议。假如我们受到了别人的批评和痛责，也会有难过和不满的感觉。但是，我们会知道自己是犯下了错误，而以此当作教训或成为积极向上的动力，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要求做得更好。而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会消沉、堕落，从此一蹶不振，只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批评而为此背上了“受辱”的包袱，见不得世人，而感觉自己“不存在”了。

日本人常以“自重”来表示行为谨慎，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办事，凡事都要考虑行为的后果，以避免别人有所“暗示”而产生的羞耻感。但是，如果真正受到了别人的侮辱、嘲笑和不好的评判时，日本人会采取两个极端的方式来“洗刷污名”：一是自杀；二是服从另外一种原则。这两种方式本身在我们看来也极为不可理解，然而，它却是同时存在于日本人的身上。

名誉，日本人看得很重，对于耻辱，他们看得更重。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用自杀这种极端自虐的方式来摆脱耻辱感，恢复名誉和地位，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日本人不认为，

自杀是残害自己的行为。“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

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体面的方法

来保持自尊和名分上的情义。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军人的不

投降主义支撑着他们死战到最后一刻。即使被俘后，给予他

们生存的权利，然而为维护日本军国主义的名誉，自杀以求“雪

耻”。日本军人是主动地、积极地去“寻死”，只是为使自己“体

面”，给别人留下一种“奋战到底”的好印象。在日本的文学作

品里，我们也不难看到此类现象，古典名著《平家物语》里，平

维盛、宗盛手下的武士们为主人、为平家的荣誉而战。他们说

“对于武士来说，怀有二心就是耻辱……”誓死拼战到底。平

家灭亡之际，这些武士不是跳海，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因为

失败，也要保持名声。自杀，也就成为了一种“适当”的方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吹日本军国主义，

支持日本的“大东亚”的侵略政策，他的作品也一再表达了这

种思想。然而，二战后日本国的失败，他也以自杀的方式来继

续维护着坚不可摧的军国主义梦想了。自杀，我们视之为丧

心病狂或精神遭到严重打击而采取自我毁灭的一种残忍手段，

在日本人那里，却看得无比高尚，不得不令人吃惊！

令人吃惊和无法想象的还有另外一面，即服从另外一种

原则“来重新发现自己”进而摆脱掉耻辱感，达到以前的地位

和身份。“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

德问题”这也是维持名誉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拿这场战争

来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就是要按照它的意图征服大东亚，

进而建立一个有着日本等级性的世界版图。但是，战争的结

果并非他们想象的按照既定计划完成，失败的耻辱怎样消

除？日本人采取的措施令我们意想不到，也许我们会认为他

们誓死到底，以不服输的姿态拒抗敌军的占领。但是，这从某

种意义上就低估了日本人的想法，他们当然要恢复自尊，重新

取得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这使得他们坚决地放弃了原先错

误的理论。他们认为以前一贯坚持的永恒的，所谓正义的侵

略是错误时，转而投入了另一场恢复名誉，重塑大国的奋斗之

路，所以他们只是“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摆脱耻辱，重

建家园，“我”仍然是伟大的日本帝国，而采取的方式那却是两

回事，与信念毫不相关。无法去理解日本人这种极其不一致的

态度和行为，但是看到二战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之快，国家强盛

的事实，也就不难想象这种性格文化在国民中所起的作用了。

尽忠天皇也是日本民族性格文化中的一方面。与其说是

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不毋说是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虽然对

天皇尽忠和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有着本质不同，但是，天皇统摄

的威力和人民至死不渝的效忠天皇的精神仍然贯穿在从古到

今的日本人民。“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天皇神圣

不可侵犯”，这种信仰天皇的深入骨髓的精神显然来自于古代

原始神道精神的支配，即世上万事都必须遵从神意。古代的

“天照大神”（太阳女神）是日本人敬仰的神，而天皇又是天神

的御子孙，天神和天皇具有血统上的连续性，从而树立起了一

代代的天皇统治的权威性。不可否认，天皇支配着日本人的

一切行为活动。吃饭，是受了天皇的恩，才得以享受了这顿

饭。工作成绩突出，不能说成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必须是在报

答天皇的恩。在古代歌者柿本人麻吕所做的和歌里，有不少

是天皇游幸和描述皇家集团的作品。《源氏物语》里光源氏的

地位高不可攀，但流放于须磨时，虽说是受到了嫉妒之人的排

挤，但还是顾及到了天皇的面子和地位，远赴他乡。天皇的命

令是一把双刃剑，从而可以看到日本人性格的双面性，表现在

战争中，可能上午视死如归，战斗到底，为天皇效力是军人不

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下午天皇说我们失败了，就立刻放下屠

刀，即使是投降，也是忠于天皇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效忠天皇

的行为，受到了天皇的皇恩。

日本民族性格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因为无法去预测他们

下一步会采取什么策略。性格文化的矛盾性和特殊性让我们

感觉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的一个与我们中华民族截然不同的

大和民族屹然立于东方。但是，这本书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视

角，并以一些二手资料为依据，观察日本民族而得出的结论。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到底如何，这需要

亲身亲历地实地考察为要。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本尼

迪克特运用了比较文化、比较哲学的方法来论及日本民族的

性格文化，有别于日本人所难有的独特视角，从另外一个角度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专业素质。

媒体的职责在于以新闻的真实性为根本出发点，在新闻

生产的每个环节里都坚持真实，坚持真理，贴近实际，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维护党和人们的根本

利益；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真正的成为党和人

民的代言人。传媒的这种职业精神在学术上称“新闻专业主

义”。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既不同于政治权力对它的要求，

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媒体的要求，而是一种服务行业的

专业化意识、一系列职业规范以及评判标准。它包括专业知

识的积累、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专业资格的认可、彰

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专业内部的自律。

从长远来看，记者内化自身的职业角色，自觉担当社会

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是新闻工作从业人员道德素质提高

的根本方法。③

（三）建立健全媒体监督机制是公信力提高的外在保障

实现监督传媒，除了靠党、政府和人民的力量以外，更需

要在传媒内部有一个监督机制，实行媒体“自律”。健全新闻

机构内部的监督约束机制，使记者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是

加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要细致周

密地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定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使

记者有制可依，量制行事。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做到赏

罚分明。各级新闻单位的领导要按制度办事，把制度实施真

正落到实处。

其实，山西霍宝干河煤矿行贿记者只是“封口费”的一种

表现形式。近几年，“封口费”问题已经从记者被动地收受贿

赂转变成记者明码标价、敲诈勒索，已经从违反职业道德转

变成触犯法律，已经从单纯的个人行为转变成一些媒体敛财

的主要手段。④

媒体是社会的瞭望塔和监测器。如果媒体将“封口费”

作为一项收入，那么公信从何谈起？新闻从业人员决不能因

为“封口费”放弃追求真相的职业精神，放弃媒体的公信力。

注释：

①周波.“以人为本”是媒体权力社会控制的根本.声屏世界，2006

年12月第25-26页.

②徐迅雷.山西垮塌：媒体的良知和努力方向.2008年10月9日

来自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③陈力丹.职业精神是传媒的立足之本.学习时报，2008年6月.

④李小红.由“封口费”引发的思考.青年记者，2007年12月下第

81-82页.

（上接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