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转变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作用关系问题、空间组织问题、城乡关系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对以往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及其问题进行了评述。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应尽快实现城市化的推进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方式转变，城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由小城镇为重点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城市化的城乡关系模式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城市化的建设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反思；转变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9-0031-05
城市化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城市化的健康与否，与城市化过程中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即城市化模式有很大关系。虽然各国各地区城市化总的趋势和方向是一致的，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条件的不同，实现城市化的途径多种多样。同时，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和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模
式会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城市化政策和思路不断调整，推进城市化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也随之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适时选择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对促进城市化乃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对以往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
回顾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是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原有政府行政主导下的、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以小城镇为重点、追求速度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形势的变化。
(一)行政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纵观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以往的城市化进程受到行政力量和政策制度的深刻影响，资源配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未充分发挥。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化的推进具有浓厚的政府行政主导特征。城市化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人口、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是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和
流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如，人口迁移与就业、市镇设置、城镇规模扩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发展与城市职能定位等，都是在政府行政控制和政策制度安排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市场机制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开始在城乡、区域间进行合理流转。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非经济因素的减少及市场因素的增加，推动了近些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城市化的推进明显带有制度转型的特点，既有市场作用的成分，又有政府主导的色彩，但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地位仍不明确。市场化改革尚未做到相互配套和衔接，市场化的进程与城市化的要求仍不适应。城乡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形成，而户籍迁移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仍不能与之匹配。城镇建设用地的转让和使用也已基本市场化，而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进，实行补偿价格而非市场价格，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的巨大利益差使得“圈地热”难以遏制。
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受到人的主观意识影响，由于对城市化规律认识的偏差，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情况。过去对“城市病”的恐惧，使政府采取限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政策，导致城市化进程滞后。而近年来随着各界对城市化的重视，又使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
为一项政绩工程，普遍存在贪大求快的倾向，盲目追求建设速度和规模，而对社会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益较差。在表面上看，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降低了城市化的资金投入，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甚至可实现跳跃式发展。但人为推动的城市化模式缺乏资源合理配置的内在机制，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化道路的偏差。
(二)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执行的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都强调了以小城镇(市)为重点的发展思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采取在空间上广布点、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发展模式，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中国城市化处于起步阶段，城镇数量少，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来推进全国的城市化进程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城乡管理体制下，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人口城市化不可能以大中城市为主要载体来进行。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的发展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起到
了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人了加速发展阶段。尽管国家仍十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口和经济在大中城市集聚的态势十分明显。从实际的发展来看，大城市发展最快，中小城市次之，小城镇最慢。同时，小城镇一哄而上、盲目发展、规模普遍偏小、城市效应不足等问题日益暴露。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形势的变化。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大城市模式或折中的中等城市模式。但不管是小城镇模式、大城市模式，还是中等城市模式，都只涉及城市规模而忽视了区域城市空间组织结构的演化即城镇体系的发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这种以城市个体而论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方针，已明显与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实际不符，从而失去了其现实的指导价值。
(三)城乡分割的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约束下，以往的城市化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城乡发展相互隔离。在城乡分割的城市发展思路下，城市发展始终没有摆脱长期依赖农村输血的传统模式。在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资源分配体制下，政府对农村不仅投入少，而且长期从农村和农业部门抽取剩余，导致城乡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农业发展后劲和农村积
累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进程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民进城就业和落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壁垒”。即使是近些年来实现了职业转化和地域转移的进城农民，也很难获得身份的转变和城市社会的保障，难以实现市民化，由此可能产生“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问题。广大农村人口没有充分分享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实惠，相反，在城镇建设过程中“三农”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种城乡分割的城市化过程，不仅阻碍农村的发展，激化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矛盾，而且制约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弱化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有其客观的规律性。但城市偏向的二元体制扭曲了这一资源配置过程，强化而不是缩小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等资源要素加速向城市流转，而人口却不能有效转移，城市化与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这种城乡分割的城市化模式使城乡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无法建立起来，对农村发展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协调，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质性改变过去沿袭下来的城乡制度安排和城乡管理政策，摒弃城乡分割的城市化道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四)粗放型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从以往城市化的建设方式看，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
中国城市化主要还是依靠高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来推动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问题十分突出。城市化过多地依赖于数量、规模的外延式扩张，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城镇发展总体上没有摆脱粗放型的扩张模式。城镇土地低效利用，用水效率低，建筑能耗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居高不下，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致使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初期，为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生活空间的需要，必须不断扩大生产和建设规模，注重追求数量和规模，而这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不得不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的大量投入及环境保护、治理的低投入。因此，这一阶段的城镇建设、发展模式一般是粗放型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较差。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自20世纪90年代后已进人中期发展阶段，而资源利用方式和城镇发展模式并没有随之转变。这种粗放型的城镇发展模式，过分追求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益，造成城镇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严重阻碍了城镇质量的提高和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制约和影响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城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已
相当严重，如果还继续延续原有的发展模式，现有的资源环境状况根本无法支撑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城市化模式的转变方向与策略
城市化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已失去其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阶段的变化，尽快推进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变革。
(一)推进城市化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
在动力机制的作用和调控方式上，城市化推进模式应实现由行政主导型向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型转变。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改变以往城市化过程中偏重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要素的调控方式，尊重市场规律，建立市场化的城市发展机制。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生产要素集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城市化推进的内在机制。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保证与城市化相关的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城乡资源要素，促使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从各国城市化的经
验看，市场主导下的城市化进程是最有效率的城市化方式。在世界其他国家，市场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结伴而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以市场化为中介来维系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进和城市产业分工多为市场选择和市场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市场体系的变化在前，城市体系的变化在后。市场化使城乡间的要素配置更有效率，推动城市化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有其内在的规律，既要避免人为地设置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阻碍，又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城市化建设。尊重市场选择、运用市场机制是防止城市化进程出现偏差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能解决城市化的质量问题。从国外城市化实践的经验教训看，完全由市场引导的城市化存在着公共产品等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单靠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而没有政府的参与和引导，必然会造成城市建设的混乱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具体而言，城市化的进程管理应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城市化的质量管理则需要以政府为主体，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应转变行政主导的推进模式，既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场化，也不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而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合理发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作用。
实现城市化推进模式的转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市场化的城市发展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组织调控体系。要为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城市发展的内在调节机制，保证各种城市化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要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二)由小城镇发展模式向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模式转变
在空间组织形式上，城市化模式应实现由以小城镇为重点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发展的空间组织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对城市化的地域发展模式予以调整，以适应城市化空间发展形态的变化。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看，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处于分散孤立发展阶段，城市数量少而分散，相互之间的联系薄弱，区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长；在城市化中前期，城市处于加速集聚阶段，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大城市利用其较强的集聚效应优先增长，同时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逐渐增强；在城市化中后期，随着大城市辐射扩散效应
和中小城市集聚效应的强化，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壮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要求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不是城市化发展的规模模式，而是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模式，是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的
结合。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从区域的整体出发，推进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加强区域功能整合，完善区域城镇体系，促进城市群体的发展与联动，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发挥城市间互补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以大带小，既克服大城市发展中的局限性，使大城市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基础支撑，又使中小城市获得集聚和增长的动力，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要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
(三)实现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
在城乡关系上，城市化模式应实现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
筹转变。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原有的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需要尽快调整城乡发展的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理论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要靠农业和农村提供剩余，当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农业的相对地位大大下降，工业的扩张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来完成，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因此发生结构性转换，农业、农村逐步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和地区。这个阶段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趋于协调的阶段。目前，中国已进人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已具备“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条件，需要在城市化过程中调整城乡发展的关系，摒弃城乡分割的城市化道路，将城市与农村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
转变城市与农村相脱节的发展模式，应从制度再造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角度，通过改革城乡体制、调整城乡结构，寻求城乡发展失调的解决之路。就是要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以体制和政策的城乡统筹为基础，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三农”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建立地位
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互动、城乡交融、城乡一体的城市化道路。推进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重在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互动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割、相互脱节的发展模式，使城市化成为城乡之间互相吸收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实现城乡双向、互动的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改变城乡分割的体制、城乡分治的做法和重城轻乡的倾向，把城市和乡村纳入到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调整城乡结构，既要发挥城市化对城乡发展的带动作用，又要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城市化模式应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的压力将更加尖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城镇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相对集中，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大，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城镇建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切实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城镇发展模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集约型城市
化道路。
集约发展是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城镇资源利用效率高、人口承载力大的内在优势，把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以缓解城镇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是推进集约型城市化的有效方式。要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城镇。强化规划的调控作用，合理控制用地规模，鼓励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要节约、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镇。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大力推广节水措施，促进全社会节约和合理用水，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节能型城镇。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工业、建筑、交通和生活节能，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要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型城镇。强化环境管理，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机制，加快城镇环保设施建设，加强城镇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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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春英)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城市化道路的几个阶段
城市化道路的几个阶段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高低的核心指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就确定了两个重心转移（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方针，城市化与工业化均提上现代化日程。从现代化融合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城市化道路可划分为以下六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2），为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城镇化恢复期。属于经济恢复、政治重构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的时期。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10.6%。到195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6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12.46%。这一时期，我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在国营经济主导下共存发展，城市化与市场化融合在一起。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城市建设逐步展开，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城镇化水平稳步增长。但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在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力量干预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限度。到1952年，国企职工已经占到职工总数的96.67%。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根本方向的发展战略。要求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农业与乡村必须在工业与城市领导下才能发展，才能机械化、现代化。这一时期虽然并没有太强调城市化，但极其强调工业化。要求即使商业占多数的城市也要以工业为主，城市化与工业化高度结合。但与市场化的结合逐渐削弱，国家力量组织的城市人口下乡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农村人口进城二者并存，城市二元结构虽然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形成。城市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不多。城市之间通过市场与政府的资源分配保持联系。城市结构是大城市主导的城市化结构。 第二阶段是“一五”计划（1953-1957）与“三面红旗”时期（1958-1960），为快速城镇化与急剧城镇化时期，城镇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其中，“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城镇化率由12.46%上升为15.39%。到1957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9940万人。“三面红旗”时期（1958-1960），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化均出现了“大跃进”。城镇化率进一步由15.39上升到19.3%。到1960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1.31亿人。新设城市33座，新设建制镇175个，城市达到208座，比1957年增加18%。这一时期提出了10-15年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任务。决定以“人民公社”理念重新规划一切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数量迅速增多，城市工业普遍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均得到快速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开始出现。由于城市化速度太快，以至城市规划多变。市场经济急剧向计划经济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初步形成，城市化与市场化逐渐分离。其中，“一五”计划时期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计划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消亡。“三面红旗”时期为初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自我调整期，计划经济已经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也开始暴露集权指挥的弊端而进行自我调整，中央计划权力下放地方，市场经济也重新发挥有限的作用。整体看来，全国市场、城乡市场已经被行政体系与公有制企业分割。当时的城乡市场很据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分工负责的原则，划分经营范围。即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市场归国营商业负责；集镇和农村的市场归合作社商业负责；一般县城及大的集镇，由各省根据不同条件，划归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单独负责，或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双方共同负责。城市化主要由工业化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偏重内地，偏重建设新城镇，偏重发展工业城市，重点是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第三阶段是“大调整”（1961-1965）与“大动乱”时期（1966-1977），为城镇化停滞、城镇乡村化与逆城镇化时期。在大调整时期（1961-1965），大量城市工业项目被取消或收缩，大量职工被精简，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下乡。建制镇标准被提高，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被压缩。城市发展停止，城市建设停步，城市规划取消。1961-1962年，城镇化率由19.7%降为17.33%。1962-1965年，城镇化率只有微弱的上升，由17.33%升到17.98%。城市由208座削减到171座。精简近2000万职工和2600万城镇人口。大动乱时期（1966-1977），工业方面主要搞“三线建设”。为了配合“三线建设”，城市建设采取不要城市、不要规划的“山、散、洞”理念，开始了城市的乡村化、村落化建设，工厂与城市建在山沟里与山洞里，以消除工厂与城市特征，形成许多规模极小的工厂聚集点与工人居民镇，服务设施低标准，以消除城乡差别。由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城镇新增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同时还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 Chinese urbanization progress is circuitous. As aggressed by west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in imbalance. After PRC was foun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make a layou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0s move urban population to the village, which made Chinese urbanization be in dead state. Normally speak, from 1949 to 1978,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very slow. In 30 years from 1950 to 1980, the urban population rate in the whole world raise from 28.4% to 41.3%, the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aise from 16.2% to 30.5, but Chinese rate was only raise from 11.2% to 19.4%. 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At this period, Chinese urbanization present these feature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was the main body i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a was limited by the planned economy. Secondly, the urbanization was lack of competence to absorb nonagricultural work force, and the market was not in commodity economy. All above made a bad result. The city and the village were likely separated.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put government-planning assignment into practice in city, while it control rural population and limited it. This hold back the freely mobility of population.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3.1 城市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到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30.90%，城市数量达668个，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已增加到81个，建制镇已发展到19244个。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自建国以来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1949—1957年的起步阶段，1958—1965年的波折阶段，1966—1978年的停滞阶段，197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80年国务院制定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等都对各个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起着政策上的指导作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的状态是“严重滞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国城市人口比重过低，城市数量过少；二是对广大人民的需要而言，现有的城市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学者们大致提出了四种方案：（1）农村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化，说到底就是如何让9亿多农民城市化，如何让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主要载体是小城镇，利用小城镇可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的工业化，改变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2）区域城市化道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区域城市化可以集中地区优势首先进行区域内部的城市化，然后再向周围扩散。（3）建新城市。前面已讲到，我国城市数量过少，建新城可以降低改造旧城的成本，使新的人群城市化。（4）城市现代化或再次城市化道路。让现有城市内部的城中村民、市民快速现代化、再次城市化，城市设施、经济、文化、环境设施现代化，不断与国际接轨，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变。 我国的国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表明，我国不应走限制大城市发展、实行小城镇化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而应该选择以发展大中城市和大都市带为主、以小城市和城镇为辅的模式。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分为三个层次：在具有优良的生存与发展条件、适宜建设和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平原地区, 集中了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大部分, 以发展大中城市和以大都市为龙头的密集城市带, 作为主要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在西部高寒、沙漠、草原和南方山岭地区, 以点状分布状态大中小城市并举作为主要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在大都市带和点状城市的周围广大乡村地区, 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各地情况不一，同一地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在城市化的具体操作上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比如西部应该注重开发、建设，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东部应该注重城市文化的建设，培养城市的人文气息。而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西部人口分散，应该先进行小城镇建设，使人口实现初步的聚集，然后再进行小城市、大城市建设；而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展水平高，城市人口比较集中，城市建设应该向周围扩散，比如建设一些卫星城。四﹑简单的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教训告诉我们，城市化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我国的实践和经验也表明，中国新时期的城市化必须在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化理论的构建必须在新型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以建设城乡结合、工农业结合的田园城市为基本目标，城市建设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人与自然、人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为前提，走出一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效益统一的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摘抄 2006年07月13日星期四 09:47 1、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stiglitse在世界银行一次会上讲到：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2、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是城镇化的起飞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到了这一阶段，城镇化将会加速发展，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会成倍增长。城市化水平达到30%，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阶段，就意味着公用投资将超过私人投资，城市化将高速发展，经济社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孔德余 并不认同所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未来将转向改善性需求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还不到50%，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大致面积相等的国土面积，还养育着相当于美国20倍左右的农民，说明中国农民的人均可利用耕地面积可能达不到美国农民的1/20，那么中国要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还很漫长。 未来持续漫长的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那么，未来城市化的路径到底是让现在的大城市无限扩大，还是发展中小城市？如果说让大城市无限扩大，依据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未来上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人口的城市在中国会有很多。而就现状来看，大城市最大的优势是商业设施、商务设施、就业条件、政府服务、教育、医疗的优势集中；但超大的、在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城市规模，也会面临全世界的城市都未出现过的严峻问题，比如交通问题、空气质量问题等。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仅仅一个超级大的交通压力完全可以让整个城市瘫痪，而交通压力的出现，同时就导致一个大城的整体效率大大降低。如果继续放纵各种优势向大城市集中，让人口也继续向大城市集中，很显然，终究有一天那些超级大城市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到那时，再来发展中小城市恐怕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可以说，中国的城
市化绝不应该把超级大城市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小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通优势和空气质量的优势；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大城市的优势，却恰恰成了中小城市的劣势，因此，中小城市目前因为政府服务水平、商业商务配套、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落后于大城市，而失去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出现大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持续增强，中小城市的聚集能力还在不断减弱的态势。如果中小城市从抓政府服务的提升开始入手，并将商业、商务功能，医疗、教育水平都提升到与大城市的水平基本一致，再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匹配相适应的产业规模来解决好就业问题，中国中小城市还会继续像现在一样不能与大城市竞争？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方向还会是大城市？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回避对中小城市的依赖，尽早解决好中小城市发展中的服务水平，提升商业、商务、教育、医疗等功能，促进中小城市的就业能力，才是出路。同时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会成为商业、医疗、教育、以及与城市规模和满足就业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将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2015年9月11日
交通安全反思检讨书
交通安全反思检讨书 交通安全反思检讨书 尊敬的xxx： 我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为xxx车辆交通事故做深刻剖析和检查。 20xx年x月x日星期五我x从………………(事情经过)，造成单位安全安全发展形势受到严重损坏，危害极其严重： (一)辜负了各级首长对中队的信任 一直以来，我中队的全面建设都得到了各级首长的关心和帮助，中队在良好的环境中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各级首长对我连在车辆保障方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我连执行。这次事故的发生让我们愧疚万分。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职，辜负了首长的信任，也破坏单位安全发展的大好形势。扪心自问，确实是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职，深知车辆交通安全的重要，也看到了其他单位出事的危害，轮到我连怎么就对车辆交通安全没引起充分的重视呢?深刻反思我连工作的失误，我连官兵定会以认真而严肃、虔诚而紧张的态度看待车辆交通安全工作。 (二)分散了首长机关的工作精力 在单位大项任务多，抗洪抢险任务重的情况下，在省军区刚刚召开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发生这起事故，非常不因该，严重干扰了首长机关的工作，极大的分散了首长机关的精力。今年以来，各
级首长一再强调今年的保障任务与往年有很大的不同，车辆交通安全工作是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不得半点马虎，绝不能有半点差错。但是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职，导致首长机关不能全力投入到指导单位全面建设中去，严重分散了首长机关的工作精力。 (三)破坏了单位安全发展的良好局面 今年以来，全区车辆单位都在大抓军事训练，搞好思想教育，严密组织驾驶员作风整顿，狠抓军车交通运行秩序。截至事故发生前，我连还进行了道路通行规则的教育。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职，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是我们直接破坏了单位良好的发展势头，给单位的建设抹了黑，使单位车辆装备受到损坏。事故造成车辆xxxx的副驾驶车门变形，部份重要零部件损坏，不能正常使用。同时地方当事人货车驾驶员身心受到伤害，财产遭受了损失，事故损坏了军人军车在人民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xxxx交通事故的教训是深刻惨痛的。任何事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有深刻检讨我连支部在工作中的失误，深刻查找事故的原因，深挖根源才能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经过深刻剖析，我连支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安全防事故工作不深不细，没有把握住关键问题环节 这次事故的发生表明中队存在安全防事故工作不深不细，没有把握住重点。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各类教育整顿的重要作用。教育整顿虽然组织得多，只注重形式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虽然按照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论发展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论发展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摘要］简述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进而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发展小城镇是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发展小城镇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小城镇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小城镇利于西部大开发,发展小城镇利于建设生态城市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小城镇中国城市化 1 引言 城市化，是指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中，为节约时间、节约资源向特定空间集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已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且还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目前中国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徘徊，而对于中国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继续坚持控制大城市，积极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以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若干城镇所形成的城市群(或叫城市圈、城市带)的发展模式。其实，这两种意见来自于两种思路，一个强调中国特色，一个强调一般规律。总而言之，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既要强调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针对21世纪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与设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论证。全书以中外城市发展历史的脉络为经，以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为纬，编织出21世纪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基本构想。《报告》认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市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都必须重视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主讲人：李津逵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一方面人们尽情的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与舒适，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到了城市发展过快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作为世界人口最大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学者把中国城市化列为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大因素之一。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呢还是全世界的祸水？确实有学者提出了这么严肃的问题。那么面对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使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津逵先生。李先生您好！ 李津逵：您好！ 王鲁湘：欢迎您作客《世纪大讲堂》！ 李津逵：谢谢。 王鲁湘：我看了一下李先生的简历，突然发现我们两个之间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个人年龄相仿，李先生比我略微大几个月。我们都是从城市里头在那个时候下乡做知青，然后在知青里面过着一种很艰难生活。所以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又后来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两个同时在那一年参加了那一次决定历史命运决定个人命运的那一次高考，我们都成了大学生，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城市，并且最后在城市里面工作，在城市里面生活，在城市里面安家成了一个城里人。所以对于城市化我们是有双重理解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农村里面干过。那么您的经历使您对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向往？ 李津逵：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是在东城区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开，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在干活的时候，我要能在那个招待所里当一个服务员该多好？ 王鲁湘：对。 李津逵：就想这个事。 王鲁湘：对，当时我们知青所有的梦就是回城，想尽一切办法包括不择手段就是要回城。为什么要回城？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社会里面，城市比农村具有太多太多的优越性了。所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城里人，然后到城里面生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然以我们预料不到这样一种发展的速度突飞猛进发展起了，那么您也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您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在这30年中间有阶段性的区分吗？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 李津逵：我感觉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大量的这种三来一补的工业在沿海地区落户之后，创造了城市中间巨大的就业岗位，这个时候农村中间大量的青年走向城市，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 王鲁湘：我们产生了城市化要求的一个推动力。 李津逵：对。 王鲁湘：社会的一个推动力。 李津逵：就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是向往城市生活，但是他走不进城市。 王鲁湘：走不进。 李津逵：比如说明清的时候有那个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因为城市里面没有就业岗位，农村又没有余粮供养城市，农村的这个耕织结构又非常的顽固，这种情况下一直就没有突破。但是当我们中国加入了全球的经济分工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一天到来了。 王鲁湘：对，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您是学工科的。
交通安全反思心得体会
交通安全反思心得体会 交通安全关乎生命，生命没有彩排。全世界过6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车祸，全世界每一 分钟就有人伤于车祸，全世界死于车祸比世界大战死的还要多，而我国交通死亡事故是全 世界第一，每天，都会有人命丧于那无情的飞奔车轮底下，成为交通安全路上又一个警示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依然是各种事故领域的“头号杀手”。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我们欠缺安全防卫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差，因此对少年儿童进行安全教育的形 势相当紧迫。 为了更好地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更好地珍视我们生命，在此，我向全体小学生发出倡议： 1、我们要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遵守交通规则，加强安全意识，树立交通 安全文明公德。 2、当我们徒步行走于人来车往的马路时，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在马路上嬉戏 打闹。 3、当我们时马路时，多一份谦让与耐心，不闯红灯，走人行横道，绝不能为贪一时 之快，横穿马路。 4、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学生骑自行车。放学回家一定要排好路队。 遵章守纪，就是尊重生命，尊重自我。当我们能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便向 文明的彼岸又靠近了一步。重视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呵护这文明之花，让我们远离伤痛，珍爱彼此的生命吧。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了解交通和法律常识是非常必须的。为此，在这次新学期军训期 间学校专门举行了有关这方面的讲座，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老师就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报告，报告通过真实的案例深入浅 出的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并提醒我们青年学生要注意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要学 法用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众多案例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个同龄人的故事。这 位青少年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却不知悔改，最终走进监狱毁了自 己得一生……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类似的 情况，有些学生品行不端正，在校不尊重老师，与老师顶嘴;在家不尊重父母，嫌父母唠叨;在学习上不够用心,打架斗殴;在生活上成帮结派，到处惹事生非……居然还认为自己 的行为是对的，或者觉得这些都是小错误小问题，其实不然，前人说过“勿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正是不注意在学习生活上细微处的反省和改正，许多人才一步步走上 犯罪的道路。我们青少年心智还未成熟，对社会还没有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上的 一些诱惑还没有一种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抵抗力，所以犯错是难免的，但必须认识到自己的 过错，并及时改正，下不为例。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学好文化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因
中国城市化的三大问题与三大对策
刘勇：中国城市化的三大问题与三大对策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博士 “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十五”即将过去，在这期间以及此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十一五”即将开始，未来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应该如何选择？可能面临哪些难题？应该采取哪些对策？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 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刘勇博士。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化目前的水平以及它所处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 刘勇：统计显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２００４年为４１．３％，处于３０％—７０％这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我认为，城市化本身由两种力量推动：一是大城市的拉动；二是农村人口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城市化进程。 ３０％到７０％之间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相配合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各种产业特别是城市里面都兴旺发达，所以人口向城市集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２１世纪将由两大力量或者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要求。大的背景就是如此。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确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已有五年，您如何评价这五年的发展？ 刘勇：第一，城市化的确成为推动我国十五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是符合国际潮流的。第二，在“十五”这五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主要有哪些问题，我们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刘勇：第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虽然土地非农业化了，但是人口并没有非农业化。实际上城市化就两点，一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职业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这是从人口上说的；第二个是土地的非农业化，即土地由原来的农业用地变为二产和三产用地。 第二个问题就是经营城市的误区。所谓经营城市，说白了就是借钱去搞建设，或者说是卖地去搞建设。这是完全不对的。问题就在于它把城市化仅仅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当然是必须的然而城市建设毕竟是公共产品，过分依赖于非财政性资金是存在风险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会产生哪些问题呢？ 刘勇：经营城市误区造成的典型问题就是开发区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开发区遍地开花这是绝对绝对的错误。开发区是重要的，有的城市老城推不动，就搞新城来开发，这是对的，但遍地开花就不可行。举个极端的例子，某沿海省份的一个县，本来有十二个乡镇，为了使各个地方都发展起来，就把乡镇都改为街道，因为有街道就可以搞开发区，就大量地开发土地，小小的县搞了十二个开发区，且不说底下的村镇都可以搞开发区。 中国经济时报：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勇：基础设施的钱从哪里来且不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集中，而那十二个分散的开发区是分散的，人口离土不离乡，一点经济效益都没有，反而会造成土地大量的浪费。