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1、逻辑分析与辨证综合

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五步骤。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这都是肯定思必须慎，辨必须明，提倡细微分析。

儒家比较推崇“明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确定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墨经》所指出的“故”、“理”、“类”的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步骤和方法，亦有精到之处。

名家对于分析思维也有贡献。惠施的“历物”十事，既表现了辩证思维，也表现了分析思维。公孙龙讲“离坚白”，所谓“离”即分别之意。

法家韩非也很强调分析性、确定性的认知方式。

宋明理学家中，朱熹比较注意分析。他曾讲学问之道云：“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不余。”（《大学或问》）这就是兼重分析与综合。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析思维。我们今天以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时，应当注意发掘中国古代已有的成果，重建精密化的语言指谓关系，开拓明晰的概念认知系统，使概念和观念确定化，建立分析的程序、逻辑的结构和论证推理的规范，避免语言、概念、观念、判断、推理的空洞、游移、不确定、不严密，避免忽视实证、实验中严谨的工具、步骤、方法，避免以情绪代替逻辑，将怀疑视为结论，把主观估计的或然的东西当做客观实在的必然的判断。更不能以某种“需要”来决定“事实”。夸大朴素辩证法的主管随意性，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致密的分析方法，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弱有关。

中国儒释道所推崇的整体、流动、当下体悟的方法，与面对现象层面的方法确实有很大区别。由于我们民族久远以来的生存方式，以及汉字语言等各方面特性的缘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发达的是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

辩证思维方式所强调的是整体、对待、过程、流衍、动态平衡。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即着眼于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之内外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人体小宇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天地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古代哲学以“统体”、“一体”，或者以“道”、“一”、“太极”、“大全”“太和”等表明这个整体。

以《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的辩证方法论模型，是“一物两体”、“一体两面”、“一心二门”、“整体——对待——流行”的模型，或者说是“二元对待归于机体一元”进而发展“两面互动”的模型。例如以易、道、天、太极、太虚为“一体”，以阴阳、乾坤、形神、心物、理气、翕辟、动静等为“两面”。此两面并不是均衡的、平行的或平等的。两面的相反相成，其动力来自这两面的不平衡。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等等，即不是把矛盾双方的对立看成是僵死的、绝对的，亦不是把矛盾的统一看成是双方的机械相加，或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在相互补充、互相渗透、互为存在条件的前提下，由矛盾主动方面对于被动方面的作用，从而构成新的均衡稳定、动态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处在一个有机的系统之中。如道体即阳与

阴，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阳为主导，阴阳相反相成，合二以一，构成新的统一体。

承认内在矛盾推动事物发展，承认“分一为二”与“合二以一”是一条长链中的不同环节，肯定事物即是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使这一思想模式具有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这是一个弹性很强的诠释模式和思想架构。这种整体综合的方式，如果能以前述分析思维为基础，则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现代性。

2、直觉体悟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观物取象、立像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有：“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主张“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妄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妄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至。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主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和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除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一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著外物，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听、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顿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这种思维方式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主体对于最高本体的把握，不是站在生活之外作理智分析，而是投身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种感性体验，以动态的直接透视，体察生动活泼的宇宙生命和人的生命，以及二者的融汇。只有切实的经验，与自家身心交融成一体的经验，设身处地，体物入微，才能直接达到和把握真善美的统一。这种体验或证会，暂时破除了对于任何语言、思辨、概念和推理的执着，但绝不是说这些思维工具是微不足道的。恰恰相反，没有理智分析的素养，也难于把握最高本体。

这种思维状态、思维方法，又是一种境界，一种智慧。它可以是道德的、艺术的或宗教的境界与智慧。儒释道共通的、最高的智慧与境界，是彻悟最高的存在。人的安神立命之道、人的终极关怀发生了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科学知识、专业技术，而是因为他失去了悟性正智的作用，掩蔽了人的真性，生命理性不能显发，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无法洞悟、契合。本体与现象二分，上界与下界悬隔，偏见的执着，知解的纷扰，常常会妨碍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全体意义、全体价值和全体真相。

从哲学思想方法而言，我们应看到，直觉与理智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阶段或不同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当代世界哲学的趋势，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综贯。直觉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一方面又是后理智的。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这是先理智的直觉。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见其全，洞见其内蕴之意义，这是后理智的直觉。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没有一个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与矛盾思辨的，同时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哲学家而不采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所以东西方思维方式并不是绝对的直觉与理智的对立。我们要善于把东西各自的形式逻辑、辩证思维、理性方法、直觉方法等综合起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3、知行动态统合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息生活，身体力行，付诸行动，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境界。

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到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及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判断真善美的标准等问题。程颐、朱熹强调“以知为本”、“知先行后”。这里所说的知行，主要属道德范畴。“知行长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朱子对于知行问题的根本见解是：从逻辑上讲，知先行后，知主行从；从价值上讲，知行应合一，穷理与履践应兼备。也就是说，知与行之间有了时间上的距离；要征服时间上的距离与阻隔，需要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

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文成功全书》卷六）王阳明所说的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知往救等，即是自动的、率直的、不假造作的、自会如此的知行合一，既非高远的理想，亦非自然的冲动，更非盲目的本能。即心即理，即知即行，如此直接、当下、迅速。王阳明虽反对高远理想的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但他所持的学说，仍是有理想的，有价值意味的，有极短的时间距离的知行合一说。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批判地继承朱王，把知行统一建立在“行”的基础上，反对“离行以为知”，提出了“行先知后”说。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批评朱熹的“先知后行”说是“立一划然之秩序”。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知行的分而后合，肯定知与行各有功效。在此基础上，他仍然认为“知行始终不相离”、“相资以互用”、“并进而有功”。这样王夫之较为辩证地解决了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当然，王夫之所说的“行”，主要还是个人的“应事接物”，即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他的知行观，还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统一观。

在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观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哲学家的行为方式是理想与理性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他们各自强调的侧面虽有所不同，但把价值理想现实化，实践出来，而且从自我修养做起，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完全出自于一种自觉、自愿、自由、自律，这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传统知行观的现代改造，首先应由单纯的德行和涵养性情方面的知行，推广应用到自然知识和理论知识方面，作为科学思想和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为的理论根据。其次，这个“知”是理论的系统，不是零碎的知识，也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印象的一张白纸，而是主动的、发出行为或支配行为的理论。再次，这个“行”不是实用的行为，而应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它是实现理想、实现所知的过程，又是检验所知的标准。

总之，在传统哲学中，“道、易、诚、仁、太极”等本体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本体。就人与世界的基本“共在”关系而言，在传统哲学中是通过天人、体用、心物、知行之契合来加以沟通和联结的。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哲学由“内在超越”，使天道与心性同时作为价值之源，开掘心性，即靠拢了天道；落实行为，即实现了理想。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在现代仍然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源头活水之一。

论述性文本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谈谈工作思维与方法

谈谈工作思维与方法 茶余饭后，读了笛卡尔的《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结合近段时间的工作感悟，谈谈个人心得。 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书中所论述的不仅仅是个人对于生活哲理的感悟，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而言，更是一笔精神上的财富。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其比较通俗易懂，这本被称作现代哲学的“宣言”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作者的哲学方法与形成过程。对于工程勘察设计人员而言，很难挤出时间平心驻足地品尝一部晦涩艰巨的巨著，而它既非晦涩难懂，对于工作方法与思维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启迪。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留给人类文明最有思想内涵的佳话，也是我钦羡大师的伊始。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平日工作的总结与反思也恰恰证明了我的存在。而我想与众人分享的是笛卡尔在书中第二部分提到的关于方法原则的四条经典论述。 质疑精神 “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他当成真的接受”这是笛卡尔提到的第一条方法原则。这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与务实的思维，虽看似懵懂，但于我的工作而言却大有意义。勘察设计项目各有特点，基于经验的先人之见固然重要，但针对具体项目偶尔的“插曲”却需要保持怀疑精神，避免草率判断。平日里我们把自己抛在重复的时间模式中，固执地形成了绝对化的主观臆想与情感偏好，对于建筑标准规范恐怕已经摸索得滚瓜烂熟，但有谁愿意拿出时间去思考这么

做的真正意义。 有时建筑设计人员会将标准规范作为创作唯一恪守的准则，但这并不能成为好作品的充分条件。于不同项目而言，设计人员要敢于怀疑规范中的疏漏之处，应结合项目本身做出最适合的技术措施。当然这并不否定规范存在的价值，只是从务实的角度让我们的创作更人性化，更贴近生活实际。人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在工作中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思考—实践”，才可以提高理性思维的高度，保证工作的严谨。 化繁为简巧做“减法” “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解决；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 在这两条原则当中，我看到了处理问题的态度与思维方式。笛卡尔的这种“减法”思维是一种在工作中处理问题化繁入简、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设计院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我们面对的工程技术问题远远没有理想中那么顺利，尤其对于自己从事的建筑设计工作而言，项目初期场地的条件、建筑功能与场地环境的协同，功能对造型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方案创作就有了“次序与逻辑”。学会如何划清主次、轻重、缓急，并在不影响建筑功能的前提下做到统筹兼顾，考验的不仅仅是建筑师深厚的功力，更是方法与思维上的革新。 在八里工务段综合楼项目中，场地内存在既有建筑，同时还有高架桥穿过场地中央，对于新建综合楼的位置规划成为我们处理的难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摘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纪宝成 （摘自纪宝成校长4月2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 文化的特点是说高深就非常高深。说具体，传统节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新文化运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等，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应有的鄙视。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目的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破坏 当青年学生托福成绩达到令人惊异程度之时，却连中国的语言也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古文，很多学生连简单的古文也看不懂，一些博士论文在语言运用上十分不熟练，标点符号不会点，错别字连篇。不少人谈到外国的事情时了解很多，但在谈到屈原、司马迁时知道的就很少，再了解司马迁和屈原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时知道的人就更少。 文化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却始终都没有矫正到位。这种现象需要各方人士深刻反省。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败后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学习，即“西学东渐”，开始了学习欧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从蒙昧中走了出来，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然而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全盘否定态度，而且以后一代一代人把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以至于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丝毫没有自豪感。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惊讶，外国人更为惊讶。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 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不幸而言中，它的确埋下了深层的隐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一、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分析。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作业

张倩20126298 环境工程一班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1）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便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中国古人通过将中原地区华的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类型观；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以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进一步突出本土文化重伦常礼教的类型特征。近代以来，人们更是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界定文化类型。如严复，李大钊等人就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农业—宗法型”；梁漱溟则将中国、印度、西方分别为文化三类型。随着文化学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文化分类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演变、丰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在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土壤里完成的，中国因地域广阔、复杂，自古就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河谷型文化的特点是内聚力和容纳性强；草原型的文化特点是流动性和外向性明显；山岳型文化的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突出；海洋型文化特点是开放性和冒险性较强。 第二种意见是按照观念文化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孕育诞生在农业宗法社会的母体之中。大约在氏族社会后期，中国就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其后，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干。长期的农耕生活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人们安土重迁，追求生活的稳定与安宁，缺乏冒险精神。中国封建统治者视农业为立国之本，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困辱游业”，甚至认为“务末”则丧国。 第三种意见则是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格局，而发展期则是儒、法、道、佛并行，其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居中制衡作用。由于这样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形成传统社会共同的思维定式，使中国文化定位论理政治类型，中国古代论理道德、政治、法律，特别是论理道德纲常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把论理纲常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加以论证的特点。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制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观念文化与经济制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不同时期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垄断精神生产的阶级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因此，按社会形态、阶级属性分类是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为使这种分类不仅表现出文化的时代性，同时表现出文化的民族性，还可以在分类的标准上加些内容。如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家国一体的宗法特征，可成为宗法奴隶制文化。 上述分类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各种特点及这些特点的内在联系划分的。由于这些特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但他们分别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都有一定的理由。 （2）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用化、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入世功能。它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作用至今，实在得益于伦理――政治这一文化类型的粘合作用。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著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的思维有比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十分有帮助。西方的科学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注重方法与技术上的操作与实验，要求用精确的数字来把握所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归纳法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与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与牛顿时代，思辨的、演绎的人们和技术的、归纳的人们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既是实验家，又是理论家与思想家。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说是浑沌的、粗疏的，同时也是凭直觉性的整体性把握事物 中国人的思维 1、“天人合一”：推崇“整体思维” 2、“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善用“辩证思维” 3、“叩其两端”：喜欢“中庸思维” 4、“顿悟成佛”：偏好“直觉思维” 5、“唯上是从”：习惯“权威思维” 6、“这有什么用?”：讲究“实用思维” 7、“月印万川”：爱用“形象思维” 8、“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偏爱“循环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 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关注和找寻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流程。然而，一个多甲子过去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尚没有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汉字多年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其实，中国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好书。顺着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说文解字》中找到了许慎对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着，又在老子《道德经》中找到了三处关于“象”的阐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执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无形”。仔细揣摩许慎与老子所言，人们也许会问，许慎和老子所说的“象”指的是什么?华夏古人在始创汉字时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象”的认知是否真的超过了今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创新潜能与华夏古人的象思维是否有所关联呢?下面就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微浅看法。 中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许慎与老子在谈及“象”时虽不是针对美学问题所言，但这些话却是华夏古人审视人与自然过程中获得的特殊体验。在绘画艺术或美术创作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在“象与非象”、“形与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们在观察人与自然的诸多的“形”时获得了“象”的灵感。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美学教授指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的表现方式。而所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大规模服务设计部署经验谈 本文中提出的最佳实践，来自于作者多年大规模服务设计和部署的经验，为设计、开发对运营友好的服务提供了一系列良好的解决方案。 ■文／James Hamilton 译／赖翥翔 1 引言 本文就设计和开发运营友好的服务的话题进行总结，得出一系列最佳实践。设计和部署大规模服务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最佳实践集合都可能成熟并完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 ●快速交付运营友好的服务； ●避免清早电话铃声的骚扰，帮助备受运营不友好的服务侵扰的客户尽量摆脱窘境。 这篇论文是我们在过去的20年中在大规模以数据为中心的软件系统和互联网级大规模服务的 智慧结晶，包括Exchange Hosted Services 团队、Microsoft Global Foundation Services Operations团队以及Windows Live! 平台多个团队的经验。这些贡献经验的服务中，有不少规模已经增长到拥有超过二亿五千万名用户。同时，本论文也大量吸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面向恢复计算（Recovery Oriented Computing）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斯坦福大学在只崩溃软件（Crash-Only Software）方面的研究经验。 Bill Hoffman为本论文贡献许多最佳实践。此外，他还提出三条简单原则，值得大家在进入正题之前进行考量： 1. 做好发生故障的心理准备。 2. 保持简单化。 3. 将所有的工作自动化。 这三条原则形成了贯穿后续讨论的主轴。 本文的十个小节涵盖了设计和部署运营友好服务所必须做到的各个方面。它们是：整体服务设计；以自动化和预置（Provisioning）为目标进行设计；依赖关系管理；发布周期及测试；硬件的选择和标准化；运营和容量规划；审核、监控和警报；体面降级和管理控制；客户及媒体沟通计划；以及客户自我预置和自我帮助。 2 整体服务设计 一直以来，人们都相信80%的运营问题源于设计和开发，因此本节关于整体服务设计的内容篇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当一个地方或民族的思维方式经过代代流传而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习惯，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地方或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便形成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征服，特别是1840年开始的中国的殖民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华文明之外，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西方文化。西方人的服饰、饮食、习俗无一样同于中华，中西文化的分裂，不同文化的异质逐渐成为了一种公认。东西方在哲学思想源流上各自有不同的来源。东方体系（特别是中国）深受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历史悠久丰富，较注重情感的变化，因此东方诸民族观察事物有时是凭直觉、非理性、综合的，他们注重情感诉求。相对而言，西方的逻辑学承袭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三段论法”，因此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理性主义、善用逻辑、推理的思考，他们习惯有系统、有秩序地掌握事物的性质。因此，东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精神的、感性的、内向的、综合的、主观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物质的、理性的、外向的、分析的、客观的。 西方是分析式思维的传统，中国是直觉思维的传统。什么是分析思维呢？整体分解为部分或者不同情况来事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为进行研究。用三断论的方法。讲求大前提小前提，还有前项后项等。论证时还要不犯逻辑错误。什么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采取一种直觉的方式，多从整体上来待事物，停留在描述的层面。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在实践理论方面，直觉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而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而西方呢？对于规律的总结，理论之于实践，是西方惯有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中国人极具创造力，却没有西方的推广性应用。故而有人感叹：中国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例如，在食物的调味上，中国靠直觉和经验放调味料。而西方就会认真地写下多少分量的食物要放多少调味料。 西方式的思维多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思维则告诉我们如何接受。例如：在教育上，中国会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不能做，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弱于分析的。告诉我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没有理由，只是去做。而在西方则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 西方式思维是具象，中国式思维是抽象的。举个例子：在绘画里，前者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在他们背后加一双翅膀；后者为了说明仙女在飞，会以仙女旁边加几朵白云。 西方人善用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比如：中医的“肾”就不是专指肾器官，而是与肾相联的很多方面，就像是一个单位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